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人類學視角下的福建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保護與再創生研究

楊華剛 （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 福建廈門 361005）

劉 陽 （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 福建廈門 361005）

張可寒 （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 福建廈門 361005）

王紹森① （廈門大學建筑與土木工程學院 福建廈門 361005）

21世紀以來，鄉村遺產或傳統住屋形態遺產登錄《世界遺產名錄》的趨勢顯著增強，中國先后有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2000年）、開平碉樓與村落（2007年）、福建土樓（2008年）、紅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觀（2013年）等典型的地區性鄉土住屋景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福建土樓作為鄉土中國“大家族、小社會”的宗族住屋形式，也是一種人居文化與地域環境相攜與共的棲居景觀。1950年代福建土樓進入學界視野；2008年，“六群四樓”共計46座土樓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進一步拓展了福建土樓的社會聲譽和學理探討，如結合土樓村寨制度、人地關系和產業形態等形成的新鄉土社會研究[1]，根植于土樓建造技藝、材料特性等形成的生土建筑研究[2]，立足土樓建筑空間原型和設計轉化形成的地域建筑設計方法論探討[3]，圍繞福建土樓遺產身份展開的世界遺產話語體系和價值標準討論[4]，以及土樓文化旅游背景下的世界遺產地社區管理和參與模式等[5]。

當前土樓生境狀況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勢。其中既滲透著中國鄉村發展歷史脈絡和階段轉型特征，也錨固于土樓本身所具有的血緣地緣關系、民間習俗和歷史場景等地域恒常內核。尤其是后遺產時代，福建土樓面臨著城市化侵占下的地方性衰退、真實性破壞、社群分化和空間同質等諸多問題，反觀也創生了一種全新的遺產地方社會關系和生計模式，造就了一種更為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地方棲居景觀面貌。本研究基于景觀人類學視野，深入挖掘福建土樓面臨的時空矛盾和發展張力，結合時空環境剖析和田野調查，試圖去解釋土樓村寨本身的建筑形態、民眾生計模式和地方社會關系等，在當前城市化影響、區域旅游開發、保護鄉土建筑遺產等時代語境下的轉型模式和動力機制，探討后遺產時代福建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的保護和再創生方法。

一、景觀人類學視野與棲居景觀

景觀人類學研究肇始于1990年代的英語學術圈，探討的是不同族群在各自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行為和意識形態下，賦予環境以文化意義的過程[6]。在概念認知中，“景觀”內涵超越景觀本意（landscape）而趨向為一種圍繞人與非人（環境）相互關系而生成的景域環境（landschaft environment），景觀不僅僅是客觀的地理空間物質，還是主觀的視覺性描繪與想象，且還關聯著與之相關的人群，圍繞自然的物體（環境）和人的日常生活互動關聯，形成了景觀人類學的核心研究范疇[7]。早期研究學者奇姆·英格爾德（Tim Ingold）、羅伯特·萊頓（Robert Leighton）、埃里克·哈休（Eric Hathaw）等認為，景觀作為人類按照社會共有文化或記憶對自然和建筑環境的主觀性認知，除了當地人本身的認識外，還包括外部觀察者“懷鄉”眼光對當地環境的認知和描述[8]。葛榮玲認為景觀呈現出來的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果，兼具內與外、地方與空間、形象與概念等雙重維度，需要從內部視角看本地人對本地的認知及其“地方”（place，生活空間），也需要從外部視角展開對地方的觀察、描述和景觀意象的塑造[9]。結合人類學主位（emics）和客位（etics）視角和研究方法，河合洋尚將景觀人類學梳理為“景觀的生產論”（the production of landscape）與“景觀的建構論”（the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兩個基軸[10]，前者指的是學者、藝術家、媒體、地方政府等外部觀察者在指定的行政境界內如何描述和塑造其景觀意象，也就是客位視角下的“空間生產”過程（space production process）；后者指的是當地人在各自生活場域如何按照文化觀念和傳統慣例認知環境，也就是主位視角下的“場所建構”過程（site construction process）[11]。作為一種整合主客雙重視角的研究方法，景觀人類學聚焦于景觀為何物以及如何形成、發展、變遷、重構及其動力機制，既強調景觀建筑環境作為制度、習俗、場景和身體感知對象等人類學屬性，也關注這些屬性對景觀建筑環境歷史演進的影響[12]，在二者的對話、互動和交流中展開對景域環境的深描和釋放，也為揭示地方棲居景觀史提供了視角通道。

