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李秋莎 尹文強 張田田 孫 艷 楊春曉 艾旭峰 王婉晨 趙茲旋 黃冬梅 豐志強 陳鐘鳴

【提 要】 目的 本研究對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現狀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系統分析,以期為加強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提供理論依據和對策建議。方法 利用2017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中6049名60歲及以上的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相關數據,應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老年流動人口總體社會融合及具體心理融合、社會參與融合、文化融合和經濟融合的影響因素。結果 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總體平均得分為60.00±3.48分,各個維度的平均得分均超過60分。多元線性回歸結果顯示,男性、年齡越大、文化程度越高、在婚、自評健康、平日與同鄉和其他本地老年人交往、接受過健康教育、聽說過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流動時間越長的老年流動人口整體社會融合程度越高(P<0.05)。結論 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的心理融合、社會參與融合、文化融合和經濟融合程度會受到個體特征、社會資本、政策保障、流動特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提示政府、基層組織等相關部門應采取有效措施促進流動老年人口的社會融合。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流動人口的數量一直在持續增長[1]。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流動人口約為37582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增長近70%,數據表明我國人口流動趨勢更加明顯,流動人口規模進一步擴大[2]。與此同時,我國老齡化程度日益加深,預測在未來五年,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人,我國將從輕度老齡化社會轉變為中度老齡化,并向重度甚至深度老齡化社會邁進[3]。在人口遷移和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老年流動人口成為國家、社會、學者關注的重點對象之一。動態監測數據顯示老年流動人口規模在2000年后開始快速增長,在2015年已達到1304萬人,年均增長率約為6.6%[4]。

老年流動人口的增加,無論是對老年人群體還是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將產生深遠影響[5]。老年流動人口具有老齡化與流動性的雙重特征,由于社會網絡的重建和保守意識使老年流動人口很難在短時間內適應當地社區生活[6]。社會融合是指不同個體、不同群體、不同文化之間互相適應的過程[7]。實現流動老年人的社會融合有利于滿足其在流入地的物質、精神、醫療等基本需求,最終目的是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8]。但是,相對于中青年流動人口,流動老人在活動能力、就業、社會適應和心理健康等方面會面臨各種問題,在流入地實現較高的社會融合更為困難[9]。因此,本研究利用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2017年),探索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現狀及其影響因素,以期為促進流動老年人口的社會融合提供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資料與方法

1.資料來源

本文使用2017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簡稱CMDS)相關數據,該調查內容包括流動人口的基本信息、流動經歷、心理文化、健康與公共服務等諸多方面,樣本覆蓋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流動人口的集中流入地。本研究共選取6049名在流入地居住1個月及以上、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老年流動人口作為調查對象。

2.統計分析

應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因子分析、一般描述性分析、t檢驗、方差分析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調查工具

在參考和借鑒國內外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測量指標體系的基礎上[8,10-13],經過專家咨詢和課題組成員的多次討論,同時考慮數據可獲得性和指標效度,選取以下指標綜合評價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情況,包括:流入地喜歡程度、流入地關注程度、流入地融入意愿、參與公共事務管理情況、提出政策建議情況、風俗習慣適應情況、衛生習慣適應情況、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時間,具體題項及賦值如表1所示。

表1 社會融合評價指標選取

將表1中9項指標進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14],結果顯示適合進行因子分析(KMO=0.673;Bartlett球形檢驗χ2=9424.671,P<0.001);進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因子成分矩陣,并將提取出的四個公因子分別命名為“心理融合”、“社會參與融合”、“文化融合”和“經濟融合”(表2);最后計算出各主成分因子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作為權重求得社會融合程度的綜合得分,并將社會融合綜合得分以及各維度因子得分進行百分制轉換。最終得分在0～100分之間,得分越高代表社會融合程度越好。

