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社會化服務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機制與效應研究

顏華，仇惠麟

（1.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2.東北農業大學現代農業發展研究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農業是大國之根基，是人類生存之本。要建設農業強國，應從鄉村振興中發力，而產業振興則是鄉村振興的題中之義[1]。202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從培育區域特色產業、完善產業發展配套服務體系和加快推進產業融合等方面對鄉村產業振興做出了針對性部署。隨著鄉村產業發展步入新階段，構建現代化鄉村產業體系、打造全產業鏈，迫切需要與產業規模和結構相匹配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與生產端相連接。近年來，在相關鼓勵支持政策的引導下，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呈快速發展態勢。服務的技術力量和設施裝備等方面已形成了相對有利的條件，能夠承接產業發展需求，具備服務鄉村產業的能力。因此，農業社會化服務是引領鄉村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是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效能，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然要求。其具體如何作用于鄉村產業振興是新階段我國農業農村發展亟需關注的重點。

鄉村產業振興是緊密圍繞農業生產及其關聯產業的整體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是建立在鄉村整體價值體系基礎上的戰略需求[2-3]。關于鄉村產業振興的內涵與特征，目前并未有較為統一的定義。從已有研究來看，鄉村產業振興應具備如下特征：能夠實現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與自由流動，要素生產方式高效化，從而引導鄉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4]；產業分布的集聚性、關聯性較強，產業間融合發展，綜合性強，產業鏈向高附加值環節延伸[5]；能夠充分利用區域特色資源，挖掘鄉村多元價值與多種功能[6]；以農民為產業發展的核心，能夠激發農民創新創業的自主意識與參與意識，帶動農民多元增收[7]。同時，部分文獻也探討了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因素與驅動機制。鄉村人口的振興為鄉村振興的必要前提，農村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水平直接影響鄉村產業建設水平[8]。近年來，豐富的新興要素資源也逐步滲入鄉村產業領域，如綠色金融拓寬了鄉村綠色產業的融資渠道[9]；大數據、數字經濟等提供的信息共享、技術支持能夠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賦能鄉村產業振興[10]。

農業社會化服務的本質是一種社會內部的分工，是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的生產主體將其內部自我服務職能轉移到外部專業化社會經濟組織的過程[11-12]。隨著農業社會化服務在現代農業生產經營中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產出及經營主體經營績效[13-14]、種植結構調整與生產方式綠色轉型等的影響成為了研究的焦點[15-16]。與此同時，學者們從產業運行效率、產業組織形式和產業發展空間等不同側面探討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深化勞動分工，改變了生產組織形式，提升了農業部門的生產效率[17]，還通過提升生產技術水平和創新發展模式，拓展了傳統產業的發展空間[18]。另有學者注意到其與鄉村產業發展協調性與融合發展的關聯。農業社會化服務在提升鄉村產業發展的協調程度及擴大區域相關經濟部門的市場競爭優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20]。服務要素對產業各環節的支撐和嵌入也引導了多元主體開展生產、加工和銷售合作，有利于破除產業間融合的壁壘，加強產業間的橫向經濟聯系，促進了鄉村產業融合[21]。

梳理以上研究發現，國內外學者對農業社會化服務與鄉村產業振興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頗豐，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首先，現有研究已經分別對農業社會化服務和鄉村產業振興的內涵、發展模式和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但多數研究是從農戶或經營主體的微觀視角出發的，缺乏基于省份層面的宏觀分析。其次，目前尚未有學者將二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深入探討它們之間的作用機制及內在聯系。隨著產業振興在鄉村振興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農業社會化服務作為農業發展的新動能，能否在鄉村產業振興中充分發揮協調、組織、模范、紐帶作用，是目前亟需探討的問題。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個?。▍^、市）的面板數據，運用固定效應回歸模型與中介效應模型考察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作用機制是否存在，以及專業化分工、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三條路徑如何作用于鄉村產業振興，并進一步探討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不同區域及鄉村產業振興不同維度的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以期為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釋放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潛力，筑牢鄉村振興的根基提供可實踐的思路與建議。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農業社會化服務與鄉村產業振興

