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的分析

陳俊營+方俊智

摘 要：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我國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以激發市場活力，而良好的制度環境是保證企業家創業創新的關鍵。準入規制是決定企業家創業的重要因素，探明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政策推行有較大的借鑒意義。利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2008—2013年181個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就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較高的企業進入成本，發展中國家企業面臨更高的進入障礙；動態面板模型估計結果發現，準入規制顯著地降低了各國的平均GDP增長率，且發達國家的準入規制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更為明顯。因此，進一步優化營商制度環境，降低企業進入成本，將能夠激發經濟增長新的活力。

關鍵詞：準入規制；營商環境；經濟增長；創新創業；進入成本

中圖分類號：F062.9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1254（2016）06-0060-09

Abstract：A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enters the stage of new normal， China put forward strateg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o trigger the market vitality. The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a key to guarantee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entry regulation is the important factor determin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entrepreneurs. Therefore， investig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y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s the most significance for policy promotion.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y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ith panel data of 181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2008 to 2013 in World Bank Business Environment Report.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high access cost for enterprises in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acing with higher entry barrier. The estimated result of dynamic panel mode indicates that access rules decrease the growth of average GDP of countries significantly， and the access rul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more obvious inhibit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decreasing of access cost for enterprises can trigger the new vit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entry regula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nomic grow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ntry cost

一、問題的提出

過去幾十年，經濟增長理論試圖從資本積累、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角度來解釋各國經濟增長的差異，雖然這些解釋給出了一些深刻洞見，但似乎沒能從根本上解釋各國的經濟增長機制。隨著制度變量的可量化，大量文獻從實證角度研究了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中，Hall and Jones最早收集了127個國家的數據，構建了一個反應各國制度特征的“社會基礎設施指數”指標，結論表明，良好的制度體系能夠解釋各國勞動生產率的長期差異[1]。Acemoglu and Johnson發現產權保護對長期經濟增長、投資和金融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契約執行對金融中介發展有影響[2]949。雖然已有大量文獻，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對制度與經濟增長進行了分析，都認識到前者對后者的重要性。然而，現有的文獻集中于討論產權保護、法治與契約執行、金融市場制度等，對于哪一類制度是更為重要，對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改革啟示方面卻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另一個十分重要但常被忽略的議題是，政府的準入規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換而言之，當前許多國家在企業市場進入方面的管制是否合理？

企業的準入規制是一個國家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3]1，這一制度安排直接影響到企業經營的便利程度和市場結構。產業組織學者對規制理論已有了深入研究，但對準入規制缺乏一個十分明確的定義。Djankov et al.[3]5-22（后文簡寫為DLLS）通過收集85個國家的新創企業成本與時間耗費、最低注冊資本及審批程序等數據，量化了各國企業進入障礙的指標，這些指標體系即為企業的準入規制[3]3-22。他們的研究結論發現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存在較為嚴格的準入規制。企業家在注冊新企業的過程中不僅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成本，各種程序也較為繁瑣；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準入規制要明顯高于發達國家。準入規制程度越高的國家，企業家精神不活躍，官員腐敗和地下經濟活動也較為猖獗，而其產品質量卻并不見得高于其它國家。De Soto最早對秘魯利馬企業家注冊新企業時的繁瑣程序與成本耗費等方面進行研究，指出了該地區企業家創業面臨著諸多障礙，缺乏一個優勝劣態的產業演化過程，也是導致秘魯貧困的重要影響因素[4]。較高的準入管制被認為是一國經濟制度缺陷的表現，并被證實是導致各國投資、創業、經濟增長和收入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5]791。Aghion and Howitt認為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至今，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落后于美國的重要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產品市場仍存在較高的管制，企業的進入退出或企業周轉率低，缺乏市場競爭[6]269。

