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2 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發現綜述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解讀內蒙古舊石器時代人類進化史

內蒙古自治區舊石器時代遺址經調查發現的較多，已發掘的有呼和浩特四道溝遺址、呼和浩特大窯遺址、烏審旗薩拉烏蘇遺址、康巴什新區烏蘭木倫遺址、東烏珠穆沁旗金斯太洞穴遺址、扎賚諾爾蘑菇山遺址等。大體建立起了內蒙古自治區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脈絡。近年來，為了進一步豐富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內涵，對其年代學、石器制造技術、早期人類的生計問題，及深入探討東西方古人類遷移、技術擴散、文化交流問題，對其中兩處重要遺址重新開展了發掘工作。

1.薩拉烏蘇舊石器時代遺址

薩拉烏蘇遺址是內蒙古為數不多經過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圖一），年代大體在7 萬年至14 萬年，因發現了目前中國最早的晚期智人“河套人”而聞名。為了紀念薩拉烏蘇遺址發掘一百周年，從2021 年開始了持續地考古發掘工作，兩個年度共計發掘面積100 平方米。主要發掘區為邵家溝灣和范家溝灣兩個地點，采用在文化層內細分操作層的發掘方法。發掘深度1～3 米，出土遺物1000 多件，包括動物碎骨1000 余件，包括披毛犀、普氏羚羊、原始牛、馬、河套大角鹿、鴕鳥等，打制石制品200 多件，類型多樣，包括石核、石片、石器和較多的小石片等，另外有零星的燒骨和木炭。范家溝灣遺址點找到了埋藏石器的原生文化層位，最深處發掘到5 米左右，文化遺物主要分布在第4 層，共出土動物碎骨900余件，多較破碎，打制小型石制品200 余件，另外出土了較多的木炭碎塊和燒骨。該遺址出土了較為豐富的打制石器、木炭、燒骨和動物碎骨，形成了典型的考古剖面，并進行了環境樣品和光釋光測年樣品的采集。

圖一 鄂爾多斯市烏審旗薩拉烏蘇遺址全貌

通過連續發掘，為進一步開展年代測定和環境分析等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地層剖面，為石器技術研究和動物考古研究提供了數量豐富的標本，進一步推動了薩拉烏蘇地區古人類生計方式的研究工作。

2.金斯太洞穴遺址

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的金斯太遺址為花崗巖丘陵山地洞穴遺址，海拔約1400 米。遺址堆積最厚處近4 米，共分為9 個層位，主要分為4個文化時段，從距今5 萬年左右到青銅時代，最早的距今約4.7～3.7 萬年，以具有歐亞大陸西部和中亞地區舊石器時代中期莫斯特石制品組合特點的遺存為主；距今約2.1～2.5 萬年之間，發現石制品、動物化石和用火遺跡；第三階段，距今約1.3 萬年，出現了含有細石葉技術、兩面器加工技術、磨制骨器和裝飾品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晚段遺存；第四階段為含有小件青銅器、陶片、磨制骨器等遺存的青銅時代遺存（圖二）。

圖二 錫林郭勒盟金斯太洞穴遺址發掘現場

隨著連續兩年的考古發掘，共發掘40 平方米。2021 年度完成了發掘區第5-2 層的發掘。共清理火塘7 處，僅有發現于4E 層和5A 層的兩處火塘相對較為完整，主要為挖淺坑堆燒。原生堆積內出土有陶片、青銅殘件、裝飾品、骨器、貝殼、石制品、動物骨骼及牙齒等，其中以石制品和動物化石最多。2022 年度對8-6 層的發掘，出土石制品、動物骨骼及牙齒等，其中以石制品為主。第8 層出土具有明確勒瓦婁哇技術特征的石片，豐富了研究該技術的材料。

金斯太遺址處在東北亞重要的地理通道上，5萬年以來不同時段的石器技術和文化特征都顯示出與周邊地區不同程度交流的跡象。后續的深入研究將構建出金斯太先民們在草原地區5 萬年以來的生存適應策略；同時也可為東西方古人類遷移、技術擴散、文化交流等提供更多考古實證。

二、內蒙古農業文明與早期中國的形成

新石器時代大約從一萬年至四千年，這一階段我國境內形成了六大區系文化，有北方區系、中原區系、東方區系、西南區系、南方區系和東南區系。這六大文化區系平行發展并相互影響，匯聚而成兩條大河文明，其中前三區系匯流構成了夏商周三代的黃河文明，而西南、南方、東南三區系則最后匯集而成了長江文明。兩者最終共同成就了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

內蒙古早期農業文明主要集中在內蒙古中南部的黃河中上游地區和內蒙古東南部的西遼河流域。西遼河為出自河北平泉七老圖山的老哈河與出自內蒙古克什克騰旗潢源的西拉木倫河匯流而成。這兩條河流在西遼河流域孕育了獨特而發達的早期文明。

1.考古中國“聚落與社會——紅山文化社會復雜化進程研究”課題開展

西遼河流域史前文明自成一體，經過百年的發現與研究，已經建立起了自身的考古學文化序列。至紅山文化晚期還成就了“壇、廟、?！痹缙诠艊拿鞫Y制系統。為了更加深入研究西遼河地區文明演化進程，推動紅山文化申遺工作，2020 年開始啟動該課題。202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大學考古學院、遼寧大學歷史學院、赤峰學院歷史文化學院等多家單位聯合開展。

