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張越

諸子學研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世紀20、30年代，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嵇文甫、杜國庠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都曾涉及諸子學研究領域。特別是在抗戰時期，郭沫若的諸子學研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諸子學研究方面占有重要位置。郭沫若的諸子學研究的主要特點是以“人民本位”作為評價諸子的重要標準，如他在《十批判書》中所言：“批評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斷獄一樣，須得十分周詳，然后才不致有所冤曲。法官是依據法律來判決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據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為本位的這種思想，合乎這種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惡?！?一直以來，人們對郭沫若諸子學研究中的“人民本位”說，以及依照這個“判決”標準所作的諸子學研究的觀點評價各異?？隙ㄕ哒J為郭沫若的諸子學研究順應了20世紀初“新史學”所倡導的“民史”書寫觀念，“人民本位”即體現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史敘事宗旨；也有人認為“人民本位”說融匯了儒家學說中的“民本”思想。批評者則對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說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認為郭沫若絕對化地使用“人民本位”說的標準去判斷研究對象的“善”與“惡”，并以此對相關學說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下結論，有較為明顯的片面性，并且，“人民”這個概念并不完全是階級概念，“人民本位”說本身的指代相對模糊，運用到諸子學研究中尚需考慮到更多其他因素。在郭沫若研究更趨客觀的當下學術語境中，從學術史研究的角度再對郭沫若諸子學研究作進一步探討，顯然具有重要意義。

姚海濤教授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思之有得——郭沫若的荀子研究平議》簡要梳理了郭沫若荀子研究的過程、研究立場和思想特點，總結了郭沫若涉荀研究的主要創見及其對當今荀子研究的學術啟迪。作者評價郭沫若涉荀研究“可謂樹起了民國荀學研究的一面旗幟”，“較之一眾民國荀學研究者具有突出的先鋒性與人民性，樹立起了以馬克思主義研究荀學的一個典型”。楊勝寬教授的《申不害主“術”是非論——兼評郭沫若對申不害的批判》主要討論申不害主“術”的思想淵源和申不害“術治”思想的主要內涵，文中認為郭沫若對申不害“術治”思想“持幾乎全盤否定的批判性評價態度”，“是不夠客觀公允的”。作者就此指出：“先秦諸子各家的思想，無論是人民本位，還是國家本位、帝王（人主）本位，沒有哪一家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人民謀利益和幸福的，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地位，只不過在如何適當平衡國與民、君與民的利益關系上，各自提出的基本主張和實施策略有所不同而已?！边@兩篇文章，相信會給讀者帶來更大興趣和更多啟發的是，同為探討郭沫若的諸子學研究，兩位作者在不同的問題上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評價意見。就后者而言，本刊歡迎并提倡學術批評，具體到郭沫若研究，以學術為本位的學術批評和討論，同樣是促進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環節，而本欄目發表的另一篇文章《“破立兩難”與“進退維谷”：沈長云先生古代社會形態理論重構與古史體系重塑》，也是一篇具有較強批評力度之作。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曾經被壓制的中國古代不存在奴隸社會之說強勢反彈，以致形成了“力挺”此說的所謂“無奴派”。周書燦教授的這篇文章，對“無奴派”的重要學者之一沈長云教授的“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理論建構和古史體系重塑”以及“中國古代沒有奴隸社會”說提出了商榷意見，并認為“無論在史料運用和理論概括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均未超越20世紀50年代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學術前輩的學術水準和高度”?！坝信薄盁o奴”之爭，涉及到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認識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是郭沫若等前輩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不僅不應被忽略，反而更應該認真地從中汲取其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