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譯叢》的“聊齋故事”英譯研究

葛文峰

(淮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目前所知,《聊齋志異》最早的英譯可以追溯到1835年《弗雷澤雜志》(Fraser’sMagazine)刊載的《白于玉》譯文。[1]1842年,美國來華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在漢語工具書《拾級大成》(EasyLessonsinChinese)中譯介《聊齋志異》故事17則[2];在華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在《中國叢報》(TheChineseRepository)發表了《聊齋志異》故事9則[3]。自此,期刊與工具書刊載《聊齋志異》譯文形成了一個重要傳統,與后世的單行譯本互為補充,延續至今。在迄今180年的漫長歷史中,《聊齋志異》經歷了從早期零散報刊英譯到現當代單行譯本行世的過程。中國古典小說的西傳與英譯歷程,學界頗為關注,諸如《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等經典小說的英譯史已有專著進行了深入、詳細的研究?！读凝S志異》英譯史料的發掘與整理也在同步進行,“聊齋故事”的英語譯介個案也基本得以呈現。

然而,單行譯本相對比較容易獲取,隱藏于英文報刊、文集中的“聊齋故事”往往給研究者帶來一定的文獻發掘困難。2009年,李海軍的專論《追隨蒲松齡的足跡——〈聊齋志異〉英譯概述》從“零散譯文”“節(全)譯本”“漫畫譯本”三個方面細數1842年至2008年的“聊齋故事”英譯史料,文中提到“1995年,吳燕娜(YennaWu)翻譯了《馬介甫》,發表在《譯叢》(Renditions)第43期上”[4],這是學界第一次提及《譯叢》雜志選譯《聊齋志異》的史實。同年,何敏的專論《英語世界〈聊齋志異〉譯介述評》也對“聊齋故事”的英文譯介進行歸納[5],可惜未著筆墨于《譯叢》。時至今日,關于《譯叢》選譯《聊齋志異》的記述依然十分罕見。

筆者按圖索驥,查閱原始資料,發現《譯叢》選譯《聊齋志異》的“零散”譯事遠不止《馬介甫》一篇。

一、 香港《譯叢》的“聊齋故事”翻譯選材

近代以來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文化空間,使得香港成為中外文學文化交流的重鎮。擔負著“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使命的香港中文大學,是一所具有國際視野、又以發揚和傳承中國文化為己任的世界著名學府。1973年,《譯叢》——一份漢英文學翻譯刊物在香港中文大學應運而生?！栋l刊詞》明確了刊物的辦刊宗旨:向海外讀者介紹中國文學、文化,提供文獻,滿足域外讀者對中國文學與文化日益增長的興趣。[6]

近半個世紀以來,《譯叢》砥礪前行、不斷壯大,成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支有生力量。截止目前,《譯叢》已經出版半年刊97期、“《譯叢》叢書”(RenditionsBooks)15種、“《譯叢》文庫”(RenditionsPaperbacks)34種?！蹲g叢》翻譯選材涉及古今2000余年文學史上近800位作家的近3 000種作品,蔚為大觀?！蹲g叢》系列出版物發行傳播遍及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7]135-141,被國際社會譽為“‘了解中國文學的窗口’,部分譯作還被國外大學用作教材”[8]。

面對浩繁的中國文學作品,《譯叢》的翻譯選材體現出“兼收并蓄”的特征,不僅覆蓋古今各類體裁的優秀作品,還兼顧香港、臺灣以及女性作家作品。[7]53-82出任《譯叢》主編近20年(1989—2007)之久的孔慧怡曾坦言:“不管是傳統的、現代的……只要是我們認為有代表性的、是好作品,我們就會用計劃編輯的方式,出版不同的專輯進行譯介?！盵9]《譯叢》是文學翻譯雜志,每一期選譯的內容既要“雜”——盡量涵蓋更多種類的作品,又要“?！薄性谀骋惶囟ǖ奈膶W主題。因此,《譯叢》頻頻推出專號、專欄,有計劃性地通過“專輯(方式)進行譯介”。

