踐行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經驗與探索

徐海燕 高 旺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北京東城 100732）

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民主、增進人民福祉是各國普遍追求的目標。盡管在探討現代化問題時必須充分考慮國情、歷史和文化傳統等因素，但對人性觀的評判仍然是決定現代化道路的基礎性要素。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將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視為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征，中國作為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在傳承古今并借鑒中外經驗的基礎上，選擇了一條獨特的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根本宗旨。習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對比是決定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關鍵”，“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因此，對于如何踐行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進行學術分析和總結，對于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向強國邁進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西方政治發展中的人民治理觀

政治哲學家對人類本質的定義和如何對待人民的不同回答，為不同的國家政權結構類型和發展路徑奠定了基礎。因此，對人民治理觀的研究必須追本溯源，從政治哲學家們的人性觀出發進行深入解讀，以全面理解和探索不同人民治理觀的本質。

（一）古代民本思想及人民治理觀溯源

1.中國政治傳統中的人與民

中國古代文獻對人做了三個層次的劃分，在《說文解字》中，“人”被譽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民”則被認為是一種不開化的、無知的狀態。即“民，眾萌也”?！把悦榷鵁o識也”［2］161，265，161?！懊?，猶懵懵無知兒也”［3］627。除了“人”“民”之外，古代還有“主”的概念，《說文解字注》稱：“主，燈中火主也”，火是為主，“其形甚微而明照一室。引申假借為臣主、賓主之主”。作為“臣主”之“主”，即“君”?！熬敝兄耙北硎局问?，“口”表示法令；既可以指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又可以是古代大夫以上擁有土地的各級統治者［2］105。傳統文化對人的不同稱謂可以管窺到不同社會群體的階級性。

2.傳統政治中的人民治理觀

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典籍和士大夫的思想體系中充斥著多種不同的人性觀。然而，以“性善論”為基礎的政治思想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

儒家提出的“仁政”“禮治”“中庸守正”思想，法家的“法術勢”，以及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特有的人民治理觀。

孟子在處理“君”“民”關系的思考中，提出了著名的民貴君輕思想，既強調君主統治的合理性，又強調君主對民意的尊重，從而奠定了民本思想的基調。他主張“為政以德”，倡導“德治”或“禮治”。在處理“天”與“君”的關系時，一方面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的等級思想，強調“君為臣綱”“屈民而伸君”，但同時，他也提出“天子”應“順應天意”，提出“以君隨天”“屈君而伸天”的主張［4］30，400-401。

《尚書·泰誓》則明確了“天”和“民”之間的相互關系，“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一論述被用作管理“天下”的權力和合法性的基礎。此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德”和“禮”也扮演著重要角色，起到了凝聚人心和規范社會秩序的作用。

對此，被稱為十九世紀“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的黑格爾對中國和歐洲國家的政體做出比較后提出：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同于日耳曼式的“全體人”獲得自由的“民主政體”，也不是古代希臘羅馬創立的“部分人”獲得自由的“貴族政體”，而更像是“一個人”獲得自由的“君主政體”，“在中國，皇帝好像是大家長”［5］96，106，但同時也會處于“有高度良好秩序”的管理之下，屬于“道德的專制政體”［6］114，131。黑格爾對傳統中國政治體制的描述，展示了一種特殊統治形式，即道德的專制政體。他將皇帝喻為大家長，強調了“家長制”下維持良好社會秩序的特點。這對于解釋中國古代政治現實具有啟示意義。

然而，需要明確的是，人民至上的治理觀并非僅僅指君主的單方面管理，而是更加強調民權、民眾的政治參與以及決策的民主化，追求公平、正義和社會福祉。因此，黑格爾描述的道德的專制政體，遠未實現真正的人民至上的治理方式。

總之，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強調君主以民為本，然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人民參與政治的途徑有限。

直至近代，有識之士開始重視人民在社會變革中的主體作用，人民的意識被不斷喚醒，并在爭取民族獨立和推動社會變革方面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確立后，人民群眾真正實現了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

