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延安學生療養院歷史初探

盛開放 許詩穎

摘要：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為保障延安各學校青年學生的身體健康，決定成立“延安學生療養院”，接收和療養延安各地的學生病員，使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得到了充分照顧，在醫療上也能得到較好的護理與及時的醫治。延安學生療養院既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優待知識分子政策，也為我黨和邊區政府提供了大批身體健康的優秀人才。

關鍵詞：抗戰時期；延安學生療養院；青年學生

抗戰全面爆發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黨的各項知識分子政策的影響下，延安地區有一大批外來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識分子已達1萬多人。各地青年學生歷經長途艱苦的跋涉，受到了日軍的各種摧殘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阻攔，加之未能適應陜北水土氣候，病員學生較多，而延安當時沒有專門負責治療學生的醫療單位。為此，中共中央決定組建“延安學生療養院”，以便保護延安地區青年學生的身體健康。

一、延安學生療養院組建與發展

為了給在延安各學校中有慢性疾病的學員治療，邊區政府決定成立一所學生療養院，由中央衛生處領導。在國際學聯（全稱“世界學生聯合代表團”）和全國學生救濟總會的幫助下，延安學生療養院于1940年開始籌建，由延安中央醫院的魏一齋、邵達等醫生負責籌辦，院址設在李家洼。1940年10月10日，《新中華報》報道了籌建學生療養院一事，指出“邊區學聯與各方籌劃，全國學生救濟委員會撥款2萬元為開辦經費”。1940年10月初，延安學生療養院開始接受病員，并于1941年1月5日舉行開幕典禮，黨中央和延安各機關團體代表出席了開幕典禮。延安學生療養院在中央醫院右側，初設病床100張，入院者300余人，并以“休息至上、療養至上”為宗旨，專門接收有慢性病或體弱的延安各地學生予以治療和休養。1941年9月，隨著學生休養人數的逐漸增多，學生療養院為擴大其收容量，在全國學生救濟總會的資助下，擴大了規模，并在中央管理局的同意下，于11月6日遷入楊家灣的陜北公學舊址。邊區政府于1943年3月決定將2個干部休養所（包括羅家坪二所）和學生療養院合并，交于邊區衛生署領導。

由于延安學生療養院距離各校較遠，且床位有限，對于療養各地學生病員有諸多不便之處。于是，1944年11月，邊區政府和全國學生救濟會撥款，并在延安大學等學校的幫助下，在原有延安大學休養所的基礎之上，籌備建設“延安第二學生療養院”。延安第二學生療養院于1945年5月4日正式成立，由邊區政府衛生署領導，其地址在魯藝西山，院長為魏良弼。并于1944年底開始接收病員，大多數病員經過休養治療后恢復了健康。該院成立之初，有床位80張，醫生4人，護士9人，除收容學生病員外，還為附近各單位干部及群眾治病。1946年夏，邊區政府決定將學生療養院與工人療養院合并，成立“延安學生職工療養院”，并于8月1日正式成立。解放戰爭期間，學生職工療養院和延安第二學生療養院于1947年初先后撤銷，其醫務工作人員先后編入國際和平醫院和后方醫院，隨軍轉移。

二、延安學生療養院的歷史活動

抗戰時期延安學生療養院的主要工作是接收和治療延安各地區的青年學生病員，改善學生休養員的物質精神文化生活條件。

1.療養延安各地的學生病員

為順利開展療養院工作和接收學生病員，陜甘寧邊區政府于1940年8月17日發出“為延安學生療養院征調工作人員”的通知，決定“請每一學校各派一人去療養院工作，并希于接信后三日內即派去。再各學校學生及需要休養之病員人數，希即告知，以便對休養員名額能作一適當分配等”[ 1 ]。同日，邊區政府頒布《延安學生療養院收容條例》，規定“本院專收延安學生有慢性疾病在校休養無效者，其他機關工作人員一律不收”[ 2 ]。同時，也對療養院收容條件、病員數量、休養各事項，以及入院和出院手續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規定。之后，從1941-1945年，共收治1200多名病員。據統計，1945年1-4月，延安第二學生療養院門診部“共治病3998人（內群眾885人），平均每天治療32人，其中尤以出診次數甚多（達1269人）”[ 3 ]。此外，延安學生療養院既是延安學生的治病療養機構，也是延安時期的重要醫療機構，除治療黨、政、軍、學等系統的傷病員外，第一要務就是診治群眾，負責周邊范圍的群眾醫療衛生工作，如下鄉醫治群眾、指導群眾防疫工作等，延安學生療養院也不例外。1942年5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了防疫總會，劃分了四個防疫區，延安學生療養院在第四防疫分會領導下向周邊群眾宣傳衛生防疫方法。

