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媒介中的中共抗戰路線研究
——以《新華日報》“七七”紀念文章為中心

韓孟宇

(蘭州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自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后,國民黨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防備、打壓共產黨,還建立起一套新聞檢查制度封鎖蘇區,企圖扼住共產黨的喉舌,這使共產黨面向黨外的政治宣傳工作幾近停滯。中共雖也不斷努力通過創辦“地下”報刊等方法宣揚政治主張,但這些報刊媒介的影響力卻遠遠無法與國民黨抗衡,尤其是在國統區內。這樣的境況直至“七七”事變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中共獲得合法地位后才得到改善。此時,中共雖然取得了在國統區辦報的權利,但兩黨合作雖為大勢所趨,兩黨的矛盾卻也是根本性的,只能擱置卻難以完全解決,故國民黨在合作期間對共產黨仍是高度戒備?！缎氯A日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打破國民黨的輿論控制與封鎖,于1938年1月11日艱難創刊,由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成為抗戰時期中共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在全國公開發行的黨報?！缎氯A日報》特殊的地位使得它負有天然的政治使命,其日常工作主要由社長潘梓年等政治立場堅定且工作經驗豐富的報社內部成員操辦,周恩來、董必武等黨政要員都會時常為其供稿以更好、更及時地傳達黨的政策以及對時局的看法,這也足見《新華日報》對于中共的意義之重大。此后《新華日報》始終堅持“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1]的原則,積極在輿論陣地進行宣傳與動員,配合共產黨全面抗戰戰略的展開,此間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七七”紀念文章。

“七七”事變作為全面抗戰的起點,是最刺痛中華民族、最振奮抗日斗志的一個節點,許多學生、工人、民眾都空前深刻地感受到國難當頭,胡適等許多民主人士對日的態度也從主和、游移轉變成堅決抗戰,國民黨也迫于內外形勢決定聯合中共一致抗日?？梢哉f“七七”事變帶來的傷痛與震撼是國人抗戰熱情的主要來源之一,如果說此前的“九一八”等事件還在戰與不戰間給國民黨留有余地,那么“七七”事變就使國民黨不敢觸犯眾怒,成為國共暫置干戈、合作抗日的重要契機。因此《新華日報》自創刊起至抗戰勝利,每逢“七七”紀念日,都會刊載大量紀念文章,借助“七七”事變的深刻影響,加強對愛國力量的政治動員、協調各黨派關系,促使中華民族覺醒和奮起。目前,學界有關“七七”紀念文章的研究多從“國家紀念”視角探討,大多研究成果集中于“緣由、類型、內容、方式、特征、功能”六個板塊的建構,而以《新華日報》為切入點,集中探討中國共產黨抗戰中流砥柱的研究還尚為薄弱?；诖?筆者希望從媒介的視野,充分挖掘《新華日報》的史料價值,研究中國共產黨為抗戰救國所做的努力,以及在中華民族復興歷程中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重要作用。

全面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以抗戰救國為己任,積極與國民黨合作抗日,而蔣介石抗日的同時卻始終存有“滅共”心理。對此,共產黨是有防范的。所以在國共合作之下,兩黨出于各自利益考量,在抗日救國歷程中的表現不盡相同。國民黨總是在抗戰聯共與妥協反共之間搖擺,共產黨出于抗日大局和中華民族復興考慮,經歷了從以退讓求團結到以斗爭求團結的變化。這種變化在《新華日報》“七七”紀念文章的宣傳中有明顯反映。筆者整理1938年至1945年《新華日報》“七七”紀念文章,發現其數量變化趨勢在1939年、1942年出現兩個高峰,在1940年經歷一次低谷,三個峰谷的呈現,是共產黨抗戰救國經歷挫折和機遇而采取不同應對措施的表現。

由圖1所見,1938年至1942年“七七”紀念文章數量較大,1939年和1942年達到最高值,即為17篇,其中1940年數量較少,而1943年至1945年“七七”紀念文章數量在減少。這種媒介傳播的變化緣由,是筆者將要討論的問題。

