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變動、OFDI與出口貿易
2023-09-19 12:18程顯宏畢鵬王蒙
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3年4期
關鍵詞：出口貿易
程顯宏 畢鵬 王蒙
摘要：鞏固和發展同歐亞經濟聯盟的經貿合作關系對于促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深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作者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結合引入匯率因素的結構化貿易引力模型，在理論層面上構建了匯率變動、OFDI與出口貿易關系的理論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設，將匯率變動劃分為匯率水平變動與匯率波動，引入第三方匯率波動并細化為區域鄰國匯率波動、中美匯率波動和中歐匯率波動三方面，采用2003—2017年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貿易和投資面板數據，運用全面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工具變量法（2SLS、GMM和LIML）等估計方法實證檢驗了匯率變動、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以及異質性匯率變動條件下OFDI的出口效應。通過研究發現：中國對歐亞經濟聯盟OFDI與出口貿易呈現互補關系；匯率波動對出口貿易產生顯著抑制作用，而匯率水平變動影響則不顯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顯著降低中國對歐亞經濟聯盟的出口貿易; 引入第三方匯率波動變量，發現第三方匯率波動效應具有異質性，區域鄰國匯率波動有助于促進中國對歐亞經濟聯盟的出口，而中美與中歐匯率波動影響并不顯著。利用國際貿易標準貨物分類（SITC）將出口產品分為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進一步探究OFDI對異質性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發現中國對歐亞經濟聯盟OFDI與不同類型的產品均具有顯著互補關系，匯率水平變動對不同類型產品出口影響仍然不顯著；雙邊匯率波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顯著抑制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出口貿易，同時在考慮第三方匯率波動的情形下，雙邊匯率波動對初級產品的影響程度增強，對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影響減弱；第三方匯率波動對不同類型產品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初級產品中第三方匯率波動均顯著促進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中第三方匯率波動均無顯著影響；資本密集型產品中僅有鄰國匯率波動促進出口。設定匯率變動、第三方匯率波動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與OFDI的交互項模型，實證檢驗了異質性匯率變動條件下中國對歐亞經濟聯盟OFDI的出口效應，研究發現OFDI出口效應中，匯率波動具有顯著抑制效應，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匯率水平變動影響不顯著；第三方匯率波動效應具有異質性，區域鄰國匯率波動顯著抑制OFDI的出口效應，而中美和中歐匯率波動影響不顯著。
關鍵詞：匯率變動；OFDI；出口貿易；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結構化貿易引力模型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3）04-0033-17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加快完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創新對外投資方式，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從而形成全面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報告提出要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等領域的合作?！耙粠б宦贰背蔀閷ν庵苯油顿Y的熱點地區以及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梁。地處歐亞核心區域的歐亞經濟聯盟（以下簡稱“聯盟”），前身為2010年成立的俄白哈關稅同盟，2015年隨著吉爾吉斯斯坦和亞美尼亞兩國相繼加入，歐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得到進一步深化，最終形成以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和亞美尼亞為成員國的五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聯盟是一個包含1.7億人口總數、GDP總值達到4.5萬億美元的共同市場，其成員國均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俄白哈關稅同盟啟動之前，中國對五國的出口額雖然保持增長的勢態，但總體水平較低。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盡管由于2015年聯盟成立導致中國與聯盟的出口與投資有所下降，但總量基本處于歷史最高水平。中國是聯盟主要的境外投資國，截至2017年底，中國在聯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33.1億美元，占所有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15.1%，成員國中的哈薩克斯坦是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第一大投資目的國。中國對聯盟成員國投資存量不斷增加的同時，出口貿易額也從2003年的59.1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547.4億美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15.9%根據公式“CAGR（年均復合增長率）=（期末值/期初值）^（1/年數） -1”計算所得，數據由CEPII-BACI數據庫提供的HS6分位產品層面的出口貿易數據。。中國對聯盟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呈現出相互融合、協同推進的發展新態勢。為了進一步深化與聯盟的經貿合作關系，2018年中國與聯盟及其成員國簽署了《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標志著中國與聯盟經貿合作從項目帶動進入制度引領的新階段，有力推動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隨著中國與聯盟經貿合作進入新階段，做好貿易和投資風險防控對雙邊經貿合作的持續發展顯得愈發重要。匯率作為國際經濟活動最重要的相對價格指標，在國際經貿活動中執行著價格轉換職能，對貿易與投資的平衡具有深刻影響，因此匯率變動在中國與聯盟的貿易和投資關系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值得研究。