（二）西方民主觀及其制度建構

1.西方理論家中的公民觀

古希臘的治理觀建立在對人的認識基礎上。城邦作為地理空間和政治概念，由具有足夠數量的居民組成。然而，在城邦中，“居民”與“公民”之間存在地位上的不平等。被稱為“公民”的居民享有城邦的“議事”和“審判”權，能管理城邦的公共事務，是城邦真正的主人。但是，在城邦中居住的婦女、奴隸、外鄉人并不擁有上述權力，而被排除在“公民”之外［7］117。到了羅馬共和國時期，“平民”與“公民”被“平民”與“貴族”的稱謂所取代，但兩者之間身份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反而變得更為僵化，甚至發展為“民和貴族不得通婚”的境地［8］43。到了中世紀，哲學家們建立了“君主”與“上天”的神秘連接，通過“君權神授論”確立了神權統治的意識形態體系，固化了皇帝、教主與普通人民的不平等關系。

2.近代以來西方人民治理觀

馬克斯·韋伯為代表的學者以宗教的視角闡述了西方政治制度等特征。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在近代西方得以形成，新教倫理觀念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靶陆痰暮诵睦砟顝娬{了個人在現世中的責任與義務，這是他的天職?！保?］59將財富增長視為獲得上帝恩寵的途徑，并以禁欲主義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種觀念推動了資本積累，對享樂主義持反對態度，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

啟蒙運動后，西方哲學家從人的“自然狀態”出發，闡釋人民治理觀，并提出相應的制度設計。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從“人性惡”的“自然狀態”出發，強調威權統攝社會的重要性，認為缺乏權威的統治，將會使社會處于“人與人之間”“野蠻的”戰爭狀態［10］105；自由主義者洛克則認為，人的自然狀態是具有理性的狀態，人可以根據理性“行動”、處理“財產”，因而提出政治統治必須征得人民的同意，并提出了權力分立以防止權力的濫用［11］3；盧梭描繪了人的田園牧歌式的“自然狀態”，“哪里有水就在哪里喝”“吃飽了就睡”的狀態，是一種“純樸的”狀態［12］452。這種狀態既不是霍布斯所描繪的“戰爭”狀態，也不完全是洛克揭示的自然理性狀態。但他指出，人類從“自然狀態”進入到“人與人之間”緊密的“聯系狀態”后，個體間會引發“虛榮心”“羞恥心”和“羨慕心”而產生社會問題［13］94。他提出“公意”的概念，主張國家必須成為公意的代表，才能獲得絕對的權力［14］20。普通民眾由此在政治上獲得了重要地位。此后，他進一步提出“人民的意志是唯一的法律”的理念［15］95，旗幟鮮明地反對神權統治。人民主權論，社會契約論以及民主、人權、自由的口號開始為政治制度的建構賦予了思想上的價值。

盡管西方政治哲學家們對人民治理觀存在差異，但總體上以“人類惡”為基礎，從國家權力與民眾權利的對沖視角出發，建構了選舉制度、總統制、議會制、多黨制、三權分立制度等制度，以彰顯對民權的保護與尊崇。

3.馬克思對資產階級人民治理觀的批判

馬克思提出，只有把人從“私有財產”制和“奴役制”中“解放出來”［16］59，155，167建立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核心的政治制度，才能實現人民的解放和福祉。馬克思的這一觀點與人民至上的邏輯關系在于，他將全人類解放置于社會變革的核心，來倡導對社會的變革與重構。

二、“人民至上”現代化道路的確立、探索與挑戰

（一）“人民至上”現代化道路的確立

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唯物史的基本原則，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將人民至上作為治國理政的執政理念，人民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體。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探討中國共產黨關于人民至上思想的內涵以及在實踐中所面臨的挑戰與探索。

