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區居住功能對于促進鄉村振興的作用

祝煒 山少男

摘? 要：鄉村作為大城市郊區的組成部分所具有的生活居住功能，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北京郊區和鄉村相對于中心市區而言，居住功能比產業功能更為突出。在中心市區不斷向外擴展的過程中，由市場經濟機制發生作用，城郊居住人口與就業人口存在著時間上、空間上的分離。在時間維度表現為郊區化居住領先于郊區化就業，在空間維度表現為郊區居住人口增長快于中心市區，因此總體上形成了郊區居住功能更為顯著的功能分布格局。采取支持郊區加強生活居住功能建設、調整要素資源配置格局、加快培育在地就近就業的產業容量，是促進鄉村振興的關鍵性途徑。

關鍵詞：鄉村振興? ? ?郊區? ? ?居住和就業功能? ? ?居業分離? ? ?職住關系

北京市委市政府在《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實施方案》中強調，要走大城市帶動大京郊、大京郊服務大城市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扎實推進鄉村振興。大京郊作為有城有鄉、既具“職”的生產功能、又具“住”的生活功能的廣大地域，不僅為大城市產業發展提供了空間，而且是保障城市可持續發展、生態安全的重要戰略空間。為此，本文從城鄉人民群眾的生活居住與生產就業兩大行為類型的空間分布關系的視角，對北京市人口在中心和外圍分布變化的走勢做一學術探討。

一、關于郊區居住功能研究的文獻綜述

對于大城市地區人均居住和就業空間關系的理論研究熱潮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界。首先是形成了產業與就業人口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的中心地區流動的機理，也就是城市化理論；在進入高度城市化階段的大城市地區，也有研究者提出了由中心城市和城市中心外向流動的機理，也就是分散化理論。對于后種現象，城市經濟學者米爾斯（Edwin S. Mills）做出的解釋是：城市在發展過程既存在向外遷徙，也存在向上遷徙，由此而帶來交通資源的不經濟性；對于一個規模足夠大的城市來說，這種交通上的“不經濟”將超過任何因生產收益遞增而產生的規模經濟，因而有利土地的耗盡表現為生產中規模收益的減少，城市發展方式會逐漸轉向離心擴散。居住和就業空間是城市居民活動的主體功能區，其空間關系隨城市發展和體制變遷而發生變化，通勤成本下降和生活成本差異促進了人口和經濟要素向郊區轉移，居民收入、種族以及中心城的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及犯罪率等也會對居住和就業人口的空間分布產生影響，居住與就業人口時空調整的分離導致了職住空間錯位，造成人們遠距離通勤和城市交通擁堵。

在我國，對于城市的居住功能是沒有疑義、也是有大量研究的。但是對于城郊、特別是城郊鄉村的居住功能是缺少研究的。20世紀80-90年代，隨著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完善和住房制度改革，城市中心區的土地在市場內部運行機制的作用下，不斷讓位于收益較高的第三產業；區縣政府為招商引資，在郊區流轉土地、建設各類園區；工業企業考慮成本-收益的平衡而大量外遷，帶動了郊區快速發展；受益于交通設施的完善與明顯低于中心城區的房價，近郊一方面是中心城區遷出人口，另一方面是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導入區。就城郊而言，除了城鎮部分具有同中心市區一樣的居住功能以外，按照2021年頒布實施的國家鄉村振興促進法肯定了鄉村具有與生產、生態、文化傳承等相并列的生活功能。但是如何描述郊區、特別是鄉村地區的生活居住功能（以及它們與城市同類功能之間的異同），如何解釋城鄉居住功能與就業功能之間的關系，如何解釋郊區居住功能與就業功能之間的關系，尚屬研究薄弱的主題。

二、關于郊區居住功能與就業功能空間分離的機理

研究城郊地區的居住功能就不能不首先對為何郊區居住功能的特殊性做一討論。人口在中心城與外圍郊區之間分布變化的過程，存在著與人們的生產（以“就業”為典型具象）與生活（以“居住”為典型具象）兩類不同活動相對應的“就業”與“居住”的空間格局變化。