內蒙古片區開展相關流域的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專項調查，并初步選擇了松山區安慶鎮北部的彩陶坡遺址展開發掘工作。該遺址地理位置接近赤峰市松山區與翁牛特旗的交界處，為松山區文物管理所在日常的文物巡查中發現。遺址總面積約4 萬平方米。2022 年，主要對該遺址不同地點的文化堆積、遺跡分布進行初步了解。一共選擇了三個地點，共清理房址12 座，灰坑5 個，灶址1 個。發現的一座形制特殊的大房址，由南、北兩室組成，復原總面積可達132 平方米（圖三）。北室中部發現一長方形坑，其內部有大量保存較好的炭化橫木鋪設在二層臺上，其南側發現有灶址。推測該房址可能為中心大房址或屬于具有某種特殊性質的遺存。

圖三 赤峰市松山區安慶鎮彩陶坡遺址房址全景

該遺址屬于西拉木倫河以南區域紅山文化中小型聚落遺址，2022 年度的發掘揭露出彩陶坡具有大小規格不等的房址，應與其功能存在聯系。通過全面細致的考古發掘搞清其聚落布局特點、功能分區，或許能為了解紅山社會低等級聚落的運行和維系方式提供一條路徑。該聚落房屋的分布、形制等還需要長期的工作去揭示。不同房屋的功能研究也需要繼續精細化的發掘和科技檢測手段的運用。

2.“考古中國——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課題開展

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屬于黃河上中游交界地帶，這里的河流沖刷出的河套平原為農業提供了基礎的土壤、水源條件，加之溫帶大陸性氣候條件，孕育了旱作農業。該區域屬于中原區系的北端，總體上屬于中原區域文化系統，但也存在自身獨特的北方區域文化因素。目前該項目已經實施了六個年頭，后城咀石城作為該課題內蒙古項目組的重點發掘遺址，目前已明確該石城墻體內占地約138 萬平方米，城墻延續長約8 千米，由內城、外城及制高點處的城門及甕城構成復雜的防御體系，是目前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發現的等級最高、規模最大的龍山時代石城。

2019-2022 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除了對后城咀石城周邊展開調查和全面勘探外，重點對城門及甕城部分進行了發掘，累計發掘4000 余平方米，揭露城垣、城門、馬面、臺基、墩臺、壕溝、地下通道、墓葬等遺跡五十余處，出土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器物五十余件。明確了后城咀石城由城門與兩側馬面組成的主城墻防御體系，呈半月形接于主城墻上的外甕城及壕溝組成第二重防御體系，第三重小型甕城及壕溝組成地面上三重防御體系。此外還發現了連接第二重和第三重甕城防御體系的地下通道系統，最終確立了石城為地上三重防御體系與地下交錯相同的通道組成復雜而嚴密的防御體系，這也是目前考古發現的4000 年左右城址防御體系中最為復雜的（圖四）。其凸出于城外的直入式城門結構與本地發現的其他城門差異較大，具有中原地區望京樓、偃師等商代城門的結構特點，但整個從防御體系的出入方式則沿襲了本地曲尺形轉折的出入模式。

圖四 后城咀石城甕城發掘區全景

對后城咀城門發掘的同時，對外城東南、西南區域的墓地也分別進行了發掘。外城西南墓地因水土流失破壞較為嚴重，斷崖處露出石板墓（圖五）。

圖五 后城咀石城三區石板墓發掘區全景

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遺物可見與小沙灣、西岔及對岸的下腦包石城發現的墓葬一致，為本地龍山時代墓葬。豎穴土坑的四壁用石板立砌而成，墓底平鋪石板，頂部多為石板平鋪或疊砌而成。墓葬均較窄，僅隨葬有少量石質工具及石環、綠松石、骨笄等。另外東南部的墓地較為特殊，由突出地表3～5 米的土石混筑的高臺組成，根據墓葬形制及出土遺物可知為戰國時期墓葬。對其中一處高臺及周邊區域布方進行了發掘，除了高臺下發現有墓葬外，空地處也發現有墓葬。墓葬之間無打破關系，按照方向不同分為東西向和南北向兩類，其中2 座東西向墓葬位于空地處，墓坑較淺且形制較小，隨葬品僅見骨笄、小件青銅帶鉤等。而南北向墓葬頂部皆有石塊壘砌的長方形封堆，下部為豎穴土坑墓穴，皆有木質棺槨葬具，隨葬有典型中原風格的銅鏡、銅帶鉤、印章及隨身佩戴的瑪瑙環等。同時本年度還對甕城發掘區進行了三維建模復原、城門壕溝等遺跡的年代檢測并聯合國家考古研究中心進行了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等工作。

后城咀石城地上及地下防御體系，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地下防御體系，對早期城市防御體系的豐富與研究又添新材料。此外，出土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最早的玉器，其種類、材質與石峁、陶寺和齊家文化發現的一致，同屬華西區片狀玉器系統，充分展現了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在玉禮、玉權的文化凝聚力下，在華夏文明一體化進程中和早期中國形成階段起到了重要作用。

3.準格爾旗趙二成渠遺址

該遺址為內蒙古中南部地區一處復合型聚落遺址。遺址發掘面積2000 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4 座、灰坑30 個。

根據所發掘的遺跡及出土遺物特征可知，分屬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阿善三期文化和朱開溝文化。該遺址所發現的房址中以F8、F9、F10 最具代表性，此三間房址自北向南排列，F8 為仰韶中期，F10 居住面上發現的喇叭口尖底瓶則推斷其至少在阿善三期時才被廢棄。此三間房址依次打破，營建方式一脈相承，反映了該聚落在仰韶中晚期至龍山早期存在延續性（圖六）。