過去幾十年，產業組織學者對規制理論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多數集中于討論政府的行政性管制對企業進入和社會福利的影響[7]50，但對準入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的評價卻未足夠重視?，F有文獻基于DLLS及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來研究規制與投資、增長等之間的關系，DLLS研究表明新企業注冊成本越高、程序越復雜，一國的創業活力較低，同時伴隨著大量的官員腐敗和地下經濟[7]1。Klapper et al.采用歐洲34個國家的企業數據研究準入規制是否阻礙了創業，結果表明準入管制抑制了創業家創業，特別是對于那些“自然進入率”高的行業影響更顯著，且新創企業進入率高的行業增長也越慢[8]591。Nicoletti and Scarpetta利用OECD國家的跨國面板數據檢驗了準入規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反競爭的市場規制降低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而放松規制后的投資自由化有利于投資和市場競爭，進而能夠提升社會福利[9]10。這與我國提出的“簡政放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目標一致。

考察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性意義。2008年，經濟危機后世界各國都陷入了增長疲勢，在面對增長乏力的背景下，許多國家通過改善其營商環境，包括簡化新企業的注冊程序、成本和最低資本要求。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6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來看，僅2014年6年至2015年6月一年間，就有189個經濟體進行了231項營商環方面的改革，其中71%都是圍繞著企業注冊方面的改革。已有的研究表明，放松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管制，對一國創業、投資、經濟增長和就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遺憾的是，對于金融危機后各國實施的準入規制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效應卻未得到足夠重視。鑒于準入規制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系統地評估其經濟增長效應及其影響機制，可以為提升市場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并對國家在制度改革方面有所啟示。

《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各國營商環境數據庫，是基于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1999年美國克拉克獎獲得者Andrei Shleifer等學者的一系列關于各國創業、契約實施等，營商環境的研究而構建起來的。這一項目始于2002，至2014年已構建了包括189個國家的11個營商環境的指標。大量學者引用《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的數據，研究經濟制度對創業、經濟增長、貿易等的影響。每一年出版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都聚焦于一個重要方面，即各國的制度環境改革，特別是準入規制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許多國家意識到創業與市場活力的重要性，進一步開放本國市場并放松了企業進入規制。如表1所示，列出了2008年至2014年間全球經濟體所進行的營商環境改革。

從表1 可以看出，全球經濟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各國制度環境方面的改革。2007年至2015年間，世界各國在營商環境的改革已超過1516項，且大部分集中于簡化新企業的注冊程序、成本以及減稅，有效激勵了企業家創業。進行準入規制改革的國家，大多數是制度環境較弱的發展中國家，以及東歐轉型 經濟體。改革之后的各經濟體在新企業進入率、投資及就業率都得到了顯著提升。排名靠前的發達國家已基本上消除了企業進入壁壘，如新加坡、新西蘭等國家，企業注冊僅需一項程序，而且還引入網絡信息技術大大簡化了企業注冊的手續，降低了企業家在非生產性活動上的時間與成本。

本文的分析旨在探究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的市場準入規制所帶來的宏觀經濟增長效應，進一步豐富制度與經濟增長領域的相關文獻，為提升市場經濟活力，促進創業與創新提供良好的政策借鑒。與現有文獻相比，具有以下兩個特點：首先，筆者的研究是對制度與經濟增長領域文獻的有益補充?，F有文獻普遍認為制度是重要的，但多數集中于產權保護、契約有效執行、金融市場等制度特征[2]949，然而卻較少關注準入規制。其次，對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實施的營商環境改革進行評價。世界銀行沿用了DLLS關于各國營商環境的評估方法。自2003年9月連續出版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公布了各國在準入制度、契約實施等的一系列變量，利用這一指數，能夠克服現有經驗研究中制度與經濟增長中的數據缺失等方面的不足。利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的跨國面板數據，客觀評價準入規制的經濟增長效應。研究表明：各國都存在著較高的準入規制，在新企業注冊方面，各國在政策上都有改善的空間，實證檢驗的結果發現準入規制不利于經濟增長。

二、準入規制研究文獻綜述

目前，關于準入規制領域的研究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是產業組織學者從公共目標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兩個相反的觀點，來探討準入規制的合理性[10]，[11]3，也是市場準入規制的理論基礎。二是繼Djankov et al.后進行的定量分析，實證檢驗了準入規制與企業生產率、創業、投資及經濟增長的關系[3]1-37。

