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上海國有戲曲院團發展研究：以上海越劇院1 為例

吳筱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藝工作，作出一系列決策部署，為國有文藝院團改革指明了方向。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建構“文化自信”的重要內容。2015 年7 月11 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戲曲傳承發展的若干政策》，強調戲曲是“表現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明確指出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發揮戲曲藝術在建設中華民族精神家園中的獨特作用”。政策話語對戲曲的重視與支撐，奠定了這一時期戲曲發展——尤其是國有戲曲院團創作與發展的基石，也使這一時期的戲曲創作呈現出特定的時代特點。

就上海而言，2011 年上海戲曲藝術中心的成立，2015 年國有文藝院團“一團一策”的推出，深刻影響了各大國有戲曲院團的藝術生產方式。本文以上海越劇院作為考察對象，希望通過對上海越劇院在制度建設、劇目創作、文化探索等方面的考察，呈現其在新時代文化治理過程中的歷程和反饋，并嘗試總結其所提供的經驗和問題。

新時代上海國有戲曲院團發展背景

越劇《甄嬛》

新時代是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十八大之后，國家文藝政策有重大轉向，對戲曲團體尤其是國有戲曲院團的藝術生產和發展建設產生重要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藝向政治回歸的總基調。從十八大之后習總書記對文藝工作的指示和相關文藝政策——尤其是2014 年10 月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015 年10 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來看，“黨中央對文藝意識形態的要求進一步增強了，甚至超過了改革開放以后的其他歷史階段?？梢哉f，‘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命題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恢復了。當然，這里的‘政治’主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二是傳統文化作為“文化自信”的核心內容受到重視。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高度褒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視其為弘揚中國精神，樹立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的民族文化資源。新時代國家文藝發展戰略和具體政策的轉型，確認了包含戲曲在內的傳統文化作為國家文化核心資源的重要地位，同時也高度規約著這一階段戲曲創新發展的方向與邊界。

進入新時代，上海積極領會國家文藝發展戰略，落實文藝發展政策。2011 年12 月30 日，作為貫徹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深化上海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舉措，上海戲曲藝術中心揭牌成立，下轄上海京劇、昆曲、越劇、滬劇、淮劇和評彈六大藝術機構。經過改變行政關系，改變院團名稱，改變資金撥付方式，上海戲曲藝術中心的成立意味著上海正在全國率先將國有文藝院團體制改革推向深入階段。在這一輪國有文藝院團的體制改革之中，上海越劇院、上海滬劇院、上?；磩F和上海評彈團4 家國有文藝院團，分別更名為上海越劇藝術傳習所（上海越劇院）（下文簡稱上越）、上海滬劇藝術傳習所（上海滬劇院）、上?；磩∷囆g傳習所（上?；磩F）以及上海評彈藝術傳習所（上海評彈團），享受上海市財政的全額撥款扶持。自此，上海國有戲曲院團文化建設的統籌規劃性增強，多樣化探索放緩——上越和上海越劇也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上海在地方文化的建設上表現出更強的文化治理意識：建設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打造社會主義國際文化大都市、全力打響“上海文化”品牌、打造“亞洲演藝之都”……這些具體的文化發展目標和舉措，延續著上海作為中國現代化前沿的文化自覺——在世界性、民族性和地方性之間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表達；同時也表現出了較以往更強的地方文化的“差異化”發展策略和文化品牌競爭意識。在這個過程中，包含上越在內的上海18 家市級國有文藝院團成為落實國家文藝發展戰略、實現地方文化治理目標的切實抓手。

新時代上越發展特點

1.體制機制改革：保障性提升，規范性增強

2011 年末，上海越劇院更名為上海越劇藝術傳習所（上海越劇院），成為上海戲曲藝術中心下轄戲曲院團之一，享受上海市財政全額撥款扶持。這一次院團體制改革解決了上越的后顧之憂，在資金扶持、硬件建設、人才培養、發展平臺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更強有力的保障。資金扶持方面，除享受人員和事業經費的財政全額撥款以外，上越每年都可獲得來自國家藝術基金、上海文化基金、其他專項的多個項目資助，資助范圍涵蓋劇目創排、復排、人才培養、重要演出等藝術實踐活動。硬件建設方面，2020 年年末，上越新址啟動建設，建成后將大大改善現有辦公與排演條件；而近年來天蟾逸夫舞臺、長江劇場、宛平劇場、周信芳戲劇空間等專業戲曲演出場館的整修建設，為戲曲專業化演出提供了堅實底座——尤其是宛平劇院，在修整開業后已通過《紅樓夢》《梁山伯與祝英臺》等經典劇目駐場的演出方式與上越形成了深度聯動。人才培養方面，依托國家到地方的各級文藝人才選拔機制，上越建立起了“老中青”三代人才梯隊培養計劃；根據“一團一策”指導意見，上越在2016 年起制定了激勵性分配方案，向一線演出和領軍人才傾斜。在發展平臺方面，依托上海戲曲藝術中心的集聚效應，上越在中心創建的“東方之韻”“戲·聚精典”“上海小劇場戲曲節”等演出品牌上都有良好表現，尤其在小劇場創作中對越劇的“情”文化進行了現代詮釋與發展，展現出與時代共振的創作特點。

