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云貴戰時手工業的興起及其畸形繁榮

熊元彬

(湘潭大學 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近代以降,作為僅次于農業的經濟產業,即使手工業被機器工業排擠已屬必然趨勢,但是為了抗戰的軍事、經濟等需要,在戰時經濟建設中,“手工業在抗戰中重新發展起來”[1]。特別是1938年上海、廣州、武漢等市場相繼中斷后,地處西南大后方的云貴等地區的戰略位置和戰時經濟建設尤顯重要,因而國民政府在加強大后方工業化建設的同時,也加強了手工業生產。目前而言,學界對云貴戰時手工業缺乏專題且綜合性的研究,特別是對1935年至1938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期間“所謂改進戰時手工業,便是使手工業能夠在戰時輔助機器工業”[2]的興起,以及隨后國民政府的工業化建設和戰時手工業的影響等,更是尚無專題論述。實際上,云貴地處西南邊陲,經濟地理獨特、民族成分眾多、工業化等歷史進程極為復雜,一直備受國內外高度關注。因此,本文將圍繞戰時云貴特殊的戰略位置,禁煙運動中斷了云貴近代手工業前期洋紗易鴉片的雙向貿易,以及國民政府的戰時工業化建設和戰時手工業的“畸形繁榮”四方面進行專題論述,以便更加直觀地透視云貴及整個中國近代手工業的變動歷程。

一、戰時云貴特殊戰略位置的凸顯

云貴不僅政治、經濟等戰略位置重要,而且在近代化發展過程中也極為特殊。相對于東中部而言,云貴地處偏僻、經濟基礎較差、交通不便,但并不存在著“原始工業化”中的“人口壓力”問題。相反,據1934年《商業月報》所載,云貴不僅能容納大量的移民,而且在這20年前,云貴“二省對于所需食料足以自給”[3],是當時中國糧食“自給有余”[4]少有的地區之一。軍閥混戰之后,雖然“厥為其人口之膨脹,其增進甚速”,以致多山的云貴可耕種地較少,如1934年左右云南每人平均僅得2.4畝,而貴州更是低到2.2畝,低于全國人均4畝,使其“經濟狀況漸不如前”,但是基本上仍能自給[3]。據1936年中央農業實驗所調查,川滇黔“三省糧食產量自給有余”,如夏秋的水稻、玉米,分別占全國產量的19%、27%,而冬季的小麥、大麥、豌豆、油菜、蠶豆又分別占全國產量的11%、24%、32%、38%、44%[4]。

甚至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云貴食糧基本上均可自給。其中,據民國時期建設廳調查,1937年貴州全省耕地面積為6 282 676畝,年產糧食13 671 597擔,而全省僅需7 775 874擔,尚余5 895 723擔糧食,“故不特足以自給,且有剩余。除米谷外,民間食用其他雜糧之數量亦至大”[5]。此外,解放戰爭時期云南食糧仍基本能自給。據1947年農業實驗所工作站對云南70縣調查結果所示,云南基本上“米糧尚可自給”,其中16縣米糧不足,但38縣“自給”,16縣米糧“有余,以有余低不足,相差甚微”[6]18。

從理論上而言,農林礦產和水力等資源是工業化發展的基礎,無論國家還是區域經濟都與其密切相關。經濟地理“是晚近始有的一種新的命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使其時間與空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從歐美各國工業發展可知,“一國一省地上資源與地下資源的蘊藏及其利用實為其發展程度的契機。經濟發展能至何程度,均待其天然資源——林產、農產、礦產以及水力等的蘊藏量來決定”[7]。同時,經濟建設必須以經濟環境為根據,“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參照國防民生的需要,以求發展”。其中,水力在近代有“白煤之稱”,世界各強國所用動力“仰給于水力者頗多”[6]18-19。

從蘊藏資源的實際情況來看,云貴是一個亟待開發的重要區域,不能簡單地被視為落后的代名詞。據1934年彭學佩所言,云貴等西南“氣候和暖,礦產豐富,努力開發,較易成功,將來對于國民經濟上的貢獻,必極偉大,現今考察調查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8]。其中,云南“物產宏多,洵屬天府之國,惜因工拙器窳制造不興”[9],而貴州不僅有工業必須的各種礦產,而且還有可“作為制造頭等降落傘之用”的遵義柞蠶特種絲[10]。此外,云貴高山峻嶺,山河瀑布頗多,在水力發電方面“便利甚大”[6]18-19。

因此,云貴近代經濟落后是其經濟基礎較差、交通不便、政府和商人重視力度不夠等諸多因素所致。其中,貴州除了“戰前實業投資大率注重沿海沿江交通發達之區,鮮有投資于交通梗阻之內地”和主政者“因人力物力之欠缺,未能積極建設,加以交通不便,運輸困難,人口稀少,消費有限”等以外[11],貴州落后“最主要而直接的原因,卻是內外交通的特別困難”[12],以及云貴貧窮“實因地未盡力,物未盡用,人未盡才;對外交通阻塞之不除”[5]。

