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文化效應”研究視域下中西譯學研究分野的文化反思

王崧珍

（昌吉學院外語系，新疆昌吉，831100）

一、引言

中西文化翻譯實踐在長達2000 多年的演進過程中，受各自不同社會文化語境的影響產生了既具共性又具不同特征的譯學理論體系。就翻譯文本和翻譯對象而言，都經歷了宗教典籍翻譯、文學作品翻譯、科技翻譯和全方位的翻譯階段。學界認為文字和城市的出現是文明誕生的重要標志。倫理價值系統包括宗教信仰、哲學思潮、倫理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無論是1949 年雅斯貝爾斯在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軸心時代”①“軸心時代”是20 世紀上半葉由德國著名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他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學的概念，他認為在公元前600 年到公元之交的這幾百年間，人類幾大文明不約而同地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變革，稱之為“兩大歷史時代之間的一次深呼吸”，東西方先后出現了一批思想圣賢，他們的思想最終導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產生。他認為這個時代所產生的重大精神變革和精神資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生活的重要精神根基。這一文化學概念，還是1993 年哈佛大學薩繆爾·亨廷頓極具西方中心主義但又具有讓人類反思的“文明沖突論”②“文明沖突論”是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1993 年提出的一個文化學概念。亨氏認為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結束后，基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甚至經濟政治等因素將不再是世界沖突的根源，新的沖突將是基于不同的宗教倫理價值系統之上的文明的沖突。亨氏在1996 出版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進一步詳細闡述了其觀點。雖然亨氏是站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上發此言論的，但他對未來世界文明間可能出現沖突的預測則給世人以警示和提醒。這與翻譯研究“文化轉向”后關注于意識形態、社會規范等的研究不謀而合。的提出［1］，都強調作為中西文化精神根基和不同文化內核的宗教倫理價值系統對不同文明的塑造作用。在中西方文明演進的歷史長河中，無論是不同文明間和不同種族、語言間的語際文化翻譯實踐還是同一文明不同時期的語內文化翻譯實踐，都受中西方各自社會文化語境的影響。

社會文化語境主要指一個文明在長期歷史演進過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信仰系統和倫理價值系統，包括宗教信仰、哲學思潮、倫理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朱志愈等認為，“由于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和理論生成方式的不同，中國傳統譯論沒有像西方翻譯理論那樣系統化和理念化，而就事論事、點評式的文章居多”。［2］中西方文化翻譯實踐經歷了早期翻譯的宗教典籍的翻譯、世俗文學作品的翻譯和近代以來全方位的翻譯時期，但在各自文化翻譯實踐中受不同社會文化語境的影響，形成了既具共性又具個性的翻譯理論體系。對中西方翻譯理論展開文化對比研究有助于理解中西譯論本身和其產生的深刻文化背景。譚載喜認為，“翻譯理論的比較研究卻未能引起人們的重視，中西之間的譯論比較研究尤不例外……追溯中西譯論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漫長的發展長河中，中西方的翻譯理論和思想受制于各自翻譯實踐的此起彼伏”。［3］

“翻譯文化效應”研究（Trans-cultural Effectology）［4］是筆者近年來從事的翻譯系列研究①本文作為“翻譯文化效應論”的學科構建與拓展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胺g文化效應”研究是筆者近年來一直從事的探索性系列研究，從2010 年發表的“‘文化轉向’視域下的‘翻譯文化效應’研究初探”以來，筆者通過主持課題，已發表相關研究論文20 余篇，希望能為新時期翻譯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真誠希望學界專家不吝賜教，以期進一步完善。，是在分析綜合和借鑒了翻譯研究“文化轉向”后多種理論（目的論、多元系統論、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等）的基礎之上提出的一個新的翻譯學研究范式和理念。其主要思想是，無論是文化翻譯實踐還是翻譯文化研究，都應將其置于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只有對其作一種還原性的歷史文化解讀，才能對其翻譯文化實踐和翻譯思想及其帶來的社會文化影響有客觀全面的理解和認識。本文將從“翻譯文化效應”研究的視角嘗試分析中西文化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研究分野的宗教、哲學和科學背景。

