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機制討論與經驗證據

摘?要：數字鄉村建設為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帶來新契機?；?012-2020年中國30個省份面板數據，實證檢驗并探討了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數字鄉村建設可通過金融驅動效應和產業結構優化效應間接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影響還受到地方政府干預行為的調節作用，即在地方政府合理的行政管理下，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積極作用更為明顯；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促進作用在東部地區效果更為顯著。實際工作中應加強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增強政府引導效能，實施差異化數字發展策略等。

關鍵詞：數字鄉村建設；城鄉高質量融合；固定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調節效應模型

中圖分類號：F30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148X（2023）04-0085-09

收稿日期：2022-11-26

作者簡介：陳潔梅（1981-），女，湖北武漢人，講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與社會轉型。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西部和邊疆地區項目“多元治理視角下新鄉賢參與農村社區治理機制研究”，項目編號：18XJC840001。

一、引?言

數字鄉村既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也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1］。2021年2月，中央“一號文件”強調“實施數字鄉村建設發展工程”，并提出加強鄉村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建設要求。同年，“十四五”規劃發布并特別指出“加快推進數字鄉村建設”。隨后，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大力推進數字鄉村建設”，鼓勵推動鄉村數字化標準建設，持續開展數字鄉村試點。從一系列政策文件中不難看出，現階段數字鄉村建設已成為推動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助力鄉村振興的戰略方向和重要內容。

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二O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并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特別強調了“扎實推動共同富?！?。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解決發展的協調性、平衡性問題，促使共同富裕協同推進。面對當前我國城鄉發展不均衡、不協調的現實困局［2］，可以說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是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實現的關鍵所在。伴隨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依托于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等新一輪數字技術而提出的數字鄉村建設，在推動城鄉要素流動、強化城鄉產業融合等方面具有突出優勢，為城鄉融合發展帶來全新機遇［3］。然而，由城鄉規則差異引致的數字技術差異、生產鴻溝、投資差距等因素，成為數字鄉村良性發展的癥結，阻礙了城鄉高質量融合進程［4］。有鑒于此，立足于新時代國情農情，以數字鄉村建設為抓手推進城鄉高質量融合，對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鄉村數字化生產力、重構城鄉經濟發展格局、化解社會發展不均衡矛盾具有重大意義。

二、文獻綜述

城鄉關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亦是社會各界關注焦點。有關城鄉關系的研究，與國外注重探討城鄉間要素互動過程、機理不同［5］，國內學者多在梳理城鄉融合基本概念內涵的基礎上，立足宏觀視角從城鄉協調、城鄉功能定位、城鄉關系轉型、城鄉空間格局和演化機制等角度探討了城鄉融合協調發展問題。姬志恒等（2022）［6］從協調視角出發，發現2006-2020年中國省域城鄉發展協調度總體呈上升態勢。馬志飛等（2022）［7］研究發現，長三角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呈現出“高低高”結構向“∑”轉變的空間演變特征。賀艷華等（2022）［8］以長沙市望城區為例，提出從編制發展規劃、保護生態環境、推動農業產業融合等方面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陳姣姣等（2022）［9］基于當前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的流動性困局，提出從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確權改革、財產權入手還權賦能、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以構建城鄉融合發展格局?？傮w來看，學界關于城鄉融合發展已積累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為本文研究奠定了一定理論基礎。