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在明清小說史上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蹲g叢》在介紹蒲松齡時重點指出,蒲松齡文學成就的代表作是他以畢生之力完成的鬼怪故事集《聊齋志異》,他又是一位多產的俚曲(ballad)作家,其《聊齋俚曲》中的多種作品由《聊齋志異》故事改編而來。[10]由此可見,在《譯叢》編者視野中,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小說及其衍生的俚曲都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有代表性的好作品”,可以統稱為“聊齋故事”(見表1)。

表1 香港《譯叢》選譯“聊齋故事”統計表

1980年春,《譯叢》推出“古典小說”專號(Special Classical Fiction Issue),分別譯介了《西游記》(His-yuchi)、《紅樓夢》(Hung-loumeng)和《聊齋志異》(Liao-chaichih-i)。時任主編高克毅(George Kao)在《編者的話》中指出,早在1880年,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翻譯出版了鬼妖志怪小說《聊齋志異》的選譯本,該譯本出現在100年前,有其時代局限性。近年來,關于《聊齋志異》的重新研究,不僅將其視作文學價值顯著的小說,也將它看作是反映清初物質與精神景觀的社會文獻。所以,專號中的“聊齋故事”翻譯還輔有一篇從歷史學而非文學批評角度撰寫的評論——美國華裔漢學家張春樹(Chun-shu Chang)與張駱雪倫夫婦(Hsueh-lun Loh Chang)合撰的《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清初的文學想象與文人意識》(P’uSung-lingandHisLiao-chaichih-I—LiteraryImaginationandIntellectualConsciousnessinEarlyCh’ingChina),以饗對“聊齋”興趣大增的海外讀者。[11]

專號中選譯的10篇“聊齋故事”大部分為人與鬼神之間的婚戀愛情。蒲松齡對忠貞、純潔的“人鬼”之戀多加歌頌,通過落魄書生與鬼妖女子之間的感情虛幻描寫,表達對封建社會殘酷現實的鞭撻,塑造出各類心地善良、賢惠美麗的“非人類”女性形象?！蹲g叢》編者認同張氏夫婦的觀點,他們從小說創作與社會現實的角度出發,認為蒲松齡是自我人生的分析師、志怪故事的講述者、人性與社會的觀察者、明清易代記憶的記錄者、時代文化的再現者。通過“聊齋故事”,蒲松齡傳遞出清初中國的文化與歷史,并使讀者體認、感知作者對彼時個人、社會、時代內在秩序與結構的理解。[12]事實上,《譯叢》所選10則愛情主題“聊齋故事”恰恰反映了清初的男女婚戀情況。蒲松齡深知,傳統社會桎梏中真實的愛情極為罕見,不得已轉而創作出虛擬的“人鬼”之戀,以虛構的小說諷喻現實社會。譬如,才華橫溢的女詩人“香玉”、武功高強的“俠女”、教導婦女勇敢和隱忍的“恒娘”,既是對封建信條“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抗爭,也是對男權社會中女性弱勢地位的呼告。

圖1 《譯叢》(1980/13)封面及《聊齋志異》譯文插圖(含蒲松齡手跡《聊齋自志》)

該專號雖然名為“古典小說”,但是若從內容方面計算,10篇“聊齋故事”譯文與一篇《聊齋志異》專論,占當期篇幅的58%,又可謂《譯叢》的“《聊齋志異》”專輯?！蹲g叢》封面標注有“‘聊齋’故事新譯十篇”(Selections fromLiao-chai: Ten New Translations)字樣,《江城》《連瑣》《長亭》屬于首次翻譯的“新譯”,其他7篇是對此前已有翟理斯、鄺如絲(Rose Quong,1946)等譯文的重譯。比如《阿寶》《香玉》同時存在翟譯、鄺譯,此次譯文已然屬于第三次翻譯的“新譯”。四位譯者均為研究中國文學與歷史的學者,漢英雙語嫻熟。蘇恩潔與羅吳玉英都執教于香港高校,早年在英美兩國求學?？蔓惖率敲绹麧h學家、翻譯家,專攻明清小說。①徐兆鏞是美國華裔記者、編輯、翻譯家,長于英文寫作。