表2 旋轉后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因子成分矩陣

結 果

1.研究對象基本情況

在納入研究的6049名中國老年流動人口中,男性3503人(57.9%),女性2546人(42.1%);年齡大多在60～64歲之間(51.6%),最大年齡96歲,平均年齡為65.92±5.54歲;文化程度以小學及以下者居多,有2912人(48.1%),高中/中專及以上1322人(21.9%);婚姻狀況在婚5052人(83.5%);戶口性質為農業的有3453人(57.1%);所在社區為居委會的有4949人(81.8%);自評健康狀況為健康的有4889人(80.8%);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有2158人(36.7%),未患有慢性病3718人(63.3%);有醫療保險5460人(94.1%),無醫療保險341人(5.9%);平時與其他本地人來往的老年人有2418人(40.0%),很少與人來往的有2256人(37.3%);建立健康檔案的有1909人(50.9%);接受過健康教育3398人(58.7%);聽說過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的有3442人(56.9%);流動范圍為跨省流動2698人(44.6%),省內流動3351人(55.4%);流動時間在10年以上的人數最多,為2050人(33.9%);流入地為東部地區1778人(29.4%),中部地區641人(10.6%),西部地區2414人(39.9%),東北部地區1216人(20.1%)。

2.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現狀

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總體平均得分為60.00±3.48分,具體各個維度平均得分均超過60分,社會參與融合的標準差(10.33)高于文化融合(6.57)、心理融合(6.41)、經濟融合(5.11),流入東部地區的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總體得分為60.04±3.42分,中部地區為60.10±3.40分,西部地區為60.12±3.63分,東北部地區為59.65±3.32分。比較不同特征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情況發現,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戶口性質、社區類型、自評健康狀況、社會資本、健康檔案建立情況、健康教育情況、國家基本公衛項目了解情況、流動范圍、流動時間和流入地區域老年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得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見表3。

表3 不同特征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得分情況比較

3.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影響因素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探討影響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的主要因素,分別以整體社會融合得分、心理融合得分、社會參與融合得分、文化融合得分和經濟融合得分為因變量,以性別、年齡(啞變量)、文化程度(啞變量)、婚姻狀況、戶口性質、社區類型、自評健康狀況、慢性病患病情況、醫療保險情況、社會資本(啞變量)、健康檔案建立情況、健康教育接受情況、國家基本公衛項目了解情況、流動范圍、流動時間(啞變量)、流入地區域(啞變量)作為自變量納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中。

回歸模型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自評健康狀況、社會資本、健康教育接受情況、國家基本公衛項目了解情況、流動時間是老年流動人口整體社會融合程度的影響因素(P<0.05);文化程度、社會資本、健康教育接受情況、流動時間、流入地區域是影響老年流動人口心理融合程度的因素(P<0.05);年齡、文化程度、戶口性質、社區類型、社會資本、健康教育接受情況、流動時間是影響老年流動人口社會參與融合程度的因素(P<0.05);性別、年齡、文化程度、戶口性質、社會資本、流入地區域是影響老年流動人口文化融合程度的因素(P<0.05);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社區類型、自評健康狀況、慢性病患病情況、醫療保險情況、流入地區域是影響老年流動人口經濟融合程度的因素(P<0.05)。具體見表4。

表4 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影響因素多元回歸模型

討 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程度較低,總體平均得分為60.00±3.48分;各個維度的平均得分均超過60分,其中社會參與融合得分最高,其次是文化融合、心理融合,經濟融合維度得分最低。與相關研究[11]對比發現,老年流動人口的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得分低于青年流動人口,而經濟融合得分高于青年流動人口。從流入地區域來看,流入中西部地區的老年流動人口社會融合得分相對較高,流入東部、東北部地區得分相對較低,與孫憶萱等[15]研究結果一致。

多元線性回歸結果顯示,中國老年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程度會受到個體特征、社會資本、政策保障、流動特征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傮w來看,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自評健康狀況、社會資本、健康教育接受情況、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了解情況、流動時間會影響老年流動人口整體社會融合程度(P<0.05)。具體來看,男性老年人的整體社會融合、文化融合、經濟融合程度均高于女性,性別對文化融合的影響最大,影響系數為1.095。這可能與女性在實際生活中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居家幫助子女照顧孫輩有關,導致外出社交時間減少。年紀大的老年人社會參與融合程度較高,但整體社會融合、文化融合、經濟融合水平差。高齡成為再就業的障礙,社會角色消失容易引起流動老年人與社會主流文化脫離,隨之而來的是經濟來源的斷裂。擁有高中/中專及以上學歷的流動老年人在整體社會融合、心理融合、社會參與融合、經濟融合方面具有優越性,但文化程度越高的流動老年人文化融合水平越低。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同時擁有良好教育的流動老年人具備更強的社會適應能力,較少受到社會排斥,然而學歷越高的流動老年人自我個體意識越強,可能會阻礙他們在流入地產生文化認同[9];婚姻狀況對整體社會融合、經濟融合具有正向影響,尤其是在經濟融合方面。

