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私修類書視野中的清代歷史

沈偉

摘 要：清代私修類書數量眾多，內容豐富，按照其目的用途，可劃分為博通治學、詩文詞賦、童蒙科舉、道德教化、日用應酬五個類型，與清代政治、社會、學術文化等方面均存在關聯。通過分析清代不同歷史時期成書的私修類書，可以了解到清代政治、社會、文化的歷史狀況、變化過程及學術文化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清代 私修類書 歷史

中圖分類號：K8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23）02-01-07

類書是我國古代一種特殊體裁的典籍，按照一定體例分門別類輯錄文獻，其編纂者有當時的官府、文人學者和書坊三個群體，按照編者身份可以將類書分為官修類書和私修類書。學界以往對清代類書的關注多集中在官修類書，對清代私修類書的編纂狀況研究較少。實際上，清代私修類書數量眾多，內容豐富，筆者收集到編纂于清代順治時期至道光時期的私修類書一百二十五部，按照其目的用途，將其劃分為博通治學、詩文詞賦、童蒙科舉、道德教化、日用應酬五個類型1。博通治學型的私修類書，其編纂目的是通過輯錄各類文獻，以供人檢尋所需資料，為考證經史、鉆研學術提供方便。詩文詞賦型的私修類書，從典籍文獻中采輯詞藻文句，編排成書，文人學士從中尋檢詞句，以供吟詩作賦、臨文取材之用。童蒙科舉型的私修類書，采輯幼童啟蒙知識和科舉考試方面的文獻資料，或分門別類，或編成韻語，便于記誦，以供兒童啟蒙教育和士子科場制舉之用。道德教化型的私修類書，采輯古今史事典故、榮辱興衰之史跡，設置特定的類目體系，編排史事資料，目的在于揚善以激勵，列惡以警誡，以期達到教化人心、警醒世俗之效果。日用應酬型的私修類書，有的采輯日常生活所需各種資料文獻，提供生活生產所需的各類知識，有的則輯錄人們日常生活中交往應酬的語言文句，按類編排，為人們撰寫應酬文字提供素材，其目的皆在于為人們日常生活和交往應酬提供方便。

清代的官吏學者、書坊賈肆編纂私修類書，是為滿足當時的某種社會需求，在受時代背景影響的同時，也反映了清代的歷史狀況，體現著編者不同的編纂意圖，其編纂既因應當時社會的各方面需求，也折射出清代歷史的多方面狀況，與當時的政治、社會、學術文化等方面均存在關聯。

一、清代私修類書與清代政治

清初學者史以甲，贊賞宋代吳淑《事類賦》綱舉目張的體例，但又“病其捃摭不廣，因即題增益，藏笥備稽，時復效其體為如干首合為一編，又著臣職、帝屬如干首為后編”1，編成《類賦》和《續類賦》二書。史以甲父親“為啟（楨）[禎]時名宿，以名進士出秦楚藩官”2，《類賦》書首有署名“瀨水遺民周斯”撰寫的一篇序言，揭示了史以甲編纂類書的深層用意：

江都史子仁隱居湖干，嘗取馬貴與《文獻通考》刪定之，學者稱善，爰梓行于世。又病吳正儀《事類賦》之事未該、類未廣也，遂因其成篇而續著之，又增廣若干類以詳其事之無所遺。二書成，學者群服子仁之博洽。予謂博洽不足以知子仁，并不足以知古人也。馬貴與以丞相子當宋之亡也，隱居守志，其抑郁無聊之氣無可發舒，乃仿杜氏《通典》，廣采博輯，匯為《文獻通考》，上自五帝，下訖南宋寧宗，數千年之因革損益，備載此書，不可謂非博洽者也，而貴與特以操行著稱于后世?！妒骂愘x》非博洽者不能為，然博洽者又多不能為，蓋生典籍大備之后，茍有好學者起，殫年彌月，覽睹不休，則數年之事咸可記也，而文藻則由于天才，才□具而始有文藻也，故陳農、陸澄非不博洽也，而人目為書廚，詎不在茲歟。子仁之尊人在昔為名臣，子仁能守家法，徙居艾陵湖干，脫去世事，獨樂讀書，有貴與之操行，而其緒馀發為正儀之文藻，區區博洽足以知子仁、知古人哉。3

