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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普安地區進士舉人總數考辨及科舉興盛原因

2023-08-23 03:26林漢
貴州文史叢刊 2023年2期
關鍵詞:明代影響因素

林漢

摘 要:關于明代貴州普安地區進士舉人總數的研究大多依托單一文獻,缺乏系統考證。據明清多種文獻考證,明代普安地區中進士十一人,舉人一百二十人,進士舉人數量均居于貴州前列。既往研究傾向于從經濟文化角度探索地區科舉興盛原因,既顯籠統,也不全面。從新的視角研究,普安地區士子?!兑住?、軍事移民眾多、地理位置優越是明代普安地區科舉興盛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明代 普安地區 進士舉人 總數考辨 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23)02-82-90

普安地區地處貴州西南部,明王朝在該地設置了普安衛與普安州,其管轄的核心區域包括今盤州市、普安縣,以及興仁縣、興義市、晴隆縣的部分地區。明代普安地區科舉興盛,是貴州科舉重地之一。然而學界對該地區的科舉研究還略顯薄弱,主要表現在對明代普安地區進士舉人總數的統計不一,以及對該地區科舉興盛原因的探討還局限于經濟文化方面,缺乏多角度的分析。筆者不揣淺陋,依據明清多種文獻,力求準確考證明代普安地區進士舉人總數,分析普定籍士子經常被誤載為普安籍士子的原因,結合明代普安地區的自身特性,從士子專經化、軍事移民、地理位置等角度對其科舉興盛的原因展開探討,敬請方家指正。

一、明代普安地區進士數量考辨

學界目前有關普安地區進士舉人總數的統計說法不一。例如王文慧《明代貴州衛學研究》認為明代普安地區有進士十二人1。葉國仁在《盤縣明清時期的人才狀況》一文中援引光緒《普安直隸廳志》的數據認為是十二人2。厐思純《明清貴州七百進士》3一書中則認為有十一人4。本文根據《皇明進士登科考》、《皇明貢舉考》、《類姓登科考》、《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嘉靖《貴州通志》、萬歷《貴州通志》、郭子章《黔記》、康熙《貴州通志》等多種文獻進行考證,認為明代普安地區中進士十一人。

此外,乾隆《普安州志》、光緒《普安直隸廳志》、《六盤水市志·教育志》、《貴州七百進士地域考》、《盤縣文史鉤沉》等史料及著作將蔣克達與潘塒記作普安地區的進士,筆者通過文獻對比分析,考證二人普安進士身份不成立。

蔣克達常被誤認為是崇禎十三年(1640)庚辰科普安進士,例如乾隆《貴州通志》、乾隆《普安州志》、光緒《普安直隸廳志》都如是記載。究其原因,蔣克達是崇禎十三年(1640)賜特用出身科?!秶丁酚涊d:“(庚辰崇禎十三年四月)丙寅,諭吏部曰:年來資格畛域,抑壞人才??歼x屢奉旨舉貢兼收,究竟不遵,非祖宗破格用人之意。就教貢士并試過歲貢生共二百六十三人,俱著于六部司屬、都通太常寺各司屬及推知正官通行察闕,依次填補。此系特用,后不為例?!?因此該科是“賜特用出身”,并非是“賜進士出身”。該科二百六十三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進士,只是特用舉貢2。

普定衛人潘塒,也常被誤載為普安進士。例如《六盤水市志·教育志》便將其收錄為弘治十二年(1499)乙未科普安州進士。厐思純在《明清貴州七百進士》一書中認為:“潘塒,為普定衛人,一作普安衛人,待考?!?經過文獻對比,可以考證潘塒是普定衛人,弘治十一年(1498)戊午科舉人。

弘治《貴州圖經新志》卷之十四《科甲》中記載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是普定衛人汪大章,并未見潘塒的記載。嘉靖《貴州通志》首次出現對潘塒的記載:“弘治戊午科舉人,任知府?!?萬歷《貴州通志》與郭子章《黔記》記載與上相同。