二、西方譯學思想演進的特征——超越的浪漫精神

（一）西方宗教典籍翻譯及文化效應

在西方，亞當和夏娃偷吃了智慧之樹的果實后，上帝發現人有了自我意識，人類便犯了原罪，人類被逐出伊甸園。人類在建造“巴別塔”的過程中，上帝發現同一語言對人類建造“巴別塔”的重要性，便將語言多樣化來削弱人類溝通的能力。人類出于溝通并重建“巴別塔”的需要，便產生了文化翻譯實踐。重建“巴別塔”對翻譯之需是文化翻譯實踐產生前宗教時期神話傳說的隱喻表述。神話傳說是任何一個民族在宗教信仰和倫理價值體系出現之前的原始文化形態。西方在唯靈主義的基督教出現之前，古希臘通過希臘語和羅馬人通過拉丁語信仰與人同性的多神教。唯靈主義的基督教脫胎于律法主義的猶太教，當操持希伯來語的彼得和保羅將耶穌的福音在外邦（希臘和羅馬）人中傳播的時候，首要問題是語言翻譯問題。希臘人用自己的語言將希伯來語的《圣經·舊約》翻譯成《七十子希臘文本》?；浇淘诹_馬合法化和國教化的過程，也是圣經拉丁語化的過程，最終哲羅姆（St.Jerome）翻譯出拉丁語版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經》。宗教改革時期以馬丁·路德為首的宗教改革先驅用“民眾”的語言將拉丁語的圣經翻譯成德語、英語等不同語種的圣經。發生在西方文化內部以文化翻譯實踐為橋梁的文化變革對豐富西方語言，傳承西方文明和促進西方文化的現代化轉型起著重要的作用。趙林認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稍晚一些的啟蒙運動，再加上北部歐洲的資本原始積累為資本主義提供了最初的經濟動力，地理大發現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海外市場，這一切思想領域和實踐領域的變革最終導致了政治領域的革命。在政治變革基本完成之后，又出現了經濟領域中的變革高潮，這就是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在完成了文化的、政治的和產業的這三場變革之后，到了18世紀，一個嶄新的西方工業文明開始崛起于歐洲西北部。接下來的世界歷史，就是西方工業文明如何在不斷擴張的過程中，把東方那些傳統的農業文明一個一個地從地圖上蠶食掉的故事”。［5］212

趙林精辟地概括了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現代化的過程。在這場現代化的過程中，隨著中國造紙和印刷術的西傳，歐洲各國之間、歐洲與東方各國之間以文化翻譯實踐為橋梁的文化交流不斷深入，東西方文學作品翻譯和科技作品翻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通過文化翻譯實踐，作為西方文化三大來源的希臘文化（對知識和理性的尊重）、物質主義的羅馬文化（對物質現實世界和國家的熱愛）、唯靈主義的基督教文化（對思想的追求），到近代融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中。進入20 世紀，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與對話時有發生，尤其是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新的科技革命作為一把雙刃劍，既為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提供了現實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又為文明之間的抵牾和沖突提供了新的可能。