數字鄉村建設以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為技術支撐，有助于推動城鄉關系向協調、融合方向演進，對于“十四五”時期鄉村振興的全面“布局”和重點“破局”具有重要意義。從現有研究來看，學術界對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融合的直接研究還相對不足，且研究重點也從數字經濟或數字技術與城鄉關系層面展開探討。事實上，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可有效增強對城鄉資源的開發利用，亦能助推城鄉經濟關系、文化關系、治理關系重塑［10-11］。同時，數字技術的深入滲透、應用，可為城鄉產業鏈融合注入數字動能，形成互動且實現1+1>2的協同整體，實現以驅動城鄉產業鏈融合的形式帶動城鄉協調發展［12］。綜上所述，學術界普遍認同數字技術、數字經濟發展對城鄉關系的正向作用，但鮮有學者立足數字鄉村建設這一視角，探討其對于城鄉高質量融合影響效應，對二者作用機理的探討更是極為匱乏。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在于：（1）分別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深入探討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影響，彌補既有文獻關于二者關系探討的不足；（2）將數字金融、產業結構納入研究框架，分析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作用黑箱，進一步深化對二者關系的理解；（3）實證探討政府干預對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關系的調節作用，補充相關研究領域空白；（4）針對研究結論，提出加強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增強政府引導效能、實施差異化數字發展策略等建議，強化研究的實踐意義，為助力數字鄉村建設、驅動城鄉高質量融合提供決策參考。

三、機制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直接影響

高質量發展階段，伴隨新一代數字技術持續更新、發展，數字鄉村建設已成為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實現城鄉深度融合、助力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關鍵［13］。第一，數字鄉村建設可有效推動農村地區信息基礎設施發展，為城鄉高質量融合筑牢物質基礎。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是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通過加強信息基礎設施投入力度，數字鄉村建設可有效促進千兆光纖等數字網絡布局向鄉村地區延伸，提升鄉村公路、水利設施、電網等基礎設施的信息化程度，驅動鄉村傳統基建數字化轉型升級，為城鄉高質量融合奠定發展基礎。第二，數字鄉村建設可有效優化城鄉流通體系，深化鄉村數字物流網點全面普及，完善鄉村物流配送和服務機制，建成城鄉一體化流通體系，打通城鄉流通發展的“最后一公里”［14］。第三，數字鄉村建設可有效強化鄉村數字治理效能，為鄉村治理提供數字支持，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細言之，通過數字鄉村建設，有助于將“互聯網+政務服務”深入鄉村治理的各個方面，提升鄉村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實現城鄉治理一體化，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鄉村建設可顯著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

（二）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間接影響

數字鄉村建設為農村數字金融發展提供重要機遇。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為農村數字金融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農村數字金融的發展，高度依賴于農村信息網絡的建設推進，尤其是在鄉村開展助農取款、移動支付等金融業務時，均需要鄉村具有良好的數字網絡環境。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可大幅度補齊農村數字發展短板，提升鄉村地區手機、電腦等數字設備的普及程度，夯實農村數字金融發展基礎［15］。另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有助于降低農村數字金融服務成本。數字鄉村建設可通過數字化平臺，可打破農村金融服務的時空限制，使農村居民能夠隨時隨地獲取金融支持，大幅減低金融服務成本［16］。而農村數字金融的發展，可有效促進城鄉資本、技術、創新等要素的深度融合與自由流動，從而驅動城鄉高質量融合。具體而言，農村數字金融為解決城鄉產業發展不均衡、金融供給不協調提供有效解決路徑，為加快農村提升生產效率、改善生產方式提供初始資本積累，打破鄉村生產和發展的資金局限，推動城鄉高水平融合發展。由上述分析可知，數字鄉村建設可促進數字金融在農村地區服務廣度和深度，而農村數字金融的發展又可以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數字鄉村建設可通過金融驅動效應間接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

數字鄉村建設不僅可改善鄉村信息傳遞效率，亦可重塑鄉村資源供需匹配和價值創造模式，改造傳統產業生態規則。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可有效驅動城鄉產業結構高級化。數字鄉村建設加速了數字技術在城鄉間、產業間轉移、傳播和吸收，從而驅動產業技術進步［17］。與此同時，數字鄉村建設的推進，提升了鄉村信息化水平，促使農村居民可更為方便地獲取和掌握技術信息，加快鄉村人力資本積累的進程。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的作用下，使得產業勞動生產率得以顯著提升，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另一方面，數字鄉村建設可有效驅動產業結構合理化。作為一項數字化轉型戰略，數字鄉村建設有助于加速城鄉間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高效配置，完善產業資源配置模式，提升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與合理化發展，可進一步釋放鄉村市場潛力，優化城鄉產業資源配置，拉動城鄉市場深入對接，從而對城鄉融合發展產生影響?；诖?，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數字鄉村建設可通過推動產業結構優化效應間接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