從企業區位選擇機制看，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需要在土地、勞動力成本、運輸成本和集聚經濟等因素間權衡；從家庭區位選擇機制看，居民（即雇員）為追求效用最大化，需要在收入、通勤成本和居住條件等因素間權衡。對于家庭而言，如果對應于收入增長、通勤成本降低的是房價上升，以及對住房面積增大的需求，那么效用或滿意度最大化的實現，將促使家庭選擇搬離到距離中心市區更遠的地方居住。對于企業而言，集聚經濟和節約運輸成本決定了進入中心市區進行生產是有價值的，集聚經濟隨距離下降越快，租金供給曲線就越陡峭，其均衡區位也就越接近中心。從經驗上看，貨運成本的下降快于雇員通勤成本的下降（通勤速度的加快在很大程度上被時間價值的增加所抵消），所以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在過去幾十年導致了企業分散化趨勢的加快。

同時，為實現土地有效配置，就要避免外向通勤，因為向外通勤涉及到交叉運輸①，如果存在任何一個雇員的居住地比他的工作地離市中心更近，那么可通過交換來降低總的運輸成本，即把外向通勤者的居住地搬到他的工作地，或者把他的工作地搬到他的居住地；交換后，工人的總行程不變，但其通勤方向相反，而出口貨品的運輸總量減少，使城市總效益提高。因此在土地有效配置的狀態下，距離城市中心較近區域的就業功能更為顯著，中間圈層基本處于職住平衡的狀態，外圍地區的居住功能更為顯著。從大城市地區規劃的視角看，普遍的要求是達到居住與就業之間的平衡（即所謂“職住平衡”），但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大城市地區內部人口居住地與就業地的變化過程中，“居”與“業”在一定時期內可能是不平衡的。既有研究表明，先行工業化國家的郊區化過程存在著居住郊區化、零售業郊區化、批發業郊區化、制造業郊區化乃至公司總部郊區化等依次接續的不同階段，最后形成的結果也并未完全達到在城市某一地區的“職住平衡”。北京作為我國最早進入郊區化發展階段的城市之一，其發展歷程具有典型性意義，其演變過程也體現出從政府主導到市場配置的調節機制變化。

三、北京居住與就業功能空間分離的影響因素

城市居住與就業功能空間的演變是政府、企業、居民綜合作用的結果，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參與者的作用和角色有所不同。在中心市區不斷向外擴展的過程中，北京居住與就業功能空間分離是政策調控和市場機制共同作用下的結果。

（一）從職住平衡、職住分離到功能疏散的歷史演變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采取主要以行政手段調整居住人口和產業分布的方式，北京基本處于職住平衡的狀態，城區和郊區的居民基本采取在居住地就近從業。90年代初提出“兩個轉移”（城市建設的重點從市區向遠郊區轉移和市區建設從外延擴展向調整改造轉移），積極推進產業布局“退二進三”，在一個時期內形成了在城區居住、郊區上班的通勤方式。90年代后期的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業興起，促進了一部分中心城區人口在郊區購房居??；作為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自近郊到遠郊蔓延的城鄉接合部也成為外來人口主要的聚居地區；來自中心城和來自外埠的兩部分人口大大加快了郊區、特別是以中心城為通勤半徑范圍內居住人口的急劇增加；由于主導產業集中在主城區，導致了在職住分離下潮汐式通勤引起的交通擁擠現象以及其他城市病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2014年以后實施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核心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2017年發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提出要降低城六區人口規模，“十三五”期間將四環路以內區域性的物流基地和專業市場調整退出，部分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機構、行政企事業單位有序疏解遷出?？梢哉f，北京至此進入了商業物流、生活服務、教育文化等多業向郊區延伸或轉移的階段。我們把整個過程歸結為一條自疏散第一二產業開始、逐步走上居住郊區化、帶動服務業郊區化的道路。

（二）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居住和就業人口空間疏散

如果說工業的退二進三和非首都功能疏解帶有政府指導性色彩，其背后實際上也體現出并順應了走向更高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的某些內在的規律性。從市場經濟機制的角度看，是影響家庭和企業等微觀主體做區位選擇的因素，對居住與就業功能空間分離產生了影響。

