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促進了FDI流入嗎？

摘 要：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僅保持要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的穩定增長，更要注重其質量和結構的提升，以創新型產業集群為代表的高水平產業發展則可以有效促進高質量外資流入。以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為準自然實驗，采用2005—2020年276個城市面板數據的雙重差分檢驗表明：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能夠顯著促進所在城市的FDI流入，其中存在試點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和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來促進FDI流入的機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顯著促進了勞動力成本低城市的FDI流入，但會抑制勞動力成本高城市的FDI流入；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FDI流入促進效應在財政實力較強的城市更加明顯；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FDI影響高質量發展具有調節效應，可以通過促進FDI的規模增長和質量提升進一步推動創新質量改善、產業結構升級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從而助力高質量發展。應加快推進創新型產業集群建設，繼續擴大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充分發揮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對高質量外資的吸引作用。

關鍵詞：創新型產業集群；營商環境；人力資本；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勞動力成本；財政實力

中圖分類號：F125.4；F242.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0-0082-12

引用格式：景國文.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促進了FDI流入嗎？——兼論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J］.西部論壇，2023，33（3）：82-93.

JING Guo-wen. Has the pilot policy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promoted FDI inflows？： also on its impa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J］. West Forum， 2023， 33（3）： 82-93.

一、引言

高水平對外開放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外商直接投資能夠通過促進技術溢出與轉移、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等途徑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田素華 等，2019；才國偉 等，2019）［1-2］。長期以來，我國實際利用外資規模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然而由于勞動力成本攀升、國際經濟關系變化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部分外資企業撤離中國。在此背景下，有學者擔憂外資撤出會對我國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實際上，隨著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引進外資也要為科技創新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幫助（張廣婷 等，2019；方慧 等，2021）［3-4］。為促進高端產業發展，實現創新驅動發展，2011年科技部開始實施“創新型產業集群工程”，并在2013年認定了第一批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注重企業、研發機構、服務機構的協作，通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帶動傳統產業發展，調整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當前，學術界對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經濟社會效應給予了高度關注，但缺乏其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政策效應研究。那么，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能否吸引更多外資流入？能否通過吸引外資來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科學回答上述問題，不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評估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也可以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參考。

與本文相關的研究主要包括外資流入的影響因素和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政策效應兩個方面。關于外資流入的影響因素研究，相關文獻可謂是汗牛充棟、數量眾多，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從需求和供給層面研究市場規模、人力資本、技術創新、基礎設施等因素對外資流入的影響；二是從制度層面研究制度環境、知識產權保護、營商環境、環境規制、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三是從區位條件層面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城市空間結構、城市群融合發展、自貿區設立、數字經濟發展、智慧城市建設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關于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政策效應研究還不多。張冀新和李燕紅（2019）、田穎等（2019）研究發現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有利于創新能力提升［5-6］，王歡（2022）分析表明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促進了高新技術產業發展［7］?？梢?，雖然有關創新型產業集群的研究已經比較豐富，但是對相關政策的效果評估還處于起步階段，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文從外資流入的角度分析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政策效應，與已有文獻相比，主要邊際貢獻在于：一是從吸引外資的視角研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流入的影響，并采用調節效應模型探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和FDI流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交互影響；二是采用城市層面的樣本數據，通過多時點DID模型識別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外資流入的影響，深化和拓展了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政策效應研究；三是對政策效應的機制探究以及基于城市特征的異質性分析，不僅豐富了關于FDI流入的影響因素研究，也為通過高水平的產業發展促進高質量的外資流入提供了經驗借鑒和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創新型產業集群是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下，積極培育新興產業和促進地區創新能力提高的重要載體。創新型產業集群的主體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高科技企業，其發展將通過加強科研機構、企業、中介服務機構的合作加速創新資源的集聚。自2013年第一批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名單發布后，全國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已涉及55個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在發明專利數量、技術人才、行業標準制定、營業收入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績，同時，還通過優化地區營商環境促進人才流入。例如：石家莊市為促進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深化“店小二”理念，建立企業書記直通車、企業家早餐會等溝通機制，并積極解決企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不斷改善地區營商環境；寧波市為培育創新型產業集群的競爭力，對引進人才給予購房、租房補貼，并對高層次人才的創業項目給予項目啟動資金補貼。

