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在大路上

你問我看到了什么。

我說我看到了幸福。

一

我們買的房子就在利民路邊上，是套不知什么年代的老房子，一居室，大概三十來平，只有一間房是方方正正的，其余就是一條走道，一個陽臺，陽臺上可以做飯、晾衣服，走道上要放洗衣機，還有一個洗碗池，洗手間和洗浴間不到兩平，大概也就一點五平方米吧。房子外面就是房子所在的小區，叫做紅波里，紅波里都是六層的老房子，房子外面是用黃色塑膠部纏著的一尺粗的大管子，可能是暖氣管吧。天津四處都是老小區、老房子，老房子多是四九年之前的洋房，而老小區則年代并不久遠，五六層的紅磚房，紅磚房分成一個一個單元，多半是敞開的單元門，往上沿著樓梯拾階而上，是一個有一個門房緊閉的家庭，房子外面高懸著纏滿了黃色塑膠袋的大管子，那也是天津的獨特風景。就我所知，紅波里小區的西邊有兩個入口，朝南的入口處，南邊有一個條形椅子，可以坐四個成年人，旁邊是一個花圃，花圃中有常見的月季和四季青。椅子北面是一片平房，窗戶很小，看不清里面是做什么的。平房的墻外面也有兩叢月季，夏天來了，月季花開得和北京一樣好，顏色也差不多。

五月下旬的一天，我們拿到了房產證和房子的鑰匙，只是當時沒有拍照片留作紀念，也沒有發短信告訴我爸爸，就想悄悄把房子買了，把戶口落下來。這是我們小家庭的秘密，是逃離也是重建?；蛘呔拖窭陷吶藙裾]年輕人所說的，“財不外露”，再說朋友圈中還有兩位房地產中介，一男一女，男的人很好，曾領著我們看過和平區和南開區八九套房子，后來我和妻子以最終沒有達成買房需求，也沒有決定好小孩是五年級還是六年級轉學為由，委婉拒絕了他們帶我們看中了的幾乎就要做決定買下來的房子……我們不好意思讓他們知道后來我們從別人那里買到了房子，只是更小，更便宜，地段也從學區相對最好的和平與南開轉移到了河西——當然，其實河西也不錯，離紅波里不遠就是人民公園，人民公園所在，肯定也是城市中心地帶，市政府也離得不遠，文化中心、博物館、科技館都在附近幾里路程內。而我爸爸那里呢，他至今不知道我們又買了一套房子，更不知曉其中的緣由和細節。房子是多了一套，只是都那么小，幾乎都裝不進去一個家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想對他解釋，也免他操心。

就那樣我們悄無聲息成了擁有二套房的家庭，一套在天津，一套在北京，兩套房子加起來面積大約七十平方米，包括從房間延伸出去的兩處陽臺面積，以及我們無法準確計算的樓道公攤，它們象征著我們十多年來在北京的全部努力還有幸運。半年多過去了，我們幸福感沒有增強；也正如更多相似家庭中的人感同身受的，我們的壓力又增大了。有時候我變得更焦慮，因為房貸增加了，每月負擔更重，而那小小的房子也許只能出租，留下一個名分給我們，是一枚朝向新城和可能性的通行證。我也曾在夢中對自己說過：是的，就是一枚通行證。

一枚通行證——看著不起眼，卻也只有幸運的人才會得到它。

我們背著包走出房地產交易大樓，外面是一片晴天，天氣和北京差不多，沒有海風咸濕的氣息。二三十個人分散著站在門口聊著，等待著，那情景我也碰到過多次了，不同的人在那里辦著相同或相反的手續，交易著舊房子，也過渡著各自的人生。對我們來說，紅波里二十七號樓五單元六〇三的房子當然是新房子，即便它確實又是舊的，只有一個房間，普通南方鄉下人家兩個谷倉般大小。但它從那時起已經是我們的，房本就在手上，是新的；鑰匙也拿到了，盡管還是原來的舊鑰匙，油乎乎的，拿在手上讓人并不大舒服。有一天我獨自打開門進去，那扇門已經生了銹，門把手滿是陳年油膩，里面的水龍頭沒有水，就像電影中演的那樣——一套許久沒有人居住的房子。這樣的房間在北京的各個老小區、從前的集體分房樓，在那些地方你很容易找到，推開門進去，仿佛進入一個半個世紀之前的場景，讓人心中多少產生一些涼意。在城市里，晚上隨意走進一個社區，你會發現有超過一半的房間沒有燈光——那些房間多半沒有人居住，屬于某個人或某個集體，房產證標記著每一棟樓里的每一套房子，在某人手上，作為不動產、財富，具有某些基本通行證的性質，很多房主從購買到手開始就沒有想過要搬進去住，在那里經營自己的生活。

我在房間里站了一會兒，想到如果我還年輕，單身，獨自住在這里也不錯，外面很安靜，有三棵大樹的樹冠正對著我，夏日的風，冬日的雪，都會讓人感到清新；利民路和白云路早晨將有灑水車播放著輕快的歌兒慢慢開過。如果我想寫一首詩，就可以寫下一首熟悉的詩，就像筆下的《金臺西路》，從前書寫北京，以后敘述天津；一位老人穿著白汗衫也慢慢走過，平靜地過著自己的晚年生活，讓人看見，彷如見到一只蝸牛在花壇邊上慢慢蠕動，留下一條明顯的痕跡。

