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主“術”是非論

摘? ?要：申不害作為先秦法家主“術”的代表人物，其“術治”思想淵源有自，順應了戰國時代諸侯爭霸、富國強兵的變法要求，并且在相韓的十多年里推行“術治”取得了顯著實效。對于申不害的歷史功績及其“術治”政治實踐，歷來以貶低、指責者居多，現代史學界舉足輕重的學者郭沫若，也對其持幾乎全盤否定的批判性評價態度，這是不夠客觀公允的。

關鍵詞：申不害；“術治”思想；相韓變法；郭沫若；否定性評價

中圖分類號：B226?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3-7225（2023）03-0009-10

申不害（約公元前395-337）作為戰國時代法家政治主張的重要實踐人物之一，其生前留下的著述與李悝、商鞅、慎到、韓非等人相比是最少的，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其“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雹俸笫狸P于此書流傳的記載，既多分歧，又不明其詳。如班固《漢書·藝文志》載有《申子》六篇②，劉向《別錄》則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保▌⑺闻狍S《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集解》引）唐司馬貞《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索隱》對劉向的說法解釋道：“今人間有上下二篇，又有中書六篇，其篇中之言，皆合上下二篇，是書已備，過于太史公所記也?！雹郯凑談⑾虻挠涊d和司馬貞的說法，則在漢代存在《申子》二篇和六篇的兩種版本，而六篇所言，都是二篇中的內容，看來只是有人將二篇分成六篇而已。至于怎么分的，分后的面貌怎樣，劉向沒有交代，世人不得知其詳。稍晚于裴骃的梁朝阮孝緒《七略》，錄有《申子》三卷（唐張守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正義》），這種三卷本《申子》的內容，是否保持了劉向所見該書的全部內容，三卷又是依據什么來編排劃分的，后人也不得而知。到唐初魏征等人作《隋書》時，其《經籍志》“法家類”已不單列《申子》，而于《商君書》下注云：“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雹艿谄渲骶幍摹度簳我芬粫?，存錄《申子·大體》一篇，而該篇是不是司馬遷所記的二篇之一，或者劉向所見的兩種版本《申子》的某篇內容，人們依然無所知曉。但由此可以推斷的是，《申子》在隋代以前，可能就已殘缺不全了，留存于世者，僅是殘篇斷章而已。其后《舊唐書》《新唐書》雖然列有《申子》三卷的書目，但恐怕只是照錄舊《志》而已。故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清代永、紀曉嵐等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皆不見對《申子》的內容和版本流傳情況有所稱述。清人王仁俊依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的體例，纂成《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其中輯錄《申子》一卷，載于《子編·法家類》，內容亦即來自《群書治要》的《大體》一篇，另有佚文一條，輯自《繹史》卷八十六。今見于《諸子百家·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所錄的申子論說，除《大體》篇外，保存了《君臣》篇名，還錄入了《史記》《韓非子》《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意林》《太平御覽》等古籍所引的《申子》佚文17條。這大概是我們能夠看到的申不害流傳至今的所有著述言論了。本文討論關于申不害的評價問題，即以此為依據（引文除有篇名者外，其他不再注明）。

關于申不害主“術”的是非得失，自先秦以迄現代，人們的看法與評價一直存在比較嚴重的分歧。在古代，對申不害的褒貶不僅牽涉到如何看待和評價法家思想主張及其政治實踐的功過成敗，同時也牽涉到如何認識和評價申不害所主之“術”本身的內涵與實踐之是非得失，及其對后世的復雜影響等問題。而現代學術界，對于法家思想及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申不害的功過是非，其認識與評價分歧依舊，并且隨著時代背景的變化與現實政治的需要，呈現出起伏消長的不穩定態勢。郭沫若作為現代歷史學界舉足輕重的學者，其對申不害的評價幾乎傾向于全面否定，但其否定性批判的思路與評價標準，與古代的不少論者的立場和視角，并不相同，這是我們看待其批判申不害所不能忽略的關鍵之點。

一、申不害主“術”的思想淵源

申不害生活于戰國中期，其活躍的時代與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大致相近。按照《戰國策》《史記》等書的記載，商鞅在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7）時推動秦國的變法，申不害在韓昭侯（公元前362-前333）時推動韓國的變法，均取得了富國強兵的顯著效果。關于他們兩人的變法主張，最早予以記錄并作出評價的是戰國后期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為研究界所熟知的是其在《定法》篇中論及二人的下述言論：

