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智能時代人的價值自覺

景星維　王思奇

摘 要：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科技浪潮的興起，使人們的生產生活發生了深刻改變，人類由此進入智能化時代。但在其價值彰顯的同時，倫理的困境和當代社會人的價值危機相伴而生，突顯了人類價值自覺問題的迫切性。梳理價值自覺的概念、探析智能時代價值自覺面臨的困境、建構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平衡的培育路徑，對于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生產力的飛躍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智能化；價值自覺；教育引導

中圖分類號：B01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3）09-0074-07

人類社會正在經歷著無法阻擋的智能化浪潮。習近平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的祝賀信中寫道：“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動能，正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保?］一方面，人工智能讓人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工作更加簡單便利；另一方面，伴隨智能化過程而生的認知、情感等困境，造成理性喪失、主體意識缺乏等問題，影響了人們的價值選擇和價值判斷。因此，探究智能時代人類價值自覺的內涵、困境及應對困境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價值自覺的內涵新解

關于價值自覺內涵的界定一直是學界的熱點問題，不同的專家學者對于價值自覺有著不同的定義。從價值理性的角度來看，王倫光認為“價值自覺實際上就是作為價值主體的人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對價值及其追求的自覺意識，就是作為價值主體的人對自身價值和存在意義的體認、建構與追求，也包括對現實世界的反思、批判、超越而建構一個應然的、合乎人的本性和目的的未來理想世界” ［2］；從價值自覺和人類發展的角度出發，熊曉紅和王國銀認為價值自覺“不僅包括價值目標選擇的自覺，價值創造、價值實現的自覺，還包括價值實踐活動的自覺，即自覺、積極、主動地追求人的全面發展”［3］；從價值哲學理論出發，王玉[XC樑.EPS，JZ;P]認為21世紀價值哲學是從自發到自覺的走向，提出實踐的價值哲學［4］。隨著智能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發生了諸多變化，同時也產生許多問題，結合學界已有對價值自覺的研究，我們認為，人的價值自覺是人在價值追求過程中產生的、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自覺意識和自覺行為。具體來講，它是科學的價值認知、理性的價值情感、穩定的價值認同、積極的價值實踐的有機統一體。

（一）科學的價值認知

大多數學者認為價值認知是對客體價值或主客體之間價值關系的客觀反映，是基于客體對主體的作用而形成的關于客體價值的意識。馬克思也指明了“價值”的范疇，認為“‘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5］，不能脫離主客體關系來看價值。通常情況下，價值認知描述的是客體的固有屬性，以及這些屬性作用于主體產生的價值感知、理解和判斷。人們在價值活動的過程中會建立主客體間的價值關系，同時主體對客體也會產生一定的價值認知。非科學的價值認知可能會存在孤立、靜止、片面的問題，科學的價值認知則具有全面、本質、正確的特點。因此，科學的價值認知是人在價值活動中產生價值自覺的必要基礎，同時也是價值自覺內涵的重要構成部分。

其一，科學的價值認知是對客觀世界全面的價值感知。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拓寬，獲取信息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因此人們擁有自由選擇信息的條件。然而，面對大量復雜繁冗的信息，人們在選擇上往往會受到智能推送的影響，失去信息獲取的自主性。通常情況下，人們只能看到表面上的信息自由，實際上卻被技術限制了視野，只能對客體進行片面的價值感知，難以形成科學的價值認知。

其二，科學的價值認知是對客觀世界本質的價值理解。價值理解是指認識到客體對主體存在意義的原因，深入了解客體的價值或主客體間的價值關系。價值理解往往來源于對價值經驗的積累和分析，并在價值感知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主客體間價值關系的本質。從本質上分析主客體間的價值關系，就是要認識客體的本質、規律、屬性、功能與主體利益、主體發展的內在需要及其他要素之間的聯系。在主體理解客體本質的過程中，人們形成合理的認識方法、衡量標準、思維方式，即規律的價值理解，從而實現對客體科學的價值認知。

