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當代存續與傳承

熊智勇

【摘? ?要】廣西擁有豐富且形式多樣的民間絲竹合奏樂，廣泛流行于桂南、桂西、桂北等漢族與少數民族地區。20世紀60年代至今，官方組織與學者自發對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采集、考察與研究已積累了較豐碩的研究成果，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與學科方法的發展，該領域仍具有較大的研究空間。民間禮俗儀式是傳統絲竹合奏樂的表演場域與生存空間，但隨著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與文化生態的變遷，其生存與發展面臨挑戰。音樂音像數據庫的建立、“非遺”保護策略的優化、加強傳承主體與研究者的合作以及傳播載體與宣傳手段的創新或將成為新時代下傳承與發展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有效措施。

【關鍵詞】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 現狀? 保護與傳承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3）13-0001－06

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是指流行于廣西的絲竹樂器合奏形式，不僅指已經被認定為“絲竹樂”的樂種，還包含著未被認定但曾一度活躍于廣西群眾生活中的以絲竹樂器組合的民間合奏形式。隨著現代化進程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近十年來我國社會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質量得以大幅提升，但一些民間文藝也陷入邊緣、瀕危地帶，有些甚至已經銷聲匿跡，僅留存在群眾的記憶中，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如今仍提倡“非遺”保護的新時代，對瀕危的民間文藝進行搶救是必要的，那如何保護？如何傳承呢？本文以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當代存續與傳承的問題。

一、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研究的歷史文化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調查大致可歸為官方組織與學者自發兩大類。其中官方組織的調查以20世紀60年代的民間音樂普查工作、20世紀80年代的“集成”編撰工作和21世紀初期由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組織編寫的《廣西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系列叢書》為主。而學者自發的調查主要指各類高等院校的師生為完成某一科研任務而自發的田野工作，包含調查報告或學術論文等。

（一）官方組織的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普查工作

廣西民間音樂普查工作可以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初期，當時中國文聯與文化部下達文件，號召各?。ㄗ灾螀^、直轄市）文聯和文化廳局開展各地方各民族的民間音樂普查工作，為此，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局和文聯組織成立了廣西民間音樂采風工作隊，由時任廣西藝術學院院長的滿謙子先生擔任隊長，發起組織廣西藝術學院59級、60級兩屆音樂、美術本科畢業生100多人成立采風隊，采風工作共進行了兩年，先后走訪了20多個縣，重點采集了廣西各世居民族聚居的14個縣的民間藝術，但由于當時的設備條件不足，音頻資料大多遺失，僅有少部分音頻及文獻資料保留了下來。

1979年7月，文化部聯合中國音協給各?。ㄗ灾螀^、直轄市）下達文件，要求文化主管部門組織本地學者、音樂家編撰《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等十種中國民間文藝志書。由此，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和區文化廳開始大力組織，調動了廣西各級文化局、民委、文聯、高等院校等單位參與“集成”的編寫工作。2007年，廣西民間音樂普查工作成果之一的《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廣西卷》正式出版，全書分為上下兩冊，除了廣西各地的樂器、器樂獨奏曲外，還收集了廣西各地的代表性器樂合奏形式及其曲譜，并按絲竹樂、吹打樂、鑼鼓樂三大類進行分編，這也是第一次將流傳于廣西地區的絲竹合奏樂認定為“絲竹樂”樂種，包含壯族北路八音、臨桂絲竹樂、興安絲竹樂、賀州絲竹樂、南寧絲弦牌、玉林絲竹樂六類絲竹樂種的曲譜與樂器編制，為后續廣西民間絲竹樂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2012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主持編撰了廣西非遺系列叢書，根據廣西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37個項目進行編撰，叢書共37卷。其中楊秀昭、趙意明以及莫莉婷合著的《廣西八音》較為全面地記載了流行于廣西各地的八音樂種，其中包含壯族北路八音、仡佬族八音等絲竹合奏樂以及桂東南八音中的絲竹樂合奏形式。全書以多維的立體視角介紹了廣西各地八音的藝術特征與人文情懷，同時也介紹了廣西各地區八音的傳承藝人，其內容翔實可靠，為后續的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學者自發的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研究調查