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變動經歷了從緩慢到快速升值的過程，至2013年人民幣兌美元大約升值了35%。2014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一改長期單邊升值預期，逐漸進入雙向波動頻繁、彈性幅度增大的“新常態”［1］。新形勢下的匯率變動在中國與聯盟貿易和投資關系中是否具有新的特征同樣值得研究。
事實上，自壟斷競爭優勢理論提出后，國際投資理論便得到了長足發展。產品周期理論、生產折衷理論以及邊際產業轉移理論等均從理論層面探討了貿易和投資的關系，但是傳統的國際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構建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之內，并不能很好地解釋貿易和投資的關系。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關于投資與貿易相互關系的研究結論也日漸完善，如Kemp［2］、Antràs和 Caballero［3］、Kleinert 和Toubal［4］的研究認為貿易和投資存在互補關系；Mundell［5］、 Dunning［6］、Chang［7］的研究則認為兩者為替代關系；同時研究角度也更加多元化，如Markuson 和 Svensson［8］、程中海和張俊偉［9］從要素稟賦角度考察了貿易和投資的關系，Petri［10］、余官勝［11］從投資動機角度考察了貿易和投資的關系。但上述研究大多停留在投資與貿易的理論分析和表層數量關系的探討，鮮有文獻研究二者間內在邏輯關系，特別是基于理論框架內匯率對投資和貿易相互關系的影響機制尚缺乏深層次的討論，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突破空間。
“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初始動因是推動中國企業和產品“走出去”［12］，而在走出去過程中匯率變動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在“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的背景下，當我們評估匯率因素在中國與聯盟經貿合作中的影響時，有必要進一步關注的問題是：匯率變動在中國對聯盟投資與貿易關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三方匯率效應對雙邊出口貿易的影響是否具有異質性？基于以上，我們認為匯率變動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選擇行為中產生重要影響，進而構建理論模型將三者納入統一分析框架，闡釋匯率變動、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并進一步將匯率波動細化為雙邊匯率波動與第三方匯率波動我們將第三方匯率波動細化為區域鄰國匯率波動、中美匯率波動和中歐匯率波動三方面。其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歐亞司將歐亞十二國定義為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除去歐亞經濟聯盟五國將剩下的七國定義為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的區域鄰國。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最終選取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四國作為區域鄰國匯率波動變量的對象，并以出口額占比為權重對雙邊匯率波動進行加權平均獲得“區域鄰國匯率波動”變量。，深入探討在異質性匯率變動作用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出口貿易的理論機制，這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深遠發展以及中國與聯盟經貿合作水平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參考價值。
一、文獻綜述
（一）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
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宏觀經濟理論和實證研究的熱點領域。早期學術界主要有兩種代表性觀點：一種以市場尋求型（Market seeking）為主的替代效應［5，13］，另一種以資源尋求型（Resource seeking）為主的互補效應［14-15］。隨著國際投資與跨國公司的發展，Markusen和Svensson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具有權變關系，即要素流動與要素間合作則為互補關系，反之則為替代關系［8］。在“一帶一路”倡議深入實施的背景下，中國學者對沿線國家OFDI與貿易關系的研究成果頗豐，且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側重探討整體層面上OFDI與貿易的關系。如韓亞峰研究發現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雙向投資和對外貿易增長的協調關系具有區域異質性［16］；林創偉等研究發現中國與東盟國家的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17］；邊婧和張曙霄認為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進出口貿易效應［18］。二是側重考察影響OFDI與貿易關系的核心因素。如王穎等運用拓展引力模型就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30個國家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東道國市場規模、東道國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東道國資源稟賦是影響中國企業對其投資的主要因素［19］；尹美群等認為東道國要素稟賦和制度環境等因素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方式及區位選擇具有不同影響［20］；毛海歐和劉海云研究發現“一帶一路”倡議提高了中國對沿線國家OFDI與貿易的互補效應［21］；謝娜基于引力全對數模型，實證檢驗了制度距離顯著影響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22］。
