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特征分析

周聰慧，韓 忠，魏舒婷

（湖北大學 資源環境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2）

文化與旅游的發展具有內在邏輯的一致性[1]。近年來，在文旅融合高質量發展的大背景下，中國各級政府和相關行業都在積極踐行“宜融則融，能融盡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工作理念[2]。文化旅游資源是文旅融合的維度之一，探究文化旅游資源的空間分布特征有利于深刻理解文化旅游資源的內涵及形成原因，是推進文旅融合發展的基礎性工作。

文化旅游的研究始自國外對文化和旅游關系的探討[3]，之后逐漸延伸到文化和旅游的網絡關系研究[4]。目前，國外研究側重于文化遺產旅游[5-6]和劇場演出[7]等領域。國內則聚焦于不同尺度的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水平測度研究[8-10]以及文化和旅游的融合路徑研究[11]。文化旅游資源是“客觀地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間，并因其所具有的文化價值而對游客產生吸引力的自然存在、歷史文化遺產或社會現象”[12]。在文化旅游資源的分類方面，唐建軍和姚絲雨[13]將文化旅游資源分為物質型和非物質型2類，物質型文化旅游資源包括建筑與設施、歷史遺跡遺存，非物質型文化旅游資源包括傳統藝術、傳統技藝、傳統禮儀；張烈琴等[14]將文化旅游空間解構為文化空間和旅游空間，即人文旅游空間和自然旅游空間；許春曉和胡婷[15]依據國標體系結構，系統闡述了文化旅游資源的分類體系。在研究對象的選取方面，部分學者從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篩選特定類型的文化旅游資源，進而研究其空間分布差異[16]、開發潛力[17]及當地文旅融合發展特征[18]，也有學者從A級景區中篩選文化旅游資源探究其空間分布特征[19]，而從多個名錄中篩選不同等級的文化旅游資源[20]從而進行綜合研究的成果較少。在文化旅游資源保護與開發方面，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少數民族和民俗類文化旅游資源的保護和開發提出了對應策略，如文化人類學角度[21]以及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的綜合角度[22]?？傮w來看，在文化旅游資源的空間分異研究上，大多是基于某種特定類型的文化旅游資源，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較為單一[19]，對于系統性地選取文化旅游資源進行空間分異研究的成果較為缺乏；在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異的影響因素研究中多采用定性方法，而探究地理環境各要素對其分布密度的作用強度的研究較少。

基于此，本研究選取以荊楚文化為代表的湖北省為案例地，綜合多個國家級名錄，從中選取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以下簡稱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空間分布結構和地理環境特征，旨在為湖北省文旅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數據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湖北省位于長江中游，華中腹地。在自然環境上，東、西、東北三面環山，群山疊嶂[23]，地貌類型復雜多樣。長江和漢江在武漢市交匯，沖積出江漢平原和鄂東沿江平原，平原內湖泊密布，河網交錯。在人文環境上，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涌現了陸羽、屈原、米芾等歷史名人。在歷史時期，北方流民大量遷入，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交織，造就了豐富多樣的文化旅游資源。截至2023年4月，研究區共有國家歷史文化名城5座，古文化遺址6處，世界文化遺產和世界自然遺產4處[23]，4A級及以上高等級旅游景區196家[24]。

1.2 研究數據

本研究在梳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通過對多個名錄進行篩選、去重等得到699處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其中，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119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67個）、4A級及以上景區（111個）數據來自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廳官網，中國傳統村落（269 個）數據來自傳統村落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20個）數據來自湖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官網，世界文化遺產（3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10個）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官網。

高程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河流和公路數據來源于全國地理信息資源目錄服務系統，降水量、氣溫、風速、GDP 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網站（其中GDP 選取未受疫情影響的2019 年的數據）。