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①

這段話，是作者回答關于“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的問題時給出的明確答案。從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的是，在法家思想繼承與整合者韓非看來，申不害所言之術，與商鞅所言之法，都是人君治國的重要工具，沒有誰是誰非、誰好誰壞的分別，也不存在誰的主張對治國更急用的問題。同樣的意見，韓非在所著文章中多次強調過。如“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按照梁啟雄的解釋，“鬼”與《揚權》篇“主上不神，下將有因”的“神”同義，“指神秘難測的君術”。②顯然，“行制”是以法治國方面的原則，而用人是以權術御下方面的技巧。又言：“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君尊，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雹垭m分列三項，實際上不外君主行法制、用權術兩大治國手段，做得好就可以稱之為“有道之國”。

申不害何以主“術”？其思想淵源來自何處？司馬遷在《史記》中說：“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曜又畬W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雹鼙砻魃曜又畬W源于道家鼻祖老子。關于老子的思想，司馬遷、班固均有評價?！独献禹n非列傳》在“孔子問禮于老子”的一段對話中，其中有“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等語，司馬貞《索隱》解之曰：“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雹葸@是老子告訴孔子的為人之道，他以藏寶為喻，闡明立身處世的訣竅，顯然是屬于用“術”的一套方法。讓人有些困惑的是，本來孔子是向老子請教禮制、禮數這類在孔子看來很重要的人際社會道德秩序規范問題，而老子卻對他大談怎樣深藏不露地裝扮自己，有盛德之容偏要顯露愚魯的外表，不要讓人把你看透看穿?？鬃勇犃死献拥倪@番話以后，居然大為感嘆，說老子非常人，乃是人間之“龍”！也許老子之術太過玄妙神秘，一時半會難以弄通學會，故孔子發為不同尋常的感慨。

真正把老子之術發揚光大，并且把戰國君主駕馭臣民的實踐加以理論概括提升的是韓非，他綜合商鞅之法、申不害之術而完善了法家的思想體系，并且讓像秦始皇這樣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十分喜歡而樂于用之。馬端臨《文獻通考·韓子考》引晁氏語解釋韓非的法術思想何以與老子的道家思想關系如此緊密的內在邏輯時指出：“（韓非）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俱不足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其學）大要皆原于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于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欲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后之之言，乃詐也。此其所以一傳而為（韓）非歟！”①認為老子深藏不露、善于偽裝的一整套方法，實際上就是使用詐術。故司馬遷在論及韓非學術思想淵源時即言：“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迸狍S《集解》注“刑名法術之學”句云：“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彼抉R貞《索隱》注“其歸本于黃老”句云：“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凈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本于黃老?！雹陧n非之學歸本老子而有著明顯變化與發展豐富，自然是法家之學追求實用、重視實效的合理選擇，更是此時王道消退、霸道盛行的時勢使然。

班固對道家、法家學說的描述，也體現了二者的內在關聯。其言云：“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于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薄胺艺吡?，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兑住吩弧韧跻悦鞣喎?，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雹郯褍啥卧捖撓灯饋砜?，可以清楚：第一，無論道家還是法家，其思想主張都以如何治理國家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道家更加強調君主善于“知要執本”，抓大放小，掌控權力要柄；清虛自守，卑弱自持，不要管得太多太細，讓臣下盡職盡責，人君不需親力親為，這就是“無為而治”的君人之“術”。法家更加強調建制立法，賞罰必信，人主牢牢掌握生殺權力，利用絕對的君主集權和公正無私的賞罰來駕馭臣下，驅使萬民。第二，道家與法家都反對儒家的禮教仁義那套治國理論與方法，道家認為儒家的禮義仁愛說教是虛偽的，法家則認為儒家的仁義禮智主張，在戰國時代根本不切實用，屬于迂腐膚廓之論。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共同點，那就是道、法兩家所提出的治國理政方法，都緊緊圍繞人君如何掌握權力，運用其權力與地位來推動社會治理盡快實現最佳效果。只不過道家主張人君要清虛無為，顯示出卑弱謙恭的樣子，讓眾臣百工最大程度地發揮所能，把該辦的事情辦好。因此，御下的方法和技巧是非常重要的，把握好火候，拿捏好分寸，成為為君之道的頭等要“術”。所以說，道家的“無為”，只適用于君主，對于眾臣百工來說，實質上就變成了“無不為”。法家則主張設定一套有利于維護和鞏固人君權勢地位的體制機制，讓人君來對眾臣百工的功過得失進行公平賞罰，通過嚴格的激勵懲戒機制，督責臣下百工各任其職，各負其責。顯然，能否達到理想的效果，不僅跟人君公正無私的道德水準有關，而且直接取決于人君對于臣下百工行使賞罰的時機、力度、獨斷等技巧和能力，這也同樣成為為君之道的頭等要“術”。從這個意義上講，申不害所主張的“術”，比商鞅所主張的“法”對人君來說更加重要，是檢驗君主在多大程度上達成法家富國強兵變法根本目標的重要實踐操作手段。

