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標準化戰略演進軌跡、研究進展和研究體系構建

舒 輝，唐 飛

（1.江西財經大學產業集群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南昌 330032；2.江西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南昌 330032）

1 引言

標準化活動的歷史悠久，幾乎與人類生產活動同步[1]。但關于“碳”標準的研究，是從第三次工業革命后才開始的。2020 年，中國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的“3060”目標，引領世界重視“雙碳”標準化的研究。根據三重底線原則和熵增原理，碳中和過程中相關標準和標準化戰略是創造新秩序的理論武器。但是新形勢下關于“雙碳”標準化的研究較為分散，未形成統一的學科體系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基于碳排放標準相關的代表性文獻，從四個方面進行探討：一是“雙碳”標準化戰略的演進軌跡，二是“雙碳”標準化的研究進展，三是“雙碳”標準化研究體系構建，四是在相關文獻綜述的基礎上，展望“雙碳”標準化未來的研究趨勢。

2 “雙碳”標準化戰略演進軌跡

“雙碳”標準化戰略歷經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探索，從思想萌芽期（1966～2003 年），到標準發展期（2004～2015 年），再到戰略突破期（2016 年至今）才得以確立，以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

2.1 思想萌芽期（1966～2003 年）：環保標準化，星星之火

從20 世紀60 年代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開始顯現，科技大爆發進一步推動全球化資源的掠奪，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攀升。與此同時，人類也逐漸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從生態經濟、循環經濟思想開始萌芽，逐步發展成2003 年的低碳經濟[2]，并以碳排放量作為關鍵指標，逐漸抓住“綠化”的本質（見圖1）。

圖1 1966～2003 年環保經濟思想的演變歷程

隨著經濟思想的轉變，1979 年日內瓦世界氣候大會、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1997 年《京都議定書》不斷推動環保標準具體化，確立了三大減排機制——聯合履行機制JI、排放權交易機制ET 和清潔發展機制CDM，推動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之間靈活減排、互利共贏。1993 年，以環保標準制定為主旨的國際標準化組織環境管理技術委員會ISO/TC 207 成立，并在3 年后出臺了ISO 14000 環境管理系列標準。1997 年，倫敦未來森林公司首次提出“碳中和”概念，但比較小眾、并未普及。

相較于國外環保標準，中國發展稍晚，但一直在加快步伐、縮小差距。中國政府1992 年作出了履行《21 世紀議程》等文件的承諾，并于1995 年對標ISO 成立環境管理標委會CSBTS/TC 207。該標委會為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以ISO 14000：1996 系列標準為基礎，發布中國環境管理GB/T 24000 系列標準。1999 年，中國開啟了以“排污權”為中心的一系列標準化措施和交易，但在2001年加入WTO 后，依舊頻繁遭受到國外綠色標準化貿易壁壘的沖擊，為此國內開始全方面地融入并學習國外的環保標準體系，尤其是環境、能源、節能等方面的標準。

2.2 標準發展期（2004～2015 年）：低碳標準化，爭先恐后

2004年，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WBCSD）發布《溫室氣體議定書》（GHG Protocol），該議定書提供了溫室氣體度量標準和項目的計算框架，是適應低碳經濟的重大標準化舉措。2005 年初，歐盟正式啟動排放交易體系（EU ETS），旨在通過標準化的交易體系激勵各國實現低碳目標。同年2 月16 日，在《京都議定書》中碳減排機制的引導下，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履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中國低碳排放標準雖然較國外稍晚，但是從2010 年便開始全面推進低碳經濟的布局和發展，擴充“排污權”試點，增加排污限制，運用市場機制探尋綠色低碳發展新渠道。2015 年12 月12 日，《巴黎協議》通過，至此各國的低碳路徑日益清晰。

在一系列國際低碳發展戰略、政策和利益的驅動下，如溫室氣體核算標準（見表1）等關于碳排放標準化的成果逐漸顯現。

表1 主流溫室氣體核算標準

通過梳理發現，WRI＆WBCSD 和ISO 最初發布的標準都是組織和項目層面的，但是到2011年后紛紛向產品和服務層面細化發展。盡管表1 所列的主流溫室氣體排放標準間存在差異，但通常都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 的一些程序和原則為依據，尤其是環境和能源相關體系標準，從而保證了主流低碳標準間一定的適用性和兼容性。