1.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與FDI流入

由于人口的規模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我國吸引外資的優勢正在從勞動力成本低、市場規模大等向技術和制度優勢轉變。為促進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試點城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增加促進企業創新的制度供給，減少外資企業投資的后顧之憂；同時，積極改善營商環境，為外資企業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投資環境。此外，試點城市在創新環境改善、人才培養與使用等方面進行改革探索，有效提高了本地的人力資本水平。因此，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增強了所在城市吸引外資的區位優勢，能夠促進FDI流入的增加。結合現有文獻，本文主要從營商環境改善和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兩個方面分析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促進FDI流入的機制。

一是營商環境改善機制。商業投資環境改善、投資便利化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重要作用（張亞斌，2016）［8］，營商環境優化能夠促進FDI流入（Morris et al，2011；Chen et al，2020）［9-10］。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所在城市營商環境的優化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出臺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打擊侵犯企業知識產權行為，改善企業創新環境。第二，為促進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地方政府強化服務意識，不斷優化行政職能，簡化科技企業投資流程，方便企業辦理業務，并在融資、土地、稅收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王歡，2022）［7］，為企業投資營造了良好的環境。第三，科技部定期對創新型產業集群建設情況進行考核監督，給予試點城市考核壓力，促使其積極改善營商環境，提高招商引資吸引力，進而促進本地的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

二是人力資本水平提升機制。人力資本是影響外商投資的重要因素（Noorbakhsh et al，2001；李江輝 等，2019；Hammami，2019）［11-13］，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增加外商直接投資。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有效促進了所在城市的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第一，完善人才扶持政策，改進人才評價方式，在科研成果立項、成果轉化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為科研工作人員的全面發展創造良好條件，促進整體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王歡，2022）［7］；第二，促進協同創新、集群創新，為企業間、企業與高校間搭建創新合作平臺，促進創新要素集聚，增強企業對人才的吸引力；第三，引導社會資本、科技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創新型產業集群建設，通過支持企業創新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1：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所在城市的FDI流入具有促進作用（H1a），其中存在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和提升人力資本水平來促進FDI流入的機制（H1b）。

2.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影響FDI流入的異質性

一是城市勞動力成本的異質性。FDI流入會受到地區勞動力成本的影響，勞動力成本較低是東道國吸引外資的重要比較優勢。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行業，東道國的工資提高將會導致跨國企業減少投資（Rasciute et al，2016）［14］。在企業微觀層面，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會提高外資企業退出的概率（李磊 等，2019）［15］，并抑制外資企業的創業活躍度（陳強遠 等，2022）［16］；在宏觀層面，勞動力成本外生上漲會抑制FDI進入（馬雙 等，2020）［17］。因此，地區勞動力成本上漲不利于吸引FDI流入。經濟發展水平和勞動力資源稟賦的差異會導致不同的城市勞動力成本不同，在勞動力成本低的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能夠吸引更多FDI流入，而在勞動力成本高的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可能難以吸引更多FDI流入。

二是城市財政實力的異質性。在創新型產業集群創建和發展中，試點城市的政府會采取多種優惠政策來改善地區營商環境，吸引高新技術產業和人才流入，促進產業創新發展，這有利于FDI流入增長。但是政府對企業的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舉措會受到其財政實力的影響。在財政實力強的城市，財政收入高，地方政府可以在營商環境改善和人力資本水平提升上投入更多資金和資源配置，為外資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也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財政補貼等，從而會強化對外資的吸引力；而在財政實力弱的城市，財政收入少，在改善營商環境以及對企業提供優惠政策等方面的能力也弱，從而會制約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促進FDI流入的作用發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說H2：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所在城市FDI流入的促進作用存在異質性，表現為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城市和財政實力較強的城市這種FDI流入促進效應較強。

三、實證研究設計

1.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為檢驗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外資流入的，構建如下基準DID模型：

