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達峰壓力、綠色技術創新與企業碳排放效率

[摘要]在碳達峰壓力下，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成為國內企業綠色低碳發展的必由之路?；赟BM方向性距離函數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對2015—2021年國內293個地級市工業企業碳排放效率進行測度，并采用SYS-GMM以及工具變量法探賾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影響。研究表明：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的協同效應具有推動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長效機制；兩者協同影響主要經由控制工業能源消耗量、縮減碳排放量以及提升技術應用水平的路徑實現；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這一約束激勵機制對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有重要影響。據此，為推動國內企業綠色低碳發展提供政策建議。

[關鍵詞]碳達峰壓力；綠色技術創新；企業碳排放效率；協同效應

一、 引言與文獻綜述

20世紀中期以來，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造成巨大破壞。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構建新發展格局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統籌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成為學術研究及社會實踐領域高度關注重點。中國當前生態環境問題帶來碳達峰壓力，從本質而言是高碳能源結構和高能耗、高碳產業結構的問題，呈現顯著“碳污同源”特征。作為世界經濟體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及二氧化碳排放國，中國高度重視“碳”問題，積極采取多種措施節能降耗、推進低碳經濟轉型。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大會上強調，中國將“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1。碳達峰目標的提出為“十四五”乃至更長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道路，是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和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的重要路徑。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為碳達峰碳中和“舉旗定向”2。2023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統籌能源安全穩定供應和綠色低碳發展，科學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3。而綠色技術創新是破解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和諧共生難題的關鍵途徑，為協同低碳轉型與經濟增長提供了可行路徑。企業借助技術加持提升單位碳排放的產能效率，成為節能減排工作開展、推進低碳發展效果最明顯的方式。

在“雙碳”目標推進過程中，已有部分學者關注碳達峰與碳排放效率相關主題。著眼于碳達峰，王慧等[1]發現碳達峰目標顯著發揮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作用，可推動地區經濟沿損益偏離—損益均衡—精益降損路徑迭代。馬文杰等[2]認為碳達峰壓力促進了企業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許悅等[3]研究發現，碳達峰壓力與碳排放效率存在“U”形關系。著眼于碳排放效率，劉海英等[4]發現，碳排放權交易政策能夠有效推動能源環境效率的提升。胡劍波等[5]發現中國碳排放效率整體呈上升態勢，省際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且技術進步推動了動態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在諸多文獻中，學者們關注碳達峰壓力對碳排放的影響，采用工業“三廢”綜合利用率等不同碳達峰壓力測度指標，立足于省級行政區劃維度與行業維度探究碳達峰壓力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為理解碳達峰壓力與碳排放效率間關系提供諸多有益參考。但是，既有研究并未就碳達峰壓力與碳排放效率關系形成共識，也始終未涉及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對碳排放效率的協同效應及傳導機制。

是以，本文研究歸納既有研究成果，基于理論維度定性梳理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影響企業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機制，以此為基礎，選取2015—2021年國內293個地級市層面樣本數據，綜合采用多種測度方法，實證探究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協同效應與影響機制。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在約束激勵機制的分析框架中，探究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對提升國內地級市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協同效應，為研判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這一約束激勵機制的現實影響提供經驗證據，延伸碳達峰壓力與企業碳排放效率的相關研究視域。著眼于傳導機制，采用遞歸模型，探究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對地級市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協同效應經由何種路徑實現，有助于深化學界對這一激勵約束機制與企業碳排放效率間內在關系的理解與闡釋。研究結論在政策層面形成明確的啟示價值與現實意義，可為企業減排提供經驗參照。

二、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綠色技術創新可以提供產業技術基礎與整體應用平臺，為企業低碳技術演進提供現實支撐，推動碳排放效率提升[6]。碳達峰壓力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企業提升技術創新水平，而且可推動企業積極吸納并應用前沿節能降碳技術，助力碳排放效率有效提升[7]。因而，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可推動產業模式綠色轉型，助力全產業鏈低碳發展，促進協同降碳，實現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本文在提煉學界既有文獻成果的基礎上，建構如下理論探究框架以剖析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這一約束激勵機制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影響（圖1）。

1. 碳達峰壓力影響企業碳排放效率的機制

區域行政機構在落實減排降碳政策過程中，承擔不同程度碳達峰壓力可能會使環境規制措施在執行方案與執行強度等方面出現差異[8]。在碳達峰壓力影響下，區域行政機構通常會采取更為切實、有力的環境規制措施，推動企業生產結構與能源利用結構優化，促使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碳達峰壓力可經由干預工業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與單位產出效率等多元路徑推動工業企業節能降耗、環保減排，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

