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的傳播特征、現實困境與治理路徑

伍廉松 鄒笑寒 鄭新蓉

摘 要：涉外網絡輿情是復雜社會條件下民眾對在華外國人涉及的熱點、焦點問題的情緒、態度、評價、意見和訴求在網絡中的集中表達，是一定社會心態與價值觀念的產物。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在“超國民待遇”的積怨中被點燃，在謠言與真相的博弈中發酵，在非理性宣泄中升級，在訴求滿足后曲終人散，客觀上反映了輿情演化階段共有的普遍形態和演化機理，其傳播具有起因突發性、傳播非線性、情感非理性、內外疊加性等特征。全媒體有效增強了涉外網絡輿情治理各個環節的效能，但也帶來了新的風險與挑戰，主要表現為：輿論導向失衡助推輿情持續升級發酵，議程設置弱化導致輿情無序發展，引導能力低效影響輿情響應與治理，工具理性依賴忽視輿情治理價值理性。涉外網絡輿情因其政治性強、敏感度高廣受社會關注，其治理存在“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的現象。全媒體時代的涉外網絡輿情治理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和網絡綜合治理的相關重要論述為指導，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從思維、手段、效能和機制等維度入手，轉變治理思維，創新治理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完善治理機制，增強治理的公信力與價值引領力，實現網絡輿情治理與現實社會治理的有機結合，合力化解涉外網絡輿情風險矛盾，維護社會政治穩定與意識形態安全。

關鍵詞：全媒體；涉外網絡輿情；傳播特征；現實困境；治理路徑

中圖分類號：G20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23）05-0091-07

在網絡化、智能化大變革時代，全媒體極大地拓展了民眾的自由言論空間，網絡成為網民情緒表達的新場域。一些涉外輿論話題經過網絡匯聚、交融與碎片化傳播后，與國際政治外交、國家形象、民族情緒等相互交織，形成涉外網絡輿情事件，引發社會公共危機和輿論危機，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媒體不斷發展，導致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發生深刻變化，新聞輿論工作面臨新的挑戰。要從維護國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的高度，加強網絡內容建設，使全媒體傳播在法治軌道上運行?！?sup>[1]涉外網絡輿情因其政治性強、敏感度高廣受社會關注，管理者如何順應發展趨勢，正確認識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帶來的風險挑戰，有的放矢，實現精準治理，是新時代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一、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的傳播特征

網絡輿情是公眾關于某一公共事件的情緒在網上的表達。學界關于涉外輿情的研究較少，相關概念的認定也未達成共識。一般認為，涉外性是涉外輿情的最主要特征。本文所講的涉外網絡輿情是特指復雜社會條件下民眾對在華外國人涉及的熱點、焦點問題的情緒、態度、評價、意見和訴求在網絡中的集中表達，是一定社會心態與價值觀念的產物。涉外網絡輿情演化客觀上反映了輿情演化階段共有的普遍形態和演化機理。全媒體時代的涉外網絡輿情傳播分為萌發期、擴散期、爆發期和衰退期幾個階段，呈現出相應的輿情風險演化規律。近年來，隨著我國國際影響力的持續增強，在華外籍人士規模不斷擴大，涉外網絡輿情討論熱度明顯增加，其傳播具有以下顯著特征。

（一）典型樣態：起因突發性

突發性是指涉外網絡輿情的“導火索”來源廣泛，缺乏一定的輿情征兆，甚至有時是毫無預兆的，存在不可預測性。相比其他網絡輿情，全媒體時代的涉外網絡輿情更容易形成開放性、交互性于一體的巨大輿情信息場。研究發現，不少涉外網絡輿情的生成與表達往往來自生活化的瑣事，其誘因具有較強的突發性。以山東某大學“學伴”事件^[2]為例，原本較為常見的“校內結對學習”項目，與“留學生”“異性學伴”等敏感字眼關聯后被迅速發酵，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形成負面涉外網絡輿情，最終演化為一場指向我國高校來華留學生教育管理制度的批評浪潮。無獨有偶，福州某外籍學生違反交規推搡交警事件、上海等多地高校為留學生騰退宿舍事件、某外籍人士不配合疫情防控等涉外網絡輿情一般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發生，往往剛爆發便遭遇強大的輿論壓力和輿情困境，經過全媒體發酵后，產生顯著的“灰犀?！毙?，因而預警和干預相比傳統媒體更為困難。

