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出發來重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摘 要：當代中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展進入到一個轉折期，即我們需要按照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橫向研究來重新建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從改革開放開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形成了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人物研究、流派研究、國別研究、主題研究，但經過四十余年的發展，這些研究仍然是一種以歷史脈絡為線索的縱向譜系研究。我們需要發展出一種橫向維度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即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維度上的橫向研究。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要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實際，結合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建構中國自主的概念體系、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并在此基礎上重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

關鍵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縱向研究；橫向研究

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一直以來都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領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降，經過四十余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非常豐碩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內容方面，不僅圍繞著盧卡奇、葛蘭西、阿多諾、薩特、阿爾都塞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著作和思想進行了充分的引介和分析，也有學者立足國別研究，從不同的地緣背景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研究、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研究、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甚至有一些之前不受關注的主題，也被提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議程上來，如非洲馬克思主義研究、東歐馬克思主義研究、日本新馬克思主義研究、拉美馬克思主義研究、阿拉伯馬克思主義研究等等。

進入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研究已經面對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語境、不同的理論背景。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明確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盵1]這意味著，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需要服務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及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要求，實現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高質量高水平發展。這對于中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學者來說，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決定著我們不僅僅需要在原先的翻譯和引介的基礎上來理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流派和思想，也需要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創造性地思考如何在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來重新把握外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需求，重新理解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地位和作用。

所以，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正在進入一個轉折期，即需要從單純譯介和分析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理論、思想、體系，轉向用中國話語體系來重新闡釋國外馬克思主義，向全世界展現以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為基礎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用一個平面直角坐標系來架構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藍圖。在縱軸上，體現為對不同人物、流派、國別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引介和分析，這是過去三四十年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做的工作；但我們還需要為這一研究加上一個橫軸，即創造出中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自主概念、理論和學說，以這些原創性的概念和理論，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來反思和運用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讓其在中國的大地上熠熠生輝。

一、中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初期發展

在最初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時期中，主要開展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正如徐崇溫先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當代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現狀的分析，對西方革命途徑的探索，對我們今天重新認識資本主義有重大的借鑒意義。資本主義社會比馬克思主義時代有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技革命的影響，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階級關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所研究的情況已經不同，因此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過去忽視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這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空白。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由于生活和戰斗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隨時隨地研究著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新問題、新情況，積累了大量材料，形成了一系列觀點?！盵2]也就是說，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興起一方面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的指導地位有關，另一方面，與二戰之后資本主義的風云變化的局勢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真剖析了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給出了新的解答，在一定程度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內涵，這就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和認識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原因所在。

更為重要的是，國外馬克思主義在部分秉承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的同時，也從實踐上對二戰之后的資本主義進行鞭辟入里的批判，從而為走出當代資本主義的藩籬，走向未來社會主義道路提供新的解答。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就從啟蒙神話和工具理性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經濟下“啟蒙理性”對主體性的奴役給出了十分深刻的剖析，他們指出：“在資產階級經濟中，每個個體的社會勞動都是以自我原則為中介的，對一部分人而言，勞動所帶來的是豐厚的剩余價值，而對另一些人而言，勞動則意味著對剩余勞動的投入。但是自我持存的過程越是受到資產階級分工的影響，它越是迫使按照技術裝置來塑造自己肉體和靈魂的個體產生自我異化。啟蒙思想再一次注意到了這種情況：認識的超驗主體作為對主體性自身的回憶，最終似乎也被擯棄了，并被自動控制的秩序機器那種更加平穩的運轉所代替。為了進一步實行嚴格的控制，主體性悄悄地把自己轉變為所謂中立的游戲規則的邏輯?！盵3]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宣揚的作為自由個體的解放的啟蒙理性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到了二戰之后在高度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下無產階級主體性的消失，而超越這種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工具理性，則需要走出啟蒙神話的窠臼，重建無產階級的意識和自覺。