農業社會化服務作為一種“軟性”的生產資料，是農業分工分化的必然結果[22]，是將新技術、新品種引入生產過程的重要途徑，具有知識與技術密集性的特點。農業社會化服務所包含的農業生產資料服務、技術信息服務和金融服務等能夠從不同方面直接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為鄉村產業鏈的延伸與產業功能拓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撐。農業生產資料服務及機械化服務能夠顯著降低生產成本，提升農業生產效率與邊際收益[23]；農業流通倉儲服務的現代化則提升了農產品流通效率與產業發展各環節銜接的緊密程度，有利于產業鏈的延伸，同時破解了因區位因素帶來的產業發展限制問題[24]；技術信息服務能夠實現生產過程精準化，加速要素流動，從而提高鄉村產業運行效率與決策管理水平[25]；農村金融服務則通過緩解融合環節的資金約束、分散農業市場風險、發揮創新激勵效應為鄉村產業振興提供支持[26]；高效的公共服務與農業設施裝備建設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基本支撐，吸引了生產要素與人才集聚，為激活鄉村新業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27]。此外，相較于單一環節的服務經營模式，生產托管等全產業鏈的社會化服務通過促進服務資源整合將服務交易成本最小化，促進了各服務環節的深化，充分發揮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重組與優化升級的引導作用，顯著提高了產業綜合競爭力[28-29]。據此，提出以下假說：

H1：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具有促進作用。

1.2 農業社會化服務、專業化分工與鄉村產業振興

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可分性的增強為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的形成、市場的發育創造了有利條件[30]。由于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鄉村產業基礎薄弱，產業內容以農業生產及相關聯產業為主，故發展仍較為依賴于挖掘與利用現有自然資源稟賦。因此迫切需要將有限的產業資源進行充分的整合與集中，通過進一步提升產業經營主體的專業化程度進而提升鄉村產業發展的質量與效率。從農戶微觀層面來看，農業社會化服務將農戶從家庭經營的內部分工卷入到外部市場化分工[31]，引導農戶按需調整種養殖結構，利用現代化的生產裝備、技術手段實現產、加、銷各環節和產業鏈綜合收益最大化，降低單一農戶從事農業生產面臨的高額生產成本與市場交易費用，讓農民更多享受到產業發展帶來的增值收益。從產業宏觀層面來看，農業社會化服務將有限的生產要素集中于更具優勢的產業[32]，改善了要素配置結構。這不僅加快了鄉村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步伐，也引導了區域特色主導產業及產業差異化的競爭優勢的形成。同時，專業化分工也為實現鄉村產業標準化生產、產品質量提升、產品價值增值與市場化率提升提供了可行路徑，是構建高質高效的鄉村特色產業體系的基礎。據此，提出以下假說：

H2：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專業化分工促進鄉村產業振興。

1.3 農業社會化服務、技術進步與鄉村產業振興

技術進步是農業經濟增長與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源泉[33-34]，是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關鍵。具有一定規?；蜕a經驗的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往往具有更強的技術采納意愿及風險擔負能力，是技術成果轉化應用的重要主體。農業社會化服務經營主體將技術與服務相結合，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應用推廣綠色低碳、數字化、信息化技術，通過發揮技術的傳遞、示范效應影響區域的技術創新活動與新型經營、服務理念的形成[35-36]，繼而助推產業綠色轉型，提高了產業鏈的運作效率與產品的技術附加值。此外，服務主體在長期的社會化服務實踐中積累了大量服務經驗與人力資本，服務規模、能力與技術水平不斷在實踐中提升。涉農企業、合作社等在服務中內生的創新需求也驅動其向技術創新主體與社會化服務主體的雙重身份演化。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的研發創新活動帶動了地區技術進步，為產業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支持。同時，服務主體借助先進技術手段多渠道參與產業鏈的多方合作，不僅提升了鄉村產業的科技含量與現代化水平，還拓寬了產業相互融合的路徑與方式，模糊產業邊界，有助于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據此，提出以下假說：

