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理論視角下城市公共文化數字化服務高質量發展創新路徑探索

劉妃敏 朱俊杰

摘 要：共同富裕要求人民群眾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一道共同富裕，且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需求愈發增強?；诙嘀行闹卫砝碚搶φ憬　?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的實證研究，試圖為提供高品質公共文化服務，促進精神富有提供新視角。其“政府+”多元主體的運作模式通過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豐富多元化文化生活；搭建數字平臺，精準供給、資源共享等提供高品質高效能的公共文化服務。文章展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數字化改革的有益探索，推動公共文化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共同富裕 多中心治理 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 政府數字化改革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23）09-007-03

一、引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增強人民群眾的文化獲得感、幸福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精神文明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密不可分，要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文化消費需求進一步釋放，公共文化服務產業規模不斷擴大，行業增長態勢將不斷鞏固。隨著群眾需求提高，行業發展勢頭逐漸強勁，傳統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方式無法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在公共文化服務自身、政府、群眾三方共同推動下，創新建設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勢在必行。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廳印發《“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建設指南》，更好地滿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目的是為人民群眾提供以場地服務為核心、流動服務為補充、數字服務為提升的體系化、多樣化、高品質的公共文化服務，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效能。

二、“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打造的借鑒與思考

“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豐富文化生活，促進精神富有；強化鄰里關系，提高群眾幸福感；搭建數字平臺，精準供給、資源共享；促進“政府+”多元主體模式蓬勃發展，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公共文化高質量發展的治理創新典范。

1.提供更加真實有效的需求導向?！?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小程序依托數字化技術，與國家文化云平臺及各地公共文化資源實現互聯互通、上下對接、平行對接，共建共享，讓群眾隨時隨地、零距離、一站式享受優質新穎且免費的公共文化服務。后臺數字平臺管理系統支撐前端功能運作，并對前端運作信息進行獲取和收集，實時形成數據統計分析報告，為公共文化服務提供更加真實有效的需求導向。

2.“政府+”多元主體的運行模式。協同治理理論要求政府、社區、社會組織、居民四方聯動，實現資源整合，共同進行高品質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政府出資購買公共文化空間及服務，黨群中心文化志愿者等社會力量提供人才保障，基金會等社會力量提供資金輔助，增強老百姓幸福感和滿足感。社會力量助力實現共同富裕，使公共文化服務有堅實保障且體現公共文化服務的公益性，在減少政府財政壓力的同時提高群眾的獲得感，為實現全民精神富有貢獻力量。

3.擁有一套具體的激勵機制。圈內公益文化活動的開展招募臨時志愿者、社區文化能人進行協助，保證公益文化服務質量。為鼓勵志愿者的積極參加，文化圈設置了積分制，積分可兌換禮品。為鼓勵文化能人，培育和壯大鄉村文化能人隊伍，樹立文化典型，助力基層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進一步強化鄉村文化繁榮，增強鄉村文化自信，提升城鄉均衡的“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建設成效，政府給予“文化達人”和“文化示范戶”榮譽。

4.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提高供給質量為目的，通過改革手段對公共文化服務進行結構調整，增強供給結構的靈活性和適應性，更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公共文化需求。在供給公共文化服務時，政府、市場、社會組織、居民等主體明確各自供給地位；在有限資源范圍內，明確群眾文化需求，深入了解公共文化服務范圍，建構科學有效的服務供給內容體系；通過重組供給方式、創新供給工具等手段，優化公共文化供給結構，實現供給方式的序列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效率；政府保障財力、人力供給要素以支持公共文化服務的可持續發展。

雖然目前“15分鐘品質文化生活圈”的“政府+”多元主體模式較為成功，但仍有局限?！罢?”多元主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模式需要有政府、社會組織和居民等各方的共同努力和互相規范。

三、理論機制與實證假說

服務質量源于企業管理領域，服務質量是服務業生存的基礎。Cardozo首次將顧客滿意引入營銷領域，不同學者對顧客滿意的描述與側重不同，如顧客對產品特性的滿意程度、對某個銷售人員的滿意程度、對消費經驗的滿意程度和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的滿意程度等。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發展，服務質量從企業領域拓展到政府和公共管理領域，陳文博基于現有學者的觀點，提出公共服務質量是公共部門或第三部門在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滿足公眾需求及提升公眾滿意程度的總和。