（二）技術賦能：傳播非線性

“大數據開啟了一次重大的時代轉型，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sup>[3]在信息技術賦能的全媒體時代，輿情傳播方式不再是點對點、面到面、線性傳播、圈層式受眾覆蓋，而是由點到面、由散到聚、由冷到熱、從量變到質變的非線性傳播生態鏈，呈現出線上線下超導互聯圖景。一些涉外輿情就像是埋伏在網絡空間中的一個個信息炸彈，一旦條件滿足而被觸發后，其傳播能量就會瞬間得到快速釋放，引發網絡震蕩。而隨著網民的不斷參與和傳播，涉事部門回應是否及時或網民訴求是否得到滿足都會成為刺激輿情升溫或降溫的關鍵性因素。再以“學伴”事件為例，輿情爆發的次日，該校國際事務部的一份情況說明不但沒有起到預想中的作用，反而激發了網民們的對抗式解讀，一些公眾號、自媒體以此做文章，不斷挖掘新聞背后的“新聞”，社會主流媒體也持續跟進，對此事件展開述評，使得該事件短時間內呈現出連續性爆炸的態勢，最終迫使該校不得不再次回應公眾質疑，并公開向社會道歉。這一過程中，非線性傳播顯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主體場域：情感非理性

“網絡輿情的發展，表面是社會熱點依托媒介要素的傳播，實質上是不同群體價值觀念的對話交融?！?sup>[4]一些學者據此認為，網絡輿情是“網民對執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態度”^[5]。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所關注的不只是輿情或外籍人員本身，其背后往往與個人價值觀、社會思潮等相混雜，隱藏著一些價值利益或政治訴求。在匿名性環境中，涉外網絡輿情事件傳播主體言行較少受到約束與控制，網民有時把對社會公共事件的不滿轉換成了個體情感的宣泄，發表的意見看法通常會超出理性范圍。為吸引公眾眼球，制造轟動效應，一些爆料人、知情人或利益相關者會無所顧忌地通過自媒體等形式表達自己的意見、看法和情感，將深受網民詬病的“高額獎學金”“留學生素質低下”等信息無限放大，聲稱要挖掘涉外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號召廣大網民對“超國民待遇”“崇洋媚外”“屈膝迎合”等說不。這種非理性情感背后固然包含著對政府或高校執法與管理疏漏、不公正的批判，但是否隱藏著傳播主體文化自信的缺失抑或是盲目的民族情結？這一點值得追問和深思。

（四）風險治理：內外疊加性

涉外輿情一般為非正常性突發事件，具有明顯的涉外性與政治性，處置不當會擾亂社會正常秩序，損害國家形象，甚至引發外交事件。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風險治理的難度在于，一方面，為增加點擊率，博取流量，部分自媒體摒棄職業操守，大肆炒作涉外話題以刺痛民眾痛點，或夸大、獨撰、捏造涉外輿情信息，或道聽途說、傳播、炒作不實涉外謠言，加劇了涉外網絡輿情的信源困境。比如，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黑人強暴女生，學校以保研掩蓋事實”^[6]之類的謠言就會換個地域或馬甲重現各類論壇、貼吧，引發社會關注。另一方面，這些涉外議程在網絡信息技術的推動下，輿論會如同滾雪球般地衍生、裂變、擴散，形成呈幾何級增長的負面輿情，這些輿情極易被隱藏著險惡政治目的的反華勢力借題發揮，

一旦奏效，就會把涉外網絡輿情引向意識形態領域，并以此煽動受眾情緒，大肆鼓吹“反傳統、反主流、反權威”的價值取向，甚至引發官民的群體性對抗，在給輿情治理帶來挑戰的同時，對總體國家安全觀也構成了嚴重威脅。

二、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治理的現實困境

全媒體為涉外網絡輿情治理帶來了巨大的“能量場”，極大促進了涉外網絡輿情監控和研判的全面化、動態化和科學化，有效增強了涉外網絡輿情治理各個環節的效能。然而，任何技術的進步都是一把“雙刃劍”，涉外網絡輿情不同于一般性社會公共事件，全媒體時代的涉外網絡輿情治理在智慧化、精準化、政治性等方面不可避免地面臨新的風險與挑戰。

