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動力

劉曉玲 賈耀

［作者簡介］ 劉曉玲（1964—），女，湖南華容人，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摘 要］ 所謂馬克思主義區域化，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區域性實踐中實現本土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于區域化，不同區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文化的、主體的、實踐的等動力，這些動力是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合力的重要因素。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區域化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來說，湖湘文化所蘊含的典型文化特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文化動力，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通過傳播、應用與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為其中國化提供了主導動力，中國共產黨湖南組織領導的革命實踐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根本動力。

［關鍵詞］ 區域化；動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湖南

［中圖分類號］? G412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 1008-1763（2023）05-0007-07

Abstract：The so-called regionalization of Marxism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regional practice in a country.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egan with regionalizatio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provided cultural， subjective and practical motivation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are important factors? constituting? the historical resultant for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regionalization in Hunan has promoted the deepening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speafically， the typi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ontained in Hunan culture provide the cultural impetu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 of Hunan provide the leading impetu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rough the dissemination，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led by the Hunan organ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vided the fundamental impetus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regionalization; motivati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Hunan Province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言之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同時以中國實踐經驗轉化的理論成果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以中國的民族話語闡述馬克思主義而使其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創新過程。根據這一基本內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但是，客觀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是從個別區域開始的，遵循著從區域性實踐擴展到全國性實踐的基本規律。從全球視野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身就是在一國范圍內的區域化。顯然，馬克思主義區域化既是歷史必然，也是邏輯必然。以“區域化”作為新視角探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我們認為，所謂區域化，指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一個國家特定區域革命、建設和發展的具體實踐，同時以區域文化和區域性實踐賦能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的區域化不僅是中國化的歷史起點，而且在文化、主體、實踐等方面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注入發展動力。

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區域化是中國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受獨特地域文化傳統的影響，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的地域文化、革命者及其開展的革命活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格外強大的動力。鑒于此，我們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湖南為討論中心，以歷史事實為依據，探討區域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動力之間的關系，嘗試回答區域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什么樣的文化動力、主導動力、實踐動力，進而展望如何運用好區域化動力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 湖湘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個結合”重要論斷，其中一個“結合”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根據恩格斯提出的歷史合力論，“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對歷史的創造“也起著一定的作用”。[1]592這里的“傳統”主要指的是文化傳統，即在特定地域長期流傳的文化象征或文化規律，其根源就在于特定區域的傳統文化?？梢?，與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動力的重要來源。

中國歷史的悠久和地域的廣闊決定了中國文化既有時代差異，又有區域差異。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中國文化內在涵括了若干既有共同內核又有地域特征的區域文化，湖湘文化就是一種典型的區域文化。盡管湖湘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是兩種異質文化，但湖湘文化有其易于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契合點，特別是其典型的文化特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強大文化動力。

（一）敢為人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條件

敢為人先是湖湘文化典型的精神特質之一?！案覟槿讼取币辉~有兩個關鍵字——“敢”和“先”，集中體現了敢于突破傳統、追求開拓創新的變革精神。作為外來文化的革命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傳入中國還是在中國的應用與發展，必然面臨文明沖突和利益沖突帶來的阻力。唯有以敢為人先的變革精神接受和引入馬克思主義這一新思想，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才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可能并持續深化。因此，我們認為，“敢為人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條件。

一方面，敢為人先的精神特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較好的思想基礎和文化環境。自古以來，敢為人先的思想意識在湖湘文化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熏陶了湖湘士人思變求新的創新精神。近代以來，湖湘志士所表現出的追求新生事物、大膽開拓創新的精神面貌格外顯眼。比如，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人”，成為舊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值得一提的是，湖湘士人“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2]3，并且善于“發人之所未見，冒不韙而勿惜”[3]33。五四運動爆發后，湖湘士人“群起研究新文化”[4]41，湖南的文化活躍程度堪當全國各省的楷模。特別是毛澤東、蔡和森等新民學會會員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致力于沖決舊世界的思想禁錮。受此影響，新思想在湖南傳播的阻力必然大大減小，以至于出現各種新思潮激蕩的局面。當然，這種文化環境同樣有利于馬克思主義這一新思想的落地生根。歷史證實，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湖南省的確是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和信仰者最多的省份之一，這與湖湘文化敢為人先的精神特質不無關聯。