（二）匯率變動與國際貿易
1.匯率變動表現形式：匯率水平變動和匯率波動
匯率水平變動一般指匯率升值或貶值對一國進出口貿易收支差額的影響。匯率傳遞理論認為匯率水平變化是影響進出口貿易的關鍵因素。馮永琦和裴祥宇研究發現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不利于最終產品的進口［23］；李宏和任家禛研究發現匯率上升對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出口技術復雜度有促進作用，進口則體現抑制作用［24］；Li等采用企業層面的數據研究發現出口國的匯率變動顯著影響本國向目的國的出口額［25］；而呂誠倫和王學凱研究發現匯率變動不是影響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貿易的重要因素［26］。匯率波動指匯率水平短期內的震蕩。部分學者基于風險規避（Risk Aversion）理論和期權定價理論（Option Pricing Theory）研究發現，匯率波動增加企業跨國投資和貿易的風險，阻礙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活動［27-28］。也有學者基于靈活生產（Production Flexibility）理論得到與之相反的結論，認為匯率波動增加風險喜好型企業的本地生產收益，促進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29-30］。顯然匯率變動作為影響投資和貿易的關鍵因素，勢必會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決策，但現有研究結論并不統一。
2.第三方匯率效應
Cushman最早認為第三方匯率會間接影響兩國間的貿易，若不考慮第三方匯率效應將導致估計偏誤［31］。國外部分學者對第三方匯率效應進行了研究，得到了相應結論［32-33］。國內學者如王雪等考察我國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雙邊出口貿易，發現不但雙邊匯率波動具有顯著影響，而且受到第三國匯率因素影響［34］；曹偉和林守武研究發現中國同東南亞五國進出口貿易同時受到雙邊匯率和鄰國匯率的水平變化和波動幅度影響［35］；鄒宗森等實證檢驗了第三方匯率波動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貿易影響，研究顯示第三方匯率波動有助于穩定雙邊出口貿易關系［36］；李雄師等基于鄰國視角，考察了匯率變動對中國與 “一帶一路”國家雙邊貿易的影響，發現鄰國匯率效應對中國與 “一帶一路”國家雙邊貿易存在顯著影響［37］。
（三）文獻述評
通過梳理過往文獻我們發現：一是現有研究注重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但研究結論并不統一；二是從研究內容上看，第三方匯率效應的研究大多從整體層面進行評估，未考慮到第三方匯率效應可能存在的異質性問題；三是關于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研究較多，但是鮮有文獻探討匯率變動以及第三方匯率效應在投資與貿易邏輯關系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因此匯率因素在貿易和投資關系的研究中并未得到重視；四是缺少對新興經濟體的研究，隨著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的不斷發展以及在“一帶一路”倡議扎實推進背景下，鮮有研究從匯率變動的角度厘清中國與聯盟OFDI與貿易間的關系。相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在“一帶一路”倡議深入實施及“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的背景下，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和引入匯率因素的結構化貿易引力模型，構建了匯率變動、OFDI與出口貿易關系的理論模型，考察匯率變動、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對貿易與投資關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創新價值。第二，豐富了貿易和投資兩者內在邏輯關系的實證研究?，F有文獻大多從宏觀與微觀層面考察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鮮有探究匯率因素影響二者內在行為選擇的原因和機制，本文中引入匯率這一關鍵因素，依據構建的理論模型提出研究假設，從匯率變動角度厘清投資與貿易的內在邏輯關系，這對于促進投資和貿易協調發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啟示意義。第三，隨著“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的持續推進，中國與聯盟經貿合作潛力不斷得到發掘，引入第三方匯率效應，利用交互項模型深入闡釋異質性匯率變動作用下OFDI的出口貿易效應，推進了現有相關研究。本文的研究對于促進中國與聯盟經貿合作關系良性發展，平衡各國利益并消除可能存在的貿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本文在Pflüger［38］模型的基礎上，以“冰山貿易成本”為切入點，引入具有匯率因素的結構化貿易引力模型［39］，考察匯率變動、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假設經濟系統中，（1）兩地區：中國（i=1）和歐亞經濟聯盟（i=2）。（2）兩種要素稟賦：勞動力（L）和資本（K），勞動力只能在區域內部流動，資本可跨區域流動。（3）兩部門：農業部門和制造業部門，農業部門以規模報酬不變（CRS）和完全競爭為特征，只使用勞動力作為投入要素，生產同質品；制造業部門以規模報酬遞增（IRS）和壟斷競爭為特征，使用固定資本和可變勞動力作為投入要素，生產異質品。同質品貿易不存在貿易成本，異質品貿易遵循“冰山貿易成本”。Anderson和van Wincoop［40］設定的貿易引力模型采用如下形式：
其中：Xij表示i國到j國的出口額；xi和mj分別表示出口國和進口國的固定效應； Tij表示雙邊貿易成本；σ為替代彈性；εij為誤差項。
