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紙本——黃冊檔案的利用與留存

摘? 要：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印本《趙元哲詩集》，保存有最先形成的明萬歷十年（1582）打造的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賦役黃冊以及稍晚形成的《趙元哲詩集》這兩種文獻，具有重要的史料與文獻雙重價值。通過黃冊檔案本身的書寫特點及此部古籍的版本信息，可進一步明確紙背中存有的黃冊檔案性質為東阿縣最初攢造的黃冊草稿。上海圖書館藏公文紙印本《趙元哲詩集》這一典型實例，具體展現了我國古代公文檔案的利用狀況，亦可為我國現代的檔案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公文紙本古籍；《趙元哲詩集》；黃冊檔案；雙重文獻；檔案管理；開發利用

Abstract： The Poems of Zhao Yuanzhe collected in Shanghai Library， which belongs to the Ancient Books on document paper， includes the first Yellow Register in Donga County， Dongping Prefecture （zhou）， Yanzhou Prefecture （fu）， Shandong Province， drawn up in 1582， and the Poems of Zhao Yuanzhe， drawn up a little later.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documentary value. Through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Yellow Registers themselves and the version information of this ancient book， it can be further define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Yellow Registers stored on the back of the paper are the original Yellow Registers draft saved in Donga County. As a typical example， the Poems of Zhao Yuanzhe collected in Shanghai Library shows the utilization of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 archives， and it can als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 archive system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The ancient book on document paper; The poems of Zhao Yuanzhe; Yellow Book archives; Double document; Archives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近年來，隨著公文紙本古籍的發掘，一批新的古籍紙背文獻進入到了我們的視野之中，為解決諸多歷史問題提供了助益。所謂公文紙本古籍，指的是“古人利用廢棄官府公文檔冊和私人文書背面刷印的古籍”。[1]公文紙本古籍存有原始文獻和次生文獻兩種文獻，具有雙重的文獻價值。所謂的雙重文獻價值，指的是古籍中最先形成的原始文獻（公文檔冊、賬簿等），可于細節之處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作為公文紙本古籍中較晚形成的次生文獻，刊刻于古籍正面的傳世文獻亦可在具體內容及版本方面體現其價值。上圖藏《趙元哲詩集》即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文章以上圖藏《趙元哲詩集》為中心，在介紹這部古籍版本信息的同時進一步考訂古籍紙背中存留的黃冊檔案性質，借此對于我國古代公文檔案的存留問題進行簡要探討。

1 古籍中包含形成時間相近的雙重文獻

《趙元哲詩集》，為明代趙邦彥所寫的個人詩歌總集。原書共八卷，由明人于慎行選編。關于此書的作者趙邦彥，宣統《山東通志》載：“邦彥，字元哲，號少虛，東阿人。嘉靖癸卯舉人?！盵2]《趙元哲詩集》，收錄于《山左明詩鈔》一書中?！渡阶竺髟娾n》，“是集輯明代山東一省之詩，所錄凡四百三十一人”。[3]

上圖藏《趙元哲詩集》據《中國古籍總目》，為現存的“明萬歷十年（1582）朱應轂刻公文紙印本”。[4]刻書人朱應轂，據乾隆《泰安府志》，“朱應轂，字德載，?？h人。萬歷中，以進士知東阿”。[5]按此，則《趙元哲詩集》應為其在擔任東阿縣令時所刻。上圖藏《趙元哲詩集》的內容為卷五至卷八，共四冊。上圖藏《趙元哲詩集》卷五第一頁、卷六第一頁、卷七第一頁、卷八第一頁，均著錄了該書的版本信息：東阿少虛趙邦彥著；同邑谷山于慎行選；黎陽槐石朱應轂?？?。古籍正面刊刻了趙邦彥所寫的詩歌，詩歌多以其居住的虎窟山附近的風景作為題材。

上圖藏《趙元哲詩集》紙背，系明萬歷十年（1582）大造的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賦役黃冊。這批黃冊檔案共計111頁。其中，第一冊33頁，第二冊31頁，第三冊23頁，第四冊24頁。長27.2cm、寬17.1cm。紙背文獻字跡與正面古籍文字呈平行狀。據此可知，上圖藏《趙元哲詩集》保存有最先形成的黃冊檔案和之后刊刻的《趙元哲詩集》這兩種文獻，具有雙重的文獻價值。