圖六 準格爾旗趙二成渠遺址F11

4.準格爾旗沙日塔拉遺址

該遺址總面積約50 萬平方米，發掘面積為500 平方米。發掘房址、灰坑及灰溝、墓葬等遺跡，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角蚌器等150 余件。房址平面形制有圓形、圓角方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居住面有白灰面、黑土踩踏面和白土踩踏面三種。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式結構，平面形制為圓角或弧邊長方形，大型墓葬長3 米以上，小型墓葬長1米以內?？煞譃槌扇四购蛢和?。除1 號墓為合葬墓外，其他墓葬均是單人葬（圖七）。除少數墓葬發現有葬具朽痕外，多數不見葬具。遺址內出土與朱開溝遺址二、三段相近的器物組合，時代當屬夏代紀年。重要的是發現該文化的玉器，種類有玉片、玉璋、玉璜、玉人形器、玉琮、玉箍形器等。此外地表采集有青銅器和冶煉燒結塊，這些信息為探索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變遷具有重要價值。與后城咀遺址出土玉器相結合，為探索華夏文明一體化進程中北方地區發展路徑提供了重要線索。

圖七 準格爾旗沙日塔拉遺址M17

5.巴林右旗烏蘭圖嘎遺址

該遺址為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發現，總面積約20000 平方米，發掘了4000 余平方米。根據房屋建筑特點及出土遺物可分為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三個時期。其中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房址保存相對較好，出土遺物較多，是此次發掘的主要收獲。尤其是興隆洼文化時期房址發現一個獨特的現象，在房址中部的灶坑前大多埋有一立置的平底筒形罐，且口略高于地面，罐內還盛滿灰燼。這一現象為研究房屋灶坑的使用方式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歷經三個考古學文化的復合型聚落遺址，為深入探討西遼河地區的聚落變遷、人地關系等提供了豐富的考古資料（圖八）。

圖八 巴林右旗烏蘭圖嘎遺址發掘全景

6.寧城縣小塘山石城址

該石城揭露面積共計5000 余平方米（圖九）。石城聚落內的房址形制可分為地面式單圈、雙圈建筑，也有部分圓形半地穴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多為圓形，沿穴壁以石塊壘砌（圖一〇）。墓葬多為長方形豎穴，部分利用廢棄的房址建成，有成人及兒童葬。

圖九 寧城縣小塘山石城遺址全景

圖一〇 寧城縣小塘山遺址陶窯

發現的城門處于城址東南部，與主道路相通。城門結構復雜，呈臺階狀，前端砌有弧形護墻石。門址一側有門垛，另一側有墩臺。重要的發現為該遺址出土銅斧、鑿、刀、錐、鏃及銅煉渣等，銅器造型與齊家文化、石峁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相近，為探討北方系青銅器的源流提供了重要材料。

7.克什克騰旗塔布敖包遺址

該遺址為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發現，總面積2 萬多平方米。因配合基本建設考古，該遺址已被多次發掘，曾經發現過屬于西梁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遺存。2022 年再一次發掘有房址、灰坑等遺存（圖一一）。除F1 偏于遺址南部一隅、F6 坐落于西北坡外，其余4 座皆集中分布于遺址東北部，且呈西南—東北向成排分布。房址為圓角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積不大，一般為15～20 平方米。除F2 室內保留了豐富的陶器以外，其他房址出土遺物不多。H12 填土內發現人骨1具，人骨的埋藏深度基本接近灰坑開口處?？觾瘸鐾劣惺?、陶器、骨器等。這在該文化中是較為常見的灰坑葬。遺址出土陶器以夾砂紅褐陶和灰陶為主，石器可分為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細石器，銅器數量較少，有銅泡、銅鈴等。通過此次發掘可以確定，分布于塔布敖包山東坡的遺址主體是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存，也屬于該文化分布區域偏北的龍頭山類型。

圖一一 克什克騰旗塔布敖包遺址

8.阿拉善左旗巴潤別立墓地

2021 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阿拉善文物保護研究中心等單位，對阿拉善左旗地區賀蘭山西麓展開區域系統調查工作，并對發現的巴潤別立墓群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有亞腰形墓葬和半圓形墓葬（圖一二）。該類墓葬皆為地面堆石，剖面呈臺狀，周緣用石塊堆砌成石圍，四角栽立有較大角石，石圍內填充大量石塊。封堆長5～10 米不等。石圍西南側發現灰堆兩處，封堆填石中發現有少量殘陶片及石磨棒、石杵等遺物。封堆中心區域偏東北處發現有豎穴墓壙，但不見人骨及隨葬品。另2 座墓葬呈半圓形，剖面呈臺狀，周緣用石塊堆砌成石圍，東北側石圍平直，垂直栽立有石板，其余部分石圍大致呈半弧狀，石圍有部分缺失，石圍內填充大量石塊，石圍及填石均風化嚴重，受力易碎。封堆長3～4米，寬2～3 米，高出地面0.2～0.5 米不等。封堆中出土少量殘陶片，下方發現有豎穴墓壙，未見人骨痕跡和隨葬品。

圖一二 阿拉善左旗巴潤別立墓群1 號墓

近幾年來對阿拉善地區和巴潤別立墓群、敖包圖墓群發掘，發現存在亞腰墓與積石墓的組合關系。與蒙古高原特布希文化基本相同。近年來，我國在陰山地區發現了大量的亞腰形墓，以及與亞腰形墓存在文化聯系的工字形石板墓。這也是目前中國范圍內已知該文化分布的最南界。

9.新巴爾虎右旗額爾敦山石板墓群

2021 年，聯合考古隊對第Ⅳ區的3、4 號墓進行了持續發掘（圖一三），并且對小天山遺址、杭烏拉遺址和阿敦礎魯大遺址進行了區域系統調查。本年度發掘的兩座石板墓整體形制與以往相同。墓葬由地上封堆和地下墓壙兩部分組成。周緣栽立有石板框，四角立有角石，角石高聳，石板框內填充石塊，石板框外有石塊支護。墓壙平面呈長方形，口部蓋有數塊蓋板石，底部與四壁不明顯，內部未發現人骨與隨葬品，東部放置有動物頭骨殉牲等。墓葬東部個別可見碑狀立石。