從序文可以看出，史以甲編纂《類賦》《續類賦》實際上體現著不與清廷合作的想法，反映了當時明朝遺民對清朝政權的態度。自吳三桂引清軍入關，以為崇禎帝報仇為借口，聯手清軍夾擊鎮壓李自成大順軍后，清朝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統治秩序，觸動了漢族士大夫的情感，而且清廷入關伊始，推行剃發令、圈地令等，使其統治受到了當時漢族文人學者的反對。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學者，在清軍渡江之初即參加抗清隊伍，后雖兵敗，但仍長期參與反清活動。此后，清朝統治秩序漸趨穩定，但一些學者仍采取不與清廷合作的態度，以表明其作為明朝遺民的節操。史以甲編纂《類賦》《續類賦》即體現了清初眾多文士抵制清廷的風氣，折射出清朝統治秩序建立之初的歷史狀況。

康熙時期，周綸編纂《石樓臆編》六卷，編者來自江蘇省松江府華亭縣，屬于明清易代之際反清活動較為激烈的地區，其書首有魯超撰寫的序文，稱“今皇上削平僭逆，六合晏然，方右文稽古，思得恢閎博達之儒，講求制作，潤色隆平”4，極力贊揚清廷的文治武功。同時期的顧九錫編纂《經濟類考約編》二卷，編者來自江蘇省揚州府廣陵縣，同樣屬于明清之際反清活動激烈之地區，其書首有馬世杰所撰序言，稱“今國家崇尚實學，講求經濟，使有裨于經國裕民之略，欲得藎謀碩畫而廓然展布之，豈非士之幸覯哉”5，十分贊揚清廷的治理策略。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應謙還編纂《教養全書》四十三卷，“舉教養之大者稍敘其事實，而以名臣經畫之奏疏言議增益之，其卷次不多，而后此為治者可以衷群議，次第施行”，目的是“以觀經世者之救弊創法，廢興合宜也”，6通過采輯經世致用之資料，編纂類書為清朝當政者治理地方出謀劃策，提供參考。這一時期，私修類書編者對清廷態度的轉變，反映了自康熙時期之后，清廷統治局勢發生變化，政治秩序趨于穩定，許多學者開始逐漸放棄對清廷的抵制，轉而認同清朝政權乃至與清廷合作的歷史狀況。

