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內化與“抱憾”情感：西部城郊失地青年就業轉型的社會學分析

劉雨龍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青年群體是勞動力隊伍的主力軍。在城鄉社會變遷的復雜圖景下，他們的生存就業狀況關系到眾多農村家庭的生計和未來。其中，受城鎮化征地拆遷影響，成長于城鄉邊緣地帶的失地青年面臨著突出的問題和挑戰。以往一些新聞報道曾將處于城郊經濟富足地區的失地青年描繪為“啃老族”“躺贏一代”，認為他們在獲得補償之后不思進取、精神頹廢。這種單一刻板的貼標簽行為不免引發對該群體的污名化責難，容易忽視相關社會結構和文化影響，輕視行為背后的結構性成因。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说娘L險社會框架指出“個體直觀的感受反映著社會變動”（貝克，2004）。伴隨城市化、現代化的高速發展，社會風險的加劇成為必然的衍生品之一。除了客觀存在的經濟社會發展困境，風險內化至群體心理層面，成為社會情緒緊張和焦慮的源泉（顧柏等，2010）。反映在失地青年身上的問題和矛盾，不僅是微觀角度的情感波動，也與宏觀層面社會風險的加劇密不可分。喬納森·特納有關人類情感的社會學理論闡釋道，“對社會結構和文化的承諾、憤怒或疏離等產生于特定的條件之下，并且這些情感對社會結構和文化具有影響力”（特納，2009）。由此可見，從情感結構角度進行分析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市民化轉型中社會風險的影響。因此本文將通過探索該群體在就業問題上的情緒感受，挖掘社會風險在情感結構維度內化的表現及影響，進一步厘清失地青年發展困境的癥結。

（一）既往文獻回顧

面對上文提及的“頹廢”形象，一些研究通過分析調查數據做了部分驗證，表明失地青年精神上困頓迷茫與拆遷后獲得富足賠償有關。青年個體文化教育水平有限、家庭教育缺失、社會資本薄弱、缺乏可持續的就業配套政策，也都是問題的來源（芮正云等，2017；江維國等，2019）。還有研究從能動性角度分析青年的迷失，提出“被圍困”的群體特征，認為在物質、社會、家庭、精神等多方面表現出弱能動性的狀況（錢全，2019）。這些研究細化了青年特征和困境解釋，但還未跳出媒體傳遞的負面印象。為扭轉靜態負面視角，有研究從轉型適應的角度認識失地青年，利用再社會化概念分析，認為存在階段性適應過程中經濟社會適應不平衡的問題（周曉春等，2016），還有研究從社會轉型和生命歷程的視角理解失地青年的處境，認為城鎮化發展使得失地青年在發展要求面前形成或“超前”或“滯后”的“偏離性”特點（李斌等，2017），也引發他們的內在緊張和壓力（曾冬霞等，2017）。這些研究將青年發展與社會轉型特征加以聯系，為尋找問題形成的結構性因素帶來新的視角。

過往有關農民市民化的討論涉及對失地青年轉型問題的分析，對他們的處境表現出相對積極樂觀的態度。有研究從身份認同角度對比不同代際失地農民的城市化水平，發現青年在勞動方式、文化觀念、人際互動等方面表現出更強的城市特征，認為這受到其對土地的依賴水平、生命歷程階段等因素的影響（文軍，2004；毛丹，2009；汪小紅等，2014）。吳瑩等（2017）對回遷社區的調研則發現，仍然以農為生的上樓農民對村民身份認同更強，市民化轉型更慢，并且沒有年齡群體的差異。由此可見，在順利實現市民化轉型的問題上，失地青年較其他代際群體更具優勢，但也受到例如土地、家庭關系、就業市場等傳統力量和新秩序的疊加沖擊。那么如何解釋這些因素與失地青年就業轉型的聯系，以及它們在風險內化問題上有什么作用及關聯？

（二）理論框架

貝克（2004）在論述西方風險社會的后果時，認為社會成員將經歷個體化浪潮，在社會分化過程中，逐漸降低對集體生活的依賴程度，將自己作為生活規劃的重心，成為以市場為中介的自身生計的能動者。這種個體化模式由解放、去魅和重新整合這三重標準構成，具體是指個體逐漸從傳統語境下的社會形式和義務中脫離，失去傳統安全感的保護，重新整合到由教育體系、職業生活和社會保障體系等新的社會規則塑造當中。在經歷這一模式轉型之后，個體將越發依賴于來自制度的標準化控制。由此，有關勞動、教育、社會保障的制度建構深度影響著西方個體化的變遷。