圖一三 額爾敦山石板墓群Ⅳ區4 號墓東部殉牲

根據這些年來蒙古國境內、內蒙古草原腹地的調查和發掘，不同類型的石板墓分布范圍、年代和文化內涵也逐漸明朗。內蒙古自治區有著中國北方最廣闊的草原地形，獨特的地理位置對于探討中國北方和蒙古高原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的游牧文化格局與交流模式、歐亞草原地帶游牧人群遷徙、與周邊地區農業、漁獵等生業方式的互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民族交融促進共同體意識形成

漢代墓地在內蒙古地區發現得較多，尤其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鄂爾多斯高原即“河南地”，分布著城址、長城及其附屬防御設施，有北方土著民族，也有來自不同地區遷徙的人們留給這里豐富的遺存。漢末至魏晉，政治統治不穩定，這一地區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在這里此消彼長留下諸多遺存，也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一）漢魏時期的民族大融合

1.內蒙古中南部漢代墓葬

兩年間因配合基建考古發掘，發現的漢代遺存有準格爾旗廣衍古城（圖一四）、大路鎮南梁圪旦墓葬、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墓地、和林格爾縣小紅城墓地（圖一五）、和林格爾縣榆林城墓地等，發現不同類型的漢代墓葬百余座。墓葬形制多樣，包括不同規模、不同時段，有豎穴土坑墓、豎穴土坑帶墓道墓、土洞墓、有高大夯土封土堆的土洞墓、磚洞墓、磚室墓等。部分墓葬隨葬青銅車馬明器，大部分隨葬陶器組合除了實用的甕、罐、壺、釜外（圖一六），也有大的量倉、井、灶、銅帶鉤、印章、銅鏡、漆器等。墓葬形制與隨葬遺物都存在等級制度，但該區域也發現有本地的一些文化色彩，如殉牲習俗、水波紋的陶器裝飾風格等，充分展現了兩漢時期長城沿線地帶社會、經濟和文化面貌的融合現象。

圖一四 準格爾旗廣衍古城I 區墓葬區全景

圖一六 和林格爾縣小紅城墓地M21 出土器物組合

2.涼城縣雙古城兒童瓦棺墓地

涼城縣雙古城為漢代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城內中部有一土墻將古城分為南北兩城，故名雙古城。此次發掘區位于西墻外，共清理128 座兒童瓦棺墓葬（圖一七）。這類墓葬是直接放置于地表，用瓦或其他陶器碎片覆蓋，周圍用黏土塊或石塊堆壓。葬具多為板瓦、陶盆、陶罐、陶甑、陶甕及石塊等單獨或相互組合而成，僅個別無任何葬具。大多數墓頂只蓋一層板瓦，個別覆蓋二至三層，最多有覆蓋六層的。大多尸骨腐蝕殆盡，極少保存有碎頭骨及肢骨。隨葬品極少，僅個別隨葬有陶或角制飾品，其余隨葬有數量不等的半兩或五銖錢幣。

圖一七 涼城縣雙古城南區兒童瓦棺墓地

瓦棺葬是專用于安葬未成年人的一種墓葬形式。該葬俗在新石器時代至漢代較為流行，以后一直延續下來。直到解放前，西南地區一些少數民族中還保留有這種習俗。這批瓦棺墓地的發現，為研究漢代長城沿線地帶未成年人喪葬制度提供了一批重要材料。

3.錫林郭勒盟吉呼郎圖匈奴墓群

內蒙古境內發掘的匈奴墓葬或墓地有西溝畔墓地、補洞溝墓地、大飯鋪墓地等，而這些墓葬都集中在陰山以南地區。吉呼郎圖匈奴墓群則位于陰山以北、蒙古戈壁以南的錫林郭勒大草原之上（圖一八）。2020-2022 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與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等單位合作共計發掘墓葬44 座。該墓群上部多見有圓形封石堆，墓坑位于封石堆下方，一般為一冢一穴，個別墓葬為同冢異穴。墓葬結構全部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式，墓坑規模及深度與封石堆大小成正比。墓葬大部分有木質和石質葬具。木槨多為框架式架構，石槨以片石砌筑。木質棺槨皆為榫卯拼合而成的長方體，個別表面可見髹漆，棺外壁有鐵質網格形、柿蒂花形裝飾。墓葬盜擾較為嚴重，出土隨葬品較少，主要包括陶、銅、鐵、金、漆、骨器和動物殉牲等。

圖一八 錫林郭勒盟吉呼郎圖匈奴墓M62 墓葬形制

吉呼郎圖墓群普遍發現圓形石頭封堆，墓坑南北向，棺頭朝北，木棺用柿蒂形鐵花裝飾（圖一九），隨葬陶壺、陶罐以及牛、馬、羊等葬俗葬制，與漠北地區匈奴墓葬的特征一致。出土陶器的造型和紋飾，具有典型的匈奴風格。墓葬形制、木棺槨及棺木上的飾物、頭部的頭廂結構及出土銅鏡、漆器等源自于同期的漢代文化，反映出該族群與漢文化有著非常密切的互動。

圖一九 錫林郭勒盟吉呼郎圖匈奴墓地出土柿蒂花形棺飾

4.和林格爾縣沙梁子古城

沙梁子古城經2019、2020 年兩年的持續發掘，發現了漢代大型建筑臺基，并結合出土的大量糧食遺存和“萬石”陶盆、陶量等器物，推測其應為一座面闊16 間、進深2 間的大型糧倉建筑。最早應修建于漢武帝時期，這一時期漢代在河套設置郡縣，移民墾殖。該建筑臺基的發現填補了漢代邊城研究的一個空白，對研究漢代建筑技術、西漢王朝對北疆的經略以及北方農牧交錯地區的生業方式等具有重要意義。