我走進洗手間，那里沒有窗戶，房子的前房主告訴代售房子的中介：水已經停了大半年，電還有五十多度。我們看了電表，拿了電卡，將前房主的五十多度電電費結清了。沒有水，衛生間的蹲式馬桶的白瓷上面也有一層深黃色，像是包了一層黃皮的新疆白玉?，F在它已經成為一套新房子，屬于它新的主人，像一個運動會上計時的秒表在記錄完上一輪比賽后又清零重新開始。從我們拿到一串即將被換掉的鑰匙的那天起，它的產權回到一個新的起點，往后再數七十年。七十年啊，誰知道會發生些什么？那時候我一定已經不在人世，也許妻子還活著；我的女兒當然也在，我們的女兒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住在自己的房間里……七十年，世界肯定已經變了樣子，也許人類占據了天空和海洋，在太平洋底部也有人類的住宅，但我不能想象，不愿去想，懶得想。

心中有希望，也有些許傷感，是老年人常哼的詠嘆調。

二

那是另一天上午，我和妻子從北京出發，出了天津站，坐在去往紅波里的出租車上，廣東開電池工廠的表哥打來電話，我們用普通話聊著天。一開始我以為表哥到了北京，大概是約我吃飯吧。我說我不在北京呢。表哥又問我在哪里，我說正在外地，在天津的一條路上。那時已經是六月。六月的天，太陽很大，車里開著空調，我們感受不到外面的熱量，只見到外面有人打傘在走，也有穿著花裙子的婦人用扇子遮著腦袋在日頭底下走。天津的路很寬敞，車比北京要少，市區兩邊的街道常有不少舊式小洋樓，呈現出一種過去的現代感。海河邊上，一棟鑲嵌著“中國人民銀行”幾個字的五層樓房也在河的邊上，樓房看上去已經停止使用，和別的老樓房相近，只是樣子更扎實些，細致的人能從樓房的墻上看到一塊銅制的牌匾，是市政府頒布的文物確認與保護標識。那些從前的樓房大多是橘紅色的屋頂，高高的門窗，一看就是過去洋人留下來的東西。

汽車開得很快，走一條環線。我還沒有適應這座新城，汽車往前開，我記不住迎面而來的路牌，某某經緯的路，某某城市的路，某某時期的路，只記得利民路的北面有一個菜市場，南面有一塊四五畝地大小的公園，公園里有人將風箏放到天上。

車到了利民路，再拐入白云路，我就認出了紅波里，它就在我們左手邊，那幾叢經年開放的月季花在我們看不見的小區入口處，我還記得它們。是的，這里將是我們的新家了，雖然看上去不大體面，小區是很老的小區，一棟樓并排有五六個單元，一個單元上去有六層樓，每層左中右三家，都是小戶型——再說，我們還得另外去別處租大一點得房子住，一家三口，多半是妻子和女兒在家里，和以前女兒三兩歲時我們租的房子沒有多少差別，每周我從北京過來，住兩晚，工作日，我再回北京繼續上班。

不經意間，我們的想法也在變化。去年我還反對妻子的建議，不愿做以后要搬到別處——天津——的打算，我們在北京都是外地人，沒有北京戶口，而我卻有了在北京生活的慣性，我們各自的朋友和共同的朋友也大多在北京。我每天生活在不確定中，但從長遠來看，我習慣安定，不愿變化。妻子的想法不同，為了孩子，她像個大家長一樣提前布局，和我討論了幾次，爭吵過幾次，最終還是下了決心，我也配合著，跟隨著妻子，果真成了新天津人。

最初我們分頭去看房子，那是在早春二月，在冷風里我也看過不到十間（不是套）很小的房子，大多是十二平方米大小，價格一百萬左右。那些日子的看房經歷差點讓我情緒崩潰——沒想到還能親眼見到那樣小而破舊的房子，甚至不如鄉下人一間豬圈大。但人們交易著那些鳥籠般大小的房子，為了孩子，家庭的未來，我們在尋覓著、在那樣的房子之間穿行。

到底是什么樣的未來？

先前我想，那么小的房子，一家人怎么能??？后來，我們無論如何也到了做決定的時候，我們買到了房子。六月，我們設想著那房子和我們的未來，又覺得也許可以住，擠一擠，先住兩年。

我在車上和表哥聊著天，聽到他突然問了我不少問題，生活啊，工作啊，身體啊。后來我想，他大概看到我發在朋友圈最新的狀態——是一張當天早上我送女兒上學后獨自趕往地鐵時使用反轉手機攝像頭拍攝的自己。在那張留著汗、頭發蓬松的照片上，我看到一個仿佛被地心引力過度作用了的自己，一個眉毛、眼睛、眼袋、臉頰，甚至包括嘴唇，都像半個月亮一般垂下來的中年男人，像《北平無戰事》里那個老謀深算的管家。半個月亮掛在天上固然好看，倒掛的半個下垂的月亮形狀的眉毛、眼睛、眼袋、臉頰和嘴唇，卻給人一種無限的疲憊感——那就是我，讓我想到那位以演五十多歲的父親見長的實力派演員倪大紅，他曾在一出有三個兒女的電視劇里飾演那兩男一女三個成年人的爹，那個爹為了日常的生活瑣碎，還有他的愿望——他想請一個保姆給自己做飯、聊天，還想要兒女給他湊錢買套大房子住，安詳美滿過晚年生活——他折騰著自己的三個兒女——三個兒女也沒有辦法，哭笑不得，常常因此不快，爹只有那么一個爹了，他們的媽媽去世了。后來，倪大紅扮演的父親果然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三室一廳，從客廳走出去，迎面是一片湖泊，果真是很好的居家養老之地。

我只在自己身上看到了那個衰老的男人，看到自己臉的鏡像，心里有一種自哀。但那種自哀很快就過去，因為我似乎還知道，如果能好好在一間舒適的房間里睡上幾日，什么事情也不要去想，妻子也不來和我說話，也許我的臉就會像幾天沒有澆水的向日葵在吃了半壺清水后，又恢復往日的生機和平靜——我總在心里喊自己為“少年”。

