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媒介化時代網絡賦權感知、行為脫序與人的理性責任提升

喻國明 楊雅 馮莞茹 修利超

【摘要】互聯網技術自誕生以來，對社會發展與人的境況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并逐漸成為個體賦權實現的源泉與力量。從宏觀層面看，網絡的信息共享、無遠弗屆、虛擬共在、連接一切的屬性，使得個體作為網絡節點的價值不斷凸顯，傳播互動及其代表的關系聯結成為新的權力來源，“深度媒介化”的時代到來；從個體層面來看，網絡的接觸使用和賦權感知，對于人的風險偏好、決策及認知控制能力也造成了重要影響?，F運用實驗法聚焦網絡技術賦權的個體層面權力感知，考察互聯網賦權是否會對個體的風險偏好產生影響，以及不同互聯網賦權程度（高VS低）和不同風險偏好水平（高VS低）對于人的注意控制能力和執行能力的影響，對網絡賦權的影響提供個體層面的解釋維度。研究發現，在認知控制力、注意力和執行力上，高網絡賦權組的被試表現更差；而在風險偏好和決策上，高網絡賦權組表現得更加謹慎保守。因此，研究認為，網絡賦權確實能夠為個體使用者帶來權力感，且這種基于虛擬空間的權力感知要高于在現實社會的感知；感知權力越高，個人認知和行為脫序的可能性就越大，更需要通過學習機制提升人的理性責任。

【關鍵詞】網絡賦權感知；風險決策；認知控制；行為脫序；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IIV）

一、引言

“賦權”是一個跨越多個領域且不斷發展的概念，起源于社會學研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賦予行為。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的出現，社會生活與人的境況發生顛覆性的改變，網絡逐漸成為個體賦權實現的重要源泉與力量。正如尼葛洛龐帝所言，“網絡化時代會賦予人們更多的權力”?；ヂ摼W“去中心化”和“去組織化”的特性，模糊了強關系和弱關系的邊界，使新的賦權形式得以產生。如果說大眾媒介培育了大眾的現代性，那么社交媒體則進一步消解了壟斷性，增加了流動性。網絡技術賦權為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動力，不僅超越和分散了傳統意義上權力的限度，還為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創造了新的基礎結構和連接界面，甚至讓兩者在網絡互動中重新塑造。[1]

因此，媒介的發展也是一種社會過程，是“個人和群體聯系的總體格局”。媒介作為一種制度化要素，作用于社會文化的變遷并相互交融，持續不斷地卷入各種領域的變化之中[2]。媒介本身也可能成為權力的主體（power of media）或者權力的中介（power though media），大眾媒體技術培育了民眾的現代性，而新媒體技術則進一步消解了傳統傳播模式的結構和通路，呈現“從家長式到兄長式，從寶塔式到扁平化，從‘中心—邊緣到有機同步參與”的變化趨勢。[3]

二、權力感知與虛擬空間的表現

網絡賦權不僅對國家和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網絡社會中的“大眾”也產生作用?；ヂ摼W時代，個體不再是工業時代所描述的“單向度的人”，而是具有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的個體，其價值和地位不斷凸顯，正如傳播學者所言“互聯網凸顯出個體的異質性……形成的是多個去中心化、去組織化的異質共同體，網民成為傳播主體成為可能”。[4]同時互聯網激活了個人資源，隨著網絡的不斷發展，“機構和個人的角色不再一成不變，其權利之間的溝壑也在逐步被填平”。[5]因而，對網絡賦權影響的研究不僅需要從宏觀、中觀層面入手，更需要從網絡賦權中的個體這一微觀層面切入，從而對網絡賦權議題提供個體層面的解釋維度。個體成為在網絡中“呼風喚雨”的主角，而后真相時代又加劇了非理性和情緒感染、現代性下的困惑和異化、后現代性的解構和虛無。同時，虛擬空間社交媒體的使用也增加了個體的疏離感[6]和倦怠感[7]，其與個體的執行能力水平之間呈“倒U形”關系[8]，而更高強度媒體多任務者（media-multitasker）則具備更強的任務轉換能力[9]和較弱的抑制控制能力[10]。

（一）權力的感知與影響

權力及其感知是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權力，認為權力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任何社會的建構都離不開權力；韋伯則認為社會中的權力無處不在，并提出傳統型、克里斯瑪型、法理型三種權力的合法性形式；?？抡J為權力有各種形態，并且“只有通過社會關系的角度看才有意義，因為權力建構于社會關系網絡之中”。