然而與西方高度現代化的社會狀況不同，有學者認為我國社會存在貝克所言的“解放”和“去魅”現象，但還未出現“重新植入”的控制或社會整合，這是因為我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傳統、現代和后現代的壓縮，尚不具備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受福利國家保護的勞動力市場社會（王春光，2013）。同時中國的個體化主要在國家推進的社會改造中產生，并在市場經濟改革下、國家撤出時，迫使個人自我依賴、積極競爭（閻云翔，2009）。因而在福利體制欠發達的條件下，我國個體化進程仍與傳統的集體力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個人也會“面臨不可靠的自由與不確定性導致的風險內化或心理化”（閻云翔，2012）。由此可見，在現代風險對個體的要求越來越高，強調個體獨自面對和承擔轉型生活時，社會層面的問題越來越容易被視為心理層面的問題。在失地青年就業轉型的過程中，經歷征地拆遷的環境變遷，同時面臨復雜的現代勞動力就業市場，他們的情感狀況不僅是個體的主觀反映，也是風險內化的展示，受到外在壓力的影響。

目前，國內有學者將個體化模式的三重標準建構成解釋我國農業轉移人口轉型的“脫嵌—再嵌入”框架（郭戈，2016；張方旭、文軍，2016；李斌、湯秋芬，2018），這一框架系統地分析了該群體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過程中，傳統力量與現代制度對其的影響。具體地，“脫嵌”指的是個體從外在的社會約束中脫離出來，主要指傳統的家庭關系、社會網絡、土地資源等傳統集體力量的約束；“再嵌入”則指個體重新整合進入新的社會制度當中，參與城市勞動力市場，嵌入現代福利制度體系的過程。然而，在我國壓縮現代性的社會背景下，這一過程始終面臨不完善的局面，存在嵌入困難、迷茫性脫嵌等問題。既往有關情感體驗的理論闡釋認為，情感的動力機制蘊含于生物基礎、同時也蘊含于社會結構和文化之中。一定的社會文化條件會產生某種情感，同時情感也會對社會文化條件具有一定效應（特納，2009）。在失地青年的情緒感受問題上，本文認為這是具有能動性的個人參與社會競爭的結果，受到社會風險的結構性約束，反映了現有城市化風險對微觀情感的形塑。

綜上，針對被動卷入城市化進程的失地青年，本文將在“脫嵌—再嵌入”分析框架基礎上，進一步探索他們在求職就業過程中的情感體驗和風險內化的表現，提出以下三個問題并試圖進行回答：（1）在試圖爭取更好的就業機會、參與城市勞動力市場競爭時，為何不能順利地“再嵌入”？（2）試圖從傳統力量（例如家庭、集體和土地）的束縛中抽離時，是什么原因導致難以徹底“脫嵌”？（3）不徹底的脫嵌和再嵌入不順兩重機制促使失地青年生成怎樣的情緒感受，對他們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早年有關失地青年研究多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富庶地區，研究者多關注經濟富足后其他社會性發展的需求（秦均平等，2011；趙慶，2012），相比而言對西部地區土地征收后青年群體的發展關注較少。近年來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呈現追趕型特征，2000—2010 年城市開發中一些規劃不足、盲目擴張、補償落后的遺留問題在近十年來已有所呈現，不同年齡階段農民群體的社會適應問題也亟待關注。

