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比比·哈爾達的治療》中的疾病書寫

任文靜

內容摘要：裘帕·拉希莉在《比比·哈爾達的治療》中對主人公比比·哈爾達的疾病書寫，揭示了疾病本身及其背后所隱藏的復雜意蘊。在生理上，比比被塑造為患有神秘疾病的大齡未婚少女形象，社會的言說和他人的凝視使她成為被壓迫的“他者”和自我沉默的瘋女人；在道德上，伴隨著生理病痛的疾病隱喻不僅加重了比比的病恥感，而且導致比比在社群中遭受精神上的區隔、封鎖和放逐。在心理上，比比在治療中失去人身自由，最終在社會規訓下徹底異化。在一系列的疾病療愈中比比走向其人生的悲劇。

關鍵詞：比比·哈爾達 病人身份 疾病隱喻 身體

美國作家裘帕·拉希莉在其短篇小說《比比·哈爾達的治療》中對比比·哈達爾（以下簡稱比比）的刻畫，是一種典型的疾病書寫。小說以主人公比比的治療為中心，詳細記錄了她在社區中的種種病征及發病情況。比比遭受疾病的折磨長達二十九年之久，但她卻不曾知曉病癥的源頭。在其求醫問藥的過程中，她的疾病和治療已不再是私人事件，而是成為城內公眾的談資，“每當夜里聽到她在痛苦中掙扎尖叫，我們都喃喃為她祈禱”[1]162。祈禱是一方面，然而疾病連帶著的更多是對比比綿綿不絕的談論。小說中的疾病是主人公的一種生存狀態的表達，即被壓抑、被注視的持續性的焦躁。因此，本文從生理、道德和心理三個面向具體分析小說中的疾病書寫，以更好地理解比比的生存狀態及其人生的悲劇性。

一.生理病痛與卑下身份

身份是了解一個人的開始，同時是個體在社會中所被確認的標識。對于病人，個體的身份不只是患有某一疾病的細胞、組織的有機體，而是其生理軀體所承載的社會屬性、社會意涵和社會價值等。比比在文本中呈現出三種身份：被焦慮折磨的病人、被凝視的他者、被理性建構的瘋人。

第一種是被焦慮折磨的病人。小說中并未提到比比患有哪種疾病，但卻對發病后的情景作了頗為詳細的描寫：“身體蜷作一團，嘴里顛三倒四說著胡話”，“像熱病時的汗珠從全身的毛孔密密滲出”，“又是砸拳、又是踢腳，汗水涔涔流下”。[1]165復雜的病情以至于讓周圍人無法應對。從比比發病表現看，無法抑制的抽搐很可能是患有癲癇病，事實上，在疾病表象下，始終隱藏著一個被言說和被標記的主體。正如?？滤f，“疾病是一種本質，是一種可通過表現它的癥狀識別出來的，但是先于這些癥狀而存在的，也就是在某種程度上獨立于這些癥狀的特別實體?！盵2]換言之，在病人表面的病癥背后存在一個深層的自我。而在小說中，焦慮的自我是其疾病的根源：因為抱有結婚的愿望，這種“期盼開始瘋狂折磨她了。她有好幾次一動念，想著全部希望所系的一個丈夫，病就差點兒再度發作?！盵1]164可見，比比難以抑制的是對婚姻生活的渴望，正是這種神經性焦慮誘發疾病。因此，比比雖表現出癲癇癥狀，但實則是一個被壓抑的焦慮型瘋癲病人。

