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業融合”下生產性服務發展與制造企業績效

易恩文 楊慧玲 盧俊杰

摘?要：先進制造與現代服務“兩業”融合發展既“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又“促進服務業繁榮發展”?；趦r值鏈分工理論的視角，本文運用2002-2012年全國投入產出表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探究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對制造企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制造業企業的轉型升級過程中，關系型生產性服務契合于小規模制造企業的需求能力，結構型生產性服務更合適實力雄厚的大企業，而中型企業利潤遭受了“雙重擠壓”。機制檢驗發現，生產性服務促進制造企業轉型升級有兩種渠道，關系型生產性服務通過發揮規模經濟效應為制造企業降低成本，結構型生產性服務為企業創造差別化而提高其產品附加值。進一步研究表明，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能夠提升服務效率、降低服務成本，從而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推動政府主導平臺搭建與大型企業向智慧服務轉型是實現制造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經。

關鍵詞：制造企業績效；生產性服務；兩業融合；價值鏈分工

中圖分類號：F7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3）04-0029-09

收稿日期：2022-11-26

作者簡介：易恩文（1995-），男，四川達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數字經濟；楊慧玲（1971-），女，四川成都人，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盧俊杰（1994-），男，浙江寧波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與基礎設施建設。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創新鏈內生視域中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研究”，項目編號：22XJL003。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強調必須“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這是我國在面臨經濟服務化、逆全球化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企圖通過“斷鏈”“脫鉤”等手段扼制中國崛起等國內外經濟發展局勢主動采取的戰略抉擇。我國早在2021年發布的“十四五”規劃中就明確了建設制造強國的現實路徑，即通過現代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協同，既“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又“促進服務業繁榮發展”。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日、英、德等發達國家制造業占GDP的比重與服務業之間的差距持續拉大?？傮w來看，盡管中國服務業與制造業增加值之比絕對水平明顯低于上述發達國家，但服務化趨勢同樣不容忽視，原因在于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普遍存在“兩個70%”現象，即服務業占GDP的70%、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70%，而中國后者不足50%［1］。我國服務業的這種相對獨立發展趨勢，不僅不利于制造業創新升級，而且可能產生“鮑莫爾病”。

回顧既有研究，從產業發展的中觀視角來看，生產性服務發展提高制造業績效主要基于分工理論、價值鏈理論與集聚經濟理論等三大理論。首先，依據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分離與融合實際上是分工深化的結果。以此為基礎，格魯伯和沃克（1993）［2］借鑒奧地利學派的生產迂回學說，認為生產性服務不僅增加了制造業的價值鏈環節，而且增加的環節還能將人力、知識資本傳送至制造業的運作過程，從而大大提高了制造業經營績效；顧乃華（2010）［3］從比較優勢出發認為制造企業將服務外包能夠集中資源和精力專注于核心業務，從而提高專業化水平和生產效率。其次，邁克爾·波特的價值鏈理論為學界將機制研究滲透到更微觀的層面提供了理論基礎。鄭吉昌和夏晴（2005）［4］認為生產性服務業促進制造業績效提升的作用體現在注入高質量生產要素、增值產品價值以及形成企業非價格競爭優勢等三方面。最后，根據集聚經濟理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不僅能夠促進自身規模和質量提升，還能通過學習效應、競爭效應以及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等機制［5-6］，促進制造業專業化分工和價值鏈延伸，從而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從生產性服務發展提高制造業績效的機制分析來看，已有研究結果表明交易成本的中介效應明顯［7］，但生產制造成本和制造業生產規模并不顯著［8］。從生產性服務發展提高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的微觀視角來看，已有文獻從理論上分析了生產性服務提升制造業企業不同價值增加活動效率的差異機制［9］，也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生產性服務對制造業企業獲利能力［10］、創新能力［11］以及生產效率［12］等的促進作用，Bessen（2020）［13］還發現IT行業的發展顯著提高了頭部公司的工業總產值和市場份額。

