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經》的史學價值

李正君，張碧林

（安慶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安徽 安慶 246133）

《元經》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比擬《春秋》所撰寫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始于西晉惠帝太熙元年，終于陳亡。因其成書于隋代，較之正史為早，又因王通及《元經》在歷史記載上存在一些缺失和訛誤，故其真偽性一直成為學界討論的話題，直至近些年，《元經》的真實性才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1]。學界對《元經》的史學價值關注較晚，整體關注不夠，目前尚無高質量的《元經》點校本問世。

《元經》的作者王通，字仲淹，隋河東郡龍門縣（今山西省萬榮縣）人，生于隋開皇四年（584年），卒于隋大業十四年（618年），死后，門人謚為“文中子”，是隋代著名的文學家、經學家和史學家。王通在隋代時默默無聞，《隋書》和兩《唐書》也不曾為他立傳。到了宋代，學界開始慢慢重視王通的學術貢獻，甚至將其與孟子并列。本文擬從《元經》敘述的貫通性和材料的簡明性、正統的凸顯性與《春秋》的比擬性以及史料價值等三個方面闡釋《元經》的史學價值，以期推進《元經》的研究。

一、敘述的貫通性與材料的簡明性

《元經》一書最初以經的形式出現，其內容則是歷史記述。全書記載時段較長，但語言十分精煉，其中許多材料經過了王通的選取、采摘。加上薛傳的部分，全書共13萬余字?！对洝吠ㄆw現出貫通性和簡明性的特征。

1.敘述的貫通性?！对洝返臄⑹鰰r段，上起西晉惠帝時期，下至陳亡，時間跨度較長，其敘述詳略分明；其中，西晉史實占2卷，東晉史實占5卷，劉宋史實占1卷，第九卷時間為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具體時段如表1所示。

表1 《元經》各卷斷限表

可見，《元經》對于兩晉尤其是東晉歷史的撰寫最為詳盡，而劉宋一朝和北朝的記載只各占一卷。前揭皮日休《文中子碑》記“《元經》三十一篇”，查今本《元經》只十卷（卷十題為薛收補）。又因《元經》以編年史體例書寫，劉宋及北朝雖所占篇幅較少，但年代年號卻十分完整，只是許多年號之下并未記載任何史實，不知何故。尹協理認為，今本《元經薛氏傳》是有殘缺的[2]。胡克森認為：“王通撰寫《元經》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分裂時期樹立一個新的正統，而這個正統就是北魏?！盵3]沿著這個思路，我們大體可以解釋王通在《元經》中利用大量的篇幅書寫兩晉及劉宋的歷史，而對于王通樹立的新正統（北魏）卻記述十分簡略的原因。王通企圖借助《元經》闡釋天下正朔由兩晉劉宋傳承至北魏的過程，以此來突顯北魏的正統性，故而對正朔傳承的過程，即兩晉劉宋的歷史演進記載得更為詳盡。由此可見，《元經》創作旨在闡釋正統的傳遞，而不在歷史史實的記述。從這個方面來說，《元經》作為經的意義更加突出，其史學功能則是傳經產生的客觀效果。換言之，《元經》的歷史記述只是手段，確立新的正統才是其目的。從時間跨度上來看，《元經》涵蓋整個兩晉南北朝及隋文帝時期，史實敘述的貫通性強。從長時段的視角考察歷史演進的脈絡，也是王通修《元經》的一大特色。

2.材料的簡明性?！对洝钒l揮了編年體的長處，以時間為經，每年之下所記載的史實十分簡明。如《元經》卷六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條：

太元二十一年春，帝正月。夏四月，慕容垂死，子寶嗣立。六月，呂光僭王。秋九月，庚申，帝醉，自崩[4]247。

相比之下，同年《晉書》帝紀中對此的記載更為詳細：除包括《元經》記載的相關內容外，還包括造清暑殿、慕容垂進攻平城、作永安宮以及孝武帝崩于清暑殿等內容，并追述孝武帝幼年數事，茲不贅引?！稌x書》帝紀部分敘述較《元經》更為詳細，如再加上“志”與“傳”中的歷史細節，其內容更為詳實，由此也更能凸顯出《元經》敘事簡明的特征?！对洝分荚诖篌w勾勒王朝更替、治亂興衰的過程。