其三，科學的價值認知是對客觀世界正確的價值判斷。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關系，價值的生成是以主客體的生成為前提條件的?！保?］46通常情況下，人們在價值活動中會判斷客體有無價值、有什么價值、有多大價值。在進行價值判斷時，人們如果僅從當下的角度考慮，很有可能產生錯誤的價值判斷，如客體未能達到預期或忽略了客體的發展潛力。正確的價值判斷需要堅持以對社會的貢獻和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標準，同時保證判斷過程的邏輯統一性，避免對目標的偏離。因此，人在對客體進行科學的價值認知時，會從發展的角度開展價值活動，用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客體，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

（二）理性的價值情感

情感是與人的社會關系需要相聯系并受社會關系制約的態度體驗。價值情感是指價值主體基于現實生活中的價值關系和價值實踐活動而產生的一種情緒態度，是價值主體對價值實踐中的價值目標是否達成而產生的情緒體驗。人在實踐活動中會產生穩定的情感，即對客體表現出喜或惡、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從側面反映對客體價值的評價。人的任何行為都是以一定的價值情感為前提和基礎的，價值自覺也不例外。

其一，理性的價值情感以穩定的情感狀態為基礎。價值情感是主體對客體價值評價的側面反映，價值情感由主體自主產生、客觀存在且受主體影響。情感是一種自發的態度體驗，其自發性決定了其內在邏輯和互動趨勢都是盲目的、難以預測的。一旦人依賴外部條件進行價值追求，就可能喪失主觀性，被動地作出判斷。穩定的價值情感一經形成便引導人們進行主動的價值追求，對價值自覺的形成有促進作用，同時不會因為情緒的波動而輕易發生改變。

其二，理性的價值情感需要較高境界的價值追求。價值情感的境界有高低之分，較高的價值情感境界是指主體在進行價值追求時，能夠從更高的層次出發以達到更偉大的目標。具體來說，較低的情感境界是指功利性的價值情感，單純的從個人利益出發，以獲取物質財富為目的。馬克思曾指出，在未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6］422，因此當人具有理性的價值情感時，其情感境界也會變得更高尚，在進行價值追求的過程中能夠以人為中心，從整體的、長遠的角度看待問題，以人類的發展為目標。

（三）穩定的價值認同

價值認同可以表現為某一個體或群體對于內部或外部對象在價值觀念上趨于同一的過程，既包括了內在價值觀念的主觀建構，又包括了對社會價值規范的內化與實踐。理解價值認同也應通過個體與社會兩個層面進行。從個體層面看，價值認同是個體不斷進行價值觀念的比較、選擇、吸收從而對自身價值建構進行調整的過程；從社會層面來看，價值認同是個體將社會或群體的規范、觀念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念的社會交往過程。價值認同是價值自覺實現的重要標志，是主體對內部或外部對象在價值觀念上的承認、認可、贊同，由此產生歸屬意識，進而獲得價值自覺的過程。

其一，穩定的價值認同包括對自我價值的體認。人對自我的認知，從本質上看是“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7］。主體在自身價值建構過程中會對自我價值進行定位，當這種自我價值的定位正確時，主體就會對自身的權利、責任和義務有清晰的認識，并肯定自身的行為和想法；當自我價值的體認產生偏差或錯誤時，主體會對自我價值產生否定，進而帶來自我認同的危機，即無法認識真實的“自我”。人的價值追求以個體的價值認同為基礎，在價值追求的過程中，主體需明確自我價值定位，樹立有意義的價值目標，從而形成價值實踐的動機，力求實現自己的價值追求。因此，從個體層面來看，穩定的價值認同是個人對自身的社會身份或角色的確認。

其二，穩定的價值認同包括對社會價值的趨同。對社會價值的趨同是指個體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將所處社會的集體規范和觀念內化為自身的價值觀念，并對這種群體的價值和發展有正確的理解。簡單地說，就是人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及其價值取向、價值標準等方面的認同和肯定，表現為不同的人在價值追求上達成了某種一致性、統一性和相似性。從社會層面來看，穩定的價值認同是個人對群體或社會的情感、態度的認可、擁護乃至是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被凝練在“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24字中，把“涉及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要求融為一體”［8］，并通過公民教育、文藝作品、思想建設等多種方式，培育人的價值觀，以實現對社會價值的趨同。

