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西革命根據地糧食工作探析

鄭曉卉 陳經富

摘 要：中國共產黨人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實踐中逐步認識到根據地創建與鞏固離不開一個基礎條件，即經濟上保障革命力量發展和鞏固。從社會功能看，農村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場域，糧食的供給是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戰略支撐。閩西革命根據地建立在地瘠民窮、農業水平落后的偏僻山區，在嚴酷斗爭的環境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立足政治優勢、遵循自然和市場規律，在促進糧食生產、流通、保障和貿易方面進行了許多開創性的實踐，為提高群眾生活，鞏固武裝革命和蘇維埃政權積累了治國安民的寶貴經驗。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閩西革命根據地；糧食

中圖分類號：D231；F326.11

文獻標識碼：ADOI：10.13411/j.cnki.sxsx.2023.03.023

Analysis of the Grain Work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n Western Fujian

ZHENG Xiao-hui^a， CHEN Jing-fu^b

（Fujian Gutian Cadre College，? a.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Construction; b.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gyan 364200，China）

Abstract：In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the CPC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bas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a basic condition， that is， economic guarante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revolutionary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functions， rural areas are the main f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supply of food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support.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in western Fujian was established in a remote mountainous area with poor land and the poor agricultural level. In an environment of crucible struggle，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western Fujia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was based on political advantages， following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market， which carried out many pioneering practices in promoting grain production， circulation， security and trad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rmed revolution and Soviet power has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the people.

Key words：CPC;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of western Fujian; foodstuffs

糧食等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續和發展的基石。糧食作為必備的消費資料維系人類生命的同時，也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原料、資金積累等支持。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重心轉向農村，在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糧食是一種關系到軍民生存基礎、影響根據地社會秩序和保障革命向外發展的基礎性戰略資源。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糧食工作戰略地位的認識，不斷創新提高糧食增產增收的辦法和路徑。不同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靠外地輸送糧食，鄂豫皖根據地“最感困難的就是糧食問題”，^［1］糧食靠引進，也不同于贛南是傳統糧食的豐產區，閩西在歷史上就不是高產糧區。然而，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閩西糧食工作，卻在短短幾年間有了很大的發展。從革命前難以自給到保障五次反“圍剿”斗爭，再到籌集長征前期的大量糧食儲備，閩西蘇區有了“蘇區烏克蘭”的美譽。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考察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糧食工作，不能脫離一定時期內該地區自然環境、氣候條件及分配方式等條件，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糧食工作的價值立場、戰略策略等主觀因素。

一、閩西糧食生產自然條件

閩西革命根據地是1929年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進入閩西后，與閩西黨組織和人民群眾共同創立的一塊農村土地革命根據地。之后，閩西與贛南根據地連成一片，共同構成了中央蘇區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在這里開展了包括發展糧食工作在內的治國理政實踐。

閩西根據地區域包括龍巖（今新羅區）、漳平、寧洋（今漳平市雙洋鎮）、永定、上杭、長汀、連城、武平、歸化（今三明市明溪縣）、寧化、清流、平和等十二縣，人口約二百五十萬，其中超過80%是農民，小農經濟是閩西經濟主體。閩西雖屬亞熱帶氣候，雨量充沛，適宜農作物生長，可種植一季半到兩季作物，但當時的極為原始的耕地條件制約著農業發展。1929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關于閩西政治經濟狀況與今后工作方針的決定》指出閩西地瘠民窮，幾縣都是僻處山隅，崇山峻嶺，綿延全境。除耕地資源緊張，閩西土壤條件以中低產田為主，且土地肥瘦不均。根據龍巖縣志記載，龍巖縣根據種植作物土壤肥瘦可以分成三類。烏泥田、烏黃泥田等高產田占16.59%，灰泥田、灰沙田等中產田占52.69%。黃泥田、紅土田、爛泥田等低產田占30.72%。^［2］244因山多田少，土地貧瘠，“糧食常年僅夠自給，荒年靠洋米進口”。^［2］49

