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性別結構研究

逯萬輝,田 豐

一、 引 言

一直以來,性別差異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科學學和科學社會學領域,針對科學工作者性別差異問題的研究近年來也在持續升溫,特別是對有關科研工作者隊伍中的性別結構與規模、不同性別的學術產出與影響、學術合作的性別傾向等一系列問題,國內外眾多學者展開了大量研究并產出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如科爾(1)COLE J R. The productivity puzzle: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patterns of publication of men and women scientists[G]//Advances i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a research annual women in science. London: Jai Press Inc, 1984(2): 217-258.等學者于1984年提出的“學術產出之謎”(The Productivity Puzzle),指出女性科研人員的科研成果數量與被引次數明顯低于男性,且年齡越大,差距越大的現象。雖然近年來女性科學家受到關注,但是這類問題仍然存在。Larivière等(2)LARIVIRE V, NI C, GINGRAS Y, etc. Bibliometrics: global gender disparities in science[J]. Nature, 2013(504): 211-213.基于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的近550萬篇論文為數據源,繪制了全球30個國家(或地區)的論文產出者的性別分布情況,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均是男性作者占主導地位。Giuliana(3)GIULIANA V. Are women publishing less during the pandemic? Here’s what the data say[J]. Nature, 2020(7809): 365-366.使用預印本平臺對新冠疫情期間的發文情況研究發現,與新冠疫情期間的男性同齡人相比,女性學者發表的預印本數量與啟動的研究項目更少。在性別差異與學術影響力方面,有學者采用科研論文的被引量指標來衡量不同性別的學術影響與差異,但是該研究結果目前仍存在一定的爭議(4)BROWN N E, SAMUELS D. Beyond the gender citation gap: comments on Dion, Sumner, and Mitchell[J]. Political analysis, 2018(3): 328-330.(5)NIELSEN M W. Gender and citation impact in management research[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17(4): 1213-1228.。隨著科學社會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科研產出的性別差異研究也在不斷深化,學者們進一步研究并證實了科學領域學術合作網絡結構和學術合作對象選擇中存在的性別差異現象(6)朱依娜, 何光喜. 學術產出的性別差異:一個社會網絡分析的視角[J]. 社會, 2016(4): 76-102.,并且也有研究表明性別和年齡等個體因素對跨學科科研合作的開展也存在顯著影響(7)傅銳杰. 研究型大學教師跨學科科研合作及影響因素研究——以Z大學為例[D].杭州: 浙江大學,2022.。與此同時,科研產出的性別差異問題研究的數據基礎也從科研論文數據向專利數據擴展,呈現出多源數據融合特征,分析維度和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拓展。如Melo-Martín(8)MELO-MARTN D I. Patenting and the gender gap: should women be encouraged to patent more?[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2(2): 491-504.從專利產出的社會效益出發,探討了不同性別科研工作者的專利產出差異及科研創新激勵機制問題;王宇開等(9)王宇開, 楊中楷, 王賢文, 等. 專利發明人合作存在性別偏好嗎?[J]. 科學學研究, 2021(3): 415-422.對專利發明人合作中的性別偏好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結果表明發明人團隊中廣泛存在“同質性”合作偏好現象,且女性處于絕對劣勢地位。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科研成果產出的性別差異問題,崔林蔚(10)崔林蔚. 科研人員科研產出及影響力性別分層的研究進展[J]. 科學學研究, 2021(7):1239-1247.通過對現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從科學社會學視角對造成該現象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歸納,總結概括為智力因素、個人選擇及社會選擇等三個方面的十余個因素。

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當前有關科研人員性別差異問題的研究范疇仍主要集中在科學技術領域,研究對象以自然科學領域和工程技術領域的科研人員為主。據統計,我國已擁有超過1 400萬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整個科研隊伍的40%(11)王瑛. 喚醒女性研究人員的科技領導力[J]. 科技導報, 2012(12):11.,龐大的群體數量及知識精英階層身份,使得對女性科技工作者群體的發展現狀和成長規律給予足夠的研究和關注成了十分必然和迫切的事情(12)李媛. 我國女性科技工作者成長過程探析及啟示[J]. 中國科學基金, 2013(5): 274-277.。在此背景下,2021年6月,科技部等十三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創新中發揮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對于進一步激發女性科技人才創新活力,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走向深入,實現我國科技事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大背景下,摸清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科研人員的性別結構和規模,研究不同性別特征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成長規律與發展現狀,探索性別差異背后的影響因素與作用機理,進而制定科學合理的科研管理政策與人才培養方案,對于激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工作者的科研活力,助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 數據與方法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建設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引文數據庫(CHSSCD),以其中收錄的學術質量相對較高的580種核心及以上級別期刊于1999—2020年間刊載的190萬余篇學術論文所涉及的約295萬名學者記錄為統計樣本。之所以采用學者記錄數進行統計分析,是由于本文的研究目標是進行學者性別結構和科研產出差異分析。從研究目標的實際需要出發,可發現在數據層面的學者和發文數據間存在多對多關系,且有學者重名現象,因此通過學者記錄數進行科研成果分配,可以較為準確地計算和反映性別產出差異,并為后續不同性別的合作偏好研究提供基礎元素。