（四）積極的價值實踐

實踐作為一種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是價值關系形成過程中必不可缺的重要環節。價值實踐是主體對價值目標進行價值追求的具體活動。這印證了價值誕生于人們的實踐活動，沒有實踐便不存在價值。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來看，價值自覺基于一定的實踐基礎而形成，同時又指導價值主體的實踐活動，我們將價值實踐分為主動實踐和被動實踐，消極的價值實踐往往是受價值自發影響的、被動的實踐活動，而積極的價值實踐是價值自覺指導下的主動的實踐活動，是主體自愿開展的實踐行為。積極的價值實踐引導人們追求更高的思想境界、更發達的科學技術，在實現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同時，促進社會的進步與和諧。

其一，積極的價值實踐是價值自覺產生的基礎。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價值自覺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并不是人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在價值追求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價值追求本質上是實踐的，需要在人的實踐活動過程中實現［9］。這就決定了價值自覺作為一種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自覺意識，要靠積極價值實踐來實現。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以“使人類和他自己趨于高尚”［10］為價值追求而進行實踐。

其二，價值自覺會不斷深化積極的價值實踐。人的物質活動往往體現出人的意識水平，價值自覺一旦在人的頭腦中形成，主體就會在實踐時按照自身意志改造客觀世界，實踐的對象便能體現出主體的價值觀念、價值理想和價值取向等。價值自覺作為一種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自覺意識，在實踐活動中發揮著重大的導向作用，保證實踐活動的正確方向，不斷深化積極的價值實踐，從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智能時代人的價值自覺面臨的困境

隨著人工智能的不斷發展，互聯網已然成為大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人們在享受智能時代帶來的開放和便利時，卻忽略了其帶來的無形的數字枷鎖。結合價值自覺的內涵和人工智能技術的背景，對人在智能時代呈現出的價值認知現狀進行分析，發現人們的價值自覺主要面臨以下困境。

（一）信息不自決帶來的認知困境

信息自決是指人們在面對海量信息時，能夠自主掌握并支配信息的狀態。簡而言之，就是人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來掌控、處理信息。當人們在對某一事物形成價值認知的過程中擁有信息自決權時，就可以獲取與這一事物相關的相對完整的信息，形成全面的價值感知，并可以進一步選擇自己所需的信息，對其本質進行客觀的價值理解，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反之，信息不自決可能使人喪失其主體地位，成為被信息支配的存在。當人們陷入信息不自決時，單一地接受由算法分發、迎合其口味的信息，則無法意識到自己已經被算法技術所支配，喪失對信息的自主選擇權，頭腦中形成的大部分價值感知是片面的價值認知。

其一，從技術層面來講，智能推送的傳播方式在技術上限制了人們自由選擇信息的能力，使人一定程度上被技術所支配，從而形成片面的價值認知。大眾傳播理論中的“選擇性接觸理論”認為，大眾在接受信息時會受制于個體差異，往往更傾向于接觸與自己的既有立場、觀點、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內容。因此，智能推送技術應運而生，其針對受眾需求進行精準的定點推送，基于用戶的興趣進行算法分發。久而久之，人們只能看到兩種信息，一種是自己“想看”的信息，另一種是幕后推手希望推廣的、于其“無用”的信息。這種忽視人主體地位的傳播技術導致人們無法逃離自己的信息舒適圈，所獲取的信息也不具有可選擇性，最終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喪失信息自決的能力，成為智能推送技術的“俘虜”。

其二，從社會層面來講，社交網絡化改變了人們傳統的社會交往方式，往往會隔離其他領域的信息和異己的表達，固化人們非客觀的價值認知。一方面，“信息繭房”將人們限制在封閉的環境中，窄化其獲取的信息，同化其接觸到的觀點，使其對世界的價值認知逐漸狹隘。社交媒體在資本的推動下選擇擁抱流量，專注于娛樂化內容，偏廢公眾價值，用戶的認知水平和媒介素養不斷退步，沒有足夠的能力對事物形成客觀全面的價值認知。另一方面，網絡社交限制人們信息的獲取和觀點的提出，使其價值認知不具備客觀性。在社會化媒體時代，人們在進行網絡活動時，下意識地選取自己認同的信息領域，與持有相近觀點的群體進行社會交往，構建新的社會關系。在這種社會關系下，人們形成同質性的群體意識，這種群體意識對其內部成員的行為和觀點進行引導、制約乃至裹挾。受群體意識控制的人只能聽到“繭房”內的“回響”，其價值認知也喪失了客觀性。

