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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義務視角下短視頻平臺責任問題研究

2023-08-07 19:21賈麗萍蘇秀雅
關鍵詞:服務提供者義務

賈麗萍,蘇秀雅

(福州大學 法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短視頻產業發展如火如荼。與傳統視頻相比,短視頻具有制作成本更低、傳播速度更快、信息密度更大、社交屬性更強以及生產消費一體化等特點,迎合了現階段用戶碎片化時間的資訊需求、社交需求、表達需求和娛樂需求。但是,短視頻“短、平、快”的特點使版權保護在實踐層面具有更大的操作難度,短視頻產業成為版權侵權的重災區。根據12426版權監測中心發布的《2021年中國短視頻版權保護白皮書》,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12426版權監測中心對1 300萬件原創短視頻及影視綜藝等作品的二次創作短視頻進行監測,累計監測到300萬個侵權賬號[1]。隨著短視頻版權侵權的日益泛濫,強化短視頻平臺責任在短視頻版權保護中就顯得愈益重要。

為遏制短視頻產業的“野蠻生長”,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以規范短視頻版權保護中的平臺責任。2019年1月,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網絡短視頻平臺管理規范》,明確短視頻平臺應當履行版權保護責任。202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意見》,強調加強網絡空間道德建設、加強網絡空間行為規范等內容。2021年9月22日,《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指出,建立健全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探索完善互聯網領域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立法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規定了作者對其作品享有的相關著作權益,并規定行為人因過錯給作者著作權益造成損害的,應承擔侵權責任?!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國務院令第468號)等針對網絡知識產權保護規定了“避風港原則”,為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一定的免責情形。為防止“避風港原則”的過度適用,《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亦規定了“紅旗規則”,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應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2]。

盡管我國在政策與法律層面為短視頻版權保護提供了保障,但在實踐中短視頻版權的保護工作并不順暢。如優酷訴快手短視頻侵害《大明風華》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1)參見(2020)京0491民初17780號優酷信息技術(北京)有限公司與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此案聚焦于如何判定短視頻平臺是否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又如愛奇藝訴字節跳動侵害《延禧攻略》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3],此案的爭議焦點即作為信息存儲空間和信息流推薦技術提供者的字節跳動是否為用戶的侵權行為提供了幫助,包括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知或應知的判定以及侵權注意義務的判斷等。當前,在司法實踐中,仍面臨“避風港原則”濫用、“應知”義務與主動審查免除規則邊界模糊、直接獲利范圍的認定標準過于寬泛等問題。判斷行為主體是否存在侵權過錯的重要依據,可從注意義務角度對短視頻版權保護問題進行研究,有利于保護短視頻版權人的合法權益,促進短視頻產業健康、有序、穩定的發展。

二、注意義務視角下短視頻平臺責任認定的現實困境

在我國,注意義務是判斷行為主體在主觀與客觀的雙重維度上是否存在過錯的標準,因而也是版權侵權判定的核心。短視頻版權保護的注意義務履行主體主要為短視頻平臺,其在短視頻產業鏈中扮演“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角色。隨著視頻流產品井噴式的發展,我國的版權保護規則在實際應用中的問題逐漸顯露。

(一)短視頻平臺對“避風港原則”的過度適用

為了網絡環境良性發展而設立的“避風港原則”可以使網絡服務提供者在平臺發生版權侵權時能夠依此免除責任或者進行抗辯[4]。但在實操中,部分網絡服務提供者為追逐自身利益,存在濫用“避風港原則”的情況,如“先版權侵權再權利通知”“無權利通知即不承擔責任”之情形[5]。在利用技術措施發現平臺上存在短視頻侵權的情形下,網絡服務提供者仍對侵權現象不作為,任憑侵權行為在其平臺上繼續存在,導致作品版權處于無保護狀態。收到權利通知后,網絡服務提供者才采取相應措施以規避法律責任。因短視頻具有傳播迅速與高頻的特點,平臺的救濟措施要切實達到適應需求的及時性具有很大的操作難度,往往在平臺采取措施時就已造成大量侵權損失[6]。此外,亦有網絡服務提供者以無法判斷是否構成侵權作為抗辯。而隨著社交網絡技術與商業模式的創新融合,若網絡服務提供者以無法判斷是否構成侵權為由作為其不履行或未及時履行其平臺責任的抗辯,將造成“通知-刪除”規則形同虛設。