Anderson等［39］在引力模型中將貿易成本Tij在 “冰山貿易成本”的基礎上增加了規模效應和匯率傳遞項兩個對數線性成本項，表示為：
其中：τij為標準貿易成本乘數；Vij表示i國對j國的出口量；φij是規模彈性系數，表示出口量變化對貿易成本的影響；rρijij為匯率變動成本項，匯率變動增加國際貿易風險和成本，rij表示匯率變動，ρij為匯率變動傳遞程度。Anderson和van Wincoop［40］將i國生產的異質品出口到j國的價格設定為pij=piTij，其中pi為i國產品的出廠價格，不包含貿易成本且不可直接觀測，故將其控制在了多邊阻力因素中。以到岸價計算的出口貿易Xij與Vij之間有如下關系：
由式（1）—式（3）可求得：
其中，（ρij-φij）（1-σ）/（1+σφij）表示出口匯率彈性系數，以往相關文獻均假設規模報酬不變［41-43］，即φij=0，在這里我們沿用該假設，此時式（2）可簡化為：
同時，出口匯率彈性系數可簡化為ρij（1－σ）。σ為替代彈性，Anderson等［39］、丁劍平和劉敏［44］的研究認為σ＞1且通常在2～15之間，故ρij（1－σ）＜0，即出口匯率彈性系數一般為負。
（一）消費者行為
消費者效用函數由兩層效用函數構成，上層為同質品和異質品組合的擬線性效應函數，下層采用異質品組合消費的CES效用函數。則i 地區代表性消費者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以同質品為計價物可得預算約束為：
其中，n1、n2分別為兩地區異質品種類數，σ為任意兩種異質品間的替代彈性，Pi為 i 地區的異質品組合價格指數，xji定義為i地區消費者對j地區異質品的需求量，pji定義為j地區生產的異質品在i地區的價格，其中j=1，2。
在約束條件（8）下最優化消費者效用函數（7），則可以得到消費者對異質產品和同質產品的需求量 CM、CA 以及i地區消費者對 j地區異質產品的需求：
（二）生產者行為
農業部門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出售產品，保持規模收益不變，當以同質品為計價物時，價格為p = akw，其中：ak=1，為單位勞動力；w為工資，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同質品價格即是邊際成本（平均成本），則w = 1，可得 p= 1。同質品貿易間不存在貿易成本，故價格相同，即pi= 1（i = 1、2）。假設現代部門各地生產技術相同，企業生產異質品需要投入1單位資本作為固定投入和ab單位勞動力作為可變投入，因此 i 地區企業生產 ci單位產品的利潤函數為：
根據張伯倫壟斷競爭產品加成定價，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將產品價格定為：
因為兩地區具有相同的生產技術，則不同國家異質品具有相同的出廠價（pi= pj，i≠j），同時，均衡狀態下區域間的勞動成本是固定的，則企業數與資本數相一致（ni=Ki），可得地區異質品的價格指數Pi：
（三）匯率波動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條件下的中國OFDI和出口貿易
我們將Xij定義為i地區對j地區的出口總額，則中國對聯盟出口總額可表示為：
當中國與聯盟開展經貿活動時，OFDI流入、聯盟成立產生的關稅同盟效應以及匯率變動導致的出口變化是本文重點關注的內容，將式（9）和式（12）帶入式（13）中可得式（14）中的①，將T12以式（6）帶入①，可得②：
我們以式（14）中①來考察區域經濟一體化條件下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以②來考察匯率變動對出口貿易的影響。
1.中國對聯盟OFDI與出口貿易
當中國對聯盟OFDI增加時，國內資本K1減少，基于式（14）中①求關于K1的偏導數：
式（15）始終小于0，意味著當K1減少時，X12增大，即中國對聯盟OFDI增加時，出口貿易額隨之增加，表明中國對聯盟OFDI與出口貿易呈現互補關系，據此我們提出假設1。
假設1：隨著中國對聯盟OFDI的增加，出口貿易也隨之增加，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具有互補關系。
2.匯率變動與出口貿易
匯率變動對一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包括匯率水平變動和匯率波動兩方面。在馬歇爾—勒納彈性條件成立的情況下，一國貨幣升值時會增加本國出口貿易成本，抑制該國出口，造成貿易收支變動。與匯率變動影響不同，匯率波動作為一種貿易風險，增加出口企業的風險成本，風險偏好理論認為匯率波動較大時風險厭惡型企業的出口意愿會降低。兩者均反映了匯率變動導致貿易成本變化，進而影響出口貿易?；谑剑?4）中②求關于r12的偏導數：
因σ>1，故出口匯率彈性－ρ12（σ－1）數值小于零，則式（16）小于0，意味著r12增加時，X12減少，表明匯率變動提高了貿易成本，抑制出口貿易，據此我們提出假設2。
假設2：在中國對聯盟OFDI流入不變的情況下，匯率變動抑制出口貿易。
3.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出口貿易
聯盟啟動后產生關稅同盟效應，即區域內國家成立經濟一體化組織后，同盟成員國對內實行零關稅、對外統一關稅，關稅的變化造成貿易成本的變動，進而對出口貿易產生影響?；谑剑?4）中①求關于貿易成本Τ12的偏導數：
因σ>1，可知式（17）小于0，意味著Τ12增加時，X12減少，表明聯盟啟動后，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的關稅同盟效應導致貿易成本上升，抑制出口貿易，據此我們提出假設3。
假設3：在中國對聯盟OFDI流入不變的情況下，聯盟啟動產生關稅同盟效應，貿易成本提高進而抑制出口貿易。
三、數據說明及計量模型設定
（一）變量選取及數據說明
1.因變量
出口貿易額（lnExptrade），采用中國與聯盟成員國當年出口額的對數值表示。數據來源于CEPII-BACI數據庫。
2.核心解釋變量
（1）中國對聯盟成員國直接投資（lnOFDI），采用中國對聯盟成員國當年直接投資存量數據的對數值表示。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匯率變動。匯率變動主要包括兩種情形：匯率水平變動和匯率波動，前者指匯率趨勢性升值或貶值，后者主要體現為匯率水平短期內的震蕩，二者均會增加國際貿易風險和成本。為了全面考察匯率變動對出口的影響，本文中將兩者均納入模型。首先計算雙邊實際匯率月度數據，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ej為直接標價法計價的人民幣與目的地貨幣的月度名義匯率；p為中國的月度同比消費者價格指數，pj為聯盟成員國月度同比消費者價格指數。匯率水平變動（Reer）以同年度實際匯率月度數據的平均值來表示。匯率波動（BRvol）以雙邊實際匯率月度數據在同年度的變異系數來測度。除雙邊匯率波動外，我們在研究中還納入第三方匯率波動（TRvol），具體設定三種形式：區域鄰國匯率波動（LTRvol）、中美匯率波動（MTRvol）和中歐匯率波動（OTRvol）。原始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FS數據庫。（3）區域經濟一體化（EEU），虛擬變量。本文樣本時間為2003—2017年，俄白哈關稅同盟成立于2010年，故 2010—2017年，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取值分別為1，其余年份取0；歐亞經濟聯盟成立于2015年，吉爾吉斯斯坦和亞美尼亞于同年加入，故2015—2017年兩國取值分別為1，其余年份取0。