與《江城》一樣,《馬介甫》以刻畫“悍婦”形象為特色,其譯文刊載于1995年第43期《譯叢》。明清文學中的“悍婦”“妒婦”主題在女性思潮涌起的西方頗受關注,不僅普通讀者樂于閱讀,漢學家也多從此切入,窺見、研究明清兩代的女性與社會問題。譯者、美國華裔漢學家吳燕娜正是女性文化研究者②,她認為,“悍婦”文學形象的出現,是女性反抗父權壓制的結果,是一種典型封建社會問題的文學投射。這正符合《譯叢》讓海外讀者了解中國文化的初衷。

2001年,第55期《譯叢》刊載了《〈聊齋志異〉故事二則》(TwoStoriesfromLiaozhaiZhiyi),即《畫壁》《辛十四娘》的譯文。前者通過朱孝廉與畫妖“散花天女”的真摯愛情故事,塑造了正面、美好的“妖女”形象。后者通過描寫馮生與狐妖的曲折婚姻,展現了辛十四娘竭力幫助丈夫的“賢婦”形象。兩則故事均關涉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的勸喻、教化作用。譯者袁瑞克是美國業余漢學家,對中國語言文化多有研究。

2008年,第70期《譯叢》是“明清文學中的暴力”(Violence in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專號,客座主編是澳大利亞漢學家貝麗③。在作為“編者的話”的《書寫(與閱讀)暴力》(Writing(andReading)Violence)一文中,她指出,暴力的文學書寫在中國文學中并不罕見,明清文學中尤是如此。她也坦陳,該專號中的翻譯選材與主編個人的漢學研究領域密切相關,“晚期中華帝國的明清兩代,匯集了比以往更多的‘暴力’文學作品”[13]5-12,主要包括刑罰、戰事、復仇主題等,貝麗所選三則“聊齋故事”均與“復仇”相關?！豆珜O九娘》的創作背景是清初的山東農民起義“于七之亂”(1622),系蒲松齡親歷的歷史事件。譯者為美國“聊齋學”漢學家蔡九迪。蔡九迪④提出,《聊齋志異》中以明清之際滿族武力征服中原為背景的“暴力”故事為數不多,《公孫九娘》便是其中之一,是蒲松齡對“于七之亂”傷亡記憶的文學書寫[14]?！渡倘佟访鑼懥伺魅斯擅钤O計終報殺父之仇后懸梁自盡的悲慘故事。在此基礎上,蒲松齡改編創作了俚曲《寒森曲》。貝麗點明了它們的各自特色:《商三官》小說語言古典,復仇敘事極為簡潔;《寒森曲》俚曲為通俗、活潑的白話,通過顛覆性的黑色幽默和虛構計謀完成復仇敘事,諷刺了官場腐敗。[13]59-60《商三官》的譯者是加拿大漢學家史愷悌,專治明清小說戲曲。⑤《寒森曲》由貝麗與漢學家杜博妮合譯完成。杜博妮⑥中國文學研究與翻譯并舉,是當代翻譯傳播中國文學的海外著名學者。

當代漢英文學翻譯刊物刊載的“聊齋故事”并不多見。1956、1962年,楊憲益與戴乃迭夫婦選譯了《嬰寧》(Yingning)、《夢郎》(ADreamofWolves)、《鴿異》(AStrangeTaleofPigeons)等8篇,見刊于《中國文學》(ChineseLiterature)雜志?！蹲g叢》選譯的15篇“聊齋故事”,可謂是對《中國文學》的接續,在數量上又有所趕超。