女兒不在身邊，妻子坐車總喜歡打開窗戶。我也打開了車窗，風吹進來，讓人覺得舒服。

也沒有什么好擔心的。出租車在那條路上走，我和表哥聊著天，告訴他我和我的家庭最近的情況：妻子好久沒有工作，我的那份工作馬上也要到期啦，為了孩子上學，又出走天津，買了小小的新房子……買房子不是小事。我和妻子曾因此爭執：因為積蓄不夠，又要考慮學區，房子只能??；房子小，人還得住進去，否則只能另外租房，又是一筆費用。不管如何，事情是要辦的，孩子必須明年搬到天津去，否則會影響上中學——這是我們的共識。眼睛一閉，好吧，買！苦就苦一點，有份工作，薪水不高不低，不要緊，船到橋頭自然直。我這個人在生活中一直缺乏行動力，恍如卡夫卡小說中在大街上那個獨自走動的無聊的男人。當男人從一條街左轉進入另一條街，那個小說便結束了，題目是《一個上了年歲的單身漢》。讀者可能期待單身漢在街頭醉酒跌倒，或者走進某家便宜的地下酒館將身上的錢花掉，但卡夫卡筆下那個男人什么也沒有做，他只是在一條街上走了走，就不見了。

想到這里，我覺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還是有余的，也還是做了一些事情，因為和那位上了年歲的單身漢相比，我有妻子，有孩子，有家庭，我的女兒很可愛，是班上的英語課代表。

在朋友們眼中，我很風趣，常逗人開心。而妻子卻認為我和幽默毫不沾邊——我像陀螺一般，無人抽打的時候是沉默無趣的，要行動則需要有人揮動鞭子……在我看來，總能抬頭瞧見妻子那張揮舞起來的系著粗布繩的無奈的臉。比如，今天上午，我在車出門，旁邊是一位穿藍色外套的中年司機，他自我上車看過一眼后，就再也沒和我說過一句話。

電話里，表哥的語氣中透出對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不易的關切。那是一種我熟悉的二十年以前的感覺，就像當時我的伯伯對我母親說那些話的感覺一般，令人聽了感到溫暖，也覺得并不能立刻改變些什么。我知道這沒有什么，生活嘛，總是過得去的，何況我并不是一個沒有生活能力的人。

有天晚上我斜靠在沒有床沿的床上，妻子半躺在床上，她累了，又爬起來，電視也開著，放著電視劇，她把頭倚過來靠著我的頭，問我她還能不能找到新的工作。我說，當然可以啊。我們就說了一會兒話，聊了聊像我們這樣的情況，這樣的年紀，四十歲了，她還能找一份什么樣的新工作，我們這樣的家庭將會怎樣生活下去。我建議她可以試試去做銷售員，商場服裝銷售員，又或者是化妝品的銷售。我們還談到是不是可以開一家蛋糕店，前提是可能要先去當哪家蛋糕連鎖店做一兩年學徒。而不管怎樣，我們也都說不清楚。后來我困了，就提前洗了澡，趴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轉眼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我們又從北京坐車，來到利民路附近。我對這條路加深認識，它是東西向的，旁邊是各式各樣的雜貨鋪、商店，沒有寫字樓和高大的政府辦公樓，也沒有高大陰涼的樹木，人走在路上一覽無余，一家賣燒雞燒鵝的臨街小店就在不遠處……紅波里與利民路和白云路相鄰，小區入口在白云路上，白云路只有三百米長，再往南就是寬闊的解放大街。我對利民路的印象更深，它和白云路交匯處的東南角一邊有三家食品店，另一邊有一家海鮮店和一家以海鮮為主要菜品的餐館。我們下車后在這兩條路上走，感覺就像很多年前一起走在北京西四環邊花鄉的兩條路上一般。

那時我到北京不足三年，剛剛相戀的還是女朋友的妻子從東莞來到北京，一開始就住在北京西南四環開外，我們經常在四環路的邊上走，去北面的歐尚超市逛。利民路和花鄉給了我相近的恍若從前的感覺。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花鄉給我的印象是秋天和冬天的，利民路和白云路暫時給我夏天的感受，夏天的陽光和熱風——今年春天時我們還沒有來到利民路，那時我們正在和平區和南開區的路上走，在那里找房子：當時我們的想法是優先一個更好的學區房，房子小一點不要緊。二月還是三月，春節一過，我們在兩個學區最好的區參照我們的財力看房子——房子的總價只能一百萬，不能再多了。八平米，九平米，十二平米，多小多舊多簡陋的房子都我們都看過以后，才作了退讓——退而求其次吧，去河西或者河北區看看。再后來，就買了利民路紅波里的那個房子。對我來說，利民路和紅波里是現在進行時，而不是回憶。一個人是具體的，一條路也是具體的，一陣風卻不會重復刮過。幾個月下來，我已經熟悉了這里，仿佛成了紅波里的?？?。當我們走在利民路和白云路，由白云路東邊的一個小區入口進入紅波里，紅波里的生活幾乎就出現在我們面前。

走進紅波里，一只精瘦而腿長的狗纏在一位老太太腳邊。我們放慢腳步，妻子說，她不喜歡那樣的狗，太瘦了。我說我也不怎么喜歡，但番茄（我們的孩子）會喜歡。番茄什么狗啊貓啊都喜歡。我曾無數次和她說過，等她再長大一些，就給她買一只寵物，那時候她該上中學了，我們可能有了一間大房子——至少超過五十平，比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大吧。番茄再長大一些，她可以照顧自己也照顧寵物，只是現在我們的三口之家和容納租住的房子不允許添一只寵物，妻子也怕吵鬧。人雖然不多，但已經夠擁擠啦！番茄就一直盼著自己快點長大，就像我上小學時盼望上中學，上中學時盼望著上大學——因為上中學后我就可以騎上自行車在瀏陽河的邊上飛快地穿行；等到上了大學，我就成年人，就可以做大人們能做的事情，談戀愛，結婚，等我結了婚，就可以天天和自己喜歡的女人睡在一起，那該有多開心??！人有所期盼，比如知道過年時就可以穿上的一套新衣服盼，時間就會被賦予完全屬于個體的意義，如同物體運動的速度相對時間的意義——靜止的世界無所謂時間，沒有希望的生活無所謂生活。