圖?生產性服務提高制造企業績效的內在機制

綜上所述，既有研究對生產性服務發展提升制造企業經營績效進行了有益探索，但仍存在以下拓展空間：（1）現有研究對生產性服務優化制造業績效的理論邏輯分析集中在中觀產業維度，而對微觀視角下不同類型生產性服務發展如何提高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的理論與實證分析尚不多見。（2）兩業融合是在企業層面實現的，而制造企業資產規模作為影響企業是否進行服務外包的重要因素并未受到足夠重視，進一步地不同類型生產性服務發展對不同規模制造企業經營績效提升作用的分異特征背后的內在機理也有待深入考察。（3）既有研究將生產性服務發展衡量簡化為省級層面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或就業人數，這種投入或產出的單一維度忽視了生產性服務業作為中間投入的投入產出綜合關系，而且對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與智能化影響研究也不多見?；诖?，本文可能有如下邊際貢獻：（1）將分工理論與價值鏈理論有機銜接，用于分析生產性服務發展促進制造業企業升級的理論邏輯，并利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進行微觀層面的實證檢驗。（2）從理論和實證雙重維度分析不同類型生產性服務提高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的資產規模異質性，并以營銷成本和產品附加值為中介分析產生異質性背后的內在機理。（3）以投入產出表為基礎從投入與產出的綜合維度測度中國城市層面的生產性服務密度作為衡量生產性服務的指標，并實證分析了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與智能化對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的數字賦能。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科技進步不斷推動分工深化，大規模服務外包提高了服務和生產的專業化水平，提升了制造業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價值創造能力。波特將制造業企業生產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其中基本活動涉及產品的物質創造及其銷售、轉移給買方和售后服務的各項活動，輔助活動包括財務、計劃、人事、技術開發及采購等環節［14］。隨著分工的深化，上述環節逐漸從制造業企業中獨立出來走向專業化，生產性服務業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借鑒劉明宇等（2010）［9］對生產性服務的關系性和結構性嵌入的劃分，我們將制造業企業基本活動的外包服務稱為關系型生產性服務，主要涉及入廠物流、維修服務、銷售代理以及客服等；輔助活動的外包服務稱為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包括財務、人力資源、技術研發和采購租賃等，對應原則如上圖所示。

關系型生產性服務主要通過規模經濟效應降低制造業企業成本，從而提升制造企業績效：（1）大規模物流外包不僅能夠攤薄單次運輸成本、倉庫的建設成本以及裝卸成本，而且能促使大型運輸工具、物流配送系統、大型專業化倉庫和裝卸機的使用，降低第三方物流的經營成本，從而降低制造業企業的物流費用；（2）維修服務外包后其運營成本將會因維修人員工作經驗的提升、維修設備和系統成本的分攤以及傳感器、云系統等專業設備的使用而下降，從而降低企業的維修費用；（3）銷售代理一方面能夠集中貨源信息，有效組織物流規模經濟，另一方面會因多企業客戶共享銷售渠道而提高渠道利用率，使房租水電、廣告和人力等成本覆蓋在更多產品上，從而降低銷售費用；（4）共享售后服務系統同樣能通過客服人員工作效率提升和售后服務系統成本分攤帶來企業銷售費用的下降。由此可見，制造企業通過向關系型生產性服務的外包，利用其規模經濟效應而節約自身生產成本實現報酬遞增。當然，由于服務外包不可避免地產生交易成本，比如對所交易的商品或勞務進行度量、合同簽訂過程中的耗費以及合同執行過程中的監督與糾偏等擠壓規模經濟效應，因此，只有當外包帶來的成本節約超過企業自制的耗費時外包才是經濟的。