1.對人民至上現代化道路的思想闡釋

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各階層紛紛提出了救亡圖存的主張，但均遭到了失敗。對此，中國的有識之士逐步認識到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對舊的社會道德和專制制度進行批判。尤其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以“人民”名義建立“國民政府”來粉飾其政權后，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先進革命力量，對其“名為共和，實則專制”的政治制度予以揭露［17］305。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張太雷、李大釗、陳獨秀等撰寫了有關“人民”政權等文章，揭示了以人民名義建構的“資產階級政權”在經濟上剝削人民，和侵害發展中國家的本質［18］131。李大釗則揭露了蔣介石政權“僭用”了“人民”之名進行專制統治的實質［19］104。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與人民建立了血肉聯系。中國政治發展的核心任務是領導中國人民，凝聚人心進行革命，實現從封建專制到人民民主制度的歷史性跨越；新中國的建立標志著人民至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正式開啟。毛澤東提出，在全新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中，我們的“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體現“人民的意愿”，凸顯與“蔣介石政權不同”［20］135-136。在開啟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中，堅持走“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政治發展與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具有同質性。這一過程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團結了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為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維護穩定、促進和諧以及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奮斗。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代，人民至上依然是執政興國的重要法寶。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凝聚了人心和力量，并在黨的百年奮斗中起著根本指導作用?？梢哉f，人民至上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顯著特征，貫穿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過程，是中國政治發展的獨特優勢。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人民”一詞出現170多次。黨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體現了“我將無我”的崇高境界和“不負人民”的使命擔當。

2.踐行人民至上現代化道路的實踐

趕回蕪湖，夜里九點多了，在妹妹慫恿下，我們去雙桐巷，只為喝一杯赤豆酒釀——醇正的赤豆，軟糯甜膩，慢慢滑過喉嚨；酒釀發酵得剛剛好，不酸，微甜，特別亮喉。味蕾的記憶力相當倔強，即便暌隔十來年，也會昨日重現迅速復蘇。倘若是一邊吃麻辣燙，一邊喝一杯冰鎮赤豆酒釀，滋味慨當如何？不禁要背誦曹孟德的《觀滄?！妨?。

在政治領域，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觀強調人民的主體地位，將保障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致力于為人民謀幸福、謀福祉；黨追求人民的全面發展，注重滿足人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在物質上，以實現溫飽、走向小康，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為主要目標。在精神層面，致力于提升人民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境界，鼓勵人民參與和享受文化活動，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在保障和實現人民權力方面，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如“民主集中制”“政治協商制度”“基層民主制度”。與“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不同，這些制度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觀。在決策層面，黨廣開言路，完善人民的參政議政渠道，確保政策的科學性；在基層治理中，構建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社會治理體系，鼓勵基層民眾積極參與基層事務的決策和管理。黨通過以回應式民主、參與式民主、協商式民主與監督式民主等形式豐富和實踐人民民主，最終實現全覆蓋、全方位、全鏈條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切實保障人民權力落到實處。

在經濟領域，人民政府以消除“三大差別”為目標，通過“一化三改”運動，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基礎，使全體人民擺脫了絕對貧困，達到了“溫飽”水平［21］。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提出了建設“中國式的現代化”的理念。他指出“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標準必須根據中國的特點來制定，并將“小康水平”確定為實現現代化的初步目標［22］416-417，即“在溫飽的基礎上”達到“豐衣足食”的水平。同時，他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有“兩手”，要將抓“物質”與抓“精神”，抓“建設”與抓“法制”同步進行［23］154。1987 年黨的十三大把“富強、民主、文明”確定為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強調了“精神空虛不是社會主義”的理念［24］621。2002 年黨的十六大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主題，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包括“經濟更發展、民主更健全、科教更進步、文化更繁榮、社會更和諧、人民生活更殷實”等內容。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已經搭建了“黨、政府、市場三位一體的治理體系”［25］。盡管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小康社會的建設已經由“全面建設”發展到了“全面建成”階段，更加強調“公平性”；中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滿足人民多樣化的需求。同時，優化社會服務體系，重視教育、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的改革和發展，為人民提供良好的教育、醫療和就業環境，推動高質量發展。黨的十九大之后，社會保障制度已經覆蓋每個人的生命全周期，對“幼”和“弱”的關注程度進一步提升。2020 年，中國已整體實現了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在破解民生難題、保障人民基本權益，推進社會公平公正，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等方面，走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在社會領域，隨著精神文明建設的加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理念日益受到關注。中國共產黨將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深化改革的根本動力，營造出生活富裕、精神自信、環境宜居、社會和諧、公共服務均等的社會主義建設環境，并作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時代的發展觀逐步從“全面、協調、可持續”充實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汲取中華“天人合一”的發展理念，以馬克思主義人性觀與自然觀為指引，強調協調、和諧的發展方式，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走上了一條綠色現代化的新路。數據顯示，1949—2019 年，我國累計造林9.6 億畝，森林覆蓋率提高至24.02%［26］，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僅未加劇環境污染，反而為世界環境的改善做出了貢獻，提升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在國際領域，傳統中國所處的內陸環境和農業發展形式，孕育了“非攻、尚賢”理念，呈現出中庸、內斂的文化特質。這為中國以全人類利益為重點，追求和平發展的現代化模式奠定了歷史前提。在“和平與發展”的原則下，中國抓住全球化的戰略機遇期，摒棄了以犧牲他國人民利益為代價的發展模式，通過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共贏，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擺脫了“中心—外圍”的地位，這體現了中華“德治”，以及構建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人文價值觀。人民至上現代化追求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斷拓展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途徑，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守護世界人民的和平與安寧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二）踐行“人民至上”現代化的現實挑戰