另一方面，敢為人先的精神特質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實踐前提。沒有敢為人先的膽識與魄力，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并改造中國，更沒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生。五四運動前后，湖南成為當時全國留學生人數最多的省份，徐特立、蔡和森、李維漢、李立三、向警予、何長工、蔡暢等湘籍革命家，都曾參加過或組織過赴西方勤工儉學，學習馬克思主義等先進思想和理念，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作了突出貢獻。1918年，蔡和森與毛澤東、蕭子升等人“抱著要革新，求進步的熱烈愿望”[5]457創立新民學會，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早期傳播提供了重要媒介。隨后，《湘江評論》的創刊和文化書社的創辦進一步解放了湖南人的思想，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面。在馬克思主義的創新發展方面，敢為人先精神更為必要。如果沒有敢為人先精神，難以想象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敢于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從而“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6]408，也難以想象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以民族語言和傳統文化因素轉譯馬克思主義，從而使其帶有鮮明的中國風格。

（二）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態度

實事求是是湖湘文化的優良傳統和典型特質。從兩宋時“湖湘學派”倡導的“以實事自律”到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即事窮理”“即物窮理”命題，再到近代以來魏源、曾國藩、楊昌濟等人在救亡圖存中對實事求是精神的弘揚，實事求是的精神內核千年來傳承不輟，其豐富內涵始終與時俱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對實事求是作了新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盵7]801正是在探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內部聯系的過程中，實事求是作為一種科學態度歷史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受湖湘文化實事求是精神特質的深刻影響，湖湘有識之士以強烈的“原道”精神探求馬克思主義真理。從屈原“吾將上下而求索”到毛澤東對“大本大源”的探尋，湖南人求真求實的文化性格可見一斑。早在1917年，24歲的毛澤東就提出全力探討“大本大源”的主張，并自我叩問：“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8]27蔡和森赴法勤工儉學期間“求知欲切”，為尋找救亡圖存的真理而不懈求索，很快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并極力與無政府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等思想進行理論辯爭。這種探求真理、捍衛真理的做法與毛澤東所見略同：“主義之爭，出于不得不爭”[9]14。毛澤東、蔡和森等湘籍先進分子之所以能在多種社會思潮的比較中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與他們在湖湘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原道”傳統有密切關聯。更為重要的是，“原道”精神強調把握“實事”的本質，這對理論的創造與發展而言是一項基礎工程。正是由于毛澤東準確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內核，即“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10]312，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理論依據。

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科學應用馬克思主義，逐步對馬克思主義有了規律性認識，即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實事”之“是”，產生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在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毛澤東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10]111-112，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對中國的客觀實際形成科學認知。為此，毛澤東、劉少奇等湘籍革命家始終堅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10]109的實事求是精神，深入群眾開展調查以獲得客觀的社會情況，從而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7]801。隨著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日益深入地結合，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認識，在同“本本”主義、主觀主義的斗爭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引領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強有力地展現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

（三）經世致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初動力

“經世致用”是湖湘文化最典型的精神特質，其基本含義為盡其才能治理國家、治理天下，認為求知的最終目標是將思想武器運用到救世、治世的實踐中，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強調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1]502不謀而合，彰顯著“改變世界”的實踐理性。實際上，更好地解決中國問題、改造中國社會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目的所在，這與中國有識知識分子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具有歷史與邏輯上的統一性。在此意義上，我們認為“經世致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初動力。

中國有識知識分子之所以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之“經”致指導中國革命實踐之“用”。受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精神特質的深刻影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對待馬克思主義問題上，不僅體現出強烈的救世情懷，更體現出鮮明的實踐理性。1920年，李達在《勞動者與社會主義》一文開篇即指出“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12]40，既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也展現了其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經世致用精神。青年毛澤東在求學階段就始終秉持學有所用的學習態度，重視實用之學，指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從實用主義出發，毛澤東逐漸摒棄了羅素等“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5]148的社會思潮，選擇了真理性與實踐性相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并且，毛澤東選擇的不是抽象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從馬克思主義中尋找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他指出，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的全在于應用”[7]815。因此，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并開花結果，是因為中國先進分子要運用其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起點。在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發現盲目照搬來的馬克思主義容易陷入“失靈”的泥潭，無法發揮“致用”的實效。為了使馬克思主義更好地適用于中國社會，必須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和改造它。由此可見，“經世致用”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原初動力，催生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二 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主導動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寫道，“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1]295。作為一個歷史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樣是人的活動的結果，即馬克思主義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須以作為實踐主體的人的驅動為必要條件。人民是歷史的主體，馬克思主義只有為人民所接受、所掌握，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化。但是，對于外來思想在一國落地生根而言，通常是先進分子和精英群體發揮主導作用，大眾則相對處于客體地位?？陀^而言，的確是先進知識分子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也的確是精英群體引領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湖南，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作為中國革命事業中最活躍的精英群體，以高度的理論自覺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先驅，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主導動力。

