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技術嵌入到制度建構：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路徑研究
——基于部分地方政府數字化建設的經驗分析

周曉麗，姬曉暄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一、引言

數字政府建設是數字化時代政府改革的重要趨勢。這一趨勢將推動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由職能驅動轉向需求驅動、政府治理理念由“以事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治理模式由單一主體治理向多元主體協同共治轉變、治理體系由細碎化向網格化發展。從國家戰略層面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制度規則的設計，全面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十四五”規劃綱要也強調要加快建設數字政府，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治理方式變革。在此背景下，我國各級政府積極開展“數字化”改革，充分利用技術手段，建立政務云平臺、一站式數據服務中心等數字化平臺，在社會民生領域推行集成式服務，實現整體、協同、集約化治理；秉持“用戶思維”，吸引各社會力量參與共治，以提供多樣化、優質化的公共服務，更好地滿足民眾需求；強化統一規范的制度建構，通過構建高效的管理制度和規范化的業務設計推動數字政府建設真正落地。

二、研究概述與分析框架

（一）研究概述

關于數字政府的定義和內涵，學界并沒有統一的定論。戴長征和鮑靜認為數字政府是一種高效辦事網絡，我們可以通過數據的融通有效降低社會交易成本、釋放數據活力、促進社會穩定與繁榮[1]。王偉玲提出，從內涵上看，數字政府是一種新型政府形態，是借助現代通信技術手段對政府組織架構進行重組，以此推動政府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和施政理念等完成變革[2]。黃璜認為數字政府是通過數字基礎設施賦能、重構政府組織結構，從而更有效率地分配信息，更好地實現社會信息資源共享[3]。周文彰則認為政府數字化改革是政府的一種自我革命，即運用數字技術手段對原有的組織架構進行不斷地調整、對權力運行方式進行不斷地變革[4]。

關于數字政府建設路徑的研究，學界大多從技術層面、價值理念層面和組織結構層面進行探討。黃璜從技術層面提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首先要以平臺建設為驅動力，充分挖掘政務服務與大數據間的業務共性，實現不同地域、不同部門、不同層級間政府在技術、業務和數據三個方面的整合[3]。劉淑春也認為，數字政府的核心是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將社會生活各領域的數據進行信息化處理、對政務服務體系進行網絡化管理、使辦公流程自動化運行，最終建設一個運行程序優化的政府[5]。孟天廣則從價值層面提出，數字政府建設的內涵涉及政府權力重新配置的問題，當社會生活各領域的諸多事項由“見面求情”辦理變成“網上自主”辦理，傳統上的政府權力就不得不進行“讓渡”[6]。戴長征和鮑靜也認為，“數字政府”最根本的一點是重塑政府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即考慮社會公眾真正需要什么、想要什么，依此設計和提供相應的政府服務，使其享受更加便捷的生活[1]。陳娟則從組織結構層面提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的路徑，她認為要進行數字政府改革首先要優化政府職能配置，打破政府各部門間的權力界限，使政府內部各職能得到調整和變革[7]。馬亮也提出，數字政府建設的核心在于打破政府內部原有的組織結構框架，使得多樣化的數據信息資源能夠在不同領域、不同層級的政府組織間實現共享，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更高效率、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8]。

綜上所述，數字政府是一種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是將現代信息技術手段融入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推動治理理念和組織結構變革，從而構建一個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高服務品質的政府。因此，推動數字政府建設要從技術手段、價值理念和制度建構三個層面入手，將多樣化的現代信息技術引入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推動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并將之落實為一套完善的組織架構和管理體制，以此實現數字化政府改革建設落地。

（二）“技術嵌入—理念革新—制度建構”的理論分析框架

推進數字政府建設不僅要將現代信息技術引入政府治理中，還需要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并將之落實為一套完善的組織架構和管理體制，因此提出“技術嵌入—理念革新—制度建構”的分析框架，并對其中的過程要素進行細化，從工具性邏輯、價值性邏輯和結構性邏輯三個維度對數字政府建設的創新路徑做出理論解釋，具體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技術嵌入—理念革新—制度建構”分析框架