無論是先秦法家代表的權威表述，還是漢代杰出史學家對其學術淵源的考察，都一致認為申不害作為法家主“術”派的代表人物，其學術思想來自老子“君人南面之術”的一套政治實踐哲學方法，而不像慎到等源出道家的法家人物那樣，相當程度地保留了老子哲學思想的抽象理論思辨色彩。這可能跟申不害出身低賤有關，故當天下著名學者齊聚稷下學宮紛紛著書立說以干世主和進行激烈學術論辯時，申不害無緣廁身其中；也跟戰國時代群雄爭霸，追求富國強兵的實用效果直接相關，申不害被韓昭侯看中的，正是其有利于君主通過集權獨斷來強力推動變法以期盡快取得改革效果這一現實需要的權術運用手段，而非如孟子等諸子學派的理論，雖陳意甚高卻難以付諸實踐并見到短期實效。

然而，申不害所主之“術”，并不僅有春秋時期的老子政治哲學思想可資取源借鑒，戰國時代也不乏可以廣泛吸納的諸子學術思想。比如慎到的思想，班固就明確說過，慎到“先申韓，申韓稱之”。①表明申不害從慎到的思想中吸收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以至于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在批評慎到、申不害兩家的學術思想時，講出了“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的話②，唐楊倞對“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的解釋是：“其說但賢得權勢以刑罰御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而后治，亦與慎子意同?！雹墼诤笫缹W者看來，慎到是法家“勢治”派的主要代表。而荀子卻認為，申不害的學說，具有更加濃郁的“勢治”色彩，與慎到的思想理論沒有什么區別，因為不善于使用權術，君主的威勢就難以形成并發揮作用。又比如鬼谷子，其門下走出了蘇秦、張儀兩位馳騁天下的縱橫家。而鬼谷子的學術思想，不只有教游士如何以說辭打動君主的“話術”技巧，還有不少讓君主感興趣的駕馭臣下的用權之術，如言：“圣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后，廣權量能，較其技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雹苡盅裕骸笆ト酥频?，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雹萆朴诎炎约旱恼鎸嵰鈭D以及言行隱匿起來，善于使用所闡述的御下用人權術，就是鬼谷子眼中的“圣人”。

二、申不害“術治”思想的主要內涵

從法家學派內部人士看申不害的學術思想，是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進而指出其不足的，比如前述韓非對其主“術”思想的評價。事實上，韓非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綜合融匯商鞅之“法”與申不害之“術”，把他的法家法術思想體系構建起來的。與此同時，韓非也明確指出了申不害“術治”思想的明顯缺陷：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托萬乘之勁韓，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雖用術于上，法不勤飾于官之患也。⑥

這段話，指出了申不害相韓的兩方面問題：一是，他雖然鼓勵韓昭侯用“術”來推動其變法政策的落實，但由于沒有及時清理原來晉國的法令制度，使得新舊法令不一致，給奸人鉆法令政策空子提供了機會，哪種法令對其有利，就搬用哪種法令來為自身謀利作說辭，如此“故新相反、前后相?！钡姆畈灰痪置?，即使韓昭侯再怎么用“術”，也不能收到所預期的富國強兵最好效果。這是批評申不害作為執政者的施政失誤，沒有及時清理舊的法令制度，該廢者廢，該改者改，使之與新法令相互銜接統一，為國家政令一致、推動新的變法措施得到很好落實提供制度保證。二是，揭示了專主“術治”管理國家的體制性結構缺陷，這就是韓非所說的“法不勤飾于官之患”。梁啟雄引《淮南子·本經》注：“飾，法也?！闭J為韓非意在闡明，即使昭侯善于用術，但存在各級官吏“不能勤謹地修整法律”的體制弊端。⑦這也許正是韓非需要綜合商鞅之法與申不害之術來構建其法術思想體系的根本原因所在。

韓非還進一步指出，申不害所主的“術治”思想理論本身，也并不完善。他在回答“主用申子之術，而官用商君之法”是否就能彌補二人理論的不足這一問題時特別指出：“申子未盡于術，商君未盡于法也。①申子言：‘治不逾官，雖知弗言。治不逾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安所假借矣！”②在韓非看來，申不害主張官員治理政事，不能逾越各自職權范圍，不屬于職權范圍內的事，雖然知道也不要發表意見，這只能說是官員恪守本職；但如果所有官員都知而不言，那人君就沒有辦法廣其聽聞，喪失了可以憑借多種渠道了解國家治理全面情況的一切機會，這顯然不利于君主的集權統治，因為他無法在了解各種信息輿情的基礎上做出獨斷裁決。因此，韓非批評申不害的某些“術治”思想，有“過”猶不及之弊。