又如《元經》卷七東晉安帝“隆安三年”條：

隆安三年春，正月。二月，林邑陷日南、九真，遂寇交趾，交趾太守杜瑗討破之。叚業自稱涼王，仇池公稱藩。三月，尊陳夫人為皇后。夏六月，慕容德陷青州，殺辟閭渾。秋八月，禿髪烏孤死，弟利鹿孤立。冬十月，秦姚興陷洛陽。十一月，妖賊孫恩陷會稽。十二月，桓玄襲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梁呂纂殺呂紹自立[4]249。

而《晉書·安帝紀》則補充了正月封宗室蘊為淮陵王，二月河間王國鎮去世，四月頒布的人事任命，以及本年荊州大水等數事，所述事件更加詳細，連貫性更強。

再如《元經》卷九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條：

武泰元年，帝崩。爾朱榮弒帝釗，別立子攸，改元永安[4]262。

《元經》于每月之下多則記述一兩條史實，少則只有月份，并無任何內容，記述內容也是簡明扼要。不過，其選取材料的種類十分豐富，政治事件、官員任免、戰爭沖突、符瑞災異、民族外交、宮城修繕、大臣逝世等無所不包?！对洝返淖珜懕葦M孔子的《春秋》?！洞呵铩酚浭率加隰旊[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前后242年的歷史，《春秋》只用了18 000余字。王通也企圖用簡約凝練的文字，勾勒出歷史的發展脈絡，宣揚自己的正統史觀，其在簡明之余，仍能做到嚴謹和規范。

二、正統的凸顯性與對《春秋》的比擬性

《元經》是王通“續六經”中的一部，其效仿孔子《春秋》而作。由于敘事的簡明性，其歷史記錄的功能不太明顯，其中蘊含的正統觀念是其突出的特點，也是研究隋唐正統觀及王通政治思想的重要參考。

1.正統的凸顯性。從內容上說，《元經》的內容多取材于當時已存的相關史書，且與正史記載多有重復。其中所宣揚的正統觀念，是王通作《元經》的主要動因?！对洝肥茄芯客跬▊€人正統思想乃至隋代正統觀演變的重要參考文獻。從《元經》的敘述順序來看，第八卷為劉宋一朝的歷史；第九卷并沒有按照南朝的朝代更迭順序編寫下去，而是從南朝走入了北朝，開始敘述北魏的發展；其對北魏歷史的講述也并非從北魏開國開始，而是從北魏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開始。關于太和四年這一時間節點，?？偙笙壬J為，王通的目的“主要就是為了肯定北魏王朝在南北對峙中的正統地位，實際上是為了給他的四世祖棄齊奔魏，叛華夏而投戎狄，子孫又仕魏、周、隋這一系列行為的正義性，以及隋王朝的正統地位，尋找歷史和儒家經典的根據”[5]?？梢姴还苡诠谒?，在王通看來，自劉宋滅亡之后，天下的正統就歸于北魏了，這同時也解釋了《元經》第九卷只記西魏北周年號而并無東魏北齊年號的原因。對于北魏正統性的認識，王通曾有這樣的表述：

文中子曰：“或問孝文?！弊釉唬骸翱膳c興化矣?！庇衷唬骸爸袊啦惶?，孝文之力也?！庇衷唬骸疤椭乓?，一明中國有法矣?！庇衷唬骸靶蕖对洝芬詳嗄媳敝??！倍枺骸啊对洝分畚?，何也？”子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薄白?，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帝都洛，造明堂，置職制，凡詔策，帝自述之?！盵4]261

《中說》中亦保留了一段王通之弟王凝對于《元經》“帝魏”的解釋：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嘆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嘆，蓋嘆命矣?！稌吩唬骸烀挥诔?，惟歸乃有德?！值抑?，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6]4

皇始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號，歷時兩年，皇始元年（396年）即東晉安帝太元二十一年?！对浹κ蟼餍颉芬舱f：“然帝衰于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睆囊陨喜牧衔覀兛梢园l現王通認定北魏正統性的基本依據：第一，王通評價“太和之政近雅”，又說“天地有奉”，“受先王之道”，“造明堂，置職制”，即能夠奉行儒家的傳統禮制，能夠實現傳統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理想。第二，“生民有庇”和“黎民懷之”，即能夠讓百姓過上安定的生活，這也符合儒家“民為貴”的主張。第三，“居先王之國”和“帝都洛”，在地域上北魏占領傳統中原地區，因而其在地域上也占據正統地位。同時，王凝以《尚書》作為依據，認為即使是戎狄，只要有德，天命仍然可以攸歸。在王通的心中，正統的譜系應該是：西晉—東晉—劉宋—北魏—西魏—北周—隋?！对洝窂牡诰啪黹_始，完全以北魏作為正統單獨敘述，由北魏進而至西魏、北周，最后到隋代，將此過程中南朝的齊、梁、陳以及北朝的東魏、北齊都視為僭越的閏統王朝。