（二）價值自發產生的情感困境

價值自發是價值自覺的低級階段，價值自覺以價值自發為基礎，吸收其中合理的內容，剔除片面的部分，實現對價值自發的揚棄。當人們無法理解價值的本質而進行價值追求時，就會表現為幼稚的、不成熟的價值自發；當人們在深刻理解價值本質的基礎上進行價值追求時，就會表現為成熟的價值自覺。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夠幫助人開展認識活動，創造了人類追求更高價值的基礎條件，另一方面又使人依賴技術，陷入價值自發產生的情感困境。

其一，價值自發產生的情感困境使人的感性壓倒理性。一方面，人如果依賴于智能化的機器判斷，就會盲目信任技術，將人工智能的價值判斷凌駕于人的自主判斷之上。這顯然是一種盲目“屬物”感性壓倒“屬人”理性的情況。近代科技借用理性的力量，彰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使人們擁有充足的時間精力和豐富的物質基礎去進行價值追求［11］。但與此同時，智能技術理性的工具化程度不斷加深讓人的思維被技術所桎梏，陷入科技理性的誤區，如科技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問題、科技發展可以消除所有負面效應等。人們如果盲目地信任技術，無條件遵從于人工智能的判斷，就會喪失自身“屬人”的理性。在這一狀態下的人只能主觀、本能、盲目地進行價值追求，最終陷入價值自發。另一方面，網絡本身可能導致人的理性的缺乏。在信息大爆炸的互聯網時代，由于信息過剩和信息透明度不高，絕大多數網民不具備辨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同時，互聯網的非實名制拉低了言論自由的限度，一些網民在虛擬世界為所欲為。正如法國心理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指出的：“群體永遠漫游在無意識的領地，會隨時聽命于一切暗示，表現出對理性的影響無動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們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外再無別的可能?！保?2］群體極化的負作用使網民更多的選擇沉默和從眾。因此，人們很容易在使用網絡的過程中無意識地喪失了理性，又在價值自發的支配下陷入惡性循環，使原本相對有序的網絡空間淪為個人情感無序宣泄的戰場。

其二，價值自發帶來的情感困境主要表現為單純的功利性價值情感。一方面，人工智能大多以當前利益最大化為目的進行算法設計，只考慮了技術的工具理性，忽略了人的價值理性。在資本控制下，智能算法以獲利為根本目的，具有很強的效用性和功利性，但并不具備對意義、美、信念等內容的思考。人工智能技術下的新型生產模式將人變為技術的附庸，人的情感淪為獲取利益的工具，人對事物產生功利性追求，眼前取代長遠，局部取代整體，其情感也轉變為單一的功利性價值情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社會性上的局限，不利于人類長遠發展。人工智能本身所屬的是某一個社會群體，其存在的意義就是為該群體獲取利益。如果無法從整體社會層面控制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的功利性就無法消弭，功利性價值情感帶來的困境就會產生。

（三）主客體關系顛倒帶來的認同困境

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和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遷，對人類的存在方式和文明發展基礎都產生了挑戰，人們對于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認同也產生了焦慮。價值認同是指社會成員或組織在社會活動中對某類價值的內在認可或共識。價值認同是價值觀形成的基礎條件，通過這些認可或共識，人們形成自身在社會實踐中的價值定位和定向，其對人的行為傾向產生著重要影響；而價值認同的錯位會給人自身帶來嚴重后果。

其一，主客體關系顛倒使人對自我價值產生認同困境。人類依賴于人工智能的判斷，過分信任人工智能作出的決策，最終結果呈現為自我積極性的降低和自主意識的缺乏。通常情況下，人們會對自己作出的選擇更具有主動性，在實現目標的基礎上，增加對自我和自我選擇的認同。在人工智能帶來的新型生產模式下，人類從勞動的主體逐漸變為機器的附庸，由于人工智能本質是算法，即數字和代碼，被人工智能同化的人類也淪落為數字化的存在。這使得人在對待自身同人工智能的價值關系時，喪失了在其中的主體地位。數字化的人已經喪失了自主思考的能力，只能被機器奴役，無法認識到自身的價值所在，自然也無法完成對自我價值的認同。