在政治傳播領域，研究者們對于權力這一議題也進行了大量研究，認為權力感能夠對于個體的生理水平、心理傾向、行為表現等多方面產生影響。從生理層面來看，有研究發現權力感可以提升個人體力和精力，權力感越高，個體的心率、脂肪分布等生理指標則更加正常、身體更加健康。[11]從心理傾向來看，擁有更高權力感的人，當面對其他人的痛苦時，表現出的痛苦和同情心更少[12]，這也和他們更強的自主情緒調節能力有關。從行為表現上來看，凱爾納（Keltner）認為權力越高的人在缺乏同理心的同時，表現得更加“愚蠢”（selfish）。[13]在一項有趣的實驗中，他發現權力高的人在吃餅干時，會掉落更多的餅干屑在衣服上，表現得像一只“餅干怪”①（cookie monster）；研究也進一步發現，權力感不同的人在合作行為[14]、道德行為[15]、主觀幸福感[16]等行為取向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

（二）深度媒介化時代虛擬空間的網絡賦權

網絡技術（ICTs）的發展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同樣建構了平行虛擬空間中的權力結構，互聯網賦權（E-empowerment）能力日益凸顯。在深度媒介化時代，社會中的所有元素都與媒介及其底層基礎設施深度聯結，媒介成為重要的“模塑力”（molding force）[17]與核心的“序參量”（order parameter）。[18]媒介技術的普及，對于相對無權的個體的賦權超越以往，便利了人們接觸、選擇和傳播信息的自主性?！澳切┰跉v史上從未被‘看見的個體出場，那些曾經面目模糊的個體的行動軌跡與需求偏好被洞察”。[19]

互聯網賦權，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果。在這個過程之中，有機會接觸并使用互聯網的個體，可以通過互聯網獲取和傳播信息與觀點，以拓展現實社會中的能力。有研究者就針對互聯網賦權概念進行闡述，認為賦權可以在四個階段展開：首先是個人層面，包括個性塑造和個人技能的提升；其次是人際層面，包括社交補償，促進跨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減少等；再次是群體層面，包括網絡能促進群體成員找到彼此，增強群體的集體性，促進群體決策效率等；最后在公民身份層面，網絡賦權可提升信息的可接近性，促進公民的政治參與、監督及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20]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者們認為網絡賦權會帶來網絡社會新的權力分層，普通個體有機會成為網絡社區或網絡平臺具有高聲量的平臺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KOL）等角色，在虛擬空間的社會結構中被賦予了更高的權力，甚至“使得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發生改變”。[21]

目前，學界對網絡賦權的影響進行了多維度的研究?；ヂ摼W能夠為邊緣群體賦權[22]，同時因其技術的雙向賦權也推動了全體公民的政治參與，并促進了政治自由化，使得公眾從傳統參與的虛假在場走向“真實在場”。[23]有研究者就曾對比了聽覺障礙與聽覺正常兩個青少年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行為，認為可以將網絡視為聽覺障礙者的賦權平臺。[24]網絡賦權為社會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締造著新的不平等現象并產生新的問題。有研究者就認為網絡媒介技術發展帶來的符號表征效果的強化和虛擬現實正發揮隱形權力，為受眾不斷賦權和重新賦權的同時，也制造著新的平等和不平等的信息交往格局[25]；另有學者指出，增權只是網絡賦權中的一種可能性，在促進主體自主性獲得的同時也可能使人的主體性喪失。[26]

與此同時，網絡賦權也會帶來更多的非理性表達，影響到輿論監督的作用，甚至出現網絡暴力、網絡惡搞等異化現象。[27]“社會無法給出既定的社會結構秩序，單一媒介線性的信息生產、流通過程已被取代，社會秩序基于媒介的傳播實踐不斷被整合和延伸”。[28]所謂脫序，指的是在社會過渡狀態下，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規范和社會期許的抑制作用失效，而新的社會規范尚未完善，個體由于不適應所采取的一些偏離常態的行為。許多學者對網絡賦權過程中出現的非理性表達、網絡暴力等問題做出了相應的解釋，例如有學者認為很多網絡輿情反轉類事件中都存在認知上的“瞄定效應”。[29]然而，目前網絡賦權對個體產生影響的研究多是描述性解釋，有分量的定量研究較少。學者目前已經對于網絡賦權角色如虛假信息的線上審核員之間是否存在旁觀者效應做出討論，認為權力感和責任感的增加，會助推人們做出某種決策行為[30]，然而并沒有嚴格區分被賦權的角色或者責任感的程度水平，而這正是影響人們決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將以個體為研究對象，探究不同程度的網絡賦權對個體行為和認知層面的影響，為網絡賦權問題提供解釋水平和個體維度上的實證探索。

