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與大型城市經濟韌性協同發展實證研究

景慧,張林,孫永權

(1. 長安大學 外國語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4; 2. 西安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陜西 西安 710007)

高等教育作為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為經濟發展提供知識、技術和人才支持,作為區域發展的重要資源要素,具有深遠的社會價值和功能作用[1]。自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日趨提升,高等教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中國高等教育整體水平已進入世界第一方陣,保障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大幅提升。2021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期間,明確提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要,對科學知識和優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2]。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截至2022年,中國具有大學文化水平的人口達到2.18億,新增勞動力受過高等教育比例達到53.5%,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8年[3],高等教育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

大型城市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核心聚集區和經濟、科教中心,承載著國家高質量發展的使命和任務,隨著中國城市間競爭的不斷加劇,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日趨顯著,成為城市競爭優勢的重要保障。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大型城市高等教育發展水平, 直接體現其經濟韌性程度,存在著“高教昌,則經濟強”的普遍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大型城市的高等教育存在追求規?；瘮U張,而忽視了更為重要的質量提升的問題,缺乏質量保障的高等教育將難以促進經濟韌性的有效提升。而經濟韌性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象征,必將影響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如何系統詮釋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內涵,科學評價兩者之間的作用機制?怎樣才能高效實現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深層次協同發展?上述問題的有效解決對明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方向,推動區域經濟韌性提升,有力支撐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一、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高等教育和區域經濟的關系得到了學界廣泛的關注,現有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以下3種觀點:

第一,強調功能作用。許多學者將經濟發展作為高等教育的最終目的,強調高等教育的作用價值。KIM et al.認為高等教育發展要自覺與經濟社會發展所處階段和產業實施政策相匹配,有利于實現社會功能和價值[4]。BLINOVA et al.明確提出高等教育通過優化人才培養結構,支撐保障經濟發展[5]。潘鵬飛提出高等教育的發展為國家發展和經濟建設提供了充沛的資金收益[6]。于麗通過分析高等教育的產業機制和特點,認為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與經濟增長發生必然聯系的本質屬性[7]。張學敏等歸納總結出中國高教改革的目的是服務經濟增長[8]。郭書劍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進程必將與經濟建設高度協同,兩者之間互為支撐[9]。上述文獻集中關注高等教育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理論關系,研究過于寬泛,缺乏量化指標,精準度不足。

第二,基于區域發展范疇。強調高等教育應當根據屬地需求,自覺調整、轉型服務地方經濟發展。OANCEA et al.通過國別比較后認為,盡管高等教育能夠助力經濟增長,但地域發展差異會導致高等教育社會作用不同[10]。MANEEJUK et al.通過對東盟五國進行比較,認為高等教育對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作用顯著[11]。遲景明等利用數據包絡模型對中國四大區域高等教育發展效率的空間差異及影響因素進行測度, 研究發現高等教育發展效率影響經濟增長效率[12]。韓嵩等發現隨著高校社會服務職能的不斷深化,所釋放出的高等教育資源“紅利”,有利于改善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幅度[13]。杜向民等認為高等教育的轉型發展應以地方人才需求和產業結構布局為導向,建立和完善產學研合作服務平臺,全面推動地方經濟創新驅動發展,為經濟增長注入穩健活力[14]。周紹森等通過分析測算全國和江西的高等教育規模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度,得出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促進作用的結論[15]。王諾斯等通過分析新加坡高等教育的本質屬性,認為高等教育發展有利于滿足國家的經濟發展需求[16]。這些文獻主要聚焦在國別或區域高等教育存在的差異,并未針對性研究高等教育的社會效益及經濟價值。

第三,基于產業組織層面。一些學者關注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的相關性,認為兩者之間的產教融合,是發展經濟的必由之路。舒長江等研究發現,高等教育與產業發展具有格蘭杰因果關系,表明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正反饋效應,能夠共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17]。侯杰等通過分析湖南省2009—2018年的高等教育和產業發展數據,認為高等教育有利于實現產教融合、振興地方經濟[18]。徐秋艷等研究了高等教育供給結構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性,認為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有賴于經濟增長效率[19]。上述文獻將高等教育與產業結構相結合進行一體化研究,未能具體闡明兩者結合對區域發展的作用影響。