戶口性質不同會影響社會參與融合和文化融合,農業戶口的流動老年人社會參與融合較低,但在文化融合方面表現出較高水平。社區類型為居委會的流動老年人社會參與融合、經濟融合方面均有提升。村委會和居委會的性質和主要職責存在差異,居委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相對較高,良好的社區環境有利于其參與社會活動[16],促進流動老年人社會融合。而不同的社區類型代表著流動老年人不同的居住環境,村莊更符合傳統居住方式,高樓較為封閉,限制了老年人外出社交,可能會降低心理融合水平。與平日很少與人交往的流動老年人相比,平日與同鄉交往的老年人整體社會融合、文化融合水平較高;與其他本地人交往的老年人在整體社會融合、心理融合、社會參與融合方面均有提升。流動老年人作為特殊群體,生活環境的突然改變容易造成其心理上的不適應,人際交往對促進流動老年人社會融合尤為重要。在流動早期,與同鄉的交往有利于流動老年人快速適應新環境,與本地人交往不僅能幫助流動老年人擴展本地朋友圈,還有助于其產生歸屬感。當地基層組織、社區也應注重流動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從流動老人居住的場所入手,日常多組織適合老年人參與的社區活動,為流動老年人打造社交圈,并幫助其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培養主人翁意識[17]。

流入地為東部地區的流動老年人經濟融合最高,流入西部地區、東北部地區的老年人與流入東部地區老年人相比在心理融合、文化融合方面表現出較高水平。流入地城市的經濟社會特征為流動老年人的社會融入提供了宏觀環境支持[10],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最高,有助于流動老年人口的經濟融入,但有研究表明戶籍制度會導致高經濟水平地區社會公共服務的分配存在差異[18],使得流動人口感知到的社會排斥更為顯著[19],因此流入東部地區老年人的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程度相對較低。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西部地區、東北部地區對于人口流入的政策相對寬松,可能會提高流動老年人對流入地的心理和文化認同程度。流動時間越長的老年人在整體社會融合、心理融合、社會參與融合方面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心理融合層面。相關研究表明,擁有豐富流動經歷的老年人社會適應性更強,在流入地居留時間越長,對于居住地越熟悉,越具有主動搭建社會網絡的熱情,從而產生心理上的歸屬感[5]。因此應盡快實現流動人口獲得均等化的城市公共服務,解除戶籍制度的限制,使流動老年人能夠享受與本地老年人相同的住房、醫療、交通等公共政策的優惠待遇。

自評健康的流動老年人整體社會融合、經濟融合水平較高;患有慢性病的流動老年人與未患慢病老年人相比經濟融合水平低;而有醫療保險的老年人在經濟融合方面表現較好;接受健康教育的流動老年人在整體社會融合、心理融合、社會參與融合方面均有所提升;聽說過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的流動老年人整體社會融合水平較高。流動老年人自身健康狀況、慢病患病情況以及相關醫療保障政策也是影響其社會融合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國有近1.8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20],慢性病占中國老年人群死因的91.4%[21],而由于流動人口公共衛生服務體系不夠健全,存在流動人口慢性病及其危險因素監測與干預工作不到位的問題[22]。過快上漲的慢性病費用,加重了流動老年人慢病經濟負擔[23],降低了其經濟融合水平,醫保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該問題。因其流動性強,流動老年人獲得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相對較少[24],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流動老年人聽說過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的僅占56.9%,健康檔案建檔率為50.9%,健康教育接受率為58.7%,低于《“十三五”全國流動人口衛生計生服務管理規劃》規定的95%以上[25]。健康教育包括心理健康、慢性病防治等多項內容,接受健康教育有利于流動老年人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融入社會。目前,國家對流動老年人利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關注度不足,公衛經費投入主要針對戶籍人口[1],政府及相關醫療機構、社區養老機構應加強以醫療保障為核心的社區支持,重視老年流動人口的健康教育工作,普及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政策,強化常見病和慢性病的防控與干預,從而提高流動老年人的健康素養和生命質量[26],促進其社會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