（三）數字鄉村建設影響城鄉高質量融合的調節作用

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導和治理可對數字鄉村建設產生較大影響。一方面，政府在科學認識數字鄉村建設基本形態基礎上，通過合理的干預可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可通過發布數字鄉村建設土地、人才等相關政策，推動鄉村數字基礎建設項目實施，加速鄉村建設進程。另一方面，政府不合理的干預行為，會對數字鄉村建設形成制約。地方政府在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融合治理中一般通過財政補貼等手段發揮引導作用。若地方政府權力使用不當，過度干預或不干預數字鄉村建設［18］，均會導致數字鄉村建設陷入發展困境，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在數字鄉村建設初期，地區數字產業鏈尚未成形之前，若政府干預過多，將可能造成地方政府壓力增加、市場活力喪失等問題，不利于城鄉高質量融合。由此可見，政府的干預行為會對數字鄉村建設造成影響，進而影響城鄉高質量融合進程?；诖?，提出如下建設：

H4：地方政府干預行為對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之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

四、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

1.基準模型

為探討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影響效應，構建如下面板模型：

lnURHIit=α0+α1lnDVCt+∑βjControlit+μi+vt+εit（1）

式（1）中，URHI表示城鄉高質量融合程度；DVC表示數字鄉村建設水平；a0為截距項，a1表示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質量融合的影響系統，如果a1>0，說明數字鄉村建設能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反之則不利于城鄉高質量融合；μi、vt、εit分別為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以及誤差項；Controlit代表影響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一系列控制變量。

2.中介效應模型

為驗證假設H2，進一步構建中介效應模型：

lnURHIit=α0+c1lnDVCit+∑βjControlit+μi+vt+εit（2）

Mediatorit=β0+α1lnDVCit+∑βjControlit+μi+vt+εit（3）

lnURHIit=y+b1Mediatorit+c′lnDVCit+∑βjControlit+μi+vt+πit（4）

其中，Mediator為中介變量，包括數字金融發展指數（DFI）和產業結構優化指數（ISO），其余變量的定義與前文一致。

3.調節效應模型

為了考察地方政府行為的調節效應，引入數字鄉村建設與地方政府行為交互項，構建如下模型：

lnURHIit=γ0+γ1lnDVCit+γ2lnGovit+γ3lnDVCit·GOVit+ΣφjControlit+μi+vt+εit（5）

式（5）中，GOV表示地方政府干預行為，其余變量均與前文一致。

（二）變量選取

1.核心解釋變量

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鄉村建設（DVC）?；趪鴦赵恨k公廳印發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中關于數字鄉村建設重點任務要求以及相關研究［19］，以2012-2020年各省市區農村居民手機擁有量指標予以衡量數字鄉村建設水平。

2.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城鄉高質量融合指數（URHI）。城鄉融合是通過加速城鄉間要素資源流動、產業深度對接、社會功能互補等方式，以實現城鄉間經濟、社會以及空間的互通交融、共同繁榮。因此，本文借鑒周佳寧等（2019）［20］的研究，構建包含經濟融合（EI）、空間融合（SF）、社會融合（SI）的指標體系（表1）。研究采用熵權法對城鄉高質量融合水平進行測算。

3.中介變量

數字金融（DFI）。選取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作為衡量指標。

產業結構優化（ISO）。研究從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RSP）與高級化指數（AIS）兩個方面測算產業結構優化水平。其中，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強調產業發展的協調情況。而產業結構高級化是產業向高級層次升級的過程，強調高附加值產品比重的提升。

關于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借鑒干春暉等（2011）［21］學者的做法，通過如下公式計算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

TL=∑nk=1（YkY）ln（YkLk/YL）?（6）

式（5）中，k代表第一、二、三產業；Y、L分別代表產值、就業人數；TL代表產業結構合理化指數，該值越大表明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越低。同時，借鑒王鵬等（2019）［22］的做法，采用TL指數的倒數作為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衡量指標。