韌性一詞源自物理學范疇,強調材料受到外界物體影響下釋放出的吸收能力。經濟韌性作為經濟系統抵御風險、恢復增長以及組織更新的能力,意味著經濟發展具有穩定性和可持續性。經濟韌性越強,則經濟發展質量越高。部分學者認為高等教育有助于經濟韌性的提升,進而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鞏燦娟等利用GMM估計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國三大城市群經濟韌性的時空演變格局及影響因素,研究發現高等教育作為經濟韌性提升的活躍因素,能夠助力推動經濟發展[20]。覃成林等通過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韌性變化,認為強大的經濟韌性依托于高等教育發展,有利于區域經濟的恢復提升[21]。王鵬等實證考察創新驅動增強城市經濟韌性的作用機制,認為城市高等教育不斷優化對經濟韌性的影響和傳導作用顯著[22]。管昌玲等探究了中國長三角城市群經濟韌性與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協同關系,認為高等教育的提升能夠發揮城市經濟韌性的溢出效應,推進城市群一體化發展[23]。上述研究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發展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韌性提升的關系,但并未考慮到廣域范疇存在的發展差異,研究借鑒指導作用不足。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就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互動關系開展了廣泛的研究,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未能更深層次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忽視了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系統的傳導作用機制。在研究方法上,相關研究構建的指標體系趨于單一,更多是以獨立視角進行實證分析,未能將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結合開展耦合協調性研究。在研究對象上,現有研究主要立足于全國層面或者省份、城市群展開,鮮有圍繞大型城市的相關研究,畢竟大型城市既是高等教育的基礎承載,又是經濟韌性的集中體現,還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本文的研究創新之處在于:第一,本文將研究主題進一步聚焦精準細化,針對高等教育和經濟韌性的耦合協調性進行研究,能夠更加深入地闡明高等教育和區域經濟的互動關系及作用機制。第二,有別于傳統研究基于國家或省域、城市群視角,本文根據《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24],選擇兩類大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全面涵蓋了不同地域的經濟和科教中心城市,研究結果能夠準確詮釋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關聯影響效應,為不同區域城市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借鑒。第三,通過運用耦合關聯模型、協調度測算和穩定性檢驗等研究方法,基于不同維度將高等教育和經濟韌性細化,構建具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針對中國21個大型城市2011—2020年的高等教育和經濟韌性之間的作用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了相關對策建議。

二、研究對象和研究數據的選取

(一)研究數據的選取

本文根據《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選擇中國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作為研究對象。選取的超大城市,主要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成都、深圳等7個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包括哈爾濱、長沙、沈陽、大連、濟南、青島、南京、杭州、昆明、武漢、西安、鄭州、東莞、佛山等14個城市,共計21個樣本城市。2022年,上述城市GDP總和超過38萬億元,約占全國GDP比重的三分之一,且在全國或省域經濟排名中均名列前茅;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國約35%左右的高等教育機構分布在這些城市,其中雙一流高校比重達到80%以上(1)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1 210 207億元,樣本城市GDP總量共計約為386 668億元,占比約為32%;2023年教育部公布《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名單》,截至2023年6月15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3 072所,樣本城市全國高校共計1 062所,占比約為34.57%,其中根據第二輪雙一流高校地區分布名單統計,全國雙一流高校共計147所,樣本城市雙一流高校共計119所,占比約為80.95%。。因此選取上述中心城市作為研究樣本,可以充分闡明區域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互動關系。

本文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2011—2020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和相關城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公報》等。