（一）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的有力傳播者

任何思想理論的誕生及其傳播、發展，必然經歷一個由少數人掌握到多數人掌握的過程，其中的少數人通常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精英。恩格斯曾經指出：“無產階級群眾雖然人數眾多，但是沒有領袖，沒有受過任何政治教育，容易驚慌失措，或者幾乎是無緣無故地怒不可遏，盲目聽信一切流言飛語”[13]415。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說，領袖對民眾發揮著重要的教育和引領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作為最先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少數人的一部分，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在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以多種形式的宣傳教育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湘籍革命家格外重視報刊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作用。五四運動時期，為了提高大眾的思想覺悟并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大量理論文章。1919年7月，毛澤東創辦了革命刊物《湘江評論》，親自撰寫了大量宣傳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文章，闡述人民革命的必要性，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断娼u論》在當時的湖南乃至全國范圍內產生了重大影響，受到李大釗、陳獨秀的高度認可，被評為當時國內“最有分量、見解最深刻”的刊物。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李達領導創辦了革命刊物《共產黨》，并負責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十五種馬克思主義著作，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通過翻譯經典著作、成立學會、創辦書社等方式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20年底，毛澤東、蔡和森等湘籍革命家將新民學會的宗旨更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把新民學會從一個學術團體徹底改造為一個為反帝反封建而斗爭的革命團體。為了讓廣大人民群眾掌握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武器，毛澤東于“驅張運動”勝利后作為發起人創辦了“文化書社”，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湖南境內的廣泛傳播。在創辦“文化書社”的同時，毛澤東與方維夏等湘籍革命家聯絡教育界、新聞界的先進分子姜濟寰、易培基等人，共同成立俄羅斯研究會和馬克思研究會，發表、轉載了大量革命文章，對湖南的進步人士產生了深刻影響。當時身在北京的湘籍革命家鄧中夏則與李大釗、何孟雄、羅章龍、朱務善、繆伯英等人，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

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多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加快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普及。1920年秋，毛澤東創辦了工人夜校并親自任教，用通俗易懂、切合工人認知水平的教材和教育方法介紹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學說，增進中國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為增強教育實效，中共湘區委員會通過開展 “平民教育”，派出李立三、劉少奇、夏明翰、毛澤民等湘籍革命家，在安源、水口山、岳陽和長沙各行各業的工人群體中創辦了許多工人夜校。同時，毛澤東十分重視對黨員干部的政治教育，他于1921年8月創辦了建黨以來第一所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革命干部的新型學?！献孕薮髮W，并自任教務主任，對中國革命史和近代教育史均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毛澤東格外重視紅軍戰士思想政治素質的提高，通過有效的教育將紅軍塑造為移動著的馬克思主義宣傳隊，有效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面和影響力，增強了人民群眾在理智和情感上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

（二）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開創者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每一次深化，都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的推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基于對馬克思主義日漸科學的認識以及對中國革命實際的深入思考，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在這一過程中，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開創者。

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群體之一，在長期的學習與實踐中具備了廣闊的理論視野與深厚的理論素養，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湘籍革命家群體中有大量文化水平高、有出國留學經歷、曾直接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成員，積累了扎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蔡和森到達法國后，在短時間內搜集大量馬克思主義原著“猛看猛譯”，并及時介紹給當時身在湖南的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同樣，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羅亦龍等留俄學生不僅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湖南的先進分子觀察世界、解讀時代提供了科學的觀點、立場和方法。由于具備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較高的科學文化水平，湘籍革命家有能力撰寫革命文章、出版革命刊物，深刻揭露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丑惡面貌，廣泛宣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政黨的主張和綱領。更為關鍵的是，由于掌握了認識世界的科學方法，湘籍革命家能夠對中國國情形成科學認知，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奠定了基礎。