二、 香港《譯叢》的“聊齋故事”翻譯策略

通觀中國文學典籍翻譯史,可以發現一個普遍的現象,即在不同歷史時期,同一種作品會產生不同的譯文,體現出翻譯規范的時代性特征。這也是文學重譯、復譯產生的根本原因之一?！蹲g叢》主編王宏志認為,時代的發展會造成文化語境的變化,針對同一部原作而產生不同面貌的重譯自然而然地要呼應時代的要求:“面對著不同的語言、文化、讀者、社會政治因素,甚至不同的年代,難道還能期待產生完全相同的譯本來嗎?”[15]第17、18期合刊《譯叢》是“通俗小說”(Middlebrow Fiction)專號?？妥骶幨侵拇罄麃喨A裔漢學家柳存仁(Liu Ts’un-yan),他稱贊美國漢學家王際真(Chi-Chen Wang)翻譯的蒲松齡另外一部小說《醒世姻緣傳》(MarriageasRetribution,1982)⑦可以比肩王譯《紅樓夢》(DreamoftheRedChamber,1929),概因其譯文語言是“通俗易懂的當代英語”(lucid contemporary English),適應了當代語境。[16]高克毅批評翟理斯《聊齋志異》的翻譯“深受100年前的歷史時代制約”,亦即指明了《譯叢》編譯“聊齋故事”的基本翻譯策略取向:定位于當代英語讀者群體,呼應當代英語語言規范,去除以往譯文中的種種時代性弊病與烙印,產生具有當代時代氣息的譯文。同時,緊扣《譯叢》對外傳播中國文化的宗旨,忠實傳譯原作的文學審美與文化信息。

1. 去“訛”存真:忠實的“聊齋故事”性事翻譯

作為英國外交部選拔的外交人才,翟理斯來華后先在北京英國使館學習漢語。他發現來華西人缺乏生動有趣的語言學習材料。通過對權威教材《語言自邇集》(Yü-yenTzurhChi,1867)的學習感悟,他指出當時的漢語學習過程漫長而乏味,令人心生倦怠[17]xiii。在枯燥乏味的漢語學習中,中國小說的故事性、趣味性可以極大提高來華西人的閱讀學習興趣,從而提高語言學習效率。翟理斯選譯篇幅精悍、故事性強的“聊齋故事”,作為語言資料輔助西人的漢語學習。原著中關乎性事的描述自然不適合教學目的,故而需要刪改。而且,翟理斯是受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清教禁欲主義傳統教育的紳士,必然抵牾“聊齋故事”中的性事,遇之則刻意“避而不談”。然而,一個世紀之后的《譯叢》再次選譯“聊齋故事”時,其初衷則是向海外傳遞“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學文化。尤其是在20世紀末期,海內外讀者不再視文學中的性事描寫為禁忌。比讀翟、袁兩種《畫壁》的譯文,可見《譯叢》譯文對性事內容的忠實翻譯。

原文: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女伴)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尚發蓬蓬學處子耶、……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熏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18]無頁碼。

翟譯(1880):He found nobody else within. Then they feel on their knees and worshipped heaven and earth together, and rose up as man and wife…Thereupon they all laughed and said, “My dear, you are now a married woman, and should leave off that maidenly coiffure.”…Then one of them cried out, “My sisters, let us be off. Two’s company, more’s none.”…But suddenly they heard a sound like the tramping of heavy-soled boots.[17]9-12

袁譯(《譯叢》2001):It was quiet and nobody else was there. Zhu suddenly embraced the girl. Encountering little resistance, he made love to her….Playfully, they said to the girl, “The child in your stomach is already quite large. Why is your hair still loose like that of a virgin?”…One of her companions said, “Sisters, we had better not stay too long. Otherwise someone will be unhappy!”…Seeing that there was no one around them, he began to indulge in wanton behaviour. He was intoxicated with her delicious perfume, but before his lust was satisfied they suddenly heard the sound of leather boots[19].

蒲松齡在描寫男女主人公性事時雖然言簡意賅,但是也涉及到了“擁”“狎好”等詞語。翟譯對此完全重寫,轉換為兩人“跪拜天地、結為夫妻”的中國婚禮儀式,將色情描寫改譯為符合道德規約的情節。翟理斯又在注釋中特別予以說明:“拜天地”為中國婚禮中最為重要的環節,即懇請“天”(God)見證新人的姻緣。[17]10《譯叢》譯文卻毫不回避,直接譯出“擁抱”(embrace)、“做愛”(Make love)等性事內容。在中國古代,未婚少女與已婚女性的發式不同,前者“垂髫”(披發下垂),后者“螺髻”(梳起高高的發髻)?！芭椤睉蜓浴爱嬔币焉響延性猩凶鳌按棍亍钡奶幣畱B。在翟理斯的時代,懷孕——尤其是未婚先孕,以及處女之身都不能公開談論。所以,翟譯再次改寫原文內容,改譯為“你已結婚,為何還留有少女的發式?”刻意避開“懷孕”“處女”?！蹲g叢》譯文則按照原文直譯出“腹內小郎”(child in your stomach)、“處子(女)”(virgin)。對于原文中第三處性事描寫,翟理斯不再改譯為其他內容,而是直接省略不譯,是為“避而不譯”?！蹲g叢》譯文依舊照直譯出,不增不減?！扳C”譯為“淫蕩行為”(wanton behaviour)、“熏心”譯為“極度興奮”(intoxicated)、“樂”譯為“淫欲”(lust)。