(二)“應知”義務與主動審查義務的界限不清晰

短視頻平臺是否承擔侵權責任,關鍵在于其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而是否具備主觀過錯是判斷其是否履行合理注意義務的核心,過錯包括對于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明知”或者“應知”(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修正)第8條第1款: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確定其是否承擔教唆、幫助侵權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包括對于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明知或者應知。。在我國的立法規定與司法實踐中,“應知”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履行與其監督能力相適應的注意義務?!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2〕20號)(以下簡稱“《規定》”)第9條對“應知”的判定作出了相關規范(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修正)第9條: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具體事實是否明顯,綜合考慮以下因素,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構成應知:(一)基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性質、方式及其引發侵權的可能性大小,應當具備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二)傳播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類型、知名度及侵權信息的明顯程度;(三)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主動對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進行了選擇、編輯、修改、推薦等;(四)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積極采取了預防侵權的合理措施;(五)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設置便捷程序接收侵權通知并及時對侵權通知作出合理的反應;(六)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針對同一網絡用戶的重復侵權行為采取了相應的合理措施;(七)其他相關因素。。在司法審判中,法院同樣圍繞短視頻平臺是否履行合理的注意義務、侵權事實是否明顯、應當具備的管理信息的能力、是否主動對作品進行了選擇、編輯、推薦等各種因素,綜合認定短視頻平臺是否構成“應知”(4)參見(2015)民申字第 1295 號蘋果公司、李承鵬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2020)渝0192民初7355號重慶廣電英度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與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但《規定》第8條第2款規定(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修正)第8條第2款:網絡服務提供者未對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主動進行審查的,人民法院不應據此認定其具有過錯。,網絡服務提供者對其平臺上的版權侵權行為不負有主動審查義務。如此,“應知”義務與主動審查義務之間存在規則的矛盾性和邏輯的混亂性。有學者對80例版權糾紛案件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發現,由于立法模糊,司法實踐中存在審查義務與注意義務混同的現象,很大程度上干擾了相關案例的裁判[7]。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用戶上傳的內容不負主動審查義務,是否構成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注意義務的否定?主動審查義務與“應知”對應的注意義務能否等同?這些問題仍有待商榷[8]。

(三)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界定與范圍規制不足

《規定》第11條第1款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情形下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6)《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修正)第11條:網絡服務提供者從網絡用戶提供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對該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網絡服務提供者針對特定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投放廣告獲取收益,或者獲取與其傳播的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存在其他特定聯系的經濟利益,應當認定為前款規定的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網絡服務提供者因提供網絡服務而收取一般性廣告費、服務費等,不屬于本款規定的情形。。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為運營支撐平臺,短視頻平臺獲得經濟收益的途徑包括收取服務費、會員費、商業廣告植入等。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界定條件和涵蓋范圍過于寬泛。短視頻平臺只要從用戶行為中獲得經濟利益,法院即認定其應負擔較高的注意義務。如在重慶廣電英度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與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中,法院認為被告愛奇藝公司為收費視頻網站,涉案作品播放前均有被告投入的廣告,愛奇藝公司應對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因此愛奇藝公司應當承擔法律責任(7)參見(2020)渝0192民初7353號重慶廣電英度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與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這條規定可能導致短視頻平臺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正常的商業獲利情況下被認定具有主觀過錯,從而負擔過于沉重的義務。

三、短視頻版權保護中平臺注意義務的理論意蘊

(一)新自然哲學視野下的契約觀與誠信觀

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短視頻平臺的功能定位是:對用戶制作并上傳到其平臺的短視頻作品進行存儲并向社會公眾傳播的信息社會服務提供者?;诖?,短視頻平臺與用戶之間為契約之法律關系,平臺需承擔一定程度的短視頻版權安全以履行其“善良管理者”之義務。