（一）輿論導向失衡：意見領袖助推涉外網絡輿情持續升級發酵

涉外網絡輿情事件中的網民更多扮演“圍觀式”角色，在網絡空間中的意見表達不僅僅是自我情感的表露，還易被他人的思想或觀點所傳染，通常帶有他人的情緒。在意見領袖的主導下，網民極易產生盲目的從眾行為，成為勒龐所描述的“烏合之眾”，或變成諾伊曼筆下的“沉默者”。部分網民有時即使明知某些觀點是偏激、過度的，卻仍然被“網絡大V”的情感動員所主導，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一種固定的交往準則和行為模式，以保持共同一致的群體意識。涉外網絡輿情本身的關注度較高，網絡輿論多為尖銳的批評且言辭激烈，其中不乏對當事人或執法者、管理者的謾罵批評，這些負面的情緒一旦被意見領袖評述或傳播，就極易形成強大的負面群體合力，影響涉外網絡輿情事件的發展進程。殊不知，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意見領袖”經常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批判而批判，往往抓住某一涉外輿論事件，以偏概全，混淆視聽，借呼吁理性散發負面情緒，以政策問責加劇官民對立，用“灰色想象”刺激網民敏感神經^[7]，歸根到底是要借涉外網絡輿情事件歪曲和干擾正面主流的輿論，制造思想混亂，損害社會公信力。

（二）議程設置弱化：把關人缺失導致涉外網絡輿情無序發展

全媒體時代，傳統的輿論引導和傳播格局被顛覆，輿論生態更加復雜，輿情傳播主體更為多元，議程設置主體即把關人變成了傳播網中的一個個結點，在一定規則的指導下，其試圖通過篩選、過濾、疏導或終止網絡中的關鍵性信息，以此向公眾傳播、推送符合其價值標準的“成品”。在這一過程中，網民在一定層面上掌握了網絡輿情傳播的主動權，他們不再是純粹的被把關對象，而是根據自我興趣或需求，主動傳播或從被推送的海量信息中選擇性地吸收信息，以此構建符合自我預期的網絡生活畫面。不僅如此，受網絡交互性特征的影響，把關人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網絡輿情的傳播與發展不斷變換，這使得議程設置或把關越來越復雜、透明和動態^[8]。受此影響，傳統媒體傳播中的議程設置不可避免地被弱化，把關人的權力也進一步被分化和削弱。面對紛繁復雜的涉外網絡輿情，一些網民把關人為吸引更多的眼球，不僅閱讀、傳播相關輿論信息，而且參與生產、重組新的輿情信息，通過刺激公眾敏感神經，引爆新的輿情傳播點以賺取流量，使得網絡中同類輿情形成滾雪球效應，最終導致涉外網絡輿情的無序發展。

（三）引導能力低效：不健全機制影響涉外網絡輿情響應與治理

以批評、困惑、憤怒為主題的大量不良情緒在數字化技術的刺激下得以快速流動傳播，一些不實的謠言和傳言往往混雜其中，被網民灌水、置頂、加精后沖上熱搜榜，推動著涉外網絡輿情向著不確定和不可控的方向發展，此時權力機構的及時疏導和應對就顯得十分重要。正面、積極、有效的引導與調控能較快平息網民的不公平感，削弱涉外事件本身的敏感度，促使網絡輿情向衰退階段過渡；反之，負面、消極、有限的被動應付不但不能奏效，而且會導致涉外網絡輿情事件的失控，引發次生輿情。面對洶涌而來的涉外網絡輿情，一些部門更多沿襲傳統媒體時代的老路，采取自上而下科層制思維模式主導的治理范式，或試圖封堵、刪除、壓制關鍵信息，或“擠牙膏式”地進行有限、生硬的回應，或繼續使用陳舊單向的宣傳說教，或處于無所適從的懵懂狀態，甚至在沉默中看著輿情滑向難以挽回的深淵，這些低效的處置和應對方式已然無法適應全媒體時代多元復雜的網絡輿情新生態。這其中固然折射出一些工作人員思維固化、知識儲備不足等問題，但究其根本，信息共享、協同聯動、效果評價等機制的不健全是影響涉外網絡輿情響應與治理的重要原因。