康熙《貴州通志》記載潘塒為弘治戊子科舉人,普安人,第二十九名,官知府,這也是首次將潘塒記載為普安人。這顯然是誤記。其原因在于康熙朝纂修《貴州通志》時,明代貴州省志都散佚無存,惟有郭子章《黔記》尚有殘缺抄本可考。加上修志時間始于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十二年(1673)十月修成,修志時間短促,草率而成,康熙《貴州通志》多次出現普定人與普安人記載相互混淆的現象。

咸豐《安順府志》記載:“潘塒,普定人,廩生,官知府,《通志》作普安人?!?說明咸豐《安順府志》的編纂者已經意識到康熙、乾隆兩朝的《貴州通志》將潘塒記作普安人是錯誤的。但是民國《續修安順府志》記載:“潘塒,潘氏譜,普定人,官至知府,《通志》作潘塒普安人,進士中無,或是明通進士?!?這是首次將潘塒作為進士的記載?!懊魍ò袷莿撌加谟赫菩杏谇〕?,它是在會試落選的試卷中,再挑選出一批所謂文理明通者,于正式榜文之外另出一榜”3。潘塒是弘治年間的舉人,將他載為明通進士,不足為信。由此可見,康熙《貴州通志》首次將潘塒誤載為普安人,民國《續修安順府志》又首次將潘塒誤載為進士。后代學者不經過認真考證,誤用史料,便會將潘塒誤作為普安進士。

二、明代普安地區舉人數量考辨

關于明代普安地區舉人數量的記載,乾隆《普安州志》與光緒《普安直隸廳志》皆記載為一百三十三人,后世學者多援引以上史料的記載。然而以上兩書限于時代限制,未能參閱明代貴州省志,因此錯訛較多。筆者參閱明代《鄉試錄》、嘉靖《貴州通志》、萬歷《貴州通志》、郭子章《黔記》、康熙《貴州通志》等文獻史料,考證明代普安地區中舉人一百二十名。

由于光緒《普安直隸廳志》的舉人記載是沿襲乾隆《普安州志》,故將乾隆《普安州志》與明清貴州地方志作比較,得出乾隆《普安州志》記載錯誤的舉人有十三名。

從表中可見,薛善至蕭大鰲八人,嘉靖《貴州通志》、萬歷《貴州通志》、《黔記》皆記載為普定衛人,并且嘉靖《普安州志》皆沒有收錄以上八人;夏昊至胡奉明四人,萬歷《貴州通志》與《黔記》皆記載為普定衛人。直到康熙《貴州通志》才將以上十二人記載為普安人。由此可見,以上十二人是普定衛籍舉人。劉體仁,康熙《貴州通志》、乾隆《貴州通志》、雍正《安南縣志》皆記載其為安南人,崇禎癸酉科第十名,官知州。因此,劉體仁應為安南人。

綜上所考,乾隆《普安州志》與光緒《普安直隸廳志》記載錯誤的舉人,大都是將普定衛舉人誤載為普安人,究其原因,在于康熙《貴州通志》多次將普定人與普安人記載相互混淆。乾隆《普安州志》與光緒《普安直隸廳志》也沿用了錯誤的記載。

除卻上述十三人,其馀一百二十人皆能與明清典籍相互印證,證明明代普安地區舉人數量是一百二十人。

三、明代普安地區科舉興盛的影響因素

明代普安地區以十一名進士數與貴州宣慰司在貴州地區排名第一,中舉人一百二十名排名前列,普安地區科舉興盛可見一斑。以往對科舉興衰的研究大多強調政治經濟、文教發展對其造成的影響,然而深入論證一個地區的科舉興衰原因,僅僅探索該地的政治經濟及文化因素既顯籠統,也不全面。而士子專經、移民因素等具體表現形式是既往研究忽視或者沒有深入考察的。鑒于此,本文擬從士子專經、移民因素、地理位置等方面對明代普安地區科舉興盛的原因展開探究。

