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王博

【關鍵詞】中華文明 創新性 理論創新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笨v觀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既是按照內在邏輯自主生長的具有突出連續性的歷史，又是不斷適應新變化、解決新問題的具有突出創新性的歷史。伴隨著連續性而來的文化積淀為文明創新提供了厚重的積累，創新性產生的新知識、新思想和新技術為文明連續提供了不竭的動力。連續性和創新性互動，靜水深流和波瀾壯闊交織，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守正創新的精神氣質。

中華文明的創新成就

中國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東臨滄海、西越流沙、北連大漠、南跨五嶺的廣大地域，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既獨具特色又對世界文明的發展進步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世界主要文明體之一，彰顯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創新性。中華文明如一條奔騰不息的大河，源遠流長，百川匯聚，不斷推陳出新。文明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

從物質文明來看，早在新石器時代，中華先民因地制宜，在南方發明了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類稻作農業，在北方地區開創了世界上唯一同時種植粟和黍的旱地農業。生產生活器物如陶器、玉器、漆器以及絲綢紡織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二里頭文化發現了成組的青銅器，雄偉壯麗的青銅文明在商周時期達到高峰，司母戊大方鼎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兩周之際開始出現人工鐵器，之后發明了鑄鐵技術，相當長時間內居世界領先地位，促進了農業技術等的發展。漢代出現了造紙術，雕版印刷在唐代開始普及，宋代畢昇發明了泥活字技術，推動了書籍的廣泛傳播。此后，元人王禎設計了木活字，明朝的金屬活字制造、印刷術水平進一步提高，這些都對朝鮮、越南、日本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產生廣泛影響。唐代發明的火藥制作技術被應用于經濟、軍事等領域。指南針在宋代已經用于航海，鄭和七下西洋顯示，無論是在造船技術還是在航海技術方面，中國都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唐宋是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發展的高峰期，以瓷器為例，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宋代鈞窯、汝窯、景德鎮、龍泉等制作的瓷器遠播世界。城市的經濟功能也更加突出，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榮的城市，也是國際性的大都會、“陸上絲綢之路”的起點，眾多國家的使者、學者、商人、僧侶聚集于此?！敖z綢之路”“職貢不絕，商旅相繼”，金銀、玻璃、駿馬等各國物品輸入長安，中國絲綢等輸出世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顯示了北宋東京發達的商業，以及建筑、橋梁、船只等各種元素。明清兩代出現了李時珍《本草綱目》、徐光啟《農政全書》、宋應星《天工開物》等一系列具有總結性的著作，從不同側面呈現了中華物質文明的成就。

與農業文明相聯系的生產生活方式、社會結構，造就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政治文明。在古國和方國的基礎上，夏代的建立標志著中華大地國家的起源。至少在周代，基于宗法制的嫡長子繼承制確立了權力的轉移方式、分封制開啟了中央和地方關系模式的探索。秦始皇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新型國家制度，實行郡縣制，奠定了后世國家制度的基本框架。行政體系方面，秦代開始確立三公九卿制，到隋唐變為三省六部制，官僚機構之間互相制衡、監督的機制得到進一步強化。選官用人方面，漢代以察舉制和最初的考試制度取代了此前的世官制，提升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有助于形成崇尚德行、知識和能力的社會風氣。隋唐時期確立了科舉制，庶族精英得以進入政治上層參與國家治理，強化了政治參與感和使命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廣為流傳，階層之間的流動更加普遍。國家也得以通過科舉科目、考試方式的調整實現對士人思想傾向、社會文化風氣的控制。此外，隨著品級制度的確立、資格遷轉制度的發展、考察制度的完善，文官制度得以全面建立。國家也持續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之間探索平衡，元代設置了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區劃從“郡（州）—縣”兩級擴充為“省—州（府）—縣”三級，奠定了此后地方行政區劃制度的基本格局。土地和經濟制度方面，因時而化，先后出現井田制、貢賦制、編戶制、均田制、租庸調制、兩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制度。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古代的政治文明極具特色，國家治理和制度建設尤其突出，政治因素對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也產生了更重要的影響。

筑基于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之上的精神文明，代表了中華文明在文化領域取得的突出成就?！皣笫?，在祀與戎”，新石器時代出現的祭祀是上古到三代文化的核心內容，表達著對天地祖先的敬畏?？坍嬙谔掌饔衿魃系母鞣N符號是文字的前身，隨后而起的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和漢隸，呈現著先民文化創造的艱辛歷程。周公總結夏商兩代的文化，敬德保民，制禮作樂，《詩》《書》《易》等古代經典陸續出現，三代文化精神得到集中呈現?？鬃由铣腥?，下啟后世，把仁義的價值融入禮樂，以倫理的精神改造社會，開創了影響深遠的儒家傳統。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中國哲學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峨x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以及歷代建筑、雕塑、書法、繪畫等一起呈現出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儒釋道長期并存，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形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對歷史的重視是中國文化精神的重要特征，從《史記》《漢書》開始，歷史書寫連綿不絕，造就了中華文明巨大的歷史感。自強不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為鮮明的文化基因，成為中華民族在傳承中不斷創新的精神動力。