在上述約295萬余名學者記錄中,有性別標記的學者記錄條數為89.2萬條,占比30.28%,為進一步準確識別未被標記性別屬性的剩余205.4萬條學者記錄,本文采用規則和統計相結合的方法進行學者性別識別工作。性別識別工作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步驟:收集數據并構建姓名—性別映射關系,匹配補齊部分姓名的性別屬性;采用機器學習中的樸素貝葉斯(Naive Bayes)算法進行姓名—性別關系預測,識別姓名性別分類;對基于樸素貝葉斯算法的姓名性別分類效果進行評估,計算分類效果的準確性及采用該方法進行后續研究存在誤差的合理性。

(1) 姓名—性別映射關系構建與姓名的性別屬性補齊。通過上述數據樣本中學者信息的抽取與統計分析(如下頁表1所示),在有性別標注的892 133名學者記錄中,經去重處理后可以準確地分離出129 885個男性姓名和89 912個女性姓名,另有10 180個姓名的性別存在歧義性。在所有姓名中性別歧義的姓名占比僅為4.43%,即在現有命名規則下,95.57%的姓名能夠有明確的性別指向。

表1 學者姓名—性別映射情況

(2) 將上述能夠準確表達姓名—性別關系的129 885個男性姓名和89 912個女性姓名所構成的姓名—性別映射詞典應用于數據集中未被標記性別屬性的205萬余條學者記錄中,進行學者姓名匹配與性別補全?；谠撘巹t匹配后,有1 133 540條記錄被準確匹配并標記性別,結合原始記錄中帶有性別標記的記錄,統計數據源中68.76%的記錄數據已準確匹配學者性別信息,但仍有31.24%的記錄未能識別學者性別(如表2所示)。

表2 基于姓名—性別詞典匹配的學者性別信息識別結果

(3) 鑒于機器學習中的貝葉斯分類算法的易用性及其在性別分類研究中的廣泛應用(13)蔣才智, 王浩, 姚宏亮. 基于知網的貝葉斯中文人名識別[J]. 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2(2): 147-153.,本文采用樸素貝葉斯算法,對未能識別到匹配性別的學者姓名記錄進行計算,預測學者性別。貝葉斯分類算法的計算公式如下(14)VERGARA D, HERNNDEZ S, JORQUERA F. Multinomial Naive Bayes for real-time gender recog-nition[EB/OL].(2016-11-17)[2023-09-01].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7743331/citations#citations.:

公式中參數的定義如下:Gmale表示男性,namei表示姓名,在給定訓練集上,通過計算不同性別下姓名的用詞規則預測未匹配性別的姓名性別概率為P(Gmale|namei),如果P(Gmale|namei)>0.5,則為男性,反之則為女性。

基于該方法,對上述未標記性別記錄的920 260條數據的作者姓名進行性別分類,其中成功進行性別分類的記錄數為897 917條(占未分類數據的比例為97.57%),其中以“機構名”“課題組”等形式出現的論文所有者信息未被標記性別屬性。具體的數據標注結果情況如表3所示。

表3 基于貝葉斯算法的學者性別分類結果

由于貝葉斯算法預測性別會存在一定的誤差,因此需要對結果的有效性進行評估。經測試,基于貝葉斯算法的性別識別方法的準確率(Accuracy)為89.53%。從整個數據源來看,最多有3.19%即(1-89.53%)*897917/2945933的性別標注可能存在性別分類錯誤,占比相對較低,對整體的影響不大。即在基于本文樣本數據集的性別結構研究中,至少96.81%的性別數據是準確的,基于該數據集的研究結果也可以解釋為在95%的置信區間內是可信的。