從重商主義而言,云貴的確較為貧窮落后,但是從云貴富含農林工礦和水力發展前景,以及從采用水力、煤礦為動力開采礦產而論,“以進步的正確正統派經濟學說的主張看來,那卻大謬不然了”[13]!基于此,云貴重要的國防地位和豐富的資源成為國民黨建設新西南的重要條件。的確,云南自然環境“是最適宜于重工業的建設”,地上地下均有著豐富的資源,“地下各種金屬富源之多,他省少有可相比的”,而地上瀑布之多,水力之巨大,“縱雖千萬匹馬力的發動機也能輕輕推動”[14]。

抗戰爆發后,西南一躍成為中國的大后方,不僅是抗戰的工商業和經濟根據地,而且還是中國重要的交通樞紐和要沖之區。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戰略地位,“云南的形勢最為特殊”“是中國經濟建設的主要基礎”[15],也是遠東、近東的重要點,“而為歐洲與亞洲之交通中樞”[16]。同樣,貴州的重要地位仍極為明顯,誠如1939年貴州省黨部委員楊治全所言,“貴州已形成將來決戰時重心之一地位”[17]。一方面,抗戰爆發后,上海、廣州等大都市的工廠、銀行不斷遷入云貴等后方,成為商業的集中地之一,“遂成為工商業及經濟的抗戰后方根據地”[18]。因此,為戰時需要和抗戰勝利,如不積極開發西南各省資源,則不足以支持長期抗戰,更不能爭取最后勝利。

另一方面,云貴川等地“為往來之捷徑,應援之要區,形勢若此,沖要可知”[19],從而使“全國的注意力,即轉向于這個古老的‘后門’,圖謀發展找一個國際交通的路線”[15]。因此,1937年“自抗戰軍興,西南乃一躍而復興民族之根據地”,無論政治、經濟,還是交通“莫不以西南為中心”[20]。1938年上海、廣州等地淪陷后,中國東路、南路受阻,只能靠西北、西南兩路。其中,西南的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都必經云南,因而云南不僅“在抗戰中是個十分重要的地方”,而且平時“也是很要緊的”[21]。據1941年國民黨中央銀行一份英文季刊報道,“現在的情勢,云南或其附近各地發生任何事件,都足以影響于中國抗戰與建設”[15]。

最后,即使深處內陸的貴州不及云南有著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等優勢,但仍具有重要的交通戰略位置。華東、華北等交通被日軍控制之后,隨著西南公路的竣工通車,貴州不僅是西南國際交通路線的樞紐,而且還是連接西南各省的交通中心。貴州成為西南公路“交通運輸之中心,工業資源極為豐富,大有用之不盡,取之不竭之勢”[11]。貴州不僅是西南的重鎮,而且也是湘、桂、川、滇的交通中心,“尤其為中央統治下的一個領土完整的省份”。鐵路方面,貴州鐵路以貴陽為中心,分筑通川、滇、湘、桂四省,即使因經費和材料來源受阻,“暫不能實現,但是柳州至宜山,已經通車”。公路方面,時至1941年,除了已經完成黔川、黔湘、黔滇、筑畢等各公路外,尚有十大干路計劃,“皆在次第建設,成功之后,貴州智中心及四邊,水陸都可聯絡貫通”。水路方面,有清水江、烏江、榕江、紅水河等。交通工具方面,有汽車、人力、駝力等[22]。

二、禁煙運動開啟云貴戰時手工業

鴉片既是云貴近代手工業興起的重要因子,也是戰時手工業興起的重要元素。云貴不宜植棉,其近代手工業始于1851年洋紗易鴉片的雙向貿易。其中,云南人“種上鴉片以支付做衣穿的棉布”[23],而貴州即使地處內陸,但因經銷鴉片可獲厚利,因而兩廣等客商不畏艱險,“改販洋紗入黔以易鴉片”[24],從而在云貴出現了近代機制洋紗與傳統手工織布的開始結合,興起了近代手工業。此外,云貴戰時手工業萌芽于1935年國民政府結束西南軍閥,興起于1938年厲行嚴種、嚴禁、嚴運的禁煙運動。雖然1935年國民政府頒布了禁煙令,從而使云貴的雙向貿易備受打擊,但是遠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勢力未能直插云貴,直至1938年上海、廣州、武漢等外埠城市相繼淪陷以及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坐鎮西南,云貴的雙向貿易才被中斷。

當時的國民政府對貴州經濟建設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禁煙”[25]882。1935年成為“貴州禁煙運動的切實開始”[26]。此后,貴州省政府遵照國民政府6年禁煙計劃,分禁種、禁運、禁售、禁吸四項。同樣,云南禁煙也從1935年秋季開始。當時的云南省政府對禁煙第一期禁種、禁運、禁吸均作了明確規定。即昆明市附近38個縣區“停止種煙苗”,并從同年8月1日開始,“各級煙土字號”須向各縣禁煙委員處“登記存土”。此外,從1935年12月25日至31日,各縣區縣長須會同該縣禁煙委員會“標對煙土”。1936年1月1日開始,昆明市38個縣區售賣的煙膏,“概由公膏局專賣。運輸煙土,則責成特貨統銷處專運”[27]。