(一)普安地區的士子專經

明代的科舉實行一經取士政策,明初,朱元璋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1。即使是進入國子監,士子也僅需嫻熟一經,“郡縣學弟子員能通一經達一藝者,即貢成均”2。在一經取士的背景下,專習一經相較于兼習數經,更能獲取科舉的成功,士子在備考時也更為經濟,由此成為多數士子從事舉業的選擇。各地區士子習經的差異也是導致其科舉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受限于經濟壓力,許多家庭無法為士子聘請經師,因此,最實際的備考方式就是跟隨自己的父兄或者親戚朋友學習,這樣就很容易發展成家族內部一經相傳。蔣氏家族是普安地區最有代表性的科舉家族。蔣廷璧以《易》中舉,他擅長治的經自然是《易》。蔣廷璧中舉后,為家族子弟的舉業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他尤嚴毅教子,詳著家訓百馀條。其子蔣宗魯繼承?!兑住穬瀯?,二十一歲便考中嘉靖十六年(1537)鄉試,次年又以《易》考中會試,成為普安地區第一位進士,后任知縣,升郎中、按察使、右布政使、云南巡撫,可謂是明清普安地區以科舉入仕最高官位者。蔣氏家族至蔣宗魯時,家族鼎盛,對后代舉業有了更大支持,除了培養家族子弟傳承家族所擅長的《易》,也有馀力培養子弟學習其他經書。嘉靖四十年(1561),蔣宗魯子蔣思忠以《易》考中鄉試,另一子蔣思孝則以《詩》考中鄉試,四年后又以《詩》考中會試。這樣,蔣氏家族便將專經范圍從《易》擴展到了《易》《詩》兩經,增強了家族舉業的競爭力,不過《易》依舊是蔣氏家族的專經。

如果家族沒有專某經的傳統,士子便會在家鄉或者鄰近地區尋找與自己習一經的老師及學友。學有所成的士子歸鄉后,也以自己擅長的經書教授鄉人。例如普安衛人吳鴻儒,嘉靖乙酉科舉人,后任烏撒同知,辭官歸家后,“精于《三易》,后學多出其門”1。蔣廷璧歸隱家鄉后熱心教育,“淑其教者,多所成立”2。 因此,地域專經的形成,其實就是該地域內士子以最可靠的應舉方式即共同研習同一經書的結果。

由上表可知,普安地區鄉試以《易》中舉的人數有十四人,占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以《禮記》中舉的人數有六人,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點四二;以《詩》《書》中舉的人各有三人,各占總數的約百分之十點七一;以《春秋》中舉的有二人,約占總數的百分之七點一四。

根據進士登科錄記載的六名普安進士,以《易》中會試的有蔣宗魯、李良臣、沈存孝、何汝岱四人,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以《禮記》中會試的有邵元哲一人,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以《詩》中會試的有蔣思孝一人,占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綜上所述,普安地區有著明顯的?!兑住穬A向,其次則是治《禮記》。普安地區士子專經化也有其發展過程,以上表所統計的科年而論,嘉靖中期以前,普安地區士子雖然以《易》中舉者每科只有一人,但是卻表明治《易》的舉子延續不絕,?!兑住肥瞧瞻彩孔拥膫鹘y。整個嘉靖年間鄉試開科十五場,普安士子唯有嘉靖十三年(1534)、嘉靖二十五年(1546)無人中舉,其他年間都取得了優秀的科舉成績。嘉靖中期以后至萬歷年間,普安地區士子?!兑住烦潭冗_到鼎盛,例如嘉靖四十年(1561),貴州鄉試八人以《易》中舉,普安士子就占三人;隆慶四年(1570),貴州鄉試以《易》中舉者九人,普安士子也占了三人。普安地區以《詩》《書》中舉者極少,這是因為普定衛、貴州宣慰司、永寧宣撫司三地長期專于《詩》《書》兩經,普安士子治《詩》《書》的能力自然不能與三地相比。這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地域專經是科舉競爭力中的重要因素。

(二)普安地區軍事移民眾多

明廷為了強化對貴州的治理,官府開始主導外省移民進入貴州,其中軍事移民的數量是很大的。

普安地區位于滇黔驛道的要處,軍事戰略地位在當時極受關注。洪武十五年(1382),明廷設立普安衛,軍士三萬零九十三名1,是貴州都司下轄十八衛中兵士最多的衛所。按照曹樹基將明代軍事移民第一代每戶按三口計算2,因軍屯而來到普安地區的外省移民就達到了九萬馀人。