人民至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復雜而長期的任務，面臨著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等多方面的挑戰。

從政治維度上看，為確保人民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堅持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需要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和實踐來實現。實踐表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運行拓展了人民有序進行政治參與渠道，保障了人民的主權，有效推動了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這些制度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

然而，人民至上現代化建設中還面臨著一些挑戰。首先，如何確保治國理政的大政方針能真正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其次，如何才能破除在傳統科層制體制下信息不對稱、社會經濟差異、防止濫用權力和腐敗行為的發生。此外，構建人民至上現代化政治制度需要實現多元利益平衡，提升公民的法治觀念、參與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培養公民的自我教育和自治能力，依然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從經濟維度上看，中國經歷了從實現溫飽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過程。然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已經過去，進入了發展的“新常態”。因此，需要進行結構性調整，推動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從地理空間上看，中國地域廣袤，各地資源分布不均，導致區域差異、城鄉差距和資源不平衡等問題突出。尤其是中國特有的“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等情況，容易陷入“去路走不通”的境地［27］119。當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中國需要避免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貧富分化現象；此外，在推動城市化、城鎮化過程中，中國面臨著龐大人口規模等挑戰，已經超出了所有發達國家城鎮化的經驗。在“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等過程中，如果不注意彌補差距，導致“繁榮的城市”與“凋敝的農村”并存，將背離現代化人民至上的宗旨［28］257。

從社會維度上看，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人們的政治觀和價值觀呈現愈加多元的趨勢。國家、市場、社會之間的張力關系彰顯，加大了社會整合的難度，對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現代化進程產生消極影響。為了踐行人民至上現代化理念，迫切需要加強政府能力建設，提升管理效能。依托信息化技術，提供更加精細化、個性化的服務，提高決策科學性和透明度，健全社會治理和參與機制，促進社會的協同發展，確保人民能夠參與社會事務的決策和管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格局。

從國際維度上看，在全球化等背景下，堅持人民至上的現代化建設理念面臨著國際競爭和全球化的挑戰。當前，各國之間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日益緊密，國際競爭也越發激烈。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需要確定自身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定位，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以應對他國的競爭。在傳統安全領域，如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需要凝聚全球共識，共商合作大計，以應對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挑戰。而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如恐怖主義、能源安全、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問題，同樣需要中國積極參與，推動綠色可持續發展理念，造福全人類。

三、踐行“人民至上”現代化建設的路徑探索

歷史表明，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是在黨的領導下完成的。由于馬克思經典著作中未提供現成的答案，也沒有現成路徑可供參考，我們必須立足國情，審時度勢，創新理念，開辟一條適合本國發展的獨特道路。

（一）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需要踐行兩個堅持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踐行人民至上現代化道路的充分必要條件。黨的領導是順利推進人民至上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方向的根本保障。