其二，主客體關系顛倒使人對社會價值產生認同困境。人工智能使人的生產生活便捷高效，在各個方面都造成了不可逆的改變。但是，當前人工智能浪潮涌動的背后，更多的是資本杠桿在操控，人工智能的發展目前還是以獲取利益為第一驅動。任之自由生長，人工智能技術下的社會生產以資本為軸不停運轉，將會逐漸影響至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人們會逐漸忽視對人類存在的意義、世間的真善美等價值的思考，社會文化、價值、信念等也會在人工智能的影響下逐漸由對人自身價值的思考轉向認同物的膨脹，最終產生價值認同上的困境。

（四）受動行為帶來的實踐困境

受動行為是指在錯誤的價值認知、價值情感、價值認同的共同影響下，人不斷重復的非自主行為。人在人工智能的牽引下被迫重復受動實踐，無法進行自主的價值實踐。同時，受動行為可能會導致人類思考問題習慣的喪失，更加機械、被動地接受外界的信息。人在價值活動中重復的受動行為主要表現出非自主和非正向兩個特點。

其一，實踐困境表現為非自主性的行為。在非自主性的影響下，智能技術控制了人的頭腦，使人的行為遵循技術背后的資本邏輯，而非人自身發展的邏輯，導致人難以自主開展實踐。智能算法在延伸人的認識能力的同時，也憑借其過濾、屏蔽等手段，使人們在技術中被馴化，思辨能力呈現逐漸退化的趨向。原本主動的受眾變成被動接受信息“投喂”的單向信宿，個體與信息之間的交互空間被嚴重壓縮。商業資本力量的介入，會加劇對人類自主性的侵蝕，如在線商業營銷、關鍵詞競價排名、基于搜索行為和內容的廣告等。有研究者指出，基于興趣導向的算法推送，受眾所接觸信息的同質性增加，接觸到的知識的多樣性減少，人類的自主性在認知和行為層面都有了減退的風險［13］?！袄O房”邊界的設定中摻雜著算法開發者的意志，其篩選和推送機制裹挾著利益相關者的商業目的，其輸出結果執行開發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優先推送那些最符合自身訴求的信息；通過有偏向的算法影響個體認知、議程設置，這些經過精心篩選后的信息加深了對個體的操縱和剝削［14］。

其二，實踐困境表現為非正向性的行為。受到錯誤意識觀念的影響而被迫重復進行受動行為，會加劇人的非理性情緒的產生，甚至出現過激行為。非正向性受動行為的推波助瀾，是“飯圈”的混亂狀態產生的現實例證，對網絡空間的健康生態造成惡劣影響?！胺劢z”相互謾罵、侮辱誹謗等一系列過激行為的背后，是通過打榜應援榨取“粉絲”價值、縱容集資引流“黑產”橫行的平臺與資本的操控。在超話、“粉絲”群、APP中，大量青少年粉絲掉入了只有流量偶像相關內容的“信息繭房”。出于對偶像的喜愛信任，他們對現實世界發生的一切充耳不聞，對網友理性規勸之聲惡語相向。由此可見，智能化帶來的非正向性的實踐困境不僅不利于人的自由發展，對社會秩序的穩定也會產生一定威脅。

三、智能時代人的價值自覺培育

當下人的價值自覺面臨著諸多困境，基于價值自覺于人的重要意義，破除困境、培育自覺迫在眉睫。結合價值自覺的內涵，主要可通過破除信息無法自決、情感無法自制、主客體關系逆位和實踐無法自主的困境，實現對人的價值自覺的培育。

（一）認知筑基：以人類智能主導人工智能

馬克思認為，如果我們“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那我們就不能認識到“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6］54。破除大數據時代智能技術對人的認知產生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