第一，碳達峰壓力可顯著控制區域碳排放量。一方面，區域行政機構會在碳達峰壓力的影響下嚴控企業碳排放量，促使碳排放量尚未達標的企業遷移或停產，給控制區域工業碳排放量帶來利好[9]。同時，地方政府碳達峰壓力增強，也會引致區域節能降碳專項投入增加[10]，促使企業應用較為前沿的節能降碳技術以降低碳排放量，這有利于整體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另一方面，碳達峰壓力可有效激勵地方企業經由技術演進提升碳排放效率，即碳達峰壓力誘發產生“波特假說”（亦稱“技術補償效應”）[11]。技術演進可大幅優化生產結構，控制經營活動的碳排放量，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全力推動工業領域實現自身碳達峰[12]。

第二，碳達峰壓力可有效減少區域工業單位能耗。碳達峰壓力促使區域行政機構對企業生產制造過程中的能耗控制實行更高標準，這引發企業對節能設施展開積極技術探索、推動前沿降耗節能技術實踐應用，為降低區域工業單位能耗帶來利好[13]；還可推動企業開發綠色節能類產品或提升降耗工藝，以此響應碳達峰壓力對低碳降耗要求，從而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14]。

第三，碳達峰壓力可著力強化企業技術應用能力。一是碳達峰壓力帶來的“技術補償效應”不僅可以強化傳統工業領域的技術演進，還可推動高新制造產業整體技術迭代[15]。產業技術迭代可顯著提振基礎工業類目的產能，而高新制造產業技術突破則可有效提升區域工業品的技術含量。這有利于提升地方工業技術層次，助力企業提振碳排放效率。二是碳達峰壓力對區域引入高耗能高排放企業形成規制，轉而激勵發展技術、資本與勞動等其他生產資料密集型產業[16]。此類企業在區域內的引入與發展可形成示范、競爭與擴散效應，推動高技能型勞動力與前沿技術高效融通與轉化應用[17]，這既有利于地方既有企業革新技術，還可推動企業借助低碳循環技術應用提升碳排放效率。

2. 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影響

綠色技術創新多集中于技術探索與轉化應用兩大范疇。就理論層面而言，綠色技術創新不僅有助于企業沖破節能降碳發展帶來的技術困厄，還可控制企業低碳轉型過程中的潛在風險[18]。由此可激發杠桿效應，提振產業全鏈參與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帶動關聯企業追加綠色技術創新研發支出[19]。這有利于在微觀視域中控制工業能耗、減少單位產出碳排放量，由此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20]。是以，綠色技術創新可與碳達峰壓力協同作用，經由先進技術研發與產業應用實踐有效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

由上可知，當企業具備綠色產業技術提升空間與技術研發投入條件時，政府承擔一定碳達峰壓力可有效控制能源消耗、壓縮碳排放量并提升域內企業技術水平。但是，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一項創造性生產過程，存在研發周期長、結果未知等隱性特征，需要較強資源支持[21]。同時，綠色技術創新需要產業內部進行資源整合與分工，避免重復建設并提升資源配置效率。而適度的碳達峰壓力可推動政府借助頂層制度規劃與執行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提供對應資源保障，發揮產業能耗、單位碳排放與產業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進而有利于控制工業能源消耗量、縮減碳排放量、提升技術應用水平，最終推動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

綜上，綠色技術創新會提升碳達峰壓力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積極影響，即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協同作用更有力地推動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1：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影響具有協同效應。

假設2：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協同效應主要經由控制工業能源消耗量、縮減碳排放量以及提升技術應用水平等路徑實現。

三、 研究設計

1. 模型構建

為探究碳達峰壓力和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影響，本文以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衡量企業碳排放效率，并參考學界相關研究將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ECEE]）設定如下[22]：

[LnECEEit=α0+α1LnCPPit+α2LnGTIit+α3LnCPPit×LnGTIit+δLnXit+σit+μit]? ?（1）

式（1）中，[ECEEit]為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用以表征地級市企業碳排放效率；[CPPit]代表碳達峰壓力；[GTIit]為綠色技術創新；[LnCPPit×LnGTIit]表示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乘積項；[Xit]為其余干預要素；[σit]表示空間效應，[μit]代表隨機誤差項。但是，在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進程中，上一期效率水平會對當期效率產生影響，故此處以局部調整模型展開闡釋：

