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頭號“中國通”費正清

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創始人。

1932年2月，25歲的費正清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彼時，他尚是牛津大學的學生，其博士研究方向是英國的對華政策與中英關系，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研究，他來到中國實地考察。四年時間里，他在中國學術圈里結識了許多知名學者。

1932年初，25歲的費正清啟程來到北平（現北京市），和夫人威爾瑪住進了西總布胡同的四合院，鄰居便是留美歸來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志趣相投，“互相為對方打開眼界”，將對方視為“最親密的朋友”。梁思成給他取了中文名字“費正清”，意為“正直清白”；梁林夫婦還為威爾瑪取名為費慰梅，同樣含義雋永，使費正清夫婦充分感受到中國文字的魅力。費正清夫婦還和梁林二人到山西考察中國古代建筑，酷愛藝術的費慰梅后來成為中國營造學社的外籍名譽會員，這些經歷無形中啟發了費正清研究現代中國學的思路。

帶他步入現代中國學術研究殿堂的，則是中國歷史學家蔣廷黻。蔣廷黻的治學培養方式，以及后來為抗戰救國而棄學從政的經歷，也在一定程度影響了費正清。

蔣廷黻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注意收集新材料，推動影印出版晚清檔案，為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開辟了一條新路。在蔣廷黻指引下，費正清開始接觸中國近代史檔案，為他以后搜集和運用中國史料打下堅實基礎。1933年，費正清因獎學金到期，積蓄即將用光，蔣廷黻又引薦他到清華大學任教，費正清得以“第一次走上講壇”。1933年～1934年間，費正清在清華開設了經濟史、歐洲文藝復興和中國海關史三門課。

1936年初，費正清回到美國任教于哈佛大學。1941年8月，費正清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被征召到華盛頓情報協調局（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身）。1942年9月～1943年12月，他以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的身份被派到中國；1945年10月～1946年7月，他擔任美國駐華新聞處處長，開始了他學人從政并成為“頭號中國通”的政治實踐。

第二次來華正值抗戰后期，費正清見證了內憂外患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屈堅守。當他與昔日清華故友在西南聯大重逢，教授們僅能糊口的貧困狀況讓他極為震驚。

中國知識分子是費正清在中國最為了解的群體，在了解了他們的生活狀況之后，費正清表達了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他寫信向華盛頓進行了報告，認為學者們正受到毀滅性的威脅，急需幫助。他還通過私人途徑為西南聯大全體教員運來藥物，組織了一些針對教授的援助活動。

在戰火紛飛、食不果腹的年代，費正清被這些學者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所表現出來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深深感動了，他說：“依我設想，換作美國人，我想大家一定早已丟下書本轉而去尋求如何改善生活條件了。而如今接受過高水平訓練的中國學者卻接受了原始的農村生活，并繼續致力于學術研究事業?！?/p>

1943年6月，費正清結識了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的新聞發言人龔澎，隨后結識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11月8日，費正清與周恩來初次見面，很快被周恩來的非凡魅力和卓越能力所折服，“他英俊帥氣，眉毛濃密，智力超群，直覺敏銳。在我們用漢語談話時，他時不時也說一些英語”。

費正清第三次來華時，目睹了抗戰剛結束時國民黨當局的貪腐。他往返在中國各大城市，加深了對中國混亂局勢的認識。為此，他提醒美國政府，不能簡單地將國民黨政府視為盟友，主張與中國共產黨盡快建立關系。

1946年7月，費正清返回美國重拾教學科研工作。9月，他發表反思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文章《我們在中國的機遇》，力圖糾正美國對華政策。他將兩次到中國任職的經歷梳理成書，于1948年7月出版他的成名之作《美國與中國》，得到普遍贊譽。1955年，費正清創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以中國為核心兼涉中華文化輻射的東亞地區，開創“哈佛學派”，培養了1000多名研究者。

費正清的學術觀點并非一成不變。隨著美國內外政治環境的變化、世界格局的調整，他的中國史觀經歷了“西方中心論”向“中國中心論”轉變的過程。

標志著他思想轉變的著作是《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他在書中寫道：“中國的重心在內部，在中國人民中間，中國革命的構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積累起來的?！彼淖詈笠徊恐鳌吨袊率贰?，進一步強調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是由中國自身內因驅動，“如果我們要理解中國，第一件必須做的事是，避免用歐洲的尺度來判斷”。這些新觀點，修正了“沖擊—回應”模式，表明了費正清中國史觀的變化。

費正清對中國文化的內核、中國歷史的發展與演化、中國傳統等都有極深入的研究，他致力于中國問題的研究長達50余年，一生出版了60多部著作，發表了200多篇論文、60多篇書評，并撰寫了50多篇序言及大量的專訪，成名代表作《美國與中國》和集大成之作《劍橋中國史》，奠定了他在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