隨著革命實踐的深入，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毛澤東提出要“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14]534，這一表述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最初形態。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失敗中學習并總結經驗，逐步認清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但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圣藥；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但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問題。為了實現革命的勝利，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14]534，并根據不同歷史階段的具體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加以“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7]820。此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清醒地意識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互影響、彼此塑造的雙向過程，既要求馬克思主義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同時要求把中國革命實踐進行“馬克思主義化”的理論凝練。也就是說，要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的過程中創造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三）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的助推者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創造了“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15]335——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作為主創者的毛澤東固然至關重要，但毛澤東身邊的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開闊的理論視野、長期的革命實踐，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以及指導地位的確立發揮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方面，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革命實踐以及從中總結、提煉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來源。蔡和森早在1920年在留法學生蒙達尼公學集會上就主張效仿俄國，通過激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同年8月13日，蔡和森在法國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要在中國建立一個“主義明確方法的（得）當和俄一致的黨”[5]131，毛澤東對這一觀點十分贊成，當即籌備建黨，直接催生了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和長沙共產主義小組。鄧中夏是黨內最早論述奪取政權對無產階級革命重要性的湘籍革命家，他早在1925年便提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思想，指出政權不是從天而降的，工人的政權必須“從實際政治斗爭中去一點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16]129。彭德懷1937年曾對抗日戰爭中敵我雙方矛盾的基本特點進行了揭示，精辟地論證了持久戰可以改變中日力量對比，持久戰導致日本必敗，這一論斷正是毛澤東的軍事著作《論持久戰》的思想來源之一。此外，劉少奇關于黨的建設的思想和白區對敵斗爭的思想、李達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哲學思想、任弼時的青年工作思想、林伯渠的政權建設思想、向警予的婦女解放思想、李立三的工會工作思想以及粟裕等湘籍軍事家的軍事思想等，均為毛澤東思想的創立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另一方面，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是毛澤東思想的有力宣傳者和落實者，對毛澤東思想在黨內地位的確立和在全國范圍的傳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對黨內外宣傳毛澤東思想方面，任弼時是最早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加以闡述的湘籍革命家之一，在中共七大開幕典禮上他曾指出毛澤東的思想已經掌握了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17]383，應當將其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指導思想地位的確立發揮了更直接的作用。中共七大召開之前，劉少奇多次號召全黨向毛澤東學習，并從思想、政治、組織及軍事方面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做了概括。在中共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全面闡述，通過對毛澤東思想本質特征進行系統性總結，使全黨全國人民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更加完整和科學的認識。在毛澤東思想的貫徹落實方面，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黨內關鍵群體之一，他們是毛澤東思想的堅定執行者，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革命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如彭德懷、粟裕等湘籍將領將毛澤東軍事思想運用到軍事行動中，指引人民軍隊取得了革命道路上的接連勝利。

三 湖南革命實踐：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根本動力

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認為：“根據于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于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于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盵10]295-296將一次次深化的“認識”加以系統總結，就構成了“理論”。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實踐是理論創新最根本、最直接的動力。馬克思主義本身來自實踐并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其傳播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實踐。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切理論成果，都源自實踐。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視野收縮到區域化的范圍，可以發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湖南，中國共產黨領導湖南人民開展的革命實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根本動力。

（一）湖南黨組織推動馬克思主義成為湖南革命的指導思想

二十世紀初，在帝國主義多領域、全方位的侵略和北洋軍閥殘暴不仁的壓迫下，艱難竭蹶的生活狀況激發了湖南農民和工人強烈的階級斗爭訴求，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南落地生根提供了絕佳的社會環境。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盵11]12但是，沒有一個先進政黨的領導和推動，革命的理論也難以發揮革命的作用，更枉論無產階級的解放。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無產者要想作為一個階級來實現革命目標，“組織成為政黨是必要的”[18]228。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心骨，同時也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心骨。