我們走在路上，在小區邊一家售賣蔬菜和水果的店面旁邊的條形椅子上坐著，后來王警官就來了。王警官已經認識我們，我給他提前打了電話，告訴他我們已經在警務室邊上等他，他便找到了我們。

三

王警官是紅波里的片警。紅波里形狀四四方方，東南西北各臨著一條馬路，小區里有著半個世紀之前蘇式建筑風格，方方正正的房子，窗戶也是方形的，墻面是紅色的，一些圓形管道從樓房之間沿著墻壁布局。我對這樣的房子并不陌生，我們曾經住過三個類似的老式小區，都是五六層的蘇式小樓，低矮敦實，樓道不寬，沒有電梯，有一種安全感，大概是因為離地面更近，離墻更近。

在北京，我和妻子在花鄉小區住過一年，那時我們剛剛認識，正在戀愛；

我們曾在精圖小區住過三年，我們的孩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我們也在北京南三環的邊上一處頗為豪華的小區珠江駿景住了四年，那里的樓房不錯，我們的孩子在那完整念完幼兒園，度過了她的幼年時光……

后來我們就搬到了東三環的呼家樓，孩子在那里上小學。

搬到呼家樓好像經過了周密的考慮：好幾位好朋友在呼家樓上班，我們常常在那里聚餐；我當時也在呼家樓附近的國貿上班；從大紅門到呼家樓，只需要坐一趟地鐵十號線；呼家樓在市中心，緊鄰CBD，為的是讓女兒有更好一點的小學環境，我也方便和朋友聚會吃飯——朝陽區的小學教育并不算太好，只是比豐臺要好些罷了。

在呼家樓我們又住了五年，直到現在。

在我們居住的每個小區都有片警，就像每家的戶口簿上都有家長。但我沒有面對過屬于我們的片警。

怎么理解好呢？就像我們小時候村村都有的走家串戶的剃頭師傅。記得小時候，我的家鄉鎮頭鎮每一個村都有一位剃頭師傅，我們村的剃頭師傅叫張師傅，他很和藹，提著黑色的皮革剃頭小箱子，每個月都會定期來為每家的男人剃頭。我很小就認識了張師傅，那時候他還沒有老，看上去只比我爸爸年紀大一點，他和我爺爺嚴定洋很談得來，也喜歡和我說幾句話，逗我開心。但在我上中學之前，張師傅沒有給我剃過頭，我的頭發都是我媽媽幫我剪的。到了上初中，張師傅才第一次給我剃頭。他摸著我的頭發說：“彬伢子，現在你長大了啊”。從那時起，我像是再一次認識了張師傅，他那剃頭的行頭不但在我爺爺和我爸爸頭上揮來揮去，也在我年輕的腦袋上讓我很舒服地撥弄著。

我們也有了屬于自己的片警?；蛘哒f，紅波里的片警又來了新住戶。我第一次和片警接觸是在白云路派出所交材料，正在值班的警察對我竟然沒有提前聯系片警并且不知道我們所在的小區片警是誰感到詫異，但他是微笑著告訴我片警的意義，將我所屬片警王警官的電話號碼告訴我的。

我們坐車去找王警官。他的警務室就在小區里面，一個單車棚的旁邊，緊靠著我們將要搬進去的二十七號樓，在我看來就像他的出租屋一般。我打開黑色書包，將房產證、結婚照、孩子的出生證明、身份證……所有這些都放在一個半透明的塑料袋里交給他。他將椅子挪動了四十五度，熄滅了手上的煙，一張一張看著我的證明和說明文件，一件一件地告訴我，“房產證，三頁，都復印”，“結婚照，兩個人的，都復印”，“出生證明，復印?！?，“身份證——復印”。

這些東西他非常熟悉，從他口中念出來和報中午和晚上的菜名差不多。對他來說，我們這兩個陌生的面孔即將成為他的居民，他像小區的總經理，一個最具體而熟悉的行政官。他有一張深色善意的臉，因此和我說話的時候，我的心里沒有一點緊張。王警官問我，有沒有孩子的分娩檔案——這個我們沒有。我說。我們情緒都十分穩定，外面是午后的艷陽天。我說，好的，王警官，我們接下來就去辦，下周再來麻煩您。

我們是微笑著向他致謝并告別的，他也朝我們揮了揮手，像一位溫和而無所不能的長輩。我也變得更平和了。想到從前我喜歡和人較勁，在朋友圈常常發發牢騷，抱怨這個，說那個應該怎樣怎樣，然而這幾個月在天津，辦戶口，看房子，買房子，給家人轉戶口……這一堆事情下來，我的心也磨平了許多——接納眼前擁有的并感到喜悅吧！還有什么是完美的呢？

我也學會了忍耐。想到小說——小說是創造沖突和不完美的藝術，生活恰恰相反，人們幻想著完美，卻總在不完美中度過，渴望著平靜與祥和。當然我這樣想著，并不是說遇到王警官覺得并不完美。王警官看上去和鄰居王大爺沒有什么多大區別，他給人的感覺是善意平和的。我想這就是城市社區生活，人們之間的交往遠遠不如鄉下鄰居之間多，彼此之間也沒有那么多的事情。對別人好一點，別人也會回報以微笑。有什么不好呢？只有流浪的藝人和苦行僧才需要在惡劣的環境下用深刻的思想、用對周圍人與環境的細微觀察和想象去豐富自己、磨礪自己。既然生活在人群里，不如就放松一點。