為何目前仍有許多國家存在著較高的市場準入規制？公共利益目標認為，保證產品的質量是進行準入規制的出發點，政府通過對新企業設置進入壁壘，促使企業自身面臨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產品質量水平較差的企業因進入門檻高而放棄進入市場。政府的管制旨在扼制壟斷與外部性等市場失靈現象，保證消費者消費質量較高的產品，而避免那些“三無”低劣商品，保障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設立較高的準入規制，也有可能是出于對本國民族企業的保護的考慮。Atkeson et al.構建了一個一般均衡理論模型，探討了政府的準入規制和企業進入，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結論表明：準入規制反而有利于社會福利的提升。初始投資的較高成本，企業研發生產更高質量產品的激勵，也更大程度地提升了企業競爭力；反之生產低產品質量的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12]。

大量學者對公共利益目標理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質疑這一理論在政府規制方面的解釋力。以Stigler為代表的規制俘獲理論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并非是仁慈的，壟斷與生產外部性是市場發展過程的一個正?，F象，過度干預市場活動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11]3?，F有文獻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準入規制并不能有效地提升社會福利，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干預只會增加無謂的成本。DLLS的研究指出，嚴格的準入管制并不能約束企業的定價行為和提升產品質量，反而只會導致大量的官員腐敗和更大規模的地下經濟。此外，準入規制也有可能是在位企業為保護利益而進行游說、尋租賄賂的結果，規制者也通常從中獲得租金收益[3]1。Herrendorf and Teixeira構建了一個包括農業部門與制造業部門的一般均衡模型，結果表明準入規制阻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是導致各國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13]。

然而，20世紀監管型政府為何崛起方面，公共目標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都無法予以解釋。DLLS提出了一個制度的可能性邊界（Institutional Possibility Frontier）分析框架，探討政府在商業活動中的角色。認為在制度設計時，關鍵的問題是權衡無序與專制所導致的損失，既要控制無序，也要防止政府專制[3]3-4。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以Stigler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和DLLS的研究是建立在法治國家假設的基礎之上，司法的威懾力能夠保證政府監管體系的良好運行。

以上文獻的結論表明：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非是明確的，為進一步揭示兩者之間的關系則需要通過實證進行檢驗。DLLS通過收集全球85個國家的企業準入規制方面的數據，其結論支持了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即準入規制并不能提升產品質量[3]5-22。Nicoletti and Scarpetta實證檢驗了OECD國家的準入規制、企業進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現歐洲國家存在較高的準入規制使得企業的進入退出率都遠遠低于美國，也是歐洲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經濟增長低于美國的重要原因[9]9-72。Klapper 等采用歐洲34個國家的企業數據，以檢驗進入管制是否會影響企業家創業，構建的是一個跨國分行業的計量模型。結果表明：準入規制越高，自然進入率高的行業，企業的進入率越低[8]591-629。Aghion and Howitt回顧了內生增長理論并以此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認為距離前沿技術較近的國家與行業，準入規制限制了企業之間的競爭而不利于一國與行業的研發創新；而那些遠離技術前沿的國家與行業，競爭反而不利于創新與增長[6]69-273。于良春和張偉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是行政性壟斷，即政府機構運用公共權力對市場競爭的限制和排斥新企業的進入，并基于ISCP分析框架，研究了中國的行業行政壟斷問題，發現行政性壟斷造成了嚴重的效率損失[14]。夏紀軍和王磊發現降低行政性進入壁壘能夠提高行業的生產率[7]50。張衛國等運用中國1994-2007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研究，卻發現行政性壟斷與經濟增長呈U型關系年[15]。

以上研究為我們理解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視角，盡管有較多啟示性的研究，但仍未能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達成共識。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一是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理論上假設條件可能并不成立。發達國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與法律體系，而發展中國家的制度體系卻并不完善。二是準入規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也可能存在差異。三是已有的研究使用不同國家的數據，也有可能會得到迥異的結論。