2.3 戰略突破期（2016 年至今）：“雙碳”標準化，燎原之勢

2016 年11 月4 日起正式實施的《巴黎協定》是首個將溫控目標定在1.5℃的氣候協議，使發展中國家也加入應對氣候變化，對落實“雙碳”標準具有里程碑意義。同年，哥斯達黎加參考國際標準，制定了自身的碳中和項目標準INTE B5。發展至2019 年，英國的《氣候變化法案》真正將“2050碳中和”提升至國家法律高度，掀起了全球碳中和承諾的浪潮。截至2021 年9 月30 日，全球已有121 個國家以各種形式作出“碳中和”承諾[3]。2020 年2 月，針對碳中和的國際標準ISO 14068《碳中和及相關聲明 實現溫室氣體中和的要求與原則》正式啟動制定，預計將于2023 年年底前發布。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開始較早，多實行“碳排放標準化→碳中和標準化”兩步走路線。

2020 年9 月22 日，中國正式提出“雙碳”目標[4]，并在氣候雄心峰會上明確了實現“雙碳”目標的具體舉措[5]，將“碳達峰、碳中和”從小眾引向大眾。發達國家多在發展過程中被動達峰，而中國的碳達峰是主動選擇，以目前史上最短時間完成最大強度“減排”和最高難度的“雙碳”目標[6]。因此，標準化對達峰及達峰后的碳吸收之路意義重大。2021 年4 月6 日，《2021 年全國標準化工作要點》積極響應國家“雙碳”目標，啟動“碳達峰”標準化體系建設。同年10 月10 日，《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7]進一步提出要建立健全“雙碳”標準，助力綠色經濟。緊接著12 月22 日，工信部在《2021 年碳達峰碳中和專項行業標準制修訂計劃》中強調了重點行業“雙碳”標準制定的重要性。自此，中國政府日益重視“雙碳”標準化體系的建設，并以碳達峰標準化為中間跳板，實行“碳排放標準化→碳達峰標準化→碳吸收標準化→碳中和標準化”四步走路線。

3 “雙碳”標準化研究進展

關于“雙碳”標準化的研究，過去是以低碳標準和碳排放標準為核心，學者們從應用主體視角進行了豐富的研究，主要包括國際層面、區域層面、行業/項目層面和產品/服務層面等四個層面的研究內容。

3.1 國際層面

隨著CDM 機制和標準的發展，除了強制性核證減排標準CERs，許多其他國際機構也積極開發與制定了自愿性減排標準VERs，且種類繁多（見表2）。

表2 部分國際機構的自愿減排標準

截至2021 年9 月，ISO 和IEC 在“雙碳”國際標準制定方面，從可再生能源、能源管理和節能、電池、電動汽車、溫室氣體管理、金融，以及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術（CCUS）等多個視角發布標準730 項，在研333 項[8]。

從學術研究角度，國外學者將重點放在“低碳”標準體系及協調機制的建設上，如Esty[9]認為減排的關鍵在于協調，構建世界環境組織是解決之道。Murase[10]提出WTO/GATT 體系能夠為碳排目標實施框架提供指導。Kanie[11]認為以《京都議定書》為基礎的減排范圍覆蓋不夠廣，需構建新的更多主體的參與體系。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也認為體系規則不應成為發展中國家減排的束縛，建立靈活的體系轉移規則和各具特色的減排規則是重點[12]。

與國外學者積極探討如何設立標準相反，中國學者以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為目標，側重于對本國標準與國際標準的比較和適應性研究。如馮相昭等[13]介紹了英國PAS2050 標準、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碳足跡標準研究重點，以及兩者之間的聯系，認為低碳標準會成為新的綠色貿易壁壘。童俊軍[14]對比分析了三大國際GHG 核算標準，以促進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的制定和規范。