我們和王警官自第一次打過照面以后，又回到北京準備材料，過了一周，再一次買票去了天津，和他第二次見面。跟著他走進他小小的社區警務室，我的心里輕松中略帶一點緊張，和走進一家社區綜合服務辦公點差不多，還是比較嚴肅地和他打招呼，接著便坐在他旁邊陳舊的三人沙發上。就像上回他對我說過的那樣，我將身份證、結婚證、出生證明、分娩證明、房產證等等所有證明和證件的復印件又一次拿給他看。這些證件的復印件在我隨身的書包里還有另外一份，與交給他的那份稍有不同，我保留的那份也有身份證、結婚證、出生證明、分娩證明、房產證，那兩份申請落戶和同意落戶的聲明是空白的——我想的是，萬一那份聲明中的個人信息不允許電腦打印，而需要手工填寫，那我口袋里還有一份備用的——并且這份備用的聲明也是按照王警官先前和我講過的，不是一份完全手寫的聲明，沒有填寫日期，公共的部分用電腦打印，個人的部分只有一條下劃線。什么都有可能發生，我也做了一點看似多余的準備呢。我做這件小事獲得了妻子的肯定，她說原來你也有細心的時候啊。

簽字，按了手印，我們就出來了，前后也就十分鐘的時間，看上去并不繁瑣。王警官又是那樣一位和藹的長輩，我想他很快就熟悉了我們，就像熟悉紅波里所有登記在冊的住戶。也許他的兒孫就在旁邊的幼兒園念著中班也說不定，他下了班，就順道右轉，在旁邊幼兒園的門口像其他小區家長那般等著兒孫放學出來，開開心心地拉著他的小手回家去。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有時候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復雜，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簡單而不可分割的關系。一個人長大了就要結婚，結婚后形成自己的家庭；新的家庭一個一個誕生，家庭相冊上人越來越多，但戶口簿上的人口也許越來越少，最后可能剩下年老的父輩或祖父輩在一本戶口簿上，而兒女們都成立了自己的新家，有了自己的戶口簿。從今年七月起，我也有了自己的戶口簿，上面暫時只有我一個名字，我先辦了遷移手續。但是很快，妻子和我的女兒都會出現在里面，與我相鄰，我就成為戶口簿上的一家之主，從前那張自念大學后跟隨我十多年的集體戶口頁就結束它的使命了。十多年來，我帶著那頁紙在北京工作、結婚，在北京辦暫住證、居住證……那頁紙隨我經歷滄桑，已經變得陳舊。妻子和女兒那本來自江西進賢縣的戶口簿也將成為歷史——我們將成為一個正式持證的新家庭：用一個證件去證明另一個證件，用另一個證件去辦理下一個證件。辦理新的戶口本需要結婚證，辦理結婚證需要身份證；身份證如果遺失了，需要拿戶口本去辦理身份證——有時候政策規定可能會變化，需要攜帶和證明的證件也會不同。人擁有證件就像擁有家產。我有兩張房產證，這意味著我有兩處房產，應該算是一個生活不錯的人甚至有錢人了。但這件事情就像我表哥那天問起的，我爸爸還不知道我已經遷移了戶口，我的工作早已不是原來那份穩定的工作，我們的小家靠我一個人那份微薄的兼職收入維持。表哥覺得我生活不易，看到我那張面容下垂充滿疲憊感的照片，他說，“你爸爸還不知道這些吧”——是的，我爸爸還不知道這些。生活還在繼續，每個人都在變化之中希望求得安定。

妻子和我再一次和王警官告別，我們又在小區里轉了轉，便去那家做海鮮的家常菜館吃中飯，點了一菜一湯，中間妻子還再次出去了一趟，回到紅波里，因為一家家裝公司的人來了，說是要去量量房子。妻子就跑過去了，剩下我一個人在海鮮館吃著白菜豆腐海鮮湯，一碗水煮牛蛙。等到妻子再次出來，牛蛙快要涼了，我也吃完了飯。吃完中飯，妻子還要去跑兩家家裝公司，而我先回北京，要去接孩子放學。

幾個朋友也知道了我們正在遷居天津的事。他們給了我不同的建議，都是一番好意。有人問我錢夠不夠，他愿意借一些錢給我們急用。我說還好，差不多。有人說起我們如果到了天津，就不能在北京常常見面了。我說倒也不會，我們的計劃是妻子和女兒先去天津，女兒上學，妻子陪讀，我知道不少新家庭過著這樣的生活，而我還會留在北京工作，很多家庭中的男人都是這樣，在北京的工作機會更多，薪水也高，這對我們家庭有好處，缺點是我們將會有部分時間分居兩地，這其中的種種難處需要我們去適應和克服，人不能總盼著走順風順水的路。變化蘊含生機，安靜的事物會散發出一種莊重感，世界也是流動的，一幅莫奈的“日出”會讓人在寧靜中感受到與生命力無關卻又生機勃勃的力量。

我們正在經歷的事和我們正在過的生活一刻不停在變化和消逝，任何事物似乎都有它自己的周期，仿佛是無需琢磨也不必去挽留的。一個富有音樂修養的人能從一首平緩的歌曲中聽出一般人不會注意的動人的半音，一個畫家會從最繁雜的人群中分辨出一張充滿表情的臉。同樣的，一個懂得記錄和寫作的人筆下會保留一個又一個日升日落之間永恒的和微小的細節。紅波里在我腦中留下的有一叢月季、幾只貓、高懸在樓房與樓房之間的管道，那叢紅波里的月季和兩百公里之外呼家樓十五號樓邊上的一叢月季沒有什么不同，它們的花期也相似，花瓣的顏色都在變淡，但那叢紅波里的月季花，我曾經看到它出現在兩個年邁的穿著灰布衣服的老人面前，一位將衣服穿反了的——我想他對衣服是否穿成反面并沒有不同的感受——中年男性背著兩個蛇皮袋從老人和月季花之間走過，而我們當時正坐在那里片刻休息，世界的一個切片就是那樣構成的：

