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第三使命制度邏輯研究

趙娜

摘? ?要：自“博洛尼亞進程”提出以來，德國高等教育體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場化的影響，包括知識和技術轉化、繼續教育、社會參與三個維度在內的第三使命在德國高等教育法律中地位愈發重要。文章以制度邏輯理論為基礎，以83所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使命宣言為研究對象，使用MAXQDA軟件收集和分析以上大學的使命宣言文本，進而探討第三使命的表征程度，分析這些大學的古典邏輯和服務邏輯的比重和作用。經過分析發現，第三使命的分類比重體現了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的自我定位；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使命宣言的內容和實施受到古典邏輯的烙印影響；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的服務邏輯具有矛盾性。

關鍵詞：德國；大學使命宣言；第三使命；文本分析；社會服務

中圖分類號：G646? ? ? ? ?文獻標志碼：A? ? ? ? ?DOI：10.3969/j.issn.1672-3937.2023.08.07

全球化發展驅使各國高等教育改革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知識經濟的普遍增長將大學視為經濟增長的引擎。教學與研究作為當代大學的核心使命，逐漸受到第三使命的制約和影響。自“博洛尼亞進程”提出以來，德國高等教育受到市場化和商業化的影響，高等教育的知識和研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突出，由此開啟了大學的第三使命：高等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本文通過分析大學使命宣言文本，進一步探討第三使命的具體表征和制度邏輯。

一、 理論基礎

本研究以制度邏輯（institutional logics）理論為基礎，分析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的使命宣言。制度邏輯作為制度理論的一部分，于1985年由阿爾福德（Alford）和弗里德蘭（Friedland）正式引入。制度邏輯理論通常用來描述現代西方社會制度中固有的矛盾，即資本主義、官僚制度和政治民主這三者相互競爭的制度秩序。1991年阿爾福德和弗里德蘭在探索個人、組織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背景下進一步發展了制度邏輯這一概念，認為社會的核心制度都有一個關鍵邏輯，即約束個人行為的手段和目的。之后，一些學者基于阿爾福德等人的理論，又重新定義了制度邏輯的內涵。盡管這些定義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強調一點：要理解個體和組織行為，必須將其置于社會和制度環境中，這種制度環境既規范了行為，又為組織和個體變革提供了機會，對組織結構和個體行為有著戰略性作用。而組織通過創建或調整其結構來遵循制度的要求和對環境的認識，可以使組織獲得合法性和穩定性，從而提高組織的生存機會。因此，制度邏輯為組織提供了行動、互動和行為解釋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制度環境對組織結構的作用在組織理論中得到了充分的認可。

大學作為組織形式，必須更加積極主動地確定自己的目標，而不是僅僅遵循指定的社會功能。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高等教育日益專業化和商業化，迫使大學采用更類似于企業的組織結構與組織管理模式。但是，受古典大學歷史傳統的影響，德國大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認為沒有必要進行調整和改變。然而，現今德國大學發現自己處于一個相互競爭的制度邏輯中：一是基于對大學使命傳統理解的古典邏輯，二是認為大學應當像公司一樣進行管理的服務邏輯。德國大學發現自己面臨著相互矛盾的制度要求，既要成為學習和研究的場所，又要引入類似公司的管理結構。有學者強調，高等教育機構正在進行一場斗爭，因為它們“越來越多地使用市場話語和管理方法進行重組，試圖獲得合法性，在這樣做的時候，它們可能會通過改變其商業慣例而失去合法性，以至于它們偏離了其作為教育機構的本質、功能和積累的遺產”。[1]到了2015年，德國大部分大學仍處于使命宣言制度化的過程中。[2]德國大學在遵循洪堡理念的古典邏輯和將大學視為企業家和公司實體的服務邏輯之間尋找平衡。