基于可操作原則，本研究在文化旅游資源分類相關研究[17]的基礎上，將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分為遺址遺跡類、人文活動類、歷史建筑與文化空間類3大類別，刪去“文化旅游商品類”。利用百度拾取坐標系統獲取湖北文旅資源的坐標信息，并基于ArcGIS 10.6和QGIS 3.8建立地理坐標系為WGS_1984、投影坐標系為UTM_Zone_49N的空間數據庫。此外，由于地理環境描述數據來源不一致，利用ArcGIS 10.6軟件將不同數據進行空間匹配并重采樣，以統一空間分辨率。

1.3 研究方法

1.3.1 最近鄰指數

運用最近鄰指數判別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的類型。最近鄰指數是表示點狀事物在地理空間中相互鄰近程度的地理指標。根據最近鄰指數的計算結果判斷點狀目標與隨機分布的偏離程度，從而將文化旅游資源的空間分布類型劃分為均勻型、隨機型和集聚型。最近鄰指數計算公式為

式中，R為最近鄰指數，r1為文化旅游資源與其最近鄰文化旅游資源距離的平均值，即實際最近鄰距離；rE為隨機分布假設前提下最近鄰的點的平均距離，即理論最近鄰距離；n為區域文化旅游資源數量，A為區域面積。R小于1為集聚型，R大于1為均勻型，R等于1則為隨機型。

1.3.2 網格維數模型

網格維數反映區域內要素分布的復雜程度和均衡程度[25-26]，本研究運用網格維數模型從省域尺度上探究文旅資源分布的均衡特征。將湖北省地圖劃分成不同數量的網格，文化旅游資源所占據的網格數N(r)會隨網格尺寸r的不同有所變化[27]，假定文化旅游資源具有無標度空間分布特征，則有

N(r) ∝r-α。

定義α=D0為容量維值，假設在不同等分下網格中文化旅游資源分布的個數為Nij，文化旅游資源總數為N，則其概率為，信息量為

假定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是分形，則表達式為

式中，r=，表示等比例劃分的網格尺寸；i和j分別為網格的行號和列號；I0為常數；D1是信息維。

網格維數模型的地理意義為：網格維數值為0 ～ 2，當D= 0時，區域內文化旅游資源集中于一點；當D= 1時，文化旅游資源均勻地集中到一條線上；當D= 2時，文化旅游資源均勻分布；當D0=D1時，文化旅游資源是簡單的分形[25]。

1.3.3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值隨中心文化旅游資源點輻射距離的增加而逐漸減小。核密度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n為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總數量，h為距離衰減閾值，k()為核函數。核密度值在核心文化旅游資源點xi處最大，在遠離xi的過程中不斷減小，直至與核心文化旅游資源點xi的距離達到閾值h時核密度值降為0。

1.3.4 地理探測器

地理探測器是探測空間分異性并揭示其背后驅動力的統計學方法，可以探測某因子X在多大程度上解釋屬性Y的空間分異，具有忽視多個因子的共線性問題等優點[28-29]。其公式為

式中，q為影響因子對文化旅游資源密度的影響程度，L為影響因子的分層，N和Ni分別為全省的單元數和第i層的單元數,σ2和分別是全省單元密度值的方差和第i層的方差。

2 文化旅游資源空間結構特征

2.1 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類型

使用ArcGIS 10.6軟件中的創建泰森多邊形工具，計算文化旅游資源的泰森多邊形面積、數量和變異系數（CV）。當CV < 33%時，點要素均勻分布；當CV為33% ～ 64%時，點要素隨機分布；當CV > 64%時，點要素集聚分布。湖北省文旅資源的CV值為112.45%，遠大于64%，表明湖北省文旅資源呈現集聚分布[30]。由資源分類構成看，遺址遺跡類資源的泰森多邊形變異系數為111.08%，人文活動類資源的泰森多邊形變異系數為71.66%，歷史建筑與文化空間類資源的泰森多邊形變異系數為122.49%，均大于64%，表明3類文化旅游資源均呈現集聚分布。