2012 年以來，在保障性提升的同時，上越發展建設的規范化程度也大大增強。在戲曲藝術中心的統籌部署下，上越的發展步調與其他市級國有戲曲院團保持一致。首先，在劇目建設和演出規劃上，每年按照經典劇目、傳統劇目和新創劇目并重的分類方式，以五年規劃為目標，對標重大主題性時間節點，進行創作資源的分配；演出則按市場性與公益性并重，經典版、駐場版、巡演版多類型協調并進的原則予以布局開展。其次，根據“一團一策”指導意見，上越設立了藝術咨詢委員會，主要負責劇院創作規劃、劇目生產、藝術質量、藝術人才引進、專業培訓等相關工作的咨詢，為劇院重大藝術決策提供參考意見。再次，改制后上越的公益屬性顯化，在保證公益演出數量的同時，積極打造“越音繞梁”等公共美育品牌，建立起了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老年大學一體化的成長式越劇美育機制。

這些規范化發展內容以指標形式體現在上海各大國有戲曲院團的年度工作計劃和考核中。國有戲曲院團保障性與規范性的同步提升，為新時代上海戲曲藝術統籌發展提供了制度基礎和工作抓手。

2.劇目創作演出：大戲主題性突出，小戲探索性鮮明

2012 年以來，在上海戲曲藝術中心的統籌管理下，上越的劇目建設和演出布局整體表現為傳承與創新并舉、市場與公益并重的規范化發展面貌。具體來看，這十年上越的新創劇目呈現出“大戲主題性突出，小戲探索性鮮明”的特點。劇目創演形式趨向多樣化，但大型展演活動或駐場演出仍高度依賴傳統經典劇目，尚未出現能代表劇種特色的新經典。

這十年上越創作的大型劇目有《甄嬛》（上下本）、《雙飛翼》《燃燈者》《素女與魃》《山海情深》等，其中以《甄嬛》和《山海情深》最具代表性——前者以市場為主要導向，后者則是主題性創作的典型。

2012 年上演的電視劇《甄嬛傳》引發“現象級”收視熱潮。借助原作和電視劇的文化影響力，同時充分發揮越劇的抒情風格和舞美特色，越劇《甄嬛》在創排過程中就受到了廣大戲迷的高度關注，問世后取得了良好的市場反映，也成為這十年間上越復演率最高的新創劇目。

2014 年之后，隨著中央層面對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發展指導性政策的頻頻出臺，以及地方層面的具體落實，上海各大國有戲曲院團在大型劇目創作上表現出鮮明的主題性轉向。2020 年是中國消除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在該年的“國際消除貧困日”上，作為上海市“建黨百年”“全面小康”主題的首批重點文藝創作項目之一，由上越創作的大型扶貧主題越劇《山海情深》首次上演。該劇也于2021 年3 月赴北京參加了“全國脫貧攻堅舞臺藝術優秀劇目展演”，成為近年來上越在主題性創作中最突出的成績。

在大戲創作向主題性靠攏的同時，上越在小型劇目的創作上展現出較強的靈活性、探索性和多樣性。在創作平臺方面，依托上海市舞臺藝術作品評選展演（小型劇目）、上海小劇場戲曲節、上海國際藝術節等平臺，小型劇目創作獲得了多方位的孵化和展示機會。在創作機制方面，上越推出中小型劇目創作“邀約”機制，為本院的藝術家、創作者提供了更多自建團隊、自主探索的機會。在創作形式上的探索則更為多樣化，比如打破鏡框式舞臺的沉浸式越劇《再生·緣》、越劇詩詞表演《典·墨》、融合音樂劇特色的“樂坊+劇場”形態的《紅樓·音樂劇場》，以及在新冠疫情影響下，以線上傳播為目標創作的越劇微電影系列等。在創作主題上，除了配合主題性創作任務的小型劇目外，上越的小劇場創作延續了越劇的情文化傳統，呈現出較強的現代都市女性視角，《洞君娶妻》《再生·緣》《宴祭》等小劇場越劇作品都著力探討了“愛情”主題，從不同角度回應著現代女性的情感困境。