[（LnECEEit）e=α0+α1LnCPPit+α2LnGTIit+α3LnCPPit×LnGTIit+δLnXit+σit+μit]? （2）

式（2）中，[（LnECEEit）e]表示企業碳排放效率的期望水平，其余符號意義同式（1）。囿于現有技術水平、勞動力素質與資本規模等要素，地級市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在短時間內難以達到期望水平?，F實效率演進僅是預期發展的組成部分，故形成如下關聯模型：

[LnECEEit-LnECEEi，t-1=（1-?）[（LnECEEi，t）e-LnECEEi，t-1]]? （3）

式（3）中，[1-?（0

[LnECEEit-LnECEEi，t-1=（1-?）[α0+α1LnCPPit+α2LnGTIit+α3LnCPPit×LnGTIit+δLnXit+σit+μit-LnECEEi，t-1]]? （4）

設[α*=（1-?）α，δ*=（1-?）δ，σit*=（1-?）σit，μit*=（1-?）μit]，從式（4）可得研究基準模型如下：

[LnECEEit=?LnECEEi，t-1+α*0+α*1LnCPPit+α*2LnGTIit+α*3LnCPPit×LnGTIit+δ*LnXit+σ*it+μ*it]? （5）

式（5）中，解釋變量系數是短期乘數，反映碳達峰壓力（[CPPit]）、綠色技術創新（[GTIit]）以及控制變量（[Xit]）為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帶來的短期干預。[α]與[δ]則是長期乘數，表征碳達峰壓力這一解釋變量的長期影響。[?]是滯后乘數，表明上期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對當期數值的影響。

2. 變量選取

著眼于企業碳排放效率（[ECEE]）測度，本研究借鑒學界常規方法[23]，以非角度、非徑向的SBM方向性距離函數衡量工業上市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進而研判企業碳排放水平。囿于篇幅，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的測度結果不予列示。對碳達峰壓力（[CPP]）測度，本文參考馬文杰做法[24]，以區域過往四期碳排放平均增速作為衡量指標。就其構造而言，碳達峰意味著碳排放增速為零。若區域碳排放增速為正，意味著其碳排放量仍不斷走高，區域碳達峰面臨較大壓力；若增速為負，則表明其碳排放量漸趨走低，碳達峰基本得以實現。對綠色技術創新（[GTI]）的測度，本文依據Peng等的研究方法[25]，以環保技術領域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表征區域綠色技術創新水平。

本研究還選取對外開放程度（[OD]）、勞動力技術水平（[LT]）、存量資本（[CS]）、政策利好（[GS]）以及數字化程度（[DD]）作為控制變量。對外開放程度（[OD]）以區域產業經濟中外資企業總產值在所在區域總產值中的占比表征[26]。勞動力技術水平（[LT]）以地級市在崗職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27]。政策利好（[GS]）通過計算區域財政支出在地區生產總值中占比得出，反映各地級市政府的財政支持水平。存量資本（[CS]）即各地級市現有資本存儲，反映各區域產業經濟基礎與生產規模，以永續盤存法測算獲得。以地級市千兆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量作為衡量數字化程度（[DD]）指標。

我國于2015年出臺的《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為——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中，正式確定碳達峰目標。本研究以國內現有293個地級市滬深A股工業上市企業作為實證樣本，樣本觀測區間為2015—2021年。變量原始數據源于CSMAR數據庫、《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統計年鑒。對于缺失數據通過插值法與線性回歸法進行處理，為對沖離群值的潛在干預，研究對連續變量實施1%縮尾處理。變量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四、 實證分析

1. 基準估計結果分析

本研究通過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規避動態面板模型即式（5）中潛在的內生性問題。方差膨脹因子（[VIF]）數值以及單一變量方差膨脹因子數值均未超過10，表示解釋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現象。同時，為克服時間趨勢帶來的潛在干預，實證分析對時間固定效應進行約束，并以穩健性估計量（[robust]）展開參數估計。