應該說，韓非對申不害主“術”的認識和評價，還是比較辯證客觀的，既肯定其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與意義，也分析了“術治”理論本身的缺陷、人君用“術”御下維護其專制獨斷權力的體制性缺陷，甚至包括申不害自己作為韓國的執政者，在行政實踐過程中的重大失誤，這些因素累積在一起，必然導致其相韓十七年（司馬遷以為十五年，錢穆以為十九年），而不能完成通過變法實現韓國稱霸天下這一政治目標的深層次原因。

但在司馬遷的《史記》里，對于申不害相韓的政績評價，又大為不同?！俄n世家》云：“（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雹邸独献禹n非列傳》云：“昭侯用（申不害）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彼抉R貞《索隱》引王劭按：“紀年云‘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矣?！雹苠X穆《先秦諸子系年·申不害考》為了印證王劭的說法，找出了自昭侯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間發生的四起諸侯與韓交兵及一起別國來朝的史實，證明其說“洵不虛”。⑤我們如果再仔細分析四次交兵，其結果是韓師勝三敗一，戰績應該算不錯了；另一起鄭釐侯來朝，則是其外交上的勝利。因此，即使司馬遷的說法有過譽之嫌，但在申不害當國的十七年間，韓國的內政外交取得了顯著成效，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而從司馬遷兩處評價申不害相韓的施政要務看，所謂“修術行道”“內修政教”，都顯示出將其主“術”思想理論用于執政實踐的突出特征，并且見到了“國治兵強”的明顯成效，其評價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

那么，申不害用以輔君執政的“術治”思想，主要包含哪些內容呢？概括言之，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君守其道，善于操柄行令。

申不害《大體》篇云：“鼓不與于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治事之主。君守其道也，官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為百富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事也?！痹谏瓴缓磥?，治國有道的人君，能夠正確處理君主與五官的關系，屬于五官職責所在的事，絕不去隨意干預，更不需親力親為；五官能夠各盡其職，把分內的事情做好，那就不愁國家的一切事務辦不好了。所以他強調，“十言十當、百為百富者”，都是人臣所做的工作，應該記在他們的功勞簿上，人君不必去攬事稱能。故他又言：“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倨浔?，臣事其常?！闭嬲髦堑木?，就是善于把握御下使能的權力之柄，那些具體、細小、繁劇的治理事務，君主只消履行其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支配者的職責，最后根據百官履職盡責的結果來行使其賞罰、生殺的獨裁專制權，百官也就清楚自己的職責所在，行權的邊界在那里，他們干好干壞將會承受什么后果，國家治理的龐大機器就可以有序地正常運轉起來。這就是申不害理論設計所講的“君操其柄，臣事其?！?。也正因為君操其柄、統其要、總其成的特殊地位與作用，所以其發號施令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十分嚴明慎重。故其《佚文》言：“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卑l號施令要體現君主的尊嚴，那就必須確保有令必行，令禁則止；如果其令不行，那就跟無君差不多，根本無法顯示君主的威嚴。所以，慎重地發號施令，反映君主的明智，當然也體現其治國立威的能力、水平和方法?！敦摹酚性疲骸蔼氁曊咧^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本魇仄涞?、用其權、操其柄、立其威，不僅要講究方法，善于謀劃，把握尺度，拿捏分寸，而且要具備“獨視”“獨聽”“獨斷”的專制決斷能力。在筆者看來，這是申不害所闡述的“術治”思想的根本要義。錢穆云：“（申不害思想）要其歸在于用術以御下，與往者商鞅、吳起變法圖強之事絕不類。其所以然者，殆由游士既漸盛，爭以投上好，而漁權釣勢。在上者乃不得不明術以相應?！雹俦M管其貶申不害變法太過，但所言戰國時代爭霸君主用術以御下成為時勢變化的必然選擇，其見解還是比較中肯的。

第二，明法重數，善于循名責實。

申不害《佚文》云：“堯之治也，蓋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安樂其法者也?！彼J為，堯之為治，根本在于善于明法察令。并且強調，圣明之君治國，大要就是“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法所指，容易明白，而與之相提并論的“任數”之意，就顯得陌生一些了?！皵怠弊鳛楣糯軐W的一個概念，在《易經》中占有重要位置。它通過卦數的組合形成卦象，用卦的數和象來揭示天地萬物發展變化的征兆和規律。在哲學的意義上，如果說象是萬物存在的表象，數則是事物變化發展的印跡，它們所要揭示的，則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發展變化的不變定律。先秦諸子各派思想，都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并闡述著“數”的哲學內涵，但大致都保留了其反映事物發展變化軌跡的基本含義。申不害這里所說的“任數”，也主要指順應事物發展變化的本然要求，而不要聽信違背、歪曲這種要求的說辭。申不害把“法”與“數”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將“智”和“說”與之相對立，主要體現了順應時代發展變化規律、尊重法令制度的變法進取精神。

