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企業身份特征、組織場域對創業融資的影響

溫 瑤,李翠妮,王正斌,李純青

(1.西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2.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北京 100710)

0 引言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時代下,創業浪潮不斷高漲,特別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環境下全球經濟形勢緊張,政府多次強調通過“雙創”帶動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盡管創業企業在拉動經濟與創造就業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但融資難一直是制約創業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而天使投資作為初創企業發展的重要資本,成為創業企業爭奪的焦點。然而,現實中創業項目嚴重同質化現象使投資者難以識別優質創業項目,投資不足進一步加劇創業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企業在初創期獲得投資的主要障礙在于,投資者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通常表現為創業企業沒有任何實際產品或未能獲得可靠聲譽,投資者面臨的可能僅僅是一份商業計劃書,因此需要創業者積極向投資者表明自己的企業身份。企業身份闡明了“我們是誰”“我們代表誰”“為什么我們是成功的”等問題,學者將其定義為企業“獨特、持久、核心特征”[1]?；谏鐣矸堇碚摰难芯勘砻?無論是組織內部還是組織外部利益相關者,身份認同都與合作和信任緊密相連[2-3]。因此,創業企業可通過積極向投資者展現其身份認同尋求融資。

投資者對創業企業身份特征的價值判斷標準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受創業企業所處規則、價值和期望的影響。2021年,中國青年創業發展報告顯示,處在不同外部環境中的創業項目所獲得的創業融資分布不均衡。這是因為,創業企業并非獨立存在,在高度信息化的環境中,創業企業受其所在的關系網絡、制度環境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對于創業企業身份特征的價值判斷不能脫離其所在的外部環境。那么,應該如何對創業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進行描述?當創業企業處在不同類型外部環境時,其身份特征又如何影響投資者的投資行為?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文基于2018—2020年CVS數據庫,以制度理論、身份理論為基礎,探討在成熟場域和新興場域兩種環境下,投資者所感知的創業企業身份特征對其投資行為的影響,以及不同場域成熟度下企業身份特征對投資者決策的影響。本研究理論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以往關于創業企業融資的研究多以信號理論和資源基礎理論為基礎,本文從身份理論出發,探討創業企業身份特征對創業融資的影響,有助于拓寬創業融資研究視角。第二,本文引入企業身份特征,從合法性的對立面探討其對創業融資的影響,對于挖掘創業企業身份獨特性價值具有一定啟示意義,可以補充以往研究不足,并豐富創業融資領域相關研究。第三,以往對于創業企業外部環境的研究僅選取某一個側面,本文引入組織場域的概念,從中觀層面對創業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進行描述,并將場域成熟度設置為調節變量,探討不同類型場域下投資者對企業身份特征的價值識別,以使整體研究結論更具有系統性和針對性。第四,通過對CVS數據庫中的真實投資數據進行分析,反映創業企業身份特征對創業融資的影響,能夠彌補以往研究設計缺陷,更加準確地揭示真實投資決策影響因素。

1 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在以往有關創業企業身份的研究中,學者將企業身份特征劃分為合法性和獨特性/異質性[4-5]。其中,合法性是指客觀實體在特定環境條件下,受到環境規則、價值和期望的影響所產生的合意、正當與合適的感知[6]。大量研究驗證了創業企業可通過獲取合法性取得創業資本[7-9]。這是因為,合法性反映出機構參與者(投資者、風險資本家和其他資源提供者)對組織的認可,被公認為是風險投資成功的關鍵因素。Peeters等[10]認為,組織合法性能夠有效突破創業企業具有的新創弱性特征,從而獲得投資者認可。當前,多數學者對創業企業組織合法性獲取途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創始人個人特質、創業經驗、技術背景和團隊特征等方面[11],較少從企業身份特征角度關注合法性對融資的影響。如果創業者一味對企業身份進行合法性塑造,將會使創業項目缺乏突破和創新,從而導致企業陷入融資困境。然而,現有研究未關注合法性在何種情況下可能對創業融資產生消極影響。

同時,關于企業身份獨特性/異質性對于創業融資的影響也未受到應有關注。Navis等[5]指出,獨特性是企業身份表現出的差異性或變異性,與同類別成員相比不相似,是偏離合法性的感知。創業企業作為創新的風向標,對于突破商業模式、優化經濟結構具有積極影響。這種與既定標準的不一致性恰恰符合創業精神,充分體現了創業身份的新穎性。對于投資者來說,企業身份獨特性一方面意味著創業企業可能通過打破合法性束縛帶來超額收益,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創業企業商業價值未被市場充分驗證,具有較高的投資風險。那么,創業企業身份獨特性/異質性對獲取創業融資會產生何種影響?