結構型生產性服務主要通過專業化效應提升制造企業資源配置效率和產品附加值，提升制造企業績效：（1）企業非核心財務業務外包，不僅能夠通過財務公司獲得專業支持提升財務管理效率、提高會計信息質量，還能使本企業財務人員學習先進經驗從而提高企業整體財務管理水平、管理者決策能力以及企業品牌形象；（2）人力資源服務可以通過人才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員工的專業培訓等，滿足制造企業對知識智力的需要；（3）研發外包不僅能夠幫助企業獲得其他研發機構的科技資源和研發力量，還能集中自身有限資源專攻核心技術，從而幫助企業獲取關鍵技術、提升品牌形象、縮短研發周期以搶占市場份額；（4）采購或租賃服務則能夠幫助制造企業購得或租得先進的機器設備，提高生產效率?；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生產性服務發展對制造企業的經營績效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企業能否進行服務外包會受到企業資本規模的約束。任何企業都要依靠成本優勢和產品差異化參與市場競爭。如上所述，一方面關系型生產性服務主要是為制造企業節約成本，同時其自身為了實現低成本的規模經濟效應，希望與更多的制造企業合作以充分利用其固定資本，因此對所嵌入單個制造企業的規模要求較低，甚至制造企業規模越小，從關系型生產性服務外包所獲得的成本節約越顯著；另一方面，結構型生產性服務主要為制造企業創造差異化，差異化的產品或者服務通常成本高昂［14］，因此，不僅結構型生產性服務自身不僅需要更高的進入門檻，而且要求其所服務的制造企業也具有相當的服務購買能力?？梢?，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帶來的專業化效應更多惠及大型企業，中小企業則面臨融資難、轉型難、創新難等現實困境。相比大型企業與小微企業，中型企業不僅在關系型服務外包中的成本節約有限，而且還可能在小微企業通過服務外包獲得規模經濟中喪失自身原有的相較于小微企業的規模優勢；同時，中型企業受限于自身資本規模與融資能力，也難以通過結構型服務外包實現創新升級、提升產品附加值?；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關系型生產性服務更利于小微型制造企業績效提升，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則更利于大型企業，而中型企業績效可能在“兩業融合”中受益甚少，甚至遭受“雙重擠壓”。

H2a：關系型生產性服務通過規模經濟效應對平均成本的節約會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大而遞減。

H2b：結構型生產性服務能夠通過專業化效應提高大企業產品附加值，從而提升其盈利能力；但會由于強化壟斷而對中小企業盈利產生負向影響。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持續提高，在“工業40”和“智能制造”等重大戰略加持下，數字化生產性服務在制造企業生產投入中占據愈加重要的地位，能夠推動制造企業經營績效實現新的躍升。從降低經營成本的維度來看，數字化生產性服務能夠促進制造業信息與產品高度融合，產品信息的運輸物流成本幾近于零，從而能夠降低制造企業的運輸成本；不僅如此，數字化生產性服務能夠極大緩解信息不對稱，讓企業間協作的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而且其“零邊際成本”和“信息集散地”特性會大大降低銷售費用、提高物流效率，從而大中小制造業企業的成本都能在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以及長尾效應等多重加持下顯著下降，強化服務外包帶來的成本節約效應。從增加產品附加值的維度來看，研發設計、金融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數字化變革后嵌入制造業系統，一方面“產品+解決方案+服務”等整體智能解決方案產品服務包獲得全面發展并被廣泛采用，數字技術的零邊際成本和正網絡外部性能夠使得工業互聯網平臺等數字化生產性服務“普惠性”增強；另一方面數字金融也能通過金融創新活動為傳統金融體系中遭受規模歧視的中小企業提供充足的融資支持，幫助中小制造企業進行規模擴張和結構轉型，這無疑會沖擊原本規模較大企業的壟斷地位，為其經營績效帶來不利影響?；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H3：生產性服務數字化水平提升能夠優化制造企業經營績效，促進大中小制造企業協調發展。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數據主要包括2002-2012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全國投入產出表以及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中國工業企業數據是學界研究微觀制造企業相關問題最常用的數據之一，但也存在諸如指標部分缺失、指標大小異常、測度誤差明顯等問題，借鑒楊汝岱（2015）［15］的做法，我們對數據進行了相應處理：（1）只保留行業門類為“制造業”的樣本；（2）剔除營業時間缺失和營業狀態非在營的樣本；（3）剔除部分不符合基本邏輯關系的錯誤記錄；（4）剔除企業就業人數小于8的樣本；（5）對資產報酬率進行上下1%的縮尾處理。由于2002-2012年間全國投入產出表只有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五年數據，且工企數據庫中2010年數據存在大量缺失，考慮到一個城市生產性服務的發展水平在較短時期內具有相對穩定的特征，我們相應只保留2002年、2005年、2007年、2011年和2012年工業企業數據。