H 社區位于西部某中等城市郊區，最初建設目的是安置城區和城郊農村的拆遷居民。2005 年，Q 村居民陸續搬入這里，成為最早的一批居民。該村原村莊區位狀況較好，位于交通主干道附近，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該市重要的蔬菜種植基地，后在城市開發過程中土地逐漸被征收，村民于2005 年左右集體上樓，分散居住在H 社區。在此之前，大多數村民家庭主要依賴蔬菜種植和房租收益，上樓之后，這些經濟來源被迫中止，大多數中老年居民賦閑在家，少數人通過“4050”人員就業安置政策從事保潔、保安等工作。H 社區附近的服務業和新興的建筑工地上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35 歲以下的青年人大多會在家附近打零工謀生，工資水平普遍在每月3000—5000 元。他們普遍表示雖然對自己的現狀不是很滿意，但也缺乏對生活的長遠規劃，多數人將問題歸因于Q 村當年的安置補償政策①Q 村補償安置方案，按家庭戶在冊人口每人獲得25 平方米的免費補償，置換房屋余下的面積以每平方米725 元到760 元不等的價格出售?；旧厦考也疬w所獲補償款都用在補貼余下面積上，平均每家獲賠1—2 套房產。，認為補償水平太低導致家庭整體生活水平下降，也影響了個人發展。針對Q 村失地青年流露出的情緒和感受，本研究選取六位Q 村青年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見表1），結合對青年個人的訪談及其家庭成員的調查與觀察，描述青年受訪者就業轉型中的態度行為，從具體的訪談資料中提煉出“抱憾”“無奈”“留戀”等概念描述青年復雜交織的情感結構，討論他們在參與城市勞動力市場競爭時的機會與不足，理解他們自身條件和社會結構限制之間的張力。

表1 受訪者基本資料

二、“無奈”：再嵌入就業市場的不順

失地青年求職就業過程中，經常抱怨工作機會不夠好，“賺得不多，也提不上串串②關中方言，指工作不體面，檔次不夠。?！北疚恼J為造成再嵌入城市勞動力市場困境的成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受教育經歷在失地青年求職就業時帶來的雙重作用，二是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父輩親友缺乏優質的社會資源，客觀上造成失地青年與理想工作之間的強分隔。兩方面因素共同導致青年在面對市場競爭時困難重重，容易引發“無奈”情緒。

（一）教育的雙重作用：提高期望與限制機會

伴隨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于20 世紀80 年代后出生的Q 村青年普遍能夠在兒童和青少年期接受正式的學校教育。從教育內容對個體的影響來看，標準化的教學方式和統一的書本知識建構了他們相對同質的文化知識，并通過偏向于脫農的教育內容形塑了青年從小對現代生活的認知，貼近鄉土和生活的地方性知識更多被普遍化的學習和教育模式所取代（熊春文，2009），努力上進等競爭意識的宣傳也帶動著青年向上流動的期望。

WY 在受訪過程中不斷提及自己失敗的求學經歷，認為是文化水平低導致的自己就業狀況差。

“我覺得我這個人只有上學一條路，當時我覺得我上學挺好的，自從考大學失敗以后，我就覺得沒有信心了?！?/p>

“我想找個穩定點的工作，但是人家不要我，現在都要大學生?！?WY20150602)

對于WY 來說，高中時期的求學經歷和所獲成績使其堅信讀書的重要價值，并認可上大學才能改變個體命運的觀點。這一方面導致他難以降低期望去從事低層次的職業，另一方面也使其難以適應城市勞動力市場的要求。1999年我國高等教育擴招，大學本科畢業人數大幅提高，這無疑增加了高中文憑畢業生的就業難度（吳愈曉，2013）。對于很多青年學子來說，只有通過不斷提升文憑才能獲取更大競爭力。從市場雇主的角度來看，在“文憑社會”的整體影響下對求職者的基本學歷要求一般都在大專及以上，而要獲取一份相對穩定和需要技術的工作，其基本的學歷要求都在本科及以上。對于Q 村失地青年來說，普遍持有的初中或高職學歷使他們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規則面前缺乏找到優勢就業崗位的競爭力，也容易在競爭中進一步挫敗向上流動的積極性。從職業選擇來看，他們往往只能從事建筑業、服務業等勞動崗位，無法在職業化專業化崗位上積累經驗，也很難獲取更進一步的晉升途徑。

由此可見，教育經歷和“文憑社會”的影響，雖然提升了失地青年在求職就業時的期望，帶動了他們進城融城的意愿，但是在現有教育結構和勞動力市場規則的制約下，他們的就業面狹窄，職業選擇也更為低端，發展的機會容易受到限制，這也容易引發他們在競爭對比下的挫敗感。