2.對《春秋》的比擬性?！独m六經》是為承接儒家傳統的六經而作，而《元經》則是為了比擬《春秋》而作，在《元經》和《中說》中保留了很多將《元經》與《春秋》相互比較的內容。如《元經薛氏傳序》：

《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对洝?，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征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洞呵铩房雇醵痿?，其以周之所存乎?！对洝房沟垡宰鹬袊?，其以天命之所歸乎[4]213。

《元經薛氏傳》為文中子弟子薛收所作，不免有對其老師的溢美之詞。薛收認為《元經》比《春秋》的政治意義更加宏大，《元經》已經跳出了一國一姓的范圍，講述的是整個天下的大勢。

又如《中說》中王通與弟子的多段對話，都表明了《元經》與《春秋》的關系?！吨姓f》卷一《王道篇》：“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于晉惠，何也？’子曰：‘昔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κ赵唬骸衲酥煜轮?，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圣人斯在下矣。圣人達而賞罰行，圣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6]3-4又“子謂叔恬曰：‘汝也《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盵6]27又《禮樂篇》：“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威，言曲而中?！盵6]58-59

從寫作動機看，王通撰寫《元經》是為了代天行賞罰，試圖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起到同樣的效果。王通的弟子們也將王通擺到了與孔子等同的位置上，所謂“前圣，后圣，一也”。從實際內容看，《元經》也繼承了《春秋》微言大義、字字褒貶的“《春秋》筆法”?！洞呵铩返摹笆贩ā痹凇对洝分幸驳玫搅顺浞值捏w現?！八^‘史法’，則是指運用特定的書法形式來褒貶史事，彰顯史義，后人稱為‘《春秋》筆法’?！盵7]55如阮逸注《元經》稱“《元經》貶惡其義，權衡輕重，各有所存，是以有書名而去姓者，有書姓名而去宦者，前后別例各不同，傳釋之詳矣”。又稱“《元經》凡書姓名及稱官者，皆無貶?！对洝?，始事也。下文書薨，蓋終其善。有不書薨者，則有譏焉”[7]55。茲舉三例如下：

《元經》卷一西晉惠帝“元康六年”書：“冬十一月，命周處討氐賊，關中饑，大疫?！毖κ蟼髟唬骸爸芴幷?，為建威將軍，詔討齊萬年，稟梁王肜節制，書人不書官者何？曰：‘《元經》之法，人名重，官任輕，則書名。以明人賢任卑也。書官不書人者，不賢也，有書人，則因舊史常制，無所輕重也?！盵4]216周處只稱名不稱官職，是因為周處賢，職任較輕，以此來稱贊周處。

《元經》卷一西晉惠帝“元康八年”書：“秋九月，劉卞廢賈后，不克?！毖κ蟼髟唬骸皠⒈逭呤胫^？曰：‘愍懷太子衛率也?！鍧撝Z后欲廢太子，乃告司空張華曰：‘東宮俊彥如林，四率精兵萬數，公居阿衡，廢賈后以安晉祚，可乎？’華不能，故書曰‘劉卞廢賈后’，褒忠于晉祚也。不克者，貶華不能行也?！洞呵铩芬砸蛔职H，須數字以成文，《元經》大義，于是深矣?！盵4]216-217王通之所以將廢賈后的功勞加在劉卞身上，是為了褒揚其忠于晉室，同時貶低張華的不作為。汪高鑫研究《春秋》的“直書”，認為在孔子看來，凡是符合綱常倫理道德的歷史記述，即使它與歷史真實不相符，也是直書?！对洝反死脼檫@一論點提供了注腳——為凸顯劉卞對愍懷太子之忠，王通將原不屬于劉卞的事跡人為地加在了他身上。