從先秦到明清，以哲學思想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理論創新形成了三個代表性的高峰

第一個代表性的高峰：先秦諸子開啟的中國軸心時代。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用來指稱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之間在古代希臘、古代印度、希伯來和古代中國等地發生的精神突破。這一時期的精神突破分別奠定了相關民族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基礎，并深刻影響了世界其他地區。

在中國發生的這次精神突破以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為代表，以此為標志，中國歷史被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前諸子時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以《詩》《書》等為代表，籠罩在天命和鬼神的信仰之下。人文精神的躍動仍然無法改變祭祀、卜筮、星占等在官方文化中的支配地位。從春秋時期開始，禮壞樂崩彰顯出來的劇烈社會變革，使得重建秩序成為最急迫的時代課題，新的秩序精神開始涌現。守正創新的儒家、借古出新的道家、厚今薄古的法家與墨家、名家、陰陽家等一起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突破，改變和升華了古代中國文化精神，人文理性占據了思想世界的中心。自稱“述而不作”的孔子及其開創的儒家傳統，面對天下無道的現實，在總結三代文化的基礎之上，以仁義的價值重建禮樂，以倫理的精神重塑社會，規范家、國、天下結構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前諸子時代“本于天”的秩序精神不同，儒家把思考的重心安放在人和人的世界，人體、人情、人心、人性、人倫、人道成為關注的焦點。儒家強調人的群體性、倫理性、精神性和神圣性，人心、人性貫通天道，形成了一個天道和人道于一體的思想體系，旨在建構一個群居合一的和諧世界。擁有道德權威和教化責任的圣人或圣王成為理想秩序落實于人間的有力保證。

道家同樣關注重建秩序和人的境遇，與儒家不同，老子、莊子更突出人的個體性、差異性?！暗婪ㄗ匀弧彼赶虻膶τ谌吮旧淼目隙ê晚槕?，消解了對于人性的普遍化和本質化理解，轉而承認人之存在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道家的圣人以無為的方式面對世界，“圣人恒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試圖塑造一個無棄人、無棄物的社會。法家以強烈的現實感積極回應天下定于一的時代課題，基于“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韓非子·五蠹》）的認知，把重點放在氣力的積聚，強調耕戰，重視功效，以富國強兵來實現“一天下”的目標。與儒家、道家都不同，法家建構起的以法術勢為中心、尊君卑臣的秩序體系，在秦國的實踐中取得了成功，使秦國在群雄兼并中獲得勝利，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帝國。儒家、道家、法家等相激相蕩，相融相通，顯示出中華民族思想世界的創造性和豐富性。

第二個代表性的高峰：漢代開啟的經學時代。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郡縣立而封建廢成為歷史的趨勢，必然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新文化。秦二世而亡，讓法家治國的優勢和缺陷都充分呈現，成為漢初政治家和思想家反思的重大課題。從陸賈對漢高祖劉邦所說的“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驪生陸賈列傳》），到賈誼《過秦論》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官方思想更化的必要性凸顯無疑。從文景到武帝，儒家在與黃老道家的競爭中逐漸占據上風，成為漢代大一統帝國官方意識形態塑造的主體。以董仲舒為代表，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據此認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保ā妒酚洝ざ偈鎮鳌罚傲T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持，并通過設置《易》、《詩》、《書》、《禮》、《春秋》“五經博士”的舉措統一官學，是經學時代開啟的重要標志。經學以儒學為主體，以氣論為中心，吸收融匯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和名家的思想資源，構建起一個囊括宇宙、政治、社會、人生的龐大體系，奠定了“大一統”國家的文化基礎。經學時代的到來是思想一統的產物，其突出的標志是思想表達借助于經典解釋來實現，馮友蘭先生稱之為“舊瓶裝新酒”，即“諸哲學家所釀之酒，無論新舊，皆裝于古代哲學，大部分為經學之舊瓶內”。由此，中國文化呈現出鮮明的連續性，也造就了中國文化經典整理、注疏和解釋傳統興盛的局面。