H3：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技術進步促進鄉村產業振興。

1.4 農業社會化服務、資本積累與鄉村產業振興

資本積累能夠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引導產業發展方向的轉換與產業結構的調整[37]。農業社會化服務主體通過資本要素替代傳統生產要素，利用先進的生產方式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實現較高的產出。這種方式能夠快速實現自身的資本積累，進而增加投資，擴大服務經營范圍至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為鄉村多元化產業格局的形成和產業振興提供了多重保障。同時，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資本積累對廣大小農戶產生“涓滴效應”[38]。服務業的規范化與市場化不僅拓寬了農民收入渠道，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有助于農業勞動力產業間轉移和再就業。農民進入相關加工產業或生產性服務業，不僅促進了鄉村產業結構協調優化，也提升了自身的收入與消費水平。此外，社會化服務的發展帶來了基礎設施條件的完善和產業布局的優化，吸引了社會資本持續投入到鄉村產業發展中。這進一步提升了地區資本積累，在緩解了產業發展的資金約束的同時，將現代新興要素注入生產全過程。工商企業等社會資本主體通過與政府和經營主體合作，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不僅分享了部分產業增值收益，還為鄉村產業振興賦予了動力。據此，提出以下假說：

H4：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資本積累促進鄉村產業振興。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設定

為了考察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產生的影響，本文構建了如下基準模型：

式中：RIRit表示因變量,即各?。▍^、市）的鄉村產業振興水平。ASSit表示核心解釋變量，即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CVSit表示一系列影響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控制變量集合。μi表示個體固定效應，γi表示時間固定效應。εit則為隨機擾動項，其中i和t分別表示?。▍^、市）和年份。

為了進一步考察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間接影響，本文參考溫中麟等[39]的研究，分三步引入中介變量來檢驗專業化分工、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三條路徑在此過程中發揮的中介作用。第一步，檢驗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即檢驗系數α1的顯著性。若系數顯著，則說明存在總效應，并可進行下一步檢驗。第二步，檢驗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中介變量的影響，以及中介變量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若系數β1和δ2均顯著，則進行第三步。若系數β1和δ2中至少有一個不顯著，則直接進行SobelZ檢驗。如果兩者都不顯著，則證明中介效應不顯著。第三步，檢驗控制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影響后，中介變量對鄉村產業振興影響效應的完全性。若加入中介變量后ASSit對RIRit的回歸系數δ1顯著，并且系數δ1＜α1，則存在部分中介效應。反之，則存在完全中介效應。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

式中：αi、βi、δi為待估系數，中介變量SDLit表示專業化分工水平，TSPit表示技術進步程度，PCAit表示資本積累程度。為了降低模型的異方差性，以上中介變量均采用對數形式。最后，為了提高估計結果的精確程度，通過計算SobelZ檢驗的統計量Z值進一步確認中介效應β1δ2的顯著性。

2.2 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鄉村產業振興水平（RIR）。目前關于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測算仍未形成較為系統的評價方法和標準。因此，本文遵循指標選擇的系統性、科學性、可比性和數據可得性等原則，聚焦鄉村產業振興的內涵、發展目標和要求，結合《國務院關于促進鄉村產業振興的指導意見》《全國鄉村產業發展規劃（2020—2025年）》等具體內容，并參考申云等[40]和呂承超和崔悅[41]對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方法，綜合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本文從農業綜合生產水平、產業現代化水平、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和產業增收帶動水平五個維度構建鄉村產業振興評價指標體系（表1）。本文采用熵權法確定指標權重和進行綜合水平測度。

表1 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2）核心解釋變量。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ASS）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一些學者在研究中使用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表征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然而，由于單一的農林牧漁服務業產值未能充分考慮地區間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內部發展差異，因此本文參考已有研究，按照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功能分層構建了指標體系（表2）。本文采用客觀賦權法對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進行綜合測算。

表2 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評價指標體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level

3）中介變量。專業化分工（SDL）：現有研究中多采用區位熵指數測度產業部門專業化程度或某產業的空間集聚程度[42-43]。本文選取農業區位熵指數衡量農業專業化分工水平。具體公式如下：

式中：LQ表示區位熵指數，qij表示i地區j時期第一產業的產值，Qij表示i地區j時期的地區生產總值，qj表示我國j時期第一產業的產值（不含港澳臺及西藏地區），Qj表示我國j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

技術進步（TSP）：專利個數反映了地區技術創新實力與創新活躍度，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區有效發明專利個數表征技術進步程度。

資本積累（PCA）：本文使用人均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額（不包括農戶）來反映社會資本引致的實物資本投資情況。