中國共產黨湖南組織成立后，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湖南工農運動和武裝斗爭的指導思想，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化。1920年底，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由毛澤東發起成立，成為湖南中國共產黨組織的重要組織基礎。1921年10月，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成立，11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成立。1922年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此后，無論在國民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全面抗戰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湖南地方組織始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開展革命實踐的指導思想，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高高立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大旗?！爸髁x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盵8]70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就有了最堅強的“扛旗手”，既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組織保障，也為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提供了堅強領導核心，持續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

（二）馬克思主義在與湖南工農運動相結合中“掌握群眾”

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盵11]11中國共產黨湖南組織成立后，立即投身領導工農運動和武裝斗爭，推動馬克思主義在革命實踐中掌握群眾，成為“物質力量”。

湖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運動最早、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農運動相結合的典型區域。湖南黨組織成立后，相繼領導安源、長沙、水口山等地的工人運動取得接連勝利，推動了工人階級的覺醒，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為工人群眾所接受。中國共產黨湖南組織十分重視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相結合，這在全國工人運動中獨具特色。1925年初到1926年上半年，湖南各地黨組織加快發展農會和工會，據統計，1926年7月初，湖南省“有組織的農民達二十萬人之多，有組織的工人約十一萬人”[19]34。1926年底，中共湖南區委指導湖南省總工會、湖南省農民協會同時召開全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對湖南工農運動的前景、路徑作了指示，有效提高了湖南工農群眾的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同時，中國共產黨湖南組織深刻把握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主題，大力建立工農武裝，領導了秋收起義、湘南起義、桑植起義、平江起義等重要武裝斗爭，相繼建立湘贛、湘鄂西、湘鄂贛等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全國最早的縣級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締造了全國第一個省級紅色政權——湖南省蘇維埃政府?？傊?，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湖南工農運動、武裝斗爭相結合，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區域化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和階級基礎，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掌握群眾”。

（三）湖南革命實踐催生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

全部社會生活，包括理論創新活動在內，“在本質上是實踐的”[11]50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湖南革命實踐的經驗總結與理論升華確證了實踐既是理論創新的根本動力，也是產生新的理論成果的必由之路。比如，毛澤東通過在湖南領導農民運動和開展農村調查，科學把握了中國農民為主的基本國情，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篇章，深刻闡述了建立農民武裝和農民政權對革命勝利的關鍵作用，為我們黨制定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提供了重要依據，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扎實基礎。劉少奇在領導安源工人運動的革命實踐中看清了歷史大勢，總結出《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與職工運動方針》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深刻論證了中國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以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作了理論貢獻。此外，湖南的寧鄉溈山暴動、石門暴動、醴陵暴動，特別是秋收起義等武裝斗爭雖然沒有取得勝利，但有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為后來毛澤東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武裝斗爭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礎。

（四）湖南革命實踐的經驗教訓“倒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盵14]663湖南革命實踐既檢驗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適用性與科學性，也讓我們看到“本本”主義地將馬克思主義用于指導實踐的危害性，從而“倒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比如，大革命時期，受共產國際和陳獨秀“以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20]204錯誤主張的影響，湖南的大革命由勝轉敗。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受黨中央“左”傾冒進主義思想的影響，錯誤地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準備攻占長沙，結果遭遇敵人反撲，致使“省委組織系統被破壞殆盡”[20]330。中國共產黨歷來善于從失敗中總結經驗，正如毛澤東所說，“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于外界的規律性”[10]284。湖南革命實踐中所遭遇的失敗與挫折從反面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只有中國化才能行，以“教訓倒逼”產生一種反向推力，促使中國共產黨日益強化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主動和實踐主動。

四 結 語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時間域上是一個有起點無終點的漫長歷史進程，在空間域上則是一個由點及面在全國范圍“星火燎原”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于區域化，區域化則為中國化提供了區域性動力。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湖南，湖湘文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文化動力，湘籍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主導動力，湖南革命實踐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根本動力。由于毛澤東等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乃至黨的主要領導人是湖南人，湖南地區可能是個例，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格外強勁的區域性動力。但是，應當看到，在幅員遼闊、文化多樣、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社會結構、文化底蘊等存在鮮明的地域特征，不能忽視區域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的動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歷史責任。盡管馬克思主義已然是全國范圍的主流意識形態，但“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21]18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結合不同區域的經濟、文化、社會特點，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解決區域發展中的問題，在區域性實踐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持續深化。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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