在研究和引介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讀出這些思想家的獨特魅力。無論是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物化批判，還是葛蘭西《獄中札記》中的文化霸權批判，以及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對藝術靈韻消失的分析，以及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中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技術產生單向度的奴役人的傾向，都給當時的中國人帶來理論震撼。實際上這些思想家針對的都是資本主義在進入到金融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階段之后，對隱含于其中的不平等、異化、不公正、非理性等現象的批判，他們宣揚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建構一個更為公正、更富有人性的社會體制。例如，英國分析馬克思主義學者柯亨在剖析了馬克思的歷史概念和分配正義基礎上，對當時美國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代表人物羅爾斯提出了挑戰。他堅持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平等維度來重構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概念，提出“任何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嘗試都與已確立的權力和個人的自私性相沖突。在政治上嚴肅的人們必須認真對待這些阻礙。但是，他們沒有理由去蔑視社會主義理想本身?！盵4]在這個意義上，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因為他們不僅僅是從理論的角度給予資本主義以深入的批判，而且他們也從現實的角度，談到如何克服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工具理性、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缺陷，從而為超越資本主義，實現一個更為公正和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提供有效的方案。這些方案，盡管不可避免地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思考和實踐，為我們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平等、富足、穩定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了有效的借鑒。

由此可見，對于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而言，引介和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具有兩方面的價值和功能。一方面，在理論上，國外馬克思主義補充了馬克思主義發展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即從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這個角度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不具備的，從而可以豐富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另一方面，在實踐上，國外馬克思主義可以幫助中國人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具有的基本矛盾，理解其帶來的諸多消極和負面效應。這對于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可以保持清醒的頭腦，從而以獨立自主的態度面對西方資本主義，避免滑向全盤西化的方向。在這個方面，徐崇溫、杜章智、陳學明、俞吾金、李青宜、歐力同、李忠尚、張守正、張異賓、段忠橋等學者，向我們翻譯和介紹了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為代表的第一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也逐漸讓我們認識和了解了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本雅明、弗洛姆等人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以及薩特、梅洛-龐蒂、列斐伏爾、阿爾都塞等法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以及柯亨、羅默、埃爾斯特等分析馬克思主義學者。這些著作的引入，的確極大豐富了中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讓我們重新關注了馬克思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

不過，早期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引介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注重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而忽視了其他地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盡管人們可以對薩特、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的思想有所了解，但是當時我們并不知道這些思想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這些著作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啟蒙辯證法》、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葛蘭西的《獄中札記》究竟是在何種背景下提出的問題；他們又是針對資本主義社會什么時期的狀況給予的批判；這些批判的問題，是否在后來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得到了解決。因此，這個時期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呈現為點狀的個別介紹，有不少深入的人物和思想的涉獵，但尚未構成有效的整體性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體系。

二、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縱向研究范式及其問題

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四十多年里，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加快，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也提升到了一個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取得快速發展，更多流派和學者著作被引介過來，更多青年學者參與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其研究呈現出新的特點。

首先，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從個別人物的點，擴展到線索、國別、流派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再限于介紹個人的核心概念、主要著作和思想體系，而是從不同的流派和國家角度審視國外馬克思主義發展。從最富有影響力的法蘭克福學派，到從事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伯明翰學派，從法國馬克思主義到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許多著作和思想是以國別和地域的方式引介進來，思想家之間的關聯與譜系也得到了充分的建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迅速擴展到之前沒有引起關注的國家與地域。例如黑龍江大學引進的東歐馬克思主義研究，尤其是南斯拉夫實踐派、盧卡奇學生為代表的布達佩斯學派，波蘭的沙夫和柯拉柯夫斯基，捷克斯洛伐克的柯西克等人的思想都被介紹進來。這些東歐馬克思主義，一方面不同于蘇聯主流馬克思主義思想，另一方面也區別于西歐國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正如有學者指出：“東歐新馬克思主義各流派的全部活動又始終同東歐的社會主義實踐交織在一起。一方面，它們批判自然辯證法、反映論和經濟決定論等觀點，打破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斯大林主義的理論模式；另一方面，它們批判現存的官僚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關系以及封閉的和落后的文化，力圖在現存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努力發展自由的創造性的個體，建立民主的、人道的、自治的社會主義?！盵5]在此期間，日本馬克思主義等其他非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也興盛起來，如廣松涉、平田清明、望月清司、平子友長、內田弘這些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著作得到了翻譯和引介，也讓我們了解了二戰后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發展狀況；韓國的鄭文吉、李真景、金成具這些學者也對馬克思主義有一定的研究；非洲馬克思主義、拉丁美洲的馬克思主義也逐漸得到了翻譯和介紹，國外馬克思主義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