《元經》卷八劉宋武帝“永初二年”書：“秋九月，晉恭帝為宋所滅?！毖κ蟼髟唬骸皶x恭帝既禪位，封零陵王，宋使兵人殺之，書‘為宋所害’，此宋史與晉史異辭也?！对洝芬驎x宋二史成文，在晉安帝時，劉裕，人臣也，故書弒，所以貶亂臣之逆也。在宋祖之世，晉恭降為王，宋為君主，故書為宋所害，以哀前代非義而死，《元經》實傷之耳。雖傷之，亦必變文，所以明宋為君主，猶害人臣也?！盵4]255對于晉恭帝被害一事，《元經》明確指出其非義的一面，其實也是強調晉宋“禪讓”背后的武力脅迫因素。

另外，《春秋·隱公元年》開篇就說：“元年，春，王正月?！薄豆騻鳌穼Υ私忉尫Q：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8]6-12。

《公羊傳》認為“王正月”體現的是大一統的觀念，而《元經》在每年記述下，必書“帝正月”，即使此年正月并未記錄任何事件，其正如《榖梁傳》對“王正月”的解釋那樣：“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薄对洝费饕喾Q：“正月雖無事，必書首月，《春秋》之法也?！边@也是《元經》對《春秋》的模仿和比擬。

《元經》最初以經的面貌存在，旨在闡述作者王通的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因而，王通在編寫《元經》時，將自身的價值標準和歷史觀念融入其中。尤其《元經》本就是對照《春秋》體例和史法撰寫的一部經典，其書寫方式也多模仿《春秋》，并繼承了《春秋》以史為法的歷史思維。這也是《元經》的一大寫作特色。

三、《元經》的史料價值

《元經》作為一部編年體史書，因長期以來人們重視紀傳體而輕視編年體，加之《元經》及其作者的真實存在性曾飽受爭議，同時學界缺乏對《元經》的整理與研究，使得《元經》的價值還沒有被人們充分認識。學界普遍認為，《元經》采晉宋二史而成，記事十分簡練，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李小成提出，“作為一部史書來說，《元經》并無多少特色，甚至可以說記事平庸，亦有不完整之處”[9]。把《元經》與《晉書》對比，可以看出《元經》具有如下幾方面的史料價值：

1.保存了一些《晉書》所沒有的史料。如《元經》卷一西晉惠帝“元康二年”書：“冬十一月，沛國雨雹，傷麥?！盵4]214《晉書》卷四《惠帝紀》曰：“是歲，沛國雨雹，傷麥?！盵10]92《晉書》中并沒有記載“沛國雨雹”的具體月份，而《元經》則精確到十一月，可以彌補《晉書》之不足。又《元經》卷一西晉惠帝“元康三年”書：“冬十月，太原王泓薨，作互市?；侍蛹{妃王氏，秘書監華嶠卒?！盵4]215《晉書》卷四十四《華嶠傳》只記華嶠死于元康三年[10]1265，未說明具體月份，而《元經》則精確到十月，亦可補《晉書》之不足。

2.可以與《晉書》互勘互證?！对洝烦蓵谒宕?，而今本《晉書》則是唐代官修，從創作時間來說，《元經》應早于《晉書》，故其于《晉書》具有一定的?？币饬x。如《元經》卷二“永嘉七年”書：“永嘉七年春，帝正月，丁亥，聰弒帝，崩于平陽?！盵4]223《晉書》卷五《懷帝紀》：“（永嘉）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三十?！盵10]125關于懷帝駕崩的日期，《元經》作“丁亥”，《晉書》作“丁未”。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永嘉七年正月丁丑朔，丁亥日是此月第十一日，本月并無丁未日，故《晉書》誤。再如《元經》卷五“興寧三年”書：“三月，壬申，葬哀帝。丙午，慕容恪陷洛陽?！盵4]241《晉書》卷八《海西公傳》云：“（興寧三年）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平陵。癸酉，散騎常侍、河間王欽薨。丙子，慕容暐將慕容恪陷洛陽，寧朔將軍竺瑤奔于襄陽，冠軍長史、揚武將軍沈勁死之?！盵10]210關于慕容恪攻陷洛陽的時間，《元經》作“丙午”，《晉書》作“丙子”。查陳垣《二十史朔閏表》，興寧三年三月甲辰朔，丙午為此月第三日，此月并無丙子日，故《晉書》為誤。

當然，《元經》在編寫的過程中為了宣揚王通個人的史觀，對原本的史實用語作了一定的修改，我們也可以用《晉書》來?！对洝?。筆者在這里側重談的是《元經》對于《晉書》的?？眱r值。