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坐標點位按照申報單位獲取，使用泰森多邊形變異系數判斷文化旅游資源的空間分布態勢時，難以避免其對文化旅游資源空間位置的“均勻化”，故結合最近鄰指數進一步辨析湖北省文旅資源空間分布類型。由公式計算可得表1，湖北省文旅資源總體最近鄰指數為0.495 6，小于1，說明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空間分布呈現聚集形態；Z得分為-25.510 2，P值為0，表示隨機產生集聚的概率小于1%，因此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總體空間分布類型為集聚型，但并非隨機集聚分布。武漢、黃石、襄陽、荊州、宜昌、十堰、孝感、黃岡、咸寧、隨州和恩施州的最近鄰指數均小于1，說明這11個地級市、州的文化旅游資源在空間上呈集聚分布，其中武漢的資源集聚程度最高，襄陽和隨州次之。荊門、鄂州、仙桃、潛江、天門、神農架林區的最近鄰指數大于1，說明其文化旅游資源在空間上呈均勻分布。從資源分類構成的最近鄰指數來看（表2），3類文化旅游資源的最近鄰指數均小于1，說明3類文化旅游資源在空間上均呈集聚分布。綜上所述，湖北省文旅資源的集聚型分布特征較為典型。

表1 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最近鄰指數Table 1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high-leve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表2 湖北省三類文化旅游資源最近鄰指數Table 2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three kinds of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2.2 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均衡特征

最近鄰指數和泰森多邊形變異系數僅能反映文化旅游資源的分布類型，不能反映文化旅游資源分布的復雜程度和均衡程度。故本研究用網格維數模型揭示湖北省文旅資源空間分布狀態下的內部幾何分形特征及均衡特征。

首先，基于ArcGIS 10.6平臺，在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空間分布圖上利用創建漁網工具選取一矩形區域（區域能完整覆蓋研究范圍），并將矩形區域的邊長等分為K份（2 ≤K≤ 10），形成K2個網格，使每個網格均勻覆蓋研究區。其次，利用圖層要素中的位置選擇，統計不同K等分下的文化旅游資源所占據的網格數N(r)，例如當K= 2時，699個文化旅游資源覆蓋了全部4個網格，此時N(r) = 4。再次，利用空間連接工具統計不同K等分下的每個網格內文化旅游資源的數量Nij，求得概率Pij，再得出I(r)和lnI(r)（表3）。最后，以lnK為橫坐標、lnN(r)為縱坐標繪制容量維雙對數散點圖，以lnK為橫坐標、lnI(r)為縱坐標繪制信息維雙對數散點圖，得出容量維和信息維的擬合方程（圖1）。

圖1 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網格維數雙對數散點圖Figure 1 Double logarithmic scatter diagram of grid dimension of high-leve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表3 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網格維數測算數據Table 3 Grid dimension calculation data of high-leve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由圖1可知，研究區內文化旅游資源在測定尺度內存在顯著無標度區間，符合分形維度的數量意義，反映其在空間上具有分形特征。由圖1（a）可知，判定系數R2為0.996 9，容量維值為1.716 4，表明文化旅游資源在省域尺度上的空間分布呈現不均衡性。由圖1（b）可知，判定系數R2為0.974 1，信息維值0.650 6，遠小于容量維值1.716 4，表明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空間分布呈現不等概率分布，分形結構較為復雜，且在自組織演化過程中呈現多中心聚集特征，這可能與湖北文旅資源向某些地理要素集中分布的趨勢有關。

2.3 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格局

利用ArcGIS 10.6 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分別從總體上和按資源類別對湖北省文旅資源進行核密度估計，得到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核密度圖和湖北省3類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核密度圖（圖2）。