水稻是當地主要的糧食作物，以長汀縣為例，“種植單季稻面積一般占全縣水稻面積的95%，種植稻—薯（豆）等二熟制面積占水田面積的50%以下”。^［3］136因番薯和芋頭的產量高，畝產量往往是水稻的兩到三倍，此類雜糧成為補充糧食的主要作物。當地歷來還有“靠山吃山”的生存方式，茶葉、菌菇、茶油、竹林和木材經營是當地山林業的主要內容，輔之以家禽、生豬、魚塘等小規模的家庭養殖，但這部分生產規模較小，地域限制等特征明顯，不作為本研究的主要考察內容。

二、閩西糧食工作的社會歷史條件

（一）生產關系

客觀條件制約糧食生產，加之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導致閩西群眾疾苦。土地革命之前，閩西為數不多的耕地大量為地主占用。祠堂、廟宇、福會等占用的土地雖名為公田，實則歸豪紳地主所掌握，農民領耕公田同樣需要向地主交租。根據1927年閩西土地的調查，地主擁有65%土地，公田占25%，農民僅占有10%土地。^［4］280根據龍巖縣志記載，適中鎮13.22%的戶數占有該鎮土地總面積的62.08%，白沙鎮17.19%的戶數占有該鎮總面積的59.87%。不平等的土地制度基礎上衍生了租佃關系，龍巖縣土地革命前總耕地28.3萬畝，租佃土地共達20.45萬畝，占總耕地的72.27%。全縣總農戶29922戶，佃農有13330戶，占總農戶的44.54%；半自耕農13250戶，占44.28%。地主向農民收取高額的谷租或田租，農民繳納租金高達總收獲量的60%。除田租外地主還以雇工、高利貸等方式對農民進行剝削，甚至“農民入城挑糞便作肥料，亦每擔抽厘半毫”。^［5］26農民繳納租金后所剩無幾，終年勞作，不得溫飽。加上軍閥連年混戰，農民更是不堪其苦，還要為此負擔各種無償勞役和捐稅。

（二）勞動力

閩西勞動力主要從事以耕種為主的農業生產。連年動蕩、殘酷的戰爭環境下使長周期的糧食生產難以保障，許多群眾在這樣的環境下被迫成為遷流難民。根據有關學者估計，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閩贛邊區難民數量約有25萬。^［6］137在戰爭背景下，青壯年是交戰雙方爭取的重要力量。軍閥的抓壯丁、攤派等，使得原本應活躍在社會生產各環節的巨量勞動力流失，男勞動力幾近枯竭，女多男少的人口結構性問題凸顯。如連城縣“女多男少，女超兩倍以上……青年婦女超過壯年男丁”。^［7］勞力少，谷價高，利息重，租谷多，閩西農民終年勞作，所得糧食每年約2000斤，除去一半田租、利稅，約剩1000斤，難以滿足基本溫飽。

（三）生產技術

閩西種植糧食主要勞動工具以木犁、鋤頭、鐮刀等舊式農具為主，勞動強度大，生產效率低（表1）。無化學肥料，主要以人畜糞肥為主。翻土耙田靠耕牛，無牛戶用或向牛主租耕或以人工換牛工，或用人工翻土耘耙。農田水利以簡單灌溉溝渠為主。自然災害和病蟲害應對能力低下。農業運輸以肩挑為主，也有部分手推車、牛車，運力低，運量少。因此“被剝削的無產者除赤手白拳的氣力除外，什么都沒有……縱然分得了幾畝田，因為沒有生產工具的緣故，收獲使生活仍然不能得到圓滿解決”^［4］329“每個農民每年平均只能生產六七擔谷?！?sup>［^4］330

三、糧食增產的主要做法

（一）以分糧斗爭喚起群眾斗爭

糧食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最基礎條件，當糧食矛盾不可調和，糧食問題就成了革命的直接誘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要爭取農民群眾，必須抓住農民群眾最關心的吃飯問題。1928年，閩西地方黨組織抓住糧食青黃不接的時節，先后舉行了四大農民暴動，通過開倉分糧，發動當地群眾抗爭。1929年3月，紅四軍主力一入閩，隨即沒收土豪劣紳糧食，分發給貧苦群眾，迅速爭取群眾，獲得群眾支持。隨后，閩西特委總結道：閩西革命形勢高漲，主要原因是在米珠薪桂、青黃不接時節，農民對糧食的需求非常迫切。中國共產黨以分糧為中心口號，“分谷子這個口號，能發動千千萬萬的廣大群眾起來?！?sup>［4^］161“農民家里塞滿了谷堆子，都愁沒有谷倉存儲，這里可以想見農民是如何心滿意足了?！?sup>［^4］162分糧后帶來的另一效果是促使米價立刻止漲回跌，這讓群眾意識到過去土豪操縱米價，而非糧食不足導致民生艱難。隨后閩西革命斗爭口號由分糧轉向分田。