根據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于“目的論”的論述,所有事物都應以追求至善作為最終目的[9]。遵守契約信用是人必不可失的品德。中世紀晚期的自然法思想受理論神學的影響,認為每個人都應具備一種向善行事的自然信念[10]。17、18世紀近代科學興起,以唯物主義為核心的新自然哲學觀逐漸成為主導思想。以霍布斯新自然觀為例,此觀點認為,人們的實踐是受某種因果規律控制的物體間的相互碰撞運動,而相互碰撞喚醒了人們趨利避害的本性,每個人都希望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將他人的干涉無限趨近于零。人們趨利避害的本性驅使其達成了“和平契約”,每個人將其所有的固有權利轉讓于一個共同集體[11]。集體中的每個成員所享有的權利來源于其他成員的權利讓渡,因此每個成員都負有不得對其他成員權利造成損害的義務,否則將喪失其所享有的權利乃至自由。與此同時,侵犯其中任何一個成員都將被視為是對集體意志的違背,使集體中的其他成員為了共同的幸福同仇敵愾。如此迫使締約者之間傾向于互幫互助與尊重友愛,誠信觀念由此產生[12]。如今,強勢崛起的平臺媒體憑借自身的技術和資源優勢,在網絡生態治理中的地位日益攀升。新自然哲學視野下的契約觀與誠信觀要求短視頻平臺履行版權保護責任,短視頻平臺的發布行為涉及具有獨創性作品時,應適用“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標準[13]。作為“善良管理人”的短視頻平臺在主觀上應當誠實、善良、謹慎、小心,在客觀上應采取合理且適當的行動,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去避免他人權利受到侵害,最大程度地保持各方主體權利的完整性。

(二)風險社會學視域下的危險控制理論

風險是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征。在風險社會中存在大量在發達的現代性中產生的風險,是現代理性主義和工業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14]。風險社會的核心關注是如何避免、減弱和管理隨著社會現代化逐步出現的風險[15]。根據風險社會學的反思性現代化思想,反思性現代化是通過對現代社會風險的認知與實踐,反思現代化本身的各種矛盾,進行再次解構形成新的現代化的過程,即通過有意采取的預防性措施以克服現代化所帶來的副作用[16]。隨著風險滲入版權領域,網絡社會步入版權風險時代,如何防范短視頻侵權風險,優化短視頻版權生態成為當今時代的重要課題。

伴隨工業文明大發展,在工業災害事故頻發的風險時代背景下,危險控制理論隨之產生[17]。風險的外延大于危險,和風險相比,危險的指稱對象更為具體、范圍更加精確。危險控制理論的核心,即最近性原則為:從事具有危險性活動的行為主體,在其社會活動中制造了危險,距離危險源最近。相比于其他主體,行為主體對自己所從事的活動及其危險具有更為真切的認知且更容易控制該危險,因此有義務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和控制此種危險的發生。若行為主體在某種活動中施加了風險,那么應當看作是該行為主體的風險。當這種風險造成他人的損害時,受害人有權要求行為主體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這也是英美法“風險自擔原則”之體現。因此,應賦予行為主體提高注意之義務,要求其對可預見性危險或潛在風險采取合理措施,避免發生損害結果,否則應對造成的損失承擔不利后果。德國社會學家烏爾利?!へ惪苏J為,風險社會的風險治理要求充分發揮社會主體的智識與功能。短視頻平臺在發布、推送短視頻時,版權侵權風險即產生。短視頻平臺作為信息傳播媒介,在短視頻上傳和分發等方面居于主導地位,對所發布和推送的內容具有一定的控制力,理應履行一定的注意義務,對短視頻內容上傳者可能帶來的版權侵權風險采取適當的防范措施,以控制危險的發生與擴大,而不能適用技術中立原則(8)所謂技術中立,是指如果技術的優勢用途是適用于合法目的,則不構成侵權;反之,則構成幫助侵權或代位侵權,侵權方應承擔間接責任。主張平臺免除侵權責任,更不能虛無化平臺主體的責任。