第二種身份是作為被看者，是其他人眼中處于卑下地位的對象，即被言說和被凝視的“他者”。比比因生理病癥被堂兄和鄰居視為可欺辱和不正常的“他者”。作為被看的對象，比比始終處在一種卑下地位，她是受堂兄壓榨和被女性社群區別對待的受害者。堂兄對比比充滿厭惡，在生活和醫療上都忽視她的需求，只將她用作可壓榨的勞動力。他將比比用作自己商店的售貨員，給她的酬勞卻只有一日三餐和不值錢的棉布。即使在比比發病時，他也無動于衷。從堂兄對比比的態度可見，無論在生活還是疾病方面，比比始終是被歧視和虐待的“他者”。此外，比比多次在公眾面前發病也加深了群體對她的另類印象。正如美國學者盧普頓所言，“病痛的視覺表現對于劃分‘他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義，他們被認為不正常的或是危險的?！盵3]104比比發病表現出呻吟、砸拳、踢腳等癥狀使她被社群所標記，即給比比貼上異常的標簽。盡管在表面上社群仍會幫助比比治療，但是她們在內心深層已將比比排斥為另類的“他者”。

除了作為患者和被注視的他者，比比的第三種身份是“閣樓上的瘋女人”。閣樓是女性被束縛、被囚禁的標志，也是將女性作為物的屬性而收納的空間。曾經比比在這間儲藏室工作，后來她的堂兄因擔心疾病傳染的緣故，便強行將她的家當搬到這里。于是，狹小逼仄的儲藏室成了比比的住處。自此，她完全不再外出，這里成為比比自我囚禁的“居室”。在物理空間的區隔下，比比的精神狀況也發生了變化：她的生活陷入深長的死寂，“而且開始有了與她的年齡不再相稱的表情。傍晚時分，她繞著屋頂護墻轉一圈兩圈，卻從未離開過房頂。天一黑，她就躲進鐵皮門后，再也不出來了?！盵1]175從她居住的空間來看，昏暗而又緊閉的閣樓，高不可攀的房頂隔斷了她與外在的聯系。物理空間的緊張和生活空間的極度單調使她的精神備受壓抑并最終徹底失常，連續幾個月圍繞護墻轉圈。不難看出，居住處的“囚禁”和精神狀態的崩潰是比比成為“閣樓上的瘋女人”的主要原因。

二.疾病隱喻與社會道德

隱喻（metaphor）一詞來自于希臘詞metapherein。最初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對隱喻下定義為“隱喻是用一個陌生的名詞替代，或者以屬代種，或者以種代屬，或者以種代種，或者通過類推，即比較?！盵4]這是修辭學意義上的隱喻，意指詞語間的替代關系。此后，一些學者認為隱喻不只局限在這種詞義的拓展上，實際上它無處不在，甚至超出“隱喻”本身的概念范疇而成為一種伴隨語言、思維和概念的一種普遍活動。事實上，疾病在這一概念的“膨脹”過程中也逐漸被隱喻化，它“不僅僅被看成是一種個體生命的痛苦體驗，而是常常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盵5]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就探討了疾病的多重隱喻，她認為疾病事實上存在一種轉變，“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6]1?？梢?，疾病已然從一種對生理狀況的指稱轉變為一種道德評價，“疾病”所指所含攝的意義在經人建構的過程中擴展了自身的醫學意義，獲得了內在人格和道德上的部分意義。正是這種從生理性的疾病到道德意味上的“疾病的隱喻”，造成了社群難以祛除的偏見。

回看小說中的比比：小腿上散布著蒼白的麻斑，發病時渾身抽著痙攣、胡言亂語、身體發熱等情況。這些病癥在他人眼中是恐怖、癲狂和難以解決的，是群體不知所措并無法應對的神秘疾病。疾病因神秘而與隱喻產生了“天然的”聯系，“正是那些被認為具有多重病因的（也就是說，神秘的）疾病，具有被當作隱喻使用的最廣泛的可能性，它們被用來描繪那些從社會意義和道德意義上的感到不正確的事物?！盵6]55在眾人看來，比比的難以捉摸并無法排解的疾病已超越了客觀情況，他們更樂意將之渲染為道德上的不足，并加之情感判斷，“認為某種疾病及其患者是咎由自取，因為個體有道德缺陷才發生，或者是認為患有特定的疾病是恥辱的、罪惡的、墮落的、骯臟的、羞恥的?！盵7]可見，疾病背后隱藏著無數的道德公式，把疾病同罪惡、健康與良善劃上等號，而在公式背后則是對疾病和病人的歧視與冷漠。