（二）以土地革命重建糧食生產關系

隨著分糧運動向分田斗爭轉換，分田斗爭也鞏固了糧食成果。閩西土地分配確立“以鄉為單位，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配原則。這樣的原則合理科學，阻力很小，土地很快分配到位。短短數月閩西大部分地區完成土地分配，至1929年夏，龍巖縣分田面積21萬畝，占全縣總耕地面積75%。永定全縣農民38196戶，146200人，分得土地297233畝，占全縣總耕地面積85%以上。^［8］178土地分配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但是土地分配關系不確定或頻繁分配土地，讓農民存在顧慮，不愿全力耕種。為此，閩西蘇維埃政府通過制定土地法、頒發土地證等方式確權。同時，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在軍事上保障了土地革命的成果。據蕭克回憶，1929年夏向毛澤東匯報紅四軍二縱隊在“七月分兵”作戰行動中，很快把田分下去，毛澤東高興地說道：“分了就好，農民分了土地，部隊要保護群眾收到谷子，只要一收到谷子，農民就穩定了”。^［9］173土地分配給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從根本上改變了糧食的生產關系，實現了人民群眾千百年來耕者有其田的樸素愿望。

（三）以“組織起來”促進農業生產

1.保護改良農田。農田是糧食生產的基礎，閩西特委在1930年《土地問題決議案》把改良土地、增加土地生產作為土地問題的主要目標之一。蘇維埃政府鼓勵開墾荒田，對所開荒田六年內不收土地稅，十年內任其使用。各級蘇維埃政府開展多種形式的開荒競賽，反對耕地拋荒閑置，糾正土地非農化，上杭才溪區、長汀濯田區成為開荒典型，至1934年初，閩西各縣開荒1.4萬多擔。^［9］270同時要求以種植糧食作物為主（表2），所有耕地不得種植鴉片、建造墳墓和建立農房。獎勵生產，政府給糧食增產戶和種糧大戶優獎證。反之，耕地荒蕪或主觀減少生產的，蘇維埃政府予以警告。在保障糧食耕種面積的基礎上，閩西蘇區千方百計幫助農民擴大肥源，號召兒童老人撿狗屎、挑塘泥增加土壤養分，成立石灰合作社，改良耕種土壤。

2.組織興修水利。水稻種植對灌溉用水條件高，閩西降水季節性特征明顯，需要修建農田水利以保障汛期排水和旱時灌溉。土地革命前的農田水利基本上由農民自發組織或由宗親牽頭，一旦遇到洪水沖破陂圳又無力維修，常因缺水灌溉導致耕田荒廢。中國共產黨把水利比作農業的命脈，把水利工作納入各級蘇維埃政府的職責范圍。陂圳、水車等設施設備由所在鄉政府負責，做到每日巡查、日常疏導?？鐓^域流通的陂圳則成立該陂圳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蘇區政府制定法律規定，任何人不得破壞阻撓水利消防設施。在蘇區政府的號召下，各地群眾以募捐、幫工等多形式參與水利建設。長汀縣大埔區修筑了十余里長圳水利工程，受中央土地部嘉獎，被《紅色中華》贊譽為“發展水利的模范”。