首先是隨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擴大的住房需求。2010-2020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35%，達到75602元。住房需求從對避風避雨到有良好的就業、服務和宜居特征的地點發生了顯著變化。從居住面積看，2000年代初全市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21平方米，2015年末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31.69平方米，到2018年居民人均住房面積比1978年提高約5倍。其次是生活成本。據統計，2022年前3季度，居住支出在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占比較高達39.78%，而最近10年各區的商品房售價差距拉大，2021年中心城區的均價超過10萬元/平方米，近郊均價為6-10萬元/平方米，遠郊均價低于5萬元/平方米① 。使無論低收入層對居住成本的考慮、還是高收入層對改善居住面積的需求，其地點選擇都受到了中心城區高住房成本的制約。一些對居住和工作有特殊需求的自由職業人士（如美術、文學、演藝等工作者）成為較早在郊區購置住宅和工作室的群體。此外是交通費用，較高的收入層既愿意選擇離市中心較近的區位，也對高質量和低密度住房需求有較高的收入彈性，交通技術的進步不僅會降低運輸費用，也會降低通勤費用，在城市生活成本（包括住房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會對企業和家庭選址帶來分散化的影響。

四、北京居住與就業功能空間分離的格局

影響企業與雇員區位決策的因素不同，在家庭或居民表現為居住地和就業地的選擇存在差異，在一個大城市地區的可通勤范圍內，居住和就業的人口分布變化存在差異性。據統計，北京中心城區的從業人口占比為79.0%，郊區為37.5%；中心城區的法人單位從業人員數是郊區的2.5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是郊區的2.7倍。②在政策調控和市場機制共同作用下，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和就業人口的空間調整呈現出不同步的特征，形成了大城市地區的中心城以產業集聚和從業集中為主、外圍郊區以人口聚居和生活服務為主的功能分布格局。

（一）郊區通勤區與非通勤區的居業功能差異

就郊區內部各不同地區與中心城之間的居業關系看，近城地區與中心城之間的通勤以及“城業、郊居”的現象較為顯著；遠城地區呈現出更明顯的“郊業郊居”、職住平衡的情況。本文依據距離中心城遠近和通勤情況將北京郊區分為“通勤區”和通勤區以外的“非通勤區 ”。通勤區含房山、通州、順義、昌平、大興和門頭溝六區，懷柔、密云、平谷和延慶四區為非通勤區。2018年全國10城居民通勤大數據研究報告發布的數據，郊區通勤區的通勤距離在13.6公里—15.7公里，郊區非通勤區的通勤距離在7.5公里—7.9公里，郊區非通勤區的通勤距離遠低于北京市的平均通勤13.2公里。

從郊區內部通勤區、非通勤區與中心城之間的通勤關系看，郊區通勤區與中心城之間的通勤聯系較為密切，郊區非通勤區超出了有效的通勤距離，因而以區內通勤為主，形成了相對職住平衡的狀態。以手機信令數據獲取的北京市各區居住人口的就業流向及流量比重數據為基礎，分別計算中心城區、郊區通勤區以及郊區非通勤區的通勤占比情況?？梢钥闯?，郊區通勤區在本區內通勤的占比在60.98%—84.63%之間，郊區非通勤區在本區內通勤的占比在81.48%—91.06%之間，區外通勤中，郊區通勤區在中心城區的通勤占比在10.81%—22.95%之間，郊區非通勤區在中心城區的通勤占比在4.01%—8.12%之間。

（二）郊區與中心城區居住與就業功能差異比較

居住郊區化與就業郊區化進程不一致形成的“城業、郊居”通勤現象，實則是居住和就業人口空間分布格局調整的結果，可依據異速生長模型對2005—2020年北京市各類區域的居住和就業人口的變化關系進行量化分析。異速生長方程一般表示為：E=aPb

式中：E、P分別為居住人口規模和就業人數，a為比例系數，b為標度因子，稱為異速生長系數。標度因子大小指示不同的異速生長關系：當b=1時，居住與就業人口為同速增長關系；當b<1時為正異速生長，表明居住人口增長快于就業人口增長；當b>1時為負異速生長，表明居住人口增長慢于就業人口增長。擬合結果（表1）顯示中心城區的就業人口增速更快且快于全市平均水平，產業和就業功能加強了；郊區通勤區由于地價相對便宜，大量土地用于商品房開發，居住人口增長較快；郊區非通勤區的居住人口保持較為平穩的增長趨勢，而就業人口數僅占北京市總就業人口的5%左右，受政策調控影響較大，從逐年增長轉變為逐年下降的趨勢，量化分析的結果并不顯著。