此外，制度邏輯強調“合法性”對組織生存的影響，強調制度環境對組織及其行為的約束性。例如，政府通過具有約束力的準則和條例對組織施加影響。但是，組織并非被動消極地適應服從制度環境的規定。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組織具有可變性和復雜性，為了生存的需要，組織會采取相應的策略以應對制度環境的約束。作為一種公共組織，德國公立大學尤為依賴州政府，并從州政府獲得公共資金。而政府通過大學法律、與大學的合作協議以及與大學簽訂的績效協議來確定大學的任務和需求。[3]為了滿足國家和州政府的要求，德國公立大學需要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結構，加強大學治理體系，從而獲得外部的合法性。具體來說，表現為完善和豐富大學使命。

任何社會組織，不論其規模大小，都會通過使命來確定組織的目標和任務。使命為大學的存在和發展明確責任、價值和方向，揭示大學的信念和原則。大學的使命宣言反映出大學的個性特征和意蘊文化，是大學的自我形象展示，是大學精神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是高度凝練了大學發展目標、職能、核心價值等自我定義的文本陳述。從大學組織內部來看，使命宣言有助于形成價值認同，促成文化共識，產生組織凝合力，傳承大學的精神文化特質[4]；從大學與外部社會關系的視角來看，使命宣言既是大學對自身目標、職能和存在價值的宣告與承諾，也是人們對大學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的一種認定和要求。[5]使命宣言作為一種成熟的組織工具，從商業環境傳播到高等教育領域[6]，已經成為現代高等教育治理的工具，用于界定和區分大學定位和加強大學品牌。

從制度邏輯視角來看，一方面，使命宣言具有確立組織價值觀并對外傳播以獲得合法性的功能。通過使命宣言，大學能夠說服政府或者其他外部利益相關者提供必要的資源。另一方面，使命宣言具有傳達組織身份的信息功能。大學使命宣言能夠說明大學對州政府和資助機構的重要作用，并將大學與社會需求緊密聯系起來，從而獲得新的資源和資金，進一步提升社會合法性。因此，大學試圖通過使命宣言來展示其對社會期望的響應，從而提高大學的生存能力?？梢哉f，使命宣言作為協調公共關系的工具，用于改善大學的外部形象，是大學對外部環境期望的反映。它們不僅是對外部需求的反應的表現，也是大學制度自主性增強的象征。因此，本研究通過分析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的使命宣言，以評估第三使命的表征程度。

二、概念界定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發展要求大學在知識經濟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梢哉f，高等教育的第三使命屬于全球性現象，但它仍具有國家性和地方性特點。此外，將哪些大學活動視為第三使命的內容，也因大學系統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因此，第三使命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埃茲科維茨和雷德斯多夫在分析大學、產業和政府關系時，首次提出“第三使命”這一概念。[7]菲利普·拉雷多認為第三使命具有三種職能，即大眾高等教育（以學士學位為中心）、專業高等教育和研究（以專業碩士學位為中心，以“解決問題研究”為中心活動）和學術培訓和研究（以博士學位為中心，以文章為主要產出）。[8]這一表述實質上是指第三使命具有教學、研究和服務的職能。格雷戈里·特倫奇等人認為第三使命是指第一使命（教學）和第二使命（研究）之外的各種活動，如技術轉讓、繼續教育和社會參與等。[9]從以上角度來看，“社會貢獻”是第三使命的核心概念和內容。

隨著對第三使命更深入地研究，其概念范圍不僅涉及大學的社會參與、經濟貢獻等，還包括在教學和研究職能以外開展的所有社會、創業和創新活動。例如，喬丁·莫拉斯-加拉特等人指出第三使命囊括了學術環境之外與知識和其他大學能力的生產、應用和開發有關的所有活動。[10]可見，第三使命的內涵已經遠遠超出了與社會組織合作，還囊括了大學與整個社會發展的聯系。在德國，關于第三使命內涵的討論通常集中在知識和技術轉化方面，第三使命通常被描述為在教學和研究環境中進行的活動，但不限于教學和研究，其核心特征包括：超越大學的教學和研究使命；利用大學相關的資源，如知識、研究成果、技術、人員（學生和教職員工）、基礎設施或財政資金；參與人員包括學術和科學部門以外的人員；與社會經濟發展有關。[11]