（二）社會資源：弱支持與強分隔

以往研究表明，除了人力資本是影響失地農民就業的關鍵因素外，社會資本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李飛等，2010）。一些研究發現，在再就業的過程中，失地農民往往通過親緣和地緣關系獲取就業信息，例如自己的親戚、朋友或鄉鄰等（沈關寶等，2010）。對于人力資本欠缺的失地青年，他們普遍需要從社會網絡中獲取有用的資源，依賴父輩親友為自己尋找就業機會，也常常通過同輩的同學同事朋友等關系獲取就業信息。然而，依據林南的社會資源理論觀點，社會資源的獲取嵌入在社會網絡結構中（林南，2005）。鑒于自身及所屬群體社會經濟地位的相對弱勢，他們的社會資源質量普遍不高，能夠獲得的機會與理想中的工作崗位相去甚遠。

在失地青年就業過程中，父輩親友能夠提供的支持往往涉及經濟和社會資源兩方面。鑒于征地賠款多以現金方式補償，因而所能提供的資源也多是純貨幣的形式。然而，在應對現代勞動力市場風險時，除了資金之外，信息和社會關系網絡也很重要。在參與市場競爭過程中，由于信息滯后、關系匱乏等問題，容易導致競爭失利，挫傷失地青年的就業積極性。例如，在調查中問及征地賠償款的分配使用時，Q 村許多老人都表示自己會將一部分錢用于幫子女找工作、做生意上。

“我現在已經把手頭的錢都給二兒子補窟窿了，以后他弟弟結婚的聘禮就讓他哥哥準備。他之前開了一個修車行，當時就賠錢了。后來他又想讓我幫他投資買拉土車，說回頭賺下的錢跟我平分?，F在市場不穩定，而且他平時賺下錢也都是給媳婦家了，所以這次我就沒答應他?！保↙FS20150603）

除了經濟支持外，失地青年的父輩們自身處于較低的職業地位，很少有人能從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爭取到更優質的社會資源，在滿足青年較高就業期望方面表現得微不足道。并且一旦難以滿足期望，青年往往會對來自父輩的支持產生心理上的排斥，轉而主動尋求自身社會資源的支持，例如同輩群體或工友等。

“我有的朋友在山東，有的朋友在廣東。原來還想過出去打工，在外頭可以闖蕩闖蕩，在D 市這邊還是沒有發展前途。如果我再年輕點，有可能會在外頭?，F在這個工作是我爸托人給找的，一天12 小時，操作機器，也沒有假期。我想等拿到駕照，換個工作。干這個還是有點太勞人了?！保↙XM20150603）

此外，基于社會資源水平的限制，失地青年就業還形成了職業層次上的強分隔狀態。在缺乏推動向上流動的人力資本的情況下，大多數失地青年只能在社會資源的弱支持下選擇就近從事缺乏保障和職業化程度低的“活兒?！薄拔疫@就是干活，都不是上班，正經人家上班起碼單位還交個社保，我們老板也不給我們交”（ZL20150608）。受訪者將從事的職業性質定義為“干活”，這與他們理想中在體制內的“上班”有很大的區別。在Q 村，只有極少數獲得大學文憑、通過公務員招考進入體制內的青年，大多數失地青年還是被阻隔在體制之外，很少能夠獲得穩定理想的工作。因而，在高期望和低成就之間，該群體在求職就業的過程中會產生更為強烈的挫敗感，引發他們對自身狀態的“無奈”感受。

三、“留戀”：從傳統力量的不徹底脫嵌

上文論述了失地青年在就業轉型過程中，教育和社會資源兩大因素所引發的“無奈”情緒在形塑“抱憾”情感上的作用；除了再嵌入的階段之外，失地青年還不斷經歷著從傳統力量當中抽離脫嵌的過程，尤其是從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當中抽離。下文將具體從土地和家庭兩方面討論失地青年所抱有的“留戀”情緒，從另一個側面反映“抱憾”情感。