（1）碳達峰壓力、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

表2模型三為式（5）中未納入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乘積項（[LnCPP×LnGTI]）的實證結果。由此可知，碳達峰壓力（[CPP]）對企業碳排放效率變動率的影響系數是0.119，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綠色技術創新（[GTI]）系數符號為正，數值是0.186，但其影響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反映出碳達峰壓力這一約束機制在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進程中具有極強積極意義，但綠色技術創新這一激勵機制的現實效果則不突出?；旌瞎烙嬆Ｐ停╗POLS]）與動態固定效應模型（[FE]）證實前述研究結論具備較強穩健性。綠色技術創新的現實影響和理論預判出現某種程度的出入，其原因可能在于，盡管綠色技術創新可以經由提升企業技術支撐、降低工業企業經營風險等機制推動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但產業技術創新也可能對部分體量較小、基礎薄弱的企業形成“擠出效應”，不利于其碳排放效率提升。同時，部分企業為獲取區域行政機構專項創新支持，實施部分效率低下的形式化“創新”活動，致使綠色技術創新難以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發揮有力積極影響。上述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對正面影響形成對沖，使得綠色技術創新對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未表現出明顯影響效能。

（2）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的協同效應

表2模型六為納入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乘積項（[LnCPP×LnGTI]）的[GMM]法實證結果。模型四與五分別為與之相對的動態[POLS]與動態[FE]實證結果。著眼于模型六，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方面，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乘積項（[LnCPP×LnGTI]）對企業碳排放效率起到有力推動作用。這反映出政府在承擔碳達峰壓力過程中，會鼓勵企業積極開展綠色技術創新，對提升企業碳排放效率帶來顯著正向影響。即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這一約束激勵機制對區域企業碳排放效率存在協同效應。由此，假設1得證。另一方面，對表1中模型三與模型六進行對比可知，在引入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乘積項（[LnCPP×LnGTI]）后，碳達峰壓力系數由0.119增至0.127，且始終表現出較強顯著性。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系數顯著性逐步提升，系數數值由0.186升至0.274。這證實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這一約束激勵機制的協同作用，不僅可強化碳達峰壓力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影響效能，還充分發揮了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影響。受限于篇幅，五項控制變量的影響結果不再展開，下同。

2. 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協同作用的長期影響探究

上述研究分析了當期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乘積項對區域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影響，并聚焦兩者協同作用對工業企業碳排放效率的短期效能。但是，碳達峰壓力、綠色技術創新經由影響工業企業節約能耗、降低碳排放量、提升技術應用水平，進而影響企業碳排放量。而這一作用通常需要較長時間區隔，故兩者的協同影響可能具有滯后效應，屬于長期影響。是以，應深入剖析兩者對區域企業碳排放效率的長期影響效能。本文參考現有研究方法，以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乘積項的滯后一至五期代替式（5）中兩者乘積項（[LnCPP×LnGTI]）的當期變量，將全部控制變量取對應滯后期數值。

由表3回歸結果可知，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乘積項（[LnCPP×LnGTI]）滯后一至四期系數數值均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滯后五期系數符號為正但未表現出顯著性。這反映出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的協同影響具有滯后效應，具有一定水平的長期影響。與區域碳達峰壓力、綠色技術創新單一指標相比，兩者協同作用的影響效能表現出更長的作用時效。同時，綠色技術創新滯后一至三期的系數符號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即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碳排放效率提升的干預存在某種程度的滯后性。

五、 影響機制探究

從理論層面的邏輯推導可知，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協同作用主要經由控制工業能源消耗、縮減碳排放以及提升技術應用水平路徑實現。本文通過遞歸模型對兩者協同影響機制展開檢驗，以此分析這一約束激勵機制協同影響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內在規律。建構遞歸模型檢驗如下：

[LnHit=γ0+γ1LnHi，t-1+γ2LnCPPit×LnGTIit+γ3LnCPPit +γ4LnGTIit+γ5LnXit+σ2i+α2it]? （6）

[LnECEEit=τ0+τ1LnECEEi，t-1+τ2LnCPPit×LnGTIit+τ3LnHit +τ4LnCPPit+τ5LnGTIit+τ6LnXit+σ2i+α2it] （7）

式（6）（7）中，[Hit]為中介效應，即代理控制工業能源消耗、縮減碳排放以及提升技術應用水平三項效應的中介變量；其余符號含義與式（5）一致。

本研究以能耗效率（[ECR]）作為控制工業能源消耗效應的代理變量，以區域化石能源消耗量在區域生產總值中占比來表征。選取各區域碳排放縮減率（[CER]）作為縮減碳排放效應的代理變量，以“工業三廢去除率”來衡量。同時，以工業出口技術含量（[IET]）代替提升技術應用水平的代替變量。對[IET]的測度包括兩部分，首先計算工業產品[k]的技術含量：