根據國外學者對第三使命的研究，可以看出第三使命的概念十分多樣，既擴大了教學和研究的范圍，又增加了與教學和研究相關的新任務。為此，本研究在整合已有研究的相關定義基礎上，將第三使命的內涵限定為知識和技術轉化、繼續教育和社會參與三個維度（見表1）。

三、第三使命的產生背景

（一） 第三使命產生的全球背景

教學與研究作為當代大學的核心使命，逐漸受到第三使命的制約和影響。美國大學以服務導向作為大學的制度邏輯由來已久，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市場管理的高等教育治理形式。麻省理工學院時任校長亨利·普利切特于20世紀初指出，“美國大學在管理上越來越傾向于遵循商業公司的形式?！盵12]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為了鼓勵高等教育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通過了《貝赫-多爾法案》（Bayh-Dole Act）。該法允許大學通過為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申請專利，將研究成果授權給私營企業來賺取版稅。這一做法是保持大學財務正常的關鍵，也是高等教育與商業合作的里程碑。[13]20世紀90年代后期，第三使命在美國大學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到了2005年，美國機構合作委員會（Committee 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制定了第三使命的基準。[14]

無獨有偶，由于支持新知識的創造和傳播是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力，大學作為知識生產者，在支持國家和區域經濟增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生產性知識轉讓逐漸成為歐洲大學的第三使命，各國政府通過提供不同形式的激勵措施，以實現大學的第三使命。例如，英國的高等教育公共資助委員會啟動了“第三流”（third stream）資助，以支持和激勵大學的知識轉讓活動；西班牙通常以國家項目的形式進行大學資助；瑞典和德國通常在國家或州和地區層面資助大學開發支持性基礎設施。

（二）德國高等教育第三使命的產生

長期以來，德國大學承襲了19世紀洪堡對柏林大學改革的精神，即重視學術研究，這一高等教育使命成為19世紀以來德國大學發展的藍圖。正如麥克萊蘭所說：德國大學享有的“學術和發現的中心”的榮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大學古老的體系里充滿活力的研究機構。[15]可見，高等教育的歷史理念對德國大學發展的影響尤為深遠，影響著現代德國大學的改革。

然而，自“博洛尼亞進程”提出以來，德國高等教育體制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場化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德國大學處于一個競爭性制度邏輯環境中，即古典邏輯與服務邏輯的理念抗爭階段?；诤楸ご髮W改革理念的古典邏輯認為，大學是受到國家和憲法支持的高度自治的組織，不會被外部的市場經濟所侵蝕。然而，這一理想的德國大學愿景受到了以服務為導向的制度邏輯的挑戰。服務邏輯認為現代大學應該具備像企業一樣的管理模式，應該向純學術研究之外的專業管理人士開放。在這一邏輯中，高等教育被視為一種商品、投資和戰略資源，大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企業組織。高等教育的日益專業化和商業化要求大學主動明晰自身的發展定位，呈現使命宣言中的第三使命，進而確立自己的發展目標，展示自身的辦學特色。

此外，德國憲法賦予了各聯邦州高等教育部門的立法權，16個聯邦州都有著自己的大學法。有研究表明，第三使命在德國所有州立大學法律中地位愈發重要，表現為知識和技術轉化以及繼續教育不再是高等教育治理中的邊緣現象，而是被視為大學的核心任務和需求。[16]聯邦政府以及各州都推出了新的資助計劃來促進大學踐行第三使命，如巴登—符騰堡州的真實世界實驗室（real-world labs in the state of Baden-Württemberg）、聯邦和州聯合計劃創新大學項目（joint federal and state program innovative university） 。