除此之外,創業項目要想成功,除受創業項目自身影響外,更是外部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目前,關于創業企業所處外部環境對創業融資影響的研究比較片面且缺乏針對性,學者僅從環境特征的某一側面進行分析。如朱仁宏等[12]探討敵對環境下合法性對獲取創業融資的影響。事實上,創業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是多個利益相關者根據一定制度和規則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所形成的綜合體,單一市場特征難以全面對創業企業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特征進行描述,這就會造成研究結論的片面性。同時,投資者對創業企業身份合法性和獨特性的判斷基于特定環境條件,如相關規則、價值和期望的影響,因此需要對創業企業面臨的制度環境進行精準描述,而當前研究缺乏一定的針對性。

制度理論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一種新視角。在制度理論中,學者提出組織場域的概念,它能夠較為全面地描述企業所處外部環境特征。組織場域是一個中觀概念,它結合企業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要素[14],包含企業運營所涉及的一切利益相關者,并且關注場域內成員間交互所建立的制度規則,由此確定組織場域邊界、標準以及成員行為規范[14-15]。

由于成員間關系、交互方式和制度規則不同,導致不同類型場域的產生。學者根據研究主題不同,從成熟度、透明度和強弱性對組織場域進行分類。根據成熟度不同,學者將組織場域劃分為成熟場域和新興場域[16-17]。成熟場域的核心特征是已經建立成熟制度和規則,并得到成員的廣泛認同和自愿遵守。而新興場域缺乏權威制度和規則,成員地位相對不穩定,成員為獲得主導地位往往會采用不同邏輯和規則進行較量[18-19]。根據場域透明度不同,學者將組織場域劃分為透明場域和模糊場域[20],兩者的區別在于因果復雜性、慣例多樣性和行為隱蔽性。根據場域強弱性,學者將組織場域劃分為強場域和弱場域[21],組織場域強弱性主要體現為核心成員與弱勢參與者之間的權力地位不同。

投資者對于合法性和獨特性的判斷主要基于創業企業所處制度環境的適配程度,而非制度或規制清晰度或場域成員之間的權力距離。所以,本文根據場域成熟度劃分標準,探討不同組織場域類型下創業企業身份特征對獲取創業融資的影響。場域成熟度并非一成不變,在不同場域類型下,隨著場域成熟度的提高,投資者對新創企業身份特征的價值判斷會產生哪些變化,以往研究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因此,本文將場域成熟度設置為調節變量,進一步探討這一變化。

1.1 成熟場域類型下企業身份特征對創業融資的影響

1.1.1 成熟場域下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影響

Scott[22]將組織合法性劃分為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與認知合法性。創業行為本身作為一類高風險活動,受市場信息不對稱、制度標準不匹配、先驗知識不對等和需求偏好未養成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新創企業存在合法性障礙[10],從而影響其資源獲取能力。因此,新創企業迫于制度壓力可能會通過主動或被動的行為選擇與場域內規則進行匹配以獲取合法性。本文基于以往研究,從規制、規范和認知維度探討投資者成熟場域下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影響。

(1)規制維度是指創業企業所遵循的由政府、行業協會或相關專業機構制定的法律、制度和標準[23]。在成熟場域下,規制維度水平較高,相關法律、制度、規則較為完善。一方面,這些正式制度能夠有效發揮監管作用,為創業企業提供相應政策支持或相關補貼。當創業企業積極獲取規制合法性時,正式制度制定者能夠為創業企業提供信用背書,降低其投資風險,增強其投資信心[24];另一方面,符合規制合法性是創業企業享受政策支持的重要前提,獲取規制合法性能夠幫助創業企業享受良好的營商環境和相應配套措施,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并為投資者獲取投資收益提供合法保障[25]。因此,在成熟場域下,當創業企業獲得高規制合法性時,更有可能獲得高投資。