從總體看，湖北省文旅資源在空間格局上呈現聚集形態，呈現“一帶單核多中心”的空間分布格局。1個高密度核心區為武漢中部，5 個次級密度中心區分別是恩施州南部、黃岡北部、黃石、荊州西北部和宜昌中部；帶狀分布區為武漢城市圈“黃岡—武漢—鄂州—黃石—咸寧”帶，其中“武漢—鄂州—黃石”一帶趨于長江分布。武漢市高密度核心區主要分布在長江沿岸，包括武昌區、江漢區和江岸區。盡管武漢的文化旅游資源數量不是最多，但聚集度最高，分布最為集中，因此在武漢形成了唯一的高密度核心區。恩施州文化旅游資源最多，但聚集度明顯低于武漢，形成了文化旅游資源分布的高值區，但并非高密度核心區。恩施州次級密度中心區主要分布在阿蓬江、冷水河、忠建河等附近，包括恩施市、宣恩縣、咸豐縣、來鳳縣等。恩施州位于土苗文化圈，長期以來一直是少數民族生活的地方，其文化旅游資源類型以土家族和苗族文化類為主[31]。黃岡市次級密度中心區主要分布在大別山地區，主要包括紅安縣和麻城。紅安縣和麻城紅色文化資源頗為豐富，且傳統村落數量最多，保存了大量明清時期古建筑和古民居，因此形成次級密度中心區。黃石市次級密度中心區主要分布在大冶湖周邊，主要包括大冶市、陽新縣、鐵山區等。荊州市次級密度中心區主要分布在長江、長湖沿岸和太湖港，主要包括荊州區和沙市區。宜昌市次級密度中心區主要分布在巫山西側及長江和卷橋河沿岸，傳統村落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眾多。

遺址遺跡類資源呈現“單核多中心”分散分布的空間格局，其中單核是以武漢為核心形成的高密度核心區；多中心包括十堰北部、襄陽中部、隨州中南部、孝感與黃岡交界處、荊州與宜昌交界處5個次級密度中心區。武漢的遺址遺跡類資源以近代以來的革命遺存為主，包括辛亥革命時期、大革命時期以及抗戰時期的文化旅游資源。襄陽、隨州、荊州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都留有珍貴的文物古跡，例如襄陽的“古隆中”、隨州的擂鼓墩古墓群、荊州的郢城遺址。

人文活動類資源主要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大致形成“一帶雙核”的分布格局，在武漢和宜昌高度聚集，形成兩個高密度核心區；帶狀分布區域主要在宜昌—荊州西北部—潛江—天門和仙桃—武漢—鄂州一帶，沿長江和漢江分布，在長江與漢江交界處分布尤為集中。長江流經寬闊富庶的江漢平原，且沿江一帶交通便利，豐沛的雨水與溫和的氣候孕育了發達的農耕文明，自古以來是魚米之鄉，勞動人民正是基于其生產生活方式創造了以楚劇為代表的傳統戲劇等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此形成了沿江帶狀分布結構。宜昌是長江上游和下游的分界點，位于荊楚文化圈、巴楚文化圈和土苗文化圈的交界處，區域內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型多樣，數量較多，因此形成高密度核心區。武漢建城已有3 500年，自古以來商業發達，可供觀賞的民間技藝較多，例如龍舞（高龍）、武漢雜技、廟會等。

歷史建筑和文化空間類資源數量最多，大致形成了“兩帶兩核兩中心”的空間分布格局。東側帶狀區域與湖北省文化旅游資源總體的帶狀分布區域一致，西側帶狀區域沿巫山東側向南延伸，進入武陵山區；2個高密度核心區由鄂東北的紅安縣和麻城以及鄂西南的恩施州大部構成；武漢主城區為次級密度中心區，黃石的陽新縣、大冶市與咸寧的通山縣、咸安區集中連片形成另外的次級密度中心區，鄂州為兩個次級密度中心區的塌陷區。黃岡高密度核心區與武漢次級密度中心區相連，形成了歷史建筑與文化空間集聚片區。黃岡地處鄂豫皖交界地帶，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因此革命文化資源較多。恩施州的自然地理環境具有保存古民居和古建筑的顯著優越性，擁有眾多中國傳統村落，且集中分布在宣恩縣、來鳳縣和咸豐縣。