其次，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越來越關注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問題，如生態問題、性別問題、殖民問題、政治問題等等，由此也衍生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領域，如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后殖民馬克思主義研究、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從早期的馬爾庫塞的學生本·阿格爾開始關注生態馬克思主義問題，到奧康納、福斯特、齋藤幸平等具有明顯生態傾向的馬克思主義崛起，都發掘出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向度。例如，在《馬克思的生態學》一書中，福斯特指出：“馬克思不同于那種哲學的地方在于：他號召通過革命的方式改變這個世界——改變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物質關系——這就超越了純粹的思辨?！盵6]有學者指出：“后發國家生態文明理論應當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基礎上，并借鑒西方綠色思潮的理論探索，并立足于生態危機的實質和后發國家現代化實踐的實際，通過資本主義制度和全球權力關系，以實現環境正義為價值訴求，切實捍衛后發國家環境權和發展權?！盵7]由此可見，這些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新領域聚焦于一些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產生的實際問題，也為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有益反思，從而有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問題導向、系統思維的角度來思考發展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四十年里，國外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從國別研究、人物研究、流派研究，還是問題研究、專題研究，事實上都是注重歷史發展的縱向線索，即某個流派、國家、主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與傳承。例如對法蘭克福學派研究，我們會從早期的格律恩堡、霍克海默、阿多諾，延伸到第二代人物哈貝馬斯，再到其弟子霍耐特，以及最新的福斯特、羅薩、耶齊等等，這就是典型的譜系學的縱向研究。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也是如此，從早期羅馬俱樂部的問題，到福斯特、奧康納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再到近期關心全球變暖、綠色排放和新生態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也是縱向上的研究。盡管縱向研究有著線索脈絡清晰的優點，但也暴露出來一系列問題。

首先，由于早期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大多以引介為主，導致重視文本和思想，而忽視了這些文本和思想背后的歷史背景。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強調的那樣：“德國哲學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甚至人們頭腦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認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盵8]對于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們來說，他們提出的思想都是針對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產生的問題而給出的解答。例如，當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對資本主義的工具理性進行批判時，實際上針對的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存在著將無產階級工具化的傾向。同樣，在《單向度的人》中，馬爾庫塞考察了科技發展帶來的西方資本主義技術治理下的人的存在狀況，由于人類被整合到高度技術化的生產體系之中，普通的人（無論是工人和辦公室的白領）都無法面對資本主義工業體系給出反思和批判，勞動者只能單向度地服從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換言之，幾乎所有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都不是在書齋里用自己的思辨和空想來構想未來社會的大廈，而是深入到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給出自己的解答。如果我們在引介這些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忽略了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僅僅做從文本到文本的字面上的解析，可能不能把握思想家們的理論精髓。

其次，我們在閱讀國外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時，也需要理解他們在話語方式的局限性。盡管大部分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都十分熟悉馬克思的著作，尤其十分熟悉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資本論》等著作，但他們或許是以一種西方意識形態話語的方式來進入馬克思，因而只能通過他們熟悉的話語來表述經過過濾后的馬克思。弗洛姆同時受到精神分析話語和西方人道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在閱讀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后，撰寫了《馬克思的人的概念》一書。在這本著作中，弗洛姆的確給出了不少富有洞見的觀點和思想，但是他是從一種西方式話語來理解人的概念，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馬克思樹立為“青年時代的人學的馬克思”。弗洛姆認為：“還必須指出的是，《資本論》中‘老年馬克思所寫的這句話表明，青年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寫的人的本質概念不具有連續性。他在晚年之后來不再使用‘人的本質一詞，因為它是抽象的、非歷史性的，但他顯然以更具歷史性的版本保留了這一本質概念，即在每個歷史時期區分‘一般的人的本質和‘經過改造的人的本質?！盵9]他就將這種西方人學話語帶入到馬克思主義之中，從而割裂馬克思思想中的內在聯系，將“兩種馬克思”對立起來。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誤讀，恰恰在于弗洛姆等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秉持的就是一種當時在西方社會中占據主流的人學意識形態，他們將馬克思本人粉飾為一種“人學”的大師，從而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拉開了距離。而如果中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對此不加注意，忽略了其中西方意識形態話語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很容易不加甄別地將這些思想全部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接受，讓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偏向歧途。