抗戰全面爆發后,為軍事、政治、經濟等需要,云貴加強了禁煙運動,在機器生產的同時,使手工業也得以重新發展起來。1937年,云南省頒布了“修正云南禁煙指導員服務規則”,明確規則“適用于推廣禁煙各屬”,不再局限于昆明38個縣區[28]。特別是1938年國民政府坐鎮西南之后,對云貴進行強有力的直接控制,公布了“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其中,第13條規定,經濟部對于指定的鴉片、錫礦等物品之運輸,“得因必要,分別限制或禁止之”[29]110。之后,云貴戰時“手工業在抗戰中重新發展起來”[1],即興起了“所謂改進戰時手工業,便是使手工業能夠在戰時輔助機器工業”[2]。

鑒于云貴重要的戰略位置和戰時手工業建設的必要性,國民政府加強了對云貴的工業化建設。但是,相對于東中部等地而言,國民政府對云貴的工業化建設晚至1935年的禁煙運動。1935年,國民政府強調貴州建設“非先從禁煙著手不可”。同年5月6日,當時的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在“省府擴大紀念周”中進一步指出,“貴州流毒最深,人民最感痛苦的,就是鴉片,所以禁煙實為今后建設新貴州的要政”,今后不僅要“禁種,而且要禁吸”。其中,禁吸后的人民不僅可以恢復健康的體魄和精神,而且還可發揮其智能,達到人盡其才。禁種后的土地則可改種正當的農作物,增加有益的生產,達到地盡其利之目的?？傊?“不禁煙則一切新的事業都談不到,能禁煙則什么新的事業,都有希望,今后我們要建設新貴州,一定要由禁煙著手”[26]。

由于禁種相對容易,因而“徹底得多”。其中,作為鴉片最大產地,云南鴉片“根本禁種以后,要運無從運起,要吸無從吸起”[30]5。在禁種方面,貴州政府將其劃分五個區域,并按照五期進行,以便達到“絕對禁種”之目的。第一期、第二期均從1935年10月開始,其中第一區域為黎平、錦屏、天柱玉屏等23縣,第二期第二區域為獨山、都勻、龍里等12縣。第三期則從1937年開始,為第三區域的桐梓、遵義、正安、仁懷、湄潭等9縣。第四期從1938年10月開始,為第四區的大定、畢節、威寧、安順等15縣。第五期從1939年10月開始,為第五區域的普定、鎮寧、貞豐等12縣。禁運和禁吸方面,最初由貴州禁煙督察分處設棧統收和制訂內銷辦法,1939年8月行政院鑒于禁絕期限已近,“欲徹第掃除煙毒,非肅清民間存土,停止商采制度不可”,從而遵令成立了“督辦貴州省肅清私存煙土公署”,并設立秘書、軍法、糾察三個科室,“絕對禁止私人采購,并直接指揮警察團隊,查緝一切私運私售事宜”[26]。1935年5月1日,云南省頒布“禁煙原則”,將昆明市附近38縣為一期禁種縣區。同樣,貴州省民政廳為加快禁種,將原定的第三、四、五期縮短為兩期禁種,原定緩禁第三、四、五區各縣,“亦縮并為兩區,另形編劃”。同時,將本年緩禁區域的羅甸等27縣縮為22縣,“并為易于管理,緝私方便,暨界限整齊起見”,將原附近羅甸、開陽等5縣加入第三期禁種,合計24縣需在1938年春夏收煙季節“一律禁絕”。1938年第4期,原應禁種畢節、大定、黔西、威寧、水城、清鎮、安順、織金、郎岱、關嶺等10縣,同時將緩禁的普定、鎮寧、平壩、紫云、興義、貞豐、盤縣、冊亨等12縣“一律縮并,劃入本期禁種”,合計22縣在1939年春夏收煙季節“一律禁絕”[31]。到1938年貴州鴉片產量僅39.8萬余兩,比1935年減少了79倍,種植面積縮減到1,397畝,減少了3.6倍[32]。

但是,禁煙運動的過程極為艱難。其中,尤以禁吸為最,從1935年7月開始至1938年,即使多次辦理煙民登記,“但尚未達到普遍確實地步”[26]。1935年貴州政府委員會第158次常會通過了《貴州省禁吸鴉片期限戒絕規程》,同年10月公布施行,規定每6個月為1期,遞推計算,“以三年為限”,即計劃1938年戒絕。1938年3月,貴州省又公布了《取締售吸管理所章程》,要求貴陽和各縣售吸所“一律限于”1938年底撤銷[5]。此外,為登記準確,“以為分批施戒的根據”,從1938年11月開始,貴州政府除飭令各縣切實按期戒煙外,又擬定戒煙暫行辦法,“通令施行,使煙民于惡習革除后,得重參加生產事業”[26]。