3.進行勞動力調劑。據統計，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閩西有十萬青壯年參加紅軍，^［9］128上杭縣才溪區青壯年參軍率高達83%。缺少勞動力不能充分耕種，農村中鰥寡孤獨沒有生產能力，也無親屬代耕，這些都影響了糧食的生產。為解決勞動力問題，參考傳統農村農忙換工的習俗，蘇維埃政權加強組織，以村為單位成立耕田隊，進而發展成勞動互助組，至1934年，僅長汀縣勞動合作社社員達6717人。勞動互助組織在不改變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有利于勞動力的調劑和生產力的提高，還有效保障紅軍公田、紅軍家屬烈屬耕田和鰥寡孤獨等農田耕種。針對戰時條件下農村人口結構的改變，蘇維埃政府加強婦女教育，破除傳統婦女僅依靠男勞動力，自身不外出勞作的習俗，組織廣大婦女以參與勞動的方式支援革命。為促進農業生產，蘇維埃政府積極組織婦女學習農業生產技能，保障婦女分田權利，婦女與男子一樣分田。同時保護婦女勞動成果，規定即便離婚后所耕田收獲品歸婦女所有。

4.提高生產技術。農業技術是促進農業生產的重要方式。1930年，永定縣蘇維埃政府提出以區為單位設立實驗農場或農業研究單位，以培養農業技術人才，向群眾通俗地普及耕作、施肥、選種、育苗、防蟲害等先進生產技術。耕牛是農村勞力的有益補充，民間有“一?？纱呷肆Α钡恼f法。革命前，耕牛一般掌握在地主富農手中，“閩西各地的無牛戶占25%”^［10］264耕牛的不足成為蘇區農業發展的一個障礙。閩西特委在土地問題決議案中專門討論耕牛問題，一方面保護耕牛，禁止屠殺耕牛，幫助農民集資買牛。另一方面成立犁牛合作社，有計劃地分配耕牛使用，提高耕牛使用效率。根據1934年5月《紅色中華》報道，長汀縣成立66個犁牛合作社，有牛143頭。

總體而言，中國共產黨領導閩西人民積極保障糧食生產，極大改善群眾生活。根據中共閩西特委1930年《閩西過去社會經濟狀況》的報告記載，閩西人均年耕種二三十擔（表3），約2000至3000斤。有效地組織農業生產，提高農業抗災能力。根據氣象記載，1930年夏連城、上杭、長汀多地遭遇空前水災，大量農田、牲畜淹沒，損失慘重。在這樣的氣候條件下，閩西糧食生產保持總體穩定（表4）。^［4］299從1929年至1934年閩西糧食穩定保障了長達五年的根據地發展，1931年春至1934年秋，僅寧化縣籌集糧食950多萬斤。1934年6-8月，閩西根據地籌糧6.1萬擔保障第五次反“圍剿”及長征糧食準備。

四、促進農民增收的主要做法

增產不會必然帶來增收，收獲糧食多了，也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供給過剩導致米價下跌，農民收入減少。1929年10月，巡視員向福建省委匯報材料中指出，上杭縣群眾原來每元可買十七斤，現在可買二十七斤^［8］。其原因在于農產品對于農民來說并非僅是食用功能，也是農民參與社會分工進行市場交易的勞動產品。

蘇區在敵人的長期封鎖下，水路斷絕，運輸艱難。即使根據地內部糧食產能增加，農產品也不能輸出到外地銷售。加上外市的工商品無法運送，導致區域內農產品過剩，工業品稀缺且價格昂貴，兩類產品形成懸殊的剪刀差。部分商人以剪刀差作為商機，短期的投機行為加劇了糧食市場的波動。蘇區兩元錢可買一擔米，白色區要二十元一擔米。食鹽每斤需要1600多文，意味著一擔谷僅能換一斤多鹽?！坝袝r農民出售一擔稻谷，所得價款還不夠支付割禾工資”^［10］74，導致一些地區的水稻黃了都沒有收割。剪刀差現象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蘇維埃政府為保障農民收入，多次以政令禁止米價降低，但難以解決根本問題，農民仍暗中降價銷售。為了減少剪刀差，恢復蘇區經濟成為蘇維埃政府必須解決的重要難題。鄧子恢等同志通過廣泛調研座談，在遵循市場規律緩解農產品剪刀差問題上付出了巨大努力。