圖1 “七七”紀念文章數量及其變化趨勢

一、共產黨動員可以動員的一切力量進行全面抗戰

在抗戰防御階段,國民黨抗戰較為積極,而共產黨很早就提出“立即動員全國民眾,工農商學兵,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聯合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斗爭”[2]的口號,主張動員可以動員的一切力量進行全面抗戰,進而形成共產黨的全面抗戰戰略并付諸實踐。日本侵略者叫囂三個月內滅亡中國,中華民族岌岌可危,國共兩黨意識到合作抗戰是救亡圖存的必然選擇,民族矛盾的上升是國共在這一時期展開合作的根本原因。對國民黨而言,雖一再強調日軍侵華“絕天理非人道”[3],其野心也絕不會僅止于中國而“必欲以征服世界滿其慾”[4],制止其罪行“凡我圓顱方趾之倫,實有共同之職責”[3],希望爭取國際援助,但卻收效甚微,英美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對日施行綏靖政策,美國為滿足其商業利益持續向日本提供軍事物資,只有蘇聯在1937年8月21日與我國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積極援助中國抗戰。故從整體上來看,國民黨此時既有一定外援,又在國內有以共產黨為核心的愛國力量的支持,進行了積極的抗戰,打破日軍速勝幻想。這一時期,國民黨積極備戰、抗戰,還基于我國地廣民眾的特點,決定采取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消耗戰略”。在1937年和1938年,國民黨投入了大量的精銳部隊,在正面戰場開展了忻口會戰、淞滬會戰、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等一系列會戰,給予日軍極大打擊。就國民黨正面戰場而言,它吸引了大批敵人,為敵后戰場的開辟與發展創造了條件。

在這一時期,共產黨堅定理想信念,以解放全人類為職志,反對民族侵略和壓迫,面對日軍對中華民族的侵略和蹂躪,將民族生存與國家獨立放到優先地位[5],不再教條地以階級革命為綱,放下對國民黨的戒備,積極配合國民黨抵抗日軍侵略。其在敵后動員民眾,開辟根據地,采取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的方式,在平型關戰役中取得了輝煌勝利,但在之后的忻口會戰中,八路軍雖給予敵人多次有力打擊,但由于國民黨不依靠人民群眾并采取消極防御的態度,忻口會戰持續一月之久仍難挽敗局。[6]不過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仍起到了配合友軍正面戰場作戰,破壞日軍后方供應,分散日軍兵力的作用,為正面戰場部隊的戰略轉移、休整和反攻創造了條件,尤其在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有力打擊并阻止了日軍對占領區的殖民統治。我國的戰略防御階段以丟失半壁河山而告終,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抗戰已呈頹勢。徐培根在對敵軍戰略的分析中指出,日軍在“南口張垣會戰,淞滬會戰,南京攻略戰,晉北及晉南會戰,最近之徐州會戰,均以殲滅戰略施行決戰……但我軍以敏捷之行動,不但未受其殲滅,且此種整然有序,保持實力之戰略退卻,外國軍事家亦認吾軍為莫大之成功。故敵軍殲滅戰之第一目的——擊滅吾國武力,已全成泡影矣……敵人占領各地后,僅能確保鐵道沿線之要點,有時乃至此等要點亦不能確?！蕷灉鐟鹇灾诙康摹碱I吾國之土地,敵又完全未能達到”。[7]透過戰爭表象揭露了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已然受挫,我國此前的犧牲也并非潰敗,反而表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堅持抗日的良好勢頭。這種優秀的精神風貌,有國民黨的沉重付出,更有共產黨的堅貞不屈和甘于奉獻。