當時的云南政府不僅采取分期禁吸,而且對黨政公務員和一般民眾均作了專章規定。1935年7月9日,云南省建設廳廳長在第432次會議提議,現在本省厲行禁煙,除禁種、禁運,另由專章規定辦法。其中,黨、政、軍、學“一切工務人員,凡有嗜好者,尤應及早戒絕”,即從7月開始至年底為止“一律戒斷”,其中7月、8月為“自行戒斷時期”,9月、10月為分別登記、監督戒斷期。此外,云南省建設廳對一般民眾禁吸“亦已定有章程”[33]。據同年《南詔季刊》所載,南京和徐州兩地公安局,“分別拘捕當地的癮君子,強迫他們戒絕嗜好”,“接著在報紙上又看到云南省政府議決,自明年秋季起對鴉片要嚴禁”,即采取禁種、禁運、禁吸三大政策[30]5。1936年云南省按照三期禁吸鴉片。第一期為1935年7月至禁絕之日;第二期為1936年6月至禁絕之日,第三期為1937年4月至禁絕之日,三期均包括宣傳和調查登記、籌備一切、實施禁令三個部分,但是各期各部分內容和要求有別[34]。

此外,禁運方面也經歷了艱難的過程。國民政府厲行嚴種、嚴運、嚴吸鴉片政策之前,政府和運銷者因經銷鴉片有利可圖,“狂征其禁煙罰金,鼓勵人民種煙,吸煙、售煙”[38],以致走私煙土仍絡繹不絕,走私貴州鴉片者仍運銷廣西、湖南、四川等省的路線繁復雜亂。1935年10月24日,禁煙督察處貴州分處頒布《禁煙督察處貴州分處統制黔省特貨運銷暫行辦法》,對鴉片勻速、銷售作了嚴格規定。第一,鴉片運輸路線分兩條。即從赤水經重慶轉運湖北、從下司經洪江轉運湖北。第二,向鴉片特商發放采辦照證。第三,對內銷運輸和外銷運輸也有具體規定,雖然外銷“得免貼內銷花,但須遵照本處所規劃之稅區來去路線,將交由本處所設運銷機關負責代運”,如運銷廣西、廣東或貴州省內可照掌繳足稅費貼花后,“得酌準自運”,“仍須請領分運單方能起運,但東運內銷稅,或最多不得超過300兩”[35]。督察處嚴加管理,不僅要求“各縣市政府及設治局督同警察機關及各級區鄉鎮長嚴密查緝”,而且給予緝獲煙土者“照章加重給獎”[36],甚至規定“嗣后查獲偷運,必須偵究來源”[37]。

總之,1938年是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年,也是云貴禁煙的最后年份,更是其戰時手工業的興起之時。誠如1938年《中農所簡訊》所載,“黔省本年為鴉片最后禁絕種植之期”,即使西部22個縣“緩禁區域,亦已決定嚴厲施行”,但是禁種之后,洋紗入黔以易鴉片的對雙向貿易被中斷,植棉、種麻等農作物及其基礎上的紡織生產“極為重要”[39]。如1941年《農本》所載,在盛產鴉片的安順,由于城鄉紡織“大多用洋經洋緯,故洋紗銷路甚廣”,繼而使“昔以鴉片為大宗,今則以紗布為大宗”。因此,戰時安順土紗、土布也較為普遍,如每逢龍、豬場期之時,北大街的土紗攤有數十處。同時,安順北大街有10余家“專售土布之商鋪”[40]。此外,據1941年《抗敵》所載,由于1938年吳鼎昌擔任貴州主席之后認真禁煙,所以“特提前一年”就達到了目的,“厥功甚偉”[25]882。如貴州“自緊種鴉片以來,農業上已發生了空前的變化,這轉變是欣欣向榮的現象”[41]。

三、云貴戰時工業化建設和手工生產并存

禁煙運動是國民政府加強云貴工業化建設和戰時手工業的起點,而政治、經濟、軍事等戰略轉移則是其重要原因。1934年1月,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確定將國民經濟轉移至西部,并通過了《確立今后物質建設根本方針案》,明確在“富有自然蓄積并不受外國商業金融支配之內地”進行經濟建設,要求“于經濟中心附近不受外國兵力威脅之區域,確定國防軍事中心地”,以備軍事建設,同時將“全國大廠礦、鐵路及電線等項之建設,均應以國防軍事計劃及國民經濟計劃為綱領,由政府審定其地點及設備方法”[42]。從而為戰時工業建設作出了初步部署。