在申不害主“術”思想中，另一個被反復強調的概念則是“名”。如《大體》篇云：“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則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圣人貴名之正也?！庇终f：“名自名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狈磸蛷娬{“正名”的重要性及其產生的不同后果。眾所周知，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非常重視“正名”，他在回答子路“為政奚先”的問題時，強調最重要的頭等大事便是“正名”，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認為“正名”是成就政事的前提和關鍵?？磥?，申不害借鑒了儒家的“正名”思想，但裝入所正之名的主要內容，恐怕與儒家有著很大不同。他重視正名的主要意圖，在于強調變法必須師出有名，通過正名來制造和引導輿論，統一官民思想，推動國家法令政策的順利實施。故曰：“名者，天地之綱，圣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圣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庇终f：“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边@個“名”的含義，大致與“法”相當，闡述人君推動變法，必須要找到其順應時代發展變化的合理、合規性依據，才能符合民情，順應社會發展趨勢。故云：“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p>

有了變法之名還不夠，更重要的則在于循名以責實?！洞篌w》篇云：“為人君者，操契以責其名?！边@里的“契”，或者“符契”，與上文所講的“柄”義近，指君主所獨擅的權力威勢，他以此來命令、督察、賞罰臣下百工，確保讓眾臣“并進輻湊”，圍繞君主的法令去履職盡責，保證對君主的完全忠誠及對君權的絕對服從。故他非常重視君臣名分的區分，強調要君與臣各明其分、各盡其責，具體而言就是：“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本髀男衅湓诜钪贫瓤傮w設計、國家治理全局統籌控制，治理體系構建及百官職責分工等集權行使等方面的職責，而處于各層級辦事機構的眾臣百工，則要按照君主治理國家所頒布的法令和任務要求，恪守本職，抓好落實，取得實效。這應該是申不害“術治”思想的核心內涵。

第三，御下有術，善于藏真示弱。

這是申不害“術治”思想的顯著特色，是當時和后世認定其主“術”、推行“術治”的重要依據，自然也成為后世關注最集中、而遭受詬病最多的一個方面。其言論主要有：

（一）夫一妻擅夫，眾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進輻湊，莫得專君焉。

（二）故善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設于不敢，藏于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余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以上《大體》）

（三）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三寸之機運而天下定，方寸之謀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四）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以上《佚文》）

就第一條而言，所陳述的道理并不為過，它告誡君主要使眾臣“并進輻湊”，不要專信一臣。眾臣并進輻湊，既便于君主駕馭控制，選賢任能，賞功罰罪，又有利于發揮各自的長處，廣泛調動“無不為”的積極性，把國家治理的各種事情辦好。而一臣專君，危害極大，姑且不說這一人的忠誠、能力是否絕對可靠，國家治理之事，林林總總，再有天大的能耐，個人的精力、能力畢竟極為有限；況且不受信任的眾臣，必然會有人心懷怨怒，存在滋生二心的可能與危險，所以亂臣破國的嚴重后果，是極為可怕的。當然，申不害的主要用意，大概是從君主御下的權術手段角度去思考問題的，即使如此，也有其一定的時代合理性與必要性因素存在。

第二、第三、第四三條，弄權用術的色彩更加突出些，后世認為其中充滿了“詐偽”“陰險”意味，也多緣于此。從三條內容的思想傾向看，其受老子清靜無為、君人南面之術等觀念的影響比較明顯。如《老子》言：“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雹龠@話把無為與無不為的關系講得很巧妙，“無為”“無名”是侯王鎮國之道，而“無不為”是臣工的職責任務，故王弼注稱：“萬物無不由為以治以成之也?！本髑屐o無為，不要顯示出主動作為和對事功的貪欲，萬物將自化，天下將自定。君主怎樣把握好自己無為而讓臣下百工無不為的分寸和尺度，顯然需要巧妙而高超的權術操控技巧，包括使用好生殺、賞罰的專制權力。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弊⒃疲骸按巳哐猿７唇K后，乃德全其所處也?！雹谥鄱卮?，知白而守黑，知榮而守辱，這看似反常的選擇，恰恰是君主全其德的最佳自處之道。君主這樣做了，就能使天下返璞歸真，容易治理。故老子接著說：“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弊⒃疲骸皹?，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以善為師，不善為資，移風易俗，復使歸為一也?！保ㄍ享摚├献舆@類君人南面之術，真是奧妙無窮，不可理喻，而其訣竅，都隱藏在這反常合道的妙悟善會之中。申不害講“善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設于不敢，藏于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講“明君治國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講“惟無為可以規之”等等，大都是對老子無為而治、君人之術的闡發或引申，構成君主為眾臣百工難以琢磨、無法預知、無緣取合的獨門權術，可以開闔自如、張弛隨心，牢牢將駕馭權、生殺權、賞罰權、主動權掌握在專制獨裁的君主手中。