(2)規范維度是指社會層面對創業行為規范與價值導向的判斷。如果企業能夠獲取較高水平的規范合法性,說明創業活動與當地規范、價值觀和信念一致,將獲得利益相關者的尊重和肯定,從而為創業活動開展提供良好氛圍[26]。在成熟場域下,成員之間形成穩定的組織慣例且都是慣例踐行者,因此規范維度水平較高。此時,創業企業獲得規范合法性有助于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建立統一平臺,減少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摩擦,提升與場域內其他成員的協作力[27]。同時,在成熟場域條件下,獲得規范合法性還意味著創業者具有較高聲譽,其創業行為往往更符合社會道德標準,有助于降低創業行為不確定性,增強投資者信心[28],進而獲取創業融資。

(3)認知維度是指利益相關者對創業企業或創業者相關知識、經驗或技能的判斷[29]。在成熟場域中,已存在既有慣例且受到場域內成員認可和遵循,認知一致性較強并被證明具有商業能力或價值[30]。此時,創業者可通過向利益相關者傳遞被群體所接受的認知內容獲取合法性。例如,提供被場域內利益相關者認可的產品、服務、理念以及團隊特征等。當創業企業獲得認知合法性時,就能夠向投資者傳遞出積極信號,提升獲取收益的可能性。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a:在成熟場域下,規制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具有正向影響;

H1b:在成熟場域下,規范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具有正向影響;

H1c:在成熟場域下,認知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具有正向影響。

1.1.2 成熟場域下獨特性對創業融資的影響

企業身份獨特性表現在商業模式創新、利基市場開拓、新技術開發和應用等方面[5],其優勢是能夠幫助企業尋求新市場機會,迅速建立競爭優勢。然而,由于創業行為本身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且初創期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差,如果一味強調企業身份獨特性,意味著創業企業摒棄了已有成功經驗,重新探索新的可能性,會進一步加劇投資風險。在成熟場域下,場域內的合法性已被市場所驗證,場域成員地位穩固、難以動搖并自覺遵循場域內成熟的制度和規則。如果創業企業盲目打破既有合法性,一味追求身份獨特性可能會面臨較大阻力。同時,對于投資者而言,創業企業遵循既定的合法性可能無法帶來超額收益。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在成熟場域下,獨特性對創業融資具有負向影響。

1.1.3 成熟場域下場域成熟度的調節作用

雖然學者根據場域成熟度不同將企業面臨的中觀環境劃分為成熟場域和新興場域,但事實上場域成熟度是一個連續的程度變量。在不同類型場域中,企業所面臨的場域成熟度有所不同。這樣,在同一類型場域中,不同場域成熟度也會影響投資者對創業企業身份的識別,繼而影響創業企業獲取融資的機會。在成熟場域中,隨著場域成熟度的提高,場域成員的地位更加穩固,創業企業作為新晉者只能成為制度遵守者,一方面可以降低風險投資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會制約創業企業自我能動性。

在成熟場域中,隨著場域成熟度的提升,規制維度水平相應提升,意味著企業需要遵循的相關法律、制度和標準也越詳盡[23]。此時,創業企業為獲得規制合法性就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如獲取相關資格認證、加入行業協會、為滿足相關規章制度而耗費成本等,這就使得其帶來的邊際收益遞減。對于投資者來說,不僅難以從這類創業企業中獲得超額回報,還有可能面臨由于場域內壁壘過高、創業企業生存空間過小而導致的投資失敗風險。

與規制維度不同,在成熟場域下,場域成熟度可能會對規范合法性、認知合法性與創業融資關系產生正向調節作用。這是因為,利益相關者對規制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的感知受利益相關者的主觀影響,創業企業在獲取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時無需付出較多的實際成本。同時,場域成熟度越高,意味著規范維度和認知維度水平越高,企業面臨的創業環境也就越友好。因此,隨著場域成熟度的提高,具有高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的創業企業更能夠獲得場域內利益相關者的尊重和支持,為企業經營發展贏得良好的外部支持。

在成熟場域下,場域成熟度越高,創業企業要打破已有規則建立獨特性身份所帶來的風險就越大。因此,對于投資者而言,場域成熟度越高,對企業身份獨特性的容忍度越低,越會加劇獨特性對創業融資的負面影響。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a:在成熟場域下,場域成熟度越高,越會削弱規制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正向影響;