首先，在工具性邏輯層面，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社會公眾對更加高效、更加便捷、更加透明的政府需求推動著行政部門不斷吸納各種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嵌入公共服務提供的全生命周期，以提高政府組織運行效率、改善政府公共服務質量、促進政府治理理念的革新?？v觀技術嵌入政府治理的全過程，可以劃分為采納、融合、賦能三個階段[9]。我國政府數字化建設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萌芽，當時雖沒有正式提出“數字”這一概念，但以“辦公自動化”“部門信息化”為主題的改革實質上就反映了數字政府建設的基本方向；到1999年，我國推行“政府上網”工程，采納新媒體技術手段完善政府網站建設，提高政務服務供給效率和質量；經過十余年的探索與發展，2012年，《國家電子政務“十二五”規劃》和《“十二五”國家政務信息化工程建設規劃》的出臺構筑了政務服務信息化的“四梁八柱”[10]，至此政府數字化改革建設進入系統階段，“互聯網+政務”總體模式的建立也使得政務服務與技術融合發展局面基本形成；目前，“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已成為國家層面的重要戰略部署，信息技術賦能政務服務的基本局面已經形成。

其次，在價值性邏輯層面，當現代信息技術逐漸嵌入政府建設的方方面面，政府治理的主體、中心、方式也隨之發生變化，這使得政府治理理念發生轉變。第一，技術嵌入政府治理使得社會公眾能夠借助互聯網平臺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自身的需求，并通過多樣化的信息技術手段對政府公共服務的提供進行評價和反饋，以此推進政府治理效能不斷提升和改進。因此，數字政府時代，公民、企業、社會組織等主體共同參與到社會治理實踐中，協同共治局面逐步形成。第二，政府部門充分利用各類信息技術手段，在投資建廠、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民生領域，逐步推行集成式服務，提高辦事效率。第三，依托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各級政府加快職能轉變，簡化辦事流程，便利群眾辦事創業，治理理念逐步走向科學化、精準化、高效化。

再次，在結構性邏輯層面，政府作為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為回應公眾需求，推進數字政府建設落地，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業務規范。比如，我國各級政府著力打通內部各部門間的數據壁壘，對現有業務職能和已有資源進行優化合并，使不同業務體系在同一套運行規范和管理體制內運行，規范數字政府管理體制；此外，通過統一的業務規范對各項數字化業務進行簡化、量化和固化，為建構便捷高效的數字化服務提供基礎。

三、我國地方政府數字化建設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社會公眾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也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公民希望政府在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的同時，也能夠提升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為民眾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務。加之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不斷發展，社會數字化發展趨勢不斷增強，這些都倒逼政府利用現代數字化信息技術手段創新公共服務的供給模式，進行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機制的改革。在此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順應時代趨勢和民眾需求，積極探索創新公共服務管理的技術與方法。如廣東省順應時代浪潮，自2017年起，秉持“敢為人先、理念先行”的創新思維，在頂層設計方面迅速形成數字化政府改革建設的共識，先后發布《廣東“數字政府”改革建設方案》《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總體規劃（2018—2020年）》等政策文件，依托數字紅利統籌推進數字政府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轉變[12]；浙江省在2018年7月發布了《浙江省數字化轉型標準化建設方案（2018—2020）》[11]，明確了數字政府建設的總體目標、主要任務，同年12月發布了《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工作總體方案》，明確政府數字化建設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為抓手，優化政務服務流程，提高辦事效率，構建讓人民滿意的政府，這使得該省政務環境顯著改善，逐漸成為“互聯網+政務服務”的典范；北京市為促使政府各個部門各司其職，真正解決民眾關切，推行網格化與“接訴即辦”制度[12]，通過減少行政層級實現扁平化管理模式，促進基層一線真正以“回應率”“解決率”和“滿意率”等指標作為服務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上海市2018年正式施行“一網通辦”政務服務模式[13]，2020年全面啟動“一網統管”工作，用實時在線數據和各類智能方法，及時、精準地對接群眾各類需求，實現線上線下服務的協同高效；等等。

盡管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差異，基層政府治理能力也有不同，但對比分析以上數字政府建設模式，依舊存在諸多共性特征。