FDIit=α+βPostit+γXit+vi+vt+vst+εit

其中：被解釋變量（FDIit）為“外商直接投資”，參考肖挺和葉浩（2022）做法［18］，采用樣本城市實際利用外資規模（用價格指數進行平減）的自然對數來衡量；核心解釋變量（Postit）為“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即是否受到政策影響的虛擬變量，創新型產業集群所在城市在試點當年及之后賦值為1，其他賦值為0；Xit為控制變量；在模型中控制了地區（城市）固定效應vi、時間（年度）固定效應vt、省份-年度聯合固定效應vst（下標i、t、s分別表示城市、年度、省份），εit為隨機誤差項。

參考肖挺和葉浩（2022）、魯玉秀和方行明（2022）的研究［18-19］，選取以下控制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采用人均實際GDP的自然對數來衡量。（2）“科技投入力度”，采用科技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來衡量。（3）“金融發展水平”，采用金融機構年末貸款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衡量。（4）“勞動力規?！?，采用總就業人數的自然對數來衡量。（5）“政府支出”，采用政府財政支出與GDP的比值來衡量。（6）“對外開放程度”，采用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衡量。（7）“產業結構”，采用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其中2017—2020年的工業增加值根據5年年均增長率進行填補。

2.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以2005—2020年276個地級以上城市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其中，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財政支出、科技支出、金融機構年末貸款總額、人均GDP、工業增加值、進出口金額等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經網以及相關地區的統計公報、政府工作報告等。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其中，“外商直接投資”的均值為11.303 6，最小值為5.897 0，最大值為15.394 2，差異明顯。

四、實證檢驗結果分析

1.基準模型分析

采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政策效果評估，需要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條件。為檢驗在政策實施前處理組與控制組是否存在平行趨勢，考察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前后5年內控制組和處理組變化趨勢的差異。以政策實施當年為基準期，分別設置政策實施前5年試點城市的時間虛擬變量pre_5、pre_4、pre_3、pre_2、pre_1和政策實施后5年試點城市的時間虛擬變量post_1、post_1、post_3、post_4、post_5，回歸系數和95%置信區間如圖1所示。在基準期之前，pre_5、pre_4、pre_3、pre_2、pre_1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說明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滿足平行趨勢假設；而在政策實施的第5年post_5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在吸引外資方面的政策效應存在滯后性。

表2是基準模型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進行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后，試點所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增長相對較大，意味著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顯著促進了FDI流入，假說H1a得到驗證。

2.穩健性檢驗

為保證分析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進行以下穩健性檢驗：

一是刪除特殊樣本。相比地級市，直轄市、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具有明顯的經濟和政策優勢，這可能會強化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FDI流入的促進作用。為此，將樣本中的直轄市、省會城市、副省級城市剔除，僅以剩余的樣本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的（1）列。

二是控制類似政策影響。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重在推動創新創業，促進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但在樣本期間還存在類似政策對城市的創新創業產生影響，從而對FDI流入產生影響。通過梳理相關政策和文獻，發現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和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可能具有相似的作用。因此，在模型中分別加入這兩項政策的雙重差分項（“知識產權示范”和“智慧城市試點”）以控制其影響，回歸結果見表3的（2）（3）列。

三是消除樣本選擇偏誤。在選擇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過程中，可能會考慮所在城市的因素，從而產生樣本選擇偏誤（處理組與控制組本身具有不同的特征），導致政策效應可能被高估或低估。因此采用PSM-DID模型來消除樣本選擇偏誤，即先采用近鄰1︰4的方式對樣本進行PSM匹配（匹配后平衡性檢驗的偏差率絕對值都小于20%），再用匹配的樣本進行DID模型回歸，結果見表3的（4）列。

（4）內生性處理。盡管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可以減少內生性，但還是可能存在遺漏變量和反向因果關系等問題，因此采用工具變量方法進行檢驗。借鑒曾婧婧和周丹萍（2019）的做法［20］，選擇1952年各城市是否有高校作為工具變量（IV），原因在于：一方面，當前各城市高校的分布和發展與1952年后的院校調整有較大的關系，而且高校與城市的人力資本關系密切，擁有高校越多人力資本越豐富，越有可能被選中作為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另一方面，1952年各城市的高校不會對當前各地區的FDI流入產生影響。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檢驗，回歸結果見表4的（1）（2）列。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的統計值為 1518.879，大于10%的臨界值，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工具變量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與工具變量之間高度相關。