H3b:在成熟場域下,場域成熟度越高,越會增強規范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正向影響;

H3c:在成熟場域下,場域成熟度越高,越會增強認知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正向影響。

H4:在成熟場域下,場域成熟度會增強獨特性對創業融資的負向影響。

1.2 新興場域下企業身份特征對創業融資的影響

1.2.1 新興場域下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影響

在新興場域下,參與者流動性較大、場域邊界不清晰,規則和慣例建立不完善。正如Purdy &Gray[18]所言,新興場域提供了創造之前不存在的新慣例“綠色場域”。因此,在新興場域中,成員之間處于相互博弈的狀態,希望占據合適位置并成為制度創業者[31]。此時,創業企業獲取高規制合法性意味著放棄在新興場域成為制度創業者,轉而成為制度遵從者,并向投資者傳遞出消極信號,即無法通過在新興場域中占據主導地位而獲取超額收益。與規制維度類似,在新興場域中,規范維度未形成主導價值觀和隱藏規則。此時,創業企業可通過成為積極的制度創業者獲取在新興場域中的話語權,從而建立競爭優勢。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5a:在新興場域下,規制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具有負向影響;

H5b:在新興場域下,規范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具有負向影響。

認知維度與規制維度、規范維度不同,利益相關者認知維度基于自身經歷和知識體系形成,較難被影響[32]。獲得認知合法性能夠有效降低投資者心理偏差,獲得投資者信任,從而影響其投資行為。認知維度主要依賴場域內成員基于自身認知水平的主觀判斷,因此無論是成熟場域還是新興場域,場域認知維度水平越高,場域內成員對創業企業技能、經驗、知識的認知越一致,獲得認知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正向作用也就越顯著。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1.2.2 新興場域下獨特性對創業融資的影響

新興場域為形成新慣例提供了平臺環境,而企業身份獨特性成為制度創業的前提。創業企業通過對身份獨特性進行理論化和制度化提煉,進而成為新制度建立者[27]。對于投資者而言,強調身份獨特性的創業企業敢于突破和創新,具有成為制度創業者的機會,能夠占據有利地位,有可能為投資者帶來超額收益。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6:在新興場域下,獨特性對創業融資具有正向影響。

1.2.3 新興場域下場域成熟度的調節作用

隨著新興場域制度、規則的建立,場域成熟度不斷提高。此時,成為制度創業者的成本增加、超額收益減少,合法性的積極作用開始顯現,規制合法性和規范合法性帶來的不利影響被削弱,同時進一步增強認知合法性帶來的正向影響。在新興場域下,成熟度越低,創業企業通過市場博弈占據有利地位從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新制度或新規則的阻礙就越小。而成熟度越高,合法性維度水平越高,創業企業建立全新的制度或規則就需要打破現有制度,面臨的阻礙將越大,獲得成功的機會也將越小[33]。因此,對于投資者來說,隨著場域成熟度提高,創業企業將身份獨特性理論化和制度化,建立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新制度或新規則的難度越高,其投資風險也就越大。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7a:在新興場域下,場域成熟度越高,越會削弱規制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負向影響;

H7b:在新興場域下,場域成熟度越高,越會削弱規范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負向影響;

3、樹家庭典型帶發展。結合幸福家庭創建等活動，重點培育一批典型家庭。一是廣泛開展致富、和諧、健康、勵志、愛心、魅力等幸福家庭評選活動。二是舉辦各類才藝展示活動，為廣大家庭提供一個可以充分展示家庭魅力的舞臺。三是表彰幸福健康家庭典型，并通過網絡投票、媒體公示、授榮譽牌等方式，廣泛宣傳家庭發展的典型事跡，通過身邊的典型教育身邊的人，聚集正能量。

H7c:在新興場域下,場域成熟度越高,越會增強認知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正向影響。