國民政府曾試圖將云貴工業化建設作為全國的基礎。1935年,當時的國民政府領導人在云南省擴大紀念周中作了“為建設新云南與復興民族”的重要講話,“希望大家努力建設工業化的云南”,國家“第一重要的條件,就是工業發達”,從農業國進而為工業國。在推動工業化起點方面,最容易的地方“就是云南”,無論地下豐富的礦產,還是地上豐富的物產,甚至氣候條件,“可以說哪一省都趕不上,一切工業化的條件都已具備,所以我們要建設工業,就要從云南做起,有云南為基礎,逐漸發達各種工業,然后才能使職工由農業國進為工業國”[43]。

為開發云貴豐富的資源,當時的國民政府試圖加強實業開發和交通建設。云南蘊藏資源豐富,“真是一個最好發展工業的省區,我們不談工業建設則已,如果要談工業建設,就要先從云南建設起來”[44]。此外,在以長江以南和平漢線以西為主要抗戰的陣地中,應以“川黔陜三省為核心,甘滇為后方”[45],要求“開發邊疆實業,及發展交通”[46]。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全國工商業進入戰時狀態,東中部城市相繼失守,云貴的商路受阻,市場亦大為萎縮?；诖?1937年8月,當時的云南政府主席龍云參加南京“國防會議”,建議蔣介石預防日本南進計劃。同年11月,南京政府批準,由當時的國民政府撥款200萬元,責成龍云限期一年修建滇緬公路,以便國際援華物資的輸入。從1937年12月開始動工,至1938年8月第一批6000噸的國際援華物資輸入中國,標志著滇緬公路正式開通。1938年,不僅上海、廣州、武漢等地相繼淪陷,而且日寇還擴大至南洋,使滇緬貿易市場聯動大受其害,云貴的外地市場大為萎縮?？梢?1938年滇緬公路的通車,與滇越鐵路并駕齊驅,一同成為了云貴及整個中國抗戰時期的國際交通線。

當時國民政府對云貴如此高度重視與其政治、軍事需要密切相關。同時,由于東北淪陷,以及西北隱患的加大,這“才引起量很大的注意,犧牲了很多的財力和人力”。此外,滇黔人民受到了空前未有、不可補償、抱痛終天的傷亡損失,“這才把地方上原有惡勢力改變了一部分,這是注意到滇黔地方了”[47]。

在蔣介石的重視下,戰時云貴交通建設成效較為明顯。據統計,此期間為筑路、整理開支,國民政府先后向貴州境內的黔湘、黔滇、黔川干線撥款926 504元。特別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加強了公路建設力度,成立了西南公路運輸總管理處。管理處成立之初,接管了貴州境內四大公路干線,委托西南各省對危險路段進行初步整理、改線,向貴州政府撥付175 115.81元[48]。

鑒于此,為結束西南地方割據,蔣介石不僅投資云貴等省公路建設,而且還調動了大批中央軍嫡系進入云貴川,結束了貴州軍閥。長期在貴陽工作的薛岳向楊森指明了貴州的復雜情況,指出“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各自擁有武器”,在結束西南軍閥前,周西成、王家烈統治的貴州“政令都不能執行,難于治理”,因而建議楊森清繳貴州武裝,“只要從組織保甲入手,到把所有散落在私人手里的槍支搜剿起來,掌握在鄉保長手中,才能改變過去的期刊,使政令得以貫徹”[49]。

除結束西南軍閥統治外,國民政府還試圖建設大西南,推行“統一化”政策,為戰時經濟服務。然而,統一化的推行需解決云貴等后方最為關鍵的交通問題。有鑒于此,南京國民政府還督促相關部門和軍隊,于1937年3月打通了南京至昆明長達2 974公里的京滇公路。該公路將蘇、皖、贛、湘與云貴貫通起來,成為當時東部與西南唯一的公路干線,在中國軍事、國防、交通、經濟、文化等方面均有著重要的價值,成為當時全國“最完善”“意義與價值之重大,亦較其他干線為深”的公路干線[50]。同年4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組成“京滇公路周覽團”,對西南邊陲進行了專門調查,開啟了中央考察團對云貴邊陲調查的先河,在開發西南近代化過程中具有“萬里長征”的重要意義[51]。

國民政府對云貴地理位置的高度重視引起了國人的注意。南京國民政府周覽團團長褚民誼明確強調,“蔣介石先生兩次到過云貴,親身體會到西南的重要性,所以要我們去看一下”[52]。此外,《大公報》記者木公在參與“京滇公路周覽團”對云南的考察之后,也將云南稱為“在工業化及經濟建設上,足稱一大原料金庫”“在京滇公路所經各省,為比較最有前途之一省”[53]。同樣,貴州雖“不及沿江海各省,但內藩楚蜀,外控蠻荒,在地理上也有相當地位。然而大多數不明瞭貴州情形的常以為貴州是極荒僻而又狹小的地方”[54]。