（一）消逝土地的拉力

伴隨著城市開發，Q 村的土地面積和生產方式逐漸發生了變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里是當地重要的蔬菜種植區和糧棉生產區，老一輩村民普遍驕傲地認為他們對當地農業生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此外，借助毗鄰河道和交通要道的優勢，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起，不少Q 村村民就開始利用自家的房屋辦旅館、做買賣，形成了商鋪經濟，為許多家庭打下了經濟基礎。2000—2005 年，在征遷消息逐漸傳播開后，他們又迅速地加蓋房屋以期從補償中爭取更大的利益。從土地與Q 村村民家庭經濟生產生活的密切聯系來看，縱使現如今它已經失去了物質形式，但無論是在工具意義上還是情感聯結上，土地都還在不斷影響著村民的生活。對于該村的青年人來說，土地雖不再扮演如往日那樣重要的角色，卻在“消逝”之后轉化為一股拉力，引發青年人對故土的留戀。受訪者MZQ 在談論到與土地的關系時說道，

“我小時候也不種地，只是幫家里干點農活……說起來沒有土地之后，日子還是過得不如從前了。那會兒我家有菜地，還有門面，吃穿也不愁?，F在我給別人打工，賺得沒有花得多，要是地還在，壓力不會這么大?！保∕ZQ20150702）

相比于父輩們，失地青年與土地的依附關系并不強，童年時期往往農耕經驗極少，青少年期又適逢村莊土地大規模征收階段，并沒有直接參與例如征地核算、征收簽約以及后期的集體抗爭等事件環節中。然而鑒于其父輩家庭早年從土地中獲取的經濟收益，當失地青年遭遇城市就業市場的競爭壓力時，更容易因為失去這本應順理成章“繼承”的財產收益而引發失落情緒和逃避心理。區別于父輩更具傳統意義的農民對土地的特殊情感，失地青年對土地的態度更多是土地工具性價值缺失后帶來的失落與懷戀。在自主非農化過程中，土地曾一度成為父輩農民摒棄的“負擔”，也一度作為謀取利益的工具。但是對于青年人而言，在被動城市化中，他們失去了面對土地做自主選擇的機會，不得不面對更多土地失去后的城市社會風險。并且在Q 村的征地安置補償政策中，也缺乏針對該年齡群體的就業職業幫扶措施①在Q 村，40—50 歲人員普遍通過再就業上崗的方式去周邊街道做保潔工作，并能獲得土地換保障的失地農民保險。。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只能以弱勢的競爭資源去應對城市就業競爭和壓力。這都引發了失地青年在打零工、“干活”等主體實踐中愈發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導致在生計壓力下形成對消逝土地的“留戀”情緒。

（二）家庭代際互動中的“義利”約束

除了對消逝的土地懷有“留戀”，失地青年的“抱憾”情感還常常源于與父輩家庭之間密切交往的牽絆。有研究者認為在中國當前的社會情境下，“家庭中的個人還未從前現代的孝道傳統束縛中徹底解放出來，就又在后現代式的風險壓力下更深地嵌入在代際關系之中”（劉汶蓉，2016）。Q 村失地青年的處境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這一說法。面對城市化變革帶來的巨大沖擊，青年們并沒有從父母家庭中完全獨立出來，而是與父母在就業機會、生活開支、照料支持等方面形成緊密的聯系，共筑出別樣的代際互動關系。來自父母家庭的庇護使他們不必獨自承擔城市化風險，反而進一步塑造出與傳統血緣親緣關系之間難以割舍的依戀。

以往研究強調了在現代化進程中代際關系失衡的普遍現象（鄭丹丹，2018），我們會看到學者在田野研究中觀察到年輕人無視親代利益，向親代無節制索取的現象（閻云翔，2009）。在Q 村農民家庭經歷拆遷失地的社會背景下，由于壓縮的居住空間和抬高的生活成本，子女通過與父母同住的形式實踐了照顧責任，從結果上迎合了農民家庭傳統的孝道期待，同時也因更深層的利益捆綁營造出互利共存的局面。

具體來說，由于拆遷補償政策的影響②失地上樓的Q 村村民家庭所擁有的住房面積遠低于搬遷前居村時的住房面積，粗略計算，人均所占面積比為5:1（即居住新房每人擁有1 平方米時在老房每人擁有5 平方米）。，對比居村時的居住面積，Q 村人均居住面積大大縮減，造成居住空間的擠壓。除了外嫁的女兒，大部分失地青年都住在父母身邊，有的同住一個屋檐下，有的則住在同一小區或附近?！耙郧拔覀冏≡谧约杭?，不需要花錢，把房子租出去，每年還有三四千的收入?，F在是人養房子，天天啥也不干就要交水電費，所以我們全家把兩套房子騰出一套用來出租，雖然住的擠一點，但每個月起碼還有一千多塊錢的收入?！保―XP20150608）在生活成本被動抬高的狀況下，失地青年與其父母通過重新分配住房的策略一起補給家庭開支。