(二)研究指標體系的構建

根據現有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相關研究文獻,考慮到高等教育和經濟韌性屬于多維度研究概念,本文借鑒了以往針對高等教育水平測度的研究體系構建,將高等教育細分為教育質量、教育規模和教育結構3個維度,在此基礎上,將以往研究中的指標進行歸納分類,能夠更加精準詮釋樣本城市高等教育的實際發展水平。其中,教育質量是指高等教育滿足社會發展的程度,包括高校畢業生數量、高校省部級科研項目數量等指標;教育規模是指高等教育機構及其所擁有的各種資源要素數量的總和,包括普通高校數量、普通高校學生數量、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總額等指標;教育結構是指高等教育系統的組成要素及其相互間的關聯組合狀態,包括高級職稱教師占比、碩博專業授權數量、雙一流高校和專業數量等指標。同時,本文圍繞現有研究中針對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根據經濟韌性概念特征細分為抵抗風險能力、調整恢復能力和創新發展能力3個維度,能夠充分闡明經濟韌性的研究價值,且便于和高等教育的細分指標進行關聯研究,并在不同的方面反映出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互動影響。其中,抵抗風險能力主要體現在遇到風險危機時經濟系統能夠穩定運行、減少損失的能力,包括城市GDP、人均GDP等指標;調整恢復能力是指經歷風險后經濟系統能夠自我調整、逐步恢復的能力,包括地方財政收支比、社會消費零售總額等指標;創新發展能力指經濟系統調整恢復后的創新轉型、可持續發展能力,主要包括科教技術支出占GDP比重、高校和科研機構數量等指標。

三、高等教育發展與經濟韌性提升的關聯機理及研究假設

(一)關聯機理

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關聯互動作用,主要通過以下兩種途徑進行傳導。

1.高等教育對經濟韌性提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大量的研究證明,高等教育屬于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經濟韌性作為經濟發展的顯性標志,與高等教育具有高度的目標趨同性。高等教育作為高級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重要源泉,對區域經濟韌性提升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具體表現為高等教育的溢出效應,推動了資源要素流動、技術轉移、空間集聚和產業鏈關聯,優化了區域產業結構,增強了經濟韌性的抗風險能力,提升了經濟韌性的恢復力,拉動了經濟韌性的創新力,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

2.經濟韌性對高等教育發展具有突出的拉抬作用

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于經濟韌性的提升。當經濟韌性強度不斷加強,經濟水平顯著改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圍繞高等教育會產生巨額的社會需求,特別是大型城市的“虹吸效應”顯著,導致資源要素高度集聚,有利于增加高等教育財政投入,提供有效的物質保障,進而拉抬高等教育的發展。同時,大型城市的社會需求,也為高等教育的戰略性改革,特別在人才培養、專業設置、未來發展等方面具有導向性作用。

(二)研究假設

有鑒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高校布局、學科設置、資源稟賦等差異,導致大型城市間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互動關聯態勢存在顯著不同。

假設2:經濟韌性的穩步提升,體現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釋放出人才、科創等龐大需求,倒逼拉抬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假設3:高等教育對經濟韌性的提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兩者協同發展是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

綜上所述,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不僅在理論上存在耦合協調屬性,在實踐層面也具有關聯互動作用。第一,高等教育發展有利于推動高等教育規?；l展,合理有效利用資源要素,助力增強國民經濟的風險抵御能力,進而促進經濟韌性的提升。第二,高等教育發展能夠提升教育質量,加快高水平人才培養,改善優化國民經濟在抵御風險后的調整恢復能力,最終實現經濟韌性的提升。第三,高等教育發展能夠激勵教育結構的優化改革,塑造國民經濟的創新驅動能力,從而保障經濟韌性的提升。同時,經濟韌性的不斷提升,有效保障了經濟高質量發展,激勵釋放出廣域高端人才需求,促使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斷加大,有效倒推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谏鲜龇治?得出圖1所示的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關聯機理。

圖1 高等教育發展與經濟韌性提升的作用機制

四、構建模型

(一)變量選取

1.解釋變量

本文根據樣本城市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評價指標,計算相關城市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綜合評分,設定zi為核心解釋變量

(1)

式中:zi為第i個城市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綜合評分;k為指標個數;xij為區域高等教育系統評價函數;wj為區域高等教育系統評價指標權重;j表示第j個評價指標的原始值。

2.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經濟韌性Resilienceit,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特征。借鑒覃成林等的研究方法[21],本文將研究時段劃分為沖擊抵抗期、恢復調整期和優化創新期3個階段,這3個階段的經濟韌性分別反映的是抵抗風險能力、調整恢復能力和創新發展能力。經濟韌性的計算公式如下

(2)

(二)計量模型

在此基礎上,本文將中心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構建集成復合系統,該系統由眾多不同屬性子系統集成的,協調性具有體現復合系統中各子系統之間及各要素之間關系的重要特征。