（二）西方近代翻譯實踐及文化效應

進入20 世紀全球化時代，以互聯網為媒體的人類不同文明之間全方位的文化翻譯實踐顯得更為重要。西方翻譯研究也經歷了早期的以宗教典籍為主的語文學范式主導的前學科翻譯研究的階段、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的準學科階段翻譯研究階段、1972 后以霍姆斯（James Holms）翻譯研究框架為標志的獨立學科階段、后現代語境下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多元范式翻譯研究階段。受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翻譯研究重在比較不同語言在轉換時詞法和句法方面的共性和差異性，以求達到語際轉換時的“形式對等”或“功能對等”。20 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自然哲學和分析哲學的不斷發展，學科專業分類意識不斷增強，不同學科和專業都在尋求獨立的學科地位?；裟匪梗↗ames Holms）構建的翻譯研究框架成為翻譯學獨立學科建立的標志。自此以后，翻譯學在西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越來越多的翻譯研究者和翻譯研究機構借助哲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來豐富翻譯研究。在后結構主義時代，受解構主義的影響，翻譯研究走向了多元化的階段，尤其是出現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最為典型的是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和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得以不斷發展。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和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以“反權威”“反中心”和“反霸權”為特點，試圖在突破由男權主義和殖民主義建構的文本和社會秩序基礎上“重讀”“重釋”和“重構”新的文本和社會秩序，對打破原文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1 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學科交叉研究特性不斷凸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不斷借鑒自然科學發展帶來的技術革新成果來拓展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新時期翻譯研究進入到基于計算機科學和信息技術為媒介的語料庫語、心理認知等“技術轉向”翻譯研究階段。國外一些重點大學和翻譯研究機構建立了翻譯認知研究中心，借鑒計算機科學、醫學和心理學等最新研究成果展開翻譯認知研究和語料庫翻譯學研究。在此基礎上，計算機輔助翻譯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如SDL Trados 計算機輔助翻譯（CAT）軟件、有道翻譯、谷歌翻譯等。

三、中國譯學思想分野的文化反思——協調的現實精神

（一）中國宗教典籍翻譯及文化效應

中國自佛經翻譯以來的傳統譯論資源可謂豐富，但翻譯研究的真正發展實則受益于中國自佛經翻譯以來的文化翻譯實踐和西方翻譯理論的譯介和本土化。趙林將中國儒家倫理文化的精神概括為“協調的現實精神”，與西方宗教文化“超越的浪漫精神”相對應。這種協調的現實精神強調現世性和實用性，對外來文化采取一種功利的實用主義態度。古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無不受到這種唯倫理文化現世性的影響。趙林認為，“對于外來文化的影響，唯倫理的思維方式宛若一個威力無比的鏹水池，一切具有超越和否定現存倫理規范的東西都被銷蝕溶解，化為齏粉。而那些符合和有助于倫理規范的成分則被保留下來，鍍上中國化金粉，成為倫理意識的一層新的甲胄”。［6］101在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外來宗教對中國文化產生過無數次的沖擊（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等），尤其是外來宗教對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產生威脅時，就會受到中國倫理文化的篩查，傳入中國后又融入了儒家文化的忠孝等概念?！罢f到底，一部中國外來宗教史，就是一部外來宗教被中國文化倫理化的歷史?！保?］102佛經漢譯肇始于東漢，歷經西晉、東晉、隋唐達到鼎盛時期，到北宋逐漸衰微。東漢末年，社會矛盾日趨尖銳，老百姓生活慘不忍睹，精神世界無助，需要一種新的思想來尋求寄托。同時東漢統治階級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通過“開宗派教”和“援儒入佛”的文化策略開始組織翻譯比較溫和的佛教作品，出現了外籍僧侶、華籍胡裔僧侶和華籍僧侶翻譯佛經的歷史，如支謙、釋道安、鳩摩羅什和唐玄奘等。

任繼愈認為，“由此可見，佛教譯本之能否產生巨大影響，得到廣泛流傳，決定于譯本內容是否迎合當時的社會思潮，即是否能成為當時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7］25早期為了將佛教教義原本地傳入中國，譯經僧侶對佛教抱以虔誠態度，佛經翻譯采取音譯的方法較多，這種唯心主義的宗教與魏晉玄學一拍即合，符合當時統治階級的利益。后來發現這種翻譯無法被社會所接受，必須對其中的教義等加以改造，改“胡音”為漢意，用意譯代替了音譯，引入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忠孝等概念，佛教本身的涅槃等思想弱化，這種翻譯方法對于佛教的普及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北魏孝武帝和梁武帝重用僧侶，尤其佛教在宋朝發展到鼎盛時期，寺院經濟過度膨脹影響到世俗生活的時候，統治階級便開始打壓佛教的發展，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佛教逐漸衰微，成為民間的一種功利和現實主義的宗教，如禪宗和凈土宗等。伊斯蘭教自唐朝傳入中國，直到明朝萬歷年間阿拉伯語的《古蘭經》仍“未經漢譯”，李光譜言“多言釋道，不如冥冥。民可使用，不可使知。吾于經取其不譯而已”。［7］241