為了實現全面抗戰,有效抵制日軍侵略,其時共產黨的媒介動員多聚焦于“全民抗日”動員,用抗日話語喚醒中華民族覺醒?！捌咂摺奔o念文章中高頻率出現共產黨的全民動員,如“我國全民團結一致和抗戰到底的決心”[8],“團結是我們民族最可貴的東西”[9],其反復強調“團結”的對象是廣泛的并且往往是指向人民群眾的。因為共產黨十分清楚,面對現代化的日軍和嚴峻的抗戰形勢,必須依靠中華民族的團結奮進,所以提出廣泛發動人民群眾、團結一切抗日力量的全面抗戰路線,《新華日報》的主要領導者周恩來也常教育黨報的工作干部“只有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才能做好黨報工作。[10]182《新華日報》中的“七七”紀念文章也多次強調,“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斗,無論我們民族是處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11],只要“我國全民團結一致和抗戰到底的決心”[8],必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這些宣傳皆旨在喚醒民眾、發動民眾,實現全面抗戰。為了使宣傳和動員效果得到保障,中共還致力于通過《新華日報》與讀者建立更深刻的關系以擴大黨的影響力?！缎氯A日報》在創刊之初就設立了《讀者信箱》積極與讀者交流;在1942年設立了“友聲”專欄專門刊登民主人士來稿,這不僅密切了黨和進步人士之間的聯系,也擴大了黨在中間階層中的影響,在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新聞界是獨樹一幟,在我黨的新聞事業史上也是首創。[10]186此外為擴大輻射范圍還不吝成本低價甚至免費賣報,并設立多個分館、分銷處。共產黨的政策與理念通過《新華日報》得到了有效地輸出,更多的青年學生奔赴抗日根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許多國民黨要員也是《新華日報》的讀者,其中一些甚至受其感召邁出了走向共產黨的一步,例如曾任湖南、江西省府會計主任的楚湘匯就頻繁到新華日報營業部看報買報,并在與共產黨幾番接觸后開始協助共產黨的工作最終于1947年入黨。[12]《新華日報》在廣闊、縱深的陣地上的宣傳活動,不僅為抗日戰爭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與生命力,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線的形成與鞏固發揮重要作用,也為共產黨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夯實了群眾基礎。

二、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妥協投降及反共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中日雙方因戰爭消耗較大,日本意識到速勝論破產,改變對華戰略,誘導國民黨與其合作,國民黨內的妥協派蠢蠢欲動,以汪精衛為首的投降派轉向日本。國民黨領袖蔣介石也有和日意向。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堅持抗日,呼吁積極進行持久戰。當時國際形勢也波詭云譎,蘇聯由支持中國抗日向與法西斯合作轉變。1939年8月23日,蘇德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9月歐戰爆發,蘇聯為消除日本在遠東給自己的威脅,開始修復對日關系并逐漸切斷給予國民黨的援助,這使國民黨抗日壓力劇增。不過,德意日的合流,使日本更加孤立,而中國會獲得更多外援。9月27日,德意日簽署三國同盟條約,蔣介石認為這一盟約的簽訂對中國而言基本是有利的。此舉無疑會造成日本與美英、蘇聯決裂。由此,蔣介石在1939年發動了多次對日攻勢,但收效甚微。在共產黨方面,因制定了正確的抗戰方略,堅持敵后游擊戰,在經歷過日軍的猛烈攻勢后,實力并未如蔣介石所希望的那樣被大大消耗,反而逐漸依靠人民群眾在敵后發展抗日力量,繼續發展壯大了起來。國民黨在悲觀失望的情緒中,不能容忍共產黨抗日力量的發展,在日軍緩和的攻勢面前,將斗爭矛頭轉向共產黨。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會議圍繞“繼續抗日”和“加強限共”兩點展開討論。在抗日問題上,國民黨雖依然站在抗日的陣營中,但是其就抗戰到什么程度的問題已經開始動搖,蔣介石在此次會議中將抗戰的目標解釋為“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對抗日的態度已逐漸轉向消極。在面對共產黨的態度問題上,此次會議鮮明地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在此之前,國民黨由于對外需要準備應對日本進攻,在內又面對著地方實力派矛盾激化和處理汪精衛叛逃的遺留問題,還未開始集中針對共產黨展開行動,但是五屆五中全會可以說已經開始對反共進行了政治部署。

這一抗日形勢的重大轉變,在《新華日報》中有明顯反映。由前文折線圖可見,《新華日報》“七七”紀念文章數量的第一個高峰出現在1939年。究其原因,5月3日和4日,重慶市區遭遇日軍輪番轟炸,《新華日報》雖有損失,但仍能維持出版,且在5月5日聲明“茲因空襲關系,本報自今日起暫出半張,一俟內部整理就緒即當恢復原狀”[13],希望繼續發揮媒介的抗日作用。國民黨卻以疏散各報館至市郊重建為由,要求各報?？?共同出版《重慶各報聯合版》。此政策變相地禁止共產黨《新華日報》的發行,以限制共產黨的輿論影響,兩黨間在輿論陣地再次展開了一場“封鎖”與“反封鎖”的戰斗。面對國民黨的專橫,共產黨以《新華日報》為中心,并聯合其他進步報紙極力抗議,憑借“七七”事變天然的巨大輿論影響力向國民黨施壓,才勉強獲得發行一期“七七”特刊的權利。于是《新華日報》靈活應對,面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消沉氛圍,利用報刊媒介呼吁全國團結抗日,反對妥協投降,將重慶新聞檢查所扣留的稿件視為“漏檢”[14]104,在7月7日、8日、9日和12日連續發行四期“七七”特刊,將國民黨的投降和反共陰謀揭露在大眾面前。同時,經過共產黨組織的多番努力,《新華日報》在8月13日得以正式復刊。