其一，從技術的角度出發，對技術進行規范和限制。在網絡運行的過程中，智能推送技術具象化為算法，因此對智能推送技術的規范和限制，實際上是對算法的優化和升級。為了“破繭”，我們可以利用智能推送技術的特點，反其道而行之。在設計算法時，專門推送用戶不點擊或沒有主動檢索過的內容，增加其信息瀏覽量，拓寬其收集信息的渠道。同時，加強對各類信息獲取平臺技術使用的監管和治理。通常情況下，各類平臺為獲取用戶的信息偏好，會要求其讓渡自身的隱私權來換取平臺的使用權，根據用戶的習慣和喜好從而建立起厚厚的“繭房”。對這種“技術性強迫”行為，有關部門應出臺相關規定，對平臺的行為進行監管和規范，同時用戶自身也要拒絕平臺對其合法權利的侵占。平臺可以在用戶的使用過程中逐步建立對用戶的認知，更全面地推送信息，從不同角度和方面完整人們對事物的價值認知。

其二，從人的角度來看，人需要為自身的發展走出“舒適圈”。在獲取信息時，人要努力改變自身的認知習慣，提高媒介素養，豐富信息收集渠道，做到主動收集信息，進行價值判斷。大數據時代，人們獲取有效信息需要大量的時間成本和精力成本。在使用智能技術的過程中，人們要養成主動獲取信息的習慣，改變被動接受信息的現狀，克服認知過程中的惰性心理。此外，也可以不局限于網絡，選擇多種平臺和方式進行信息收集。盡管網絡更加便捷高效，但傳統媒體也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并且沒有定向推送的特點，運用傳統媒體收集信息可以作為轉換思維、全面認識事物的另一途徑。人們要意識到智能技術對自身的不斷異化，化被動為主動，在信息的收集、選擇、處理、分析時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價值認知的過程中破除對技術的依賴。

（二）情感建構：用價值理性引領工具理性

馬爾庫塞指出：“技術理性這個概念本身可能就是意識形態的。不僅技術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統治——有計劃的、科學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統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隨后或者外在地強加于技術的；他們進入了技術機構的建構本身。技術總是一種歷史—社會的工程：一個社會和它的統治利益打算對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設計著?！保?5］因此，解決技術對人的異化問題，需要注意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在價值情感的建構上，要重新喚起人們對價值理性的重視，讓價值理性占據主導地位。誠然，技術本身蘊含著巨大的價值，但是人作為價值關系的主體，其自身的價值是不能被技術所決定的。大數據時代，人類社會向智能社會逐步轉型，工具理性迅速漫溢，智能技術不僅帶來了便捷高效的工作成果，也帶來了道德倫理的喪失。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要彰顯出自身的價值，將自身的發展和整體的、長遠的利益作為最終目的，用價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

其二，要堅持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有機統一，構建積極和諧的人機關系。在人類社會現代化之初，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是相互推動的關系，前者為后者提供“神圣意義”和“終極目的”，后者則為前者提供實現途徑，二者相互支撐、相互依賴，共同為現代價值秩序提供合法性基礎［16］。而現在，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關系已經脫離原有的形態，工具理性肆無忌憚地否認、消解價值理性，人也放棄對價值和道德的追求，轉向運用技術獲取利益不斷進行消費。在智能技術的運用中，我們要確立人本理念的第一性，用人文理性指導技術發展，以人類長遠的發展為指引，讓價值理性逐步回歸，最終實現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均衡發展。

（三）認同歸位：從“物”的價值回歸“人”的認同

在人工智能的定位上，要堅持人的主體性與第一性；人類駕馭人工智能技術，而非技術反向奴役人。建構人對自身的認同，在智能環境下對物的認同、對自身的定位要以人為核心。

其一，要進一步加強對人工智能技術背后資本的管控，讓人工智能服務于人，而不是服務于資本利益。當前，互聯網市場的壟斷資本對應用價值的過度追求及技術的不透明性是引發人工智能下人類認同危機的兩個重要因素。對應用價值的過度追求是資本的逐利性所導致的，在人工智能的運用過程中，商業主題追求的是營銷的精準度和用戶吸引的最大化，而非人性自身需求和人類主體價值的彰顯。人工智能的開發與設計應該逐步將重點轉向公共價值和人文關懷，還以使用者作為人的尊嚴，從而在源頭上消解人工智能對人的異化。同時，國家力量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介入，打破資本的壟斷，通過行政、立法等綜合手段，以求實現制約和平衡人工智能的逐利性與服務性之間的關系。