中國所處的干旱與半干旱的氣候使得傳統農耕社會形成了治水傳統，并塑造出了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的治理模式。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的指揮權必須“歸國家掌握”，并發揮“絕對的領導”和“組織”作用［29］39。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發展道路上傳承了這一理念。實踐表明，在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社會重大變革中，都需要有強大的組織力和領導力才能成功完成。

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立場和根本宗旨，是中國共產黨踐行現代化的動力。自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確立以來，黨秉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發揮著舉旗定向的統領作用［30］215。堅持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堅強的政治保障”［30］215，提出在四個現代化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的要求［23］138。黨自身具有卓越的組織力、統籌力和協調力，能夠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的獨特制度優勢，承擔起“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能夠擔負”的重任，引導國家快速走向現代化道路。因此，在踐行人民至上現代化道路時，“誰來組織中國現代化”這一問題，“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22］170。

（二）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需要系統協調統籌推進

人民至上的現代化是一項涵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綜合性工程。這一歷史進程需要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以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等協調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形成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通過“五位一體”“四個全面”的整體性制度設計，統籌推進實施人民至上的現代化方略：

首先，為推進人民至上的現代化建設，政府應創新公共管理理念，擺脫純粹的事務性工作，轉向以規則、秩序監管為主導，構建以服務社會和公眾為基本職能的服務型政府。通過建立“市場經濟+政府推動”的調節模式，提高國家能力。

其次，需要統籌兩個不同類型的競爭市場?；谥袊葐我恢茋医Y構和政府體制同責同構性特征，應通過自上而下的壓力傳導模式，在政府內部形成激勵機制，使各級政府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同時，通過政府與市場之間自發競爭的市場協調發展，全面推動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進程。

再次，在具體的現代化實踐探索中，黨和政府形成了多種現代化建設模式，包括“以人為本+創新發展”的發展模式，“互聯網民主+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模式，“傳統文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模式，以及“綠水青山+金山銀山”的環境模式等，這些發展模式共同推進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當前，更需要解放思想，創新發展模式，以公平正義為原則，確保全體人民共享發展的成果，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朝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建設方向邁進。

（三）人民至上現代化必須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

實現現代化是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而實現民主是人類共同的理想。實踐表明，踐行任何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現代化，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路徑和方法。從18 世紀60 年代起，西方國家引領了三次工業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時代、電氣時代和信息時代轉變。由于西方國家率先引領了現代化進程，在“凡是富貴之地，必是真理之鄉”的暈輪效應下，現代化往往被等同于西方化，西方民主模式成為了唯一的民主模式。然而，在后發國家紛紛效仿后，則陷入西方式現代化的窠臼和困境之中。對此，亨廷頓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下，完全拒絕西方化等于放棄現代化，但全盤西化也會使社會陷入“一種精神分裂癥”［31］166。因此，各國通往現代化的道路必須考慮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能盲目追隨他國模式。

綜上所述，踐行人民至上現代化的道路需要處理好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以及本土與外來的關系，必須用“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方法來探索本國現代化發展的規律。在目標上，必須將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為現代化的目標與動力。在學習和借鑒他國經驗時，必須認識到簡單照抄照搬是行不通的，而應以“自力更生為主”［23］29。在現代化的屬性上，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既遵循各國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又要避免陷入現代化過程中的各種困境，如重物輕人、重增長輕發展、重數量輕質量、重器物輕倫理、重經濟輕生態、重效益輕公平等。要克服市場經濟帶來的物欲化、享樂化、兩極分化、環境惡化等消極后果。同時，既要倉廩實、衣食足，又要知禮節、明榮辱，在經濟發展成就、“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兩方面均能超越資本主義，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23］378。此外，還要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提升國家的文化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

當前，踐行人民至上的現代化道路具有緊迫性，因為中國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西方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現代化任務，實現并聯式的發展。因此，任務錯綜復雜，矛盾重重，挑戰極為艱巨。面對這一挑戰，我們需要認真探索踐行人民至上現代化道路的具體途徑，拓展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為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