（一）以技術嵌入實現整體化和精細化治理

1.技術嵌入政務服務需求端

多樣化的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是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工具，有效利用信息技術能夠促進信息資源跨場域、跨層級、跨部門、跨行業進行流通，解決數字政府建設過程中相關主體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因此，各地政府在實踐中尋求將現代信息技術嵌入政務服務需求端的可行路徑，依托大數據中心、政務云平臺以及各種基礎數據庫，再造政務服務生命周期，整合部門間職能與業務邏輯，實現政務服務精細化治理。典型做法是通過整合政府各部門基礎信息數據庫，建成一體化政務數據共享平臺，其中包括一個省級政務云平臺、N個特色行業云平臺以及M個地市級政務云平臺，通過“1+N+M”模式將省級、各地市級的數據統一匯集到云端中心，實現各級各類政務信息的交流互通。此后利用數據分析平臺、數據運營平臺以及數據管理平臺對這些數據進行分類、整理和傳送，與遷移上云的超千余項政務信息相連接，構建省、市、縣（市、區）、鎮（街）四級全覆蓋的政府數據網絡，有效打破省級政府內部諸多部門以及省內各地市條塊分割造成的業務不通、數據共享難的問題，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使整體、協同和集約化治理成為可能（如圖2所示）。同時，在覆蓋全域的政務服務數據云支持下，建設包括統一身份認證、電子證照、電子簽名、電子印章等百余種政務服務業務系統的政務公共支撐平臺，直接提升線上政務服務便捷度。

2.技術嵌入政務服務供給端

面對傳統模式下政府機構臃腫、層級化嚴重、政務事項層層審批等問題，各級各地政府也借助移動設備和互聯網技術創新黨政機關辦公服務平臺設置，為政務工作者提供更加便捷的辦公平臺，以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綜合我國數字化政府建設經驗得出，各地通過與科技龍頭企業集團確立合作關系，將大數據、AI、云計算等新興信息技術注入黨政機關智能化辦公系統，創建內部工作群、上線會議資料、履職通知、社情民意、網絡議政等各類辦公決策輔助應用，至少覆蓋各省、市、縣、鄉、村、小組（網格）六級組織，將傳統的線下治理轉為線上數字化治理，使得部門間在線協同高效辦公成為可能。在推進數字技術嵌入黨政機關辦公平臺的基礎上，各地政府也注重供給端應用流程再造，逐步推進從業務供給端到服務需求端政務服務事項的“一站式辦理”模式（如圖3所示），探索通過“一個端口”辦理從落戶申請到不動產權屬證明查詢，從生育登記到孩子入園手續辦理，從企業開辦到發票領用等有關群眾生活、企業發展等各方面事項，加大各部門間協同化程度，為民眾提供一站式數據服務，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企業群眾生產生活。比如，截至2022年6月，浙江省政務服務應用“浙里辦”已上線3638項政務服務事項“一網通辦”，所有民生服務事項網上可辦率達100%，“跑零”可辦率97.44%[14]，真正提升了群眾企業的辦事體驗。由此，各地政府通過云平臺將處于供給端的黨政機關辦公人員與處于服務需求端的社會公眾相聯結，推動政務事項一站式服務模式的形成，實現整體化、精細化治理[15]。

圖3 數字政府供給端與服務端兩門戶交互運作機制

（二）以多元參與的理念革新破解政府“單中心”治理困境

多樣化的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在與政府治理實踐不斷加深聯結的同時，也推動著政府治理理念的更新，各級政府越來越充分地意識到，要推動政府數字化改革不僅要發揮其在戰略規劃、統一調配、監督管理等方面的統籌作用，還要以現代信息技術平臺促進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等各個治理主體間信息資源的互通，集中多元主體的治理優勢，實現共建共治共享?？v觀我國政府數字化改革的實踐，各地紛紛采取多樣化運作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加入，著力突破單中心治理困境。

1.“管運分離”：政企優勢互補

為打破單中心治理困境，實現政府、企業、公眾等各治理主體的信息共享和優勢互補，各地方政府在數字化改革實踐中不斷探求多樣化的運作模式，如“管運分離”[9][16]就是當前我國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實踐的模式之一。在具體運作層面，在“管運分離”模式下，各級政府數據運營中心往往由聯通、電信和移動三大運營商和各類互聯網龍頭企業共同出資組建并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形成“政企合作”模式，一方面能夠把政府從瑣碎的數據分析工作中解脫出來，更好地發揮其在規劃引導、標準制定、業務監督、財政籌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可充分發揮高新技術企業和基礎運營商的技術優勢，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對線上政務服務應用的開發、測試、上線、運維等業務進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促進政務服務數字化效率得到提升。同時，各企業組織也不再像以往那樣僅為政府提供業務支持，而是從數字化平臺的標準制定到需求對接、從數據融合再到系統運營等全方位參與，將傳統上的分散決策、分散投資相統籌，真正促進企業深度參與數字政府建設運營調度全過程，實現優勢互補、協同共振，由此提高數字政府平臺設計、數據融合、新技術利用、運維服務等業務專業化水平，促進政務信息系統實現由單一主體管理向社會共建共治轉變。當前，在我國經濟較發達、互聯網企業設立較集中的地區多采用該模式。