（二）計量模型與指標設定

為驗證生產性服務發展提升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效應，我們將基本回歸模型設定為：

Lnprofit_ait=β0+β1Lnservice_bit+β2Lnservice_sit+θControli，ct+γt+φj+εit

其中下標i表示制造業企業，j表示行業（兩位數行業代碼），c表示城市，t表示時間。被解釋變量Lnprofit_ait表示制造企業經營績效，核心解釋變量Lnservice_bit和Lnservice_sit分別表示關系型和結構型生產性服務；Controli，ct表示企業和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γt和φj分別表示時間和行業固定效應，分別控制不可觀測的時間和行業特征（二分位行業代碼）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進一步地，各指標設定說明如下：

被解釋變量。由于制造業企業服務外包的根本驅動力在于追求利潤最大化和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借鑒Duchin等（2020）［16］的做法，用資產報酬率（Profit_a）衡量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為驗證基準回歸的穩健性，我們還使用了企業利潤總額（profit）的對數值作為企業經營績效的代理變量。

解釋變量。已有研究通常將生產性服務業的增加值及其占GDP的比重、就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的比重以及中間投入率作為衡量生產性服務的指標。這些做法主要存在兩點不足：其一，對生產性服務行業外延的界定缺乏一定的理論和政策支撐；其二，由于缺乏城市投入產出表數據，現有生產性服務測度大多是全國或省級層面的，導致研究無法深入到城市層面，然而我國城市生產性服務集聚具有很強的空間相關性［17］。鑒于此，本文在測度生產性服務時做了如下嘗試：（1）根據前文理論分析中關于生產性服務的劃分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生產性服務業分類（2015）》，結合2002-2012年全國投入產出表數據與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確立了生產性服務的行業對應原則限于篇幅，未將具體的行業對應原則置于文中，留存備索。，將關系型生產性服務界定為“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結構型生產性服務界定為“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2）借鑒Acemoglu?&?Restrepo（2020）［18］計算城市機器人密度的做法，本文運用2002-2012年全國投入產出表和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計算了全國334個城市層面的生產性服務密度，計算公式如下：

Servicec，t=∑Ss=1（Employs，c，t=2000Employc，t=2000·Services，tEmploys，t=2000）

其中S表示生產性服務業的合集，Servicec，t表示城市c在年份t投入的生產性服務數量，Services，t表示行業s在年份t投入的生產性服務總量，Employs，t=2000表示行業s在2000年的就業人數，Employc，t=2000表示城市c在2000年的就業人數，Employs，c，t=2000表示城市c的行業s在2000年的就業人數。

控制變量。參考已有文獻，我們分別選取了企業和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前者包括全要素生產率（Tfp）、規模（Labor）、所有制性質、企業年齡（Age）、資產負債率（Leverage）以及所得稅利潤比（Intpro）等指標，具體測算方法如表1所示。借鑒李春頂和尹翔碩（2009）［19］的做法，Tfp=lnQL-13lnKL，其中Q為工業總產值，L為從業人員數，K為資本投入；用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的對數值衡量企業規模。我們根據企業當年實收資本中各項不同來源的資本金占比是否超過50%，將企業所有制分為國有（Nation）、私營（Privacy）、港澳臺（Gat）以及外資（Foreign）四種類型，并以私營企業為基準。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是城市經濟發展水平（PerGDP）、第三產業增加值（Thrind）和固定資產（Fix）占GDP比重，制造業企業的經營狀況通常會受到其所在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基礎等的影響。