四、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的使命宣言。通過收集各大學的使命宣言文本數據，從而分析使命宣言文本中第三使命的表現程度及制度邏輯。使命宣言是一種組織公開對外宣傳機構目標、價值與期望以及自我評價的手段，最早應用于商業領域。從管理學視角來看，使命宣言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54年德魯克（Drucker）的《管理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和1957年塞爾茲尼克（Selznick）的《行政領導》（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這兩本管理著作。[17]根據不同管理流派的闡述，使命宣言的內涵主要包括以下幾點：第一，使命宣言是戰略管理流程的規范性出發點，具有協調和規范行為的功能；第二，使命宣言是向不同的內部和外部利益攸關方說明和界定企業市場地位的工具，有助于建立企業的良好形象；第三，使命宣言對企業文化發揮著積極影響，具有激勵的功能。因此可以說，大學使命宣言是展示大學形象和定位的工具，是大學精神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有助于形成價值認同，促成文化共識，產生組織凝合力，傳承和展示大學的精神文化特質。20世紀80年代，使命宣言在德國大學中出現，規定了院校的目標、獨特性與愿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德國大學使命宣言已經發展成為建立和保持機構和組織特殊性的管理工具。[18]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質性研究方法，以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的使命宣言為分析對象，通過質性分析軟件MAXQDA12.0進行編碼及定性數據管理和分析，評估這些大學使命宣言在多大程度上承擔了第三使命，分析古典邏輯和服務邏輯的比重。

（三）數據收集

德國不同高等教育機構的內容結構和職責方面不盡相同。關于第三使命，德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兩極性也更加明顯。綜合性大學著重教學和基礎研究；應用科技大學則著重開展應用型教學、應用研究和開發，并與區域經濟密切聯系。因此，應用科技大學的職能說明中已經包含了第三使命的部分內容。為實現研究結果的同質性，本研究僅對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進行研究。根據德國高等教育信息平臺Hochschulkompass，目前德國有423所高等教育機構，其中公立綜合性大學有87所。

本研究主要通過訪問這87所大學的官方網站搜索和收集大學的使命宣言文本，以分析第三使命的文本內容和作用。由于組織主頁的信息具有較高的可靠性和可訪問性，近年來關注組織的主頁內容已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常見方法，也逐漸被應用于高等教育機構的使命宣言研究中。[19]德國大學關于使命宣言的定義相當廣泛，并非每一所大學都明確地將其使命定義為“使命宣言”，而會在“我們的目標”或“關于我們”中進行描述。由于各大學用于自我描述的術語并不統一，通常會以同義詞來代替“使命宣言”，如指導方針、愿景、使命、簡要介紹、概述、宗旨、價值、指導原則等。因此，本研究通過使用使命宣言的廣義定義來擴展樣本的數量。通過網站搜索和文本整理，除4所大學以外，有83所大學發表了使命宣言、簡介或類似形式的自我描述。

（四）數據分析

根據制度邏輯理論，本研究從古典邏輯、服務邏輯和其他邏輯這三大分類對使命宣言文本進行編碼歸類。編碼原則是以句子或關鍵詞為單位進行。例如，“教學”“研究”“教學和研究的統一”“大學自主自治”等術語歸類為古典邏輯，“第三使命”“國際網絡”“跨學科合作”等歸類為服務邏輯，“（種族）多元化和包容性”“性別平等”等相關概念歸類為其他邏輯。編碼過程是背靠背模式，在反復分析的基礎上初步形成編碼共識。根據上述三種分類系統對使命宣言進行編碼，之后將每個代碼分配到各個子類別，對編碼進行數據統計和定性分析（見表2）。本研究的編碼由不同的編碼者共同完成，采用kappa系數對編碼的一致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編碼的一致性較高（κ=0.86；p=0.00），編碼信度良好。

通過對德國83所公立綜合性大學使命宣言內容的梳理和編碼，其使命宣言內容高達約6.6萬字，編碼共計791個。其中，古典邏輯編碼共197個，服務邏輯共428個，其他邏輯共166個。在古典邏輯的子類別中，研究、教學以及教學和研究的統一這三個編碼占據主要比重。86.7%的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使命宣言中提到“研究”這一使命，84.3%的大學使命宣言中提到“教學”使命，25.3%的大學使命宣言中提到“教學和研究統一”使命。此外，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也較為注重大學自主自治、教學/研究的創新、大學傳統等使命，通過描述大學的歷史成就或消極方面，以彰顯大學的歷史意識和公民社會責任。