第三個代表性的高峰：宋代開啟的理學時代。經學時代并不是一個停滯的時代，新的思想在舊的形式之中不斷涌現，以回應時代問題和思想對手的挑戰。子學仍然保持著生命力，魏晉玄學的興起顯示出道家思想的蓬勃生機。與此同時，隨著西域的開拓，中外貿易交流等的深化，印度佛學從東漢開始傳入中國，并在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流行開來。從世界觀到人生觀，佛學帶來了新的文化因素，和本土文化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佛學傳統，對于以儒學為主體的經學構成了嚴峻挑戰，以至出現“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的局面。與此同時，宋與遼、金、西夏、蒙古等并立對峙，也對民族生存構成了極大威脅。北宋初期的儒者以“華夷之辨”凝聚精神，以明體達用經世濟民，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等胸懷恢復三代的志向，自覺地針對主張“空”和“無”的佛老，從宇宙、心性、政治、社會、人生等不同的角度，系統地闡釋儒家經典，創造性地重構儒學思想，重建儒家秩序，接續儒家道統。在此基礎上，南宋朱熹、陸九淵建立起成熟的理學和心學體系。以朱熹為例，他一方面系統地解釋儒學經典并把“四書”納入經典體系，另一方面以理為中心建立起貫通天人、理事、心性的完整細密的思想系統，仁義的價值、禮樂的秩序、圣人的權威得以成就在堅固的根基之上。朱熹所代表的宋代新儒學，將經學時代推進到一個新階段，成為南宋之后元明清的主流意識形態，并傳播到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地區。明代王陽明的心學反思理學之弊，標榜心外無理、知行合一，風靡一時；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反思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頗具啟蒙精神。凡此種種，標志著中國思想開始進入到一個大轉折的歷史時刻。

創新塑造了中華文化主體性

中華民族的歷史實踐和理論創新造就了中華文化的獨特精神和鮮明品格，塑造了中華文化主體性，奠定了中華文明連續性和創新性的根基。中華文化主體性集中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價值立本。價值是文化的根本，無論是文化的確立還是文化的進步，本質上都離不開價值觀的支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包括仁愛、民本、誠信、正義、和合、大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最集中地體現在道和德這兩個觀念之中。道奠定了最基本的價值原則和方向，德是以道來塑造生命和社會。仁義是儒家之道的核心，以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明明德，便是親民，便是止于至善。儒家講仁愛，從親親開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至極處，則是宋明時代儒者常常說的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抖Y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這種價值理想的具體表達。

二是秩序立綱。秩序是文化的骨干，建立在價值的根基之上，表現在對天地人和社會各領域的穩定組織之中。人的特點是群居，生活在各種不同的共同體之中，這就決定了秩序的不可或缺。秩序之用在于紀綱萬物，人和萬物得以在其中明確自己的位置，拓展自己的發展空間。中華文化最重秩序，英國學者李約瑟曾經說：“中國思想的關鍵詞是秩序?！倍Y樂是最具代表性的秩序符號，“樂合同，禮別異”（《荀子·樂論》），禮呈現的是世界上客觀存在的差別，樂則是差別的統一。禮樂交互為用，既承認差別又肯定統一，讓中華文化的秩序精神具有強烈的倫理性，其最終目標則是生命的塑造及社會的和諧。這就是《禮記·中庸》所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華文化的秩序精神滲透到包括建筑在內的各個方面，普及到人倫日用各個領域。

三是人心立基。人心是文化的樞紐，價值和秩序只有安放在人心之上，內化于心，才能獲得穩定的根基。人為萬物之靈，靈的關鍵就在于“心”?！靶摹钡陌l現是中國哲學時代開啟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中國文化進步到一個新階段的重要標志。孟子以心為大體，耳目鼻口手足為小體。耳目之官不思，很容易被外物所牽引。心之官則思，通過思的能力，意識到仁義價值和禮樂秩序乃是人的本質。仁義禮樂根于心、存于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者。由此，價值和秩序就內在于生命，人成為道德的人、倫理的人、文化的人。世界成為道德的世界、倫理的世界、文化的世界。宋明理學高度肯定人心的地位和作用，朱熹主張“能存心，而后可以窮理”“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心是格物致知、修齊治平的關鍵。明代思想家王陽明的學問被稱為心學，心即理，“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人心一點靈明就是人人皆有的良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做到知行合一，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人、道德的人。

四是教化立俗。教化是文化的功用，以價值正治人心，以秩序規范行為。中華文化極其重視教化，視之為移風易俗、塑造人格、改善社會的基本途徑，所以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說，后世概括為人文化成?？鬃拥叫l國，感嘆人口眾多，有庶之、富之、教之之論。人多是優勢，但還要富裕，還要教育。教的目的是讓德扎根于內心，呈現于四體。荀子有感于現實世界的缺陷，特別強調教化的作用，認為人的差別源于教育，主張“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荀子·王制》）。教的另外一面就是學，《荀子》的第一篇就是《勸學》，強調“學不可以已”，學以成人。歷朝歷代都立學校，漢代舉賢良、孝廉，隋唐開始興科舉，宋代書院興盛，都是重視教化的體現。