三、研究設計與問題提出

本研究將通過實驗法，探究網絡賦權對人的認知與行為層面帶來的影響。研究聚焦于互聯網賦權獲得的權力感對個體決策行為的影響，其中包含著高低風險條件之下的決策行為變化，尤其在注意力水平和風險偏好兩個方面的表現，從而將網絡社會賦權對個體的影響拓展到更多維度，以豐富相關領域的實證研究內容。

（一）研究問題

在傳統賦權研究中，大量研究表明，在個體進行決策的時候，其所擁有的權力水平會影響到個體的行為。[31]通常情況下，人們認為社會經濟水平低的人會更傾向于高風險的行為[32]，甚至造成較高的死亡率[33]，然而權力水平高低對風險決策的影響并非如此直觀。有些研究者認為高權力者更傾向于親社會行為的選擇[34]；而另一些學者發現在某些情況下高權力者更傾向于做出冒風險的決策。[35]實驗證明，在高收益情境下，高權力感被試的風險偏好顯著高于低權力感被試[36]，同時樂觀主義、權力動機和權力穩定性等因素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有研究者認為樂觀主義在高權力者從事冒險行為方面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37]；還有學者發現，由于權力等級的穩定程度存在潛在的可變性，權力動機高的人有可能會更加謹慎，做出更保守的選擇[38]，而低權力者則在不穩定性越大時越愿意承擔風險。[39]

綜上所述，本研究設計行為實驗，從個人心理層面探究網絡賦權的影響，通過不同情境賦予參與者不同水平的權力，從而研究個體在決策過程中網絡賦權、風險程度對個體的影響。具體來說，有以下三個研究問題要進行考察：

問題一：互聯網賦權是否會對個體的風險偏好產生影響。

問題二：互聯網賦權是否會影響個體在進行風險判斷時的注意控制水平。

問題三：互聯網賦權是否會影響個體在進行風險判斷時的執行能力。

（二）實驗設計

1.實驗變量

研究采用2（權力類別，分為賦權組和無賦權組）×2（風險類別，分為高風險和低風險）的混合實驗設計。其中權力類別為組間變量，分為實驗組（賦權組）和對照組（無賦權組）；風險類別為組內變量，分為高風險和低風險。

在探究權力感對個體影響的實驗中，操控個體權力感的方法有很多種。以往研究采用情境回憶、角色扮演、敘述寫作等多種實驗材料啟動被試的權力感，并被認為是有效的權力操作范式。[40]為更加直接地研究網絡賦權中權力對個體的影響，研究借鑒角色扮演法，通過模擬不同形式的網絡賦權情境，使實驗組和對照組產生不同程度網絡賦權下的權力感。因此，實驗搭建了一個虛擬的網絡社區平臺，對于實驗組進行賦權啟動。

研究的因變量是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trial-to-trial intraindividual reaction time variability，IIV）。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指標可以反映個體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功能，與個體的持續注意能力和抑制控制能力都具有關聯性，是反映個體認知水平、注意力的一個通用指標。[41]個體在完成一系列的認知任務時，完成每個任務的反應時間會發生一定的波動，即出現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數值較低，則代表該個體擁有更好的執行功能；而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數值較大，則代表該個體注意力越不集中[42]，認知控制能力表現更差。[43]因此，研究采用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作為反映被試的注意力集中水平及認知控制功能的指標。

2.被試情況

研究在預實驗之后，為達到有效的實驗結果，通過G*power軟件計算效應量（power analysis）得出，所需被試量為48名。實驗后剔除1名無效被試后，最終有效被試為47名。被試隨機分為兩組，實驗組（24人，7男17女，年齡=21.75±1.984歲，范圍18歲至25歲）；控制組（23人，8男15女，年齡=22.48±2.213歲，范圍19歲至29歲）。所有參與者都是右利手，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沒有任何精神疾病史和家族病史，實驗之前沒有服用酒精、煙草或其他任何精神藥物。被試在實驗前都進行了中文版貝克焦慮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和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測試，均未出現臨床上明顯的焦慮或抑郁癥狀。