三、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性別結構特征分析

(一) 整體規模與性別結構分析

為了摸清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隊伍規模與性別結構,在上文學者性別屬性分類標注的基礎上,對標注性別特征的2 923 590條學者記錄進行統計分析后可以發現,在我國人文科學領域,男性學者占全部學者的比例約為64.19%,女性學者占比約為35.81%。

從整體上來看,這一結果遠低于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的學者規模,其中女性學者的比例也低于科技領域。從科研產出的整體情況來看,如表4所示,男性學者人均(參與)發表論文5.96篇,女性學者人均(參與)發表論文4.78篇,男性學者的發文量整體遠高于女性學者,占全部發文量的69.08%,女性學者發文量占全部發文量的比例為30.92%。

表4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整體結構

從歷年數據情況來看,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女性學者所占比例在不斷上升,從1999年女性學者占全部學者的比例為24.09%上升到2017年的38.06%,提升了近14個百分點。近年來該比例雖然有所下降,但依然維持在35%以上,男性學者所占比例則在隨之減小?？梢娕詫W者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女性學者與男性學者在科研產出上差距也在不斷縮小,如圖1所示。

圖1 1999—2020年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性別結構演變

(二) 不同學科學者性別結構分析

此前,不同學科領域的性別差異問題已有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結果表明男性與女性在不同學科間的優勢與差別是顯著存在的(15)王會景. 研究生網絡信息獲取行為的差異研究[D]. 保定: 河北大學, 2016.。從這個角度出發,探討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部不同學科之間,是否存在學者性別結構與科研產出之間的顯著性差異,是本節重點研究和回答的問題。

圖2展示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科學者的性別比例情況。從結果來看,考古文博學科中男性學者占比最高,達74.17%,女性占比僅為25.83%,男女比約為3∶1。這可能與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有關,男性學者對于長期進行田野調查、作業可能更為適應,從發文情況來看,考古文博學科男性學者發文占全部發文記錄的80.08%,遠高于女性學者參與的發文記錄。其次是馬克思主義學科和歷史學科,兩學科男性學者占比分別為72.68%和72.38%,法學、宗教學等學科領域中女性學者的占比也都低于30%。在心理學領域,男性學者占比為51.74%,女性學者占比48.26%,性別比例基本達到均衡狀態。在圖書情報與檔案學、語言學、藝術學、教育學和新聞傳播學等領域,女性學者的占比均高于40%,這些學科女性學者的參與程度和科研產出均高于平均水平。

圖2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科學者性別結構

四、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合作的性別偏好分析

(一) 不同性別學術合作的整體分析

學術交流與合作是促進科研產出的重要途徑,良好的學術交流與合作能夠在優勢資源互補的基礎上,拓展研究思路,開闊研究視角,推動學術創新。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產出中,合著科研成果比例也在不斷上升,學術合作已成為促進學術創新的一個重要途徑(16)郝若揚, 逯萬輝.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合作特征演變研究[J]. 情報雜志, 2018(6): 124-132.。目前該領域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從性別的角度來研究學術合作,特別是回答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間的跨性別合作情況,還鮮有量化的數據支撐。

為確定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合作的性別傾向,研究其中是否存在性別偏好現象,本文對上述數據源中的學者信息和學術合作情況進行挖掘,進而對比分析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合作過程中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與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間存在的性別差異。在有關學術合作主導的界定上,已有學者對科研合著中署名順序與作者貢獻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其基礎上采用第一作者作為主導作者進行學術合作團隊劃分(17)左菊. 科研合著中署名順序與作者貢獻研究[D]. 重慶: 西南大學, 2014.。

基于上述思路和方法,本研究對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1999—2020年的2 923 590條學者記錄進行整合,從合作的視角來測算論文的合作產出情況,其中涉及學術論文1 872 273篇,有兩個及以上學者合作產出的論文692 709篇,占比約為37%。在合作論文中,第一作者為男性的學術論文有473 097篇,占合著論文的比例約為68.3%,女性學者作為第一作者的論文比例為31.7%。該結果表明,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合作中,男性學者在其中起到主導作用如表5所示。

表5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合作產出與性別主導情況

(二) 不同性別學術合作的時序演變與學科差異

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核心期刊論文中學術合作發表是當前學術研究中的一大趨勢,在過去二十多年間,合作論文占比從1999年的21.19%上升到2020年的46.83%,增長了約2.2倍。在這些合著論文中,男性作為第一作者主導發表的學術論文占全部合作論文的比例為68.3%,但是這一數據基本呈現出下降趨勢,從20世紀末的78.86%下降到2017年的62.63%,下降約17個百分點。近年來這一比例又略微有所上升,隨之女性作為第一作者主導發表的合著論文比例持續上升。從整體上來看,男性仍然是學術合作中的主導力量,但女性在合作中的主導權也在不斷上升(如圖3所示)。