表1呈現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樣本期間內所有制造業企業的平均利潤率為1225%，平均利潤總額為9851萬元。2002-2012年間全國生產性服務的平均投入密度為364萬/人，其中關系型生產性服務168萬/人，而同期全國結構型生產性服務投入密度僅為098萬/人，表明我國不僅生產性服務投入總體水平偏低，而且結構型生產性服務的發展遠滯后于關系型生產性服務。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表2報告了關系型和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影響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的基本回歸結果。在模型（1）-（3）中，關系型和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均顯著促進了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的提升。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關系型生產性服務能夠使眾多制造企業共用物流系統、銷售渠道以及客戶服務等基礎設施，使用企業越多越能攤薄服務提供商的固定成本，從而強化規模經濟效應、降低服務成本，提高制造企業服務外包帶來的經營績效提升；另一方面，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則能夠為制造企業緩解融資約束、提高人力資本水平，幫助制造企業通過研發向價值鏈高端延伸，從而提高其經營績效。由此，假設H1得以驗證。在同時加入了企業和城市層面控制變量的模型（3）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規模均對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提升產生了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而企業資產負債率、年齡和所得稅上繳則顯著降低了企業經營績效，并且國有、外資以及港澳臺企業相比私營企業均具有更低的利潤回報。企業所在城市的固定資產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企業的盈利水平，這可能是因為固定資產投資更高和經濟更發達的城市為制造業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產業基礎；第三產業占比的上升顯著降低了企業經營績效，這可能是因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會由于占用資本和人力等資源而對制造業企業利潤產生擠出效應。

為進一步驗證假設H2，即不同類型生產性服務對不同資產規模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的差異作用，我們在表3中報告了按企業資產規模進行的分樣本回歸結果。檢驗結果與理論預期基本一致，關系型生產性服務對小微企業經營績效具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但關系型生產性服務對其他規模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了負向影響，這是因為小微企業通過第三方物流、銷售代理等方式提升了市場占有率，從而擠占了部分其他規模企業的市場份額。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則顯著提升了大型企業的經營績效，但對中小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了負向影響，且小微企業遭受的損失最大，這是由大型企業通過融資、研發外包等優勢強化了其壟斷地位，自身獲取超額利潤的同時使得其他規模企業的相對弱勢地位更加明顯，從而擠壓了它們的盈利空間。此外，關系型和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同時對中型企業的經營績效均有負向作用，并在1%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它們的經營績效確在兩業融合過程中遭受了“雙重擠壓”。因此，假設H2得以驗證。

（二）穩健性檢驗

1經營績效衡量的差異。衡量企業經營績效的指標是否準確是影響結論穩健與否的關鍵因素。為避免資產報酬率限定利潤和規模之間的線性關系而導致分樣本回歸結果非穩健，我們采用企業利潤總額的對數值作為被解釋變量重新估計。結果顯示限于篇幅，穩健性檢驗部分的實證結果未做報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關系型和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對不同規模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與前文結論基本一致，這表明生產性服務的影響效應是穩健的。

2企業異質性。生產性服務對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的作用還會受到企業自身異質性的影響，比如聚集在工業城市的企業會因集聚效應提升其經營績效，這顯然與兩業融合無關。為排除此干擾，第一，將一些大量集聚在工業城市這里主要指整個分析區間內樣本分布超過20000個的城市。的企業樣本予以剔除，我們剔除了杭州市、蘇州市和無錫市等10個制造業企業大量集聚城市的樣本點，發現結果與前文的回歸結果完全一致；第二，剔除資產報酬率最高和最低兩端各5%的企業樣本點，結果依然非常穩健。這兩方面的分析都表明在考慮企業異質性因素后，研究結論并未受到影響。