3.2 區域層面

區域層面的研究范圍涵蓋較廣，但目前以國家、地區標準為主，按照區域范圍及范圍內排放主體進行標準劃分，實行自上而下層層落實機制。

（1）國家、地區標準。目前，各國在“雙碳”標準化爭奪戰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一是以英國、德國、丹麥、法國等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在低碳標準化領域采取領先、控制、積極戰略；二是以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采取領先、爭奪、消極戰略；三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不反對減排，但反對一刀切，在低碳標準化方面缺乏話語權，采取追隨、追趕戰略。因此，在“雙碳”標準化過程中目前的主要矛盾存在于英、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見圖2）。石明娟等[15]通過梳理中國現行的雙碳標準，發現中國已經建立了“國家（1000 余項）—行業（700 余項）—地方（1900 余項）—團體（200 余項）”標準體系，側重于減排（直接、間接、協同）、管理評估和市場化機制等標準的建立。

圖2 “雙碳”標準化戰略的三足鼎立之勢

（2）城市、園區、社區標準。關于城市、園區和社區的標準較為五花八門，且普遍不夠成熟。2010 年，中國社科院以能源排放模型IPAC-AIM 作為技術模型，構建城市低碳評價標準，但是建模不包括農、林相關的排放及碳封存[16]。馬軍等[17]綜合五方面因素構建了城市低碳經濟評價指標，借助德爾菲法分配權重，以東部沿海六省為例劃分了低碳經濟類型。目前學者們多關注城市低碳發展指標和標準體系建立，對園區和社區的低碳標準研究較少，但隨著國家、地區及城市“雙碳”標準的不斷完善，關于園區和社區的“雙碳”標準勢必會進一步得到細化和落實。

（3）企業標準。企業標準一般從企業“雙碳”轉型的需求出發，研究企業自身或相關類型企業借鑒使用的標準，包括單項標準和綜合標準，如林殿盛等[18]從企業物流配送中心選址角度出發，以低碳目標為引導構建不確定需求下的選址模型和標準。企業是最終落實各類區域“雙碳”標準的主力，尤其是各行業中的標桿、龍頭企業?？茖W碳目標倡議組織（SBTi）通過嚴格的審核流程和標準，幫助企業推進科學碳減排。截至2022 年2 月，全球超70 多個國家的2466 家企業公開宣布加入“科學碳目標倡議”，其中半數左右企業獲得批準。企業既是“雙碳”目標的引領者，又是“雙碳”目標的落地實施者，在“雙碳”標準化之路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3.3 行業/項目層面

不同的行業/項目，依據其碳排放量的不同，相關的標準側重點會有較大差異。無論國外還是國內，能源、建筑、交通等行業的控排標準都是重中之重。

（1）能源行業標準。當前，納入全生命周期的能源碳排量占中國碳排總量的80%以上[19]。由此，能源行業“雙碳”標準成為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目前，中國已推動出臺了以節能機構建設、生活垃圾分類、綠色化改造和能耗定額管理為重點的多項國家和地方標準，并迅速向國內各地區推行[20]。

氫能被稱為21 世紀能源的終極話題，因此各國都致力于尋找開發氫能的最經濟有效的方式。截至2021 年4 月，中國氫能技術已形成了涵蓋多個領域的系列標準和體系，其中與氫監測相關的標準占總數的30.5%，但基礎管理、質量、工程建設等相關標準則較少，亟待完善[21]。在全球氫能技術標準競爭過程中，中國優勢獨特且最有可能成為全球首個實現氫能商業化的國家。

電力是當代經濟發展的命脈，據《全球能源行業2050 凈零排放路線圖》顯示，電力部門占現有設施排放總量的50%以上，并且到2050 年，全球電力需求仍將平均每年增長3.2%[22]。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中也提到，電力是能源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清潔電力和終端能源消費電氣化還面臨著較大挑戰[23]。