明代貴州軍事移民大多來自于中原、江浙等經濟、文化相對發達地區,在貴州科舉考試競爭中有較大的優勢。貴州因建省較晚等因素,本地居民與文教水平較高的軍事移民相比,應試考中的本地士子人數自然較少。據史料文獻記載“貴州一省,極在邊荒,苗僚雜處,民不知學,是以各學生徒悉于軍士中選補”3,明代貴州各地方學校教育對象以衛所軍士及其子弟為主,本地居民極少參與到學校教學中,明代“科舉必由學?!?,因此軍事移民便構成了貴州應舉人員的主體。明代貴州中進士總數九十九人,衛所籍進士就達到七十八人。4這一現象在普安地區尤為明顯。宣德二年(1427),貴州布政司言:“普安州儒學生員皆是羅羅、僰人,莫知向學,今選俊秀軍士王璽等入學讀書以備貢舉?!?宣德以后,普安衛數量較大的軍事移民在教學上的優勢也更加顯現出來,“屯軍子弟皆入學肄業,故一時文章之盛,甲于他郡”6。正是由于普安地區軍事移民有較好的文教習俗,使其子弟的文化水平普遍較高,普安衛“郡城軍民多自中州遷戍,風俗可觀,士事詩書,農勤稼穡,然尚文重信尤在他郡”7,在科舉應試中實力也較強。明中期以后,衛所制度逐漸衰落,衛所軍士地位不斷下降,還面臨著軍官的剝削和繁重的徭役。明制規定:“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毋得與官?!?為了尋求出路,軍事移民希望通過科舉仕途來擺脫衛所衰落帶來的諸多負擔,軍事移民逐步開始參加科舉考試。以上也是軍事移民在貴州科舉考試中具有很強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軍事移民構成了普安地區進士舉人的主體。以進士為例,明代普安地區十一名進士皆是軍籍,其中七名進士的鄉貫來自外省。鄉貫是應天府的有蔣宗魯、邵以仁、王祚遠三人,直隸的有沈存孝、何汝岱、蔣杰三人,另有董紹舒一人的鄉貫是浙江山陰1。普安地區舉人群體也以軍籍為主,只有劉瑄、趙珂等幾人是本地民籍。

將貴州都司下轄衛所的軍士數量與其中進士的人數作比較,探析二者的聯系。由于清代貴州境內廣泛實行裁衛并縣,因此清代及之后所纂的貴州通志在記載進士舉人籍貫時,并不會區分衛籍、民籍。以普安地區為例,一律記為普安人,不會細分至普安衛人、普安州人。因此表格統計基于萬歷《貴州通志》所載的衛所考中進士舉人數量,這樣既能保證所統計的對象是衛籍,又有較長的時間范圍容納較多研究樣本。

由上表可知,軍士人數越多的衛所,大部分情況下進士舉人數量排名較靠前。例如軍士數量排名前六的衛所,除了安莊衛之外,其進士舉人數量皆占據前六名次。軍士數量排名后六的衛所,除永寧衛外,考中進士人數均在零至二名之間,考中舉人數量均在三十名之下,進士舉人數量的排名皆在較后名次。當然這并非絕對,最典型的便是永寧衛,以排名倒數第三的軍士數量卻包攬排名第二的進士舉人數量,這與永寧衛地處四川,臨近文教興盛之地有關。又例如烏撒衛有軍士九千三百三十八名,與赤水衛、清平衛、普定衛軍士人數相差不大,但是中進士數卻遠低于以上三衛。普定衛軍士數量排名第六,卻創造出舉人數量第一的佳績。興隆衛與龍里衛軍士數量居于中等,考中的進士舉人數量卻居于諸衛所之尾。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軍事移民數量是一個地區科舉實力的影響因素之一,地區科舉實力是多因素決定的。