3內生性問題處理。模型有可能存在解釋變量與某些隨時間變化的遺漏變量相關的潛在風險，例如對生產性服務的投入是由于企業業績不佳，為促進效率提升而被迫增加的，這種情況下生產性服務就是內生解釋變量。為此，我們以某城市所在省其他城市的平均生產性服務密度作為該城市生產性服務的工具變量［20］，并運用面板工具變量模型處理內生性問題。一般而言，一個城市制造企業的盈利狀況不會對其他城市生產性服務投入產生影響，滿足外生性；但同時由于處在同一省份內的城市往往會受到全省經濟發展戰略的統籌規劃的影響，而在生產性服務的投入上具有明顯的協同，滿足相關性。結果表明，不同類型生產性服務影響不同規模企業經營績效的差異效應依舊存在。此外，工具變量相關檢驗也表明本文工具變量的選取是合理的。

五、內在機制分析

（一）關系型生產性服務通過降低企業成本提升經營績效

為驗證假設H2a，本文分析了關系型生產性服務提升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的內在機制。根據會計準則規定，企業的營銷費用主要包括包裝費、運輸費、廣告費以及為銷售產品而專設的銷售機構的費用，這涵蓋了理論分析中作為傳導中介的多數成本。因此，我們選用工企數據庫中營銷費用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Cost）作為中介變量進行內在機制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表中（1）、（3）、（5）列匯報了關系型生產性服務對小微、中型和大型制造業企業營銷成本的節約作用，結果表明關系型生產性服務顯著降低了所有規模企業的營銷成本。（2）、（4）、（6）列則匯報了將企業營銷成本同關系型生產性服務一起加入模型后對不同規模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從中介效應的數值來看，小微企業是最小的，這說明雖然關系型生產性服務充分發揮了其規模經濟效應，從而相比大中企業更明顯地降低了其營銷成本，但中小企業在將這一過程延續到利潤增加的結果上出現了困難，可能的原因就在于中小企業產品競爭力弱，即使成本降低，相比大企業仍不具有優勢。而中型和大型企業則能夠很好把握住營銷成本降低帶來的益處，將其以很低的“損失率”轉換成了企業利潤。因此，相比大型企業，中小企業通過關系型生產性服務提升經營績效的“堵點”在于將產品銷售以更有利的價格實現，這有賴于其產品附加值的提升。

（二）結構型生產性服務通過提升企業產品附加值增強其經營績效

為驗證假設H2b，本文分析了結構型生產性服務提升制造企業績效的內在機制。產品的市場附加值是結構型生產性服務提升企業盈利的重要傳導機制。我們用企業毛利率（Lnprice）衡量企業產品附加值，因為企業毛利率反映的是一個商品經過生產轉換內部系統以后增值的部分，代表了單位投入的生產能力，因此這樣的衡量是合理的。結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1）、（3）、（5）列表明結構型生產性服務顯著提高了大中型制造業企業的產品附加值，但對小微企業產品附加值并沒有顯著提升作用；第（2）、（4）、（6）列匯報了結構型生產性服務與產品附加值同時加入模型時對企業盈利狀況的影響，結果表明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對企業經營績效的直接效應為負，這是可能因為企業購買結構型生產性服務需要擠占自身資源，企業規模越大購買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后留下用于從事直接生產活動的資本越多，從而擠占造成的利潤損失越小。反觀企業產品附加值對所有規模企業的經營績效提升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表明中小企業在將產品附加值轉化成利潤方面的能力并不比大型企業弱。由此可見，結構型生產性服務提升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的“堵點”在于高昂的服務成本。

六、生產性服務數字化提高制造企業經營績效

為驗證假設H3，本文分析了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變革對制造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信息通信技術服務”“計算機軟件”以及“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均是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USBEA）所界定的數字化生產性服務的重要內容，因此本文借鑒錢麗等（2022）［21］的做法，選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投入密度來衡量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Lninf）水平，以小微企業為基準構造虛擬變量，并采用引入交乘項的方式檢驗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對不同規模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