公共服務動機是個人受主要或完全基于公共制度與組織的動機所驅使的傾向，開發了測量公共服務動機四維度量表。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公共服務動機的結果變量以及相關研究方法的研究上，但將公共服務動機作為調節變量的研究尚未存在。筆者認為公共服務動機是公共服務質量對公共服務滿意度影響中的關鍵變量，是在個人特質上確定公共服務質量影響公共服務滿意度的邊界。

公共服務質量提升能有效吸引公眾參與，并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滿意度提升。劉敏等人探究對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質量和公眾有效參與三者間關系，組織對公共服務質量的認可度越高，選擇意愿與行動能力越強。熊婉彤等人基于公共文化服務視角進一步認為公共服務質量是公眾文化參與的外生驅動，公民對政府質量的感知評價是與政府傳遞溝通的過程，有助于公民了解政府績效，改變公民對政府的看法并調整他們的社會支持行為（公眾參與）。

官永彬從地方政府財政支出行為、地方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決策、公眾對地方政府的信任三個層面驗證了民主參與對公共服務滿意度的可能影響機制，且這三種路徑的影響方向一致。民主參與和公眾參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冷品逸等人驗證了公眾參與對公共服務滿意度存在正向影響，即通過影響公共服務供給決策、政府信任度、制約政府權力運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來影響公共服務滿意度。

從公共服務動機的內涵可以看出其服務動機與公眾參與之間關系，公共服務動機是個人為公共制度與組織動機所驅動的傾向，而這種傾向的結果是促使個人更加關注并參與公共制度制定等行為。公眾參與所強調的是“事務的公共性”，公眾可以參與對公共事務的觀點表達、討論、評價、協商等活動。于公共文化服務而言，公眾受服務的動機驅動越強，服務質量對公眾參與的影響越強，公眾更愿意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中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受公共文化服務質量正向影響；

H2：公共文化服務動機加強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受其質量正向影響；

H3：公眾參與受公共文化服務質量正向影響；

H4：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受公眾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程度正向影響；

H5：公共文化服務動機加強公眾參與受公共文化服務質量的正向影響。

四、研究設計

1.變量測度與說明。

（1）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公共文化服務滿意度是大眾對使用過的公共文化服務的心理感受，當政府管理職能部門供應的公共文化服務與商品，超越社會大眾的希望的時候，社會大眾就會對該項服務和商品感到舒適和滿足。

（2）公共文化服務質量。Parasuraman等學者將期望認知理論引入到服務質量研究后，質量被理解為滿足和超越預期的定義被廣泛接受。本文基于服務質量模型SERVQUAL，三維單元接觸服務模型以及相關標準，對公眾感知視角下圈內公共文化服務質量評估指標體系進行構建，將圈內服務質量分為可及性、舒適性、安全性、移情性、溝通性、可靠性。

（3）公共文化服務公眾參與度。Keele制定了公眾參與時間序列，包括參與社區組織、參與政治和公共事務、自愿服務和非正式社交活動這幾個方面。本研究結合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實際情況和研究基礎，整合修改題項。

4）公共文化服務動機。公共服務動機理論指“超越個人利益和機構利益的信念、價值觀和態度，涉及到更大政治實體的利益并激勵個體在適當的時候采取相應的行動”，并提出公共決策吸引、公共利益承諾、同情憐憫和自我犧牲四維度。本研究基于Coursey等人提出的三維度縮減量表，并借鑒國內學者相關研究，進行相關量表調整。

2.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本次通過走訪文化生活圈，實地調研并結合問卷星等線上調研，調查對象為具備獨立表達能力且是圈內公共文化服務的受益群眾。本次調研共回收問卷412份，有效率為97.08%。

五、公共文化服務動機、質量和公眾參與三重驅動的實證研究

1.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與檢驗。共同方法偏差的程序控制難以操作，本文采用統計的方法來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控制和檢驗。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共同偏差的控制與檢驗，第一個公因子的方差解釋百分比小于40%，因此該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各變量的相關矩陣。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公共文化服務質量、服務動機、公眾參與和滿意度四個變量分別呈正相關。

3.公共文化服務質量與公眾滿意度的關系：有調節的中介變量。在控制性別、年齡、文化程度下，對公眾參與在服務質量與公眾滿意度之間關系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表明，服務質量對公眾滿意度的預測作用顯著（B=0.31，t=7.13，p＜0.01），且當放入中介變量后，服務質量對公眾滿意度的直接預測作用依然顯著（t=0.29，p＜0.01）。公共文化服務質量對公眾參與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B>0，t=11.06，p＜0.01），公眾參與對公眾滿意度的正向預測作用顯著（B>0，t=7.66，p＜0.01）。服務質量直接影響公眾滿意度，通過公眾參與的中介作用預測公眾滿意度。