除了節約生活成本之外，同住也解決了部分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從失地對不同代際群體產生的影響來看，老年人會長期身處不適應的狀態（汪小紅等，2014）。在同住的居住方式影響下，父輩對青年人的依賴強化了青年人作為成年子女的角色認同，認可并履行作為農家子弟應有的孝道責任，帶有濃厚的傳統文化色彩。

“我嫁過來就一直和公公婆婆住，那會兒住村上還沒覺得不方便，后來住在樓上就感覺有些別扭。不過對我們年輕人來說住樓房基本都還好，不習慣的主要還是老人。平時上樓下樓都不方便，有些住得比較高平時都不出門。而且他們現在沒有地了，沒事干了，一天也不知道做啥，我媽還幫我看看孩子，我爸現在就出門在外面看人下棋，最近他又在一樓弄了塊地種菜。他們這一代不像城里人有退休金，沒了地，很多人日子都過得不如以前?！保╖L20150621）

同住強化了作為子女的義務，也增強了兩代人之間的利益聯系。父母輩幫子女帶孩子，或是通過提供資金幫子女做生意也成為子女回報孝順父母的理由?！拔覌屇贻p時很能干，攢了一些錢?，F在她幫我開了個店，修摩托車，平時還幫我照顧孩子。但是她因為有糖尿病和高血壓，和我們住不到一起。她就自己搬到我哥那個空房住了。我平時吃完飯就帶著娃去看看她。前一陣子她高血壓犯了，大半夜給我打電話，我送她到診所打了一晚上吊瓶?！保∕XL20150625）

在集倫理、情感與利益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深嵌父輩家庭的代際互動進一步建構了失地青年的“留戀”情緒。在再嵌入城市社會的過程中，家庭對個體的影響本應逐漸下降，而在失地青年面對就業困境和其他風險時，由于缺乏充分競爭優勢和制度保障，他們更多選擇回到父輩家庭的庇護傘下，與父母形成緊密的共同體。在社會結構壓力之下，爭取更大的個體自由還是流連于和父輩家庭間的資源與情感交換，對他們來說也是引發矛盾情感結構的問題。

四、“抱憾”情感與“求穩者”的主體定位

（一）“抱憾”：風險內化的情感結構

面對整村征遷、集體上樓的生活方式轉型，Q 村失地青年在參與城市勞動力市場中伴隨著傳統力量與現代制度的共同影響，使其情感呈現復雜交織的體驗。首先，總體上呈現出“抱憾”的情感結構，其本質是現代風險內化于心而生成的矛盾結果，也是一種由鄉土向城市轉移時不適應所產生的情感投射。從結構性因素來看，失地是導致抱憾形成的最直接因素。盡管該群體已不同于父輩對土地的強烈依賴，但由于缺乏競爭能力，又失去擁有土地時自主選擇的機會，明顯的心理落差和相對剝奪感導致無奈與留戀并存。

其次，“抱憾”情感并不是單一的情感結構，在傳統力量和現代制度交織影響下由不同機制引發的情感混合而來。特納認為從人類進化的觀點來看，我們具有聯合基本情感的能力（特納，2009）。他強調通過復合這一過程，基本情感能夠混合生成新的情感。在失地青年“再嵌入不順”和“不徹底脫嵌”的雙重機制下，“無奈”和“留戀”作為相對基本的情感構成“抱憾”情感的底色。在再嵌入城市就業市場的過程中他們遭遇了高期望與低成就引發的挫敗感，帶來對個體無力應對困境的“無奈”，對現代規則的不適應促使他們在傳統關系中尋找歸宿，從而“留戀”情緒增強，懷戀舊有資源，依賴家庭關系的庇護。在西部城郊拆遷安置的社會情境下，這種“無奈”與“留戀”交織復合形成新的情感結構，成為由鄉土向城市轉移時的風險內化的投射。