(三)經濟分析范式下的漢德公式原理

經濟分析法學的奠基人圭多·卡拉布雷西以尊重法的價值內核為邏輯起點,以經濟學層層分解的邏輯框架闡述侵權責任認定。首先,侵權責任認定的第一個目標是實現公平正義。任何成本收益的權衡在脫離公平正義的情況下都是毫無意義的。其次,侵權責任認定的第二個目標是預防效益與侵權成本的優化,包括三個子目標:第一,減少侵權行為的數量及減輕相應的后果;第二,降低由侵權造成的社會成本;第三,降低處理侵權的管理成本。依據侵權責任認定的有效性、效用及后果等方面進行決策,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實現個案中利益格局的動態調整[18]?;诖?,經濟分析法學將漢德公式作為注意義務標準。

漢德公式最早于1947年由美國法官漢德在“United States v.Carroll Towing Co.”一案中提出。漢德公式設定了三個變量的函數來判斷行為人的過失,從而確定行為人的注意義務。若P代表侵權發生的概率,L代表預期侵權損失,B代表預防侵權成本,過失責任則取決于B是否小于P×L。P×L為預期可能導致的侵權損失,包含由侵權造成的社會成本及處理侵權的管理成本。若B

四、短視頻版權保護中平臺責任規則的優化路徑

(一)建構事前防范與糾錯救濟結合的平臺責任體系

1.加強短視頻平臺的事前侵權防范義務

“避風港原則”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在得到具體通知時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侵權行為,進而免除其侵權責任,發揮了事后救濟的作用[21]。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高速發展和數字版權內容過濾技術日臻成熟,短視頻平臺的信息管理能力迅速提高。相較于人工審查,技術審查對短視頻內容進行預防篩查和風險評估的成本更低,為進一步提高平臺注意義務,有效防范版權侵權提供了新的機遇?!稓W盟版權指令》第17條規定了在線內容分享平臺的特殊責任機制,要求平臺盡量與權利人達成許可協議,取得其授權,并對事先收集的權利人的相關必要信息或作品采取“有效過濾措施”,防止作品被非法使用與傳播。此規定又被稱為“過濾義務”條款[22]。在我國,騰訊的“視頻基因比對技術”已投入使用?!膀v訊視頻”網站提取視頻中的關鍵幀和MD5值,為每個視頻形成一個DNA式文件,通過智能化的圖像對比和大數據的精確算法,與版權視頻基因母庫進行比對生成相似度,從而判定是否構成侵權。當前建立版權過濾機制的客觀條件已較為成熟。版權過濾義務的創設是對“避風港原則”所規定的平臺注意義務的細化與發展,能夠有效彌補“避風港原則”作為事后救濟制度的時效性缺陷。我國可在立法上增設“過濾義務”條款,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發布短視頻之前對短視頻作品采取版權內容過濾措施,并將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過濾義務作為版權侵權免責要件,以加強短視頻平臺的事前侵權防范義務。需要注意的是,考慮到部分初設企業的運營成本有限,并非所有網絡服務提供者都必須承擔“過濾義務”,因此應對“過濾義務”的責任主體作出限定。如參照《歐盟版權指令》第17條第6款規定[23]及我國《關于印發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通知》(工信部聯企業〔2011〕300號),可規定設立時間不滿三年且營業收入10 000萬元以下的為中小微型企業,無須承擔“過濾義務”。不符合豁免條件的短視頻平臺應本著誠實信用原則采取合理有效的過濾技術措施以防控版權侵權,并且法律保障其享有“避風港原則”的制度福利。通過將平臺責任規則拓展至事前積極的版權過濾義務,加強短視頻平臺的事前侵權防范義務,有助于合理平衡技術效率與權利保護,逐步推進由法律和技術構建的網絡法律秩序[24]。