（一）成立糧食調劑局

剪刀差的一頭是糧價過低，僅靠限價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從1929年開始，閩西最早成立糧食調劑局，糧食調劑局是蘇維埃直接領導下，破解供需矛盾，應對糧價波動，維護農民利益的專門機構。同時，各級蘇維埃政府加強糧食工作的系統性、科學性。各鄉蘇維埃政府進行糧食統計，縣一級政府可對糧食做計劃調節。有了這個調劑機構可有效應對糧價的季節性波動。糧食豐產時，糧食調劑局向農民以高于市場價三分之一保價收購糧食，青黃不接時，糧食調劑局按市場價的九五折向群眾賣出糧食。很快，糧食價格趨于穩定，農產品貿易安全有序。閩西蘇區各級蘇維埃政府都陸續成立了糧食調劑局，慢慢建立了一個糧食調劑組織體系，解決了糧食供給的周期性難題。一方面保障了農民利益，保障糧食的正常生產，另一方面保障了糧食安全，有利軍糧穩定供給，防止大量糧食外流白區。

（二）發展群眾性經濟組織

探索發展群眾性經濟組織是提高單家獨戶小農生產抵御風險能力的有效舉措。鄧子恢提出成立糧食合作社思路，由農民自愿入股，集中股本以略高于市場價收購谷子。合作社缺少發展資金可向工農銀行優先借款，所得利潤除留公積金外，社員分紅。剪刀差的另一頭工業品價格高，為將貿易差價減少讓利潤惠及群眾，閩西蘇區倡導成立消費合作社。在物資普遍短缺的背景下實行有計劃消費合作分配，發揮集中采購的優勢，降低商品購入成本，再以低價售賣給居民，減少居民開支。消費合作社還可優先購買紅軍沒收或繳獲物資，合作社經營所得利潤除公積金外按股金和社員消費量分配。很快這種能夠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并能讓群眾得益的新型消費組織受到了群眾的歡迎。1933年毛澤東以才溪鄉消費合作社為發展典型，在《才溪鄉調查》一文生動描繪了消費合作社的發展活力（表5）。

（三）發展農業金融產品

無論是糧食調劑局大量收購糧食，還是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都需要充裕的流動資金和良性的借貸制度。為豐富農村金融產品，1929年9月，閩西特委開始創辦信用合作社，隨后在永定、上杭、長汀先后成立信用合作社，對農民實行低息借貸，促進金融流通。工農銀行成立后，面向蘇區群眾及各類合作社提供低息貸款用于購買種子、肥料、耕具等，以扶持糧食生產。糧食收購需要大量的周期性資金，閩西工農銀行向糧食調劑局和合作社發放專項貸款，為糧食收購提供資金保障。

（四）擴大糧食貿易渠道

針對蘇區內部糧食產能有余，閩西蘇區成立對外貿易局推動糧食出口，換取資金供給紅軍給養、增加蘇維埃政府財政收入和改善群眾生活。也容許私人及合作社一定的糧食輸出以換取現金。各級政府召集商人研究農產品出售與洋貨進口的方法，經濟部門成立專門物品流通委員會。糧食貿易需要暢通安全的運輸條件。明清以來，汀江—韓江水運線路和當地縱橫交錯的山區古道網絡聯通贛南—閩西—粵北，構成了粵鹽贛米交互貿易網絡，清末民初，汀江上游段有木船3000多只。廣東蕉嶺與龍巖武平、上杭、連城、長汀的陸路交通“以紙鹽米等為主”。新羅、漳平則是聯通漳州、廈門等閩南地區的交通樞紐，沿途“貨運頻繁，終日肩挑腳夫，絡繹于途”。^［6］19依托交通條件，蘇區各地建立采辦處或代辦處，建立出口的運輸站和谷倉。同時利用商貿渠道，對糧食貿易免征稅款，軍事檢查上予以便利，打通赤白的交通路線，進行對外貿易。

當然，蘇區時期的糧食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特別是反富農斗爭擴大化的沖擊，在實踐中也暴露許多問題。在戰爭背景下，分田到戶后個人與集體的利益往往不能很好兼顧，對農業生產投入規模有限。畢竟閩西糧食工作不可能超越歷史和社會環境局限，但總體上，閩西的糧食工作不僅為蘇區建設提供了保障，還為黨培養了一批懂得農村工作的人才，深化了對糧食工作的認識，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后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糧食工作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糧食工作不斷開創新局面，十四億多人的糧食安全有了有效保障，這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石，也是對世界糧食安全的貢獻。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應不斷總結歷史經驗，發揚傳統優勢，健全領導體系，深化科學認識，提升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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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校對：楊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