構建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耦合度評價模型

(3)

式中:C為耦合度(0≤C≤1),E(x)表示高等教育發展指數,E(y)表示城市經濟韌性指數,k為調整系數(k≥2)。C反映了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耦合度的量化程度,C的取值越接近1,說明二者的協調性越好;反之,C的取值越接近0,說明二者協調性越差。

由于耦合度無法甄別高水平協調和低水平協調,需要計算協調發展度進行甄別

T=αμ(x)+βe(y)

(4)

表1 中心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水平劃分標準

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動態變化過程,選取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解釋變量,通過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分析高等教育對經濟韌性的影響,基本的計量模型設定為

egei,t=egei,t-1+hfe1i,t+hfe2i,t+

hfe3i,t+a1hfe1i,t×a2hfe2i,t×

a3hfe3i,t+βχi,t+υt+εi,t

(5)

式中:被解釋變量egei,t表示i城市在t年的經濟韌性強度;hfe1i,t為高等教育質量;hfe2i,t為高等教育規模;hfe3i,t為高等教育結構;a1hfe1i,t×a2hfe2i,t×a3hfe3i,t分別為交互項,表示二者的關聯屬性;χi,t表示控制變量集,包括城市GDP總值、發明專利授權數、高?？萍颊撐臄盗?、政府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投入以及高等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υt為年份效應;εi,t為隨機擾動項。

五、實證研究

(一)耦合協調發展分析

通過運用式(3),選取大型城市相關指標數據,以2011 年作為基期,2020 年作為報告期,采用SPSS 17.0軟件檢驗分析測算出表2。根據大型城市的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耦合關系,將21個樣本城市分為5種類型。結果顯示,作為一線城市的北京、上海、廣州的高等教育或經濟發展均明顯高于其他城市。其中,上海、北京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匯聚著眾多知名高校,高等教育水平、規模、人才結構均穩居全國前列,為經濟發展提供豐富的人力資源,有力促進了經濟韌性穩定提升。廣州、深圳作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先行城市,隨著財政投入在高等教育經費比重的日趨加大,高教水平顯著提升,高教規模不斷擴大,高等教育結構顯著優化,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呈現高效協調態勢。成都作為中國的西部龍頭城市和改革創新高地,經濟高速發展,高等教育發展特色逐漸形成,經濟發展為高等教育的發展營造了理想的社會環境,高等教育促使人才結構不斷優化,有效滿足了城市發展的需求,實現了城市經濟韌性的恢復力和創新能力的大幅提升。杭州、重慶、天津、南京、西安、武漢等城市作為中國重要的區域經濟中心和文教中心,存在著“重經輕教”的一頭沉現象,造成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不足,或經濟發展對高等教育的拉抬不夠;隨著全方位發展理念的實施,上述城市綜合實力的競爭加劇,高等教育資源要素的不斷優化,資金投入的逐年顯著增加,高等教育水平不斷改善,與區域經濟發展的互動作用日趨顯著,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達到了良好或基本協調狀態。鄭州、昆明的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差異系數顯著,意味著這些城市經濟發展較快,但高等教育發展相對滯后,難以支撐屬地經濟韌性的快速提升。沈陽、哈爾濱、大連的高等教育水平較高,區域經濟增長緩慢導致高等教育財政投入有限,難以保障高等教育的高效發展,導致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協調度較低。與之相反,佛山、東莞等城市近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但受傳統布局影響,高等教育資源稀缺,難以滿足城市龐大的發展需求,人才缺口主要靠外部招才引智補充解決,高等教育和經濟發展脫節較為突出,致使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耦合協調度處于失調狀態。

表2 2011—2020年大型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耦合協調度

綜上所述,大型城市間無論是高等教育或經濟發展均存在顯著差異,導致城市間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互動關聯態勢存在巨大差距,其中,上海、北京的耦合協調度皆超過0.7,與之相比,東莞、佛山的耦合協調度均未超過0.5,由此證明假設1是成立的。