在控制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的情況下對有調節的中介模型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將公共文化服務動機放入模型后，公共文化服務質量與動機的乘積項對公眾滿意度及公眾參與的預測作用均顯著（公眾滿意度：t=0.86，p＜0.01;公眾參與：t=1.81，p＜0.05），服務動機能夠調節服務質量對公眾參與的預測作用。

六、結論與建議

1.增強社區公眾參與社會的認同感。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人民群眾不僅是體力、活動或身體的供給者，更應是意見表達的主導者。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順應了公共文化服務的多元化及供需匹配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制度優勢。

不同的人對物質富裕和精神富有的需求不同，部分群體追求物質富裕，部分群體追求更高層次的社會認同，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相結合是群眾社區參與很好的切入點。所以，我們更應該鼓勵志愿者、文化能人、文化示范戶、基金會等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鼓勵群眾主動、自愿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

2.健全公共文化公益服務激勵機制。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志愿者、文化能人、基金會等社會力量付出公益服務的前提是有一定的回報。健全公共文化公益服務激勵制度首先是豐富組織的獎勵形式，堅持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相結合的方式。精神獎勵可以通過社區志愿組織優秀志愿者的評選，獲獎者可獲得社區甚至更大范圍內的表揚和表彰，優秀志愿者一年內免費享受感興趣的公共文化服務，以實現群眾精神滿足。物質獎勵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少量經濟補償、實物性獎勵和無形的物質形式。

3.完善“政府+”多元主體協同供給機制。公共文化服務要高質量發展就應敞開大門，向外開放，建立多方協同的供給機制。充分考慮社會組織、民間文藝團隊的特殊屬性，加強引導、扶持、管理和服務，多方社會力量發揮在公共文化服務中的供給作用。人民群眾要勇于創新、創造自我、自我表現，鼓勵社區居民，發揮主人翁精神，自發舉辦社區文化活動，真切參與到活動建設中去。

鼓勵浙江眾多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通過物資捐獻和社區冠名合作等眾多方式來投身建設到社區公共文化服務中。分批次運營，積極鼓勵和倡導企業在圈內將場地通過免費或低出租方式，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由文化部門人員、文化達人等解決公共文化服務人員不足問題，由企業、基金會等解決公共文化服務資金不足問題，多方協同治理公共文化服務。

4.厘定政府與多元主體之間的權責劃分。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有利于實現政企合作、資源共享、文化增值、百姓受益的服務愿景，只有通過合作機制的不斷創新，才能推動優質的社會資源不斷向公共文化服務聚合并發揮作用。明確各級政府、文化主管部門、社會力量在合作中的權利和義務，在依法行政、依法合作的基礎上開展高效順暢的項目建設和文化服務，通過簽訂多方合作協議、開設聯席會議、第三方監督等方式達到“公益性”合作共識，尋求多方共贏的合作方式，落實各方權益，各司其職，責任明確，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效能。政府應及時制定和出臺相應的人、財、物保障制度，為公共文化服務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

5.完善數字技術，提高場景應用的有效性。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改革吸納多元主體參與，將政府及其相關部門的單一主體管理優化升級為全民數字化治理。一方面協同政府、群眾、企業以及平臺建設方利益，另一方面打通省—市—區各級以及政府各部門間數據壁壘，不斷促進政府橫向、縱向的數據共享，進一步推進政府數字化改革。以人民群眾的需求為導向促進政府數字化改革，提高政府各項職能發揮的效能，提高人民群眾的安全感、獲得感和幸福感。在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理念提升的同時，加強“互聯網+”技術的跟進與效能提升，在引入技術的過程中提升數字化理念，不斷加強數字化服務的效能，以行政理念為基礎打破信息壁壘。

文化生活圈模式是當前浙江省特有的為實現“共同富裕，精神富有”的高品質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創新模式，是“政府+”多元主體借助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數字化改革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發揮重要價值的典范，為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提供新的借鑒與思考，為高品質高效能的公共文化服務提供新思路。

參考文獻：

[1] Parasuraman A，Zeithaml V A，Berry L L.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The Journal of Marketing，1985：41-50.

[2] Perry J L，Wise L R.The motivational bases of public servic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0：367-373.

[3] 陳文博.公共服務質量評價與改進：研究綜述[J].中國行政管理，2012（03）：39-43.

[4] 胡稅根，李倩.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政策發展研究[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54（02）：4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