2.設立短視頻平臺錯誤過濾的救濟機制

如前文所述,短視頻版權內容過濾是加強平臺事前侵權防范義務的主要方式,而區塊鏈技術為版權內容過濾的實現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區塊鏈技術中的哈希算法把區塊鏈上的數據映射為一個二進制串,這個二進制串作為原數據的哈希值。不同的文件可以形成不同的哈希值,每個哈希值都具有唯一性和專屬性,使數據和文件能夠一一對應。將上傳至平臺的短視頻作品與已建立的哈希值數據庫文件進行版權校驗,以實現版權侵權內容的技術過濾[25]。但是,以哈希算法為基礎進行的版權內容過濾并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精準度,一是數據分析無法確保萬無一失,二是機械數據無法對合理使用和授權許可等情形進行準確分辨,由此可能導致錯誤過濾情形的出現。因此,需要進一步設立和完善對短視頻平臺錯誤過濾的救濟措施。建議平臺建立對版權內容過濾“技術審+人工審”的審查機制。首先,在技術審查階段,在運用區塊鏈技術對短視頻進行識別與匹配后,發現有疑似侵權短視頻,平臺應立即將其下架并馬上通知用戶。同時,平臺應為用戶設置便捷的申請復審通道,用戶若對此存在異議,則可快速申請復審。其次,在用戶申請復審后,將進入人工復審階段。為避免和減少短視頻平臺錯誤過濾情形的發生,人工復審應包含兩個階段:第一,初次復審階段。疑似侵權的短視頻將交由平臺的2名審查員進行人工方式的獨立復審;第二,合議復審階段。若復審后出現相左意見,則進入合議復審。第一次復審的審查員應回避第二次復審審查,且合議復審審查應由3名審查員組成,同樣進行人工方式的獨立復審。最終結果應由多數意見決定,平臺根據復審結果及時恢復內容或維持過濾結果。建立上述對版權內容過濾“技術審+人工審”的審查機制,有助于對錯誤過濾進行及時有效的救濟,最大限度減少錯誤過濾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明確“應知”義務與主動審查免除規則的銜接

將“應知”作為判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狀態的闡述,在我國立法規定和司法實踐已形成一致認識[26]?!皯辟x予網絡服務提供者負擔注意義務的應然性,即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于版權信息的獲取要采取一定程度的積極姿態[27]。但網絡服務提供者不負有主動審查義務亦被普遍認可。關于“應當知道”所對應之注意義務與主動審查免除規則之間是否可以相容,我國應當在立法上對“應當知道”所對應之注意義務和不負有主動審查義務的關系作出進一步解釋。

基于上述對短視頻版權保護中平臺注意義務的理論證成,考慮平臺商業模式、技術特征及用戶的弱勢地位等因素,要求短視頻平臺承擔一定的注意義務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主動審查義務要求平臺積極采取合理措施,主動對用戶上傳的短視頻逐個進行人工審視[28]。而面對海量的互聯網信息,若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主動履行審查義務,在實操中存在很大難度。此項工作需要消耗大量的時間、人力資源和巨大經濟成本,加重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負擔,不利于互聯網產業的整體發展[29]。因此,法律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不負有主動審查義務亦具備一定的必要性。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注意義務,并不等同于對主動審查義務免除規則的否定。主動審查義務與“應知”對應的注意義務可并立共存。網絡服務提供者負擔一定的注意義務,包括上述建構短視頻平臺履行必要過濾義務的責任機制,也并非是對主動審查免除規則的突破。建立版權過濾機制并未加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負擔,恰是具備可操作性且符合我國自身國情的短視頻平臺版權責任配置的有效策略[30]。換句話說,主動審查義務免除規則意味著網絡服務提供者對其力所不及的事情不負法律義務,“應知”義務則意味著網絡服務提供者僅對其力所能及的事情承擔法定的注意義務[31]。我國應在立法上明確“應知”義務與主動審查免除規則的銜接?!兑幎ā返?條第2款規定的主動審查免除規則明確不負有主動審查義務并不表示免除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所有情形下的注意義務。同時,《規定》第9條強化對“應知”義務的規范適用,即“應知”義務應以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預見能力和預見范圍為基礎,以厘正“應知”義務與主動審查免除規則的關系,消解二者間的邏輯矛盾。