（2）建筑行業標準。20 世紀70～90 年代的三次石油危機，從能源行業傳遞到建筑行業，促使發達國家開始關注低碳建筑標準的研制，追求減排量和耗能效率的雙提升。英國、法國、德國、丹麥等國家在1972～2002 年期間便多次修改建筑節能標準，不斷改進建筑圍護結構的熱工性能[24]。中國在建筑節能標準方面緊跟國際步伐，從20 世紀90 年代中期開始持續關注建筑節能標準，如JGJ 26—95（現行2018 版）、JGJ 134—2001（現行2010 版）、JGJ 75—2003（現行2012 版）和GB 50189—2005（現行2015 版） 等[25-28]。但這些建筑節能標準存在內涵界定不清晰，難以在實踐中有效推行等不足。于是2006 年，GB/T 50378—2006《綠色建筑評價標準》發布，從而進一步完善了中國綠色建筑標準體系[29]。學者王崇杰等[30]將低碳思維融入建筑行業，通過對比各國低碳建筑發展狀況，指出了持續構建和完善低碳建筑節能標準的必要性。陳洪波等[31]提出了低碳建筑的含義，并以北方采暖地區為例，對低碳建筑標準的建立和完善進行了探討。

中外建筑行業的綠色標準發展歷史較為悠久，呈現百花齊放的態勢，較為典型的標準有英國BREEAM 標準、美國LEED 標準和WELL 標準、加拿大GB Tool 標準、日本CASBEE 標準、德國DGNB 標準和中國綠色建筑標準等。這些綠色建筑標準大多通過給建筑進行綠色標準核證后定級，以區分建筑項目是否達標。隨著光伏建筑一體化發展，綠色建筑和光伏能源標準有待持續完善。

（3）交通行業標準。交通行業著重關注汽車的碳排放問題?；ヂ摼W和大數據的迅速發展，給交通行業控排提供了技術支撐和保障。2017 年12 月，中國開啟了“智能網聯汽車”相關標準的制定工作。之后，在中國工信部的指導下，全國汽車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發布了“智能網聯汽車”標準化階段性發展目標，以更好服務現代智能化交通設備發展。工信部《2020 年新能源汽車標準化工作要點》中進一步強調了安全性、續航性和動力性（燃料電池、動力電池和換電充電領域）等方面標準的重要性[32]。近年來，中國大力支持和補貼新能源汽車市場，對新能源汽車這類產品的標準也在同步制定。

（4）家電行業標準。家電行業提出并貫徹綠色家電“全生命周期理念”，從供、產、銷、用、收、廢等各環節入手，促進家電行業不斷進步和發展。國際能源署數據顯示，家用電器的用電量和碳排放量正在持續增長，占住宅總能耗和住宅碳排放量的比重已分別超20%和30%[33]。智能節能家電的發展前景廣闊，在此領域中國目前已制定發布了一批標準，如GB/T 28219—2018《智能家用電器通用技術要求》、T/CAS 306—2018《基于大數據平臺的智能家電節能技術規范》，以及相關基于不同類別智能家電的細化評價標準。家電行業與實現“雙碳”目標高度相關，隨著智能家電產品的茁壯發展，智能家電標準的研究將進一步完善。

（5）農業標準。低碳農業標準涉及面廣，需投入大量人財物和時間，去進行數據收集、標準制定、標準監測、數據完善和標準的成型實施。一般而言，低碳農業標準化體系包含低碳技術標準、檢測標準、核定評估標準、監管標準和服務標準等方面的內容。由于面臨新的技術轉換時，人們選擇經濟適用的傾向大于技術適用傾向[34]。且習慣性的路徑依賴容易產生低端鎖定現象，以至“劣幣驅逐良幣”，有效的低碳技術不能得到較廣泛的應用[35]。故而在低碳農業標準實施過程中，若激勵、執行和監管制度缺失，將會使得前期努力毀于一旦[36]，低碳標準化成為一紙空談。因此，應適當通過專項資金進行引導和激勵，推動低碳農業標準化機制的構建[37]。陳儒等[38]提出建立低碳農業補償標準，構建政府和市場雙主導激勵機制?？梢?，農業“雙碳”標準體系還應增加激勵機制作為需補充和完善的標準內容。