圖3 1999—2020年合作論文比及男性與女性主導的合作論文分布

從各學科學術合作情況來看,環境科學的學術論文合作最為普遍,學術合作率高達88.45%,其次是心理學,合作率為88.06%。文學學科的學術合作率最低,僅為9.98%。這也表明不同學科間學術產出的主要特點。從學術合作的性別主導情況來看,考古文博學科的學術合作中,男性主導發表的合作論文占比高達81.16%,呈現絕對主導地位,其次是法學、歷史學、宗教學、馬克思主義學科等,雖然這些整體學術合作率不高,在為數不多的學術合作中,也仍然是以男性學者為主導,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占比均在74%以上。圖書情報學與心理學的學術合作中,男性與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比例相對比較均衡,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論文占比均在40%以上。具體如圖4所示。

圖4 各學科合作論文比及男性與女性主導的合作論文分布

(三) 不同性別學術合作的性別偏好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合作過程中,不同性別學者在選擇合作對象過程中是否存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中的性別偏好情況?是否有男性更愿意與男性合作、女性更愿意與女性合作的“合作同質化”現象?這是本節重點研究和解答的問題。

從上文數據可以看到,學術合作產出比例在過去二十多年里一直在持續上升,學術合作已成為促進學術產出的重要形式。在合作形式上,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占比在不斷下降,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在不斷提升,但是進一步從合作團隊的內部構成來看,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中,有女性參與的團隊比例為41.67%,而在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中,有男性參與的合作團隊的比例高達74.14%。單從數據來看,男性參與學術合作的機會要高于女性,即不論是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還是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似乎在合作團隊組建中都更傾向于選擇男性合作對象,且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團隊更甚。

為了更好地觀測男性主導的合作團隊與女性主導的合作團隊的性別偏好程度,本文采用下列公式進行歷年學術合作團隊的性別偏好差異程度測算(18)DE MELO-MARTN I. Patenting and the gender gap: should women be encouraged to patent more?[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2(2): 491-504.:

上式中,valueyear為學術合作團隊的性別偏好差異比,Femalefemale-leading代表女性主導合作中的女性參與人數,Femalemale-leading代表男性主導合作中的女性參與人數。

分析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與女性主導學術合作中的女性參與人對比結果如圖5所示。從數量來看,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女性學者參與學術合作的整體數量在不斷增加,即不論是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還是男性學者主導的學術合作中女性學者的參數數量都在增加,但是女性學者在男性學者主導的學術合作中的參與程度在不斷降低?；谏鲜龉接嬎愠龅膟ear-value值從1999年的0.04上升至2017年的最高0.25,近年來該值雖然有所降低,但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一直為正數,這也表明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中,女性的參與人數一直都低于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結合前文數據,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占全部合作團隊的68%以上,且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團隊中,平均每個團隊中女性學者的參與人數約為0.49人次,而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團隊中,平均每個團隊中女性學者的參與人數為1.51人次,這也意味著女性學者并未更多地進入到當前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中。也就是說,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團隊更愿意與男性展開合作,而女性參與的學術合作,則主要集中在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團隊中。由此推斷,造成女性團隊中女性合作者人數不斷增加的原因可能是被動選擇的結果,至于其中的深層次原因,還有待微觀層面加以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圖5 歷年學術合作團隊中女性參與人數及差異情況

五、 研究結論與討論

基于上述分析結果,本文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結論:

1.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男性學者仍處于核心位置,但部分學科女性學者占比遠高于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

從絕對數據來看,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核心期刊論文發表上,男性學者占比約為64.19%,女性學者占比35.81%,其中男性學者參與發表的核心期刊論文數量占全部發文量的69.08%,人均(參與)發表論文5.96篇,高于女性學者的4.78篇。從這個性別分布格局來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女性占比要高于女性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占比。從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內部的各學科差異情況來看,考古文博學科中男性學者占比最高,達74.17%,女性占比僅為25.83%,男女比例約為3∶1。其次是馬克思主義學科和歷史學科,該學科男性學者占比分別為72.68%和72.38%,法學、宗教學等學科領域中女性學者的占比也都低于30%。在心理學領域,男性學者占比為51.74%,女性學者占比48.26%,男女學者比例基本達到均衡狀態,在圖書情報與檔案學、語言學、藝術學、教育學和新聞傳播學等領域中,女性學者的占比均高于40%,這些學科女性學者的參與程度和科研產出均高于平均水平。