(三)嚴格規范和限定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判定標準

根據《規定》第11條第1款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若在版權侵權行為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其所承擔的注意義務標準將有所提高。關于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判定,《規定》第11條第2款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涉及網絡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指南》第27條(9)《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涉及網絡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指南》第27條:平臺服務商從被控侵權交易信息的網絡傳播或者被控侵權交易行為中直接獲得經濟利益,是指平臺服務商針對該特定交易信息或者交易行為投放廣告,提取相應比例收入,或者獲取與該特定交易信息或者交易行為存在其他直接聯系的經濟利益。平臺服務商因提供網絡服務而收取一般性廣告費、行業內通常標準的技術服務費、行業內慣有商業模式的服務費、管理費等,不屬于前款規定的情形。作出了進一步規范,包括針對特定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投放廣告獲取的收益,或者存在其他特定聯系的經濟利益,應當認定為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因提供網絡服務而收取一般性廣告費、服務費等則排除于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范圍之外。根據我國現行立法,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一般性定義即與侵權行為具有特定或直接聯系的經濟利益。然而,如何判斷特定或直接聯系則具有較大的主觀臆斷性。在短視頻產業鏈中,短視頻平臺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其盈利方式主要是平臺廣告收益、會員服務費用、平臺流量分成和觀眾打賞收入。若將一般性無關收費認定為直接獲得經濟利益之情形,無疑會加大短視頻平臺的成本負擔,過度提高短視頻平臺的注意義務。因此,我國立法應嚴格規范和限定直接獲得利益的判定標準,對于直接獲取經濟利益不宜多作拓展性解釋。

判斷是否構成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關鍵在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所獲得的經濟利益是否與侵權活動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即是否是從侵權活動中直接獲取該項經濟利益。網絡服務提供者收取費用的價值使網絡用戶能夠直接獲得侵權信息,就可構成直接獲利。具體到短視頻平臺的盈利模式,就平臺廣告收益而言,加載廣告以及在視頻播放頁面投放廣告是網絡服務提供者通常采取的商業經營模式,也是為運營支撐平臺而獲取經濟利益的核心方式。如果網絡服務提供者在平臺上隨機投放廣告,那么通過用戶流量獲取廣告費收入合乎情理,不應被認定為從侵權行為中直接獲取經濟利益。若廣告系綁定頻道投放,而該頻道存在大量侵權作品,則可認定平臺從中獲取的經濟利益與侵權行為存在直接的關聯性。就會員服務費用而言,其屬于行業內慣有商業模式的服務費,一般情況下不包含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涵蓋范圍。但是,若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知該用戶上傳侵權作品,并通過收取會員服務費從中獲利,則可認定為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就平臺流量分成而言,平臺流量分成即平臺與用戶達成協議,基于流量層面約定按比例分成。若該視頻被認定為侵權,則平臺從中收取的流量分成亦屬于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就觀眾打賞收入而言,若短視頻平臺從被認定侵權的短視頻作品獲取打賞獎勵,則這種利益屬于直接獲得經濟利益。

因此,可通過立法修訂或者指導案例形式對直接獲得經濟利益加以優化明確,將“其他特定聯系的經濟利益”具體表述為“直接來自于侵權行為的經濟利益”,以規范和限定直接獲得經濟利益的判定標準,適當回調較高的注意義務,平衡權利人與網絡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合法權益,從而實現短視頻版權產業的發展繁榮。

五、結 語

保護短視頻作品的版權需要厘清短視頻平臺的版權責任。是否履行注意義務是判斷短視頻平臺在版權糾紛中是否構成侵權的重要因素。當前,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為短視頻平臺提升侵權預見能力創造了條件,如何重塑短視頻平臺的注意義務也引發了較大的爭議,我國應在法律制度上積極回應短視頻產業發展的需求。通過上述對策規范短視頻版權保護中的平臺注意義務,完善實施版權保護規則,提高短視頻平臺的版權治理水平與能力,有助于保護短視頻內容的版權,營造健康的短視頻版權產業生態,從而實現短視頻產業的發展繁榮,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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