三、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與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橫向研究

我們可以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看成一個由縱軸和橫軸構成的直角坐標系。首先，在縱向上，對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而言，之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從一個時間和國別的縱向上來思考國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思想，我們引介了一些思想家，然后將他們放在不同的國別和流派之上，這樣研究的優點在于可以從譜系學角度對不同類型、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馬克思主義作分析和區別，但很容易割裂不同國家和區域之間的內在聯系，也容易忽略一些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跨越國界和地域的影響力。

其次，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忽視了國外馬克思主義還存在著一個橫向研究。我曾經指出：“我們的問題范式發生了轉換，我們并不僅僅追求一種徹底的貫穿所有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縱向的線索，反而，我們需要在這種歷史性的線索之外，去找到各個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思想誕生的社會歷史背景，找尋激發他們思考的現實問題是什么。一旦我們將注意力從歷史性的縱軸轉向當代性的橫軸，我們或許解開被封印在那些枯燥文本之下的鮮活的生命動力?！盵10]所以，如果我們希望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灌入新的活力，就需要為國外馬克思主義引入一個橫軸，即在中國自主話語體系中建構中國式的問題，采用中國自主的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來重新架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橫向研究。今天，國外馬克思主義所展現的理論和思想，都需要在這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下進行重新解讀，以此來理解和思考國外馬克思主義為我們帶來的思想營養，將他們的洞見轉化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能量，從而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

（一）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國外馬克思主義依照中國的具體實際建立自主的概念體系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特別強調了概念與具體生活和生產的實際之間的關系。馬克思說：“他們之所以必然產生關于自己的手藝和現實相聯系的錯覺，是手藝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關系在法學、政治學中——在意識中——成為概念；因為他們沒有超越這些關系，所以這些關系的概念在他們的頭腦中也成為固定概念?！盵11]這就是說，概念這個東西的產生，實際上與人們自己的生產手藝和現實緊密相關。概念從來不是上天給予的饋贈，也不是某些大思想家拍腦袋的發明，而是源自不同的具體生活和生產的實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如工具理性、文化工業、文化霸權等等，一定程度上與二戰后歐洲的具體生產和交往的實踐狀況有關，但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層面，簡單而不加反思地挪用這些概念，顯然是不合時宜的。這就要求中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實際，創造性地提出概念，而不是粗陋地套用那些西方學者的概念。當我們使用“游牧”“解域化”和“逃逸”概念時，需要理解德勒茲是在面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社會控制而提出的控訴。正如德勒茲和加塔利指出：“國家（指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根本任務，就是使它所統治的空間紋理化，或將平滑空間用作一種共通的手段，來為一個紋理化的空間服務。不僅要征服游牧運動，而且還要控制移民運動，或更普遍地，在所有‘外部之上，在彌漫與整個世界之中的所有流之上建立起一個合法區域?！盵12]德勒茲和加塔利描述的是二戰后新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擴張過程，與之相應的紋理化和平滑空間的概念，是指帝國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整合。這樣的概念顯然不適合于中國當下的語境，而我們更適合的概念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核心的概念體系。

（二）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國外馬克思主義依照中國的具體實際建立自主的話語體系