最后，在缺乏政策干預和保障機制提升的社會條件下，“抱憾”情感結構成為西部城郊失地青年進一步感知風險、做出生活選擇的推動力。這一代失地青年成長的社會條件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和所有經歷時代變遷的人們一樣，“卷入了由市場經濟和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流動的勞動力市場、靈活的就業機會、個體的風險增加，自我表達和張揚的文化，對個體性和自我依賴越來越多”的社會（趙爽，2011）。社會的個體化趨勢影響失地青年對自我的認同和期望，但結構性轉變的風險也內化于他們的情感結構中?！氨Ш丁钡那楦薪Y構反映出他們在自我意識方面仍有很多困惑，同時也驅使他們的進城融城過程容易發生偏離和質變。那么他們是如何做出選擇，定位自己的人生呢？

（二）“求穩者”：傳統與現代夾擊下的主體定位

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發現，在社會條件越發要求個人做出選擇時，青年群體往往會形成突破，接受挑戰和風險。對比代際群體的差異，20 世紀70 年代以后，年輕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準入和流動更多有賴于個人的選擇和決定，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只為了家庭和金錢而甘愿做個“求穩者”（safe-players）。在變動不居、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環境下，其機會和選擇更為多樣化，個體化苗頭凸顯。身上勇于主動謀劃的“計劃者”（planner）色彩和無根漂泊的“沖浪者”（surfer）角色更為明顯（Predelli &Cebulla, 2011）。然而在我國西部快速城鎮化的變遷中，Q 村的失地青年卻缺少這種激流勇進、強調自我的個體化抉擇，在就業類型、就業所在地、結婚時點等方面表現出較為強烈的求穩意識，更多扮演了類似于西方父輩們的“求穩者”角色。

首先，他們向往穩定的工作機會，但囿于市場供給的限制，只能保守選擇層次較低但離家近的工作。如前文所述，大多數失地青年在就業過程中更多依賴父母親屬朋友提供的資金和信息，然而這些社會資源產生的更多是“弱支持”和“強分隔”的結果。隨著城市的開發，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也相對有限，對于人力資本水平不高的青年而言并無選擇優勢?！艾F在周圍有很多高新科技園區，但是我們實際上在那里找不到工作，人家招的都是大學生。不過我爸媽可以在里面工作，打掃衛生啥的，但是你讓我干這些，我覺得是不是有點掉價了?！保╓Y20150602）如李斌等人發現城市就業崗位分布結構與調研社區居民主觀愿望之間存在“間隔”（李斌，2018），Q 村青年也很難在城市就業競爭中獲得理想的工作機會。相反，在自身條件和外在結構的限制下，他們主要就近從事缺乏保障和職業化程度低的“活兒?！蔽鞣?0 世紀70 年代之后的青年個體化苗頭的產生有著重要的社會機制原因，例如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完善的就業市場。相比而言，Q 村失地青年身處缺乏保障和穩定性的就業環境，不安全感更為強烈，“抱憾”情感愈加凸顯，促使在就業選擇上更趨近于保守。

其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遵照上一輩教導的婚姻觀念，早早進入家庭生活，這種關鍵生命事件的時點選擇使得他們對穩定的生活有迫切訴求?！?5 歲以前最好能結婚，往后再拖下去男的不好找，女的不好嫁”（MXN20150605）。在Q 村及鄰近村莊，許多青年人都會在25 歲以前談婚論嫁，倘若沒有外出務工求學，更是會盡早被家人安排相親結婚。如果錯過結婚的黃金年齡，將有可能被“剩下”，這對于仍舊處于半熟人社會關系中的人們來說會是很大的壓力。盡早完成結婚任務影響著青年人對自身生命歷程發展走向的選擇，“早幾年我還可以出去，現在我最著急的事情是成家，因為周圍年輕的20 出頭就已經結婚了”（LXM20150603）。如受訪者L 所說，他在采訪時間的當下就25 歲了，父母一直催著他找對象，本想去沿海打工現在也放棄了，當務之急是解決婚姻大事，工作找個家附近的即可。當他們依照這一觀念選擇“先成家后立業”時，來自父輩家庭的幫助強化了他們在代際關系上的“義利”約束，雖然緩解了一定的生活負擔，但也在他們缺乏自主改變能力的情況下，愈發深化了“抱憾”的無力感。這種雙刃劍般的效應在失地青年身上充滿了張力。