兩位老人從小區入口緩緩經過，安靜，在過著自己晚年的時日，他們沒有了工作和養家糊口的壓力，每天都在自己熟悉的小區里走走，身體健康，多福多壽。

月季花在六月開放，在七月開放……在九月開放。

我和我的妻子一次又一次從那里經過，陌生的也變得熟悉。

四

列維·施特勞斯在文章《看普森的畫》中引用帕斯卡爾關于逼真畫的見解，那也是我們面對兩個普通老人和一叢將要在夏天凋謝的月季花最為普遍的感受?！袄L畫具有何等的虛榮，它以事物的相似來引起人們的贊嘆，而人們對原物卻毫無欣賞之意?！薄藗兛偸歉菀椎?、習慣性地從這些事物和人之間走過，不會留下任何情感。每個人關心的事物不同，對同一個事物關切的角度也不會一樣。很多人希望能從別人口中聽到驚心動魄的故事，即便那些故事不發生在——也最好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有些人喜歡觀看摩天大樓、云霧纏繞的山水。而我卻希望對人們講述一叢當季月季花中包含的普遍又動人的美，那種美是靜止的，也是永恒的，它的張力需要人靜靜觀看和體會，而不是那太陽東升時那耀眼的美。

當我再次走進二十七號樓，進入那間已經屬于我的房子，也是六月的一天。沿著相似的樓梯上去，帶著鑰匙打開那扇房門，我的內心非常平靜。想起從前做小孩的時候，人是多么容易滿足，多么容易快樂，現在如果有人問我是否幸福、我最想吃什么，我可能要停下來好好想一想——我需要什么？我為什么感到幸福？答案并不好找了，或者是很單一的。朋友知道，去餐館吃飯我總是點小炒肉和炒雞蛋。長年如此，多么乏味。

我站在屬于自己的房子里，抬頭跳起來能夠摸到天花板。這間房子連同墻壁和它所分攤的樓梯的面積是三十三點六六平方米；我走在房間的瓷磚地板上，能走過的和我摸到的窗臺和洗手池、壁柜的面積是二十五點五三平方米?？臻g是如此精確，一個人只需大約零點三平方米，就能安穩站在這世界上——在北京公交系統中，管理方的規定是一個人占地面積如果超過零點三平方米，就要買兩個人的票；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掃著她家門口一塊落葉很少的空地，那塊空地上除了一片淺黃色的干泥土，就只有圍繞著它的三面柵欄——大多數時候，區分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只需要一扇真正的柵欄。人的獲得感有時候是如此輕易就產生了。面對著一面空蕩蕩的墻壁，我看到房屋前主人留下的痕跡：一塊高約四十厘米、長度大約一米的墻壁，它的顏色灰白，比周圍的墻壁顏色要淺很多——也許一張結婚照曾經掛在那里很多年，它也意味著一對夫妻曾經多年住在這里；在那張被我認為曾經懸掛著夫妻結婚照的對面墻上也有幾塊小小的方形和長方形的空白，我想那里也曾經懸掛著幾張家庭照片——那是舊家庭的留影，玻璃相框內鑲嵌著一枚一枚一寸兩寸大小的黑白照片，從前點滴回憶就在墻上的相框中，相框已經取走，將回憶倒影在墻上，墻留下了它們。

三十年前，我家和我鄰居伯伯家的墻上也曾掛著相似的方形照片，后來我們的墻上留下過類似的空白。人們用照片記錄著曾經的日子和人的關系。墻已經舊了，舊主人已經離開，現在它是我和我的家庭的墻壁，時間交給我們了……看來無聲的墻壁也有記憶。

妻子沒有在，我站在那里，空蕩蕩的房間里沒有一件家具，墻壁的顏色和室內的擺設將交給我們決定：妻子應該有一張梳妝臺，但不會有多大。梳妝臺上應該有一面鏡子，妻子那些我并不熟悉的梳妝盒和化妝用品就放在上面。她會坐在桌子前面看到鏡子中的自己。每天上午，即便她不出門，也會在那里坐一會兒，將自己梳妝成和昨天差不多的自己。以后我們都會在鏡子中看見自己的臉。妻子愿意我在墻角放一個不大不小的六層書架嗎？房間不大，除此之外只有一條狹長的走廊，走廊邊有小小的洗手間——只有一平方米大小，里面的燈、地磚、馬桶、洗手池……一切，都需要我們重新再做一遍——洗手間旁邊，沿著走廊往窗戶邊走，將會有一臺洗衣機、一個洗菜池、一個放案板和碗筷的小平臺，邊上要有一塊一米大小的地方用來放煤氣灶，抽油煙機就在上面，抽出一家三口的油煙。一條六米長的走廊將要通過一家人的吃飽和穿暖。如果打開房門，北面的風就會從對面的樓房前面吹進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一個普通家庭需要的東西我們也將會擁有。

三十平的房間會怎樣容納我們的日常生活呢？如果住進來的只是一位年輕的單身上班族，一對還未談婚論嫁的情侶，這里的生活將會簡單很多。但是沒有辦法，年輕的電廠工人狗子的三輪車上拖著的，除了自己的皮箱，還有三個好朋友；走在北京胡同的馬路上，年輕的老喬的四輪馬車上坐著的，是他的兩個孩子和梳著發髻的妻子……生活不是依靠抒情能夠改變的。那天我和妻子去附近的家裝公司談論房子裝修的事——當然必須打理一下，我們也做了預算，該要的基本花銷總歸是不能避免的。當我們某天帶著行李搬進來的時候，也要有一個干干凈凈的地方，水龍頭里要流出干凈的水，洗衣機要能運轉。