3.實驗程序

一是個體的賦權控制和網絡權力感知。實驗組和控制組被試分別使用同一部實驗手機進入平臺，分別接受兩種實驗條件的處理。實驗組為高賦權組，參與者被賦予平臺管理員的身份，要求進行刪帖、置頂、打分、評價等行為，行使平臺管理權力；而控制組為低賦權組，參與者則只能發布信息，等待管理員的評價。實驗將用攝像頭記錄下被試的操作情況。具體流程如下：

實驗組閱讀下列要求并按其采取相應行動：“您好！現在您將進入一個網絡社區平臺，您是該社區平臺的管理員，需要您對該網絡社區進行管理。您可以對社區內現有的帖子和回復進行點贊、加精、刪帖等操作。同時您也需要發布帖子，可以是回復他人帖子、發布新帖子，修改發布社區規定等。需要您在本社區內活動10分鐘左右?！?/p>

控制組則閱讀下列要求并按其采取相應行動：“您好！現在需要您回答平臺管理員提出的問題，并在該平臺上發布答案。平臺管理員會對您的評論和回答進行評論、置頂、加精、刪帖等操作，如果獲得平臺管理員的青睞，您可以獲得額外被試費，如果被刪帖，將不會擁有額外獎勵。需要您在本社區內活動10分鐘左右?！?/p>

隨后，兩組被試都會通過權力感知調查問卷測量賦權結果，該問卷改編自個人權力感知量表[44]，信效度良好（Cronbach α=0.767，KMO=0.68）。題項分別為：“在剛剛的過程中，我可以對我認為優質的內容進行‘置頂‘加精等操作”；“在剛剛的過程中，我可以對我認為不符合小組要求的內容進行‘刪帖等操作”；“在剛剛的過程中，我可以對他人發布的內容進行評判”；“在剛剛的過程中，我的想法和觀點可以影響到小組內的其他人”；“在剛剛的過程中，我認為我有權力對該社區進行管理”。

不同賦權條件下，實驗組即網絡社群管理員角色的權力感知值（24.83±3.60）高于控制組即普通網民的權力感知值（19.61±4.23）。通過差異性檢驗發現，實驗組和控制組的權力感知差異顯著[t（45）=

-4.570，p=0.000，d=0.673]?？梢?，不同程度的互聯網賦權過程對于被試的權力感知產生了顯著影響。

二是個體的非確定型決策：愛荷華博弈任務。愛荷華博弈任務（Iowa Gambling Task，IGT）是一項模擬現實決策情景的實驗室任務，用于測量非確定型的決策中的模糊決策，即概率未知且結果不確定的決策。博弈范式可以有效測量風險偏好的程度[45]，已有研究證實，可以把百個試次以上的愛荷華博弈任務作為測量風險決策的工具。[46]

因此，在權力感操作任務之后，研究安排兩組被試完成愛荷華博弈任務，通過計算個體選擇得分和個體內反應時間變異性（IIV），測量個體在決策行為過程中的風險偏好和認知控制。任務程序采用E-Prime3.0編制，每個試次（trial）以500ms的注視點開始，然后呈現500—800ms隨機時長的空屏。之后屏幕上呈現ABCD四個選項，要求參與者操作相應按鍵做出選擇，其中A與B為高風險選項，即投入較大而獲勝概率較??；C與D為低風險選項，即投入較小而獲勝概率較大。在500—800ms隨機空屏之后，呈現2000ms的反饋界面。在500ms的空屏后該試次結束，進入下一試次。每10個試次為一個組塊（block），共180個試次，構成18個組塊，一個組塊內的10個試次隨機呈現。其中A和C選項的輸贏比例為5∶5，即出現損失的概率為50%；B和D選項的輸贏比例為9∶1，即出現損失的概率為10%。

四、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風險偏好

本實驗中共有47名被試參加，均為有效被試。每個參與者的風險偏好可以根據其每次投入數額的選擇結果進行計算。具體操作過程為，計算參與者在每個組塊的選擇得分（選擇得分=選擇有利數額的次數－選擇不利數額的次數）。最后得出其所有組塊選擇得分的平均數，即為風險偏好數據結果，得分越高則該被試在作選擇時更偏向保守，得分越低則更偏向冒險。兩組參與者的選擇得分通過SPSS 26.0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發現，相較之下，高賦權組更傾向于保守決策，得分（1.493±4.080）略高于低賦權組得分（0.627±3.915），兩組被試之間的風險偏好不存在顯著差異[t（45）=-0.744，p=0.461，d=0.110]。