（四）工具理性依賴：涉外網絡輿情治理的價值理性維度被忽視

在用戶主導的全媒體時代，“我們會比以往獲得更多信息，同時也更容易困惑；我們會更容易看見真相，同時真相也更難獲得”^[9]。提升涉外網絡輿情的治理能力，不僅依賴于完善的體制機制和主體的治理智慧，而且需要增強對涉外事件的甄別和價值判斷能力。無疑，技術賦能的信息化時代，工具理性值得信賴?？筛鶕嫱馐录黝}發布的信息量、回復量和瀏覽量，使用大數據技術、信息采集與挖掘技術科學地計算出該輿情的參與度、信息擴散度和波及度，通過公式化、模型化運算，提煉網民的情感傾向等數據，對比輿論場各方力量變化，預判其內容敏感度等級，分析診斷其未來傳播的量級與態勢。應提升涉外網絡輿情事件的事前預警、態勢判斷和走向研判的能力，為開展輿論引導提供科學依據，有效提升涉外網絡輿情的治理效能。然而，我們不應陷入技術萬能的誤區，涉外網絡輿情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不少突發公共事件網絡輿情的傳播，本質上是多元傳播主體在意識形態話語權上的競爭”^[10]，對應的是多元的價值利益訴求與社會思潮。涉外網絡輿情治理并不能簡單等同于技術工具的選擇，對工具理性的過分依賴而忽視價值理性，“終究難以消解網絡輿情背后民眾心理的‘焦慮和官民關系的緊張”^[11]，也不利于宣傳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三、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治理的有效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推動形成良好網絡生態?！?sup>[12]互聯網的出現與治理相伴相生，“網絡輿情的發生發展、傳播發酵和處理解決是一個復雜多變的過程”^[13]。涉外事件因語言文化差異，其治理存在“不愿管、不敢管、不會管”的問題。全媒體視域下涉外網絡輿情治理要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實現網絡輿情治理與現實社會治理的有機結合，合力化解涉外網絡輿情的風險矛盾。

（一）提升認識：轉變涉外網絡輿情治理思維

一是樹立全媒體思維，促進網絡輿情治理的理念創新?！懊襟w融合不僅是技術性因素，還必然涉及體制機制，更深層次的是帶來思維觀念層面的轉變?！?sup>[14]要認識到全媒體是當前媒體格局不斷深化融合的必然產物，從整體層面把握全媒體傳播新生態，培養前瞻性、全局性和系統化思維，順應網絡傳播格局和輿論生態的新變化，認真考量涉外網絡輿情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特點，充分發揮主流價值觀和主流媒體的引導力，形成全媒體思維管理模式與工作機制，增強對涉外網絡輿情的敏銳性、觀察力、鑒別力與判斷力，打開涉外網絡輿情治理的新局面。二是秉持包容思維，增加社會能見度?！吧鐣_突治理不僅僅是單純的糾紛解決和矛盾處理活動，更是一個追求‘善治的過程?！?sup>[15]涉外網絡輿情涉及價值觀教育、政治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等諸多領域，傳統的管制思維不但不利于涉外網絡輿情的治理，而且稍有不慎就會引發“極度夸張的呈現、火上澆油般的聚焦與浮想聯翩的發酵”^[16]，這就決定了全媒體視域下涉外網絡輿情治理不能僅從對立視角只看到其中的“?！?，而應當摒棄對立思想，樹立開放包容思維，在提高透明度中加強議題研判，在促進公平公正中做好價值引導，從中發現民意走向的“機”，并以此提升政民的良性互動與政府公信力。三是強化預防思維，樹立常態化預防為先的治理理念。一方面，要樹立預防為先、源頭治理的理念，研究涉外網絡輿情的起源與演變規律，建立“人機一體化”涉外網絡輿情檢測平臺，對涉外重點人員與事件開展日常分級預警，提前感知、自覺防范、主動研判涉外事件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對涉外突發輿情事件的控制不能止于網絡上的“偃旗息鼓”，而要防微杜漸，分析隱藏在涉外網絡輿情背后的民眾的真實訴求，重視有價值的、代表性的意見，為下一次可能發生的涉外網絡輿情事件提早做好輿論引導，提供決策性參考。