2.“政府購買+社會參與”：助力共建共治

縱觀我國部分?。▍^、市）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實踐，為充分發揮各市場主體在技術、服務、人才等方面的資源優勢，保證政府對海量數據的有效把控和高效運用，各地在實踐中探索形成了“政府購買+社會參與”的運營模式。他們通過公開招標、定向委托、邀標等形式將數字政務系統的開發、建設和維護轉交給相關互聯網運營商，并由財政安排資金予以回購，大力引導企業為數字政府建設提供應用開發、運營維護、平臺建設、業務咨詢等技術服務。為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的運營商在業務上和系統應用上往往相互競爭又相互依存，極大地提高了政府數字化平臺的可用性和可靠性，也確保了政府對核心業務和數據資源的有效控制。在此基礎上，政府積極引導、支持、鼓勵企業充分利用自身資源優勢開發各類便民應用，為提高政務服務質量提供有力支撐。比如，貴州省政府與中國振華、貴州航天云網等行業龍頭企業合作，利用企業技術優勢上線“貴商易”應用程序，匯集國家、省、市海量惠企政策，為企業提供政務服務、市場服務、惠企政策、金融服務等多項便利，幫助企業解決“找不到、看不懂、不會報”的問題[17]，改變惠企政策落實難的現狀；浙江省政府利用屬地優勢與阿里巴巴集團合作，選取與群眾和企業有關的百余個高頻事項，以數字技術賦能包括智慧黨建、民生服務、營商環境、醫療衛生等20余個主題應用場景實行“一次通辦”，極大地提升了政務事項辦理的便捷化程度?？梢哉f，技術嵌入推動政府治理理念轉變，各級地方政府逐漸將協同共治貫穿組織建設全過程，秉持“用戶思維”“流量思維”，以“人民群眾愛不愛用”作為檢驗數字平臺建設成效的標準，通過數字化平臺實現“政民互動”，使社會公眾、市場組織、社會組織等主體不僅能夠參與到政府治理中，更擔當了政務服務的評價者和監督者，多元主體協同共治局面逐漸形成，由以往“以事為中心”的治理轉變成“以人民為中心”的善治。

（三）以制度建構推動數字政府建設落地

當技術嵌入政務服務實現精細化治理，當多元主體參與到數字化服務提供突破單中心治理困境時，政府組織自身將不得不做出調適，最終推動實現制度重塑。一方面，技術嵌入只是對傳統公共服務的生產和輸送流程進行改造，如果不能及時搭建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形式，技術嵌入將缺乏相應的保障機制，難以持久穩定落實下去；另一方面，伴隨著新技術的嵌入，組織自身也需要更新迭代，如果組織不能提供相應的政策協調，不僅無法實現政府組織效能的提高，還有可能成為技術升級的障礙，壓制政府數字化發展的空間[18]。因而，需要從制度建構方面入手，以一套完善的組織架構、運行規范和管理準則落實數字化治理理念?？v觀各地數字政府建設實踐，在組織架構方面，典型做法是將省和省直各部門下屬的各級信息中心合并為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9]，由該局統籌管理各級各部門大數據改革工作，打破各部門、各條塊自成體系所導致的數據孤島，把以往分散在各個部門的建設能力集中起來，共同助力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在運行規范方面，政府內部各部門應對已確立的各項行動規劃、建設標準和服務評價負起“服務端責任”，以促進數字政府整體建設規范化運行。在管理準則方面，根據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和信息化基礎側重發展不同的方面，比如，鼓勵超大城市進行業務應用平臺自主創新，推動各類政務服務便民平臺建設，努力提升政務事項辦理的便捷化程度；支持中等城市結合實際情況進行特色應用創新，如我國東南部地區夏季洪澇災害多發，政務服務數字化改革應以數字水政、城市防汛為突破口，利用信息技術手段提高對汛情的預警、預測和處置效率；鼓勵小型城市加大力氣建設數字化軟硬件基礎設施，確保全國范圍內數字政府建設上下同心、步調一致[11]，著眼民生領域和產業發展，大力推廣人工智能在政務服務領域的應用。