H8:在新興場域下,場域成熟度越高,越會削弱獨特性對創業融資的正向影響。

綜上所述,本文構建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概念模型Fig.1 Conceptual model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基于CVSourse投中數據庫,選取2018年1月—2020年12月天使輪融資事件作為研究樣本。CVSource是投中信息為一級市場打造的創投數據庫,數據全面且有保障。本文主要采用CVSource投中數據庫中的融資事件庫,包含被投資企業的基本信息、項目信息、行業信息、核心成員信息等,剔除信息不完善以及融資金額未披露的創業企業,共獲得167家創業企業融資案例。然后,通過項目公開信息對每個案例進行完善,最終由28名風險投資人根據量表對項目打分,其中男性占比為54%,女性占比為46%;受教育程度均為本科及以上;30歲以下占比為46%,其余均在30～50歲之間;工作年限在5年及以上占比為89%。本文主要基于以下考慮選取數據獲取方式:一是通過數據庫獲取的創業項目信息更加真實客觀,且能夠獲取創業企業實際融資金額,而不僅僅考察投資者投資意愿;二是邀請風險投資人對各創業項目進行評價更具有專業性,最終共收集167份有效問卷。

創業企業樣本特征描述如表1所示。從中可見,新創企業生存年限5年以下占比為84.4%,新創業企業規模在100萬元～500萬元之間占比為52%,樣本共包含27個行業,其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IT及信息化占樣本總數的25.2%(CVS融資庫對融資企業的行業劃分標準)。從融資年份看,2018—2020年樣本數分別為56家、61家和50家。

表1 創業企業樣本特征Tab.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of startups

2.2 變量說明

(1)創業企業身份合法性。依據Scott[13]的研究,學者開發出反映顧客、供應商、競爭者、員工和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對組織合法性認同的量表;朱仁宏等[12]重點從投資者角度衡量新創企業組織合法性被外部利益相關者認可和接受的程度,與本文研究更加契合。因此,本文從規制、規范和認知3個結構類別度量組織合法性,每個維度共包含4個題項,共計12個小題項,如表2所示。

表2 量表信效度檢驗結果Tab.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the scale and measurement model

(2)創業企業身份獨特性。目前,尚未形成測量創業企業身份特征獨特性的成熟量表。Cardon等[34]和Navis等[5]認為,與合法性不同,獨特性是與既定標準背道而馳的身份特征,但與企業家精神完美契合,更關注新穎性、獨特性和不一致性。在創業企業初創期,企業面臨高度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條件,企業家特征作為一種易觀測變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表征企業身份特征。因此,本文設計如下4個題項“是否首次創業”“是否新生企業家”“是否全新商業模式”“是否針對利基市場”對企業身份獨特性進行測量。

(3)組織場域成熟度。依據陳懷超等[33]、David等[17]和Purdy等[18]對成熟場域和新興場域的研究,本文從組織關系網絡、制度和規則、場域成員地位3個方面測量新創企業面臨的組織場域成熟度,共設計“組織關系網絡特征明顯”“組織有成熟的制度和規則”“場域成員地位穩定”3個題項。

(4)創業融資。已有研究通常使用是否成功融資以及融資額評價創業融資[35],本文選取新創企業天使輪最終融資金額對創業融資進行衡量。為使其接近正態分布,本文使用創業企業獲得創業融資總額的自然對數度量,數據從CVSource投中數據庫中的融資事件庫獲取。

(5)根據以往研究,本文設置其它可能會影響融資規模的變量:企業規模(企業資本的自然對數)、企業年齡(企業創立時長的自然對數)、行業(高新技術企業=1,其它=0)、創業企業是否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是=1,否=0)、商業模式2B(面向企業端=1,其它=0)、商業模式2C(面向客戶端=1,其它=0)以及產品發展階段(有產品數據=1,無產品數據=0)。

除因變量與控制變量外,其余變量均采用Likert五點量表,1～5表示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2.3 信效度檢驗

量表信效度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從中可以看出,Cronbach′s α值均大于0.60,表明本文量表滿足內部一致性要求;而且,組合系數(CR)均高于0.80,表明各因子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各題項因子載荷均大于或等于0.60,說明量表具有較高效度。在聚斂效度上,AVE值均大于0.50,驗證了較好的聚斂效度;區別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AVE開方值與相關系數比較法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可見,變量間相關系數均小于AVE的平方根,說明量表具有較高的收斂效度和區分效度。

表3 研究變量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Tab.3 Variable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2.4 相關性分析

各變量均值、標準差以及變量間相關系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為降低多重共線性問題,本研究對交互項變量均值作中心化處理,再進行VIF值檢驗。結果表明,最大膨脹因子小于4,遠低于臨界值10,因此受多重共線性影響較小。