稍晚于《譯叢》翻譯的《畫壁》,英國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英譯的《聊齋志異》(StrangeTalesfromaChineseStudio, 2006)中也含有《畫壁》譯文。他對“聊齋故事”中的性欲描寫除了忠實呈現之外,甚至設法加以彰顯。原文中“散花天女”對朱孝廉的親昵行為“亦不甚拒”,指她“不是很拒絕”。閔福德譯為“her to be far from unreceptive”(她根本不拒絕)[20],譯文中“散花天女”的態度與原文不同,甚至含有“主動迎合”之意。閔譯“對聊齋愛欲書寫的刻意彰顯與露骨表述無疑是為迎合西方消費文化語境中大眾的閱讀欲望”[21]。這種一味迎合西方不同價值觀的讀者閱讀趣味的譯法,嚴重損害了原作的文學敘事,既違背了作者本意,又不是中國文學文化的保真傳譯,有背于《譯叢》的宗旨。因而,對于“聊齋故事”中的性愛內容,《譯叢》既不回避,也不刻意放大,中規中矩的翻譯方法是當代語境中最可取的做法。

2. 文化傳真:異化為主的“聊齋故事”文化翻譯

無論是在近代還是當代,“聊齋故事”翻譯活動的主要動因之一是進行中外文化的有效交流,達到中國文化被西方讀者理解的目的。為了實現這種跨文化溝通,不同時代的譯者選擇了不同的文化翻譯策略。從早期的意譯、歸化為主,發展到當代的意譯與直譯并存、異化為主、不同策略有機融合的“文化和合”翻譯主導思想。作為當代文學期刊翻譯“聊齋故事”的佼佼者,《譯叢》的文化翻譯也遵循著“和合、共生”的文化傳真翻譯觀念?！拔幕秃稀狈g思想的基礎是世界文化平等與互鑒,是多元化國際文化“相和相生”的必然結果,也是如實對外傳譯中國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達到中西文化和合共存的必然要求。[22]

蒲松齡畢生科場不得意,深受科舉取士制度之苦,熟稔延續千年的中國科舉文化,在“聊齋故事”中多有描寫。比如《阿寶》中的科舉文化翻譯。

原文:(值歲)大比、(舉)進士[18]無頁碼。

翟譯:master’s degree, doctor’s degree[17]195.

鄺譯:triennial examination, doctor’s degree[23]25.

梅譯:provincial examination, Doctorate of Letters[24].

羅譯(《譯叢》1980):provinc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Chin-shih[25].

“大比”又稱“鄉試”,是明清兩代三年一次的省級科舉考試。翟理斯直接以西方高等教育中的學位比附科舉考試中的“鄉試”“會試”“殿試”,將“大比”以歸化策略譯為“碩士學位”。澳大利亞華裔譯者鄺如絲譯“大比”為“三年一次的考試”,雖然傳遞了部分文化信息,但是不足以傳譯出“大比”在各級科舉考試中的級別。美國漢學家梅丹理(Denis Mair)和梅維恒(Victor Mair)直譯為“省級(provincial)考試”,強調了考試的級別?！蹲g叢》的翻譯兼顧直譯與意譯,既指明了“大比”是省級(provincial)考試,又點明其屬性是“文官/公務員考試”(civil service)。雖然此法類似于翟譯的比附,但是,長期流行于西方國家的“文官/公務員考試”在性質上與中國科舉取士最為貼近,遠勝于以“碩士學位”譯“大比”的方法?！斑M士”作為科舉考試中的最高級功名,又被西方譯者等同理解為學位序列中的“博士學位”。這不僅是西方文化在翻譯中對中國文化的改寫,更無法傳達“進士”的文化內涵?！蹲g叢》采用先直譯、后加注的方法翻譯“進士”,先保留了異質文化的表征,再指出“進士”為“全國取士第三級考試”(the third degree in National examinations)的勝出者。這兼顧到西方讀者的理解接受,又保真地傳播了中國科舉考試文化。