面對比比的病癥，親屬和鄰居都做出道德評判。鄰居描述她的發病為“失去意識，不知羞恥地發狂”[1]163，堂兄面對發病場景也“毫不掩飾他的鄙夷”[1]165，認為她是歇斯底里的人。她的堂嫂說比比“給家門的名聲抹了多少黑”，“比比不懂得尊重，缺少自我控制”，甚至揚言她的病“會傳染人，像天花一樣，會壞了孩子！”[1]171從周圍人的態度不難發現，他們已將比比的疾病等同于罪惡和恥辱。正是基于這種道德評判，眾人對比比的態度也隨之改觀。一方面，親屬堂兄和堂嫂表現出厭惡、欺辱的態度：對比比發病毫不在乎，甚至厭棄、鄙夷；面對比比結婚的想法也始終不予同意；堂嫂懷孕后，在身體和精神上對比比則更為疏遠、冷漠。另一方面，周圍鄰居在譏諷她的同時又對她可憐同情。她們常常為比比的治療出謀劃策，提出各種建議撫慰她的焦慮。然而這些鄰居如前文所言仍對比比有嫌棄和恐懼的心理。在她的一次戶外發病后，鄰居們則“在后面跟著，牽著孩子，和她保持一段我們覺得安全的距離?！盵1]172“安全的距離”不僅僅是現實中的距離，也是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橫欄。在此疾病隱喻中，病人比比的思想也被改變，她感嘆自己命途多舛，認為自身的神秘疾病是詛咒和懲罰。無論是他人與之劃分距離，還是自我產生的病恥感，這些均是疾病背后的道德隱喻所造成的現象。

社群對比比疾病的道德評判是推動她自我封閉、走向悲劇的一步。無論是道德指責還是區別對待，他人對病癥的過度關注與評價成為壓垮比比內心的稻草。在她的生活中，疾病的意義不斷擴展，從生理性的缺陷發展為道德上污損的印記，并招致親屬的責罵和鄰居的偏見，疾病最終是比比“不得不領受的生命處境”[8]。疾病的隱喻改變人們的看法，促使比比走向悲劇，而遭受疾病的身體則表征出比比的痛苦。

三.身體治療與社會規訓

在疾病語境中，身體是不可避免的在場。身體自19世紀以來開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并在后現代和后結構主義等其他理論的影響下，身體研究成為晚近的熱潮。在相關理論的打量下，身體不再是單純和真實的客體，而成為一種由知識和話語所建構的產物。身體在社會中不僅受到制約，而且參與社會關系的建構過程，因而在更多意義上是一種“社會的”軀體。因此，疾病的身體一方面是遭受病痛壓迫的肉體，是“有器官的身體”，另一方面，處于醫學和病痛中的身體也置身于社會中，是受社會規訓的身體。

作者在小說中對比比身體的治療給予了特別的關注。首先身體是作為可感知病痛的肉體，非概念化的身體。小說中醫生對身體的治療是暴力和刺激的，“把她的手腕用繩子捆綁起來，在她身上敷貼黏糊糊的藥泥。智慧的人用桉樹油揉她的太陽穴，用草藥汁熏她的臉...”[1]162對待身體內部，他們采用食療的方法，“忌食大蒜、飲大量的苦藥酒、冥思、喝青椰子汁、服用打了生鴨蛋的牛奶?！盵1]163然而，無論是對身體外部或內部的治療，始終是勞而無功，是對身體的戕害。身體所遭遇的壓迫感始終圍繞在周圍，而身體中的疾病卻并未消散。作為醫學的一部分，身體獲得了重視。但當身體成為被檢查的對象時，“身體的主人被期望把自己對身體的管轄權讓渡給醫生”[3]40，以獲得赦免身體罪行的機會。而身體借由醫療手段的控制卻喪失了自己的自由，成為疾病話語下的傀儡。在以上康復治療手段中，疾病的身體獲得醫治，但同時也成為被擺弄的對象。