(二)綜合評價結果分析

通過模型(5),可以測算出2011—2020年中國大型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綜合評價指數,具體結果見表3。根據測算結果來看,中國多數大型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呈現非協同態勢,其中,從綜合評價指數來看,最高的北京和最低的東莞差距達到約1.25倍,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盡管經濟差距較小,但是高等教育差距巨大,約為4.17倍,其對經濟韌性的支撐度不足,致使兩者未能有效聯動協同發展,從而導致綜合評價指數不高。根據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綜合評價指數將樣本城市分為“高-高”“高-低”“低-高”以及“低-低”4類。其中,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呈現“低-高”“高-低”類別的城市數量較多,且多數城市逐步演化為“高-高”類別趨勢,進一步表明中國大型城市高等教育發展與經濟韌性提升在相互促進中逐步提高。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北京、廣州、上海、成都等城市屬于“高-高”類別,高等教育發展對經濟韌性提升的貢獻率突出顯著;沈陽、哈爾濱、大連、昆明等城市屬于“低-低”類別,盡管高等教育具有一定規模,但人才外流嚴重,高等教育作為區域發展的動力源作用有限,對經濟韌性的支撐度顯著不足;天津、西安、武漢、南京、長沙、濟南、青島等城市屬于“高-低”類別,此類城市高等教育的社會價值未能有效發揮,對區域經濟發展貢獻率偏低;重慶、杭州、深圳、鄭州、佛山、東莞等城市屬于“低-高”類別,上述城市經濟發展迅速,但對高等教育支持有限,高等教育發展水平有限,導致出現人才缺口,主要依賴外部招才引智解決城市發展動力不足等瓶頸問題。

表3 2011—2020年大型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綜合評價指數

結合表2和表3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耦合協調度相近的城市在空間上呈現出集聚效應,東部地區“高-高”類別城市較多,構成城市綜合高質量發展的“高地”;西部和東北地區“低-低”類別城市較多,是城市綜合高質量發展的“洼地”,而“洼地”中的大型城市耦合協調度較低,表明“低-低”類別城市的大型城市高等教育發展存在滯后性,難以發揮對經濟韌性的支撐作用,經濟增速緩慢無法拉動高等教育發揮外溢效應,從而對兩者協調發展效率產生消極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本文借鑒楊丹等的研究方法[25],根據VAR模型確定最優滯后階數,以AIC和SC值同時最小為原則,確定的最優滯后階數為1。同時,對VAR模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所有變量的AR特征方程特征根小于1,表明構建的模型是穩定的。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協整檢驗結果及方程如表4所示,由于高等教育、經濟韌性及其各個子變量之間存在線性關系,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問題,本研究將高等教育、經濟韌性及其各個子變量分開進行協整檢驗。表4協整關系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表明大型城市的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提升存在穩定均衡關系。從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提升的協整方程來看,保持其他變量不變,高等教育規模增長1.72%能夠促進經濟韌性有效提升,對區域經濟發展推動作用顯著。從高等教育3個子變量與經濟韌性的協整關系來看,最大特征根統計量在5%的水平上存在3個協整關系。從協整方程來看,在保持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高等教育規模、質量、結構每增加1%,平均來看經濟韌性的提升值為1.28%、0.32%、0.53%。大型城市具有龐大的教育規模,無論是雄厚的師資力量,或是眾多的在讀學生人數,不僅能夠拉動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而且還能為區域發展提供大量高端人才,增強了中國的科創實力,因此其對經濟韌性提升,提別是經濟韌性創新力的正向促進作用巨大。高等教育質量主要通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及社會服務3個方面體現其價值作用,由于其間接滯后的固有屬性,雖然對經濟韌性提升的正向作用較小但是其系數為正。近年來,中國研究生招生數量的持續擴大,高等教育結構不斷優化,碩博畢業生大量涌入大型城市就業、生活,為所在城市的發展提供了人才優勢,有力保障了城市經濟韌性的抵御風險和調整恢復能力。同時,區域經濟韌性的提升,有效保障了經濟高質量發展,除了能夠給高等教育提供更強大的物質基礎外,釋放出大量的高端人才需求,也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更合理的改革方向和培養目標,由此證明假設2是成立的。

表4 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協整檢驗結果

從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提升3個子變量的協整關系來看,最大特征根統計量在5%水平上存在3個協整關系,表明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提升的3個子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從協整方程來看,在保持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高等教育規模每增加1%,平均來看經濟韌性的抵御風險能力增加0.58%、調整恢復能力增加0.82%、科技創新能力增加 1.39%,表明高等教育對經濟韌性提升的影響作用,主要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和科研技術創新等微觀層面體現。