我和妻子在家裝公司的樣板間看到一些地板，光可鑒人的廚房就像我們在電視劇里看到的中產階級家庭中出現的那樣——那情景也讓我想起電視劇里現代醫院總是比現實中的醫院要干凈明亮許多倍——我想到的是一個人和一個家庭可能首先看到的干凈和整潔，希望自己生活在那樣的環境里。地板和墻磚有很多款式，有一些來自西班牙，有些來自希臘，來自希臘的地板磚上我看到有女神和仆人的圖飾，西班牙的地磚有一些是明黃色和灰色的。有很多扇樣品門鑲嵌在墻壁上，看上去都是理想家庭中應該有的門的樣子和顏色。我打開其中的幾扇門，面對的是堅實的墻壁。我想，有的門是不必去打開的，而在紅波里那我們將來的新家里，只需要兩扇門就足夠了：一扇是打開我們一居室的大門，它的保險性會好一點；一間是隔開走廊和臥室的門，打開的時候要通風，關上的時候能阻擋油煙和洗手間的氣息。站在那里，心里想著如果那塊希臘式的地板磚如果出現在我的浴室里，西班牙的墻磚如果出現在我的客廳里，那一定也很好吧！恍恍惚惚，明明亮亮，我有些困了。

有一位和我年紀相仿的設計師為我們設計了房間裝修的草圖。他在我們身邊用手指在電腦上飛快擺弄著自己的設計圖，一邊告訴我們陽臺上榻榻米的位置、長度，房間內的幾件擺設；他告訴我們，衛生間的出口最好不要對著大門——而如果我們只能那樣，則要提前往門口埋幾株“五帝錢”——必須是真正的古代的銅錢。那時妻子在和他細細討論著陽臺的隔熱、床的位置、女兒的鋼琴應該放哪里。我坐在旁邊，偶爾才插一句話，后來竟然睡著了。等到我們從裝修公司出來，又重新來到路上，夏天的太陽曬著我們，妻子沒有責怪我剛剛睡著了的事。我和她說，我還記得“五帝錢”。她說，她都習慣了我那樣，沒有期盼我能做更多。我也沒有辯駁。

五

今年春天，天氣還很冷的時候，妻子和我分頭在天津看房子。那是一個關鍵節點，我的戶口剛剛落到天津，從集體到集體，從某種程度來看，我成了新的天津人。幾個朋友聚會的時候，他們曾為我舉杯——“恭喜你成為天津人！”

這幾位和我同在北京的朋友沒有一個是北京本地人。但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中的大部分又都是北京人，擁有北京戶口，不但可以在北京買房子、買車子，各種社會關系都在北京，他們的孩子也可以順順利利最終在北京上學。每每這個時候，我想，在“有北京戶口”前面加上一個“擁”字是必要而且合適的，那象征著一種真正壓軸的身份和財產，將一個身在北京的人所有日?，嵥?、大事小事、家具和家產，最后都壓在一張大紅色（我沒有見過）的北京戶口簿上面。多么羨慕我的擁有北京戶口的朋友??！我也曾不無妒忌地和朋友Z說過，“我是多么羨慕你們這些擁有北京戶口的人！”那時我們正在一起吃飯，當我們舉杯喝完杯中的酒后，我借著酒意說出那么一句虛虛實實的話，后來我們又一起討論文學。那時我意識到我們如此接近，又決然不同。我們可愛的女兒出生在北京，正在北京長大，她也有一口幾乎標準的北京腔，有時候她糾正她媽媽的“zhi”“chi”不分的普通話，有時候來笑話我說話時候的湖南腔?？伤衷趺磿?，在度過這個炎熱的夏天，經過秋天和北京的冬天，最多過了明年北京多風的春天以后，她就要和她的北京小伙伴們告別，和胖胖的王奕鳴、她最好的朋友劉柳芷涵告別，以后就要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可能在一間比她十年來住過的房子更小的房子里度過她最后的童年甚至她的少女時期呢？

背著女兒，我和妻子今年一直往來于北京和天津。有時候妻子還在那邊看房子，下午兩點了，我便提早回來，趕著三四點間的火車——高鐵是那樣方便——去學校接女兒放學。在我女兒看來，這一天和她度過的每一天沒有什么兩樣：早上我送她去學校，我和她媽媽就去了天津；下午五點半，學校的托管班也下課了，我從天津趕回來，從北京南站下車，那時候是四點半左右，坐上地鐵十四號線，從北京小商小販、服裝批發市場最多的南城趕往全北京GDP最高、人們的內心最繁雜也最空虛的朝陽區，在并不喧嘩的金臺路接回剛放學的女兒。我們在路上說笑話。我常常重復著問她一些最簡單的她早就厭倦了的問題，“今天中午吃了什么呀”，“今天上了什么課”，幾年來都是那樣。我幫她背著最好看的花書包，她就小跑起來，去追走在前面的同學?！斑@個小孩子呀——”我在后面走著，那時心里都是幸福的感覺，像她一樣快樂。

我和她的同學家長打招呼。有一位黃爸爸，我女兒的同學的父親，他送給我一個美國打火機。那是一個真正來自美國的打火機。黃爸爸為我演示：打火機發出電影里聽過的啪啪的金屬碰撞的響聲；當他右手點燃打火機，左手平移著經過打火機邊緣，那燃燒的火焰，火不會熄滅。我很高興，接受了黃爸爸的饋贈，并回贈他一本詩集。他的車常常就停在我們租住的房子附近，他的父母親住在與我們家只有一片綠化帶距離的對面。有時候我們一起接了孩子在樓下遇見，就站在那兒聊一會兒天。黃爸爸是一個喜歡笑的開朗的男人，在機場工作。我的手上就帶著一塊他托人從美國帶回來的卡西歐電子表，透明的表帶，有兩組指針分別指示時間和日期。有時候我想著，也正如我表哥那天和我說的，“不要對自己要求太高了——不要給自己太多壓力?！逼狡降挠惺裁床缓媚?？富人和窮人手表上的指針按同樣的速率移動，只是它們的牌子不同，來自不同國家。只是話又說回來，當我來到北京，后來又在北京迎來了妻子，我們注定就無法過上平平淡淡的生活。這就如同一名步兵上了戰場，戰爭一日不停息，他如果不倒下，又怎能安安穩穩地停下來休息呢？而我對表哥說，“不要緊的，船到橋頭自然直?！?/p>