（5）改變控制變量取值形式。本文基準回歸中被解釋變量是絕對量指標，為避免變量取值方式對結論可能產生的影響，將各個控制變量統一為絕對量指標，回歸結果見表4的（3）列。

（6）控制個體趨勢。在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之前，樣本之間可能已經有不同的變化趨勢，這可能影響結論的穩健性。因此，在模型中加入object×t（t為時間趨勢，object為個體虛擬變量）以控制個體趨勢，回歸結果見表4的（4）列。

上述穩健性檢驗中，“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結果具有良好的穩健性。

（7）安慰劑檢驗。采取隨機抽樣的方法得到虛假的處理組來進行檢驗，2000次是隨機選擇得出的處理變量回歸系數核密度圖如圖2所示，其均值為0.000 4，并以0為中心均勻分布，而本文的回歸系數為0.119 5，屬于顯著異常值。因此，本文分析得到的政策效應不大可能是受其他因素沖擊的結果。

3.影響機制分析

由于中介效應模型的中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存在相關性，會增強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如果中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間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那么只需要檢驗核心解釋變量和中介變量之間的關系即可（江艇，2022）［21］。大量的文獻研究表明東道國的營商環境改善和人力資本水平提高有助于吸引外資流入，從實踐經驗來看也是如此，因而設置如下模型：

Mit=α1+β1Postit+γXit+vi+vt+vst+εit

其中，Mit為中介變量，即“營商環境”和“人力資本水平”?！盃I商環境”采用各省份的市場化指數來衡量，“人力資本” 采用各城市的科技人才占就業人數比重來衡量（白俊紅 等，2022）［22］。模型回歸結果見表5?！皠撔滦彤a業集群試點”對“營商環境”和“人力資本水平”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促進了所在城市營商環境的改善和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假說H1b得到驗證。

4.異質性分析

（1）城市勞動力成本的異質性。根據各樣本城市職工工資的高低，把樣本城市劃分為勞動力成本低的城市和勞動力成本高的城市，設置虛擬變量“勞動力成本低”和“勞動力成本高”，分別與“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構建交互項，分析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6的（1）（2）列?！皠撔滦彤a業集群試點×勞動力成本低”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而“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勞動力成本高”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在勞動力成本低的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能夠顯著促進FDI流入，但在勞動力成本高的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抑制了FDI流入。

（2）城市財政實力的異質性。將樣本城市劃分為財政實力強的城市和財政實力弱的城市，設置虛擬變量“財政實力強”和“財政實力弱”，分別與“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構建交互項，分析其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6的（3）（4）列?！皠撔滦彤a業集群試點×財政實力弱”的回歸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財政實力強”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在財政實力強的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促進了FDI流入，而是在財政實力弱的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FDI流入的影響不顯著，可見地方政府的財政實力在吸引外資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FDI流入的促進作用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城市和財政實力較強的城市較大，假說H2得到驗證。

5.拓展性研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FDI與高質量發展

利用外資可以促進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FDI流入能夠顯著促進東道國的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生產效率提升（Yam et al，2011；鄒志明 等，2023）［23-24］。FDI流入一般伴隨著技術的流入，從而產生技術溢出效應（田素華 等，2019）［1］；同時，還會通過示范效應引領其他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促進整體創新能力和水平提升，有效提升生產效率并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因此，FDI流入可以通過創新驅動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但FDI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僅受其規模的影響，更取決于其質量，FDI進入的產業領域越高端、流入的技術越先進，就越能促進高質量發展。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型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成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因此，從理論上講，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不僅可以促進FDI流入規模的增長，還可以促進FDI的質量提升。限于數據的可獲取性，難以量化FDI的質量，對此，本通過調節效應檢驗進行初步分析。