4）控制變量。本文還選取了其他可能會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具體控制變量如下：耕地有效灌溉比反映了地區農業水資源利用情況，并間接反映了耕地的生產條件。灌溉條件通過影響農業產出效率，進而影響產業綜合發展能力。農業增加值比重表示農業增加值在地區經濟中的占比。如果農業增加值占比較高，說明該地區經濟發展較為依賴于農業，并且對鄉村產業振興的重視程度也較高。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表示，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對鄉村地區農戶收入和產業經營績效的正向影響越大，同時對鄉村產業振興的輻射帶動能力也越強。財政支農在引導產業發展方向和推動鄉村產業轉型升級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一般通過產業項目補貼、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投入等方式，向產業發展注入資金，加速鄉村產業振興的進程。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Table 3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5）工具變量。為了緩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選取滯后一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作為工具變量。

2.3 數據來源

為了保證總體數據的可獲得性和連續性，本文研究的時間跨度為2010—2020年，研究對象為中國除西藏、港澳臺地區以外的30個省、自治區及直轄市。研究所用數據來源包括《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農產品加工業年鑒》《中國休閑農業年鑒》等。對于部分缺失值，本文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填補。

3 實證結果分析

3.1 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分析

從全國整體角度來看，2010—2020年我國鄉村產業振興水平整體呈平穩上升趨勢（表4），年均增長1.0%。其中，2015年增速最快，增長為4.2%。自2015年以后，鄉村產業振興水平顯著提升。這可以歸因于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了三產融合的概念，并隨后不斷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明確方向和針對性的政策保障。這一里程碑式的變化對鄉村產業的發展產生了顯著影響。

表4 2010—2020年30個省區市鄉村產業振興水平指數Table 4 Index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of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10 to 2020

分區域來看，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在三大區域之間存在不均衡的情況，但區域總體水平差距不斷縮?。▓D1）。具體來看，東部區域的鄉村產業振興水平高于中部區域和西部區域。這可能是因為東部沿海區域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全國前列。尤其是北京、上海、江蘇等地，作為我國新興產業、技術和資本的聚集地，該區域產業發展現代化水平更高，布局產業鏈高價值環節的能力更強，對鄉村產業發展的輻射作用也更強。然而，近年來受部分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功能的轉移相關，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略有下降。中部和西部區域鄉村產業振興水平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整體增速較快，未來發展上升空間較大。研究期內中部、西部區域年均分別增長3.0%、2.3%。然而，西部區域的鄉村產業振興水平持續低于東部和中部區域。這可能是因為我國西部區域的產業基礎較為薄弱，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不強。此外，由于長期以來落后的生產方式，資源利用不合理，生態環境脆弱等問題，西部區域的鄉村產業振興受到一定的影響。與中部區域相比，西部區域缺乏地理位置優勢，不利于引入先進的產業要素和延伸產業鏈。此外，西部區域對特色優質資源的挖掘程度不足，缺乏高品質和品牌化的農產品，鄉村產業發展同質化嚴重，導致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鄉村產業的整體競爭力較弱。

圖1 東、中、西部區域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變動趨勢Fig. 1 The change trend of the level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3.2 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分析

2010—2020年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整體呈波動增長態勢，年均增長3.1%。其中2010—2013年增速較快，年均增長達到11.8%（圖2）。這一變化與“加快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政策相關。此后，數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及一系列三農政策均集中于“培育新型社會化服務主體”、“完善社會化服務基層組織建設”等內容。因此在這個時期，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不斷鞏固和深化，農業社會化服務獲得了強勁的發展勢頭。

圖2 東、中、西部區域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變動趨勢Fig. 2 The change trend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level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就區域層面來看，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仍呈東中西部依次遞減的態勢。東部區域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自2017年以來呈下降趨勢，但仍持續保持較高水平。受區域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需求結構更新優化的影響，東部地區鄉村產業發展不再局限于單一的農業生產與加工，而是逐步擴展到都市農業、休閑農業和生態循環農業等多功能領域。中部區域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基本一致。這是因為中部區域包含了我國7個糧食主產區的省份。該區域農業資源豐富、地勢平坦，具備天然的規?；?、集約化農業生產優勢。相比之下，西部區域地形地貌復雜多樣，耕地分散且細碎化程度較高，這制約了農業機械化生產經營的開展。然而，中西部區域農業社會化服務的發展具有后發優勢，對東部區域形成了明顯的追趕效應，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步縮小。