3.引力模型變量
（1）經濟發展水平（lnGDP），采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值表示；（2）是否為內陸國家（Landlocked），聯盟成員國是內陸國家取1，否則取0；（3）雙邊首都實際距離（lnDist），采用中國與聯盟成員國首都實際距離的對數值表示。其中，經濟發展水平變量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其余變量來源于法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CEPII）。
（二）計量模型設定
結合理論模型推導，基于貿易引力模型構建如下計量模型1：
其中：i表示中國，j表示聯盟成員國，t表示年份；lnExptradeijt表示中國對聯盟成員國t年出口額；lnOFDIijt表示中國對聯盟成員國t年投資存量；RERvolijt為匯率變動，包括匯率水平變動（Reerijt）和匯率波動（BRvolijt）；EEUjt為區域經濟一體化虛擬變量；lnGDPit為t年中國經濟發展水平；lnDistijt表示雙邊首都之間的距離；Landlockedjt表示聯盟成員國是否為內陸國家。
鑒于中國與聯盟成員國匯率變動更多地表現出波動情形，我們在式（19）的基礎上，引入第三方匯率波動變量，深入考察異質性匯率波動、OFDI對出口的影響，設定模型2：
其中，TRvolijt分別包括區域鄰國匯率波動、中美匯率波動和中歐匯率波動。另外，為了進一步反映異質性匯率變動作用下OFDI的出口效應，在式（20）的基礎上設定如下交互項模型：
其中，式（22）的RTRvolijt包含匯率變動和第三方匯率波動變量。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及分析
本文選取的研究對象為聯盟成員國，時間間隔為15年，屬長面板數據（n=5，T=15），因此本文選取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回歸估計。首先進行組間異方差、組內自相關和組間同期相關檢驗（結果見表1）。（1）組間異方差檢驗。對模型做固定效應回歸（聚類標準誤差）和廣義最小二乘GLS估計，針對固定效應估計和GLS估計分別做Wald檢驗，模型1和模型2均在1%的顯著水平下存在組間異方差問題。（2）組內自相關檢驗。根據伍德里奇提供的Wald統計量方法進行檢驗，模型1和模型2分別在5%和10%的顯著水平下存在組內自相關問題。（3）組間同期相關檢驗。采用最有效率的B-P LM檢驗，模型1和模型2分別在5%和10%的顯著水平下存在同期自相關問題。相關檢驗表明，模型1和模型2均存在組間異方差、組內自相關和組間同期相關問題。
考慮模型存在的組間異方差、組內自相關和組間同期相關問題后，本文中選用全面FGLS估計進行回歸?；貧w結果如表2所示。
本文中采用逐步回歸，并在回歸中控制了年份和國家固定效應，以控制各種不可觀測的多變阻力因素，滿足了貿易引力模型的基本條件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遺漏變量產生的內生性問題。從逐步回歸的結果看各變量的系數符號及顯著性基本沒有發生變化，這說明模型中解釋變量的選取比較合理且沒有嚴重多重共線性問題。
中國對聯盟OFDI（ln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表2中模型1的回歸結果顯示中國對聯盟OFDI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為正，在引入第三方匯率波動變量后，模型2中的系數符號及顯著性依舊沒有發生變化?；貧w結果表明，中國對聯盟OFDI增加會顯著促進出口貿易，OFDI與出口具有互補效應。該實證結果與假設1結論一致。從系數上看，在考慮了第三方匯率效應的情況下，中國對聯盟OFDI的出口促進效應有所增加。
匯率變動（RERvol）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模型1的回歸結果顯示匯率波動（BRvol）的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為負，在引入第三方匯率波動變量后，模型2中的系數符號及顯著性依然沒有發生變化?；貧w結果表明，匯率波動顯著抑制中國對聯盟的出口貿易。同時我們發現不管是模型1還是模型2，匯率水平變動（Reer）對中國與聯盟出口貿易的影響均不顯著，說明目前匯率水平變動并非影響中國與聯盟出口貿易關系的關鍵匯率因素。吸收分析理論認為這可能是出口中其他因素的存在減弱了匯率水平變動對出口的影響?；谝陨?，我們認為匯率變動抑制中國對聯盟的出口貿易主要通過匯率波動這一關鍵因素體現，基本符合假設2的預期。
第三方匯率波動（TRvol）對出口貿易的影響。為了深入探究第三方匯率效應對中國與聯盟出口貿易的影響，我們在模型2中加入了第三方匯率波動變量，從表2第（4）—（6）列的回歸結果看，區域鄰國匯率波動（LTRvol）顯著促進中國對聯盟的出口貿易。不難理解，區域鄰國匯率波動會增加中國對其出口貿易的風險，相對而言選擇聯盟出口則能有效規避第三方匯率波動風險。而中美匯率波動（MTRvol）與中歐匯率波動（OTRvol）對出口貿易的影響并不顯著，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國與聯盟貿易結構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減弱了第三方匯率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推進，極大降低了外部匯率風險。
區域經濟一體化（EEU）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不管是模型1還是模型2中，區域經濟一體化變量的系數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為負，結果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抑制出口貿易。這一結論符合假設3的預期。從系數上看，在考慮了第三方匯率波動的情況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抑制效應有所提高。
此外，不管是模型1還是模型2，傳統貿易引力模型變量的回歸結果與現有結論基本一致，即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兩國距離越短以及目的國非內陸國家均能促進雙邊出口貿易。