3.4 產品/服務層面

細化到具體的產品或服務層面，研究集中于制造業和交通行業的復雜產品和大型設備的碳排放標準，以及管理標準和碳金融體系的構建。自2007 年附有碳標簽的一批英國產品推入全球市場后，美、日、德等國家也基本以產品/服務的完整生命周期評價LCA 作為主導方法，紛紛效仿出臺了自己的碳足跡認證標準。除各國國家標準外，國際標準GHG Protocol、PAS 2050、ISO 14040、ISO 14044 和ISO 14067 等都是從產品、設備或服務視角進行的典型碳足跡盤查標準。

國外諸多的碳足跡盤查標準和碳標簽體系猶如一張越織越密的“保護網”，對還未形成完善碳足跡盤查標準及應對方法的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束縛重重。而且，可以預見的是，以碳標簽作為新的貿易壁壘現象將會層出不窮，中國企業一方面應盡快適應并采用出口對象國的碳標簽標準[13]，另一方面更應積極設計與本國相適應的碳足跡盤查及碳標簽認證標準，并在與國際接軌的同時適當輸出本國的標準體系。

4 “雙碳”標準化研究體系構建

“雙碳”標準化除了從應用主體視角進行研究，還需要結合全生命周期視角，并對標準性質進行劃分，打造三位一體的研究體系。

4.1 全生命周期視角

按照全生命周期視角分類，“雙碳”標準化的研究內容主要從兩端進行：碳排放端（供給端能源替代、使用端節能減排）和碳吸收/固碳端（生態建設與保護）。但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碳排放端，如化石能源和清潔能源的結構調整標準，工業、交通、建筑和電力等重點領域的節能標準等。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碳吸收/固碳端所涉及到的技術還不夠成熟，如碳捕捉、利用和封存技術（CCUS）和負排放技術（NET）等。但碳吸收/固碳端在未來從碳達峰向碳中和邁進的過程中將起到關鍵作用，應加速推動相關技術的成熟，并及時推進其標準化進程。同時，金融為“雙碳”注入資金活力，綠色金融標準體系也應納入“雙碳”標準化研究體系之中。全生命周期視角“雙碳”標準體系詳見圖3。

圖3 全生命周期視角“雙碳”標準體系

“雙碳”標準化是中國綠色發展的重大決策，但具體實施和落實離不開金融體系的支撐和保障。中國采取試點先行策略，探索以綠色金融標準指導試點地區金融工作，并在實踐中不斷總結完善，進而為向全國推廣做好鋪墊。同時，中國正積極與歐洲合作，對標其先進的綠色金融標準，不斷提高自身標準質量。

4.2 三位一體視角

2021 年10 月24 日，中國正式印發《2030 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明確了實現“碳達峰”的具體行動方案，這標志著中國“雙碳”目標邁入實質階段[39]。方案中強調了綠色低碳標準構建的重要性，基本從標準性質、應用主體和生命周期三個角度闡釋了相關領域“雙碳”標準化體系建設的重點。而“雙碳”標準化研究目前主要圍繞碳排放端標準、評價標準、報告標準、強制標準和國際區域標準等，以國際組織和國家機構為主導，缺乏市場活力和動力。未來“雙碳”標準化研究將向碳吸收端/固碳端、行業/項目標準、產品/服務標準、推薦標準和技術標準深化，使得標準性質、應用主體和全生命周期三個視角能夠相互映襯、不斷細化，進而構建完整的三位一體的“雙碳”標準化體系（見圖4）。

圖4 三位一體視角“雙碳”標準化體系

5 結論與展望

關于“碳”的標準化進程，從環保標準化戰略開始，發展到低碳標準化戰略，最終演進為“雙碳”標準化戰略。2021 年10 月10 日《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的發布，正式確立了中國的“雙碳”標準化戰略，引領世界重構“碳秩序”。過去，學者們集中于低碳排放基本術語、溫室氣體核算、碳排放和碳足跡監測、碳排放和碳吸收技術、體系構建、標準比較等方面的分析探討，大多僅從應用主體視角出發，對“雙碳”標準化進行了基礎研究。目前，許多國家碳中和承諾停留在口頭上，未見實際行動，且標準不統一[40]。而研究表明凈零碳排放的不同定義和實現路徑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41]。因此，關于“雙碳”標準化的理論研究落后于實踐，存在國內外“雙碳”基本概念不統一、不同層次標準之間銜接性不強、缺乏定量研究等問題。