一個人生活著，他就不能安心停下來，這是最簡單的道理。有時候我見到幾張陌生人在山林中一所雅致的磚木房子里彈琴喝茶的照片。有時候又見到熟悉的前輩在遠方自家庭院中與朋友飲酒談笑，用最好的宣紙寫最高雅的毛筆字。只是在生活中，在我和朋友們相聚的時候，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那樣悠閑。生活沒有讓我們停下來。在刮著東南風的時候，我們走在相似的大路上。妻子不識路，我的方向感不錯，我就對妻子說：

“相信我吧，我知道路?！?/p>

出租車將我們從天津站載出來，下車后我們在水泥磚鋪成的路上走。今年春天我們分別看過七八間房子。在迎新里，我見過一個類似八十年代集體宿舍的房子，沿著樓梯上去，打開一扇門，幽暗的走道中有五扇緊閉的門，分別屬于五個人，住著一位老人。接待我的那位房主也是一位老人，男性，七十歲左右，看上去倒很健壯。他打開屬于自己名下的房子——一間屋子，也有十二平方米大小，里面收拾得干干凈凈，靠墻的四周滿滿當當放著一些陳舊的物品，相框，盆栽，字畫，小擺件，一個小書架，衣柜，一張深綠色的舊沙發。房間中間是一個小茶幾，上面有一套茶具，旁邊有一個白色油漆桶，一把小椅子。老人和我說，他偶爾來坐坐，擺弄擺弄他的幾盆花草，還有他放在房間里幾件老古董，一個人待一會兒。我見到那天的太陽光穿過窗戶，穿過一道常見的因為有塵埃才會見到的光柱，灑在老人的沙發和舊物上，讓我有一種溫暖的感覺。那間房子的價錢是一百一十萬元，剛剛好用來落戶，旁邊有小學，用的是河西區的名額。出門時我們碰到那位獨自居住在這個筒子樓里的老人，一位滿頭白發、臉頰下凹的老婦，她將自己也收拾得干干凈凈。那位房主和她打招呼，并告訴我，老人八十五歲了。

一位八十五歲的天津老人獨自住在那層屬于五位房主的筒子樓里，她也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如果賣出去，是百萬元的巨額財富，余生也難花完的。我朝那位老人微笑著打了招呼，本想大聲對她說，祝她老人家身體健康、長命百歲。那是在她的家里，雖然看得出來很少有人來拜訪，可我擔心聲音太大吵著別人，有點不好意思，就沒有說出口。

我告別了那位房主，從迎新里走出來，外面也正是雪白但寒冷的太陽。獨自去坐地鐵，又到了天津站。

那只是平常的一天，我們都在路上走。

六

我聽過一個流離說書人的故事，那是在遙遠的東方，一個長滿胡子的人收養著一個沒有四肢卻擁有天才演說能力、有著一張天生的單純而具有悲劇性的臉的年輕人，他給那個年輕人看各種各樣的小說、游記、哲學家的書籍，充實著沒有四肢的年輕演說家的心靈，豐富他說出來的故事。那個年輕的演說家依靠說書人——實際上是豢養著說書人的流浪者——在夜晚點燃的燈盞和高凳子，像陌生人講述著他讀來的、編造的、理解的故事，高深的人生哲學，直到后來，一只會算術的公雞出現了，他被流浪者拋下深淵，被一只公雞替代……

那個故事我曾多次想起，它訴說出了命運的深刻和生活的無常，我常常想起它。其實我們也差一點經受了那樣的無?！?/p>

就在一月，那時我在為將自己的戶口轉移到天津而努力。在一個戶口管理部門，在面對著穿制服的工作人員的大廳，那位接待我的年輕人反復對我說：

“回去吧，沒有辦法，你是集體戶口，不符合我們的辦理條件?！?/p>

當時我看到有人在這樣那樣不合格條件的提示下喪氣地走了。我沒有走，用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即便是我曾在家庭中犯過重大過失時——的態度，苦苦哀求那位辦事的年輕人。我說，“真的是規范嗎？”“在哪里寫著了？”“能幫我再去和領導說說嗎？”……我沒有走，沒有放棄，在那里足足挨了大概兩個鐘頭，直到快要下班了……那位領導竟突然出來，對著我和那位辦事員的方向說，“你們去問問，如果集體戶掛靠方同意調出，我們也可以試試?！?/p>

當然！一定要試試。我立即給我寄存戶口和檔案的人才市場打電話——電話那頭一個我已經無法回憶起的女聲告訴我：可以的，只要有接收方。

他們同意調出。

用我們生活中的邏輯：與人方便——誰都沒有損失什么。就那樣，我拿到了調檔函。那時我和妻子走出辦事大廳，下了樓，外面很冷，刮著風，但我們感到了輕松和高興，就像真的獲得了什么——有那么一次，我們這對結婚十多年的夫妻竟在天津春天的冷風里，在街邊擁抱了一下。

（責任編輯：王倩茜）

嚴彬一九八一年生，湖南瀏陽人，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專業，文學碩士。出版詩集《獻給好人的鳴奏曲》《國王的湖》《大師的葬禮》等。參加過詩刊社第三十二屆青春詩會、第四屆中俄青年作家論壇，入圍金曲獎最佳作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