(四)顯著性水平檢驗

根據式(5)測算得出表5,總體看來,東部城市的估計系數為正,且通過了10%顯著性水平檢驗,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估計系數為正,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而東北城市估計系數卻顯著為負,說明經濟韌性提升對高等教育發展的作用因城市的發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異。根據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所有樣本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協調度顯著性水平均超過了1%,這說明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協調發展有利于推動城市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由此來看假設3是成立的。

表5 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耦合協調對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結果

六、結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為厘清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的互動影響,以21個大型城市作為實證研究對象,根據2011—2020年相關指標數據,運用測算協調關聯度、協整檢驗和線性回歸分析等,研究了中國兩類大型城市的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耦合關聯效應,主要研究結論如下:第一,大型城市作為經濟、文教和科創中心,高校布局、學科設置、資源稟賦等方面差異,導致城市間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互動關聯態勢存在顯著不同,進而體現出高等教育對區域經濟的支撐作用存在差異。第二,大型城市高等教育發展與經濟韌性提升的耦合協調度主要體現為“高-高”“高-低”“低-高”以及“低-低”四類。其中多數為“高-低”“低-高”兩類,這說明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協同發展仍有待深化聯動。第三,高等教育發展與經濟韌性的提升具有顯著的互促拉抬作用。高等教育質量主要通過經濟韌性創新力體現,高等教育規模是經濟韌性恢復力的前提保障,高等教育構成有利于提升經濟韌性抵抗風險能力;同時,城市經濟快速發展釋放出人才、科創需求,有效地拉動屬地高等教育的社會化變革與戰略性發展。因此,兩者的協調互動是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

(二)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大型城市發展應遵循新發展理念,結合城市自身特點采取有效措施推動高等教育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26]。大型城市按照市場需求,形成高等教育大格局發展態勢,合理引導高校專業設置,加快高等教育聚集區建設,積極引導高等教育戰略性改革,合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優化高等教育人才結構,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在政策上實施高等教育調整策略,完善高等教育對外開放政策體系,形成覆蓋全面、類型豐富的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體系[27],充分發揮高等教育對經濟韌性的支撐保障作用,在合理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同時,助力大型城市經濟韌性的多維度提升,進而實現兩者協同發展。第二,建立高校與城市發展聯動機制,依托大型城市固有的經濟規模,增加高等教育財政投入,改革高校人才培養模式,實行科研型和實用型人才并重戰略,充分釋放社會人才需求,助推城市產業集群轉型升級[28],大力推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韌性的有效提升。同時,相關城市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9],充分發揮高等教育推動城市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作用價值,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充分的物質保障。第三,針對中國多數大型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協調度不強的現實狀況,應當充分發揮大型城市的文教、科研優勢,引導高等教育資源合理布局[30],制定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和社會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長遠戰略,加強城市間交流合作[31];全面推進發揮高等教育的正向外溢效應,加快知識成果轉移速度,提升高校成果轉化效率,鞏固高等教育規模對經濟韌性創新驅動能力的保障作用[32],強化高等教育質量對經濟韌性抵抗風險能力的支撐作用,夯實高等教育結構對經濟韌性調整恢復能力的助推作用,助力發揮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大型城市的引領帶動作用。

七、結語

當前關于高等教育及其經濟價值的研究,始終缺乏科學量化的測度方法,因此難以精準闡明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本文借鑒經濟韌性的測度方式,提出了高等教育發展-經濟韌性提升的測度方法,為以后關于高等教育的經濟價值研究提供了參考借鑒。并且,本文創新性研究了中國兩類大型城市高等教育與經濟韌性的互動關聯,根據新發展理念,全面闡明了兩者協同發展的重要意義。本文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是高等教育的量化測度方法有待進一步深化。當前測度方式仍然過于宏觀寬泛,雖然偏差度較小,但難以深入精準詮釋其對經濟韌性的作用機制和影響因素。未來需要重點聚焦高等教育的社會價值和作用機制,如高等教育對經濟韌性的影響作用等,為理解高等教育的社會價值和作用機制提供參考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