3 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3.1 模型設計

為驗證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設,本文利用截面數據構建模型并進行回歸分析。由于合法性變量包括規制、規范和認知合法性3個維度,相關度較高,為確定3個維度的獨特貢獻,本文運用層次回歸檢驗模型進行檢驗,如式(1)所示。M表示新創企業獲得的天使融資額;Z、F、R、D、C、Ki分別表示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認知合法性、獨特性、組織場域和控制變量;Z×C、F×C、R×C、D×C分別表示調節變量場域成熟度與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認知合法性、獨特性的交互項。

LN(M)=α0+β1Z+β2F+β3R+β4D+β5C+β6Z×C+β7F×C+β8R×C+β9D×C+β10iKi+ε

(1)

3.2 聚類分析

依據本文研究假設,采用SPSS17對組織場域進行聚類分析,探究不同場域成熟度下創業企業身份特征對創業融資的影響。根據以往研究[7],運用層次聚類法對組織場域進行研究。最終,將樣本聚類為兩類,將組織場域確定為成熟場域和新興場域。從表4可以看出,成熟場域樣本量和均值高于新興場域、標準差小于新興場域。

表4 組織場域聚類Tab.4 Clustering of organizational fields

3.3 假設檢驗

為剔除一些極端值的影響,本文對創業融資在1%和99%分位數上進行縮尾處理(Winsorize),對成熟場域和新興場域樣本進行層級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模型1～6用以檢驗成熟場域下企業身份特征、組織場域對創業融資的影響。其中,模型1加入控制變量行業類別、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行業、創業企業地域、商業模式和產品發展階段,解釋變量為創業企業身份合法性的3個維度,調節變量為組織場域成熟度。模型2～5分別探討組織場域對創業企業身份合法性3個維度以及獨特性與創業融資的調節作用,模型6為全模型。

表5 成熟場域回歸分析結果(N=112)Tab.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mature fields (N=112)

由表5可知,模型1主效應檢驗結果表明,合法性3個維度與獲得創業融資顯著正相關,獨特性與獲得創業融資顯著負相關。其中,規范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的主效應在模型1中顯著而在全模型6中不顯著。這是因為,加入交叉項后,在解讀因變量時可能存在重復問題,此時調節效應顯著,結果可以接受。因此,假設H1a、H1b、H1c和H2得到驗證。

模型2～5分別檢驗成熟場域下場域成熟度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變量調節作用均不顯著。而在全模型6中,組織場域對企業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與創業融資具有顯著調節作用。這可能是因為,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和認知合法性作為企業身份的3個維度相關性較強,同時加入模型有利于減少內生性問題;而且,模型6的R2大于模型2～5,說明模型擬合優度更高,結果更加可靠。因此,本文調節作用結果依據模型6,即規制合法性受組織場域成熟度的顯著負向調節作用,規范合法性則受組織場域的顯著正向調節作用,假設H3a、H3b得到驗證。假設H3c未通過檢驗,可能是因為認知維度的形成受利益相關者以往經驗、知識儲備的影響較大,一旦形成將很難改變。因此,場域成熟度未對認知合法性與融資關系起顯著調節作用。同時,H4也未通過檢驗,可能是因為在成熟場域下,投資者對企業身份獨特性的容忍度較低,此時場域成熟度提高不會繼續降低投資者對獨特性的忍耐程度,因此場域成熟度未起到調節作用。

如表6所示,模型7～12用以檢驗新興場域下企業身份特征、組織場域對創業融資的影響。其中,模型7加入控制變量行業類別、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行業、創業企業地域、商業模式以及產品發展階段,解釋變量為創業企業身份合法性的3個維度,調節變量為組織場域成熟度;模型8～11分別探討組織場域對創業企業身份合法性3個維度以及獨特性與創業融資的調節作用;模型12為全模型。

表6 新興場域回歸分析結果(N=57)Tab.6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emerging fields(N=57)

表6模型7主效應檢驗結果顯示,新創企業規范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存在顯著負向影響,認知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存在顯著正向影響,而規制合法性和獨特性對創業融資沒有顯著影響,這一結果在全模型12中依然穩健,因此假設H5b、H5c得以驗證。規制合法性對創業融資沒有顯著影響,假設H5a未得到驗證。這可能是因為,規制合法性來源于法律、法規或行業準則,新興場域尚未建立相應法律、法規或準則,因此規制合法性未對創業融資產生影響。