2.改善學生病員休養條件

為改善學生病員的休養環境，延安學生療養院遷入陜北公學舊址，其居住條件和環境更加宜人。與此同時，修養的學員在物質生活上也有充分保證，每日三餐，有普通、軟食及流汁三種飯食；每天基本能保證一般的菜蔬，肉類供給也很充足；不僅分量增多，質量亦有改進。當時魏良華同志說，“我們學生療養院的病員生活是非常愉快的，每個病員能夠很安心地在這里休養，完全是由于我們黨的豐衣足食的號召和該院全體工作同志努力的結果”。為了調劑病員生活，學生療養院內設有俱樂部，經常會舉行各種各樣的文娛活動。每個輕病員都會參加俱樂部內的京劇組、跳舞組、唱歌組、新文字組，院內時常有拉胡琴、唱戲、唱歌、跳舞、打撲克、下棋等娛樂活動。除此之外，每星期天或月末時，俱樂部會舉行大型晚會，其節目有歌劇、獨唱、合唱、朗誦、京戲等。俱樂部內也有小型的圖書室，可供病員們讀書看報，也可以將小說、雜志、圖書借出來看。當時的病員學生曾說道，“我們在療養院得到病人所需要的物質營養和精神愉快，使得我們能夠早日恢復健康，將來出院繼續學習。由于這里是自由和民主的地方，由于這里豐衣足食的生活，雖然我們是病人，但優郁和苦悶跟我們是絕緣的”。由此看出，在黨和邊區政府的關懷下，療養院的學生病員都能得到物質和精神上所需要的營養。

3.參與邊區內各項活動

以療養院為單位，全體職工和休養的學生積極參與邊區內各項活動。1943年10月，延安學生療養院積極參與邊區內的抗戰救災工作，院內全體工作人員及休養員紛紛捐出錢物支持關中災民，共計“捐出洋2萬5千5百元，織布11丈7尺，襯衣、制服28件，鞋29雙及各種日用品勞軍；并捐洋1萬3千2百元以救濟關中邊境災胞。1944年間，延安學生療養院又積極參加邊區的機關生產節約運動，以此不斷改善本單位的生活條件。1944年5月31日《解放日報》報道“學療的公私節約合作分紅制（工作人員灶），是根據實際消費與炊事員規定每人每日發17兩小米，在此數內除每月消費與每月調劑吃三至四次面食外，節余糧食按公私二（公）八（私）分紅?！蚨衲耆路菝咳似骄澯嘈∶资鍍桑ù藶樵?7兩內所節省的）”。1944年7月上旬，陜甘寧邊區財政廳召集了政府直屬各單位公營作坊、運輸隊及菜園人員舉行了座談會，表揚了“學療磨坊、豆腐坊，克服困難，半年內完成了全年任務的60%，并達到“每斗豆子平均產80斤豆腐，每斗麥出面24斤，出麩四升半的最高產量”。會后，各單位作坊代表前往學療豆腐坊、磨坊參觀學習，由此學療也成為生產節約的模范單位。

三、歷史意義與啟示

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克服醫療人才和設備不足的困難，為延安地區的青年學生創辦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以休養學生病員為主體的療養機構——“延安學生療養院”。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青年學生工作重視，也是我黨團結全國廣大知識分子共同抗戰的具體舉措。早在1939年5月，毛澤東同志就說到“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4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健康的體魄是培養人才之必要條件。因此，關心延安地區學生的身體健康狀況直接體現了我黨和邊區政府對青年知識分子的優待，更激勵了邊區青年，甚至是全國的廣大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到抗戰浪潮之中。

全民族抗戰后，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滿懷著抗戰救國之心來到延安，成為了陜甘寧邊區知識分子的重要部分。延安學生療養院為部分傷病學員提供了休養、學習、生活的場所，在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軍事封鎖下，延安學生療養院的工作人員和學生積極響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參與勞動生產，改善學療的物質生活水平，并且以生產節約出來的經費捐助災民，用自己的一份力量支援了抗戰。延安學生療養院的學生病員在休養時，不忘學習與工作，在讀書看報中了解和關心國內國外時事，增強了自己繼續為民族革命與工作的熱情。

青年興則國興，青年強則國強。延安學生療養院的建立，既是醫治和療養全國各地來延安的青年學生的現實需要，也是黨正確落實黨的知識分子優待政策和爭取更多知識分子投入到中國革命事業的客觀需要。延安學生療養院醫治延安各地的學生病員，為我黨領導的抗日革命事業培養與提供了一批身體健康的青年知識分子。同時，延安青年學生在療養期間努力學習、熱愛勞動生產、參與抗戰救災等活動，所展現出的積極樂觀、不畏艱難和艱苦奮斗的精神面貌，為當代青年學生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參考文獻

[1]陜西省檔案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2卷）[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

[2]陜西省檔案局.陜甘寧邊區法律法規匯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3]延安第二學生療養院成立[N].解放日報，1945-5-11（2）.

[4]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簡介：盛開放，浙江廣廈建設職業技術大學社科部，助理研究員，碩士，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許詩穎，浙江廣廈建設職業技術大學學工部輔導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