又如《宦娘》中有“《惜余春》詞”一句?！蹲g叢》的徐兆鏞譯文為“atz’u to the tune ofHsiyüch’un(Lamenting the Waning Spring)”[26]。譯者采取直譯加注的方法傳譯“詞”作為特殊文類的文學文化內涵?！霸~”作為古典詩歌中的重要分支,其音譯名“tz’u”在英語漢學界已被廣泛接受,美國漢學家孫康宜的著作《詞體的演進:晚唐至北宋》(TheEvolutionofChineseTz’uPoetry:fromLateT’angtoNorthernSung,1980)、《譯叢》的“詞”(Tz’u, 1979/11&12)專號、“《譯叢》叢書”《無樂之歌:中國古詞選集》(SongwithoutMusic:ChineseTz’uPoetry,1980)均采用“tz’u”作為“詞”的譯名。所以,徐譯對眾所周知的“tz’u”沒有加譯注。較之詩,詞更具備諧律的音樂特性,徐譯“to the tune”將之傳遞出來?！跋в啻骸笔窃~牌名,譯者同樣進行專有名詞的音譯,并在括號注釋中解釋其為“悲嘆逝去的春天”。反觀鄺如絲的譯文“a poem——‘A Lament of the Last of Spring’”[23]141,將“詞”視為“詩”(poem),混淆了“詞”的文體概念,而且誤將詞牌名作為詩歌的題目。如此,鄺譯不但不能傳遞《惜余春》詞的文類文化,還會讓西方讀者對“詞”的理解產生文化誤導。

3. 小說之外:說唱藝術的“聊齋俚曲”翻譯

蒲松齡在寫作通俗小說的同時也創作了具有山東地方色彩的說唱藝術作品——俚曲。傳世的十五種蒲氏俚曲中,有七種直接取材于《聊齋志異》,故名“聊齋俚曲”。這標志著蒲松齡文藝生涯中“同枝異葉的小說與俚曲實現了不同藝術形式之間的轉化”[27],使得文言“聊齋故事”小說得以以俚俗的語言在社會底層廣泛流傳?！傲凝S俚曲”最突出的特征有二:一是通俗易懂、融合方言土語的白話語言特色,二是便于歌詠、平仄諧律的曲藝特色[28]。

《譯叢》所選的《寒森曲》由“聊齋故事”中的《商三官》《席方平》改創,猛烈揭露了封建社會的腐敗,歌頌了被壓迫的勞苦大眾的強烈反抗精神。譯者貝麗和杜博妮認為“俚曲”對應著西方的“敘事曲/民謠”(ballad),是一種鄉野的通俗唱曲,是一種固定“格式”(format)曲牌之下的“說唱詞話”(chante-fable)?？梢妰晌粷h學家譯者對俚曲的跨文化理解較為透徹,進行著中西說唱文藝的雙向闡發。因為在西方,敘事曲是有敘事性的民謠之一,內容源自民間史詩、古老傳說和文學作品。[29]譯者指出,《寒森曲》曲牌除了第一回為“西江月”之外,其余各回均為“耍孩兒”。她們關注到了《寒森曲》的俚曲特征:口語化的語言富含山東方言因素和黑色幽默,節奏輕快,韻律工整。[30]試析一例:

原文:眾家人都散了,主人家也去了,吊了惡虎合吳孝。撲喇就把門關了,待了一霎靜悄悄,屋里也沒銀燈照。李蝎子把家人勸酒,又給那清唱的酬勞[31]。

譯文:The household dispersed, their host left them alone,

Just Wu Xiao and Tiger, the two on their own.

The door closed with a clunk and quiet descended,

Not a beam from the lamp to the rafters ascended.