3.3 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

鑒于本文所選取的面板數據時間跨度較短且截面數量遠大于時間點的數量，因此不再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為了減少由于遺漏變量引起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基準回歸，并同時引入了時間固定效應。這樣做可以控制時間維度上不可觀測因素對于個體的影響。此外，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P值＜0.001，表明固定效應模型是適合的選擇。

依據前文的研究設計，采用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的方法進行分析，以確?；貧w結果的穩健性，并同時控制了省級層面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首先，不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均顯著為正（表5）。這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具體而言，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每提升1%，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將提高0.185%。這說明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夠顯著提升鄉村產業振興水平。

表5 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基準回歸結果Table 5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level and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其他控制變量方面，耕地有效灌溉比和農業產業增加值比重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分別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這表明區域生產條件的改善和農業產業增加值比重的提升均能夠促進產業振興。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系數為正，但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到一定階段后，城鎮的進一步擴張需求擠占了鄉村產業發展的部分資源與空間，抵消了部分經濟增長帶來的輻射帶動作用。財政支農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為正。這是由于地方財政在鄉村產業發展各環節提供的資金支持，為社會資本引入和優質產業化項目的實施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針對性的產業支持政策也能夠激勵各經營主體從事產業經營，刺激了外出務工青年群體返鄉創業，為鄉村產業振興積累了人力資本。

3.4 內生性檢驗

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來控制部分不可觀測特征所引起的內生性問題。然而，進一步分析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在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的同時，鄉村新興業態的涌現和產業融合水平的提高等也助推了社會化服務市場容量的擴張[44]。這些發展對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內容和質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的提升。因此，兩者可能互為因果，這可能導致回歸結果產生一定的偏誤?？紤]進一步進行內生性檢驗。本文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模型的內生性檢驗，并選取滯后一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作為工具變量。從理論上來看，該變量既與當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相關，又與當期的鄉村產業振興水平沒有直接關聯。

表6為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其中模型6為一階段回歸結果，模型7為二階段回歸結果，因變量分別為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與鄉村產業振興水平。根據模型6結果，滯后一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當期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為了確保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分別進行不可識別檢驗、弱工具變量檢驗和解釋變量內生性檢驗。首先，不可識別檢驗對應的 Anderson canon. LM 統計量的P值在1%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拒絕了不可識別的原假設，驗證了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相關性。其次，檢驗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相關程度的Cragg-Donald WaldF統計值等于36.222，高于10%水平的臨界值16.38。說明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具有很強的相關性，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最后，內生性檢驗對應的 Endogeneity test統計量P＜ 0.001，在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拒絕了解釋變量為外生變量的原假設。綜上所述，本文選取的工具變量有效。

表6 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工具變量回歸結果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level and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evel

回歸結果表明，模型核心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符號和顯著性水平與基準回歸結果基本一致。這說明上文研究結論具有可信度。模型7結果表明，核心解釋變量系數值得到修正，這說明原模型可能低估了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促進作用，也說明工具變量的設置緩解了潛在的內生性問題。

3.5 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中介效應

通過構建中介效應模型進一步分析農業社會化服務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中介效應。表7報告了逐步回歸以及相應的SobelZ檢驗結果?；谀Ｐ?的回歸結果，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影響的總效應在1%水平上是顯著的，這說明總效應存在，可以進行進一步分析。首先，由專業化分工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知，SobelZ統計量不顯著,說明專業化分工未能在農業社會化服務促進鄉村產業振興過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假設2不成立。其次，由專業化分工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知（模型10～11），農業社會化服務對技術進步和鄉村產業振興均有正向影響。每提高1單位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技術進步和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分別提升0.842個單位和0.162個單位。此外，模型11中核心解釋變量系數顯著，且小于模型10中的回歸系數。這說明加入中介變量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程度降低。SobelZ檢驗結果P＜ 0.05,也證實了中介作用的存在，即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帶動技術進步提高了鄉村產業組織效率和產業綜合發展能力，促進了鄉村產業振興。同理，對資本積累影響路徑進行逐步檢驗，模型12～13結果表明，資本積累同樣發揮了部分正向中介作用，二者的中介效應在總效應中的占比分別為12.5%和16.1%，本文的假設3和假設4成立，即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促進了鄉村產業振興。