但在創演形式多樣化的同時，無論是主題性創作，還是實驗性探索，新創劇目普遍存在著復演率低、展示平臺不足、文化影響力弱的問題，有限的越劇市場仍然青睞高度成熟的經典劇目，《紅樓夢》《梁山伯與祝英臺》等四大經典依舊是上越最醒目的文化招牌——在國家力量大力扶持戲曲建設的新時代語境下，新創劇目的文化有效性急需辨認和檢驗，也需要在此基礎上形成更具針對性的支持與培育。

3.文化理論建設：重視越劇研究，鼓勵青年探索

在越劇宗師袁雪芬生前的引領下，理論研究一直是上越的一大特色和亮點。近十年來，上越藝術研究室先后主持完成上海市非遺專項資金項目《華東戲曲研究院越劇演員訓練班演員群體研究》《陳鈞唱腔設計研究》，參與國家藝術基金課題《戲曲現代戲創作研究》、上海哲學社會科學一般課題《越劇男女合演研究》、浙江音樂學院開放課題《演劇演出史研究》等項目。十年來，上越共舉辦大型研討會15場，主題涵蓋新創劇目論證、藝術家成就與人才培養、大型展演活動總結，以及重大紀念活動和越劇發展等方向。

在積極聽取專家學者意見的同時，上越也鼓勵院內的青年創作者和研究人員積極開展跨文化交流和探索，并將這些理念探索與創作實踐相融合。2019 年，上越青年創作沙龍成立，沙龍以創作實踐為依托，通過主題討論、集體創作和團隊共建的方式進行自我培力，在不斷吸納其他劇種和藝術門類的創作者、研究者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教、學、研”良性對話的青年藝術創研共同體。近年來，青創沙龍在小戲孵化、跨界創作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現，其創辦的線上文藝對談品牌“青年·戲談”日趨成熟，廣受好評。

發展中的問題與困境

1.劇種特色弱化

就新創劇目的數量和題材類型來看，2012 年以來，上越的創作相比21 世紀前十年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萎縮態勢。2001——2010 年之間，上越的新創劇目曾“呈現出前所未有豐富多彩的新面貌”，3代表性劇目有新編古裝劇《梅龍鎮》《蝴蝶夢》《救風塵》，新編歷史劇《韓非子》，新編現代劇《早春二月》《第一次親密接觸》《秋色漸濃》等。這些創作大都以越劇的情文化為基礎，以演出市場為導向，兼顧藝術的創新與探索，延續并發展著具有鮮明越劇特色的劇種文化形態。

2012 年以來，逐漸強化的主題性創作導向，上海戲曲發展建設的統一規劃，以及行政體系上的多層級管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上越在劇目開發和演出布局上的能動性。而主題性創作的非市場導向和宏大敘事取向，與越劇所擅長的市民化題材、抒情化特色之間也存在落差，越劇的情文化傳統并未得到有效的發展與推進，其劇種特征與文化調性反而變得模糊，呈現出文化競爭力弱化的趨勢。

2.“供給側”改革的局限

2012 年以來，上海的戲曲發展在“市場——社會——藝術”三方面進行了盡可能平衡的布局，但其成效仍舊缺少有效的評估。新時代以來上海國有戲曲院團的發展高度重視“供給側”改革，從傳承、創作、演出、公共服務、藝術探索等多方面豐富戲曲事業建設的內容，提供多層次的戲曲作品和演出類型。但關于戲曲文化“需求側”的評估和分析卻是嚴重不足的——無論是演出市場、公共文化服務，還是藝術探索，都較少關注戲曲觀眾的文化反饋和分層建設，忽視其作為戲曲文化生產環節的重要性。

在上海的各大戲曲劇種中，越劇一直屬于市場表現較好的地方劇種——演出市場是越劇與受眾連接的主要方式。從這十年的情況來看，除了越劇《甄嬛》尚能獲得越劇觀眾的認可，上越推出的其他大型劇目，尤其是主題性創作如《素女與魃》《山海情深》等，都幾乎無法在演出市場上立足。上越在演出布局上也越來越依賴經典劇目和傳統劇目復排來維系和開發受眾群，但新創劇目的萎縮終將使得劇種活力減弱，使其作為現代文藝實踐的有效性降低。