文人學者轉變態度，逐漸認同清政權后，許多人開始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希望借此獲得入仕門徑。應對科舉考試需求而編纂的類書開始流行，進而出現借助類書在考場中作弊的情況。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山東巡撫覺羅長麟在鄉試過程中搜出書手攜帶類書入場，《清實錄》記載：“據長麟奏鄉試三場完竣一折，內稱于點進謄錄時，逐加搜檢，搜出書手一名張訪，攜帶類書刻本一冊，顯系勾通士子，買囑作弊?，F飭交臬司嚴審，務得確情，另行辦理?！?自乾隆時期開始，隨著人口增長，科舉考試的競爭漸趨激烈，士子們通過科舉入仕的壓力逐漸增大，因此有士子冒風險買通謄錄書手，利用類書作弊。參加科舉的士子人數逐年增多，也從側面體現了此時的文人士子對清廷的認同。嘉慶二十年（1815）三月，河南學政姚元之“奏請嚴禁坊刻類典等書”，嘉慶皇帝為此發布詔諭，稱“士子研經稽古，于五經三傳自應遍讀全書，融鑄淹貫，發為文章，方足以覘學識。乃近多鈔錄類書，剿襲摭拾，冀圖詭遇，不可不嚴行飭禁。該學政隨時查禁，責令銷毀外，歲科考拔生童，有仍將此等類聯抄錄者，即擯棄不錄，以正文風而端士習”2。俞正燮《癸巳存稿》對所禁毀的類書書名有更詳細的記載：“嘉慶二十年三月，禁坊刻《四書典制類聯》及《四書人物類典串珠》等書?！?可見乾嘉時期輔助科舉答題的類書流傳較廣，影響頗深，士子多依靠記誦類書內容回答制舉問題，乃至清廷專門發布詔令禁毀科舉類書。雖然嘉慶帝下詔禁毀科舉方面的類書，但在筆者收集到的一百二十五部私修類書中，童蒙科舉型類書有三十部，其中成書于嘉慶和道光時期的分別有八部和六部，分別是《記事珠》《蒙求箋注》《干支類聯》《千金裘》《千金裘二集》《清異編珠》《蛾述集》《文選集腋》和《李氏蒙求集注》《類藻引注》《詩句題解韻編》《幼學求源》《博通便覽》《博通便覽續編》，在總體數量上占了近半數，表明嘉慶和道光時期是童蒙科舉型類書編纂較為活躍的時期4。成書于道光元年（1821）的童蒙科舉型類書《博通便覽》，其凡例中稱“書采典故者，紛紛百出，如《四書典制類聯》《四書典制串珠》《四書人物備考》《五經類聯》《四書典腋》等書”5，《四書典制類聯》《四書典制串珠》等嘉慶時期禁毀的科舉類書至道光時期仍然很常見，清廷禁毀科舉類書的詔令施行效果微弱，實際上折射出清政權在嘉、道時期已經出現政令不行、運行效率低下的歷史狀況。

二、清代私修類書與清代社會

清代人口增加，人口的增長需要糧食的充分供應和社會秩序的穩定作保障。清代社會保持了以農耕為主的傳統社會形態，清廷注重農業生產，興修水利，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等一系列措施，農業生產增長較為穩定，基本保障了糧食供應。與此同時，清代自康熙中期開始，國力逐步增強，社會較為穩定，沒有發生全國性的戰亂，人口數量隨之穩步增長。筆者收集到的三十部童蒙科舉型類書，時段分布為順治時期零部，康熙時期七部，雍正時期一部，乾隆時期八部，嘉慶時期八部，道光時期六部，編纂速度隨著時間推移而逐漸加快，表現出隨著時間推移，社會對童蒙科舉型類書的需求量在逐漸增大，反映了隨著人口增長，需要接受啟蒙教育的兒童和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數量都在穩步增長1。

隨著清代社會秩序的逐步穩定，民眾對日用應酬型類書的需求量也在逐步增大，以《萬寶全書》為代表的民間日用類書尤其成為當時日常生活的常用書籍。明清兩代的書坊編纂了版本眾多的《萬寶全書》，據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2統計，晚明時期的《萬寶全書》以三十卷以上乃至四十多卷的版本為主，清代前期以三十卷版本為主，后期則以二十卷版本為主，隨著時間推移而卷次逐漸減少。筆者所收集到的《增補萬寶全書》，刊刻于乾隆時期的為三十卷版本，刊刻于道光時期的則為二十卷版本，印證了這個看法?！对鲅a萬寶全書》采輯民間日常生活交往所需要的各方面資料，其內容涵蓋文化常識、人際交往、實用技能、休閑娛樂等各個方面，所征引的各類文獻對應著某類社會生活需求，將該書三十卷和二十卷兩個版本的內容相比較，二十卷版本刪掉了農桑、茶經、酒令、通書、鐵筶、宅經、堪輿、筮卜、對聯、醫學這十個部類，這些減少的部類或因艱深晦澀，實用性低，或因閱讀受眾面小，應用范圍窄，因此被書商從書中刪去。書商從書中刪掉部類，表明當時書坊之間的競爭較為激烈，書商必須最大程度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收益。此外，筆者收集到的《增補萬寶全書》三十卷版本和二十卷版本分別刊刻于乾隆四年（1739）和道光三年（1823），書商能夠在持續近九十年的時間內多次刪節修訂此書和刊印再版，說明《增補萬寶全書》的市場需求在清代中期非常穩定，也意味著該書的閱讀群體同樣是較為穩定的。晚明時期，全國已經分布著數量眾多的城市，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市民階層，清代手工業和商業在明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市民階層也在逐漸壯大?！对鲅a萬寶全書》的長期持續暢銷，反映了清代城市市民階層和供應市民生活的商業較為穩定發展的歷史狀況。