2.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男性在學術合作中起主導作用,且男性參與學術合作的機會遠高于女性,不論是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還是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都更傾向于選擇男性合作對象。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合作論文中,第一作者為男性的學術論文占合著論文的比例約為68.3%,女性學者作為第一作者的論文比例為31.7%,整體來看男性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合作中起到主導作用,但是各學科之間也存在差異,如圖書情報學與心理學的學術合作中,男性與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比例相對較為均衡,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論文占比均在40%以上。在學術合作團隊內部,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中有女性參與的團隊比例為41.67%,而在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中,有男性參與的合作團隊的比例高達74.14%,男性參與學術合作的機會要高于女性。

3.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合作團隊的內部結構上,女性學者數量雖然在不斷增加,但是仍存在較為明顯的男男合作與女女合作現象。

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合作團隊結構上,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中女性的參與人數一直都低于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中女性的參與人數,這也表明在占據全部合作團隊68%以上的男性學術合作團隊中,女性學者并未更多地進入到當前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中。在男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團隊中,平均每個團隊中女性學者的參與人數約為0.49人次,而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團隊中,平均每個團隊中女性學者的參與人數為1.51人次。女性參與的學術合作主要集中在女性主導的學術合作團隊中,造成女性團隊中女性合作者人數不斷增加的原因可能是被動選擇的結果,至于其中的深層次原因,還有待從微觀層面加以更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后續仍需要加強跨學科科研合作視角的研究分析工作,進一步研究探討不同性別、年齡等個體因素和交流途徑、交流機會等組織因素對開展跨學科科研合作的影響,進而為實現跨學科科研合作對象的精準選擇提供更加豐富的研究方法,為推動跨學科研究成果質量的有效提升和知識創新能力水平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多元的研究視角。

從女性科研工作者整體教育背景和成長經歷來看,我國女性在受教育階段整體比例要高于男性,根據教育部公布的各級各類學校女學生占比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受高等教育(本科、研究生)的女生比例持續增加,如2019年我國在校本科學生中女生占比59.90%,女研究生占研究生總數的50.56%,其中女博士占41.32%,女碩士占52.17%(19)周韻曦.女大學教師數量及占比持續增長[N].中國婦女報,2020-06-16(1).。但是從女性科研工作者的職業生涯發展來看,由性別導致的職業生涯累計時長仍然存在較大差異,研究表明男性科研工作者的平均職業生涯為11年,而女性的平均職業生涯只有9.3年,男性在時長上的優勢達到16%(20)HUANG J, GATES A J, SINATRA R, etc. Historical comparison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scientific careers across countries and disciplines[J]. Pans, 2020(9): 4609-4616.,這也可能是影響女性科研工作者成就的主要因素。這在現實中的表現就是女性科研工作者學術成果產出量整體上低于男性,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科研人員過高的“退出率”造成了學術界這種性別差異現象,即女性科研人員由于各種原因過早地離開了學術研究一線,而該現象目前已引起學術界和科研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诖?從2011年開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將女性科研工作者申請青年科學基金的年齡上限從35歲提高到40歲,而男性的年齡限制則維持在35歲不變。放寬女性申請人的年齡限制之后,女性獲批者比例在一年內上升了10%,可見這一舉措有效激發和延長了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學術活力。鑒于女性學者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規模與比重在不斷擴大,且該比例在部分學科遠高于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領域,龐大的數量結構與知識精英身份,成為當前學術界和科研管理部門高度關注的重要方面。但是受傳統社會觀念等因素影響,女性學者往往因承擔著相對較多的生育與家庭責任而使科研受限。因此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科研管理與人才隊伍建設方面,需要更加注重管理的彈性,在保障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基本權益的同時,更大限度地激發和釋放女性科研工作者的創新活力,充分發揮女性科研工作者在整個學術創新系統中的作用。同時由于女性受到生育等各方面因素影響,相較于男性學者,在職業發展與個人成長道路上的規律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有必要從國家層面上加快推進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科研人員基礎數據庫建設,建立科研人員基本信息系統平臺,研究不同性別、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學科領域、不同學術合作模式等不同條件下的科研產出規律和學術研究狀態,深入挖掘客觀現象背后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理,不斷加深對我國科研人才成長成才過程的規律性認識,為精準制定科研管理政策和人才培養方案提供理論支撐,為科研人才成長努力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制度條件,進而為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科學研究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人才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