綜上可見，失地青年對自身生活方式的選擇更趨向于“求穩”，這既有文化理念和傳統規范的引導，也有結構性約束下的理性選擇?！氨Ш丁钡拿芮楦序屖顾麄冊谑袌龈偁幒蜕顗毫γ媲案Ｍ@得穩定。同時，他們所處的時代特征、社會結構也不斷影響著個人的生活際遇。在就業市場和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的前提下，“留戀”鄉土、深嵌血緣地緣關系的紐帶之中或許是減少不確定性、提升安全感的一種選擇。

五、結論與討論

（一）風險內化下的“抱憾”情感

從上文可見，通過對城郊失地青年就業狀況的調查研究，本文認為出現在該群體身上的“抱憾”情感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現代風險內化于青年內心的結果。作為鮮有農業勞動經歷的群體，他們需要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尋找一席之地，然而在面臨競爭時存在適應不佳的困境。他們一方面在再嵌入就業市場時面臨不順，其中雖然較父輩有著更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但是在文憑社會“水漲船高”的影響下，教育并沒有發揮積極的作用，反而提高了青年的期望、限制了他們的機會，塑造了青年“高不成低不就”的態度；而以往父輩親友等血緣親緣的社會網絡關系也因其本身較差的社會地位，只能給予微薄的支持。在缺乏有利的競爭優勢下，青年的就業質量較差，加劇了他們對于現實的“無奈”情緒。再嵌入不足促使失地青年對傳統力量的“留戀”，導致從傳統力量當中的不徹底脫嵌。土地在他們這一代身上無法繼續發揮其謀取利益的工具性價值，錯過了從中獲利的機會也使得他們對失守的田園懷有“留戀”心理。在日益商品化的生活壓力下，與上一代父輩家庭之間的代際互動愈加緊密，這不僅滿足了照顧責任、傳統倫理上的道德要求，也進一步形成了多代家庭成員之間互利共存的聯系。

如前所述西方社會的個體化路徑主要是通過利用國家和制度的穩定介入去分離個體和家庭之間的關系，個體會在有選擇能力的情況下考慮是否利用家庭等傳統資源的保護，這時個體具有選擇能力，而非維護傳統的需要。區別于西方個體化路徑，在缺乏制度化保障的條件下，來自傳統力量的拉力在本應不斷被消解和去傳統化時，反而不斷影響著失地青年的選擇。面對自身的競爭劣勢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遵照上一輩指引早日步入婚姻生活、安穩下來成為他們的出路。

（二）針對“不徹底脫嵌—再嵌入不順”的對策建議

楊善華和沈崇麟（2000）曾分析，在向市場經濟轉型和農村非農化過程中，城鄉居民將面對一個具有越來越高的不確定性的社會。這種不確定性預示著個體無法確切知道自己的未來，快速變動的節奏也會給人的心理帶來巨大影響。西部城郊Q 村的失地青年們被納入市場體制，面對更多社會競爭。區別于他們父輩的農民身份，在城郊社會快速變動的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有著更大可能性去驅動個人生活的走向。然而在新秩序和舊力量的雙重裹挾下，不徹底脫嵌和再嵌入不順成為引發他們“抱憾”情感的源頭。

對于制度尚不健全的外部環境，不徹底的脫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保護，但對于失地農民家庭而言，其面對風險的抵御能力和長期的生計維持能力均是有限的。倘若過度依賴傳統力量，也有可能引發弱勢地位的不斷累積，加劇社會不平等的再生產。如何將傳統力量轉化為失地青年發展的優勢，有必要適當對失地農民家庭的生計發展進行能力建設以及政策干預。

在回應再嵌入機制建設的問題上，健全的勞動力市場和充分的社會保障是基本的條件。從政策的角度出發，應建立健全的勞動力市場，不斷為失地青年提供公平就業的機會，確保他們的基本權利與同等機會，促進人力資本的有效流動，避免無法突破壁壘而帶來的能動性的喪失。同時，面對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城鄉融合”的理念背景，失地青年從鄉轉城的身份跨越也與學者提倡的“城鄉兩棲者”（王春光，2019）的角色相呼應。能否轉變心態，提高自身素養，適應轉型中的城鄉社會，是留給失地青年們自身的成長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