康熙時期的學者汪士漢編纂《古今記林》二十九卷，編者在例言中稱“是編自天文地理以及人事物類，凡有關身心世道者悉采入，以資討論，以備龜鑒”3。倉廩實而知禮節，私修類書開始關注社會道德秩序，顯示在康熙時期社會秩序已趨于穩定，經濟也保持穩步發展，為私修類書編者提供了較為安定的外部環境，編者在基本生存問題解決后，即開始留意于社會道德秩序的維護。乾隆年間，學者汪兆舒編纂《谷玉類編》五十四卷，認為此前類書“大率鋪錦列繡，華文少實，而于治道人心、彝倫風教之所關系者，鮮有發明，故于此尤三致意焉”4，其所采輯古今資料“止錄善者，善事亦不勝采矣，止取大忠大孝可以廉頑立懦者，其次則才識文武，經濟攸關，又其次則典故菁華，足資聞見，一以寓獎勸之心，一以救空疎之病”5，表現出編者受時代環境影響，格外關注社會道德秩序。此時是乾隆帝在位時期，一向標榜“稽古右文、崇儒興學”的乾隆帝，竭力倡導建立以儒家思想為正統的社會道德秩序，在位期間表彰古圣先賢，褒獎和睦家族，多次強化對世道人心的勸導?！豆扔耦惥帯穼κ赖廊诵牡年P注，正反映了這一時期統治者對社會道德秩序的重視。嘉慶時期，孟云峰編纂《人鏡集》五十四卷，李芳實在書首撰寫序文稱“人性日漓，人風日乖”6，同書沈毓寅所撰序文則稱“儒家者流，文多質少，民彝物則，日以泯棼”7，編者則希望讀者借助此書“取鑒曩昔，修悖昭然，由是蕩穢滌瑕，懷清履潔，伏處為端士，顯達為名臣”1，受時代環境影響，表達了較為強烈的建立社會道德秩序的愿望。除《人鏡集》以外，《人壽金鑒》《天爵錄》等一系列旨在教化世道人心的道德教化型類書在嘉慶時期紛紛問世。嘉慶帝同樣注重建立社會道德秩序，曾專門發布諭旨訓導天下“正人心，厚風俗”，強化對世道人心的勸導。清代社會在嘉慶時期則逐漸開始出現發展停滯衰退的跡象，各種社會矛盾開始凸現?！度绥R集》等一系列道德教化型類書在嘉慶時期的出現，一方面折射出清朝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秩序的穩定，對社會道德秩序的繼續關注，同時也反映出這一時期社會危機初露端倪、學者士人呼吁重建社會道德秩序的歷史狀況。

三、清代私修類書與清代學術文化

清代私修類書的編纂，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反映著當時的學術風氣。清初學者柴紹炳采輯二十一史、《資治通鑒》、《通典》、《文獻通考》等書中典章制度方面的資料，分類排比，編成《省軒考古類編》十二卷，編者在自序中稱“學者以明體適用為要，所宜究心者理與事二者而已，理以窮經為本，事以熟史為先”2，其書凡例則稱“先生是編，蓋憫明季士子沉溺章句之學而無補實用，因檢括載籍，都為一集，乃救世苦心也”3，反映了清初學界在治學上主張經世致用的學術風尚。