結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到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水平顯著提高了小微企業的經營績效，產出彈性高達016，而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與中型企業、大型企業的交乘項都是負的，且與大型企業交互項的回歸系數絕對值更大，這說明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變革有利于打破大型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為中小企業發展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原因可能在于，數字技術本身具有零邊際成本和正網絡外部性的顯著特征，生產性服務數字化變革后一方面關系型生產性服務能夠進一步強化其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效應，從而以更加低廉的服務成本為各類規模制造企業提供服務，降低他們的物流、售后服務等成本；另一方面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則能夠拓展其服務外包的適用范圍，使其專業化效應讓更小規模制造企業受益。但是，規模較大企業不僅在規模經濟強化中成本節約效應受益較少，而且還會因專業化效應蔓延弱化自身壟斷地位，從而享受到的“數字紅利”不及中小企業。因此，生產性服務數字化變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進一步優化制造企業經營績效，促進大中小企業協調發展，由此假設H3得以驗證。

七、結論及啟示

大力發展以服務型制造為重要方向的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是現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關鍵在于充分發揮生產性服務業在促進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中的支撐引領作用，為兩業融合夯實微觀基礎。我們通過價值鏈分工理論構建了微觀層面不同類型生產性服務促進不同規模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提升的統一性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全國投入產出表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1）關系型和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分別更利于小微和大型企業盈利，但中間規模企業利潤遭受了“雙重擠壓”，在考慮經營績效測度與企業異質性等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上述結論依然穩??；（2）關系型生產性服務提升中小企業經營績效的“堵點”在于自身產品附加值低，而要通過結構型生產性服務外包提高產品附加值就必須降低服務成本；（3）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變革能夠提高服務效率、降低服務成本，促進大中小制造業企業經營績效的協調發展，從而深化兩業融合。

根據以上結論，得到如下啟示：（1）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針對我國當前制造業大企業“大而不強”、中小企業市場競爭力弱和升級能力不足的問題，明確提出要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既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又要培育一批在細分領域掌握獨門絕技的“專精特新”與“單項冠軍”企業，各地區應根據自身工業結構出臺適宜的、能夠促進“兩業”在微觀層面深度融合的差異化政策。（2）通過大力發展工業互聯網平臺、智慧物流、科技金融以及智能制造整體解決方案等提升生產性服務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服務效率的同時降低服務成本，這是疏通生產性服務與制造業企業深度融合“堵點”的關鍵舉措，也是促進大中小企業協調發展的重要路徑。（3）由于以平臺經濟為主要內容的生產性服務數字化更有利于中小企業，而它們又無力滿足搭建平臺的資源要求，因此需要由政府主導統籌各方資源，構建全國統一的工業互聯網平臺，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獨特優勢。（4）推動科技含量高、創新能力強的大型制造業企業向生產性服務領域延伸，為其他制造業企業提供智慧服務，從而帶動更多中小企業融入供應鏈、創新鏈，實現產業鏈上中下游、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真正形成“制造即服務、服務即制造”的兩業融合新業態。

參考文獻：

［1］?劉斌，魏倩，呂越，祝坤福.制造業服務化與價值鏈升級［J］．經濟研究，2016，51（3）：151-162.

［2］?格魯伯，沃克.?服務業的增長：原因和影響［M］．上海：三聯書店，1993.

［3］?顧乃華.生產性服務業對工業獲利能力的影響和渠道——基于城市面板數據和SFA模型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5）：48-58.

［4］?鄭吉昌，夏晴.論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與分工的深化［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5（2）：13-15.

［5］?張紅霞，張語格.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對行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22，42（2）：137-148.

［6］?夏倫.產業融合促進了制造業轉型升級嗎？——基于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的視角［J］．哈爾濱商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5）：68-85.

［7］?賀靈，陳治亞.“兩業”融合對制造業價值鏈攀升的影響及對策探討［J］．理論探討，2021（6）：125-131.

［8］?黃莉芳，黃良文，郭瑋.生產性服務業提升制造業效率的傳導機制檢驗——基于成本和規模中介效應的實證分析［J］．財貿研究，2012，23（3）：22-30.

［9］?劉明宇，芮明杰，姚凱.生產性服務價值鏈嵌入與制造業升級的協同演進關系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8）：66-75.