三、數據來源與計量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2008—2013年參見世界銀行官網：“2008-2013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http：//data.worldbank.org.cn.2013年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數據缺失，因而實證部分的數據僅包括2008-2013，能夠反應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各國營商環境改革的特征。181個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來考察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后，各國實施的準入規制改革能否解釋各國經濟增長的差異。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收集了31個OECD國家和150個非OECD國家的數據。其中，關鍵的解釋變量——準入規制指標來源于世界銀行發布的各年份《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企業家開辦企業時獲得政府的合法營業執照所耗費的時間、成本和最低注冊資本金等。這一指標越低越好，說明該地區的政府準入規制也越低，企業家創業的制度環境也越有利；同時，DLLS也指出，即便在同一個國家，不同地區與行業的差異也十分明顯，相關數據可以從世界銀行出版的國家營商環境報告中獲知。

表2羅列了全球各國關于創業的便捷度前20名與最后20名的國家。從表2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新企業進入障礙普遍低于發展中國家。東歐轉型國家在歷經20世紀90年代的衰退之后，加快了制度體系的建設與改革，其制度環境已有了大幅度改善。南美洲、非洲國家的營商環境在過去十多年內其平均水平遠遠低于其它國家，也是全球最貧困的地區之一。例如，在2013—2014年度，委內瑞拉的企業家為獲得合法的營業執照，需要通過17道程序耗時144天，而新西蘭卻只需1道程序，半天即可。其中，實際GDP增長率、人口增長率、投資率數據來自于PWT數據庫，開放程度數據來自于世界銀行的WDI數據庫，并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衡量貿易的開放程度。對于不同的國家類型之間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是否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本文將國家劃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OECD國家和非OECD國家，如表3所示：

（二）計量模型的設定

為了識別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Nicoletti and Scarpetta模型[9]30的基礎上，也考慮到當期經濟增長會受到上一期經濟增長的影響，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構建的計量模型如下：

其中下標i、t分別代表國家與時期。被解釋變量y為各國的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實際GDP的度量是采用購買力評價水平調整后的人均國民收入水平。regulationit為關鍵解釋變量——國家的準入規制指標。vi為與某些特定國家相關的而未觀察因素，以控制因不同國家而不被觀察到的差異性，υt為年份固定效應，μit為殘差項。Xit是一系列控制變量。根據現有的研究，本文選取的控制變量為人口增長率、投資率及開放程度。

按DLLS等學者的定義，準入規制為企業家在創辦新企業過程中，所耗費的成本與時間等[3]3-5。我們選取的準入規制指標來源于世界銀行發布的2009-2015年度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關于營商便利度的衡量，企業家開辦企業時獲得營業執照所耗費的時間、成本和最低注冊資本金等，這一指標越低越好，說明該地區的政府準入規制也越低，企業家創業的制度環境也越有利。

（三）內生性問題

現有關于跨國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遭到諸多學者質疑的是，其估計方法及估計結果的穩健性。首先是內生性問題，現有研究表明準入規制不利于新企業進入、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3]1，[5]791，為提升經濟增長的活力，各國政府都在實施準入規制改革措施，如降低企業注冊成本，簡化手續，“一站式”創業服務平臺等。經濟增長的差異引起了一國經濟制度的變遷，由此而導致內生性問題。因而，準入規制可能是內生變量。內生性問題將導致計量模型的參數估計偏誤。多數學者采用跨國橫截面數據和工具變量法研究各國經濟增長的差異現象[2]949。其次，經濟增長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且有些政策上的因素難以較好地控制，因而本文在穩健性檢驗部分，采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由于估計方程中含有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采用OLS和FE方法估計均會帶來偏誤。Arellano and Bond提出的差分GMM估計法，使用所有可能滯后變量作為工具變量，并對方程（2）進行一階差分處理進行GMM估計[16]。而差分GMM可能存在自變量滯后項和自變量差分滯后項的相關性不高而導致弱工具變量問題，在差分GMM的基礎上，Blundell and Bond提出了系統GMM估計方法，相對于差分GMM具有更高的估計效率，同時能夠充分利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信息，可以估計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系數，但系統GMM估計方法的前提是必須假定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與殘差無關[17]。本文將分別采用差分GMM和系統GMM進行估計，并采用Arellano-Bond檢驗和過度識別的Hansen檢驗進行判斷。

