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說

張均是我帶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說正規一點叫開門弟子。說到張均之成為我的開門弟子，我總免不了要跟人講下面的故事。

故事的情境，是研究生面試現場。面試開始，諸生依次上場，問答如流，行止如儀。輪到張均出場，老師中卻出現了一點波動。動作不大，不過是傳遞一個眼神，以示會意。原因是這個考生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分析他讀過的當代文學作品，數量之多，門類之廣，令人咋舌，有的作品甚至連我們這些教當代文學的老師都沒有細致讀過。當下便決定錄取，于是我們便有了師生之緣。

接著便有了下面的故事。成了我的研究生之后，張均第一次登門拜訪，我已從他的簡歷中得知他是個理科生，學的是許多人都不知道的熱處理專業，便放下文學，跟他大談金相學和熱處理。一通珠光體，奧氏體，馬氏體，高頻爐，鹽液爐，淬火，回火地侃下來，把張均聽得目瞪口呆，心想，這老師是何方妖魔，連這個也知道。等他得知我曾在一家工廠管過一個熱處理車間，才明白這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張均研究生畢業后，我通過關系把他介紹到三九集團，想讓他掙點錢，墊點家底，心里還是可惜了這一顆學問的苗子。沒想到兩年后，他又回來考我的博士生。雖然后來因故未能在我這兒攻博，但他在中大程文超教授門下讀完博士研究生以后，還是回到我身邊來做了兩年的博后研究，才重回中大任教。

說完了這幾個故事之后，我再說跟張均的緣分不淺，應該不是在瞎套近乎。

因為與張均有這一層關系，我對他就有比較深入的了解。這了解不光是在為人處世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做學問的方法和路數。張均是一個本色的人，本色的人做事有個特點，就是自本其心，不受外物干擾。

張均從中學畢業想學文科，卻誤入理科，上大學后，從本科到研究生，又由理科轉向文科，都是為興趣愛好所左右。研究生階段，最初本可以跟我搞文學批評，搞了一陣子，也寫過幾篇被轉載的文章，照當時的勢頭，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出色的文學批評家，但跟我做了博后之后，卻轉向文學史研究。再以后便經歷了由文學制度研究到文學報刊研究，再到文學本事研究的三級跳，都是本著內心的意愿，沒有環境的壓迫，也沒有外力的強求。

正因為如此，所以張均的學術研究就能與流行的方法和路數相區別，或如曹霞博士所說，有很強的個性和“辨識度”。學術研究貴在創新，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創新如果是求之于外，而不是求之于內，最終又難免雷同。這雷同不涉剽竊和抄襲，而是方法和路數大體相近。這是因為，不論何家何派的學術研究，總難免要受制于一種觀念，這種觀念大到一個時代的思潮，小到一種流行的理論，都要影響學者的學術研究。得風氣者，以開風氣之先為創新，踵武其后者，以發揚光大為創新，都不免為這種思潮和理論所左右。故晚近三十多年來，學者趨之若鶩追逐西方理論新潮，最后都不免為這種新潮所吞噬，或成其附庸和注腳。

求其內者，則注重自己的經驗和感受，這經驗和感受也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源于長期的閱讀和體驗。最近讀我一個同事的訪談，他說，學問是讀出來的，我深以為然。沒有廣泛深入的閱讀，獲得廣泛深入的感性經驗，單靠一些流行的觀念和方法，在學術研究中，是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也無法與持同一觀念和方法的研究相區別。劉勰說“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只有從一已的經驗和感受出發（“各師成心”），才能避免研究的同質性，才能使研究具有的個性和“辨識度”（“其異如面”），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創新。張均從學生時代開始，即孜孜矻矻于文學閱讀，從閱讀文學作品，到閱讀文學報刊，文學史料，積累了豐富的閱讀經驗和感受，這種經驗和感受便是他的“成心”，或是現代闡釋學所說的“成見”和“先見”，這種“成見”和“先見”，體現了他作為一個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一種獨特的“本質力量”，也是構成他的學術研究方法論的基本元素。

張均是個平民子弟，從小在農村長大，對底層社會的生存狀態和底層民眾的命運，有切身的經驗和感受。這種經驗和感受，也貫穿在他的成長經歷和求學生涯之中，逐步形成了他看問題的平民立場和平民態度。他在文學批評中，對文學作品的歷史評價，在文學史研究中，對文學史實的歷史判斷，也大多是源于這種平民的立場和態度。在一個唯成分論已成為歷史的今天，我說這樣的話，并非在炫耀張均的平民出身，而是基于一個事實，這個事實便是底層的生活經歷對張均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所產生的影響。這影響的表現，就在于他的歷史評價和歷史判斷，都不是從既有的理論和結論出發，而是基于自身的經歷和識見。尤其是在集中反映中國革命引起的底層社會和底層民眾命運改變的“十七年文學”（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研究中，這種經驗和識見，更具得天獨厚的優勢。張均對這期間的文學制度和文學本事研究，有許多地方挑戰既有的理論觀點，修正流行的歷史結論，表現出獨特的個性和“辨識度”，就與這種經驗和識見有關。甚至他對這期間的文學報刊研究，也引入了這種平民視角，在諸如階級、路線之類的政治紛爭中，加入了“人情世故”的世俗元素，從而“人化”了這種研究。事實上，在張均的文學制度研究和文學本事研究中，也有這種鮮明的“人化”傾向。這種“人化”傾向，就使得張均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得以疏離或擺脫各種先行理論和本質主義的拘囿，從而便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真正回到“人”的本位。

王國維說，詞有兩種境界，一為“有我之境”，一為“無我之境”，“有我之境”是“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是“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雖然王國維認為“無我之境”只有豪杰之士才能為，但我仍然堅持張均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屬于“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

二○二三年七月七日寫于多倫多烈治文山

（責任編輯：宋小詞）

於可訓湖北黃梅人，一九四七年生，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著有《於可訓文集》十卷，發表文學作品近百萬字，出版短篇小說集《鄉野傳奇集》，中篇小說集《才女夏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