2021 年對建筑臺基四周繼續發掘，發現其外圍有可達3 米高的土坯圍墻，臺基東南角發現有石頭壘砌的三角形護坡墻。除此之外，在清理建筑倒塌堆積中還發現北魏時期房址9 座，這些房址可分為半地穴式和土坯與磚混筑的地面式。半地穴式房屋是直接在倒塌堆積上下挖形成的，而地面式建筑一部分是營建在漢代倒塌堆積之上，另一部分是清理倒塌堆積后再行營建?？傊?，房屋建筑選址和建筑技術都較為草率，面積也僅小至四、五平方米。房址內出土的碎陶片多見動物紋、網格紋、回字紋等壓印紋飾，具有鮮卑獨特的文化面貌。漢代高臺建筑與北魏時期房屋的層位關系也反映了北魏時期人們利用漢代城址廢棄建筑臺基營建房屋的事實。鮮卑和北魏時期墓葬發掘得較多，但居址多較難發現，游牧人群的定居遺存較難發現，這也為了解鮮卑人群居住方式、尋找鮮卑人群居住遺存提供了線索。

5.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瓦則梁漢至北魏時期墓地

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無定河鎮瓦則梁漢代遺址位于納林河南岸，該遺址調查發現地表遺物皆為漢代。2022 年因建設取土，發現了一批墓葬，此次發掘13 座。根據墓葬形制、壁畫及出土遺物可知，其時代可從漢代延續至北魏時期。根據M11出土典型漢代陶罐、陶壺及明器陶雞、陶狗、陶灶、陶俑、博山爐、陶燈等，推測應為漢墓，另外12座墓葬都表現出強烈的北魏風格（圖二〇）。墓葬形制均為長斜坡式墓道土洞墓，全長10～12 米。墓道朝向東北，方向在30°～40°之間。墓室平面多呈弧邊梯形，部分墓室存有壁龕，部分墓葬還發現有壁畫。墓室內皆有木棺葬具。出土器物有銀項圈、銀戒指、銅腰帶、銅頭飾、銅戒指、鐵鍑等典型鮮卑文化的遺物。

圖二〇 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瓦則梁北魏墓葬出土文物

整個墓地未能全面發掘，從目前已發掘的墓葬來看，有成排分布且不見打破關系的特點，墓葬形制和墓向也基本一致，顯然是有整體規劃意識。然而墓葬所屬年代卻存在差異，推測為同一部族或家族的人群長期生活形成的一處墓地。

6.武川縣壩頂北魏祭祀遺址

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壩頂遺址自2019開始，持續至2022 年不間斷地開展考古發掘與研究，已明確其屬于北魏時期專為太和十八年（494 年）孝文帝北巡而興建的一座大型祭祀建筑（圖二一）。整個祭壇為圓形，該祭祀遺存自內而外由中心祭壇、內環壕、內壝、外壝、外環壕等五部分組成，總直徑達96.5 米。該建筑外緣為夯土墻，內部填土，形成平臺式圓形壇體，壇體外圍以登壇臺階環繞。中心臺基底部直徑約34.5 米，頂部直徑約23.5 米，殘高2.9～4.4 米。臺階上下共13 級。對夯土臺北部解剖發現，臺體為平地起建，自下而上逐漸斜收，剖面呈梯形，環壕內發現有祭祀的動物骨骼，以馬、牛、羊為主。

圖二一 武川縣壩頂遺址發掘區全景

此類型的祭祀遺跡在華夏文化傳統中綿延至今，在陰山之上發現的此類遺跡一方面體現了拓跋鮮卑民族對華夏傳統禮制建筑的吸收和傳承，又延續了北方游牧民族圣山祭祀的傳統，是中國古代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生動實物見證。

至北齊時，該祭祀建筑被改造為邊堡遺址。將中心祭壇內部掏空營建一圈九間房屋，東南方位開設門道。房址和地層堆積中出土有北齊“常平五銖”銅錢、刻劃有“廣納戍”文字陶盆以及大量的鐵質兵器及鐵、陶、骨質生活用品等（圖二二）。展現北朝時期北方邊疆地區多民族歷史變遷的歷史面貌。

圖二二 武川縣壩頂遺址出土北齊“常平五銖”銅錢

（二）宋遼金元時期的民族大融合

1.遼上京城址

遼代營建最早，使用時間最長，地位最為重要的都城。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漢城兩部分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總面積約5 平方千米?；食堑某菈Ρ４孑^好，宮城于皇城中部偏東。為了進一步認識遼上京遺址的布局和沿革，促進對遼上京遺址的有效保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和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遼上京考古隊，從2011 年開始對遼上京皇城遺址進行有計劃的考古發掘和研究。通過十余年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對城內的宮殿基址、宮門、佛寺、佛塔、道路等遺跡持續發掘，遼上京考古隊從考古學上首次確認了遼上京宮城形制規模，并確認了遼上京皇城東向中軸線的存在，極大地推進了遼上京布局和沿革的研究（圖二三）。

近兩年主要對西山坡南院山門、后殿、北廊廡配殿以及南院以南附屬院落的中殿、南院南廊廡配殿、南院東北角樓等進行了發掘或試掘，證實了遼上京城內的建筑大多經過遼、金兩代先后多次營建，整體院落為南向，院落格局和規模在遼、金沒有發生大的改變。出土遺物包括瓦當、滴水、板瓦、筒瓦、鴟吻殘塊、磚、彩繪墻皮等建筑構件、陶瓷器標本、骨料、骨器、鐵器等，還出土了一些泥塑、壁畫和石質文物殘塊，時代主要為遼、金兩代。上述發現為進一步推進遼上京遺址的城市考古研究、遼上京與祖陵申遺工作都提供了翔實的研究資料。