借鑒付凌暉（2010）［23］的夾角余弦法測算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數：

θj=arccos∑3i=1（xi，j·xi，0）（∑3i=1（x2i，j）12·∑3i=1（x2i，0）12）?（7）

式（7）中，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SH=∑3k－1∑kj=1θj，該值越大說明高級化水平越高；j的取值為1、2、3。

4.調節變量

本研究調節變量為政府干預行為（GOV），采用財政補貼占GDP的比重予以刻畫。

5.控制變量

考慮到遺漏變量會對回歸結果造成誤差，選取如下控制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GDP）。經濟發展水平越好，越有利于將更多資源投入數字鄉村建設中，充分發揮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促進效能，選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衡量。（2）對外開放水平（AS）。對外開放水平的增強，有利于吸收和應用國外技術、資金，強化數字鄉村建設能力，推動城鄉高質量融合，采用地區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衡量。（3）交通水平（TDL），交通水平的提高能夠增強要素流動性、推動城鄉形成一體化市場，有利于城鄉差距的縮小，采用“公路客運量的自然對數”予以衡量。

（三）數據來源與數據說明

本文以2012-2020年中國30個省份（鑒于港、澳、臺以及西藏地區數據獲取較為困難，在研究過程中剔除上述4個省份）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的關系。相關經濟指標均以2012年為基期進行了消脹處理。研究數據主要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業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以及縣區公布的官方數據統計報告?？紤]到數據量綱可能對研究造成影響，故而對所有變量均取自然對數。同時，對于少數缺失數據，采用前后兩年的平均值作為補充。

五、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研究使用隨機效應（RE）和固定效應（FE）模型測算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影響效應（表2）。Hausman檢驗表明應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其中，（1）-（4）列為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經濟融合的回歸結果。由表2列（2）和列（4）中數字鄉村建設的回歸結果顯示，不論是否在模型中加入控制變量，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能明顯促進城鄉經濟融合；列（5）-列（8）為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空間融合的回歸結果。列（6）和列（8）中數字鄉村建設系數估計值均顯著為正，表明了數字鄉村建設能夠顯著促進城鄉空間融合；列（10）與列（12）顯示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社會融合的回歸系數為00992和01007，且結果在1%的水平上顯著?？傮w而言，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三項子維度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即數字鄉村建設可顯著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由此，假設H1得以驗證。

（二）穩健性檢驗

1.分位數回歸

采用分位數模型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三個子維度進行分組回歸（結果見表3）。從系統顯著性來看，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影響在各個分位數下均可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且系數至少在5%的水平下顯著。由此可見，上文得出的結論較為穩健。進一步分析表中數據，數字鄉村建設對于城鄉經濟融合、城鄉空間融合、城鄉社會融合的影響系統均伴隨分位數提升而呈現遞減趨勢。由此可見，在城鄉高質量融合水平較低時，數字鄉村建設對于城鄉經濟融合的作用反而最大?？傮w而言，對于城鄉融合程度不高的地區，數字鄉村建設對于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促進作用更為強烈。

2.替換解釋變量

為保證回歸的科學性與準確性，重新構建數字鄉村建設評價指標體系限于篇幅，指標體系未在文中列示，備索。，并運用熵權法重新計算數字鄉村建設指數，再次代入模型中回歸（表4）。分析可知，重新計算的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影響仍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鄉村建設可顯著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這一結論也與前文得出的結論基本相符，由此可進一步驗證本次研究結論的穩健性。

3.內生性問題處理

上文分析到，數字鄉村建設的推進會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事實上，城鄉高質量融合水平的提升，也會反過來驅動數字鄉村建設的深化。因此可以說，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之間互為因果關系。而這可能導致研究過程存在內生性問題，造成研究結果上的偏誤。

在處理內生性問題上，采用傳統工具變量法具有操作難度較大等缺陷。故而本文參考白俊紅（2011）［24］的研究結論，利用系統GMM方法處理內生性問題。在模型中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并重新回歸限于篇幅，不在文中列示，備索。。結果顯示，數字鄉村建設指標滯后一期對城鄉高質量融合3個子維度的影響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前一期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證明上述結論成立。