3 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地理環境分布特征

結合研究區實際與數據可獲得性，選取高程、坡度、距河流的距離等8個因子作為自變量，以文化旅游資源的核密度為因變量，運用地理探測器探究湖北省文旅資源分布格局與其地理環境之間的關聯程度。結果顯示，P值均為0，均較顯著；地理環境因子的解釋力由大到小依次為經濟體量、坡度、距公路的距離、高程、年降水量、距河流的距離、風速、氣溫。

3.1 自然環境

3.1.1 地形地貌條件影響下的分布特征

高程（q= 0.202 3，P= 0.00）與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密度的相關性較強，總體呈負相關。根據相關研究[32]，可將湖北省高程值分為4 個等級?；贏rcGIS 10.6 平臺，將文化旅游資源點與湖北省30 m 分辨率DEM高程數據進行疊加，結果如圖3所示。使用提取工具提取文化旅游資源高程。經統計分析并結合圖3可知，文化旅游資源分布的平均高程為370.693 m；60.09%、17.31%的文化旅游資源分別分布在高程200 m以下、500 ～ 1 000 m的區域內，而1 000 m以上的區域僅有5.58%的文化旅游資源分布。湖北省地貌類型豐富多樣，文化旅游資源在鄂西山地、鄂東北低山丘陵和鄂東南低山丘陵廣泛分布，且大多位于山間低洼地帶，其中恩施州的地形更為復雜，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因此眾多歷史建筑與文化空間類資源得以保存；江漢平原分布了眾多人文活動類資源，這是由于該地區地勢平坦開闊，孕育了農耕文明，同時衍生出了傳統口頭文學、社會實踐、節慶和歷法等人文活動類資源。

圖3 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與地形地勢關系圖Figur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level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opography in Hubei province

坡度（q= 0.228 1，P= 0.00）是影響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異最主要的自然因素，兩者呈負相關關系。利用DEM高程數據，將坡度信息按文化旅游資源點提取并進行分等級統計（圖4）。由圖4可知，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總量、不同類型的數量在不同等級坡度上的分布特征有較強的一致性，約有85.98%的文化旅游資源分布在0 ～ 15°的范圍內，35 ～ 45°的坡度范圍內僅有0.86%的文化旅游資源分布，45°坡度以上沒有文化旅游資源分布。歷史建筑與文化空間的建設對坡度的要求較高，位于平坡或緩坡的歷史建筑與文化空間更加安全穩固。由此不難看出，地形地貌條件對文化旅游資源的地域分異具有較大影響，湖北省文旅資源主要分布在平原以及高山的溝谷地帶等坡度較小的地區。

圖4 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不同坡度分布數量統計Figure 4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slope distribution quantity of high-grad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Hubei province

3.1.2 河網水系影響下的分布特征

距河流的距離（q= 0.193 1，P= 0.00）與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的相關性一般。水是人類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條件，與人類文明息息相關。利用ArcGIS 10.6中的緩沖區分析工具對湖北省河流設置不同距離的緩沖區，通過圖層中“按位置選擇”統計文化旅游資源落入緩沖區范圍內的數量。經統計，有349個文化旅游資源分布在1 km緩沖區內，占總數的49.93%；有533個文化旅游資源分布在2 km緩沖區內，占總數的76.25%?？梢钥闯?，湖北省文旅資源與河流分布具有良好的耦合性，呈現出趨水性的分布特征。距河流的距離對湖北省文旅資源空間分異的影響一般，主要是由于湖北省有長江橫貫，漢江斜穿，清江滋養著土苗文化圈，省內水系發達，河湖眾多。

3.1.3 氣候條件影響下的分布特征

年降水量（q= 0.195 8，P= 0.00）與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密度的相關性較強。降水量的大小會影響河流水系的密度、徑流量等[33]。29.18%的文化旅游資源分布在年降水量2 000 mm以上的地區，47.07%的文化旅游資源分布在年降水量1 500 ～ 2 000 mm的地區，其他23.75%的文化旅游資源分布在年降水量1 500 mm以下的地區。氣溫（q= 0.092 0，P= 0.00）對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異的影響較小。平均氣溫15 ～ 19℃的地區分布了78.82%的文化旅游資源，15 ℃以下的地區僅分布了21.03%的文化旅游資源。氣溫的高低影響古代農業生產，也是影響人們出游的一個最重要的氣候因素[34-35]。風速（q= 0.092 3，P= 0.00）對湖北省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異的影響較弱，與湖北省文旅資源密度呈負相關，即風速較小的地區文化旅游資源密度較大。綜上所述，湖北省文旅資源多分布在氣候溫暖濕潤、風速較小的地區。