就郊區的居業功能與中心城的居業功能相比較，“業”的功能在中心城更為突出，“居”的功能在郊區更為明顯。以各功能區從業人口與常住人口之比（以下稱職住平衡指數）作為觀察居業功能分布的標識可以看出（表2），2005-2020年，中心城區的就業人口增長率是居住人口增長率的近3倍，職住平衡指數由0.4提高到0.5；郊區居住人口增長率高于就業人口增長率近34%，職住平衡指數由0.22降低到0.18。以全市職住平衡指數水平為標準，中心城區的就業功能更顯著了，郊區的居住功能更顯著了，居住和就業功能的空間分離程度提高了。從郊區內部看，郊區通勤區的居住人口增長率高于就業人口增長率近50%，職住平衡指數由0.23降低到0.18；郊區非通勤區的居住人口增長率與就業人口增長率相近，職住平衡指數沒有發生變化。郊區通勤區的居住功能更顯著了，而郊區非通勤的居業功能沒有發生明顯變化。

五、政策含義

北京的郊區有城有鄉，兼具生活功能和生產功能，是區別于國外郊區范疇的“大郊區”，住房制度改革以來居住郊區化加速，郊區的居住功能提升快于就業功能提升，逐步形成了“在中心城市就業、在郊區居住”的居業關系，由于其行政區的半徑往往超出有效通勤距離，出現了部分郊區居住人口在中心-外圍間通勤、部分郊區人口在非通勤區內形成相對職住平衡的狀態。從中心-外圍的通勤區考察，出現了明顯的居住與就業功能的空間分離現象，其政策意義與建議如下：

首先，從北京大郊區功能特點的現狀出發，應將提升郊區的居住功能、生活品質和宜居服務業作為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中指出，要建設一批產城融合、職住平衡、生態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區新城，推動多中心、郊區化發展，逐步解決中心城區人口和功能過密問題。在城市規模擴張的過程中，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會始終向中心城集中；在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城市發展到現階段，居住和就業都有離心擴散的趨勢，在集聚效應的作用下中心的集聚產業與就業的功能更突出，而在土地有效配置的作用下郊區的居住功能更突出。為此，應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的要求，從我國大城市郊區有城鎮、有鄉村的實際情況出發，以新型城鎮化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雙輪驅動，不僅完善郊區城鎮的居住功能，也拓展郊區鄉村的宜居功能，協同提升城鄉人民生活品質，發揮宜居宜業和美鄉村作為城市后花園的作用，實現逆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相得益彰，達到城鄉共同繁榮、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目標。

其次，較高城鎮化階段出現人口分布郊區化的走勢，必然導致各類發展要素和資源在大城市地區中心與外圍之間重新配置，進而影響人們生產生活活動的行為軌跡、企業的區位選擇、城市的空間結構等一系列變化?，F階段我國大城市地區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從人口由鄉到城的單向流動階段演進到城鄉多向流動的階段，由向心集中的階段提升到離心疏散的階段。在這一變動中，北京大郊區作為有城有鄉、既具“職”的生產功能、又具“住”的生活功能的廣大地域，如何合理配置生產功能與生活功能的空間、方便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并緩解城市擠與農村衰兩癥并發、推進鄉村振興，是解決重大戰略問題的重要環節。適應這種走勢，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暢通城鄉要素流動”的要求，利用好地方政府指導和市場經濟機制的雙重作用，促進發展要素和資源配置順勢而行，更多地支持郊區擴展居住人口、完善宜居功能、提升生活品質的改革與建設。特別應突破發展要素從中心向郊區流動、從城市向鄉村流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障礙。

更重要的是，從長遠考慮應針對目前郊區居多業少的不平衡狀況，推進城市產業向郊區延伸，加快郊區城鄉產業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參考先行地區發展歷程的經驗和市場經濟機制的作用規律，產業會追隨人居發生遷移，在居住郊區化快速向遠郊發展的階段，不僅應通過通勤方式將中心城的產業與郊區的居民聯系起來，而且應在郊區、尤其是就業崗位較少的遠郊地區，圍繞居住發展一批相關的服務業，增加本地區的就業崗位。為緩解郊區到中心城之間朝夕通勤所導致的交通擁堵，應更多地布局產業在郊區，增加就近就地就業的機會，增加郊區內的近距離通勤，改變居業分離趨勢，逐步走向廣大郊區城鄉的居業平衡；并以郊區產業的加速發展和就業機會的更多增長，帶動鄉村走向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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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1.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產經政策研究院，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2.沈陽大學商學院）

責任編輯：張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