所以有人說，戰國以來的歷代君主，可能更喜歡申不害，而不太喜歡商鞅，因為申子卑卑而尊尊，重點在于教會君主怎樣用權御下的“術治”技巧。而商鞅則把法令公之于世，要求君臣以至庶民都要尊法守法，以“法”為治。故兩人一個善終，一個被施以車裂的酷刑，這或許是他們在君主專制制度日益強化的時代發展趨勢下厲行變法所必當承受的人生宿命。錢穆曰：“自（商）鞅、（吳）起之變而為申子，又自申子變而為（張）儀、（公孫）衍，亦戰國時代升降一大節目也。太史公謂：‘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其言是矣?！雹燮鋵?，錢穆之論并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商鞅變法始于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六年），而申不害相韓在公元前355年（韓昭侯八年），其在韓執政變法，幾乎與商鞅同時，沒有如錢氏所說的那么大時間差距和性質差別。兩人變法的最大區別，主要在于所操之術不同，這一點，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已經評判得非常清楚了。

三、郭沫若對申不害“術治”思想的

否定性批判

申不害的“術治”理論，或許比較受封建時代專制集權君主的歡迎，而在學術界，卻是截然不同的遭遇和命運。自從西漢董仲舒鼓動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申不害受到批判的趨勢就日益明顯，評價不斷降低。董仲舒在奏對皇帝的制策中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雹俜疑瓴缓Φ?“術治”學說，自然屬于“邪辟之說”，應該使之絕滅于世。

自此以后，詆損法家思想學說者代不乏人。宋代學者王應麟在其所著《通鑒答問》中云：“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以督責臣下，號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波漫，……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為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一也。申子之學禍天下國家，不下于商鞅，秦之李斯阿二世以求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于是行督責益嚴。一言喪邦，秦之亡也忽焉。此國脈之斧戕，民命之堇喙，人心之蟊賊，邪說之害，烈于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相申子而國治兵強也！”②清代王夫之亦曰：“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后絕諫諍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諫諍絕，桎梏脫，則雖日勞于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驕樂，可宴享而不輟。茍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為兩得之術哉！”③所引申子之言，見于《史記·李斯列傳》。實際上李斯的上書對秦二世帶有一定規勸意味，其引述申子所謂“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的話，意在闡明：人君要善于督責臣下，而不要像堯、禹治理天下那樣以身徇百姓，“桎梏”自己，他希望二世“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④當然中間也有教唆二世盡情享受至高無上權力的用心。

在現代學者研究先秦諸子的論著中，郭沫若對申不害幾乎全盤否定的批判性評價，是顯得相當特出的一位。其批判的言論，主要集中在《前期法家的批判》《韓非子的批判》兩文中?！肚捌诜业呐小芬晃?，分別對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四位早期法家人物逐一進行了分析評價，對前三位都是肯定為主，唯獨對于申不害，批評極為嚴厲，把他的“術治”思想，貶得幾乎一無是處。

首先，郭沫若把申不害、韓非作為與所謂初期法家人物思想比較的對象，認定其缺乏進步性，甚至認為他們已經不能算作“純粹的法家”。他在比較商鞅、申不害二者思想主張的差別時指出：

至于他（商鞅）的用法而不用術，正是初期法家的富有進步性的地方。初期法家主張公正嚴明，一切秉公執法，以法為權衡尺度，不許執法者有一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法柄。吳起、商鞅是這樣，就是染上了黃老色彩的慎到，也是這樣?！靶g”是執法者以私智私慧玩弄法柄的東西，這倡導于老聃、關尹，而發展于申不害，再結穴于韓非。故如申不害與韓非，嚴格地說時已經不是純粹的法家了。⑤

筆者認為，無論是比較分析、總體判斷，還是得出的結論，都不夠嚴謹客觀，缺乏說服力。第一，把商鞅作為初期法家，把申不害作為其后的法家思想變化者，如前文所述，不管是論出生年代，還是看二人在秦、韓推動變法的時間，都難以成立。商鞅和申不害完全是同時代、同步開始變法的，并且他們都是得到各自君主充分信任的執政者，變法措施都是在他們的手里得以落實的，哪里有那么明顯的前后差異？第二，對“法”和“術”兩種法家思想主張的評價存在一定偏頗。姑且不論其對商鞅之“法”的看法是否完全科學，即以其對申不害之“術”的批評，就不夠公平合理，正如上文對申不害“術治”理論內涵所作的分析，它并不都是“執法者以私智私慧玩弄法柄的東西”。真正說來，郭沫若把“術”界定為執法者操弄的手段，本身就不合適，申不害所言的“術”，主要是制定法令的君主行使其專制獨裁權力所用的手段，它只適用于君主，人臣是不能染指的。所以申不害一再強調“明君使其臣并進輻湊，莫得專君焉”；“君操其柄，臣事其?！?。第三，說主張“術治”的申不害、韓非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家，恐怕更難讓人們接受這樣的結論。自先秦以來，不論是捧申、韓，還是批申、韓，很少有人對他們屬于法家的陣營有所懷疑。并且，法家思想在韓非手中綜合完善形成法、術融合一體的思想體系，這正是其作為一個思想流派，從理論的提出，經歷發展豐富，最后定型完善的一般性成長規律，法家自不能例外。沒有申不害的“術治”思想，也就不可能最終形成韓非的法術思想，怎么能說他們不算“純粹的法家”呢？