彭兆榮認為棲居構成了“人居學”的組織構造，既包括個體的人和由人組成的社會，也包括自然或人工元素組成的有形聚落及其周邊環境，棲居景觀既是“家”的根據地和群體文化存續地，還是“人居”與“環境”相攜與共、協同塑造的人居形態[13]。作為一個錨固于特定地方的物質空間實體及其社會關系，棲居景觀的生成是地區建筑或族群關系與自然或社會環境不斷適應、協調、同化、平衡的地域恒常建構過程，地域恒常不僅包括全球化和現代化歷時發展中的地方社會自我演變和變遷重構等空間現象，還強調開放社會和跨域流動共時發展中的外來群體、權力話語、資本經濟等作用于地方社會，及其引申出來的地方社會關系、族群身份認同、生計模式等空間創生內涵。在概念層面，景觀人類學視野與棲居景觀有著高度的共通性，均強調景域環境的自我主體建構，也強調他者對地方景域環境的識別、生產和再定義，主客雙重性還決定了景域環境實踐不但是一個空間化的過程，也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14]。景域環境的主客實踐有互為詮釋、相互成就的一面，也存在矛盾、沖突乃至于對抗的可能，這就需要在景觀人類學關于地方景觀塑造、日常生活形態及其社會關系網絡等研究中加以探討。

二、福建洪坑土樓村寨及其景觀人類學思考

洪坑土樓村寨屬于福建省永定縣湖坑鎮下轄村寨，1993年被公布為中國客家土樓民俗文化村，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國傳統村落，還被評為國家5A級旅游景區和福建省園林村莊。作為一個典型的移民村寨和單姓宗族聚落，其地方棲居景觀最早可追溯至宋末元初（約1290年前后），林欽德、林慶德兄弟從上杭縣白沙村遷此開基立籍。這里自然山水環境得天獨厚，村寨沿洪川溪兩岸臺地自北向南分布，土樓背山面河、錯落有致，形成一條長達2.5千米的狹長棲居景觀廊道。洪坑村現有方形、圓形、五鳳樓等各種形態的大小土樓30余座（圖1）。其中奎聚樓、福裕樓和振成樓于2001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光裕樓、福興樓、奎聚樓、福裕樓、如升樓、振成樓和慶成樓等7座土樓于2008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圖1 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環境與空間核心要素（作者改繪自參考文獻[15]）

洪坑村土樓建造始于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林氏六世祖林永嵩；明代中葉至清初，洪坑村土樓建筑技術逐步成熟，但相對簡單而不講究裝飾；清乾隆以后至近代，洪坑村土樓開始朝著設計精巧、裝飾華麗和規模宏大的風格轉型，在滿足日常居所功能的同時也兼具深厚文化內涵。即便地處內地山區，洪坑村與外界的交流聯系也十分緊密，明末至清末（17—20世紀），洪坑村擁有20多家條絲煙加工作坊和18家煙刀廠，產銷長江以南及東南亞各大商埠[15]。近現代以來，洪坑村與外界的交流更為密集和多樣，并從單純的商品生產和輸出向客源吸引及就地消費轉變。1990年以前，主要是張步騫、黃漢民、路秉杰等少數建筑學者的現場勘察和建筑測繪調研；1990—2008年期間土樓旅游開始興盛，借助土樓民族文化村建設、申遺活動和文化旅游興起等，逐步形成了土樓文化旅游品牌和經營管理體系；2008年土樓入遺以后，圍繞世界遺產話語體系、國家遺產保護力量、地方經濟發展、村民日常經營創收、地區生態環境和社群關系組織等討論和實踐，形成了當前洪坑土樓村寨多元一體、復雜、動態的地方棲居景觀圖景。

圍繞地方社會主位景觀場所建構和外來群體景觀空間生產展開的主客互為影響和建構實踐，是當前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實踐的鮮明特征。在700余年的洪坑地區棲居景觀圖景史中，洪川溪沿岸1.1平方千米的村域就是林氏家族賴以生存立足的集體共有生產和生活空間，尤其是土樓不僅為林氏家族提供日常居住、祭祀、社交等物質載體，也以土樓為中心形成了穩定持久的宗族生計模式和社會關系網絡。土地、土樓、財產、神靈信仰等的代際循環和累世積淀確保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的生生不息和持久生命力，而代際循環的本質就是洪坑林氏家族“自我建構”史實的寫照，圍繞選址與定居、形式與信仰、農商與經濟、因緣與認同等造就了洪坑土樓特定的地方空間實踐觀和林氏家族的集體生命價值觀。如果說林氏家族數百年人居史是一個自我緩慢累積的過程，那么1990年代以來，伴隨著土樓文化旅游而被外界所注目的洪坑村寨，經歷了一個短暫而急促的革命性驟變和轉型：從純粹的林氏族居地相繼成為國家級傳統村落、國家5A級旅游景區、省級園林村莊等，土樓建筑從大家庭傳統住屋相繼成為文物保護單位、文化旅游資源、世界文化遺產等，無不打破了洪坑百余年的棲居景觀自我建構和地方社會自組織。識別與想象、生產與營銷、定義與重構、權力與治理等他者視角下的洪坑棲居景觀空間生產過程不僅在這一空間中展開，同時也在生產空間和影響地方景觀實踐，并進一步創造出更多的景觀空間和社會意義[16]。