通過對廣西的民間器樂合奏樂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檢索，共檢索到有效文獻51篇，其中吹打樂的研究占據半壁江山，而涉及絲竹合奏樂的研究僅有13篇，進一步聚焦于絲竹合奏樂的研究更是僅有5篇，且其中4篇都是圍繞壯族北路八音進行研究。通過分析，可以發現學者們更關注于廣西吹打樂的研究，而缺乏對絲竹樂的關注。反觀前人在官方普查工作中所記載的絲竹樂樂種，按理絲竹樂應該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為何多為概述性的文論，而很少有學者對其進行細致的研究呢？這引起了筆者的思考，從而對廣西絲竹合奏樂展開了一系列田野工作。

二、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存續現狀及其思考

本文對廣西各地絲竹合奏樂現狀的調查研究，是以在田野工作中所觀察、訪談、參與的記錄與心得體會作為立足點，以出版的卷本作為歷史參照，將兩者進行比較后，再加以分析與闡述。在調查中，聚焦于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在當代的文化生態與生存狀況。由于各絲竹樂種所處的文化生態不同，其生存狀況也是各異。根據所記載的廣西各地民間絲竹合奏樂的生存狀態，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一）獨立依托于民間儀式活動而生存的絲竹合奏樂

獨立依托于民間儀式活動而生存的絲竹合奏樂，如壯族北路八音、仡佬族八音以及彝族八音等，與婚喪嫁娶等民俗活動息息相關，由于音樂具有儀式性與程式性，因此保存較為完好。通過考察隆林、西林、田林等縣，發現當地絲竹合奏樂得到了較好的保存，其中以壯族北路八音最具代表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文化功能得到保持，其仍主要服務于民間禮俗，在當地民俗活動中較為常見；第二，八音樂隊組織較多，各縣都具有代表性的樂隊組織；第三，傳統曲牌保存較完整。

通過考察與分析，壯族北路八音當前仍保存得較為完整，主要得益于：第一，流傳地域較為封閉，受外界影響較少，且主要服務于民間禮俗，音樂具有儀式性與程式性，不易受市場的干預，因此音樂形態得到了較好的保存；第二，政府文化部門的重視，自壯族北路八音列入自治區級“非遺”名錄后，各縣級文化單位開始加強了與民間藝人的聯系，組織各類匯演活動，并通過網絡平臺進行推廣；第三，民間藝人自發宣傳，由于壯族北路八音步入“非遺”的行列中，地位從作用于民間禮俗的樂種提升到了文化藝術層面，且其多用于紅喜事，少有禁忌，隨著自媒體在群眾中的普及，許多民間藝人開始拍攝壯族北路八音的演奏視頻分享至各大短視頻平臺，并積累了一定的粉絲量，在向外宣傳的同時，也激發了民間藝人的傳承動力；第四，學者的關注，壯族北路八音憑借其獨特的藝術魅力以及活躍度，吸引了廣西本地學者的關注，除發表了數篇論文外，對其曲牌的收集和整理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學者。

雖然壯族北路八音目前保存得較為良好，但也面臨著困境，其最主要的問題同其他民間樂種一樣，樂手呈老齡化趨勢，村鎮的年輕人多外出務工，八音的傳承存在斷代的風險。

（二）與吹打樂共同服務于民間禮俗的絲竹合奏樂

與吹打樂共同服務于民間禮俗的絲竹合奏樂，如臨桂絲竹樂、玉林絲竹樂、賀州絲竹樂等，這類絲竹合奏樂曾經在生活中普遍流傳，但現在卻處于嚴重式微的狀態。通過走訪臨桂、玉林等地，發現這類絲竹合奏樂曾多與吹打樂共同服務于民間禮俗，但多用于宴飲休閑的場合中，較少參與到儀式進程中，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被吹打樂所覆蓋或被其他音樂形式所替代。

在“集成”上記載了《唐皇拜壽》與《趕道》兩首臨桂絲竹樂的曲牌，但筆者通過訪問當時的曲譜記錄者李明才，得知只有《唐皇拜壽》是流傳于臨桂的漢族音樂曲牌，而《趕道》是他在臨桂宛田瑤族鄉采集的，應屬瑤族的音樂曲牌，但由于時間較久遠，他也不知道是誰將其記錄的曲譜提供給“集成”編輯部的，這也反映了當時“集成”編纂存在的一些問題。通過考察臨桂區的臨桂鎮、五通鎮、中庸鎮等漢族聚居鎮，筆者共采錄《唐皇拜壽》《香笛》《小開門》《四春》四首絲竹合奏樂曲，并詢問當地樂手，進一步證實了在臨桂漢族地區并不存在《趕道》這首曲牌。另外，在考察臨桂絲竹樂過程中，發現臨桂絲竹樂的文化生態存在幾個復雜的問題：一是其多與吹打樂共同用于喪事活動中，但較少用于儀式進程，在一些鎮上絲竹合奏的形式已完全被吹打樂替代；二是民間樂隊較少，通常樂隊成員來自周邊各個鄉鎮，且在當地大多數人的認知中，認為從事此類工作并不光彩；三是官方層面不夠重視，或只關注了其吹打樂的形式，卻忽略了其絲竹樂的形式。而這些問題恰恰也是導致臨桂絲竹樂進一步衰退的重要因素。