（二）個體內反應時間變異性（IIV）

首先分別計算兩組被試每個區組的平均反應時，剔除其中低于100ms（由于被試預期導致的提前反應）的數據，有效數據為91.57%（＞70%）。之后計算出每個被試18個區組平均反應時的平均數和方差，方差值即為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數值（IIV），其中均值（M高賦權高風險=888.51±521.87，M高賦權低風險=801.64±483.06，M低賦權高風險=185.43±87.51，M低賦權低風險=137.68

±67.06）。

研究用SPSS26.0進行2（互聯網賦權程度高VS低）×2（風險偏好水平高VS低）的兩因素方差分析，其中互聯網賦權為組間因素，風險偏好水平為組內因素。結果發現，互聯網賦權程度的主效應顯著[F（1，45）=50.348，p=0.001，η2P=0.708]。風險偏好的主效應不顯著[F（1，45）=1.837，p=0.182，η2P=0.039]，互聯網賦權和風險偏好的交互效應不顯著[F（1，45）=0.155，p=0.696，η2P=0.003]。分析結果顯示，無論風險偏好水平高低，高賦權組的個體內反應時間變異性都要比低賦權組更大（p＜0.01），而且沒有出現隨著風險偏好水平的增高而個體內反應時間變異性增大的情況（p＞0.05）。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運用實驗法聚焦被網絡技術賦權的個體層面權力感知，通過考察互聯網賦權是否會對個體的風險偏好產生影響，以及不同互聯網賦權程度（高VS低）和不同風險偏好水平（高VS低）對于人的注意控制能力和執行能力的影響，對網絡賦權的影響提供個體層面的解釋維度。研究證實了網絡賦權確實能夠為個體使用者帶來權力感，且這種基于虛擬空間的權力感知要高于在現實社會的感知。研究發現，在認知控制力、注意力和執行力上，高網絡賦權組的被試表現更差；而在風險偏好和決策上，兩組雖未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差異，但高網絡賦權組的被試的確表現得更加謹慎保守。

（一）互聯網賦權程度顯著影響個體的注意力和認知控制能力

在本研究中發現，互聯網賦權與個體內反應時變異性（Intra-individual reaction time variability，IIV）呈現顯著相關，且與個體的風險偏好水平高低無關。這表明互聯網賦權會對個體的注意力和認知控制能力產生顯著影響，即在網絡賦權過程中那些被賦予“管理員”角色的普通人，表現出了更低的注意穩定性和認知控制能力。這也和人們的經驗性感覺即前文提到的“餅干怪”的假設相一致?；ヂ摼W賦權程度較高的個體，表現出較差的注意力和認知控制能力及反應抑制能力，這可能是所需的注意負荷更強，因為其在網絡空間的社會結構中擁有更多的權力，需要思考和掌控更多的事務，不僅要對實驗中社群關注的普遍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而且還要對虛擬社群的整體發展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正如傳播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言，“一個人不可能花費所有時間去了解和把握所有問題，當他關注于某一事件的時候，其他數以千計的事件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除非他能夠準確判斷，時間精力投向何處能夠最合理地發揮自己的潛力和特長，否則違背其固有的能力，做他不勝任的工作，他只能感到迷?！?。[47]對于互聯網低賦權者來說，他們只需要專注于實驗環境中所提出的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不用對問題以外的事情進行更多的思考和操作，因而他們具有更好的注意力、控制力和執行力。不過，現實情境下，這些淺層思考卻具有高執行力的人群，倘若在網絡社區中不斷聚集，極有可能會呈現出社會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所提到的“烏合之眾”的樣態，“異質性被同質性所吞沒，無意識的品質占了上風”。[48]因此，網絡賦權程度高，可以讓個體行動之前進行更多思考，有助于減少網絡上無意識的狂歡和烏合之眾效應的發生。