在服務邏輯的子類別中，第三使命、大學國際化、保持區域合作伙伴、跨學科教學/研究、社會責任相關陳述占據重要比重。其中，第三使命在大學使命宣言中占169個編碼，包括知識和技術轉化（90個）、繼續教育（44個）、社會參與（35個）。其子類別知識和技術轉化不僅在第三使命中占據較大的比例（見圖1），而且與其他子類別的使命宣言相比仍有著較大的比重。根據第三使命的內涵，81.9%的大學涉及知識和技術轉化，如合作創造知識、知識和技術交流、知識和技術商業化或人員轉移?？梢哉f，知識和技術轉化是大學自我描述的核心內容。相比，繼續教育在大學使命中的地位并不顯著。盡管42.1%的大學使命宣言中提到繼續教育，但通常只是抽象和籠統地提及，并沒有提供具體的信息。只有8所大學的使命宣言中明確提到提供進修課程、講座、設置繼續教育中心等非正式教育活動。雖然繼續教育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但是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并沒有將其置于特殊的地位。在社會參與中，只有14份大學使命宣言涉及開放訪問，即開放大學研究數據、科普出版物、設立各項公眾參與的大學活動等；9份提到鼓勵和促進大學生或教師進行社會創業，其他類別如社區外聯、社區服務、服務學習或公民參與等，在第三使命宣言中的占比僅有5.3%。此外，擴大開放式入學程序、參與競選活動等子類別在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使命宣言中幾乎不存在?？偟膩碚f，社會參與似乎是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對外展示形象中的一個“招牌”，實質上卻不是所有大學都致力于承擔的任務。

國際化、建立區域/大學合作伙伴、跨學科教學/研究、承擔社會責任、跨學科合作、可持續性發展、第三方資金同樣是服務邏輯的關鍵內容。在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的使命宣言中最常提到的主題是國際化、保持區域/大學合作伙伴、跨學科教學/研究。84.3%的大學使命宣言中強調大學的國際化，如與其他國家的大學合作、吸引國際學者或學生、建立國際網絡等。62.7%的大學使命宣言強調建立區域或大學合作伙伴，在區域內建立大學聯盟。例如，呂內堡盧法那大學與漢堡大學、漢堡赫爾穆特·施密特大學等學?；驒C構合作進行教師培訓。47%的大學使命宣言較為重視跨學科教學/研究，提倡不同學院之間的跨學科教學，與校內或校外機構合作建立跨學科研究中心等。與此同時，跨學科交流與合作也被一些大學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44.6%的大學使命宣言中明確提出“社會責任”這一術語。盡管社會責任與第三使命都強調大學與社會的接軌，但是相比之下，社會責任的內涵和范圍仍要大于第三使命。因此，即便要求承擔社會責任的大學比例低于第三使命的比例，并不意味著沒有明確提出“社會責任”的大學拒絕與社會接壤，而是以另一種表達形式要求大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在這里，本研究只列出明確提出“社會責任”術語的大學。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幾乎90%的大學使命宣言中提及大學如何面對和解決社會挑戰和問題。例如，康斯坦茨大學的使命宣言中指出：大學的理念是為了產生科學知識，培養研究與教學之間的密切聯系。通過大學的研究和學習計劃，應對當前和未來的社會挑戰。[20]

在其他邏輯中，大學文化和管理服務、（種族）多元化和包容性、性別/機會平等、促進年輕學者發展同樣在大學使命宣言中占據重要的地位。許多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注重大學校園文化建設、學生服務或者教師的職業幸福感和身心健康程度，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性別、出身歧視，為年輕學者提供獨立研究和教學的機會和資源，促進年輕學者適應新的工作環境。此外，少數大學提及了研究生教育和數字化的作用，認為數字化正在改變研究和教學的途徑。