話語是結構主義創造出來的概念，盡管話語本身具有一定的意識形態性，但從結構主義的發展過程來看，話語體系語境成為當代世界描述不同文明，不同國家和不同發展路徑表述自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根源。例如，在《知識考古學》中，?？戮蛷娬{了話語體系的權力：“這些關系可以說是在話語的極限上：它們向話語提供話語可以談論的對象，抑或（因為這種提供的形象假設對象形成于一方，話語形成于另一方）它們規定著話語應該實現的關系簇，以便能夠談論這樣或那樣的對象，以便能夠對它們進行探討、命名、分析、歸類、解釋等。這些關系不會確定話語所使用的語言的特點，不會確定話語在其中得以展開的情況的特點，而是確定作為實踐的話語本身的特點?！盵13]?？碌囊馑疾⒉皇钦f話語體系能夠像意識形態一樣給人們灌輸觀念，而是它作為一種評價標準，可以確定哪些話語可以被聽到，哪些話語無法被聽見，哪些話語是合法的，哪些話語不具有合法性。換言之，話語體系是一種言說的規則體系，它本身不構成內容，而是形成了評判各種話語的標準。當然，對于不同國家的思想家來說，其依賴的話語體系是不同的，這就是話語體系所體現出來的話語權的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在引入西方的理論話語時，不僅學習了其內容和思想，也隱含地接受了這些思想和內容背后所隱藏的話語標準。顯然，我們繼續沿用這些話語體系不再合適。盡管我們仍然需要繼續閱讀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的著作，但我們需要將這些文本放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體系下來重新審讀和考察，找到其中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實際、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因素和洞見。

（三）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國外馬克思主義依照中國的具體實際建立自主的敘事體系

敘事體系本身是一個文學研究的概念，其核心是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正如敘事學研究所表述的那樣，敘事體系表現的是“在一部敘事藝術作品中，意義所代表的是兩個世界之間的關系：一是作者創造的虛構世界；二是‘真實界，也即那個可為人們理解的宇宙 。當我們說自己‘理解一則敘事時，言下之意是，我們已經發現這兩個世界之間令人信服的關系或關系鏈。在某些敘事中，作者力求比其他敘事更加充分地操控讀者的反應?！盵14]從這里可以看出，敘事體系更多的是營造了一種虛構的環境，讓故事可以在這個環境中得以順利展開，并借此來操縱讀者的思考。這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本雅明十分重視“講故事的人”的原因，因為有什么樣的敘事體系，就能產生了什么樣的語境和虛構世界，并讓讀者或聽眾沉浸于其中，受其感染，并接受“講故事的人”為我們設定的道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研究對敘事體系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討論，也對資本主義的敘事體系給出了撻伐和批判，并為創立無產階級的敘事提供了條件。其實不僅小說、故事、電影、電視劇存在著敘事，理論也同樣存在著敘事體系問題。德波的《景觀社會》和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就是一種對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敘事體系的反思。對于當下的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而言，我們不僅需要構建中國自主的概念，需要講出中國自主的話語，更需要營造出中國自主的敘事體系。從概念體系到話語體系再到敘事體系，就構成了從點、線到面的全面發展。而也正是在概念體系、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之上，才構筑了橫平面上的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綜上所述，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建構能夠深入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知識體系，這就需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在中國具體實際中發現問題，運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用自己的問題意識和話語方式來重新思考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例如，當我們談數字經濟和數字賦能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聯系到國外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批判性成果，如馬爾庫塞、斯蒂格勒、大衛·哈維等人的成果，但我們并不是不加辨別地跟隨他們批判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而是基于中國的立場和話語，思考數字經濟帶來的巨大變革，避免資本壟斷帶來的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讓數字經濟為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的福利。

在這個意義上，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出發，重新理解和闡釋國外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是將國外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問題加以轉化，成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的有效組成部分，從而為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等領域研究提供更豐富的內涵；另一方面，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也代表著中國學者的學術自信和思想自信，意味著通過吸收廣博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源，立足于中國具體實際，實現高質量高水平的思想轉化，為中國數字社會和智能社會的發展提供有效的思想動力，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奠定創造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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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天海

收稿日期：2023-07-11

作者簡介：藍江，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當代歐陸馬克思主義和激進思潮。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研究”（23ZXZA01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