2.遼代墓葬

墓葬皆發現于通遼市開魯縣東風鎮周邊，為新開河與西遼河沖積平原地帶。距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西段合流處不遠，距阿保機的私城龍化州（推測為今通遼市科爾沁區福巨古城）僅20 余千米。2021 年，在七家子村東南發掘大型遼代墓葬1 座，為土壙豎穴多室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耳室及主室組成。前室門道兩側白灰面上各繪有一契丹人物壁畫，在人物頭部側上方各有一豎行契丹文字。墓壁青磚壘砌而成，主室頂部為大石塊券頂。西側墻壁上殘留有少量壁畫。在主室北壁見有平鋪的綠色釉面殘磚。出土遺物較少。隨葬品主要有銅器、鐵器、陶瓷器、石器，另有少量的皮具、木器等。 銅器有鎏金馬帶具、釘及銅錢等，鐵器有斧、釘，陶器有盆、罐、彈丸，骨器主要有鳴鏑等。從墓葬形制和規模、發現的契丹文字等推測應屬遼代大型墓葬。該墓與2016 年發掘的金寶屯遼墓相距僅約1 公里，其中發掘的一座墓的壁畫中還發現有漢文、契丹文墨書題記，內容有“葬□龍化州西□二里”等，為確認遼代龍化州的地理位置提供了信息。而另一座墓為綠釉琉璃磚砌制，尸床也為琉璃磚壘砌。墓室四壁原均有壁畫，現僅殘存彩繪蓮花、云紋及人物題材等內容。

2022 年，在距離3 千米處的恒源牧場又發現幾處小型磚室墓，保存基本完整（圖二四）。

圖二四 開魯縣恒源牧場遼代墓葬航拍圖（從左至右M1-M3）

其中一座為長方形豎穴磚砌墓，頂部用大石板平鋪封蓋。東壁有磚砌小耳室，西壁有壁龕，墓葬規格較小，僅可存放木棺。墓室中央放置一具頭寬尾窄的彩繪木棺，棺外圍有木架。墓主人隨身之物有銀質頭箍、摩羯形金耳墜（圖二五）、瑪瑙和銅飾件組成的瓔珞、銅鏡、銅鎏金蹀躞帶、銀鎏金戒指、石牌等遺物。木架上放置有帶木鞘的鐵劍、鐵斧、鐵矛頭、鐵骨朵、樺木箭囊，木棺東側發現有鐵鏃、鳴鏑、鐵蒺藜，墓室南部放置一整套鐵甲及包括籠頭、鑣銜、鈴鐺、馬鞍、障泥、馬鐙等在內的馬具，用皮質系帶和鎏金銅飾件組成。耳室和壁龕內隨葬有陶壺、陶蓋罐、鐵釜、漆器等生活用品。另兩座為存有墓道的中型磚室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組成。墓室為穹窿頂，墓室地面和棺床用長條磚平鋪砌筑，棺床上放置一具頭部高寬尾部低窄的木棺。出土遺物位置與豎穴磚室墓基本相近。木棺內有墓主隨身佩戴的金耳墜、瓔珞、銅鎏金蹀躞帶、銀鎏金戒指、銀鎏金臂鞲等，木棺外的木架上放置或懸掛有帶木鞘鐵劍、鐵矛頭、鐵斧、箭囊等武器和工具。墓室內不同方位放置有木案及金花銀蓋罐、銅盞托等生活用品，整套鐵甲及馬具，耳室內放置陶壺、陶罐、漆器及銅飾件若干。充分反映了契丹人騎馬、游獵的生活場景及崇尚厚葬的葬俗。

圖二五 開魯縣恒源牧場遼代M1 出土摩羯形金耳墜

根據出土遺物及墓葬形制推測其年代為遼代早期，與近年來在開魯縣發掘的七家子墓地、金寶屯琉璃磚墓等遼代較高等級的墓葬距離較近，對探討遼代墓葬分布、等級差異、葬儀葬制，尤其是與龍化州城的關系等學術課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3.遼武安州塔基及周邊考古發掘

2020 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為了配合遼武安州塔的文物保護修復與展示工程，對武安州塔的地宮及塔基進行了清理和發掘，發現有晚期的紙質文書。2021 年，在塔基南側底部發現塔基為磚墻包砌在夯土臺基，用平臥磚加白灰砌筑，所用磚多為溝紋磚，墻體外立面刷白灰。目前清理出南墻和東墻的一部分，兩墻相交處，即東南角為直角，由此推測該夯土臺基為方形，邊長約為31.8 米。在南墻外側發現有建筑倒塌后的堆積，還有一處倒塌的土坯墻，堆積上有大量的筒瓦、板瓦，以及瓦當、滴水等，地表還保留有兩個門枕石，間距2 米。發掘面積較小，目前該建筑的整體面貌還需進一步發掘，推測可能為山門一類的建筑物。堆積中出土大量筒瓦、板瓦、蓮花紋瓦當和獸面瓦當等建筑構件，還有鐵飾件、風鐸殘片、鐵釘、鐵箭鏃等，也可見少量瓷器殘片。建筑倒塌的堆積上發現21 座骨灰葬，皆以陶罐為葬具。不見清晰的墓坑，部分周邊用碎磚塊稍加壘砌，罐口覆蓋磚塊。隨葬品很少，個別發現有銅錢、骨柄刷等，銅錢多為宋錢。

遼代佛塔發掘較少，此次因配合文物保護而開展的考古發掘工作，對推動遼代宗教建筑的研究、遼代宗教文化、遼金時期佛教與骨灰葬提供了真實可靠的信息。

4.準格爾旗二長渠宋代墓葬

準格爾旗納日松鎮二長渠新村南側為宋代豐州城故城。2021 年，在城址西北和東北兩個地點共發掘9 座墓葬。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磚砌尸床等部分組成，墓道有斜坡式、臺階式、豎井式三種。墓葬結構、形制和規?；鞠嗤?。墓葬均為仿木結構磚室墓，墓室及墓壙平面皆呈圓形，磚砌筑的墓室均位于圓形墓壙之中。墓室內磚壁等距砌筑仿木結構的立柱、柱頭鋪作、檐椽、磚砌門窗等。葬制為先火化后收集骨灰及未燒盡的骨骼再行埋葬，墓室內隨葬明器外，還有陶瓷生活用器、銅錢及宗教用器等。