模型8～11分別用以檢驗新興場域下場域成熟度對企業身份特征與創業融資的調節作用,模型12為全模型,模型8～11與模型12的調節作用結果不一致。從模型擬合優度看,模型12的R2大于模型8～11,且同時加入合法性3個維度有利于減少內生性問題,模型12結果更加可靠。因此,本文依據模型12結果,即規范合法性受組織場域成熟度的顯著負向調節作用。假設H7b得到驗證,說明在新興場域下,隨著場域成熟度逐漸提高,創業企業規范合法性對獲取融資的負向影響被反向調節。

假設H7a未得到驗證,說明在新興場域下,制度、慣例或規則的建立往往滯后于市場行為。在新興場域下,隨著場域成熟度提高,制度雖然開始形成但未確立,因此場域成熟度未對規制合法性與創業融資產生調節作用。假設H7c也未得到驗證,可能是因為在新興場域下,認知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認知規則的建立是一種主觀行為,難以受到場域成熟度的影響。最后,H8也未通過檢驗,可能是因為在新興場域下,組織合法性尚未建立,此時每個創業企業都具有獨特的身份特征。因此,獨特性無法成為投資者的投資依據,但隨著場域成熟度的提高,合法性逐漸建立且市場價值得以驗證,此時市場對于獨特性的容忍度降低,從而對獨特性與創業融資關系產生負向調節作用。

4 結語

4.1 研究結論

本研究結合身份理論和制度理論,檢驗不同組織場域類型下新創企業身份特征與創業融資的關系,以及場域成熟度對兩者關系的調節作用,得出如下結論:

(1)在成熟場域下,合法性3個維度(規制、規范和認知)對創業融資具有積極影響。但隨著場域成熟度提高,規制合法性與創業融資的正向促進作用被削弱,規范合法性與創業融資的積極作用得到增強,對認知合法性與創業融資無顯著調節作用。獨特性與創業融資顯著負相關,且不受場域成熟度的調節。

(2)在新興場域下,規制合法性對創業融資無顯著影響且不受場域成熟度調節;規范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具有消極影響且受場域成熟度的負向調節;認知合法性對創業融資具有積極影響,但不受場域成熟度的調節;獨特性對創業融資無顯著影響。

4.2 管理啟示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啟示:

(1)對于創業企業來說,在向投資者進行創業項目闡述前,首先應對自身所處場域環境進行評估,針對不同場域條件,有針對性地調整溝通重點,滿足投資者偏好以獲取資金支持。其次,無論在何種場域成熟度下,認知合法性都對獲取創業融資具有積極作用。因此,創業企業應吸收一些專業性強、相關經驗豐富的核心成員組建創業團隊,以獲得投資者青睞。最后,創業企業應根據自身所處組織場域類型采取不同的競爭策略。雖然獨特性對獲取創業融資不具有積極影響,但在新興場域下,創業企業應積極進行制度化創業,對企業身份的獨特性進行提煉,努力成為新制度建立者,以占據有利地位;而在成熟場域下,創業企業為維持生存與發展,應采取更保守的競爭策略,成為制度的追隨者,以降低不確定性。

(2)投資者對創業項目進行價值評估應結合創業企業組織場域成熟度,挖掘企業身份獨特性價值。例如,對于那些處于新興場域中的創業企業,應考察它們對身份獨特性進行制度創新的能力,進一步平衡風險收益,鼓勵創業項目不斷突破和創新,讓真正有價值和有潛力的創業企業得到資金支持。除此之外,還應鼓勵創業企業進行商業模式創新、技術創新、新興市場開拓,降低投資者風險,積極尋求相關政策支持,從而減少創業項目同質化現象,推動創業企業身份創新。

4.3 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數據獲取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樣本數據獲取來源于數據庫和公開資料,可能對創業項目的描述不夠完善,因此主觀打分存在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打分者并非項目實際投資者,對項目的偏好有所不同。因此,未來應獲取一手創業項目信息和投資者偏好數據,以得出更加準確的研究結論。第二,組織場域類型劃分除以成熟度為標準外,還有其它分類標準。未來應探討不同組織場域類型下創業企業身份特征對創業融資的影響,進一步深化制度視角下的創業融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