基于國民黨及其國人對云貴的重視,云貴政府加強了工業化建設和手工并存生產?？箲饡r期,一切生產均以響應戰時所需為準。時任貴州主席的吳鼎昌指出,“革新貴州農業,繁榮農村經濟,增進后方生產,加強抗戰力量”[55]。其中,美煙佛吉尼亞種為卷煙工業的重要原料,具有諸多的優勢,且適宜于云貴取代鴉片種植需要。一方面,美煙產量高,平均每市畝可產227市斤,是平均每市畝產108市斤貴州土煙的2倍以上。另一方面,美煙質量佳,其煙葉經烘烤調制,可呈淺檸檬色,煙味醇和芳香,可制為上乘卷煙[56]。因此,1938年貴州省政府組建了貴州省農業改進所,負責美棉、美煙等培育。為推廣優良品種,各地商會不僅免費提供良種,而且還派人向民眾進行指導,如安龍商會組織成員前往烤煙成熟地區學習種植技術,學成后積極指導農民種植,甚至商會還號召當地工商業者投資烤煙業,從而促進了貴州煙葉的加工[57]。此外,正安場鎮商會倡導匯豐泰商號向農民提供煙種[58]。

最后,為戰時經濟建設,國民政府對工商業進行了統一化管理。國民政府不僅將云南各種礦產品進行統一化經營,而且還將昆明電氣公司與昆明電力廠合并,改組為官商合辦的耀龍電力公司。此外,原重慶國民政府還在工礦調整委員會上做了明確規定,對于原有和新設立的民營廠礦,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辦法,由政府統籌辦理或共同經營。1938年1月貴州成立礦務局,以“支援抗戰、礦產國有”為名,接管了得鎰和、大硐喇、雙益公、興永發及巖屋坪等五大礦廠及其他一些民營廠礦[59]。1938年4月,財政部首先將桐油、茶葉、豬鬃及礦產等四類劃為統銷品,并授權于貿易委員會兼辦出口結匯諸事。據統計,貴州桐油從1938年157 041擔增至234 560擔[60]。

在國民政府重視云貴工業化建設的同時,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手工業也得到了加強。雖然機器生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抗戰時期主張發展手工業者仍有四大基本理由。第一,中國機器工業尚不發達,而手工業品“在工業生產中仍占統治地位”。第二,長期以來,手工藝品是中國工業生產的特點,抗戰前諸多手工藝品在國際“享過盛名”,若戰時加以提倡、加緊發展,“必能內可裕民生,好可振國譽”。第三,抗戰時期,中國農民生計日趨困難,加之“農閑時間極長”,因而復興手工業,“必可增補農家的收入”。第四,戰時全球經濟恐慌,歐美發達國家正提倡和推行工業分散化,因而在原有經濟基礎上發展鄉村手工業,“以免再蹈工業先進國之覆轍”。此外,相對機器工業而言,提倡手工業“事屬輕而易舉”[61]。

即使國民政府對手工業并無一貫的政策,但是基于戰時所需和中國長期處于農業國的現實,因而有論者提出中國工業化“就必須先使農村能‘工業化’”,而農村工業化就“必須充分發展”諸如湖南夏布等農產品加工業。同時為戰時籌集軍需物資,“更應由地方士紳,利用原有規模,加以扶持,或接濟其資本,或擴充其產量,或改良其方法,或推廣其用途,凡屬可資實用,足以適應戰時需要之物品,應集各方才能資力以赴”[62]。其中,棉布是戰時軍需急要物資,“一概供給軍事機關,部隊備制軍裝之用”[63]。

簡言之,在云貴戰時工業化建設的同時,發展戰時手工業也有其很大的必要性。第一,手工業在戰爭中“正是一個很好發展的機會”。第二,戰時手工業發展的主要目的是供給軍需和民間必需品,“不必要的生產,應予停止”。第三,手工業的發展“應力求進步,而使其與機器工業相行不背共同發展”。第四,手工業發展應注重海外市場,換取外匯。第五,改良技術,應科學化、現代化、標準化和具有創造性。第六,欲求手工業發展,組織工業合作社“是最有效的辦法”[1]。

四、云貴戰時手工業的“畸形繁榮”

戰時手工業是近代動蕩政局下特殊的政治、軍事、經濟產物,具有諸多畸形繁榮的現象?？箲鸨l后,由于東中部重要城市相繼淪陷,交通不便,洋紗來源受阻,“紗布是異常的缺乏”[64]16,加之國民政府采取嚴禁、嚴運、嚴吸的鴉片政策,從而中斷了云貴近代手工業前期的洋紗以易鴉片的雙向貿易,開啟了一切生產以戰時政治、軍事所需的戰時手工業模式。因此,無論云貴,還是整個中國,在機器工業發展的同時,“手工紡織業始重獲抬頭機會,鄉間無數棄置之紡車布機,復行取用,乃造成戰時手工紡織業之畸形繁榮現象”[65]。