3.保存了一些與《晉書》不同的材料?！对洝分斜４媪艘恍┡c《晉書》不同的材料，由于現存材料有限，我們還無法判斷其孰對孰錯。如《元經》卷一西晉惠帝“元康五年”書：“十二月，凋兵器。司隸傅咸卒，有石生京師?！盵4]215《晉書·傅咸傳》作：“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盵10]1330關于傅咸去世的時間，我們無從考證，《晉書》與《元經》在此問題上的矛盾，也難以解釋清楚。又如《元經》卷一“元康六年”書：“元康六年春，下邳王晃薨。三月，彭城有流血三百余步?！盵4]216《晉書·惠帝紀》作：“三月，東海隕霜，傷喪麥。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余步?！盵10]93到底是“三百余步”還是“百余步”，我們目前無法判斷。再如《元經》卷二“永嘉三年”書：“四月丁卯，太尉劉寔退老，積弩將軍叛，奔于劉淵?！盵4]221而《晉書·懷帝紀》作：“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薨。以尚書左仆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尉荊湘交廣等四州諸軍事，司隸校尉劉暾為尚書左仆射。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人宮，于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丙寅，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劉寔請老，以司徒王衍為太尉。東海王越領司徒。劉元海冠黎陽，遣車騎將軍王堪擊之，王師敗績于延津，死者三萬余人。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于劉元海?！盵10]119關于劉寔請老和積弩將軍反叛的時間，甚至朱誕的官職到底是積弩將軍還是左積弩將軍，《元經》和《晉書》的記載都不相同。類似的時間、人名、官名、爵號兩者記載不同的還有很多處，孰對孰錯，還須進一步考辨。

值得注意的是，《元經》作為一部經史著作，與正史相比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跟許多編年體史書一樣，其內容記載過于簡明。這是《元經》的一大特點，但并不是《元經》的優點。從史著的角度看，其材料的選取缺乏系統性和連貫性。其次，《元經》對史實的記錄也存在一些錯誤之處，如《元經》卷一“永康元年”書：“冬十月，黃霧四塞。甲子，立羊氏為皇后?！盵4]217而《晉書·惠帝紀》云：“冬十月，黃務四塞。十一月戊午，大風飛沙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盵10]96關于立羊皇后的時間，《元經》作“十月”，《晉書》作“十一月”。查《二十史朔閏表》，永康元年十月己丑朔，此月并無甲子日，而十一月戊午朔，甲子日為十一月第七日。故立羊皇后應在永康元年十一月，《元經》的記載顯然是錯誤的。又因《元經》缺乏整理，存在一些明顯的文字訛誤現象。如《元經》“永康元年”后一年仍記“永康元年”，此年本應為“永康二年”，因為這年四月其年號已由“永康”改為“永寧”，《晉書·惠帝紀》也稱此年為“永寧元年”?！对洝纷鳌坝揽翟辍?，顯然錯誤。另外，《元經》中多次出現“巳巳”的干支記日方式，應是傳抄書寫錯誤。由此可見，為了進一步挖掘《元經》的史學價值，整理及點校工作有待推進。

在隋代以前，中國古代歷史撰述的兩大體例——紀傳體和編年體，已日臻完善，尤其是紀傳體史書，經學者和官方提倡，更是日益成熟。相較而言，編年體史書的發展則相對沉寂。然編年體和紀傳體作為歷史書寫的兩大體例，不管是在史料選取、編撰方法，還是史學作用與功效方面，都各有千秋?！对洝肥峭跬ā独m六經》中的一部，《續六經》是文中子傾盡畢生心力撰寫的六部經典?！对洝芬粫蓵谒宕?，是一部書寫兩晉南北朝分裂時期的史書，其編撰特色明顯，但由于歷史上的爭議，《元經》長期得不到學界的重視。從編寫體例來看，《元經》是研究編年體史書以及經史關系重要的參考資料；從敘述內容來看，《元經》雖取材于晉宋二史，但在某些方面已超越了正史，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目前，人們對《元經》史學價值的認識，以及對其史料的利用和研究，都遠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因此，有必要加強對《元經》的整理和研究。筆者認為，關于《元經》對于《春秋》的繼承與拓展，以及《元經》與先秦典籍在思想、文學以及美學上的延續[11]等問題的研究，都有深入挖掘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