本次發掘的9座墓葬位于二長渠宋豐州城北，與2016 年發掘的4 座墓葬結構基本相同，結合出土遺物及與城址的關系，初步認定這批墓葬年代為宋夏時期。

5.興安盟扎賚特旗金代屯堡

興安盟扎賚特旗因文得根水利樞紐工程的開展，連續三年發掘了2 座金代屯堡遺址。2021 年發掘的兩家子堡址，該堡址周長1300 余米，總面積近11 萬平方米，城墻上筑有馬面、角樓等防御設施，堡門外設甕城，墻外有護城壕，其防御設施完備，防御功能突出，應屬于金界壕防御體系的重要軍事防御職能的城堡（圖二六），西北距金界壕約5.6 千米。堡內中心部發現有大型院落建筑基址1 處。在甕城內中部發現平面呈長方形的居住區，有煙道及中心的灶址。出土器物包括陶瓷器、鐵器、石器和骨器等，種類有用于農業生產、日常生活、修建房屋城墻及打仗所用的各類物品。

圖二六 扎賚特旗兩家子金代堡址全景圖

伊和屯堡址平面呈不規則四邊形，西鄰綽爾河大回彎處，西北墻利用懸崖，未修筑城墻，崖下為綽爾河。東墻、南墻、西墻為夯筑土墻。東南、南角各設有角樓，東墻長100 米、南墻長100 米、西墻長70 米。主要對門址進行了發掘，門址位于堡址的南墻中部，單門道，寬約4.5 米。門址墻體為夯筑，寬3～5.6 米，殘高0.8～1.2 米。土質為黃褐粘土，較疏松。城墻系一次修筑而成，且使用時間短或修建后不久廢棄。

這些堡址都是金界壕的附屬設施，屬金代東北路界壕，修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間。從其地理位置、建筑的形制特征可推斷應為界壕沿線內側的軍事戍堡。戰時守邊作戰，平日也開展農耕、畜牧、漁獵生產等活動，為研究金界壕沿線防御體系、守邊戍兵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

6.涼城縣南房子元代遺址

南房子遺址為一處小型元代居住遺址。發掘2000 余平方米，清理有房址、磚石墓葬、亂葬坑、灶坑、壕溝、灰坑等遺跡三百余個。遺址保存狀況較差，房址大多僅剩煙道。地層及遺跡內出土遺物豐富，主要有陶瓷器、錢幣、金屬器、玉石器、磚瓦建筑構件等。出土錢幣包括漢、唐、宋、金時期。銅器有簪、鐲、戒指、耳飾等；鐵器主要有犁鏵、鐵鋤、礁斗、匜、釘、剪子、刀、馬掌、鳴鏑、矛等；陶器主要是盆、罐、熏爐、陶紡輪、陶球、陶狗和羊等；瓷器主要是白釉瓷，其次是黑釉瓷，也有茶末釉及醬釉瓷器（圖二七）。窯口有磁州窯、霍窯、鈞窯、龍泉窯等，也有少量三彩器和膠胎器，大多為日常生活用品，器足多有墨書的“李”“王”“薛”“張”“栗”“仲”等姓氏；骨器主要有梳子、線軸、骨盒、骨片、塞子等；建筑構件主要是方磚、長方磚、筒瓦、板瓦、滴水等。

圖二七 涼城縣南房子元代遺址出土三彩熏爐

該遺址地層堆積較厚，表明其作為元代時期一處定居時間較長的遺址，生業方式應以農業為主、畜牧業也較為發達，是元代北方長城沿線農牧交錯地帶村鎮一類遺址的真實展現。

7.鄂托克旗阿爾寨石窟寺建筑基址考古發掘

阿爾寨石窟寺位于鄂托克旗草原之上，石窟寺所在紅砂巖山體東西長約200 米，南北寬約70～90 余米，高出周圍地面約80 米，山頂海拔高度為1460 米，是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發現規模最大的集寺廟、石窟、巖刻為一體的佛教建筑群（圖二八）。多年來，對于該石窟寺僅限于對石窟洞窟、崖壁石刻等遺存的保護現狀、宗教、建筑、藝術等方面的研究，對其相關的佛寺建筑、日常生活等鮮有研究。2020 年以來，國家文物局為了全面掌握石窟寺的保護狀況，系統分析了石窟寺保護形勢，為科學制定保護政策和中長期規劃奠定重要基礎。全國范圍內開展了石窟寺調查工作，內蒙古自治區在此基礎之上計劃對這處重要石窟寺進行了考古發掘，為深入探討建筑營建年代、延續時間、石窟洞窟與頂部建筑的關系以及當時居住在此的僧侶們的生活等方面提供可靠的證據。