（二）融合治理：創新涉外網絡輿情治理手段

一是推進涉外網絡輿情治理與社會治理相融合?！熬W絡輿情實質上是真實世界矛盾的轉場，是人們內心意見、想法、需要、欲望的吶喊與嘶吼?！?sup>[17]全媒體傳播的多主體、多向互動、發散式特點不僅使得涉外網絡輿情演化處于不穩定的狀態，而且還將網絡空間問題蔓延至現實社會，影響社會穩定。要準確識別不同情緒的輿情主體，分析造成民意激憤的深層次原因，為輿情治理提供有效前提；要通過大數據技術，分析挖掘所謂的意見領袖觀點是否受到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不良社會思潮的煽動，警惕它們披著政策問責、理性呼吁的外衣加劇公眾與政府的對立；要改變短期內迎合民眾的做法，正視現行外籍人員管理中的不足，以合理之策化解民眾的疑慮和不解，消除涉外網絡輿情可能引發的社會矛盾，以解決現實矛盾，盡量消散涉外網絡輿情。二是促進制度治理與情感治理相融合。社會治理只有依靠制度力量才能抵御各種無法預知的風險?！扒楦兄卫硎且郧榫w安撫和心靈慰藉為目標的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應”^[18]，是制度治理在情理層面的具體表達。要突出涉外網絡輿情治理的法治精神，把“法治”作為制度治理的重要內容，建立相應的涉外事件監測、預警、響應機制，避免因越權治理與不當治理引發的輿情反彈；要發揮情感治理的“軟治理”功能，不以簡單粗暴封堵負面情緒的形式對待涉外事件，而應更加重視回應民眾的情緒與情感，應充分考慮網民的愛國情感和民族情懷，以平等姿態進行對話溝通，以積極情緒引導促進制度背后的人的思想與情感的改變，實現硬治理與軟治理的結合，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三是堅持常態治理與專項治理相融合。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為依據，規范來華留學和就業創業的渠道和流程，對可能發生涉外網絡輿情事件的重點單位、重點領域開展常態化普法宣傳和思想教育，在依法保障外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確保外籍人員合法合規的活動，杜絕可能引發的超國民待遇現象；要堅持預防為主，精準施策，以打擊“三非”為整治重點，持續開展涉外工作專項治理，從源頭上壓縮外籍人員違法犯罪空間，預防涉外網絡輿情事件的發生；應以全媒體時代涉外網絡輿情治理培訓為抓手，提升涉外網絡輿情治理工作人員的思想認識，在輿情應對實踐中提升他們的涉外危機處置能力。

（三）精準引導：提升涉外網絡輿情治理效能

一是以正向的社會動員方式推進治理的精確實施?？焖?、高效的社會動員能力是全媒體時代推動涉外網絡輿情事件演變與傳播的原動力?！熬W絡輿情是現實民情民意、時代問題的間接表達”^[19]，要以正向的社會動員方式消除部分網民泛濫的民族主義情緒，糾正他們片面、過激的仇外、排外心理，化解涉外網絡輿情；要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與價值訴求，及時排解和疏導他們因圍觀涉外網絡輿情而產生的社會憤懣心理，避免因負面輿情形成非理性行為；要及時發布權威信息，以公開透明的態度和方式進行回應，幫助民眾正確認識涉外事件真相，壓縮虛假謠言傳播空間，使涉外網絡輿情從非平衡態走向平衡態，以此重塑社會心理平衡。二是精準把握好時效度，贏得輿情引導的主動權。應抓住時機，把握節奏，正確引導輿情走向，實現快速穩妥的應對處置。要轉變過去涉外事件發生后拖的心理、否的基調和急的心態，認真研究全媒體視域下涉外事件時空、人物、利益與話語間的內部關聯，尋求引發蝴蝶效應的涉外事件在虛擬空間和現實生活的結點，以透明公開的方式消除網民的猜測，以主流輿論與價值導向快速瓦解所謂的局部性優勢意見，降低涉外事件對網民的敏感神經的刺激，形成源頭治理+動態跟蹤+應急處置的治理模式，及時化解涉外網絡輿情風險。三是以技術賦權推進涉外網絡輿情的精準治理。全媒體時代擺脫工具理性依賴不是不要技術，而是合理利用技術有效提升涉外網絡輿情的治理效能。要將傳統輿情的科學研究方法與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相結合，提高信息的自動搜集效率，挖掘隱含的、敏感的網絡領袖意見、熱點評論和虛假謠言等，對具有潛在價值的數據的信息量級、傳播趨勢、傳播節點、路徑、影響范圍以及不同階段輿論場各方力量的對比變化等開展動態追蹤和精準研判。要發揮算法模型和運算邏輯的技術優勢，將主流價值觀、道德觀、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引領力等嵌入算法中，強化對涉外網絡輿情治理技術的價值引領，為主流媒體把握輿論主導權提供技術支撐。