國民黨不僅與共產黨展開媒介博弈,而且在軍事方面也采取極端措施打擊共產黨勢力。1939年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上,國民黨開始對反共進行進一步的軍事部署。國共關系緊張,國民黨抗日趨于消極,而轉向防共和反共活動。晉西事變發生,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時對陜甘寧邊區封鎖包圍。其時《新華日報》不僅肩負動員抗日責任,而且還承擔揭露國民黨妥協投降、排除異己的大任,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外發聲的主要媒介。緣于此,國民黨加緊檢查、扣押、刪節《新華日報》,甚至抓捕威脅送報員和訂報者。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對《新華日報》的無理迫害更是日益加劇,《新華日報》于1月11日起停發社論。在這樣艱難的政治環境中,共產黨為了抗戰救國,為了團結抗日力量,被迫對國民黨做出讓步,故1940年《新華日報》“七七”紀念文章的數量經歷第一次低谷。但這樣的讓步并不是妥協,而是《新華日報》所奉行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斗爭策略,周恩來曾提出面對重大原則問題要斗爭到底,其他時候則就不應冒?？?、封禁的風險,因為《新華日報》的存在是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標志,要盡可能地爭取黨報的長期出版,為黨創造更長遠的價值。[10]175

這一時期,共產黨的輿論陣地雖受到壓制,但共產黨卻用實際行動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國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面對國民黨的蠻橫打擊壓制,以及國民黨與日本的“桐工作”和議,共產黨用抗日的實際行動,喚醒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覺醒和奮起。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的百團大戰取得重大勝利,這既在客觀上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戰場、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日士氣,共產黨通過此役展現出的實力也使國民黨震驚和忌憚。因此在這一時期,國民黨的抗戰方略發生變化,由起初與共產黨同仇敵愾的抗日,轉向抗日與反共同時并舉,并且反共的苗頭日漲。1940年10月,何應欽、白崇禧發布“皓電”,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全部開往黃河以北,企圖借日軍之手消減共產黨軍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國民黨以“統一政令軍令為由”制造皖南事變。共產黨堅決抵制國民黨的反共行動,堅持團結抗日。1941年3月,國民參政會三屆一次會議,共產黨拒絕出席,在此次會議中,蔣介石保證以后再無“剿共”之事。6月,蘇德戰爭爆發,這“對于中國抗戰的前途得有巨大的影響與作用”[15],國民黨希望蘇聯能夠與英美站在同一陣營而非對日妥協,因此再次與蘇聯修好。加之愛國勢力對國民黨反共的譴責,國民黨的反共行動減弱。

不論國民黨如何敵視甚或打壓共產黨,共產黨為了民族獨立和新型國家創建,以真誠的言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在這一時期抗戰路線的重點之一是維系國共合作,反對投降妥協,將蔣介石留在抗戰陣營。起初,為了不影響抗日大局,共產黨面對國民黨挑起的事端,盡量保持隱忍克制,利用輿論對其進行監督、規范,避免與之發生軍事沖突。但是共產黨雖然希望、需要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不過面對國民黨制造的一次次反共浪潮,一味的隱忍退讓是不可行的。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中共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提出處理國共關系的“自衛原則、勝利原則、休戰原則”,確定在抗戰大背景下以斗爭求團結的抗日統一戰線方針。為了不激化軍事沖突、維系兩黨合作,輿論攻勢是共產黨對國民黨反共行動進行反擊的一個最主要途徑,《新華日報》作為“團結抗戰的號角,人民大眾的喉舌”[10]169,其黨性保證了立場的鮮明和話語的權威,其全國性保證了影響范圍的最大化,而“七七”事變的歷史影響則賦予其深刻性,故在此時《新華日報》當仁不讓地繼續成為這次輿論戰的主戰場。在這一時期,《新華日報》“七七”紀念文章將“團結”的話鋒直指國民黨,多次強調“抗戰的各黨派——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救國會以及一切其他的政治集團,成為全中國人民所仰望的團結中心”[16],日軍“不斷蠢動,挑撥離間,肆行分化毒策,其目的無非欲以誘降逼降之手段,結束戰爭,以達其滅華目的”[17],“中國人民決不允許團結有任何一點的破壞和危害”[17]。日軍侵華,國土淪陷,中華民族已至生死存亡之際,而國民黨卻因一黨私利動搖、威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此關頭,共產黨利用《新華日報》充分發揮媒介力量,監督、規正國民黨,以求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將日軍趕出中國。