Scorpion outside urged the rest to drink up,

And thanking the singers, he gladly paid up.[32]

出于節奏與韻律的考量,譯者把原文中的“耍孩兒”唱詞以英語詩歌的形式譯出。原文中共有8個小句,譯文整合為6個詩行,將原文中第1和2、4和5小句各合并為一行,行文結構更為緊湊。譬如譯文第一二行中各分為兩個小句,音步數相同,節奏感強,又在行尾押韻,讀來朗朗上口,便于吟唱。譯文有整飭的AABBCC尾韻模式,譯文中還出現了押頭韻“closed-clunk”的情況,還原出俚曲歌唱的音樂特征。原文措詞直白、口語化,譯文的遣詞也盡量避免過于正式。尤其是原文中的山東方言,也得到譯者的正確理解和翻譯。例如“吊了”意為“掉了、剩下”,被意譯為“on one’s own”(獨自地);“撲喇”古代北方地方戲曲中的象聲詞,指拍打聲、碰撞聲,也被忠實地譯為“哐當”的關門聲(clunk);“一霎”意為“片刻、一會兒”,被意為“緊接著”(descend)?？梢娮g者于細微之處,竭力傳譯“聊齋俚曲”的語言特色。

三、 結語

在以英文報刊作為傳播媒介方面,《譯叢》先后選譯的15篇“聊齋故事”是當代《聊齋志異》英譯史上規模最大的譯事之一。如果說1874、1875年阿連壁(Clement F. R. Allen)發表于《中國評論》(ChinaReview)上的18則“聊齋故事”意義重大,是因為“《中國評論》是當時遠東地區最有影響的一份英文期刊,所以阿連壁的譯文為《聊齋志異》在英語世界的傳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32]。那么,在全球廣泛發行的《譯叢》對于《聊齋志異》在海外流傳與接受,其重要作用自然不在阿連壁之下?！蹲g叢》選譯的“聊齋故事”緊跟時代步伐,忠實傳譯了原作的價值與文化,更將曲藝形式的“聊齋俚曲”納入選譯范圍,讓西方世界領略到小說之外的多樣化“聊齋故事”。

筆者拋磚引玉,將學界不甚關注的《譯叢》選譯“聊齋故事”事件引入公眾視野,希望其跨文化翻譯的價值得到更多的關注與研究。

注釋:

① 柯麗德著有《〈金瓶梅〉中戲曲的作用》(TheRoleofDramaintheChinP’ingMei, 1979)、《〈金瓶梅〉修辭論》(TheRhetoricofChinP’ingMei, 1986)。

② 吳燕娜的代表作為《中國潑婦:一個文學主題》(TheChineseVirago:ALiteraryTheme,1995)。

③ 貝麗的代表作有《調解之眼:毛綸、毛宗崗與〈三國志演義〉閱讀》(TheMediatingEye:MaoLun,MaoZonggangandtheReadingof“SanguoZhiYanyi”, 1991)。

④ 蔡九迪著有《蒲松齡(1640-1715)〈聊齋志異〉及其中國‘異史’話語》(PuSongling’s(1640-1715) ‘LiaozhaiZhiyi’andtheChineseDiscourseontheStrange, 1989)、《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文言小說》(HistorianoftheStrange:PuSonglingandtheChineseClassicalTale, 1993)等。

⑤ 史愷悌著有《馮夢龍改編〈牡丹亭〉的“愛情夢”抑制策略》(FengMenglong’s“RomanticDream”StrategiesofContainmentinHisRevisionof“ThePeonyPavilion”, 1990)、《〈牡丹亭〉表演:一部中國戲曲的四百年歷程》(PeonyPavilionOnstage:FourCenturiesintheCareerofaChineseDrama, 2002)等。

⑥ 杜博妮代表性著作有《西方文論在現代中國:1919-1925》(TheIntroductionofWesternLiteraryTheoriesintoModernChina, 1919-1925, 1971),譯著有《夢之路:何其芳散文詩歌選集》(PathsinDreams:SelectedProseandPoetryofHoCh’i-fang, 1976)、北島詩集《舊雪》(Oldsnow:Poems, 1991)等。

⑦ 學界關于《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存在爭議?！蹲g叢》采信柳存仁的觀點,認為蒲松齡是該小說作者,是為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