圖二八 鄂托克旗阿爾寨石窟寺建筑基址發掘全景

2022 年，對頂部平臺上的建筑基址進行系統地調查記錄后，選擇西南角的兩處建筑基址進行發掘清理工作。其中1 號建筑基址為一處大型回廊院落建筑，坐北朝南，磚木結構，東西長23.6、南北寬15 米，建筑面積450 平方米。堆積主要是房屋倒塌和后期形成的堆積。墻體內外用長方形單磚交錯壘砌，白灰抹縫；墻中間內填紅砂巖石塊，上部用與磚同規格的土坯。主間及次間墻寬1.0、殘高0.30～1.36 米?；乩葘?.90 米，南廊用磚交錯鋪地，東、西、北三面回廊將地面直接鑿平。西廊及北廊內有殘存的廊柱。主體建筑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面積354 平方米。地面上發現方座圓形明暗柱礎44 個，地面用磚鋪就，且呈幾何花紋造型。主建筑內設有佛壇及基座，兩側也均設有對稱的5 座須彌式佛壇基座。2 號建筑附屬于1 號建筑，規模較小。為磚石結構，僅存基礎，坐北朝南。東西長7.60、南北寬4.76、墻基寬0.50、殘高0.40 米。門開于西南角，寬1.10米。西北角有磚砌火炕，長1.95、寬1.10、殘高0.06米。該建筑應為僧侶們的生活居址。

建筑堆積內出土大量建筑構件，主要是磚、瓦、木、石等。有制作塔紋磚、佛像頭髻和佛珠等器具的陶模（圖二九），也出土大量的小型泥塑彩供養繪佛像。生活用瓷器有碗、盤和罐等，部分可確認為靈武窯產品，另有銅釜、鐵釜等。另外還出土有景教標志的銅牌飾。

圖二九 阿爾寨石窟寺建筑基址出土塔形磚模具

經過發掘，該建筑基址營建年代為元代，是一處保存有完整地基及墻體的回廊式磚木結構的宗教建筑遺址，是內蒙古西部地區元代喇嘛教建筑的典范，為研究阿爾寨石窟寺配套的寺院建筑格局，多宗教文化的交融、宗教建筑技藝以及僧侶的生活面貌等都提供了重要的證據。

（三）明清時期的交流互動

1.烏蘭察布市隆盛莊敵臺

隆盛莊敵臺位于隆盛莊鎮東約1 公里處，敵臺東側3 公里處有雙臺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題記。根據地面保存狀況和發掘情況得知，敵臺依明長城墻體而建，由中心臺墩、臺基、臺基院落建筑、圍墻、壕溝組成。中心墩臺夯筑而成，整體呈上小下大的覆斗形，邊長7～21 米、高9 米。墩臺建筑分上、下兩層，皆為窯洞式，下層從左向右有三個窯洞，之間均有過道相通。上下兩層至墩臺頂部都有通道。臺基略呈四邊形，邊長約45 米，臺基現高3～4 米。臺基外圍有一圈圍墻，西北側依托墻體，西南、東南、東北面建有夯筑院墻。平面近方形，周長約160 米。圍墻內發現房址2 座，有灶炕、排水道等設施。

隆盛莊敵臺作為明長城（大邊）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長城墻體同時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由山西行都司主持修筑，是明代北部邊疆地區防御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文獻中記載為貓兒莊墩，是明朝與北元政治、經濟、軍事交流的一處重要驛站，對研究明代北疆長城及其附屬建筑敵臺的形制特征及其演變規律提供科學資料。

2.準格爾旗念壕梁明代窯址

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納日松鎮羊市塔村念壕梁社發現這處明代窯址，是為了配合基本建設開展的考古發掘。發掘地點受限，僅發掘清理灰坑3 座、窯址1 座。其中窯址為東西向，由窯道、窯門、火膛、窯床、煙道等部分組成，保存較好。窯址所用材料有青磚、土坯，內壁涂抹草拌泥，由于長期燒造，呈磚紅色?；鹛艃劝l現有燒造完成的器物，有灰陶獸面紋瓦當、筒瓦、琉璃鴟吻等。其他灰坑較為規整，出土有殘鴟吻、瓦當、筒瓦、碎瓦片等建筑構件，也發現有陶碗、瓷罐、褐花白瓷等生活用器。

該窯址出土的灰陶瓦當、屋脊獸、石灰鴟吻、琉璃鴟吻及灰坑內出土廢棄的建筑構件和生活用具等，初步判斷為一處以燒造建筑構件為主的明代陶窯。念壕梁遺址位于鄂爾多斯高原南部，是晉、陜、蒙三省邊界，其南10 公里即為延綏邊墻，推測該遺址是明代長城沿線居民的陶窯燒造場，為周邊古城居民提供建筑構件。

此次發掘出土的遺物、遺跡是對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地區明代歷史資料的重要補充，對研究鄂爾多斯乃至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明代考古學文化、民間建筑形制、陶瓷燒造工藝等具有重要價值。

近年來，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事業蓬勃發展。自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考古工作也得到了全方位的關注。我區以學術課題為目標的主動考古發掘項目也越來越多，時間軸線越來越長。從幾十萬年的人類進化史，隨著石器加工技術的進步，薩拉烏蘇人使用火的能力的加強，動物骨頭有被燒灼的痕跡加速了人類的進化。一萬年以來，西遼河流域先民們在全新世大暖期的優良條件下，發展起獨特的西遼河文明，在六千年前后成就了發達的紅山文明古國，在三千五百年前后成就夏家店下層文化這樣可與三代文明相媲美的方國文明。河套地區在整個黃河文明的影響下，展現出極具北方色彩的以農業為主兼具畜牧的文明模式，成為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分布區的最北端。四千年前后在長城沿線地帶形成了河套石城文化圈，開創了中國古代防御要素為主的城市建筑發展模式，為中原地區的早期城防體系的不斷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秦漢大一統時期，內蒙古地區經歷了戰國至秦漢時期的開發經營，第一次民族融合就此形成。此后，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等不同民族在此繁衍、發展，各民族不斷交流互融，逐漸形成了中華文明一元多支的發展路徑。這些考古發現以及展示出來的文化面貌，無不彰顯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不斷發展的過程。文化自信首先要做到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認知和肯定，對中華文明持續發展的內在基因的繼承和發揚。作為一個邊疆考古研究單位，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守正創新，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更多的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