三、共產黨反對一黨專政要求民主建國

太平洋戰爭爆發,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形成,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堅持抗戰。日本經濟趨于崩潰,國內形勢岌岌可危,國內反戰情緒激烈,中國抗戰勝利的曙光已現。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正式參戰,美英蘇在反法西斯的陣營中站到一起。國共兩黨都意識到這“可以說是世界大戰整個戰局展開的一年,也就是順逆成敗劃然分明的一年”。[18]在這種抗戰大好形勢下,中國人民由抗戰救國到抗戰建國的道路日漸明朗。由此,共產黨繼續加強抗日同時,圍繞建國問題,與國民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展開博弈。共產黨認為蔣介石在如此有利的局面下已再無投降的可能,于是放開手腳為戰后建國做準備。7月7日,共產黨在《新華日報》發表《為抗戰五周年紀念中共中央宣言》提出“中國各抗日黨派,不但在抗戰中是應團結的,而且在抗戰后也應是團結的”[19],熱烈呼吁各黨派保持緊密團結共建和平統一的中國,釋放出了與國民黨共建國家的信號。

國民黨則不然,面對抗戰有利形勢,企圖繼續維系一黨獨裁專政,無視其他黨派的民主訴求,尤為敵視共產黨。而此時,共產黨仍然在利用國內外一切有利時機繼續為抗戰建國努力爭取。首先,共產黨反擊了國民黨制造的反共事件,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于1942年利用《新華日報》同國民黨打響一場輿論戰,國內、國際輿論風向立刻倒向共產黨,國民黨只得下令“以后憲軍警及黨政機關,非奉委員長命令,均不準對新華日報及中共黨人有騷擾為難情事”[14]210。其次,為了沖破文化界壓抑的氣氛,鞏固、壯大文化統一戰線,共產黨在是年夏天決定籌備“壽郭”活動。在《新華日報》的帶領下,此次活動時間長達半年,影響力遠及延安、成都、昆明、桂林、香港、新加坡。通過這次活動,文化界的氣氛活躍起來,有更多的進步人士開始團結在民族民主的大旗下。1942年“七七”紀念日,《新華日報》用一整版版面刊登杜國癢、老舍等34位進步人士的題詞[20],這一年的紀念文章數量也成為歷年之最,文化界積極聲援抗戰蔚然成風,民主氛圍已然形成。何以如此?因為經過多年的抗戰,其他民主派和無黨派人士充分認識到了共產黨抗戰的決心和堅持,意識到了共產黨為建立民主國家付諸的努力,所以文化界人士紛紛在《新華日報》發文,聲援共產黨的抗戰建國路線。

為了充分發揮共產黨在抗戰救國中的引領作用,共產黨特別發表聲明“自抗戰開始,我們就是為著共同抗戰,共同建設這樣的中國而奮斗。遠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廿二日中共中央發表的宣言上,就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及赤化運動”[19],再次表明希望與國民黨精誠合作、一致抗日建國的誠意與愿望。此后共產黨積極與國民黨展開談判,試圖用政治辦法解決兩黨在建國問題上的分歧。1942年10月,周恩來、林彪多次與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就軍隊、邊區政府等問題展開協商。1944年4月至9月,兩黨在西安、重慶再次展開談判,但兩次談判都未能使兩黨達成一致。在1944年抗日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中國抗戰勝利在望之時,共產黨利用媒介表達建國主張,即“民主團結,政策務須更新”[21],“實行民主政治”[22]的呼聲愈加高漲。9月,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上正式提出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要求。