乾隆時期的學者梅自馨編纂《奇耦典匯》三十六卷，各卷按奇偶之數編排天、地、人、物各部資料，成書后適逢乾隆帝下詔征書編纂《四庫全書》，編者“懼干匿書之條，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親呈撫憲梁、學憲褚，均蒙賞閱”。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編者之子梅嶧因“學憲李按試澧屬”，故又將《奇耦典匯》和編者另一部著作《石鼓文辨略》再次一同進呈，得到當時的學政肯定，稱“爾父所輯《奇耦典匯》及《石鼓文辨略》兩書援據賅博，考證詳明，當與《讀書紀數略》《丹鉛隨筆》等編參列，洵稽古之資也。允宜進奏，書留覽”4。乾隆時期，推崇稽古右文，開四庫館纂修《四庫全書》，地方各級官吏也多延攬幕賓，組織編修各種書籍，官府對傳統學術研究和古籍文獻整理多采取支持鼓勵態度?！镀骜畹鋮R》作為博通治學型類書，以其體例嚴謹、資料豐富獲得清廷的認可和贊許，正反映了清代中期清廷關注梳理傳統典籍文獻的歷史狀況。

康、雍時期，陳元龍編纂《格致鏡原》一百卷，以“格物致知”的簡稱為書命名，編者在序文中稱“一物不知，君子恥之，故格致尚焉”5，其書采輯資料“專務考訂，以助格致之學”6，體現了儒家格物致知的治學傳統，同時也反映了清初的學者反對空疏、推崇實學、重視名物考據的治學風氣?！陡裰络R原》成書后，乾嘉樸學逐漸興盛，名物考據受到更多的關注，加之其書體例嚴謹，取材豐富，故產生了較大影響。談泰稱《格致鏡原》“流播海內，幾于家有其書”，但其書也存在不足，“書以格致命名，則只及物而不及事也”，因此嘉道時期多有取資其主題而擴充內容編纂的私修類書。乾嘉時期，汪汲“薈萃群言，悉心稽考，成書四十卷，易其名曰《事物原會》”，其書內容“凡某事肇于某人，某物肇于某代，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刑政、經籍器用，下至博奕嬉戲之微、蟲魚飛走之屬，無不登諸簡策”，1補正了《格致鏡原》略于事類的不足。嘉慶時期的張均也認為“《格致鏡原》于物類甚詳，而天時、地理、人類似略”，故編纂《鏡源遺照集》二十卷，“是集于三處所補較多”。2此外，《小知錄》《壹是紀始》等訓詁事物名類、探究其起源的類書也在嘉道時期陸續問世。有關事物訓詁探源的私修類書在嘉道時期集中出現，反映了乾嘉樸學興起后，學者治學興趣廣泛、關注典籍整理、究心名物考據的學術風氣，而私修類書分門別類，匯輯各部文獻，也成為學者考據經史所參考的重要資料。這一時期的私修類書相較《格致鏡原》，增加了名物與史事方面的內容，折射出此時學界并重名物訓詁和史事考證的治學理念，反映了乾嘉學派將訓詁名物與考證史事相結合的治學主張。