(三)普安地區的地理優勢

明廷從洪武四年(1371)實行科舉取士,至嘉靖十六年(1537)貴州獨立開科。在這一百二十三年的時間里,貴州鄉試經歷了先附湖廣、再附云南最后再到貴州的過程。洪熙元年(1425)九月,明廷規定“貴州所屬有愿試者于湖廣就試”1。貴州士子需要趕赴武昌參加鄉試,然而貴州遠離湖廣,途中山險路陡,與湖廣之間還有辰水、紅水河、勞村江等大河阻隔,并且還要橫渡風大浪高的洞庭湖,士子趕考艱險,水土不服,未及考試已然身心俱疲。宣德二年(1427),由于貴州“緣去湖廣路遠,于云南為近,宜就近為便”2。于是明廷規定貴州就試云南。貴州附試云南的首科,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己酉科,兩省共取十一名,普安州劉瑄便考中舉人。這與普安地區的地理位置不無關系。

普安地區地處貴州西南部,滇黔驛道橫貫其境,是貴州距離鄉試考點昆明最近的地方?!皬钠瞻蚕鏉M驛沿滇黔驛道出發,七十里至亦資孔驛,五十七里至云南境內多羅驛,五十馀里至白水驛,六十里至南寧驛,四十里至馬龍驛,七十馀里至易龍驛,七十里至楊林驛,六十里至昆明境內板橋驛”3,全程不過四百七十馀里,并且可沿滇黔驛道趕赴昆明,出行安全、沿途補給有了很大保障。而思南府、永寧衛、銅仁府等貴州東部地區的士子趕赴云南考試,路程足有三四千里。這些士子趕赴昆明參加鄉試又多在盛夏時節,酷暑難耐,山高路險,盜匪橫行,加之蟲蛇之禍,貴州又本是瘴氣之地,增添了許多文弱士子赴考的風險與艱難。貴州思南府士子田秋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敘述了貴州士子赴昆明應試的艱險困苦,“中間有貧寒而無以為資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病于途次者往往有之……”4。以嘉靖十六年(1537)之前貴州中舉人數分析,普安一地中舉四十四人,而貴州東部的平越中舉十二人,銅仁三人,鎮遠九人,都勻十人,興隆七人。銅仁以一府之地,并且是貴州最早進行改土歸流的地區,在長達一百二十三年的時間里,竟然只誕生三名舉人,與其地處貴州最東部,距離云南四千馀里的路程有很大關系。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貴州獨立開科后,鄉試考點改到貴陽,貴州東部地區的科舉實力方有了顯著提升。由此就不難看出地理交通因素對一個地區的科舉實力影響力度之大了。

從普安地區至貴陽赴考,亦可沿著滇黔驛道,“從湘滿驛出發,八十里至新興驛,七十里至尾灑驛,六十里至查城驛,三十里至關山嶺驛,五十里至安莊驛,四十里至普利驛,六十里至平壩驛,五十里至威清驛,六十里至貴陽貴州驛”5,全程四百九十馀里??梢娖瞻驳貐^處于昆明與貴陽兩地的中點,考點的轉換并未對普安地區士子赴考產生太大影響,普安士子繼續承襲明代前期科舉興盛的迅猛勢頭,在貴州獨立開科至明亡的這一百零七年的時間內,取得了中進士十一名,中舉人七十六人的絕佳成績。

四、結語

綜上而論,明代普安地區中進士十一人,中舉人一百二十人。普定籍士子常被誤記為普安籍士子的原因是康熙《貴州通志》未能參閱明代地方省志,加之倉促修成,經?;煜瞻布c普定籍的士子,乾隆《貴州通志》與《普安州志》沿襲了錯誤記載。明代普安地區能以一州一衛之地,在同貴州地區眾多府、州、衛以及貴州宣慰司激烈角逐中,創造十一進士、一百二十舉人的佳績,名列貴州科舉考試前列,這與普安士子?!兑住?、軍事移民眾多、地理位置優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Research on the Total Number of Jinshi and Juren in Pu'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LinHan

Abstract:Most of the studies on the total number of Jinshi and Juren in Pu'an area of Gui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rely on a single document and lack systematic textual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various docume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11 Jinshi and 120 Juren in Pu'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number of Jinshi and Juren was among the top in Guizhou.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regional imperial exami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y and culture, which are both general and incomplet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Pu'an scholars are good at learning.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numerous military immigrants and the superior geographical location,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Pu'an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Ming Dynasty;Pu'an area;Jinshi and Juren;Research on the Total Number;Influencing factors

責任編輯:厐思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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