其次，郭沫若對申不害的“術治”思想，明顯存在狹隘理解、定性偏頗傾向。在全文引述了《申子·大體》篇的內容之后，郭沫若作出了如下分析和評價：

他的主張完全是以人主為本位?！耙怀紝＞?，他可以不問這“一臣”的政見如何，即定為“亂臣”，為“弒君取國者”。人主對于臣下，也就如富家貴室之對于“寇戎盜賊”。這個觀點就是他的根本義的大前提，在這個前提之下，要人君使用手段，裝著一個糊涂的樣子而一點也不要糊涂?！罢奔词撬^“綜合名實”，……但也不外是多設網羅，以偵伺所謂“寇戎盜賊”之行徑而已。①

郭沫若說申子的“術治”思想是以人主為本位，與他對整個法家思想“以國家為本位”的定位相聯系，大體不差，因為申不害的政治理論，的確更多地在闡述人君怎樣運用權術來駕馭臣民。但實際上，在封建專制政體里，君主與國家原本就是合二而一的，很難把二者截然分開，也很難說國家本位與人主本位孰優孰劣。而問題更多出在郭沫若對申不害言論的不當理解上。比如“一臣專君”那句話，“一臣專君，群臣皆蔽”也好，“亂臣不難破國”也好，申不害的原意在于強調人主要注意防止其權力為一個大臣所專使，而其他眾臣被遮蔽，這樣很容易造成“亂臣破國”的可怕后果，所以最后歸結為“明君使其臣并進輻湊，莫得專君焉”。不論怎么看，都沒有把“一臣”等同于“亂臣”的意思，也推導不出“一臣”就是“弒君取國者”的結論。申不害把“一臣專君”作為“因”，而“亂臣不難破國”“弒君取國者”是由此產生的“果”，有此因，就可能產生此果。其邏輯關系是清晰的。郭沫若簡單地把因和果等同起來，與原意相去甚遠。又比如對“正名”的理解，上文已經做過分析，郭沫若把它說成是“多設網羅，以偵伺所謂‘寇戎盜賊之行徑”，不僅存在理解的狹隘性，而且有明顯誤讀的嫌疑。既然“正名”的目的在于“綜合名實”，又如何跟“多設網羅”聯系在一起？難道孔子如此重視“正名”，其目的也是為了實現郭沫若所說的“偵伺”意圖？

再次，郭沫若認為申不害的“術治”思想，“是一種惡性的專制獨裁主義”，這樣的定性評價值得商榷。

作為支持其觀點的論據，郭沫若引述《申子·佚文》中的兩段話，其中一條已見于上文第二部分第三點所引申子《佚文》第四條，另一條則見于《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也見《佚文》）：

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②

郭沫若據此闡釋：

知道的要裝作不知道，不知道的要裝作知道，要弄得別人把你不明其妙，那你就顯得微妙神玄，深不可測了。這簡直是一種惡性的專制獨裁主義。

其判斷申不害的“術治”思想是惡性專制獨裁主義的依據主要表現為數點：一是在申子的治下沒有言論自由，因為申子說過“治不逾官，雖知不言”。郭沫若批評說：“守著自己的崗位，不準多說話。話都不準多說，自然不準亂動亂想了?！惫膭睢懊骶烟煜氯水敵赡九?，完全靠著自己的‘方寸之機在那兒運轉天下”。③二是申子不講信義。他不僅引述了《申子·佚文》“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的話為證，而且認為《呂氏春秋·慎勢篇》所謂“失之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钡脑?，雖沒有明言出自《申子》，但全篇都是與申子有關的文字，因為它跟其思想最相近。三是申子把“法”放在不足輕重的地位，甚至玩弄公法。在引述了韓非對商鞅主法、申不害主術的那段評論之后，郭沫若批評說：“申不害之所以‘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正是便于自己用術的人好上下其手。這種態度是和理論的法家慎到，實踐的法家李悝、吳起、商鞅諸人，全相刺謬的。這正是法家與術家不同的地方，商鞅與申不害不同的地方?！雹俨⑶疫€根據《戰國策·韓策》有關申不害用“術”取悅韓昭侯的相關記載，②批評其十分“狡猾”，說“他這人是怎樣的無主張，無定見，專門逢迎上層，以圖固寵持祿，是明白如畫的”。③郭沫若又從《韓非子》書中找出有關韓昭侯“專愛使用些小詭計”的例證，認定這樣的人是很難伺候的，而申不害在他的治下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足以說明申不害有著“天大的逢迎本領”，并且再次重申：“他的惡性的獨裁專制主義恰足以使他與韓昭侯相安無事而已?！雹芄P者認為，郭沫若批評申不害維護君主專制獨裁主義，并且鼓勵君主用“術”來固化其專制獨裁權威，這并不為過；然而，李悝、吳起、商鞅這些戰國時代的法家推動變法的理論和實踐，同樣也維護著君主專制獨裁制度及其不容挑戰的絕對權威，說他們的理論主張與申不害具有本質區別，這顯然不夠科學。從秦始皇以來的兩千多年封建體制，之所以要靠儒、法思想并用來使之長期鞏固，恰恰因為法家思想理論在維護君主專制制度方面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郭沫若唯獨把申不害的“術治”思想視為惡性的獨裁專制主義，無論對申不害而言，還是對先秦法家而言，都是不夠公正客觀的。