[ITRWk=exakXaa（xak/Xa）Ya]? （8）

式（8）中，[k]為《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中的工業產品，[a]為貿易活動經濟體，[xak]為[a]國工業制成品[k]的出口數額，[Xa]為[a]國[k]類工業制成品的出口總額，[Ya]為[a]國國民生產總值。而后，以工業出口技術含量測度結果為基礎，研判國內各地區工業出口技術含量（[IET]），以此探究技術應用水平。

[IETi=k（xikXi）×ITRWk] （9）

式（9）中，[xikXi]為地級市[i]工業產品[k]出口金額在[i]出口總額中的占比。經由對地區工業出口技術含量同該區域工業出口總額占比展開加權平均，可獲取國內地區[i]工業產品總體技術應用水平（[IETi]）。

本文立足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7）測度工業出口技術含量，樣本數據來自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UN COMTRADE）、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中國工業統計年鑒》。

式（5）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模型六所示，此處須對式（6）與式（7）展開實證分析，結果見表4。表內[γ2]與[τ3]均呈現顯著，同時[τ2]系數也具備顯著性，證實中介效應均存在。由表4回歸結果可知，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的協同作用經由控制工業能源消耗、縮減碳排放以及提升企業技術應用水平等機制有力提高企業碳排放效率。由此，假設2得證。就三項中介效應在總影響效應中的占比展開比較分析可知，縮減碳排放效應對企業碳排放效率影響效能最強，占比高達39.75%；其次是提升企業技術應用水平與控制工業能源消耗，分別占比32.58%與26.49%。

六、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研究立足于理論視域定性歸納區域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影響企業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機理，并選取2015—2021年全國293個地級市樣本數據，綜合選取多元測度方法對理論假設展開實證檢驗。研究表明，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這一約束激勵機制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正向影響具有突出的協同效應。同時，這一協同效應表現出較強的長期性與穩定性。該約束激勵機制的協同實施不僅強化碳達峰壓力對企業碳排放效率的影響效能，而且有力發揮綠色技術創新的現實作用。兩者協同影響主要經由控制工業能源消耗量、縮減碳排放量以及提升技術應用水平等路徑實現，且縮減碳排放量效應的影響效能最為突出，提升技術應用水平效應次之，控制工業能源消耗效應的影響相對有限。

基于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三項針對性啟示：

第一，積極應對碳達峰壓力，著力推進綠色技術創新政策引導。地方政府應深刻把握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就新發展格局而言的關鍵作用，堅定不移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應充分發揮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的約束激勵機制，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依據本地區工業特征與發展結構出臺針對性措施，引導企業向低碳減排轉型升級。從僅監管企業向約束與激勵并存轉變，對站在綠色技術創新探索前列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綠色補貼等政策利好。引導企業在追求市場經濟效益的同時肩負社會責任，找到企業營收與綠色效益的平衡點，實現整體產業綠色轉型。

第二，堅定綠色技術創新，鼓勵企業綠色探索實踐形成體系化、規?；?、效益化。地方政府發揮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協同效應的長期性與穩定性，重視綠色技術創新的長效現實利好，以財政支持引導企業節能降碳發展。財政撥劃應對綠色技術研發項目加大投入比重，充分借助政府與社會資本協同（PPP）模式，健全完善多主體、多維度、多平臺的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投入體系。此外，優化專項財政支出的撥劃績效管理機制，著力提振財政資金管理能力與投入產出效果，推動重大技術成果迅速工程化、產業化。行政措施對產業綠色低碳發展所需的共性技術與基礎性建設應予以突出關注，重點聚焦大規模、集中性工業園區中節能降耗技術的積極研發與高效轉化。

第三，聚焦企業碳排放提效，強化碳達峰壓力與綠色技術創新間協同效能。應將工作重點落在控制工業能源消耗量、縮減碳排放量與提升技術應用水平三大關鍵方向，切實推進綠色技術創新，加速淘汰滯后技術與落后產能。同時，建立健全契合本地區工業發展布局的綠色降碳激勵約束方案。就微觀而言，地方政府應落實企業碳排放效率監測措施、績效評價與權責歸屬。相關主體應逐步完善綠色低碳工業產品認定標準、能耗標識方案以及能源管理體系，嚴格落實清潔能耗應用、碳排放量控制、安全生產保障等維度的政策規定與技術標準，切實提振企業碳排放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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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河南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河南省產業集聚區的效益研究”（項目編號：122400450220）。

作者簡介：吳艷華（1973-），女，碩士，河南理工大學鶴壁工程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數字技術、區域經濟、企業管理。

（收稿日期：2023-06-29? 責任編輯：殷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