事實上，公文紙背文獻的存留，與我國古代公文檔案制度密切相關。一般而言，中國古代的王朝會在政府檔案廢棄一段時間后再將其用來刊刻書籍。正如《唐令拾遺》所言：

凡文案、詔敕、奏案及考案、補官解官案，祥瑞、財物、婚田、良賤、市估案，如此之類長留以外，年別檢簡，三年一除之，具錄事目為記。其須為年限者，量事留納，限滿準除。[6]

《唐令拾遺》中提及了唐代公文檔案的存留問題。涉及詔敕、財務的檔案要保存相當長的時間；而其他的檔案，亦需要在保存三年之后方可廢棄。以明代而言，官方檔案亦需要在廢棄一段時間后方可用公文紙的另一面來刊刻書籍。但上文所介紹的上圖藏《趙元哲詩集》中涉及的背面最先形成的黃冊文獻和之后形成的正面文獻形成時間卻非常接近：古籍正面的文字系萬歷十年刊刻，而古籍背面的黃冊檔案亦系明萬歷十年大造的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賦役黃冊，這是這部公文紙本古籍極具特色的地方。通過此部書的刻印時間，有助于我們對此書所存紙背文獻的性質進行進一步考訂。

2 《趙元哲詩集》紙背的黃冊檔案性質

上圖藏《趙元哲詩集》，涉及帶有明代賦役黃冊內容的紙背共111頁。所謂賦役黃冊，是明代為征收賦稅和僉派徭役而在全國推行的一種重要的冊籍。明代編造賦役黃冊的基礎是里甲制度，里甲制度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選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鰥寡孤獨不能承擔徭役的人戶，則帶管于一百一十戶之外。[7]明代賦役黃冊的編造是以里為基本單位，但各個里編造的賦役黃冊，性質并不完全相同。欒成顯先生認為，各個里攢造的冊籍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進呈冊。又稱正冊，即大造黃冊時每里所造上繳戶部的黃冊正本。二是存留冊。又稱底冊，為存留于司府州縣的副本?！遣輧?。為大造時各里最初攢造的黃冊草稿?！盵8]明人王世茂曾在其書《仕途懸鏡》中談及基層里甲中攢造冊籍的過程：

須于未造之先，預令里甲，各將該圖戶丁田地，開報在官。取吊數解黃冊舊底，并積年書總及見年人役，隔壁查算。先縣，次都，次圖，各總數目相同，造具草冊……[9]

各里草冊的編審，是明代黃冊制度運行的重要一環。

上圖藏《趙元哲詩集》紙背文獻，冊籍登載的格式和內容具有一定的特點。在冊籍格式方面，如編號為ST·ZYZSJ[DYC：Y25]的《趙元哲詩集》第1冊正文第25頁背第8行載：□鄉二都第三圖馬站戶，充萬歷十 年甲首。其中，文書第8行“萬歷十”與“年甲首”之間空了一字，應是為后期填寫具體年份而預留的空白。而在冊籍登載的內容方面，如編號為ST·ZYZSJ[DYC：Y17]的《趙元哲詩集》第1冊正文第17頁背，其第1～第3行登載了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的人戶黃朝章的基本信息。有明一代，黃冊按照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的四柱式格式登載人戶的丁口及資產信息。但這頁黃冊，卻在第4行的位置登載了“實在”二字，而在冊籍第21行登載了“新收”二字，應是黃冊在最初攢造時記載錯誤所致；再如編號為ST·ZYZSJ[DSIC：Y8]的《趙元哲詩集》第4冊第8頁背第1行載：夏稅地十六畝一分一分。明制，土地在冊籍上的登載有明確的單位換算標準，一般為頃、畝、分、厘、毫、絲、忽等單位。此行登載的土地信息同時出現了兩個平級單位，應是黃冊在最初攢造時記載錯誤所致。

通過以上列舉的三頁黃冊檔案，我們可以看出各里所攢造的黃冊草冊，在內容上實際與正冊內容基本一致，只是部分需要填寫詳細信息的地方需留出空白，在核對信息后再進行填寫；同時，冊籍中亦出現部分信息填寫錯誤的情況，應是最初編造完畢后尚未進行內容核對的冊籍。因此可以初步判斷，該批黃冊檔案的性質應為各里編訂正式黃冊之前形成的黃冊草稿，應為黃冊檔案類型的草冊。