表7 專業化分工、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的中介效應回歸結果Table 7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specializ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通過比較中介變量發揮作用的情況，可以發現專業化分工未能發揮中介作用，資本積累發揮的中介作用占比最高，技術進步次之。分析其產生的具體原因可知，目前大部分社會化服務主體存在經營能力不足、服務功能較為單一、運行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且鄉村產業各環節之間缺乏有效的利益分配機制，限制了產業分工的深化，未能有效改善鄉村產業鏈條短、產業專業化和集中化程度低的局面。因此專業化分工未能充分發揮對鄉村產業的帶動作用。進一步分析可知，在實現鄉村產業振興過程中，涉及的基礎設施條件、物質要素豐裕程度以及經營模式的變革和創新等均需要大量資金支持。此外，由于我國大部分區域鄉村產業發展基礎薄弱，因此資金規模、流向及其能否提供穩定的支持更是對產業可持續增收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社會化服務組織自身的資本積累及其對社會資本的撬動作用不僅在鄉村產業培育初期提供了有力支持與引導，而且貫穿產業發展的各個階段。因次，資本積累在中介影響機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而技術進步促進鄉村產業發展效率的提升、產業鏈延伸或產業間融合的過程需要較長的周期。這往往需要與良好、積極的政策環境相匹配，且需要集體、經營組織以及農戶之間的充分配合，才能持續、穩定地為鄉村產業振興提供動力。

3.6 穩健性檢驗

本文通過三種方式檢驗農業社會化服務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實證分析結果。首先通過更換解釋變量的方式進行檢驗。農機服務是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重要內容，農機總動力也是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的重要評價指標，選取單位面積農機總動力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其次更換被解釋變量，運用熵權TOPSIS法重新測算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再次進行回歸。最后，對所有變量進行1%和99%分位的縮尾處理。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核心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顯著性水平與原模型基本一致（表8），可見上文所得結論是穩健的。

表8 基準回歸穩健性檢驗結果Table 8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baseline regression

同時，采用Bootstrap自助抽樣法檢驗農業社會化服務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中介效應。對現有研究樣本進行隨機重復抽樣，設定抽取1000次，代替SobelZ檢驗法對影響鄉村產業振興的三條路徑機制進行檢驗。根據Bootstrap方法“置信區間不包含零”的假設，檢驗結果表明，專業化分工的間接效應對應的95%的偏差校正置信區間包含0，因此中介效應不存在。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的間接效應系數為正，且對應的置信區間均不包含0，說明技術進步與資本積累的正向中介效應都顯著存在。前述中介效應模型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得到驗證（表9）。

表9 中介效應穩健性檢驗結果Table 9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3.7 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異質性影響

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可能存在區域異質性。為深入闡明這一問題，本文將研究對象劃分為糧食主產區與非主產區、中西部區域與東部區域，并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顯著促進了糧食主產區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提升，而對非主產區的影響不顯著（表10）。這主要是由于糧食主產區農業生產具有自然稟賦、生產規?；蜋C械化等方面的優勢。其次，將研究對象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區域。東部區域長期受益于地理位置和政策優勢，鄉村產業發展已步入正軌，并基本形成了專業化、現代化和多元化的固有態勢。同時，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也持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東部區域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的提升將更多的依靠科技、優質人力資本和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改善，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該區域影響不顯著。相比之下，中西部區域的鄉村產業振興水平較低，更依賴農產品生產及上下游相關環節的帶動。這些區域的產業發展需求與農業社會化服務內容契合度較高。近年來，中西部區域農村勞動力流失嚴重，兼業化現象突出，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發揮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效應，降低了產業發展成本，因此對產業振興拉動作用較為明顯?？傮w來看，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及相關產業占比較高的區域影響更為顯著。這些研究結果對于進一步制定區域差異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政策具有指導作用。