（二）互聯網賦權程度高的個體，表現出更加謹慎保守的風險偏好傾向

關于研究方向，不同互聯網賦權程度的兩組被試，在風險偏好方面沒有表現出顯著差異，但是分析數據可以發現，高賦權組的被試任務得分高于低賦權組，表現出更加謹慎保守的傾向。這也符合“感知權力越高責任越大”的研究假設。高賦權者在網絡空間中的決策行為表現得更加謹慎，能夠更加理性地去看待發生的問題，“隨著深度體驗和參與的加深，他們越來越理性，發言、轉發、評論的內容更多的經過了選擇”。[49]與前文結論相關聯，在實驗過程中，高賦權組進行了更多的分析和思考，采取更加保守的風險決策，同時在實驗中表現出較差的注意力和認知控制能力；而低賦權組在實驗過程中未對任務風險性做出過多的分析和判斷，更加偏向做出冒險的決策，同時表現出較好的注意力和認知控制能力。這也進一步印證了對上述實驗結果的解釋。因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要進一步擴大網絡對個體權力的賦予，讓網民真正地感知到權力，給予網絡空間中的個體更多行使權力的空間，讓個體能夠面對問題更加理性，更好地進行分析和思考，審慎地做出決策。

（三）互聯網賦權的影響機制與現實空間存在差異

互聯網所建構的虛擬空間中，賦權的影響機制與現實空間存在差異。研究發現，在不同的互聯網賦權水平下，個體風險偏好并沒有顯著差異，這與已有關于現實中權力感知與冒險傾向的研究結果并不相同。原因之一在于，在賦權對風險決策行為的影響過程中，權力穩定性（power stability）因素起著重要作用，高權力者更愿意在身份穩定的情況下去冒險。[50]當前網絡社會并沒有與現實社會完全“打通”，即互聯網社區中權力的有無與現實社會結構中權力的有無并不相同，網絡賦權程度缺乏實在的權力等級、穩定性和獲得感。也就是說，網絡社會中的權力結構目前并沒有形成真實社會中的“科層制”②（bureaucracy）。關于權力體系，其組織結構、管理方式更加自由，給予不同賦權程度的個體更多權力的可能性，因而更能夠讓個體發揮“自下而上”的自組織力量，這也是在傳統社會中處于結構邊緣的弱勢群體，在網絡上發聲更容易被大眾聽到的原因。因此，互聯網“去科層化”的空間結構讓網絡使用者普遍具有了獲得權力的感知。相較于現實社會的無權者，即使是低網絡賦權的個體也有著更強的權力感知。因此，避免虛擬空間走向僵化的“科層制”結構，社會需要對網絡技術發展抱著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心態，在合理范圍內促進互聯網發展，進而充分激活網絡空間人的自由度。

此外，互聯網“去抑制效應”（disinhibitioneffect），往往讓人們在虛擬空間表現得更加坦率，同時也表現出自制力差，甚至是反規范的行為?！熬W絡傳播媒介的誕生既帶來了一種解放，又制造了一種控制”[51]，如何讓網絡空間更有利于公共交流一直以來是眾多學者思考的問題。研究發現，由于對事件進行更多的分析和思考，高網絡賦權的普通人表現出較差的注意力和認知控制能力、反應抑制能力，面對風險決策時，他們往往采取更加謹慎的態度；而低網絡賦權的普通人因其思考分析較少，表現出較好的執行力和認知控制能力，同時偏向做出更冒險的決策行為。因此，通過網絡賦權，盡可能發揮自組織的力量和積極作用，使原本在去中心化和去組織化的網絡環境中呈現出“烏合之眾”樣態的個體，能夠進行更多的思考和判斷，盡可能減少無意識的群體行為，自發地進行進一步組織化，實現去組織化到再組織化的過程。隨著網絡賦權的范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作為網絡環境中的個體則更需要提高自身的網絡媒介素養，提高信息分辨能力和對事件的分析判斷能力，使自身能夠具有應對信息化社會中海量數據的多維能力，降低成為“烏合之眾”的可能；隨著技術與社會的進步，需要持續保持和增強互聯網對于個體的賦權，給予網絡空間更加包容自由的發展程度，使自組織的循環和“意見的自由市場”得以實現，并由此促進網絡參與者的學習與素質提升，最終實現健康清朗的網絡空間環境，從而讓網絡賦予的權力展現出應有的個體效用和社會價值。

注 釋：

①也譯為“大胃王”，美國著名卡通片《芝麻街》的動畫人物。

②由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提出，亦稱官僚制，指權力依據職能和職位分工和分層、以規則為管理主體的管理方式和組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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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國明為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傳播創新與未來媒體實驗平臺主任；楊雅（通訊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馮莞茹為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修利超為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實驗師]

編校：張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