3 以古籍版本考訂黃冊檔案的性質

上文提及，有明一代，地方在攢造賦役黃冊的過程中，各里共攢造三類冊籍，一為草冊，二是存留冊，三是進呈冊。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于全國第一次推行賦役黃冊時規定：“冊成，一本進戶部，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盵10]在黃冊草冊攢造完畢后，司、府、州、縣在此基礎上編造冊籍，一式四本，保存在司、府、州、縣，以便于在解決爭訟問題時核對黃冊。最后，進呈給戶部的黃冊正本即為進呈冊，收于后湖保存。各里攢造的這三種冊籍，存在著一個先后的攢造順序和邏輯關系。上圖藏《趙元哲詩集》的版本信息，能夠為我們進一步考訂黃冊檔案的性質提供重要的參考。

我們知道，上圖藏《趙元哲詩集》明確記載了其書的版本信息，即：東阿少虛趙邦彥著；同邑谷山于慎行選；黎陽槐石朱應轂?？?。需要關注的是，在萬歷五年（1577）中進士后，朱應轂隨即擔任了東阿縣的縣令，并于萬歷十年（1582）于任上刊刻了《東阿縣志》?！睹髟娋C》中有關于朱應轂任官情況的記載：

應轂字德載，?？h人。萬歷丁丑進士，除東阿知縣，擢貴州道御史，尋改山東道御史，巡按貴州，再改云南道御史，巡按淮揚，卒于官。有《槐石集》。[11]

《明神宗實錄》中曾記載萬歷十一年（1583）官員的考核情況：

考選得知縣等官三十五員，俱堪任御史：……黃師顏、蔡時鼎、羊可立、喻文偉云南道；朱應轂、周之翰貴州道……[12]

據此可知，朱應轂應是在萬歷五年（1577）至萬歷十一年（1583）擔任東阿縣的知縣，而他所刊刻的《趙元哲詩集》有較大的可能是和其纂修的《東阿縣志》屬于同一批出現的書目，應是在萬歷十年（1582）至萬歷十一年（1583）之間刊印的。換言之，此書最晚的刻印時間，應是在萬歷十一年朱應轂赴貴州上任之前。

實際上，這里就涉及一個重要問題，即利用公文紙刻印的《趙元哲詩集》，勢必要等到公文紙廢棄后方能夠刊刻書籍。公文紙檔案的廢棄與保存，與我國的檔案制度密切相關。在我國古代，經過一段時間后公文檔案方可進行處理。以明代的賦役黃冊而言，便涉及黃冊檔案的存留問題。方才言及，明代各里攢造的黃冊類型主要有草冊、存留冊及進呈冊這三類冊籍。在這三種黃冊中，存留冊是一種解決地方爭訟的重要冊籍。正如《后湖志》所言：“官司有所征發，細民有所爭訟，一經查冊，奸弊莫施……”[13]地方存留的黃冊，在解決當地的爭訟問題時，能夠起到重要的參考作用。如《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志銘》中，便登載有李君通過查驗上一次大造黃冊時登載的人戶信息來解決地方刑事案件的具體實例：

臨江王、張二姓格闕，王殺張一子，恐罪，乃殺丐者三人，稱為己子以誣張。累諷不得其情，后乃囑君。君問死者皆有婦邪？各以婦氏對。徐檢視黃冊，驗諸死者及婦名氏。張具有之，王一無有也。于是刑王婦，婦即吐實，曰受雇來爾。事乃白。[14]

通過這條史料，我們可以發現官員李君利用地方存留的黃冊檔案解決地方的爭訟問題?？紤]到黃冊十年一造的特殊性質以及前后黃冊檔案中人戶姓名、年齡、鄉貫等基本信息的比對問題，李君在此處所利用的應是保存于地方州縣的存留冊。關于明代黃冊在基層當中的應用問題，我們可以在冒日乾《存笥小草》的判詞中尋找到例證：

葉廷蕙，春四籍也。春四不可則跳而之太四，太四不可則又跳而之春二、三。徙承間而徭不及焉，亦大巧避哉！蕙稱里役系鑄銅板，似不可踐更。乃原貫某里某甲獨非鑄銅板乎？而何徙之數也！其詞游矣！合與王位敏朋收南糧，不許避役[15]