（四）協同聯動：完善涉外網絡輿情治理機制

一是構建“四位一體”的涉外風險治理共同體。涉外網絡輿情治理的最終目標是通過多主體協同共治消除輿論場中圈層間的隔閡，促進管理者與網民的良好互動，使涉外事件變為助推社會有序健康發展的推手。要充分認識到全媒體視域下涉外網絡輿情治理的復雜性，改變傳統的政府單一的治理模式，在遵循網絡輿情生成及演變規律的基礎上，發揮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的作用，堅持自上而下管理與自下而上互動的結合，規范網絡空間，主動公開權威信息，及時回應網民關切，促進對話溝通，構建政府、社會、媒體、民眾“四位一體”的涉外風險治理共同體，提升涉外網絡輿情風險治理的效能。二是完善信息共享和協同聯動機制。要打破過去政府內部垂直管理和各自為政的管理方式，以建立完善的涉外網絡輿情監測與預警機制為重點，以實現政府議題、媒體議題和網民議題的巧妙融合為目標，加強不同治理主體間的信息共享與互聯互通，“引導多元主體參與算法共治”^[20]，建立跨部門、跨層級的輿情互動與交流溝通機制，形成宣傳、新聞、公安、網信、外事、涉事單位等多主體共同參與的協同合作模式，為及時、全面、準確地分析、研判、回應涉外網絡輿情提供高效的決策性參考，確保輿情處置朝著有利的方向發展。三是健全輿情市場準入與監管機制。全媒體的迅猛發展使得大量互聯網技術公司進入了輿情分析行業。一些公司打著所謂的“輿情服務”招牌，在涉外網絡輿情處置過程中不僅沒有發揮專業的監測搜集、分析研判作用，反而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與一些失去價值底線的自媒體勾結，利用網民的愛國熱情，肆意煽動民粹情緒，推動輿情擴散升級，加大了涉外網絡輿情的治理難度。政府部門要建立針對涉外網絡輿情服務的統一的行業規范與準入門檻，培育一批價值導向正確、專業技術過硬的輿情服務公司，加強對網絡議題信息的把關，研發針對涉外網絡輿情主題的相關軟件，培植輿論方向正確的意見領袖，及時化解政府與公眾間的矛盾，維護政治穩定與意識形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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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reality dilemmas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foreign-relat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the era of all-media

WU Liansong^1，2， ZOU Xiaohan²， ZHENG Xinrong¹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0， China）

Abstract：Foreign-relat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is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peoples emotions， attitudes， evaluations， opinions and demands on hot issues and focal points of foreigners in China under complicated social conditions， and is a product of certain social mentality and values. Foreign-relat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in the era of all-media is ignited by the accumulated grievances of “super national treatment”， fermented by the game of rumors and truth， escalated by irrational catharsis， and dispersed after the demands are satisfied， objectively reflecting the universal form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common to the evolution stage of public opinion. Its communic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sudden origin， non-linear communication， irrational emotion，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perposition. All-media has effectively enhanced the effectiveness of all aspects of foreign-relate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but it also brings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imbalance in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contributes to the continuous escalation and fermentation of public opinion; weakened agenda setting leads to disorderly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effective guidance ability affects public opinion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neglects the value rationality of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Foreign online public opinion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society due to its strong political nature and high sensitivity， and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unwillingness to manage， dare not manage， and will not manage” in its governance. Above all， the governance should adhere to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discuss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ll-media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network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an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ituation， move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nd follow the trend. Starting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inking， means， effectiveness， and mechanisms， we should transform governance thinking， innovate governance methods，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improve governance mechanisms，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and value leadership of governance， achieve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and real social governance， work together to resolve the risks and contradictions of foreign-relat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aintain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Keywords：all-media; foreign-related online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realistic dilemma; governance path

（編輯：段明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