玉林絲竹樂的生存狀況相對來說較好，但也不容樂觀。通過文獻資料記載，可知玉林八音中的絲竹樂被稱為“軟場”，且多用于宴飲之中，其吹打樂被稱為“硬場”，應用于儀式程序。就現狀而言，在玉林部分區域，“軟場”早已被流行歌曲或西洋管樂隊替代，當前僅在福綿區各鄉鎮的八音班中尋覓到了絲竹合奏樂的形式，且只有年老的隊員會演奏。通過與樂手的交談以及田野資料的整合，可以發現在玉林八音中，其“硬場”與“軟場”發展并不平衡，后者被大大削弱，而前者仍興旺，占絕對的主導地位，究其原因，可以歸納為兩點：第一，在玉林八音中，絲竹樂的形式僅作為宴飲之樂使用，不參與儀式程序，容易受到當下市場以及當地群眾審美的影響而發生變化；第二，政府文化部門在申報“非遺”以及學者在研究玉林八音時，將重點放在了以嗩吶為主奏的吹打樂上，進一步突出了吹打樂在玉林八音中的重要地位，而忽視了長期以來與其相伴相隨的絲竹樂。

（三）民間已經銷聲匿跡或前人記載有誤的絲竹合奏樂

該類絲竹合奏樂如南寧絲弦牌、興安絲竹樂等，筆者走訪南寧、興安以及周邊漢族地區，并詢問各地的文化館當地是否有絲竹合奏樂的形式存在，但都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通過田野考察以及查閱資料，筆者認為“集成”中記載的這兩類絲竹樂并沒有在當地得到廣泛流傳，“集成”上的記載也相對模糊，如興安絲竹樂在“集成”中共記錄了五首樂曲，除《鸞鳳和鳴》外，其余四首樂曲皆為《龍船歌》，且均由興安文工團演奏。為了進一步了解《龍船歌》，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并赴其流行地域興安榕江一帶走訪，發現當地確實存在《龍船歌》，但并非為器樂演奏，而是以歌唱的形式用于端午節的劃龍船活動中，且目前已列入桂林市市級“非遺”名錄中。因此，“集成”中所記載的四首《龍船歌》并不是來源于民間，而是當時文工團以榕江地區的民歌曲調為原型改編創作而成的器樂作品。

南寧絲弦牌也存在相似的問題，在“集成”中記載了《補缸》《月調》《玉美人》等八首樂曲，但在民間禮俗活動中并沒有尋得其蹤影，由于其記譜者唐濟湘已逝世多年，筆者只能通過田野以及文獻所獲得的內容進行歸納，驗證是否存在南寧絲弦牌這一樂種。通過查閱“集成”中曲調備注信息，可知這些曲牌均來源于邕劇，為此筆者也采訪了南寧市邕劇團的樂師，了解到這些曲牌確實取自邕劇中的器樂過場音樂，但其從藝多年也并沒有在民間的禮俗活動中聽到過。對此也詢問了從事邕劇演出和邕劇研究的老前輩，他們也對這一樂種并無記憶。因此，從所獲訊息而言，可知南寧絲弦牌這一樂種并沒有在民間得到廣泛流傳，而僅是取自邕劇器樂曲牌。

對于“樂種”的界定，袁靜芳認為：“歷史傳承于某一地域（或宮廷、寺院、道觀）內的具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典型的音樂形態構架，規?；男蛄斜硌莩淌?，并以音樂（器樂、聲樂、吟誦）為其表現主體的各種綜合藝術、音樂形式，均可稱為樂種?！毕噍^這一概念而言，興安絲竹樂與南寧絲弦牌并沒有完全達到這些條件，因此并不能將其列為作為“樂種”的絲竹樂，而只能將其作為絲竹合奏樂的形式。