3.2 人文環境

3.2.1 經濟體量影響下的分布特征

GDP（q= 0.255 6，P= 0.00）是影響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最主要的因素，解釋力最強。從全省尺度的分布密度來看，1 000 m空間分辨率下的GDP與湖北省文旅資源密度大致呈正相關關系。湖北省文旅資源分布密度最高值位于省內經濟體量最大的武漢市主城區；同樣，湖北省文旅資源在其他地級市、州的主城區分布密度高于周邊縣區，在鄉村地區的分布則更為分散。在湖北省文旅資源中，歷史建筑與文化空間類、遺址遺跡類資源占比達到82.83%，這兩類資源需要長期的維護和修繕。所在地區的經濟體量越大，越可能擁有更多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對其進行維護，也就越可能保持獨具特色的文化風貌。同時，經濟發展活力大的地區產生創意文化的概率也較高，創意文化空間也就越多。從資源數量分布來看，恩施州是一個異常值，其經濟發展水平總體較低，卻保存了大量傳統古村落，這是由于恩施州地形復雜，可進入性較差，長期以來未能將文化旅游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效益，因此在恩施州產生了資源數量與經濟體量的明顯錯位。綜上，湖北省在進行文化旅游資源開發時應注重資金的投入與分配，把握好活化開發與原真性保護兩者之間的關系。

3.2.2 交通條件影響下的分布特征

距公路的距離（q= 0.220 2，P= 0.00）是影響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格局的次要人文因素。相關研究表明，中國現今多數公路交通是在歷史時期原有大道或驛道的基礎上形成的[36-37]。使用緩沖區工具對湖北省內公路設置不同距離的緩沖區，發現位于武漢市內“上?！櫪尽惫泛臀溏舐费鼐€1 km緩沖區范圍內的文化旅游資源密度值最大，公路2 km緩沖區以外有22.32%的文化旅游資源，公路緩沖區5 km以外僅分布有2.72%的文化旅游資源?？梢?，距公路的距離與文化旅游資源密度呈現負相關關系，因此注重區域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加強道路基礎設施的建設有助于文化旅游資源服務范圍的拓寬以及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3.2.3 歷史文化條件影響下的分布特征

由于歷史文化條件衡量標準復雜，難以選取合適的表征數值，故采用定性的方法分析歷史文化條件對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布格局的影響。長期的歷史文化積淀才能留下與之相關的遺址遺跡和歷史建筑，并在當今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衍生出與現代社會相結合的創意文化空間。武漢是高密度核心區，盤龍城遺址建城有3 500年的歷史；漢口曾有英國、俄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的租界區，留下了江漢關大樓、大智門火車站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在武昌打響，且武漢曾是中國大革命的中心，因此武漢革命文化遺存豐富且價值較高，如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起義門、八七會議會址、武漢國民政府舊址等。黃岡是中共早期建黨活動的重要駐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是“黃麻起義”、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等重大革命歷史事件發生地，擁有紅安縣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紀念園、李先念故居、董必武故居等革命文化場所。黃石有悠久的礦冶文化，銅錄山古銅礦遺址、漢冶萍煤鐵廠礦舊址等遺存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荊州是荊楚文化最早的中心地，留有以楚紀南故城、荊州古城墻和荊州博物館等為代表的文化旅游資源，集中展現了瑰麗奇異的荊楚文化。