三、場所建構：地方社會的主位智慧及其主體能動實踐

（一）人居形態：選址與定居

洪坑土樓選址講究中國傳統風水形法理氣，村寨布局巧妙地利用了洪川溪兩岸狹長、錯層的山間臺地，力求山水兼備、陰陽平衡。土樓選址通常坐落于溪畔高臺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注重背山面水、朝水生氣。村寨選址和定居選擇注重“山環水抱、藏風納氣、順承生財”理念和“枕山、環水、面屏、方佳、取吉”等山水形勝，強調人工秩序與山水秩序的協調呼應，力求天人合一之境，依托土樓—田園—山巒形成近、中、遠不同視覺層次的景觀風貌，營造自由活潑、疏密有間、錯落有致、淳樸寧靜的山水田園村寨風光。人居形態強調對自然生態本底的呵護，結合風水相地思想和人為理性規劃，遵行“地貌和神道”思想，因地制宜而少有人工雕琢痕跡，鑄就了洪坑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內向、圍合式的聚落地理邊界和自成組織的社群系統，而這種邊界和組織也滲透于土樓建筑內向、封閉的圍合形制和宗法社會體系建構之中。

（二）住屋建造：形式與信仰

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非常關注文化信仰的堅守，也格外強調天地人神的共時一體。從村寨宏觀結構來看，自北向南以日新學堂、林氏家廟、媽祖天后宮為核心，形成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學校+祖祠+宗教”三位一體、重教明理的人文空間格局。尤其是林氏家廟講究風水環境觀念和宗族文化傳承，家廟背靠山巒密林做主山倚靠，兩側緩坡護身為“青龍白虎左輔右弼”形成環繞，前有半月形風水池和彎曲流水做“冠帶水”聚氣，再前方跨溪遠眺有對景的案山，極為符合風水明堂穴位的整體空間環境處理（圖2），風水池前聳立著20余根桅桿石柱錄刻數百余來的林氏名人偉績與家族榮耀（圖3）。人的日常行為活動在塑造人文景觀的同時，也賦予自然景觀某些神圣和信仰，從而共同創生出洪坑土樓多重立體的棲居景觀表征和深層隱喻。

圖2 林氏家廟風水明堂穴位空間坐落（作者自繪）

土樓的建造通常要經過選址定位、開地基、打石腳、行墻、獻架、出水和內外裝修七道工藝，其中選址定位、打石腳、行墻、獻架、出水、喬遷入住等均有風水看相、良辰吉時、開光敬神、點紅破煞、吃糯米點心、放鞭炮、貼對聯、說吉祥祝福等儀式環節[17]。土樓建造時段以冬季農閑、天好氣爽、干燥少雨季節為主，聘請大師工匠引導、宗族集資、集體協同，一般費時四五年，規模再大的土樓費時十幾年甚至二三十年。長時段的建造計劃契合時令性的農耕生產安排，作為從傳統農耕社會特殊立場所產生的一種權宜策略，地方民眾以其價值判斷和實踐選擇表現出地方社會建構特有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并與地方社會、經濟、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等相適應。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8]。

（三）生計模式：農商與經濟

農耕生產是洪坑村賴以生存的根基，先民選址定居時將土樓建于濱水高臺之上，留置了大量近水、平坦肥沃的田地以滿足生計問題，確保了洪坑村700余年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和山水田園村寨棲居面貌。18世紀以來，永定地區的煙草種植、條絲煙和煙刀加工等地方傳統手工業迅速發展以及產品外銷促進了財富積累，使奎聚樓（1834年）、福裕樓（1880年）、振成樓（1912年）等規模宏大、富麗堂皇的土樓得以興建。手工業開始成為洪坑村在農業之外重要的地區經濟形態和收入來源，經濟生產方式變化使人與土地的關系開始松動以及發生地區社會形態轉變，洪坑傳統農耕文明開始向農商社會轉型。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土樓旅游開始崛起并成為地區經濟重要力量，以永定土樓景區為例，接待游客人數從2008年的37.5萬人次激增到2017年的522.8萬人次，全區旅游總收入由2008年的9.5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81.46億元，增幅超8倍。在廣大土樓村寨中，圍繞土樓文化旅游產品供給，通過土樓民宿、餐飲、參觀、特產售賣等消費經營，村民創生了一套地區新型經濟形式，也塑造了一個全新的地區發展內驅動力和村落經濟運行系統（圖4、5）。旅游淡季時專司農業生產、旺季時專營土樓文化旅游已經成為當前洪坑村寨的經濟新常態，村民在第一、三產業形態之間擺動，進一步扭轉了20世紀手工業主導的洪坑農商經濟形態，塑造了當前洪坑村寨傳統農業生產景觀和土樓住屋文化景觀相攜與共的棲居景觀形態。