四、提升我國數字政府建設質量的進一步思考

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手段正對人類社會產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政府將數字技術嵌入治理全過程，推動政府公共服務供給由職能驅動轉向需求驅動、政府治理理念由“以事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治理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發展、政府治理體系由細碎化向網格化發展，更加智慧、高效、迅捷地解決了政府治理中的難題。但與此同時，數字政府建設也面臨著數據資源開發、政策體制革新、人才培養模式、思想觀念轉變等方面的重大挑戰。只有妥善處理好這些痛點與難點，不斷提高數字政府建設質量，才能抓住數字時代的機遇，真正發揮好數字技術手段在政府治理中的價值。

（一）技術層面：注重縮小數字鴻溝，加強政務服務包容性

當前，我國各省市政府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平臺將處于需求端的社會公眾和處于服務端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相聯結，不僅實現了政務事項一站式辦理，促進整體化、精細化治理局面形成，更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活力，尤其是后疫情時代，很大程度上便利了企業、群眾的生產生活，提升了社會運轉效率。然而，雖然社會中部分群體能夠掌握數字技能，能很快地適應并參與到數字化政務服務的運行與發展中來，但社會中仍存在部分“技術弱勢群體”，如老年群體與農民工群體等，他們受知識水平、技能儲備、學習理念甚至移動設備的限制，在數字方面的適應性往往低于其他群體，這導致“數字鴻溝”[19]的出現。信息時代，政府為社會提供的數字化服務應以平等、公開與公平為基礎。因而，要實現政務服務公共價值的最大化，亟需建設一套更具包容性、平等性的服務體系，充分考量各“技術弱勢群體”的切身狀況，讓政府數字化建設成果平等地惠及社會中每個個體[20]。在實踐中要努力提升數字效能，彌合數字鴻溝。具體而言，一是在全社會范圍內針對“技術弱勢群體”開展數字化相關知識宣傳教育，充分利用社區平臺提升其數字素養，或是設立線下服務機構，為城市中不同年齡段、不同收入階層、不同學歷水平以及不同生活習慣的群體提供引導和幫助，增強每一位用戶參與在線政務服務的基礎知識和能力；二是積極推進信息無障礙建設，行政主體具有主觀能動性，不能完全依賴數字政府固定的運行模式而成為其機械執行者，要明晰數字措施的輔助作用，在數字化政務服務提供中充分發揮機關工作人員的能動性，確保所推出的各類線上政務服務的應用場景和接入方式能與老人、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生活方式和使用習慣基本契合，必要時也可考慮采取線上+線下同步服務模式，滿足不同服務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以提升數字化政務服務的科學性、有效性和包容性。

（二）制度層面：完善相關制度規定，筑牢數字化建設保障機制

多樣化的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實現了多元治理主體間信息數據資源的共建共享，推動他們積極參與到數字政府治理實踐中，提高社會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和水平。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隨著多元市場主體與政府治理實踐的聯結不斷加深，政府對市場主體依賴程度也在不斷加強。一方面,各類技術公司為數字政府改革與建設全流程提供了核心技術支持，這成了數字化改革建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另一方面,基于信息不對稱格局，現階段各地政府對技術資本的監管能力較為有限[21]。因此,如果掌握核心技術手段的市場主體在政府數字化改革實踐中獲得了足夠大的影響力,就有可能成功規避來自政府的監管，一定程度上威脅到公共利益，如導致信息安全問題出現[22]。不僅如此,當政府公共服務的提供越來越依賴技術手段、越來越依賴承接技術的市場主體,公共政策的出臺也會逐漸依附于其提供的大數據信息，在經濟主體逐利性的驅使下，市場主體私權力很有可能對公權力進行蠶食，并逐漸發展為利用公權謀取私利,這對數字政府治理會構成極大的挑戰[23]。因此，要避免出現這一問題，就要從制度層面入手對數字政府建設全周期的管理做出明確規定，強化數字政府改革建設保障機制。具體來說，一是出臺各地政府數字化建設項目企業立項準入制度，明確市場準入原則和評估機制，規范市場主體參與數字政府建設項目審批管理。二是從總體實施流程入手出臺相應的行政規章，對企業項目更新與退出標準做出明確規定，同時優化項目實施流程，完善市場主體履約與監督規則。三是針對各類數字化政務服務的運維、托管等工作，建立一支專業化高素質的管理隊伍，探索長效管理機制，完善項目建成移交與后期運維工作方案，提升數字政府建設的總體質量與水平。四是進一步完善各級地方政府數字化建設法律法規，加強對核心數據資源的安全保障力度，完善對安全風險的評估和審查制度，提升各級政府對安全風險的紓解、溯源、應對能力，筑牢數字政府建設的保障機制。