昆明在全面抗戰中,“一躍成了大后方的經濟重心”[64]16。如云南紡織廠在1939—1945年極盛時期,該廠對云南軍民棉布所需“不無相當供給”,即使在空襲中運輸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仍本調劑社會需要,以裕民生之旨,增加后方生產,充實抗戰力量”[66]。據統計,貴州全省僅公營、民營大小機器廠,就300余家,“一時成為抗戰后方一個有力的工業生產重心”[67]。同樣,在1940年前后,云南近代企業已達300余家,是戰前的10倍左右,時至1944年已有351家,其行業不僅包括機械、礦冶、織、煙草、制革、造紙、印刷、油漆、面粉、陶瓷、制藥、蠶絲、水泥、火柴,而且還包括液體燃料、化工、五金、機械修理、電器19個不同門類的行業[68]。

由此可知,隨著戰時手工業的推動,云貴工業化也有了萌芽和發展。如1941年《國貨與實業》所載,“抗戰以前,貴州談不到工業建設”,直至1939年3月貴州省吳鼎昌發起組織“貴州企業公司”,將工礦農商“開發經營,薈為總樞”[22]29,才使“貴州之工業建設戰時方始萌芽”[69]。作為戰時貴州工業的龍頭企業,貴州企業公司是“抗戰建國同時并進中之時代產兒”,以“開發貴州資源,增加后方生產”為目標,是官商合辦的重要企業。甚至該公司附屬的玻璃廠、火柴廠、制糖廠等“各單位負責人,均為學識經驗豐富之士,對于成品力求改進,難能可貴”[70]168-169。同時,云南工業建設也“算是開始建立了”[6],如云南紡織廠、裕滇紡織公司等等。

然而,云貴這些企業的戰時性興起、生產特點極為明顯。其中,貴州企業公司“配合全國經濟建設方針,發展區域經濟,改善本省人民之生活”[70]168。1942年1月,云南省經濟委員會為開發資源,“以裕戰時物資起見”,還特發其組織了“利滇化學工業公司”,“以倡導褐煤低溫蒸溜工業”。由于該廠設在“事屬創舉,國內尚無成規可循環,一切機器設備,悉經該廠自行設計制造,試車成績尚佳”。1943年7月1日,該廠正式成立,改名為“云南省經濟委員會利滇化工廠”,實收資本總額2 000萬元,采取股東大會推選董監事[71]。

在戰時手工業畸形發展的背后存在諸多的問題。一方面,鴉片造成財政畸形繁榮。在一定程度上,云貴鴉片種植緩解了財政壓力,使云南處于出超省份。因此,1935年國民政府統治云貴,厲行禁煙之后,鴉片種植仍然繼續。如1937年前,永仁縣小村“全村約種116畝大煙,約收6900兩大煙,上煙稅207兩”[29]110。甚至直至1938年前,云南每年鴉片收入不下3000萬元,“一畝收入可數十元至百元,農民無不栽種鴉片,一切農業均置不顧,故主要食糧如米類反仰給于越南”[72]。因此,從1913年唐繼堯主政云南十四年,直至1938年,雖然云南的鴉片政策時有波動,但是無論是分區、分期施禁,還是統運,政府都或明或暗地支持商人從事鴉片貿易,以致“大商號大販,小商號小販,沒資本的也想販”。如在云南六七百商號中,專營或主要經營鴉片的就有兩百余家,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73]。

另一方面,洋紗因云貴商路受阻,以致織布原料來源困難。自1910年滇越鐵路通車后,由于其終點站為昆明,因而昆明成為了商品轉運和銷售中心。從1910—1937年棉紗在云南的進口量來看,幾乎呈逐年增加的趨勢,1937年進口量比1910年增加了100 961公擔,增長了147%[74]45。但是,抗戰爆發后,洋紗輸入云貴困難,以致價格迅速增長,在1910—1938年期間,有印度、日本所產的20支棉紗,價格6.5—8.7元;有42支的日本細紗,價格14.89元;有印度、孟買、東京的10支棉紗,價格5.8—6.8元[75]。1938年上海、廣州等地淪陷后,洋紗來源更是幾乎斷絕,從而使“手工紡織業始重獲抬頭機會”[65]。

由于洋紗來源受阻,紗價漲幅較大,繼而使織布業倍受影響。多雨的云貴不宜植棉,因而一直仰給于外地。其中,貴州紡紗業“毫無基礎,洋紗皆賴外給”[76]。云南仍如此,商路受阻后,洋紗“就再也無法輸入,生產工作受到了極大的影響”[64]16。1938年之前,從上海輸入貴州市場的國產紗分為細紗、中紗和粗紗,三者價格依次從高到低,其中細紗每箱約360元,中紗約330元,粗紗約320元[5]。但是,在1937—1945年的戰時手工業時期,從最低價格的漲幅來看,昆明棉紗的價格從67.2元猛漲至169 000元,即8年抗戰之間,棉紗的價格上漲了2 513倍。從這期間的洋紗最高價的漲幅來看,那更是從79元狂飆至750 000元,即8年之間價格增長了6 319倍[77]。戰亂商路的受阻,使洋紗的貨源減少,從而增加了使用洋紗織布的成本,以致于人們感嘆道,“與其穿貴而不漂亮的土布,不如穿貴而兼漂亮的洋布”[78]。