（二）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三種工具變量法（IV）進行穩健性檢驗，選取中國對聯盟OFDI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貧w結果如表3所示。表3中第（1）、（4）列是采用LIML方法的回歸結果，第（2）、（5）列是采用2SLS方法的回歸結果，第（3）、（6）列是采用最優GMM估計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看，模型1和模型2中的核心解釋變量以及其他變量的顯著性及系數符號依然與基礎回歸的結果一致，所以本文的結論可以得到有效支撐。
（三）OFDI、匯率波動對異質性產品出口的影響
我們利用國際貿易標準貨物分類 （SITC） 對出口產品進行分類，進一步探究OFDI對異質性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將SITC 中10個分類劃分為初級產品（SITC_0-SITC_4）、資本密集型產品 （SITC_5和SITC_7）和勞動密集型產品 （SITC_6和SITC_8），鑒于SITC_9數量非常小故忽略不計，通過區分不同類型產品探討匯率變動、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貧w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中國對聯盟OFDI與不同產品類型的出口貿易仍然具有顯著的互補效應，從系數上看，OFDI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互補作用最強。匯率波動對中國與聯盟不同產品類型的出口貿易依然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抑制作用最強。在考慮了第三方匯率波動效應的情況下，匯率波動對初級產品出口的抑制效應增強，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抑制效應減弱。匯率水平變動對不同類型產品的影響依然不顯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變量對不同產品類型的出口依然具有顯著抑制作用。第三方匯率波動對不同產品類型出口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在初級產品中，鄰國匯率波動、中美匯率波動與中歐匯率波動都顯著促進中國與聯盟的初級產品出口貿易；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中，第三方匯率波動對中國與聯盟的出口都沒有顯著影響；在資本密集型產品中，只有鄰國匯率波動促進出口，中美匯率波動與中歐匯率波動影響不顯著。
（四）異質性匯率變動條件下OFDI的出口效應
中國企業對聯盟成員國進行投資時，不可避免地受到匯率因素的影響，為了進一步考察匯率變動在OFDI與出口貿易關系中產生的中介效應，我們構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匯率變動和第三方匯率波動與OFDI的交互項（EEU×lnOFDI、BRvol×lnOFDI、Reer×lnOFDI、LTRvol×lnOFDI、MTRvol×lnOFDI 、OTRvol×lnOFDI）?？紤]到投資與貿易之間的內生性問題以及長面板數據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我們選用被解釋變量（lnOFDI）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采用2SLS估計對模型進行回歸估計?；貧w結果如表5所示。
表5第（1）列顯示區域經濟一體化與OFDI的交互項（EEU×lnOFDI）系數為負但不顯著。Kindleberger首次提出投資創造和投資轉移理論，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流向會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和投資轉移效應［45］，但是本文的研究顯示區域經濟一體化變量在中國對聯盟OFDI的出口效應中影響不顯著，這一方面可能由于聯盟成立較晚，并且投資效應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而在本文觀測期內區域經濟一體化對OFDI出口效應的影響并沒有完全體現；另一方面，根據《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5—2016年中國對聯盟直接投資存量從206.69億美元下降到201.55億美元，雖然下降但幅度較輕，這也可能導致OFDI出口效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并不敏感。
匯率變動中，第（2）列顯示匯率波動與OFDI的交互項（BRvol×lnOFDI）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匯率波動降低了中國對聯盟OFDI的出口效應，而第（3）列顯示匯率水平變動與OFDI的交互項（Reer×lnOFDI）并不顯著。這表明當匯率波動加劇時風險厭惡型中國企業為降低貿易成本會選擇減少對聯盟的投資活動，進而降低中國對聯盟OFDI的出口效應。
第三方匯率波動中，除第（4）列區域鄰國匯率波動與OFDI的交互項（LTRvol×lnOFDI）系數顯著為負外，第（5）和（6）兩列中美匯率波動、中歐匯率波動與OFDI的交互項（MTRvol×lnOFDI、OTRvol×lnOFDI）系數均不顯著。一方面，區域鄰國匯率波動加劇將導致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增加，同樣會波及中國對聯盟OFDI活動，但是從系數上看影響比較微弱；另一方面，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不斷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中美、中歐匯率波動對中國與聯盟經貿活動的影響。
五、結論及相關政策建議
本文在理論層面上構建了匯率變動、OFDI與出口貿易之間的理論模型，采用2003—2017年中國與聯盟成員國的投資貿易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匯率變動、OFDI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以及異質性匯率變動條件下OFDI的出口效應。
第一，中國對聯盟OFDI與出口貿易呈現互補關系；匯率波動對出口貿易產生顯著的抑制作用，從風險偏好的角度看與現有研究結論一致，而匯率水平變動影響則不顯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顯著降低了中國對聯盟的出口貿易；引入第三方匯率波動變量，研究發現第三方匯率波動效應具有異質性，區域鄰國匯率波動有助于促進中國對聯盟的出口，而中美與中歐匯率波動影響并不顯著。