圖4 酒坊、飯店等產業形態（作者自攝）

圖5 福裕樓內的民宿（作者自攝）

（四）族群建構：因緣與認同

作為客家移民社會的一個單姓宗族村寨，洪坑土樓具有高度的地緣、血緣粘合力?！把壥欠€定的力量。在穩定的社會中，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不分離的?！谒?，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緣固定了”[19]。人地因緣的固化本質就是一種漫長的地方社會建構族群和身份認同的過程，并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中創生和再創生著洪坑土樓整體價值共同體及其族群生活世界。洪坑林氏族群生存實踐建立在有形物質層面上，也隱喻于抽象無形的文化認同中，土樓建筑從“五鳳樓—方樓—圓樓”發展轉變的背后是傳統建造不斷“地域化”的過程，通過中原傳統性逐步弱化和本土地域性逐步增強來尋求一種適宜地方環境的文化自覺性和建造自主性。尤其是作為一個典型移民遷徙族群的地方性建構，洪坑族群在延續中原相地筑宅基因的同時也根據地方氣候、地形、集體生活等現實因素而有意識地調整和探索適宜本身的地方建造，以特有的集體住屋形式和地方建造觀念彰顯族群文化邊界和民族身份認同，在加強本身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的同時，也取得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20]。通過圍合式的土樓建筑形制“畫地為牢”般地把族人凝集在一起，居中象征團結性的祖堂，均質化的空間豎向分配，公共性的中央庭院和水井、樓梯、門廳等自帶強烈的集體共享色彩等（圖6）。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防御性不再被強調的情形下，大量土樓依然被建造出來，不僅僅只是地方性傳統生命張力的延續，更體現出一種強烈的地方因緣傳承和族群文化認同，而建筑建造無疑成為錨固洪坑鄉土生活、地方族群因緣關系和集體生命價值的一種主體表征和精神還鄉。

圖6 奎聚樓祖堂（作者自攝）

四、空間生產：外部群體的客位介入及其識別與再定義

（一）符號意象：識別與想象

景觀本身就具有視覺符號和文化形態的空間生產和社會傳播作用。外部群體的客位介入是現代生產條件空間蔓延的必然行為，并直接致使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從傳統生產優先的地方生存結構向普世消費優先的產業經濟結構轉變。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由地方、少數人制造出來，但被外界大多數人觀看、識別、想象和再建構，傳統鄉土棲居地在資本控制下喪失了地域真實而淪落為一幀幀被抽展、放映出來的地方景觀圖景，“消費經濟下日常生活表現為系列龐大景觀的堆砌和疊加。生活本身表現為景觀積聚，曾經直接存在的一切，現在都變成了純粹的表征”[21]。在消費文化語境下，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被折現為以物作為符號價值的消費和生產行為：“土樓王子”（振成樓）、“最小的土樓”（如升樓）等噱頭取代土樓名字；土樓是客家人大家族的居所，規模龐大、形制完整，呈幾何圓形或方形，以卜卦為單元的空間八卦形制布局等被作為土樓對外正統化的形象識別和概念定義，并成為消費符號被大力宣傳推介。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符號的被意象塑造顯然帶有外部群體的主觀理想，有意或無意之間陷入了單一化的建筑經典思維模式陷井，還進一步遮蔽了大眾對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地域真實及其特殊價值的客觀識別。外部群體的客位介入及其對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的識別與再定義，既作為一個文化生產過程，在對那些已有的、公開或潛在的地方社會場所建構行為、規范或現象的接收、識別和判斷的同時，也在以重復的方式努力重申某些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并再次給予確認[22]；還作為一個社會生產過程，突破了地理邊界限制和社群生活差異而參與到了現代生產和消費語境中，并再次塑造了大眾對棲居景觀的地方性認知和再詮釋。