3.上海越劇的文化危機

大約從2015 年開始，在上海各級各類政府文件或主流媒體用語中，對上海五大戲曲劇種的簡稱從慣用的“京昆越滬淮”調整為了“京昆滬越淮”。對這一次用語調整，業內表現出心照不宣又莫衷一是的態度。與此相對應的，則是浙江省對于越劇作為地方文化符號的持續強調。近年來，在浙江省相關政策引領下，嵊州越劇小鎮、中國越劇藝術節、《越劇好聲音》等品牌項目的建設推廣，已逐漸筑牢了浙江越劇的文化標識度。

對于越劇這個劇種而言，上海越劇與浙江越劇雖然同宗同源，但在其發展歷程中已形成了不盡相同的文化形態與品格。只有百年歷史的越劇其實是非常年輕的地方劇種，其特色根植于江南文化浪漫的抒情傳統，卻成型于海派文化的兼容并蓄和勇于創新。上海的國際大都市精神與越劇的現代文化品格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與關聯——越劇作為一種現代都市戲曲、作為上海地方精神的一種文化表達形態，其文化價值與現實潛能缺少足夠的重視、培育和發展。

思考與建議

戲曲已不是最大眾的文藝活動，就其現狀來看，占有絕對人才和資源優勢的國有戲曲院團在很大程度上引領著當下戲曲的發展方向。上越作為越劇歷史資源最豐厚的國有越劇大團，其當代藝術創作與實踐仍然深刻影響著這個劇種的文化品格、地域形態，及其作為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有效性。新時代以來，在國家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方向指引下，通過上海精細化、高效率的文化治理，上越在制度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更穩定、更平衡的發展格局。但與此同時，在近年來上海越劇發展中逐漸顯露的問題與困境，也提示我們更全面和細致看待越?。☉蚯┑奈幕瘜傩?，并從如何保有其文化活力的角度進行一些思考。

1.作為分眾文化的越?。簯蛎缘臅r代意義

伴隨著互聯網的興起與流行，某一種文藝形態一統天下的“大眾文化”時代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不可計數的“分眾文化”群落。這對越劇而言既是困境也是機遇?！胺直娢幕备拍顚τ诋斚略絼“l展的意義和啟示在于：應當比以往更重視越劇戲迷，也就是越劇的核心受眾群體的影響力和行動力。在眾多流行文化依靠“粉絲”長期而大量的數字化勞動，“用愛發電”推動多樣化、多極化的文化展示與傳播時，這一時期的上越卻相對忽視了對其“核心行動者”的凝聚、培育和互動。這一階段包括越劇在內的上海戲曲的文化生產和傳播主要停留在了“供給側”改革上，藝術生產高度限制在體制“內循環”中，而這也恰恰是在分眾文化時代加速弱化了戲曲的核心競爭力，是尤其需要反思和調整的。

2.作為上海地方文化的越?。何幕卫砼c文化認同

作為一種現代戲曲劇種的越劇，在20 世紀中國和上海的現代化歷程中形成其劇種特色和文化品格，她與上海這座城市之間的互生關系多有論述，本無需贅言。然而從近年來上越的藝術生產來看，需要提醒的是：越劇早已形成的女性文化特色和市民文化取向正是上海的文化土壤所培育的，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個重要切面——這兩個特點在當下仍然具備強大的文化生命力。對上越的規劃與建設，仍需理解并尊重上海與越劇之間的內在文化關聯，鼓勵上海越?。ㄔ海┰谄湮幕厣臀幕J同的延長線上進行藝術創作與探索。

3.作為現代民族話語的越?。荷鐣髁x現代性

越劇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外交的重要部分，其一度成為地方戲曲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劇種之一，甚至在民間享有“第二國劇”之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越劇的女性特色及其擅長的愛情題材向世界展示了一個善意而開放的現代國家/政府形象?！读荷讲c祝英臺》《紅樓夢》《白蛇傳》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舞臺作品在文化外交上也成績斐然——這些改良后的經典劇目在展現民族美學特色的同時，也通過其反封建內涵傳達出鮮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價值立場。時至今日，越劇這段歷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形象建構中仍有其現實意義和價值——關于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如何展現一種社會主義現代話語，使其既具備對話性也提供差異性。上越是這些歷史遺產和資源的保有者，也應當是其理念與精神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結語

國家文化政策的調整，地方文化治理的強化，以及特定戲曲劇種的文化與藝術特征，共同構成了新時代以來上海國有戲曲院團發展建設的三個層面。2012 年以來，自上而下的文化治理使得“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國家文化話語高效落地為國有戲曲院團標準化、規范化的文化生產；在下一階段，或許需要更為重視的，是基于劇種特色和受眾感受的“需求側改革”，使文化形態各異的戲曲劇種能夠自下而上地構成承載民族文化精神、形塑地方文化品格的活態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