除了洋紗之外,戰時進口物資的比重也因戰爭需要和來源受阻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就進口商品而言,云南以煤油、汽油為大宗,棉紡織品、煙草、人造靛、糖、鋼等次之,但是1938年后進口貨物再次發生變化,進口貨以匹頭、棉紗、雜貨為大宗;糧食次之,五金、紙煙等又次之[19],且進口量明顯下降。同時,云貴運銷路線也一再改道,甚至曾一度被中斷,貴州與外地的聯系主要以黔南為入口,其來源主要為廣西,如1938年銷往貴州的洋紗就以黔南為主,其中又以丙枚的銷量最高,10支的達3 320大件,16支的為300大件[5]。

再一方面,云貴工業品及其原料出口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箲鸨l后,由于商路受阻,云貴的豬鬃轉運路線也相繼發生了變化?？箲鸨l前,貴州的豬鬃經重慶洗梳漂之后,從上海出口。但抗戰爆發之后,重慶的豬鬃也不得不改從漢口經粵漢路轉運至廣州,然后再出香港甚至出口國外。由于商路受阻,運輸成本較高,以致1937年中農所估計貴州豬鬃年產量僅有2 923市擔[79],且多經昆明或瀘州轉口外銷。據統計,1939年初從重慶轉運至香港,每擔1 800的豬鬃運費需300多元,加之轉口費、兵火保險費及營業開支利息等1 000余元,成本高達3 100元,“而香港鬃價,每擔僅2 900余元,每擔豬鬃出口虧損200元左右”[80]。不僅如此,云貴的豬鬃還由軍閥官僚勾結走私,即使經重慶轉銷,豬鬃業也大受影響?？箲鸨l后,轉運成本甚高,加之重慶豬鬃運輸“本已極感困難,市價日低”,因而政府在安順自設洗房、梳房及漂房,甚至安順豬鬃的運輸路線也改經滇及法屬的安南出口,或經廣西轉至廣州灣,然后再轉運出口。此外,以往經重慶轉運上海的安順牛皮,“因漢皋、廣州二地淪陷后,牛皮之出路阻滯,故囤積存貨達三萬余斤”。此外,抗戰還使汽車所需的汽油來源稀少,出口貿易無利可圖,以致囤積安順的麂皮達3 000—4 500余斤[5]。

同時,不僅經銷豬鬃的商路發生了變化,而且經銷豬鬃的方式也從之前商人的經銷轉變成了軍閥官僚勾結走私。一般投機商利用與政府的關系,“上下交征,公開攘奪。于是或設工廠,或開商行,或買生鬃,或購成品”[74]156-157。如1937—1938年,云南畜產公司在昆明成立洗鬃廠,主辦人為云南富滇銀行總經理繆云臺,工人400余人,企圖將所制的熟鬃成品走私出口。當時,由于四川軍閥蘭耀曲亦在昆明走私,因而云南畜產公司預期合伙,相互利用。同期,四川利昌公司也在昆明設立機構,專門收購成品熟鬃,公司的經理就是軍閥蘭耀曲,周俊之為管事,“所有收購之熟鬃,概行走私至印度之加爾各答銷售”[74]162。1938年2月,龍云將云南全省火柴工業全部收為官辦,從而使民族產業資本遭受巨大的損失。同年10月6日,國民政府又公布了一項在后方統制經濟的基本法規,即《非常時期濃礦工商管理條例》,將豬鬃、錫礦等47種農工礦主產品作為戰時管理物品,對于豬鬃等日用品經濟部可以“直接經營之”。1939年,國民政府五屆五中全會更是通過了“統制經濟”政策,以“調節物資之生產與消費”為由,從而將統制政策“全局確立”[81]。

綜上所述,隨著全國抗戰局勢的不斷緊張,云貴特殊的戰略位置漸趨突出。特別是1938年上海、廣州、武漢等地城市相繼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厲行禁絕鴉片之后,不僅洋紗來源受阻,而且鴉片貿易明顯衰弱,以致云貴近代手工業前期以洋紗易鴉片的雙向貿易被中斷。之后,在國民政府加強工業化建設的同時,云貴近代手工業步入到第二階段,轉變成了一切產銷、管制等均圍繞戰爭所需的戰時手工業時代。云貴戰時手工業不僅使云貴及整個中國近代經濟均發生了不同程度地變動,而且還輔助了工業化建設中興起來的貴州企業公司、云南紡織廠等中國工業幼稚時期的機器工業。但是,作為動蕩政局下的特殊產物,戰時手工業因商路受阻、國民政府統制化管理,因而存在諸多的畸形繁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