其二，在人的主體意識培育的過程中，需要加強正確思想的引導。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科技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要求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導向。人工智能作為人類認識能力提升的一種工具，其價值的核心要義就在于造福人類，而不是取代或控制人類。人工智能在研究、應用等各個層面都應堅持以人為中心的價值定位，努力使其成為實現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有力助手。另一方面，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自古以來，中華文明始終秉承“天人合一”的和諧自然觀與“仁者愛人”的人本觀，但是尊重自然并不等同于無所作為，先人篳路藍縷，開拓創新，充分利用自然規律創造出美好家園。新時代，我們仍需發揚這種開拓精神，力求實現客觀實際與主觀能動性相統一，以人的力量讓人工智能為社會進步作出貢獻。

（四）實踐賦能：從被動實踐轉向主動實踐

針對智能時代的實踐活動，人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實現自覺的價值實踐。一方面，要發揮價值實踐的自主性，主動開展實踐活動。我們要看到，人工智能的發展將使人類從非創造性的重復勞動中解放出來［17］，給予人類更多的機會通過創新提升自身價值。但是，在客觀上，由于人類對于勞動價值的認識參差不齊，這種解放也會一定程度地助長部分人的惰性及對技術的盲目依賴性。要合理運用智能化技術，開展主動的實踐，即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上，以主動的實踐進行價值創造與價值再生產，通過更高水平的技術創新進一步提升生產力水平；而非依賴于智能技術、被技術所控制。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18］，即更多地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另一方面，要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進行積極主動的價值實踐，有意識地抵制錯誤的實踐行為。人在受到錯誤意識觀念影響的情況下，會被迫重復受動行為，無法進行自主的價值實踐，成為被技術裹挾與綁架的機器。因此，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尤為重要。價值實踐是價值自覺產生的基礎，通過積極的價值實踐，可以進一步強化頭腦中對于人類自主性的認同，重新建構起獨立的思維邏輯，實現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的自我解放。積極的價值實踐，要實現對人工智能的祛魅，以價值理性深入地剖析、呈現智能化時代的本真面貌，在人類與科技的對立統一中重新樹立起人本價值，保證實踐活動的正確方向，讓人們自覺地以自由、科學、全面的價值追求為引導，不斷深化積極的價值實踐，最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致信祝賀二〇一八世界人工智能大會開幕強調 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機遇 共同推動人工智能造福人類［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8（10）：1.

［2］王倫光. 論價值自覺與人的發展［J］. 理論探討，2004（5）：32-35.

［3］熊曉紅，王國銀，等.價值自覺與人的價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

［4］王玉樑. 21世紀價值哲學：從自發到自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88.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8］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

［9］王倫光. 論人的價值追求的結構［J］. 學術交流，2011（12）：37-39.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11］陳昌鳳，虞鑫. 智能時代的信息價值觀研究：技術屬性、媒介語境與價值范疇［J］. 編輯之友，2019（6）：5-12.

［12］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24.

［13］林嘉琳. 算法技術演進下新聞傳播的倫理困境［J］. 青年記者，2019（24）：15-17.

［14］匡文波. 對個性化算法推薦技術的倫理反思［J］.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50（5）：14-23.

［15］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116.

［16］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導言［M］.北京：三聯書店，1989：導言.

［17］王天恩. 人工智能與勞動價值論內在邏輯的展開［J］. 思想理論教育，2021（9）：43-49.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9.

【責任編輯：雨蕙】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論、方法與實踐的創新研究”（19ZDA00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飯圈社群的認同機制與治理研究”（21CSH052）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景星維（1987—），男，四川西昌人，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人工智能與社會意識實驗室研究員，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網絡社會心理、網絡社會治理；王思奇（1998—），女，哈爾濱人，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人工智能與社會意識實驗室研究助理，研究方向：網絡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