這條史料，亦是冒日乾在地方判案時利用黃冊檔案對于人戶鄉貫問題進行核實的一個具體實例。通過地方存留的黃冊檔案，冒日乾解決了葉廷蕙的應役問題。

根據以上兩則史料，我們可以發現賦役黃冊在解決地方的爭訟時，無論是解決人戶之間的爭訟問題還是人戶的應役問題，仍然可以發揮其重要作用。地方新攢造好的存留冊，勢必需要保存一段時間以應對地方的爭訟問題，而不會立刻作為廢棄的公文紙刊印書籍。

上圖藏《趙元哲詩集》應是在萬歷十年（1582）至萬歷十一年（1583）刊刻的書籍，而其紙背的文獻則為萬歷十年（1582）大造的賦役黃冊。在黃冊檔案廢棄后，縣令朱應轂方能用其刊刻《趙元哲詩集》。由于府、州、縣需要存留冊解決地方人戶的實際問題，因此在草冊編定后，朱應轂極大可能用最初攢造的黃冊草冊來刊刻《趙元哲詩集》。正是由于上圖藏《趙元哲詩集》所保存的兩種文獻時間較為接近，因此我們能夠通過古籍的版本來明晰這批黃冊檔案的性質。上圖藏《趙元哲詩集》這部極具特色的古籍，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以古籍版本考訂黃冊檔案性質的具體實例，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4 結語

公文紙本古籍作為一種包含原始文獻和次生文獻的古籍，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價值：一方面，公文紙印本中最先形成的紙背文獻，可以印證史籍中的相關記載，于細節處補充傳世文獻記載之不足；另一方面，公文紙印本正面的次生文獻，則為我們提供了多樣的古籍版本，是古籍目錄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公文紙本古籍中所包含的原始文獻和次生文獻，又存在著先后的產生次序和邏輯關系，可以互相考訂。以上圖藏《趙元哲詩集》為例，其正面的內容《趙元哲詩集》為明確其背面賦役黃冊的冊籍性質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也為我們了解我國古代的檔案的存留情況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實例，對我國現代的檔案管理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本文系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古籍公文紙背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5ZDB035）階段性研究成果。

歸檔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數據歸檔卻是一個新任務、新課題。如何將一個老問題與新任務、新課題完美融合在一起，實現數據歸檔的平穩推進，應該是開展數據歸檔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不能為了研究而研究，要以目標為導向，從實際出發，以為實際數據歸檔工作服務為根本原則開展研究。因此，可以考慮從內容、觀點、重點、方法等方面展開研究。

4.1 研究的主要內容。數據歸檔是個新課題，涉及的內容眾多，不可能在一個研究周期內全部研究一遍。需要從主要問題入手，抓問題的主要方面?？梢钥紤]從以下6個方面著手。

4.1.1 數據歸檔工作目標任務?！丁笆奈濉币巹潯分?方面發展目標、7項主要任務、14個任務分層涉及數據，7項任務與數據歸檔相關。通過對《“十四五”規劃》部署的目標和任務分層逐個進行梳理分析，明確數據歸檔工作目標任務，確定項目研究方向和重點。

4.1.2 數據歸檔文獻定量、定性、內容、實證分析。通過對數據歸檔已有成果文獻數據進行定量分析，研究數據歸檔的發展脈絡和趨勢；進行定性分析，研究數據歸檔的工作特性；進行內容分析，了解現有研究狀況，分析成果特點，為項目研究夯實理論基礎；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各領域數據管理平臺和數據歸檔機制建設情況，服務數據歸檔工作實踐，實現經驗成果轉化。

4.1.3 檔案第三大來源的形成及其種屬關系辨析。檔案管理在數據化時代進程中，產生了“檔案”概念和“數據”概念的交叉。運用文獻分析法，從定義、政策、理論方面，對從文件到檔案、科技資料到科技檔案、數據到數據檔案的發展過程進行梳理，論證三大檔案來源的種屬關系，得出數據是數據檔案的屬概念結論。結合《“十四五”規劃》任務的部署，得出數據已成為我國檔案的第三大形成來源的結論，[21]并將此結論作為項目研究的新視角。