通過以上在田野中相關問題的論述，可以看出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傳承現狀并不樂觀，其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傳承主體出現斷層現象，當前從事民間禮俗用樂的藝人多為中老年人，各鄉鎮的年輕人在就業的壓力下紛紛外出務工，無論民間絲竹合奏樂的當前保存狀況是否良好，都面臨著這一艱巨的難題。二是政府部門保護力度不夠，除了被列入“非遺”名錄的壯族北路八音受到相關機構的重視外，其余主要依存于民間禮俗活動中的絲竹合奏樂并沒有引起關注。另外在“非遺”保護層面，資金投入力度不夠，筆者走訪各地時，有些傳承人對“非遺”保護的相關措施不滿，認為傳承人只是個稱號，但在實際的工作中并沒有得到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他們想要好好傳承，但力不從心，政府部門給的資助不足以維持傳承基地的正常開支，從而傳承基地也僅僅變成了掛牌的“空房子”。三是學界研究力度不夠，曲譜資料沒有得到系統整理，在備受學界喜歡翻閱的“集成”中，各地相關絲竹合奏樂的曲譜也僅是選取了幾首，并未完整記錄，且缺少音頻資料，而學者自發所獲得的田野資料，也僅為個人所有，因此，每位學者的研究大都需要從基礎的采集音頻資料、整理曲譜的工作重新開始，難以推動研究的深入。四是專業人才缺失，這不僅是在田野過程中所了解到的狀況，也是各文化部門工作人員在采訪中常提及的問題。在各縣級文化部門以及所轄鄉鎮的文化站，通常工作人員對當地的民間藝術形式并不是特別了解，其主要工作僅是組織當地群眾的文娛活動，例如廣場舞比賽等，更別談讓他們去從事采錄音樂資料等專業技術事務，對于“非遺”項目的申報也通常是力不從心。

三、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傳承之思

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作為廣西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存在于廣西民眾的日常生活、民間禮俗活動之中，與人民群眾的生活緊密相連。其不僅具有儀式性功能也有娛樂性功能，同時蘊含著豐富的審美價值和藝術價值，對廣西民間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其逐漸開始淹沒在現代社會的潮流中，如何更好地傳承保護廣西各地的民間絲竹合奏樂，是亟待解決的難題，也是各民間傳統藝術在傳承與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問題。筆者認為對待這一難題應該由官方、民間以及學者三方合力，采取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的措施對其進行保護與傳承。

（一）加強民間絲竹合奏樂的曲牌整理

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曲譜資源豐富，且都有較長的傳承歷史，優秀的曲譜代代傳習，但是由于當前缺乏相應的收集、管理與保護措施，許多曲譜在傳承中開始遺失，往往只能靠藝人的口頭記憶進行追溯。經過走訪調查，筆者發現當前廣西民間音樂的曲譜管理機制不夠完善，各地文化部門較少會派專業人員對當地散落在民間的曲譜進行收集，很多珍貴的曲譜因為沒有專門進行收集整理而遺失，對于已列入“非遺”名錄的民間音樂項目，文化部門常常直接從傳承人手里獲取傳稿或手稿資料，且大都以展陳為主，曲譜沒有得到合理利用。這一問題也得到了許多學者的重視，業內也有專家學者開始呼吁建立廣西民間音樂特色音像檔案庫，如廣西藝術學院的楚卓，她早些年就有建立音樂數據庫的提案，其2022年在《人民音樂》發文稱“建議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局、區文化和旅游廳非遺中心、區圖書館、區博物館、高校學術機構、音像出版機構多方合作，建立‘廣西民間音樂特色音像檔案智庫聯盟，聯合出臺《廣西民間音樂音像檔案工作實施細則》”。這一提案非常切入民間音樂當前所面臨的問題，符合時代發展的需求，且有理有據，值得相關文化部門采納。另外，筆者建議民間音樂音像數據庫所儲存的內容可以分三大板塊建設：早期民間音樂音像資料的恢復、當前民間音樂音像資料的采錄以及演唱、演奏技藝的講解與錄制。同時，數據庫的建設可以聯合各地的文化部門共同參與進來，由各地文化部門采集影像資料，遞交上一級部門進行整理歸納。數據庫建成后，應資源共享，由各地文化部門免費向公眾開放，在保護民間音樂的同時，也能進一步起到宣傳和教育的作用，而且可以間接促進民間藝人的交流，有益于民間音樂的傳承與研究，也有利于后期民間音樂的復原。