第二，利用國際貿易標準貨物分類 （SITC） 將出口產品分為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進一步探究OFDI對異質性產品出口貿易的影響，發現中國對聯盟OFDI與不同類型的產品都具有顯著的互補關系，匯率水平變動對不同類型產品的出口影響仍然不顯著；雙邊匯率波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都顯著抑制中國與聯盟的出口貿易，同時在考慮第三方匯率波動的情形下，雙邊匯率波動對初級產品的影響程度增強，對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影響減弱；第三方匯率波動對不同類型產品的影響具有異質性。在初級產品中，第三方匯率波動均顯著促進出口；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中，第三方匯率波動均無顯著影響；在資本密集型產品中，只有鄰國匯率波動促進出口，中美匯率波動與中歐匯率波動影響不顯著。
第三，設定匯率變動、第三方匯率波動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與OFDI的交互項模型，實證檢驗了異質性匯率變動條件下中國對聯盟OFDI的出口效應，研究發現在中國對聯盟OFDI的出口效應中，匯率波動具有顯著抑制效應，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匯率水平變動影響不顯著；第三方匯率波動效應具有異質性，區域鄰國匯率波動顯著抑制OFDI的出口效應，而中美和中歐匯率波動影響不顯著。
隨著人民幣正式加入SDR，匯率波動也逐漸常態化。常態化的匯率波動對中國與聯盟經貿合作的影響更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結合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管控匯率波動風險，增加企業投資信心。隨著人民幣匯率進入雙向頻繁波動的新常態，匯率波動將會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影響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和出口貿易的關鍵風險因素，央行應加強貨幣政策調節力度，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通過相應的金融工具規避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從而降低企業投資風險成本，增加企業投資信心。但仍要提防人民幣大幅升值造成匯率水平變動對中國與聯盟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同時應進一步增加與聯盟國家或區域內主要國家之間的貨幣權重，提高匯率形成機制的穩健性。其次，加強貨幣互換協議保障措施，促進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保障企業投資利益。利用中國與聯盟及成員國深化經貿合作層次的契機，推進人民幣結算區域化進程，最大限度地擴大至聯盟鄰國區域，增加匯率雙向聯動效應從而降低第三方匯率波動對中國與聯盟經貿合作的影響，同時應通過建立、健全人民幣結算制度等措施降低企業投資、出口過程中產生的匯率風險，保障企業投資利益。最后，增進投資多元化，促進出口貿易發展。貿易的互補性有助于穩定出口貿易關系，減輕匯率變動帶來的匯率風險，國家應鼓勵有實力的民營經濟投入“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國對聯盟直接投資的多樣化；投資結構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外部匯率風險，國家也要鼓勵和引導跨國企業投資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制造業等多領域擴展，利用不同行業分散和緩沖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從而促進出口貿易發展。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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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FDI and export trade：
Empir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EEU
CHENG Xianhong1， BI Peng2， WANG Meng3
（1.School of Wu Jinglian Economics，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59， P. R.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154007， P. R.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P. R. China）
Abstract：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combined with the structured trade gravity model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exchange rate factors， the authors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DI and export trade， and put forward research hypotheses.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 are divided into exchange rate level changes and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nd the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re introduced and refined into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f regional neighbors in terms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from 2003 to 2017， the authors empirically test the exchange rate changes， the impact of OFDI on export trade and the export effect of OFDI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eterogeneous exchange rate changes by using the estimation methods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 method （FGLS），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2SLS， GMM and LIML） . It is found that： 1） Chinas OFDI and export trade to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re complementar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export trade， while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is not significan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Chinas export trade to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roducing the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variable， it is found that the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of regional neighbors helps to promote Chinas export to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while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Europe is not significant.2） The export products are divided into primary products， labor-intensive products and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s by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goods （SITC）， and the impact of OFDI on the export trade of heterogeneous products is further explored. It is found that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OFDI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s， the change of exchange rate level still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xport of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s; Bilateral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ex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t the same time， considering the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primary products increases and the impact on labor-and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s decreases; The impact of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n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s is heterogeneous. The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significantly promote primary products exports; The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labor-intensive products; Among capital intensive products， only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promote exports.3） Setting the interaction term model of exchange rate change，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OFDI，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Chinas export effect to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OFDI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eterogeneous exchange rate change.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export effect of OFDI，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and the 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xchange rate level change is not significant; The third-party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of regional neighbors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export effect of OFDI， while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entral Europ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Key words：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OFDI; export trade; China and EEU; structured trade gravity model
（責任編輯 傅旭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