此外，身體是社會關系的參與者和建構者，患有疾病的身體反映了其社會屬性。比比的病癥在眾多方法都無能為力的時候，束手無策而有些氣惱的醫生認為只有結婚可以治好她，消息傳出去，“第二天早上，三個手相師分別看了比比的手相，一致認定她的掌紋毫無疑義地顯示婚姻即將來臨?！盵1]166就連比比也對這種治療方法信以為真，迫不及待地想找一個丈夫。此處，身體的病癥被轉化為個體的社會關系問題，而“疾病在文學中的功用往往作為比喻（象征），用以說明一個人和他周圍世界的關系變得特殊了，生活的進程對他來說不再是老樣子了，不再是正常的和理所當然的了?！盵9]這種特殊關系表現在主體與周圍世界在社會關系、精神、身體上的差異，而婚姻的確立表明個人與他人的關系被社會認可，并且他們將分別扮演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身體參與社會關系的改善，并接受社會的規訓。小說中，比比最終走向了對社會規訓的認同和“恢復”上。面對結婚的提議她欣喜接受，從改變居住環境、偏向女性化的服飾到學習通過言語和表情吸引男性，這一系列的方式推動她成為集體中理想的女性。小說最后以比比懷孕生子作為結局，成為母親的比比符合了社會倫理規范對女性的要求，也再次說明身體最終受到社會的規訓。

然而，將女性的病因歸結為兩性婚姻關系的失調，實則是將個體捆綁于社會關系的牢籠中，使承載個體思想、情感和感知的身體貼合在社會話語范圍中。雖然比比最后重新獲得生活的目標，主動在閣樓的儲藏室做買賣，并得到群體的認可，但她獲得自信并邁出家門的理由是孩子的誕生。從這一方面看，比比生活的悲劇在于她無法對抗根深蒂固的社會傳統，無法推翻女性相夫教子的身份認同，反而跟隨集體觀念成為男權價值體系中的一部分。這種悲劇成因推動身體反復接受治療，最終被社會所規訓，成為理想的軀體。

綜上所述，可見文學與疾病關系緊密，疾病通過文學以訴說悲苦，而文學則包孕其背后的社會意義。疾病不僅塑造了比比的多重身份，疾病背后所隱藏的道德隱喻和評判也促成了比比的悲劇性命運。被治療的身體，在眾多方法中最終成為被社會規訓的軀體。當以結婚作為療法的時候，比比的人生悲劇達到高潮。她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只能在以疾病為名義的治療背后一次次隨波逐流，最終在社會的言說和壓迫下成為“理想的女性”。如果說疾病促使比比成為印度社會的另類女性，那么對疾病的療救則將她重新拉入社會的織網，且無法逃脫。因此，比比命運的悲劇性成因，不僅僅是由她自身作為一個患有瘋病的生理對象決定的，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應指認出這一悲劇背后的推手——社會對比比的剝削、壓榨、歧視、言說才是戕害她的最終緣由。小說最后，即便比比走向正軌、回歸日常，但實則仍舊處在一種病態之中。

參考文獻

[1][美]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說者[M].盧肖慧，吳冰青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

[2][法]米歇爾·?？?精神疾病與心理學[M].王揚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11.

[3][美]盧普頓.醫學的文化研究：疾病與身體[M].蘇靜靜譯.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6.

[4][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49.

[5]姜彩燕.疾病的隱喻與中國現代文學[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4）：81-85.

[6][美]蘇珊·桑格塔.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20：1.

[7]孫雯波，胡凱.疾病的隱喻與疾病道德化[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6）：43-46.

[8]李蓉.性別視角下的疾病隱喻[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6）：9-15.

[9][德]波蘭特.文學與疾病——比較文學研究的幾個方面[A].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