［10］Eggert?A，?Hogreve?J，?Ulaga?W，?et?al.?Industrial?Services，?Product?Innovations，?and?Firm?Profitability：?A?Multiple?Group?Latent?Growth?Curve?Analysis［J］．?Industrial?Marketing?Management，?2011，40（5）：?661-685.

［11］Türker?M?V.?A?Model?Proposal?Oriented?to?Measure?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pabilities?of?Business?Firms：?A?Research?on?Automotive?Industry［J］．?Procedia-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2012，41（2）：?147-159．

［12］Samet?K.?R&D，?Diffusion，?Adoption?and?Productivity?Growth：?Literature?Review［J］．?International?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11，5（2）：?107-120.

［13］Bessen?J.?Industry?Concentration?and?Information?Technology［J］．?Journal?of?Law?and?Economics，?2020，63（3）：?531-555.

［14］波特.?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15］楊汝岱.中國制造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研究［J］．經濟研究，2015，50（2）：61-74.

［16］Duchin?R，?Gao?Z，?Shu?H.?The?Role?of?Government?in?Firm?Outcomes［J］．?The?Review?of?Financial?Studies，?2020，33（12）：5555-5593.

［17］宣燁.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與制造業效率提升——基于空間外溢效應的實證研究［J］．財貿經濟，2012（4）：121-128.

［18］Acemoglu?D，?Restrepo?P.?Robots?and?Jobs：?Evidence?from?US?Labor?Markets［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20，128（6）：2188-2244.

［19］李春頂，尹翔碩.我國出口企業的“生產率悖論”及其解釋［J］．財貿經濟，2009（11）：84-90，111，137.

［20］李春濤，宋敏.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創新活動：所有制和CEO激勵的作用［J］．經濟研究，2010，45（5）：55-67.

［21］錢麗，魏圓圓，肖仁橋.營商環境對中國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影響——雙元創新的調節效應［J］．科技進步與對策，2022，39（8）：39-47.

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e?Services?and?the?Performance?of?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under?the?Integration?of?Two?Industries：?Based?on?the

Perspective?of?Value?Chain?Division?of?Labor

YI?En-wen，?YANG?Hui-ling，?LU?Jun-jie

（School?of?Economics，?Southwester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611130，China）

Abstract：?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advanced?manufacturing?and?modern?service?industries?is?an?effective?way?to?“maintain?the?basic?stability?of?manufacturing?industry”?and?“promote?the?prosperity?of?service?industry”.?Based?on?the?division?of?labour?in?the?value?chain?theory，?the?impact?of?the?development?of?productive?service?industry?on?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manufacturing?enterprises?is?examined?through?theoretical?and?empirical?analysis?using?national?input-output?tables?and?Chinese?industrial?enterprise?data?from?2002?to?2012.?The?study?finds?that?in?the?process?of?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manufacturing?enterprises，?relational?productive?services?fit?the?demand?capacity?of?small-scale?manufacturing?enterprises，?while?structural?productive?services?are?more?suitable?for?large?and?powerful?enterprises，?while?medium-sized?enterprises?suffer?from?“double?squeeze”.?The?mechanism?test?reveals?that?there?are?two?channels?through?which?productive?services?can?contribute?to?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manufacturing?enterprises：?relational?productive?services?can?reduce?costs?for?manufacturing?enterprises?through?economies?of?scale，?and?structural?productive?services?can?create?differentiation?for?enterprises?to?increase?the?value?added?of?their?products.?Further?research?shows?that?the?digitalization?and?intelligence?of?productive?services?can?improve?service?efficiency?and?reduce?service?costs，?thus?promoting?the?integration?and?innovation?of?large，?medium?and?small?enterprises.?Promoting?government-led?platform?building?and?transformation?of?large?enterprises?to?smart?services?is?an?important?way?to?achiev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manufacturing?enterprises.

Key?words：manufacturing?business?performance；producer?services；?integration?of?the?two?industries；?value?chains?specialization

（責任編輯：趙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