四、實證結果分析

為克服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僅采用了系統GMM和差分GMM的估計結果，表2報告的是全樣本的估計結果，并區分OECD國家和非OECD國家對模型（1）重新進行估計，同時在結果中報告三項檢驗統計量指標Sargan檢驗，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經常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Sargan檢驗用于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AR（1）和AR（2）用來檢驗殘差中是否有一階和二階序列相關，以得到一致性的估計結果。

表4 列出了全樣本及分樣本的估計結果，殘差自相關檢驗的AR（1），AR（2）的P值，以及工具變量有效性的Sargan檢驗的P值，表明模型中并不存在二階自相關問題，同時也不能拒絕工具變量選取有效性的原假設，那么系統GMM估計是適用的。從表2中第（1）列的估計結果來看，全樣本下準入規制（cost）系數在1%顯著水平上為負，準入規制不利于經濟增長。企業注冊所耗費的成本每降低一個單位，經濟增長率大約能夠增加0.04個單位。其中的解釋是：首先，在歷經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雖然各國都在積極實施準入規制的改革，但較多國家仍面臨著較高的企業進入成本。其次，準入規制直接阻礙了企業家的創業，限制了經濟體內的新企業進入與企業新陳代謝的自然演進過程，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升，進而抑制了經濟增長。最后，較高的企業進入成本限制了市場競爭，導致在位企業缺乏競爭者而失去提升生產效率的激勵，經濟體陷入低效率陷阱。

分樣本報告的結果與全樣本的結論相似，準入規制（cost）系數為負，且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表明企業進入的成本越高越不利于經濟增長，且較為有趣的是，OECD國家相對于非OECD國家，準入規制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更為明顯，cost系數更低。其中，關鍵的原因可能在于，OECD等發達國家現有的制度體系較為完善，產權保護及契約執行等相對于發展中國家更有效率，因而準入規制微小變動有可能引起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發展中國家的制度體系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仍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那么，準入規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于OECD等發達國家相對更弱些。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在制度不完善的國家，在位企業有可能通過游說政府，或者其自身影響力來限制市場競爭，阻礙新企業進入。企業家創業除了面臨較高的進入成本外，還有可能受到在位企業的制約，進而不利于資源配置和效率提升。本文的研究結論再次支持了Stigler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11]3，政府并非是仁慈的，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將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經濟增長。

各解釋變量的系數與現有關于經濟增長研究的結論較為一致，滯后一期實際GDP增長率在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人口增長、投資及貿易的系數顯著為正，這一結論符合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

五、結論

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遠未得到合理的解釋，本文利用2009-2015年度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的營商管制數據，探討了兩者之間的關系，進一步豐富了該領域的研究結論。通過對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國準入規制改革的梳理，發現無論是OECD國家還是非OECD等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較高的準入管制，且中非、海地等發展中國國家的準入規制程度也遠遠高于OECD發達國家。相對于營商環境排名靠前的美國、新加坡等國家，發展中國家在新企業注冊等方面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運用全球181個國家和地區的面板數據，在克服內生性問題后，本文采用系統GMM估計結果表明，準入規制不利于經濟增長，在區分OECD國家與非OECD國家樣本之后，檢驗結果仍得到顯著的負向關系，企業注冊所耗費的成本每降低一個單位，經濟增長率大約能夠增加0.04個單位。

在當前全球經濟處于低迷的背景下，本文關于準入規制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對進一步促進準入規制的改革，無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政策啟示。無論在OECD國家還是非OECD國家，準入規制都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這一結論意味著，要使全球經濟走出低增長陷阱，那么就需要改革阻礙企業家創業的制度約束，降低企業注冊的成本，建立“一站式”創業服務平臺，促進新企業進入和市場動態競爭，提升經濟增長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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