（三）中介效應檢驗

上述基準回歸結果支持了數字鄉村建設對于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促進作用。為進一步分析二者間的作用機制，檢驗假設H2、假設H3，采用中介效應模型進行回歸（表5）。其中，列（1）-（4）為以數字金融指數作為中介變量得出的估計結果；列（5）-（8）為以產業結構優化作為中介變量得出的估計結果。中介效應檢驗第一步已在上述研究中得到驗證；第二部檢驗數字鄉村建設對數字金融、產業結構優化影響的顯著性。結果表明，數字鄉村建設對數字金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數字鄉村建設能夠促進數字金融以及產業結構優化；第三步，將數字鄉村建設分別與數字金融、產業結構優化同時加入回歸模型中。列（2）、（3）、（4）與列（6）、（7）、（8）顯示的數據表明，數字金融指數和產業結構優化的系數至少都在10%的水平上顯著，且符號方向均為正，表明數字金融和產業結構優化的提高均能夠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結合前文的分析，即可驗證數字鄉村建設可通過驅動數字金融與產業結構優化，推動城鄉高質量融合。至此，假設H2、假設H3均得到驗證。

（四）調節效應檢驗

表6匯報了進一步引入地方政府干預這一調節變量的回歸結果。列（1）、（3）、（5）與列（2）、（4）、（6）分別為不加入和加入控制變量時的回歸結果。由表可知，不論是否在模型中納入控制變量，數字鄉村建設與地方政府干預的交互變量對城鄉經濟融合、空間融合以及社會融合的回歸系數估計值均顯著為正。與此同時，結合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作用系數可知，地方政府干預行為確實影響了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作用。政府的管理能力越強、治理水平越好，越能夠引導數字鄉村建設平穩、高質量發展，充分發揮數字鄉村建設的賦能效應?？梢?，地方政府干預行為在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影響過程中具有調節作用。由此，假設H4得到驗證。

六、區位異質性分析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城市在地理位置、城市規模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從而導致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在不同地區的影響效應可能存在差異。故而依據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將樣本劃分為東、中以及西部地區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分析可知，數字鄉村建設對東部地區促進作用顯著高于中西部地區，呈現出“東部＞中部＞西部”的特征。這可能是因為東部發達地區各項要素資源供給更為充足，在開展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可更為有效地提供數字技術、資本支持，強化鄉村建設效能，提升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作用效果。而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人才、技術等要素供給能力較弱，造成中西部地區數字鄉村建設水平與東部地區差距較大，從而使得其對于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作用相對較弱。

七、結論與建議

黨的二十大立足世情國情，提出“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要求，以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新時代下，如何處理好城鄉關系、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破解城鄉關系不協調困境，是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基于2012-2020年中國30個省份數據，對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的關系展開探究。研究發現：（1）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呈正相關，且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之后這一結論仍然成立。在實證過程中，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三項子維度的影響均顯著為正，這說明數字鄉村建設可多維度、全方面賦能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2）數字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在數字鄉村建設與城鄉高質量融合間發揮部分中介效應，即數字鄉村建設可通過金融驅動效應和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兩條路徑影響城鄉高質量融合。（3）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影響還受到地方政府干預行為的正向調節作用。在地方政府合理的行政管理下，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積極作用更為明顯。（4）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促進作用在東部地區比中、西部地區更為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較中、西部地區，在要素供給、經濟發展、政策支持等方面均具有較大優勢，在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過程中能夠更為順暢地將數字要素與城鄉建設相結合，從而助力城鄉高質量融合。因此，各地政府應當認識到這種差異，并立足本區域發展實際，科學規劃數字鄉村建設布局，充分發揮自身特征優勢，助力城鄉高質量融合。