此后,《新華日報》一再聲明“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1944年9月,赫爾利來華調停。此時,兩黨談判的焦點已從軍隊等問題轉移至解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與中共等主張的建立聯合政府之間的矛盾,兩黨各不相讓,談判無果而終。然而,早在4月,國民黨軍在河南戰役中嚴重失利,至12月戰況已迅速發展成豫湘桂大潰退,這使得大后方人心發生極大動搖。在這種抗戰建國的危局和困境中,共產黨團結民眾,為中國飄搖不定的道路指明方向,明確指出:“走民主的道路,團結全國人民,團結全國抗日力量,這就是形成統一中國的唯一辦法,這是人民所贊成的;走專制的道路,以強制的力量統一中國,那就是造成分裂的做法,是人民所反對的?！盵23]不滿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施行民主的呼聲前所未有地高漲了起來。再加上美國希望中國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發揮鉗制日本陸軍的作用,因此也絕不希望國共沖突升級。既使是這樣,1945年1月赫爾利展開的第二次調停仍以破裂告終。

國民黨在1942年以后繼續掀起反共高潮,打壓共產黨。這與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密切相關,國民黨自以為得到國際強有力支持。1941年至1942年,日軍不斷在華北進行“掃蕩”,在敵后堅持抗戰的共產黨受到嚴重沖擊,軍隊處境艱難,華北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逐漸縮小。再加上共產國際于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使早已蠢蠢欲動的國民黨認為打擊共產黨的又一次絕佳時機已經到來,故其出版一冊《中國之命運》,反對、打壓共產主義,掀起第三次反共浪潮。1943年6月,胡宗南召開洛川會議部署針對延安的軍事反共行動,但此次行動由于共產黨的輿論反擊和人民的強烈反對,國民黨的反共陰謀未能得逞。

不過,隨著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有國際力量對國民黨的支持,一些御用民主黨派搖旗吶喊,蔣介石國際地位上升,其獨裁野心再度膨脹。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不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根本不容共產黨的民主建國訴求。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雖不能在《新華日報》中直接與共產黨所提的民主建國對壘,但是卻有意地在其宣傳話語中加入了宣傳國民黨抗戰功績的成分,試圖以此維系其一黨專政的局面。國民黨開始反復提出“當被侵略者或不戰而亡,或戰而失敗,而民主國家還在徘徊觀望的時候,五年前的今天,我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起對日抗戰,獨立首舉反侵略的義旗”[24],試圖將抗戰勝利與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歸結成“蔣介石領袖”與國民黨的功績,進而抹殺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抗戰救國的種種努力。國民黨不管采取何種措施污蔑、打壓共產黨,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民主建國的政治訴求和實踐,都得到了全國民眾的推崇,為新中國的創建奠定堅實基礎。

四、結語

抗日戰爭時期輿論戰場是與軍事斗爭同樣重要的陣地之一,輿論抗戰與軍事抗戰是抗日戰爭一體兩面的重要表現。新聞界的宣傳與引導是抗日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不但是當前抗戰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準備未來變化與推動未來變化的武器”[10]190。因此,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報刊媒介的作用,一方面將《新華日報》作為抗日輿論的核心喉舌,揭露其侵華罪行,并在以“七七”為代表的國家紀念日用文字敲警鐘、作呼喊,審視傷痛、懲前毖后,將家仇國恨化為戰斗力量,使守土抗戰成為根植國人內心的自覺意識。另一方面,雖然早在“七七”事變以前中共就已提出了各界用輿論逼迫國民黨在三中全會上改變國策,實現抗日政策的要求[25],但事實上一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全國嘩然,國民黨退無可退,國共第二次合作才得以達成?！捌咂摺笔伦兯鶐淼氖菄仓g的共識和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因此《新華日報》的“七七”紀念文章在戰時還發揮著約束國民黨、筑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護共產黨合法權利的重要作用。以上種種都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為中華民族復興所做的努力和貢獻,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為中國共產黨樹立起了光輝形象。[26]共產黨與國民黨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兩股政治力量,各自成敗并不是只由兩黨間直接交鋒的勝負所左右,對中間力量的爭取、民心所向也是影響勝負的關鍵。盡管國民黨依靠國家政權也利用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引導輿論,為其政治服務,但共產黨有理、有利、有節地回應了國民黨,最終用抗戰救國的不變初心贏得人心,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啟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