3.3 交互探測分析

交互探測分析結果顯示，任意兩因子之間的交互作用q值均大于單因子的q值。具體來看，坡度與其他因子的交互q值均大于單因子q值，但只有與氣溫和風速的交互類型屬于非線性增強，其中，坡度與氣溫交互作用q值最高（0.486 2）。對于年降水量而言，除與風速和GDP的交互類型屬于雙因子增強外，其余均屬于非線性增強，且各交互作用q值均值為0.372 5，大于降水量單一因子q值（0.195 8）。DEM與氣溫交互作用q值為0.469 8，兩者對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異的解釋力達46.98%?？傊?，不同因子的交互作用對于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分異的解釋力都大于單因子的解釋力。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借助ArcGIS 10.6空間分析工具，運用泰森多邊形方法、最近鄰指數、網格維數模型、核密度分析方法探討了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空間分布特征，使用地理探測器和緩沖區分析工具探究了湖北省文旅資源分布的地理環境特征，主要結論如下：

（1）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空間分布類型為集聚型，不同類型資源集聚形態有所差異，空間集聚位置受長江“核心-邊緣”輻射作用明顯。

（2）湖北省文旅資源分形特征明顯，因地區的地形地貌條件或地區經濟體量的差異，湖北省文旅資源空間分布不均衡，且分形結構較為復雜，具有沿河谷、公路、河流等地理線分布的趨勢。

（3）湖北省文旅資源大致形成了以武漢為核心的高密度區，以恩施州南部、黃岡市大別山片區、黃石市、荊州市西北部和宜昌市中部為中心的次級密度區，總體呈現“一帶單核多中心”的空間分布格局。

（4）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空間分布格局與地形地貌、河流、氣候等自然環境，交通、經濟體量、歷史文化等人文環境有密切關系，各因子共同作用形成湖北省文旅資源的空間分布格局。經濟體量與湖北省文旅資源密度的空間分異相關性最強，“就低”“趨水”“近路”是湖北省文旅資源空間分布的主要環境特征。

4.2 討論

文化旅游資源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載體。盡管國家出臺了相關文物保護法律法規和傳統村落保護指導意見等，但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重經濟輕文化、未能充分挖掘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現象。武漢市漢口近代建筑群、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和A級景區等在實現文旅資源整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湖北省其他有關地區也應加快文化旅游資源的系統性開發利用，形成集聚片區。

本研究可對湖北省文化旅游資源空間布局的優化及文旅融合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由本研究可知，湖北省文旅資源空間分布不均衡，其直接原因是先天歷史文化的積淀不同和經濟水平的差異，但在后期可通過政策的引導和文化空間的營造推動其均衡發展。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湖北省作為長征、長江國家文化公園的重點建設區之一，有必要從多個角度對省內文化旅游資源進行開發利用。今后湖北省在推進文旅融合發展過程中，可借助建設長征、長江國家文化公園（湖北段）的契機，加強地方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統籌全省文化旅游資源，深挖旅游價值。應重點開發黃岡—武漢—鄂州—黃石—咸寧一帶，加強區際聯系，形成文化旅游集聚片區，打造湖北省文化旅游精品線路；在鄂中的低密度區，首先加強旅游業基礎設施建設，然后通過挖掘文化內涵或營建主題文化旅游空間，豐富當地文化旅游資源；鄂西地區山地眾多，河谷縱橫，應首先考察人口、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在保障生態環境的前提下開發文旅資源。

一方面，本研究從多個官方名錄中選取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使文化旅游資源的統計更加全面；揭示了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分布的地理環境特征及其關聯程度，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另一方面，本研究僅對高等級的文化旅游資源的分布特征進行了探索，未能覆蓋全部文旅資源，使得研究略顯不足，后續還需擴大文化旅游資源的研究范圍；非物質文化遺產屬于無形資源，其坐標位置難以準確定位，未來有待深入研究更加科學合理的定位方法；本研究主要從宏觀視角分析湖北省高等級文化旅游資源分布的地理環境特征，僅使用2019年截面數據進行探討，今后可多方查閱歷史資料，從歷史年代的角度進行更全面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