五、結論

本研究通過將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第三使命的要求與使命宣言的自我描述相聯系，以進一步梳理第三使命的具體表征，分析古典邏輯的烙印作用以及大學服務邏輯的合法性表現。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第三使命的分類比重體現了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的自我定位。通過對83所公立綜合性大學使命宣言的定性內容分析表明，幾乎所有大學的使命宣言都在某種程度上涉及第三使命，并將其大學職能與社會活動、問題或挑戰相關聯。根據第三使命的分析維度，知識和技術轉化在大學第三使命中影響較大，尤其是“合作創造知識”，即大學與非科學合作伙伴進行合作研究，創造新的知識和技術。相較而言，作為德國高等教育法規定的大學重要職責，繼續教育和社會參與在大學使命宣言中的占比則遠低于預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由此可見，對于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來說，為了遵循德國高等教育制度改變自身的大學定位從而獲得一定的合法性，并不是確立使命宣言的關鍵動力。根據自身的利益制定和發展戰略，追求大學的知識技術創新，主動迎接社會挑戰才是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確立第三使命的直接推動力。由于權力被普遍認為是高等教育機構的一個重要因素[21]，聯邦和州政府的權力能夠影響大學是否以及如何應用和制定使命宣言。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制定第三使命的動機反映出其對聯邦政府權力的抗衡，實質上是對大學自主管理的高度追求。

第二，古典邏輯發揮著烙印作用。烙印作用作為管理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視角，通常用于分析環境、傳統力量、創始條件等烙印源對組織產生的持續性影響。許多研究表明，組織集體帶有其創建環境的烙印，包括經濟、技術和制度條件以及個人的印記。[22]可以說，組織是由其成立條件所決定的，即組織會表現出其成立時主流的特定技術、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的模式，這些模式決定了組織的文化結構的高度持久性。大學作為傳統的組織形式，必然會受到高等教育傳統和歷史遺產的影響。盡管德國大學在20世紀70年代改革以及1999年的“博洛尼亞進程”中打破了一些歷史傳統理念，但仍普遍存在著將大學視為學者自治社區和知識生產傳播機構的觀點。這些歷史根源對德國大學使命宣言的表述產生重要影響。有學者認為德國大學將使命宣言視為區分各大學組織特色和形象的工具，并且使命宣言的內容與結構受到大學歷史和創建條件的影響。[23]基于對古典邏輯的編碼分析，可推斷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使命宣言的內容和實施方面受到早期高等教育傳統、大學創建歷史的烙印影響，并有意識地根據其歷史制度特點和學科特色制定使命宣言，具體表現為重視研究與教學相統一、保留大學歷史傳統等。

第三，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服務邏輯的矛盾性。制度邏輯理論強調外部合法性對大學生存的影響，因此大學為維持自身的穩定性和認可度，會改變自身的戰略來適應制度環境的要求。例如，幾乎90%的大學使命宣言中要求大學面對和解決社會挑戰和問題，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然而，大學并非被動地服從制度環境的規定，為了生存的需要大學會采取相應的策略來應對制度環境的約束。與私立大學相比，德國公立綜合性大學較少依賴第三資金的支持，進而減少外部環境對大學自主權的影響。這一特征在歷史悠久、實力較強的大學中表現更為明顯，如哥廷根大學、海德堡大學、洪堡大學等。[24]能夠看出，對于一些傳統大學來說，適應和服從服務邏輯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了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大學需要改革自身的結構，從而獲得公眾的認可和外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為了維持自身的歷史傳統，保留自身的聲譽，大學并沒有削足適履，而是有的放矢保留自身的自主性和特色，以適應不斷增長的服務邏輯需求。正如伯頓·克拉克所說，“聲譽是馬太效應的基礎……聲譽是大學到環境的橋梁，跨過這座橋，有利于財政資源、教授和學生自然地流動”。[25]

參考文獻：

[1]GUMPORT P J. Academic restructuring：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imperatives[J]. Higher education， 2000， 39（1）： 67-91.