未來，要實現并引領“雙碳”標準化，學者們應加強以下課題研究，來解決上述問題：

（1）數字化技術標準化。標準的數字化是國家質量基礎設施數字化升級的重要部分，也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42]。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和歐洲電工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于2021 年發布《CEN-CENELEC 戰略2030》，將綠色化和數字化作為其戰略轉型的重要方向[43]。中國將2022 年和2025 年作為物聯網安全標準體系兩階段發展的時間目標，從初步建立到較為完善[44]，以數字技術本身的標準化賦能“雙碳”標準體系。應注意的是，數字化技術加持下的人工智能要賦能碳排放標準化，需將重點放在架構、風險和倫理等方面[45]。

（2）碳金融市場標準化。2021 年，歐盟開始進行碳邊境調節機制的標準研究，并將在2023年正式推行[46]。中國的全國碳市場自2021 年7 月16 日開市到2023 年2 月9 日，成交額累計超104.96 億元，但形式以配額和自愿核證減排為主，尚未涉足其他碳金融產品。部分試點地區圍繞碳金融市場產品進行創新，推出了碳遠期產品，如廣東省、湖北省和上海市?？傮w上，中國的碳交易還是以線下、現貨交易為主，如何靈活地設置線上、線下相區別的碳金融市場標準是未來的研究重點。

（3）新興碳排放技術標準化。中國的“雙碳”標準化，在2030 年前以碳達峰前的碳排放標準化研究為重點，2030 年后開始向能實現碳中和的碳吸收/固碳技術標準化研究為重點。具體而言，主要包含三方面的標準研究：清潔能源領域的新興技術標準、上游關鍵礦產（鋰、石墨、鈷、鎳、稀土等）的技術及管理標準、CCUS 碳吸收技術標準。一些難以轉型或者替換的能源、電力、建筑領域等，只能夠通過對其剩余環節進行碳捕捉、利用與封存[47-48]。目前，中國在低碳能源和CCUS方面的相關研發技術、管理機制、規范標準等領域都有待完善[19,49-51]。

（4）碳普惠標準化。實現低碳經濟，除了在工業層面提高資源和能源利用率，消費層面的碳減排也不容忽視?！疤计栈荨弊鳛橐豁梽撔滦宰栽笢p排機制，對于促進消費端碳減排，助力“雙碳”目標的實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將各行各業、生產生活全鏈條、各環節上的成員都納入到“低碳”標準化的戰略中，才能實現真正的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近年來，中國多地組織開展了碳普惠試點，已建成多個碳匯平臺，如重慶“碳匯通”、東莞“碳普惠平臺”和支付寶“螞蟻森林”等。評估城市的零碳標準對個人碳排放標準有一定的借鑒作用[52]。未來研究需要通過定量模型和數字化技術，加強對個人低碳行為標準化運作機制的研究，納入平臺商業優惠和公共服務，以社會治理推動個體的碳中和[53]。

在“雙碳”標準化戰略制定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后來者，想要在短時間內在國際“雙碳”標準化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這種挑戰極大。同時，中國擁有聯合國ISIC4.0[54]中的所有工業門類，如何在市場、技術、法律、規則迅速變幻的背景下，協調不同省份、地區多個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將成為“雙碳”標準化的痛點和難點。因此，中國的標準制度需向分散化、市場化發展模式轉變[55]。而且，“雙碳”標準化戰略并不是適合每一個領域，在實施碳排放標準化戰略的過程中，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此外，中國還需要加強低碳技術創新與國際交流，督促跨國企業做好“脫碳”行動，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貿易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技術標準的制定，并逐漸將本國領先的低碳標準注入國際標準體系，獲取標準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