（三）價值層面：樹立以人為本理念，以數字技術增進人民福祉

數字政府建設要時刻把握“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意蘊，以回應民生訴求、便利社會生活、真正為民服務作為工作的落腳點。從目前我國各地數字政府建設實踐來看，雖普遍推出了各類便民利民政務應用、上線了多領域政務事項一站式辦理程序，但整體而言，現階段各類數字化應用的設計理念還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缺少對公眾參與機制的考量，缺乏公民反饋評價機制，這使得數字政府建設的質量水平難以得到持續有效提升。此外，在“大數據政績錦標賽”制度模式下[24]，政府數字平臺建設重復化、提供服務雷同化、反饋回復程序化等形式主義仍然存在，部分政務服務應用已成為為數字化而數字化的工程，與廣大民眾切身需求相違背。因此，要提高數字政府建設質量首先要重塑政府治理理念，堅持以人為本，立足社會全體人民的需求，從廣大人民群眾的角度出發考量他們想要什么樣的技術創新、需要什么樣的公共服務，基于此開發設計相應的數字化政務服務，真正打通政務事項辦理的“最后一公里”。例如，著力構建“老幼友好”型數字終端，使政府提供的數字化服務更有溫度。持續優化公眾反饋與評估機制，充分利用技術手段吸納公眾對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做出評價，讓公眾由原來的被動接受者成為主動評價者，及時發現數字政府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并做出改進，持續有效提升政府數字化質量與水平。

（四）組織層面：強化人才支撐，提升數字化治理效能

數字政府建設離不開復合型技術人才的支撐。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政府數字化建設起步較晚，既掌握專業技術知識又具備行政管理能力的復合型人才較為稀缺。而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相關專業技術是提升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的關鍵要素，從原始數據的收集、清洗、篩選、處理、分析，到信息鏈的互聯、互通和使用，再到信息平臺的設計、搭建與運維都需要相關人才實時跟進、全程把控。因此，為了更好地提升我國各地數字政府治理效能，需要強化數字政府建設的人才支撐。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推進：一是圍繞各地發展實際，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比如，支持相關學科產學研共建實習實訓基地、通過校企合作強化數字化人才培養力度等，為數字政府建設做好高素質技術人才儲備。二是對公共部門基層工作人員開展與自身業務相關的數字技能培訓，使其具備一定的數字技能，比如，數據共享技能、數據安全保障技能等，提升數字政府從業人員能力。三是積極倡導各地搭建復合型數字技術專家資源庫，充分發揮“第三方”建言獻策作用，探索智庫等社會力量在數字化政府治理中的積極作用[25]。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我國部分省市數字政府建設實踐為研究對象，探討地方政府如何順應數字時代浪潮，將信息技術手段嵌入政府治理，以此推動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并推動改革真正落地。研究發現，在數字政府建設動力方面，信息時代的到來和民眾對高效率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要為數字政府改革建設營造了土壤，倒逼政府治理改革向數字化邁進；在工具性邏輯層面，要將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嵌入數字化平臺建設，實現政府各層級間的數據共享，打破政府部門間的數據孤島，實現政府整體化、精細化治理；在價值性邏輯層面，借助一體化互聯網平臺，提升社會各主體在政府公共服務提供中的參與度，形成協同治理的社會共識，突破政府“單中心”治理困境，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善治；在結構性邏輯層面，以一套統一規范的制度建構具體化落實治理理念，推動數字政府改革建設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