[2]KOSMUTZKY A， KRUCKEN G.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analyzing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pecificities of universities through mission statement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15， 45（2）： 137-149.

[3]HENKE J， PASTERNACK P， SCHMID S. Third mission von Hochschulen. Eine definition[J]. Das hochschulwesen， 2016， 64（1/2）： 16-22.

[4]程軍，高文豪.美國公立大學使命宣言的話語變遷——基于語料庫的批判話語分析[J].比較教育研究，2017，39（3）：14-25.

[5]趙文華，周巧玲.大學戰略規劃中使命與愿景的內涵與價值[J].教育發展研究，2006（13）：61-64.

[6]CZIARNIAWSKA B， JOERGES B.Wind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1995（13）， 171-209.

[7]ETZKOWITZ H， LEYDESDORFF L.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 from national systems and “mode 2” to a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2）： 109-123.

[8]LAREDO P. Revisiting the third mission of universities： toward a renewed categorization of university activities？[J].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07， 20（4）： 441-456.

[9]TRENCHER G， YARIME M， MCCORMICK K B， et al. Beyond the third mission： exploring the emerging university function of co-creation for sustainability[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14， 41（2）： 151-179.

[10]MOLAS-GALLART J， CASTRO-MARTINEZ E. Ambiguity and confli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 mission indicators[J]. Research evaluation， 2007， 16（4）： 321-330.

[11]PASTERNACK P， SCHNEIDER S， ZIEROLD S. Programmatik und Aktivitten. Die hochschulischen Leistungsstrukturen in regionalen Kontexten[M]//Schrumpfende Regionen-dynamische Hochschulen. Wiesbaden： Springer， 2015： 89-118.

[12]PRITCHETT H S. Shall the university become a business corporation[J]. Atlantic monthly， 1905， 96（3）： 289-299.

[13][14]ROPER C D， HIRTH M A. A history of change in the third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evolution of one-way service to interactive engagement[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outreach and engagement， 2005， 10（3）： 3-21.

[15]MCCLELLAND C E. 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286.

[16]BERGHAUSER H. Die dritte mission in der Hochschulgovernance. Eine analyse der Landeshochschulgesetze[J]. Hochschulmanagement， 2017， 2（3）： 2017.

[17][18]KOSMUTZKY A. Between mission and market position： empirical findings on mission statements of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J].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2012， 18（1）： 57-77.

[19]TAYLOR B J， MORPHEW C C. An analysis of baccalaureate college mission statement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10， 51（5）： 483-503.

[20]University of Konstanz. Mission statement[EB/OL].[2022-02-12].https：//www.uni-konstanz.de/en/university/about-the-university-of-konstanz/profile/mission-statement/.

[21]HACKMAN J D. Power and centrality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5， 30（1）： 61-77.

[22]MARQUIS C， TILCSIK A.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3， 7（1）： 195-245.

[23]KOSMUTZKY A， KRUCKEN G.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analyzing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pecificities of universities through mission statements[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15， 45（2）： 137-149.

[24]OERTEL S， SOLL M. Universities between traditional forces and modern demands： the role of imprinting on the missions of German universities[J]. Higher education， 2017， 73： 1-18.

[25][美]伯頓·克拉克.《探究的場所：現代大學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緒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7.

Abstract： Since the initiation of“Bologna Process”， the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as inevitably been affected by marketization. As such， the third miss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law， including thre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article examined 83 German public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mission statements with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the thearetical lens， where MAXQDA software i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mission statement texts.? The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third mission is further explored， where the proportion and role of classical logic and service logic of these universities a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proportion of the third mission plays a core role in the self positioning of German public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the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ission statements are influenced by classical logic; and the service logic is contradictory.

Keywords： Germany; University mission statement; Third mission; Textual analysis; Social service

編輯 呂伊雯? ?校對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