首先，基于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和FDI對創新發展的重要作用，選擇從技術創新、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3個方面來刻畫高質量發展，設置3個被解釋變量：一是“技術創新質量”，借鑒紀祥裕和顧乃華（2021）的做法［25］，采用發明專利數量占專利總數的比重來衡量；二是“產業結構升級”，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一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的比值來衡量；三是“全要素生產率”，采用DEA框架的GML指數法測算，其中，投入指標為勞動人數和資本存量（利用永續盤存法計算），期望產出指標為地區GDP，非期望產出指標為工業二氧化硫、廢水、煙塵排放量。然后，構建“外商直接投資”與“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的交互項，以考察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FDI影響高質量發展的調節效應。檢驗結果見表7，“外商直接投資×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技術創新質量”“產業結構升級”“全要素生產率”的估計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試點城市試點后的FDI增加對其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技術創新質量”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估計系數為正但不顯著，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估計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因此，有理由認為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增強了FDI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意味著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提升了所在城市的FDI質量?；诖?，本文認為，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不僅促進了所在城市的FDI流入，而且通過FDI的規模增長和質量提升促進了技術創新質量提高、產業結構升級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進而有效推動給了高質量發展。

五、結論與啟示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勞動力成本上漲、國際貿易摩擦加劇等挑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的比較優勢減弱；與此同時，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景下，FDI的質量和結構也有待提升。因此，如何實現FDI的規模穩定增長和質量持續提升，是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而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為此提供了一條以高水平產業發展促進高質量外資流入的有效路徑。本文將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采用2005—2020年276個城市面板數據的雙重差分分析發現：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能夠顯著促進所在城市的FDI流入，其中存在通過改善營商環境和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來促進FDI流入的傳導機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可以顯著促進勞動力成本低城市的FDI流入，但會抑制勞動力成本高城市的FDI流入；在財政實力強的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具有顯著的FDI流入促進效應，而在財政實力弱的城市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FDI流入的影響不顯著；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FDI影響高質量發展具有調節效應，可以通過促進FDI的規模增長和質量提升助力高質量發展。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啟示：第一，加快推進創新型產業集群建設，繼續擴大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充分發揮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對高質量外資的吸引作用。第二，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努力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促進人才等創新資源集聚，為創新型產業集群發展及外資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資源條件和市場環境。第三，積極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以高水平的勞動力供給促進高質量的產業發展。第四，合理提高財政收入，尤其應增強地方政府財政實力，以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第五，優化創新型產業集群空間布局，注重差異化發展，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自主性，實現高附加值、高技術水平的高質量發展，避免同質化發展和低水平建設。本文研究還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由于數據來源的限制，無法深入分析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各個行業的FDI流入的影響，也無法探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對不同來源地FDI流入的影響，因此未來還有待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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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Pilot Policy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Promoted FDI Inflows？： Also on Its Impa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JING Guo-we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rising labor costs and intensifying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s. Chin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flows has begun to weake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urrent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whether FDI can provide help for Chin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tudie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in this area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is issue.

The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y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g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y on FDI inflows， and also discussing its impa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ssible innovations of this article are： firstly，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olicy effects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uses prefecture-level city samples; secondly， this paper divides the sample into different types to study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on foreign capital inflow，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on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This paper used the panel data of 276 cities from 2005 to 2020 to establish a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to study thi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ilot policy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FDI inflows. The mechanism test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is mainly based o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human capital to promote FDI inflows. The heterogeneity test found that the policy effect of promoting FDI inflows through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was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ith low labor costs and strong financial strength. In addition， further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attracting FDI inflow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can further promot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nov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by attracting FDI inflows， indicating that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 pilot policies not only help promote FDI inflows but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by promoting FDI inflows.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to some extent reveals the inherent logic betwee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FDI inflows， as well 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helpful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more targe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stabilize and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and to provide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for different regions to stabilize and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 so a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FDI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innova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business environment; human capital; FDI inflows; labor costs; financial strength

CLC number：F125.4；F242.1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0-0082-12

（編輯：黃依潔）

收稿日期：2023-02-02；修回日期：2023-04-29

基金項目：山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2022ZW016）；陜西省科技廳軟科學研究項目（2023-CX-RKX-026）

作者簡介：景國文（1991），男，山西運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世界經濟、城市經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