4.1.4 數據歸檔政策、組織、技術、人力環境和監督指導。隨著電子文件管理的發展，出現了與數據管理深度融合的新態勢，參考、借鑒電子文件和電子檔案發展的理論和實踐，以及現行的相關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研究數據歸檔的基本思路、推進機制、技術路線、業務要求、人力環境和數據平臺建設；研究如何推進檔案業務在線監督指導，實現網絡化、智能化、動態化的檔案數據監管。

4.1.5 政務服務數據歸檔。參考借鑒浙江省檔案局等單位的政務數據歸檔管理成功經驗，研究如何完善政務服務數據歸檔機制，強化全流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數據歸檔功能建設，切實推進政務服務數據歸檔。

4.1.6 數據歸檔法規供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以下簡稱《檔案法》）《“十四五”規劃》，契合信息化發展要求，參考借鑒《產品數據管理（PDM）系統電子文件歸檔與電子檔案管理規范》（DA/T 88-2021）、《建設項目電子文件歸檔和電子檔案管理暫行辦法》（2019）、《政務服務事項電子文件歸檔規范》（DA/T 85- 2019）、《企業電子文件歸檔和電子檔案管理指南》（2019）、《電子證照文件技術要求》（GB/T 36905 - 2018）、《浙江政務服務網電子文件存檔信息包數據規范（試行）》（2017）、《電子文件歸檔與電子檔案管理規范》（GB/T 18894-2016）等已有國家和地方標準和規范，研究探討數據歸檔的法律保障。

4.2 主要觀點

基于前述文獻分析，對于數據歸檔形成如下認識與觀點：

（1）數據歸檔是一項適應社會信息技術發展需求的過程性實踐活動。數據歸檔在《“十四五”規劃》中大規模列入，標志著數據已經繼文件、科技資料之后，成為大數據環境下檔案的第三大主要來源。

（2）數據已被視為數據文件，歸檔即是各類數據文件的檔案化管理。

（3）歸口集中管理數據檔案是各級各類檔案館的新職能，應被列入檔案管理的數據范圍是“對國家和社會具有長久保存價值的數據”。

（4）圍繞各行業各領域歸檔需求，尋求能夠滿足各類型業務系統歸檔需求全覆蓋的數據歸檔標準化實施路徑，是數據集中管理的關鍵和核心。

總之，從數據為檔案第三大來源這一新研究視角出發，基于《“十四五”規劃》部署主要任務，突破現有研究的局限，尋求解決問題的政策、理論、技術和人力支持以及法律保障，為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任務奠定基礎。

4.3 研究重點與思路

4.3.1 研究重點。我國正在大力推進政務一體化平臺建設，2019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在線政務服務的若干規定》，全面推行政務服務事項網上辦理。隨之，各地積極搭建各級政務服務平臺和各類自建政務系統。隨著時間積累，政務服務平臺形成了大量政務數據，迫切需要數據歸檔工作的標準化、規范化管理?！丁笆奈濉币巹潯凡渴鸬?項數據歸檔任務中3項任務主體是“政務服務數據歸檔”。據此，項目研究重點擬為如何完善政務服務數據歸檔機制，強化全流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數據歸檔功能建設，達到切實推進政務服務數據歸檔的要求。

4.3.2 研究思路。研究應當以新《檔案法》及《檔案工作基本術語》對歸檔的專業定義，相關法律對數據的定義，《“十四五”規劃》中有關數據歸檔任務內容為依據，運用檔案學、管理學、數據科學、圖書情報科學等多個學科相融合的思路，采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理論與操作兩方面展開研究、論證與實踐。

5 結語

綜上，通過對數據歸檔研究狀況、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和數據歸檔研究的內容、觀點、重點、思路、方法的探討，得出數據歸檔是數據成為檔案第三大來源的標志和數據歸檔任務的完成需要規劃，需要實施，更需要法律的保障兩大結論。因此，數據歸檔相關標準、規范及管理辦法的研究與或可能的情況下數據歸檔規范性文件草本的起草是項目研究的難點之一；研究解決數據文件歸檔難題與結構化數據歸檔技術是項目研究的難點之二。解決了這兩個難題，數據歸檔研究就會向前推進一大步，為數據歸檔納入檔案工作體系，實現重要數據向檔案的平穩轉換提供理論支持、政策保障、技術支撐。

*基金信息：本文系河南省檔案局科技項目《“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背景下的數據歸檔研究（項目編號：2022-R-018）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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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李俊斌，博士研究生 來稿日期：2023-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