（二）優化“非遺”資金管理與使用

“非遺”的保護除了是對文化的保護，也是對傳承人以及群體的保護。根據《廣西壯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暫行辦法》第十一條：各級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應采取以下措施，鼓勵、支持自治區級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傳播活動：一，提供必要的傳習活動場所；二，提供必要的經費，資助其開展授徒傳藝、教育培訓、資料整理出版、交流等活動；三，支持其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展演、傳播等社會公益性活動；四，支持其開展傳承傳播活動的其他措施；五，對無經濟收入來源、生活上確實有困難的傳承人應給予適當資助并積極創造條件，提供其他有利于項目傳承的幫助。但通過調研發現，各地文化機關對于“非遺”傳承的態度不一，有些縣市并沒有按照文件所要求的落實到位，有些傳承基地僅僅只是掛一個“牌子”，傳承人也會抱怨所獲資助較少，單靠政府資助并不能滿足傳承所需要的經費，甚至還有部分傳承人因為當地文化機關特定原因導致的資金問題，其實際獲得的國家資助低于應有標準。筆者認為上述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非遺”資金管理與使用不合理導致的。建議各級文化機關重視“非遺”保護，優化“非遺”資金的管理與使用，在保證傳承人應有資助標準的基礎上，為傳承基地購買相應的配套設施，如樂器、譜架等，并設置一定的獎金用于獎勵非遺傳承的先進個人，調動傳承人的積極性。

（三）創新“非遺”宣傳載體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方式的改進是“非遺”傳承與發展的關鍵。隨著網絡技術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越來越離不開手機，在手機已經大面積普及的時代，短視頻平臺也發展得如火如荼，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視頻簡短、有質量，能夠滿足當今快節奏的生活，同時，各平臺上傳視頻操作方便，普通群眾也能學會，大都也將其作為分享生活的一個平臺。在廣西各地也有許多民間藝人通過分享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內容吸引了一大波粉絲，對民間藝術的傳承與推廣起到了一定作用，如以分享玉林八音為主的玉林青年八音、花仙子歌舞團等，他們的粉絲數量達到了上萬人，每條視頻的點擊量也是成千上萬。另外，如分享京族獨弦琴為主的博主“獨弦琴韋慶炳”，由于拍攝的視頻較為精美，其粉絲量更是達到了十六萬人，將國人相對“陌生的”樂器通過短視頻的方式進行宣傳，使京族獨弦琴在全國得到推廣，更是吸引了一批學員自發學習。這種傳播方式值得借鑒和學習，但是由于民間藝人普遍缺乏技術支撐，主要以分享生活為主，拍攝的視頻質量不是特別高，所以，這就要求基層文藝干部參與其中，通過創建官方賬號，以高水平的短視頻拍攝技術為民間文藝服務，再以網絡宣傳和政府媒體宣傳的方式進行引流，同時，不斷更新視頻，以達到宣傳、推廣以及教育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網絡視頻的永久性保存能夠避免因設備損壞帶來的資料丟失，也能夠更方便大家通過視頻了解各地的“非遺”項目。

四、結語

20世紀60年代至今，官方先后組織了多次廣西民間音樂普查工作，為當前的研究打下了重要的資料基礎，但從各地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的現狀來看，資料上的記載與現狀已有所出入，在物質資源以及技術條件相對完善的今天，重新對廣西民間絲竹合奏樂進行全面的采集，并建立廣西民間音樂音像數據庫具有重要意義。從民間音樂的傳承與保護來看，本文從曲譜管理、優化“非遺”資金投入以及創新宣傳載體三個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但也僅是圍繞民間音樂的樂人、樂曲兩個方面談傳承與保護，相對于民間音樂品種來說，藝人的演奏技藝也是相當重要，個人創造在民間音樂中起著極大的作用，往往音樂的精髓就體現在其演奏技藝中，在樂譜以及音頻中難以體現。演奏技藝如何更好地傳承，這是筆者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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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靜芳.樂種學構想[J].音樂研究，1988（04）：18-25.

[4]楚卓.廣西民間音樂音像資源的有效價值與實踐向度[J].人民音樂，2022（11）：78-81.

基金項目：本文為2022年廣西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階段性成果，項目名稱：百年廣西絲竹的樂種形態與地域文化研究，項目編號：YCSW2022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