基于上述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整合資源，加強鄉村數字基礎建設。融通城鄉要素，發揮城鄉資源整合優勢，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具體而言，一是推動傳統基建數字化轉型。有關部門應當進一步推動基礎設施數字化轉型，積極構建農村交通數據信息網絡，實施能源基建智慧化改造工程，加快推動農村地區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智能化升級。二是完善鄉村地區數字新基建。有關部門應當繼續加強農村地區5G、千兆光網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切實擴大數字基礎建設的覆蓋范圍，使數字服務深入鄉村、融入鄉村，解決鄉村地區數字技術“用不好”“不好用”問題。三是打通要素流通渠道，推動鄉村資源與全國大市場對接，促進城鄉流通運行體系暢通高效、流通保障體系堅強有力。同時，有關部門和主體應當探索建立城鄉人才聯合培養機制，注重農村數字人才培育，提升農村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為數字鄉村建設夯實人才基礎。

第二，強化治理，增強政府引導效能。前文研究發現，政府的合理引導是增強數字鄉村建設、提升鄉村數字發展水平、促進城鄉高質量融合的關鍵。因此，在推進鄉村建設過程中，各級政府應科學制定數字鄉村發展規劃，為數字鄉村建設指明方向，充分發揮政府干預效能。中央政府層面，應做好數字鄉村建設頂層設計，為數字鄉村建設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打造數字鄉村建設政產學研用共同體。省級政府應將國家大政方針與本地區農業農村特色有效結合，做好本地區數字鄉村建設的統籌協調工作，構建數字鄉村建設全流程的考核、評估機制，推動數字鄉村建設標準落地實施，著力促進數字鄉村與智慧城市協同、融合發展。區縣政府應積極響應相關政策和指示，圍繞本區域城鄉發展短板，針對性開展數字鄉村建設相關項目，強化對數字鄉村建設項目的監管和評估，驅動數字鄉村建設穩步推進。

第三，因地制宜，實施差異化數字發展策略。前文研究表明，數字鄉村建設對城鄉高質量融合的驅動效應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這就要求在建設數字鄉村的過程中，應當因地制宜，實施差異化的數字鄉村建設策略。對中西部地區而言，應當加大數字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廣泛落實開展數字新基建項目，帶動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優化升級，縮減城鄉發展差距，助力城鄉高質量融合。于東部地區而言，考慮到許多東部發達地區已邁入城市群、都市圈協同發展階段。因此，在東部發達地區可實施全域城市化的城鄉融合發展戰略。東部發達地區可依托產業發展、人口遷移和管理制度的變革，通過推進產城融合發展，逐步解決鄉村產業發展匱乏以及城市產業發展空間問題，推進城鄉經濟、空間以及社會高質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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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Rural?Construction?and?High-quality?Urban-rural?Integration：

Mechanism?Discussion?and?Empirical?Evidence

CHEN?Jie-mei

（School?of?Sociology，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digital?rural?areas?brings?new?opportunities?for?the?high-quality?integration?of?urban?and?rural?areas.?Based?on?the?panel?data?of?30?provinces?in?China?from?2012?to?2020，?this?paper?empirically?tests?and?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digital?rural?construction?and?high-quality?urban-rural?integration.?Research?has?found?that?digital?rural?construction?can?indirectly?promote?high-quality?urban-rural?integration?through?financial?driving?effects?and?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effects.?The?impact?of?digital?rural?construction?on?high-quality?urban-rural?integration?is?also?moderated?by?local?government?intervention?behavior，?that?is，?under?the?reasonable?administrative?management?of?local?governments，?the?positive?effect?of?digital?rural?construction?on?high-quality?urban-rural?integration?is?more?obvious.?The?promotion?effect?of?digital?rural?construction?on?high-quality?urban-rural?integration?is?more?significant?in?the?eastern?region.?In?practical?work，?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rural?digital?infrastructure，?enhance?the?effectiveness?of?government?guidance，?and?implement?differentiated?digital?development?strategies.

Key?words：digital?rural?construction;?high?quality?integration?of?urban?and?rural?areas;?fixed?effect?model;?mesomeric?effect?model;?regulatory?effect?model

（責任編輯：趙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