表10 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影響的區域異質性回歸結果Table 10 Regional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o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根據前文構建的指標體系，分別進行農業社會化服務與鄉村產業振興五個維度的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對農業綜合生產水平、產業現代化水平和產業增收帶動水平的影響是顯著的，但對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和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影響不顯著（表11）。具體原因如下：在農業綜合生產水平方面，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夠提高綜合生產能力[45]，促進農民增收，這一結果與現有研究觀點一致。在產業現代化水平方面，近年來，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斷完善，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不斷提升?，F代化生產設備和生產技術在農業及相關產業中得到廣泛應用，從而有效提升產業現代化水平。然而，在產業綠色發展水平方面，目前我國農業農村綠色轉型主要集中在農業投入品減量施用、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鄉村綠色產業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綠色生產方式較為欠缺，普及程度較低，生態綠色資源開發程度與經濟效益轉化率不高，綠色農產品品牌化建設仍有待加強。因此，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影響不顯著。在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方面，目前社會化服務主體參與三產融合的帶動作用不強，仍停留在產品初加工階段，產業上下游之間缺乏有效銜接，融合的深度和廣度還有待加強。此外，利益聯結機制和融合模式還需要完善和創新。因此，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水平的影響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表11 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對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影響的分維度回歸結果Table 11 The fract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 o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當前我國鄉村產業振興水平總體呈增長態勢，區域特征顯著。東部區域鄉村產業振興水平高于中西部區域，中西部區域鄉村產業振興水平增速較快，未來發展潛力較大。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的提高能夠有效帶動鄉村產業振興。

2）從作用機制來看，農業社會化服務通過帶動區域技術進步和提升資本積累程度，不僅引入了先進生產要素，夯實了產業振興的基礎，而且促進了鄉村產業綜合發展能力的提升。

3）農業社會化服務對更為依賴于農業及相關產業的中西部地區和糧食主產區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東部區域和非糧食主產區受其影響不明顯。

4）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不同維度的促進作用存在差異。其在農業綜合生產水平、產業現代化水平和產業增收帶動水平方面有顯著提升作用。但在推動產業綠色發展水平和產業融合發展水平方面的影響不顯著。

本研究從宏觀層面對鄉村產業振興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系統分析了農業社會化服務與鄉村產業振興之間的關聯，豐富了鄉村產業領域的相關研究，為充分發揮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資源整合優勢，實現鄉村產業的進一步躍升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經驗證據。同時，本文僅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對研究問題進行分析，隨著農業社會化服務范圍的拓展和區域間產業經濟聯系的不斷增強，農業社會化服務對鄉村產業振興的影響可能存在空間溢出效應。此外，該過程中可能存在其他影響因素與機制也有待后續進一步研究。

4.2 建議

第一，因地制宜開展多種農業社會化服務，滿足產業振興需求。要準確定位鄉村的主導特色產業和發展方向，堅持走符合地域優勢的特色創新發展道路，并鼓勵培育一批現代化、專業化的社會化服務經營主體，通過新興的經營手段引領生產，滿足農戶的需求，豐富農民參與產業發展的渠道，促進區域產業振興能力的提升。

第二，政府應積極構建多元化投入格局，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優化產業發展外部環境。設立鄉村產業發展基金，搭建企業融資平臺，引導工商資本有序投資鄉村產業，提升社會資本的參與度。這將有助于解決社會化服務主體在技術和資金方面的瓶頸問題，為鄉村產業振興服務的拓展與延伸提供資金保障，為產業振興提供持續動力。

第三，推進鄉村綠色循環生態產業的試點工作與示范區建設，加大產業綠色轉型力度。通過服務主體技術示范、宣傳培訓等方式提升農民綠色產品與服務的供給意愿。建立社會化服務主體與農戶、企業間的綠色生產成本與風險共擔機制，培育現代化綠色產業聯合體。政府也可以通過財政資金補貼、稅收優惠等手段降低單一產業經營主體采納綠色生產技術的成本，從而更好地推動鄉村產業的綠色振興。

第四，社會化服務主體應進一步完善內部運行機制，規范明確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提升帶動農戶向產業深層次融合發展的能力，將服務拓展至產業鏈的各個環節，發揮協同效應，提高產業鏈運營管理效率。探索建立服務經營主體與小農戶之間契約型和股權型利益聯結機制，使農民能夠分享產業高附加值環節的收益。

綜上所述，通過因地制宜開展多種農業社會化服務、構建多元化投入格局、推進鄉村綠色循環生態產業發展、完善社會化服務主體的內部運行機制等政策措施，可以更好地促進鄉村產業振興，推動農業現代化與鄉村發展的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