筆者收集了編纂于順治至道光時期的一百二十五部私修類書，其中博通治學型類書四十四部，其時代分布為：順治時期四部，康熙時期十八部，雍正時期兩部，乾隆時期五部，嘉慶時期九部，道光時期五部，其編纂趨勢在康熙和嘉慶時期分別呈現出兩個高潮3。博通治學型類書的編纂目的是為學界考據經史提供資料，其成書數量在康熙時期出現高潮，代表著當時的學者在這一時期對學術研究資料的需求較為迫切，相應的典籍文獻整理活動比較頻繁，反映了康熙時期學者重視典籍文獻、學術研究活動較為活躍的歷史狀況?？滴鯐r期之后，博通治學型類書的編纂速度放緩，至乾隆時期跌至谷底，反映出此前編纂的博通治學型類書尚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當時的學界在這一時期處于消化吸收前期編纂成果的階段。嘉慶時期，博通治學型類書的編纂又出現高潮，顯示此前編纂的博通治學型類書已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當時的學界治學的廣度和深度較前期有所發展，需要編纂新的博通治學型類書為學術研究提供資料，反映了樸學發展至嘉慶時期，其治學領域更為廣泛，各領域的研究程度也更趨深入，學術研究呈現較為興盛的歷史景象。博通治學型類書的編纂速度在嘉慶時期之后的放緩，則代表著樸學研究的趨勢在道光時期開始漸趨緩慢。清代博通治學型類書的發展趨勢，反映了清代不同時期學術的發展狀況。博通治學型類書的編纂目的在于為學術研究提供各類專門資料，必然需要因應學界的資料需求，因此當其編纂出現高峰的時期，代表著學界此時的資料需求較為迫切或產生許多新的資料需求，原有的博通治學型類書已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因此眾多新類書相繼問世，同時也意味著這一時期學界的治學范圍更為廣泛，研究程度也更為深入，學術研究呈現較為興盛的景象。博通治學型類書編纂速度進入低谷的時期，則表示現有的此種類書已能滿足學界治學的資料需求，學界治學的廣度和深度與此前相比維持原狀甚至有所衰退。

此外，筆者收集到的一百二十五部私修類書，統計其成書年代，編纂于順治時期的有五部，康熙時期的有四十二部，雍正時期的有五部，乾隆時期的有二十二部，嘉慶時期的有二十八部，道光時期的有二十二部，各個時期的私修類書編纂速度相比較，其數值是1：2.46：1.36：1.32：4：2.614，觀察這組數字，不難發現，清代各個時期私修類書編纂速度的快慢與清代文字獄在各個時期的發展狀況幾乎恰好相反，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關聯。清代文字獄自順治時期開始出現，其數量在順、康時期尚不多，自雍正時期開始上升，至乾隆時期達到頂點，在嘉、道時期則回落而漸趨結束。清代私修類書編纂速度則自順治時期開始上升，至康熙時期達到第一個高峰，雍正時期開始回落，至乾隆時期降到谷底，在嘉慶時期又上升到頂點，道光時期則稍有回落，似乎清代文網嚴密、文字獄高發的時期，私修類書的編纂速度較慢，成書數量較少，而文網松弛、文字獄較少的時期，私修類書的編纂速度則較快，成書數量較多。推測其原因，或許是由于類書采輯各類資料，必然會征引前代尤其是明代的典籍文獻，其中可能會涉及到清廷所忌諱的內容，因此當文網嚴密之時，編者出于顧慮，從事私修類書的編纂活動較少，而文網松弛之后，私修類書的編纂活動才逐漸恢復，從清代私修類書的時代分布狀況，也可以看出清代文字獄在各個時期的發展變化狀況。

四、結語

清代私修類書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其編纂、內容和流傳情況與清代歷史存在著關聯，反映了清代政治、社會、學術文化的歷史狀況，是研究清代歷史的重要典籍文獻。學界對清代私修類書一直缺乏足夠的關注，忽視了這一龐大文獻群體的存在，對其編纂、內容、流傳情況都了解不足，應當改變舊有看法，重新認識清代私修類書，對其展開全面而深入的整理研究，挖掘其中蘊藏的歷史價值。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ategory Books Edited by Individual in the Qing Dynasty

Shen Wei

Abstract：There are a lot of category books edited by individual in Qing Dynasty which have rich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category books， the category books edited by individual in Qi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which are erudition， poetry and rhapsody，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moral education， everyday use and social intercourse. The category books edited by individual in Qing Dynasty are related to politics， society， academic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o the category books edited by individual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Qing Dynasty，we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situation，change process of politics，society and culture and the developing context ofacademicculture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Qing Dynasty；The category books edited by individual；History

責任編輯：王 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