明清之際的一批穆斯林學者開始翻譯伊斯蘭教經典，打破了伊斯蘭教與儒釋道相對立的局面。伊斯蘭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相結合，李興華在《中華伊斯蘭譯述評述》中指出，“采取了十二種翻譯方法（如用儒學傳西學、遵中國之理，引孔孟之章譯出、會通儒書、以儒家的觀點作‘集覽考證’、使兩種思想‘融會貫通’和‘義以穆為主，文以孔為用’等）”［7］246由于其教義“五功（念功、拜功、齋功、課功和朝功）”在文化翻譯實踐中受儒家“五典（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秩序和朋友之信）”的倫理化改造，“在注重倫理教化和現世生活方面，中國的伊斯蘭教已與儒家思想基本合拍”。［6］116由上可見，文化翻譯實踐對阿拉伯語伊斯蘭教典籍的儒家化過程起著重要的倫理化作用?；浇痰浼谥袊幕g實踐的過程中除了馬禮遜翻譯的圣經之外，還出現了利瑪竇、湯若望和南懷仁等人翻譯的大量西方天文學、數學、物理學、機械工程學和軍事技術等科技類和哲學、文學方面的書籍，這對當時的中國了解西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中國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時期的翻譯及文化效應

鴉片戰爭使中國的大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清政府夜郎自大的天朝大國心理受到沉重的打擊。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和左宗棠等洋務派認為中國之所以慘敗是因為中國的“器物”不如西方，因此，掀起一場以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為重點的挽救清朝統治的自救運動，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和“師夷制夷”的思想，主張學習西方的長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曾國藩上書清政府，倡導設置官辦的翻譯機構，清政府設置了官辦的京師同文館和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根據1909 年出版的《江南制造總局譯書提要》，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共翻譯160 種，涉及物理學、化學、農學和醫學等方面的書籍。官辦翻譯機構涌現出一批翻譯家的譯作，如李善蘭翻譯的《幾何原本》和《代數學》、徐壽翻譯的《化學考質》、華蘅芳翻譯的《代數術》、傅蘭雅編譯的《八線簡表》等。洋務運動雖然沒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但洋務派知識分子通過文化翻譯實踐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在客觀上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甲午戰爭結束后，中國的局勢日趨惡化，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通過文化翻譯實踐展開了維新變法。在維新派看來，中國之所以屢遭失敗，不在于“器物”不如別人，而在于政治制度不如別人。維新派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維新派譯介西學的內容主要是“定憲法以出政治”，開始向西方和日本學習憲政制度來進行維新變法。維新派編譯書文大致分為四類：“第一，分別記述某些國家因循守舊不變，不圖自強而導致亡國的情況；第二，分別論述某些國家因改弦更張、維新變法而使國勢昌盛的情況；第三，綜合考察某些國家民族盛衰興亡的歷史，總結出‘尊新必盛，守舊必亡’的規律；第四，為了反對和抵制人民群眾的暴力革命，大講近世資產階級革命的殘酷，以警告清朝統治者，勸其實行變法”。［7］372維新變法期間，譯書之風大盛，出現了翻譯東西文報紙及書籍的報館。如上海的《時務報》《實學報》《求是報》《譯書公會報》等，北京的《中外紀聞》，天津的《直報》《國聞報》，澳門的《新知報》等。與此同時梁啟超等人在上海等地開設了大同譯書局、譯書公會、質學會和圣學會等專門的翻譯社團。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原富》《法意》等譯作，并提出了對后來翻譯研究影響深遠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梁啟超發表了《論譯書》《譯印政治小說序》等主張通過文化翻譯實踐來實現救亡圖存的文章。維新派通過文化翻譯實踐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愛國救亡的政治改革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對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三）中國思想啟蒙以來的翻譯及文化效應