郭沫若之所以對申不害持幾乎全盤否定的批判性態度，跟他對“術”這個概念及其運用的極度厭惡有關。在《韓非子的批判》中，列出七條特征來描述他所理解的“術”：（一）權勢不可假人；（二）深藏不露；（三）把人當成壞蛋；（四）毀壞一切倫理價值；（五）厲行愚民政策；（六）罰須嚴峻，賞須審慎；（七）遇必要時不擇手段。⑤用這樣的尺度去衡量，申不害、韓非在郭沫若心里沒有好感，評價極言其“惡”而難以看到其合理性的一面，難以做到全面而辯證地客觀分析，就在所難免了。

需要特別指出，此時的郭沫若已經堅持用“人民本位”的標準去評價先秦諸子的思想價值及其歷史地位，似乎申不害以人主為本位的“術治”思想理應受到否定性批判，但同樣必須明白的是，先秦諸子各家的思想，無論是人民本位，還是國家本位、帝王（人主）本位，沒有哪一家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人民謀利益和幸福的，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統治階級的利益和地位，只不過在如何適當平衡國與民、君與民的利益關系上，各自提出的基本主張和實施策略有所不同而已。就此而言，無論申不害的“術治”思想，商鞅的“法治”思想，還是墨家的“兼愛”思想，儒家的“仁義”思想，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價值，也有其無法避免的歷史局限性。

（責任編輯：何剛）

作者簡介：楊勝寬（1958-），樂山師范學院教授。

①③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146頁，第2146頁。

②班固：《漢書》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735頁。

④魏征等：《隋書》卷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03頁。

①梁啟雄：《韓子淺解》下冊，中華書局，1982年，第406頁。

②梁啟雄：《韓子淺解·八經·因情》，第448-449頁。

③梁啟雄：《韓子淺解·八經·主威》，第464頁。

④⑤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第2146頁，第2140-2141頁。

①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三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738頁。

②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第2146-2147頁。

③班固：《漢書》卷三十，第1732-1736頁。

①班固：《漢書》卷三十，第1735頁。

②梁啟雄：《荀子簡釋·解蔽》，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90頁。

③楊倞：《荀子卷十五·解蔽注》，浙江書局輯刊：《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40頁。

④⑤《鬼谷子·捭闔第一》，《欽定四庫全書》第8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7頁，第265頁。

⑥⑦梁啟雄：《韓子淺解·定法》，第406-407頁，第407頁。

①此句原文為“申子未盡于法也”。梁啟雄注引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于術，商君未盡于法，脫去六字?！苯Y合上下文義，其說可從。

②梁啟雄：《韓子淺解·定法》，第409頁。

③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五，第1869頁。

④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第2146頁。

⑤錢穆：《先秦諸子系年》七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75頁。

①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申不害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77頁。

①《老子》第三十七章，浙江書局輯刊：《二十二子》，第4頁。

②《老子》第二十八章，第3頁。

③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申不害考》，第277-278頁。

①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第2523頁。

②王應麟：《通鑒答問》卷一，《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第27頁。

③王夫之著，舒士彥點校：《讀通鑒論》卷一，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5頁。

④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七，第2554-2555頁。

⑤郭沫若：《十批判書·前期法家的批判》，《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9頁。

①③郭沫若：《十批判書·前期法家的批判》，第332-333頁，第334頁。

②梁啟雄：《韓子淺解·外儲說右上·說三》，第319頁。

①③④⑤郭沫若：《十批判書·前期法家的批判》，第335-336頁，第336-337頁，第339頁，第353頁。

②劉向輯錄：《戰國策·韓策·魏之圍邯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28-9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