五是器物立用?！捌饕圆囟Y”，器物是文化的有形表達，具有鮮明的秩序內涵?！靶味险咧^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系辭傳》），形而上即體現在形而下之中。大到城市、宮殿、宗廟，小到車馬、服飾、食具，器物成為表達中華文化價值和秩序的載體。鑄鼎象物，表達的是三代的宇宙觀和天下觀；宗廟明堂，表達的是敬畏天地、祖先和生生不息的追求?？脊挪┪镳^陳列的文物和版本館收藏的古籍，呈現的是中華民族的生產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承載著中國文化之道。

中華文明創新性的主要特征

一是傳承與創新交互為用。中華文明述作并重，“作”是創制、制作，述是傳述、傳承。周公制禮作樂，眾所周知?！断缔o傳》從包犧氏作八卦、作結繩而為罔罟開始，歷數神農氏作耒耜、日中為市，黃帝堯舜氏垂衣裳而天下治、作舟楫、服牛乘馬、重門擊柝、臼杵之利，以及后世圣人作書契?！妒辣尽ぷ髌芳杏涊d了歷代圣賢的制作，如燧人出火、蚩尤作兵、倉頡造書、祝融作市、舜始陶、鯀作城郭、禹作宮室、奚仲作車、杜康遣酒、武王作娶、夔作樂等，可見對于創新的重視?！白鳌北徽J為是圣人之事，如《周禮·考工記》所說：“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睂⒅谱鳉w之于圣人，顯示出制作的神圣性。與“作”相對的是“述”，述即傳承圣人之制作，圣人作，賢者述，構成一個創新和傳承相輔相成的鏈條。中國文化具有明顯的“寓作于述”特征，述是傳承，作是創新，在創新中傳承，在傳承中創新，豐富并鞏固了中國文化主體性。

二是在通變中回應時代問題。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坝^水有術，必觀其瀾”，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正是時代問題集中呈現的時代，也是創新思想和技術集中出現的時代。中華文明推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上述理論創新的幾個高峰，無一不是出現在社會劇烈變化的時期，無一不是要解決舊秩序瓦解、新秩序建立的問題。圍繞著秩序重建，孔子及其后學從“禮之本”入手，內探心性，中通人倫，上達天道，發展出影響深遠的儒家傳統。同樣圍繞秩序重建，朱熹上承孔孟、近接北宋五子，通過對理氣、道器、心性關系的辨析，守正不守舊，完成了宋代新儒學的建構，重新煥發出儒學的生命力。清朝末年，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先進的中國人不斷探索拯救中國之路，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實踐積累了歷史經驗。

三是開放包容和視野交融?！昂蛯嵣?，同則不繼”，不同事物的結合是創新的重要途徑?？脊虐l現表明，中華大地上各古代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推動了中華文明的進步。先秦諸子不同的思想視野，為漢代的思想整合和理論創新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基礎。經學傳統內部以及經學和子學之間的張力也一直是避免思想僵化的重要前提。佛教東傳、西學東漸，跨文明之間的交流，更是拓展了中華民族的知識和思想視野。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中西文明比較》中寫道：“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狈饘W空無的世界觀、精致的心性論極大刺激了固有的儒學傳統，促使其在批判性吸收的過程中建構起新儒學體系。清末西學的輸入在對幾千年相對獨立發展的中華文明構成嚴峻挑戰的同時，也推動了中華文明融入現代世界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實踐創新的基礎上不斷實現新的理論創新，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借助于開放包容，在整合和結合中創新，是中華文明創新性的一個重要特征。

四是強烈的擔當意識和使命感。中華文明具有深厚的憂患意識，并轉化為強烈的使命擔當。憂患意識表達的是對民族國家的關心，有關心，才有思考，有思考，才有創新。從“《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中國文化崇尚家國情懷、天下擔當?？鬃右詡鞒腥幕癁榧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北宋張載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闭沁@種擔當意識和使命感，賦予歷代中國人追求真理、追求創新的勇氣。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扎根于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傳統之中，伴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過去未去，未來已來。中華文明的創新性也決定了中華民族必將在新時代承擔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傳承、通變、開放、承擔中不斷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堅持守正創新，以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p>

（作者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哲學系教授）

【參考文獻】

①袁行霈等主編：《中華文明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責編/謝帥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