隨著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的失敗，以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劉師培、魯迅等為代表的有識之士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革命屢遭失敗，不在于“器物”，也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思想的啟蒙和變革。因此掀起了近代以來開啟思想啟蒙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藍紅軍認為：“五四之后，中國翻譯學者開始從民族國家角度思考翻譯之用，從現代知識分類角度探索翻譯之學，以及以世界眼光看待翻譯與多元文化?！保?］一方面反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主張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希望通過文化翻譯實踐譯介俄國十月革命和其他新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新革命成果來完成思想啟蒙。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先驅通過《新青年》等刊物用白話文譯介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等思想?！拔逅摹毙挛膶W翻譯運動與維新運動時期新學翻譯相比，無論在翻譯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上，還是在影響范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重要標志“我國新文學翻譯事業的領導力量是著名的革命文學家如魯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鄭振鐸、郁達夫、劉半農、葉圣陶、巴金等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如陳獨秀、李大釗、張聞天、成仿吾等，他們既是一流的文學翻譯家，又是文學翻譯戰線上的先鋒和主將，是光輝的旗幟?！保?］五四運動時期除魯迅、陳獨秀、張聞天和耿濟之等人翻譯俄國文學作品外，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也得到了翻譯，陳望道將《共產黨宣言》、郭大力將馬克思的《資本論》譯介到中國。新文化翻譯實踐和五四運動直接導致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并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

改革開放后，中國國門再一次打開，這次不像100 多年前鴉片戰爭時的被動打開，中國以積極的態度全方位融入世界的舞臺，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經濟得到持續快速穩健的發展。新時期，翻譯文化實踐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中將會起到更加重要的橋梁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自成系統，導致中國文化超穩定的結構。梁漱溟認為，“中國人隨遇而安，得到一點快樂就享受一點快樂，他從來不像西方人那樣風馳電掣地向前追逐”。［10］在這種超穩定的文化結構之下，中國傳統翻譯研究很難自成體系。新時期的中國翻譯研究既不能沉溺于中國傳統譯論故步自封，也不能完全西化，“文化‘全盤西化’的做法往往會導致可怕的‘文化溶血’現象”。［5］271翻譯研究也是如此，新時期中國翻譯研究應該在傳統譯學研究的基礎上，以更加開放自信的胸懷不斷借鑒西方譯論資源，形成自己的翻譯研究體系和話語體系。

四、結語

在中西方文化翻譯實踐演進的歷史進程中，中西方形成了豐富的譯學理論資源。王劍認為“史學視野的擴大使得歷史場域之中的翻譯現象受到關注，而譯學視野的擴大亦使得翻譯活動中的歷史因素得以彰顯?！保?1］將中西方文化翻譯實踐和譯學理論研究置于各自不同的廣闊社會文化語境中，我們發現這些文化翻譯實踐和譯學理論成果既具共性又具自身特征。一方面，社會文化語境為翻譯文化實踐的發生提供了現實基礎和宏觀背景，為翻譯理論研究提供了哲學、歷史和文化理論基礎和文化資源。另一方面，翻譯文化實踐給中西方社會帶來了全方位的文化影響和效應，對中西方歷代文化的傳承與近代文化的交流、融合和更新起著重要的橋梁作用。本文在探討中西譯學研究共性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中西譯學理論差異和分野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西譯學理論的差異性與中西方語言自身的差異性有關，同時受中西不同的思維方式、信仰系統、哲學體系等文化語境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