（二）區域生計：生產與營銷

土樓文化旅游開發和外部群體客位介入也催生了一種全新的區域生計關系，洪坑地方社會益發主動地參與到區域市場競爭中。競爭性參與推動了洪坑土樓村寨資源要素的重新積聚和地方社群回歸，也勢必導致不同社會力量在地方經濟發展、政治生活中位置和取向的變化，以及結盟和對立關系的出現。在當前的洪坑土樓村寨開發中，外部資本注入成立洪坑民俗文化村旅游運營公司，本地人參股分紅或作為下游從業人員，旅游企業把控著旅游開發、餐飲住宿、地方特產售賣等經濟行為的主導權。在土樓世界遺產保護性開發基準下，洪坑土樓旅游開發和經濟行為主要集中在世遺核心區，圍繞振成樓、光裕樓、奎聚樓、福裕樓等世界遺產土樓觀光展開，經濟活動主要是游覽參觀、特產售賣等，缺乏必要的吃住行、購娛康等系統服務體系支撐，旅游產品供給層次單一，預留了諸多經濟待開發可能性；此外外部資本對非世界遺產土樓關注度較低，以及忽視地方社群生計的可持續考慮，催生了部分村民圍繞非遺產土樓展開的吃住、特產售賣等自發經濟行為，以及對非世界遺產土樓的自發改造、拆建等，對區域旅游開發、建筑本體和村寨風貌造成極大破壞（圖7、8）。在資本追求利潤思路的裹挾下，洪坑土樓開發過于強調產品包裝和外向營銷，雖然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遺產地“內部貧困”的歷史難題，但也加速了洪坑土樓傳統棲居景觀要素向現代文化資本的轉型，世界遺產成為一種普適性的旅游品牌，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成為經濟地理生產空間，更深層次上還進一步引發地方文化和社群失語以及民族性、傳統性等地方真實破壞。

圖7 拱成樓被拆除的一角和原址新建住房（作者自攝）

圖8 村民自發改造后的朝陽樓外觀（作者自攝）

（三）空間轉型：定義與重構

地方性不純粹作為“地方”的概念而區別于別的地點或空間，還是一個地方社會建構和被建構的過程。借助土樓文化旅游開發和遺產保護，在資本旅游經濟和遺產保護話語的統籌下，外部群體悄然之中定義和重構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面貌。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逐步“異化”而淪為商品，被賦予了更多經濟功能和資本內涵，土樓遺產價值和地方場景陷入了被他者表述或資本挾持的險境：商業空間、經濟行為和資本利益關系正在無形中侵殖或消解著傳統土樓村寨社會中的產業空間、經濟模式和人際范式，土樓居住功能不斷弱化乃至出現了拆土樓建洋房的人為建設性破壞現象，未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認定范圍內的土樓自生性坍塌或人為性肆意拆毀、加減改造等，部分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認定范圍的土樓也因不科學、非正規的修繕行為而陷入了“破壞性保護”的窘境?；谕翗沁z產身份差異形成的“保護型導向”“發展型導向”兩種發展權益反差，不僅在村寨地理空間上形成了以振成樓為中心的規?；糜紊虡I活動和高密度旅游群體集聚的經濟發展虹吸現象，也在族群社會結構上撕裂了傳統家族一體、權益一共的地方社會組織模式。圍繞自我生存權和發展權展開的、以土地資本效益為主的鄉土地域空間資源生產與再分配差異加劇了洪坑村寨的族群分化和空間割裂趨勢，外向營銷和產品供給形成的地方性消費取代了傳統農耕時代的地方農商經濟形態，也改變了過去林氏家族主導下的洪坑地方社會群體結構，迫使林氏家族世代祖居地和傳統住屋空間不斷向現代商業生產資料和消費空間轉型。

（四）遺產話語：權力與治理

現代遺產保護作為一項頂層制度設計，也意味著一種權力秩序自上而下的重構和再組織，強調以遺產本體及其當代價值為基礎、權力組織和秩序調控為目的基礎的遺產價值觀和實踐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世界文化遺產地等遺產話語體系都是一種外來文化思想和遺產權力治理介入洪坑土樓地方社會的體現，在國家行政管理自上而下的逐層落實中實現了土樓建筑文化遺產所有權、經營權和控制權的分離，這種權力和責任分離的結構特征也意味著每個權力、責任主體只能在自己職能范圍內進行管理，也勢必會導致遺產保護治理過程中潛在的不協調或者權力、責任主體的不合作[23]。由國際層面起始、國家力量主導的遺產語言正形成一種特殊的力量，還成為一種權威性的話語體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地方傳統、文化實踐和日常生活改變，以及重新定義著人們所熟知的文化形態，影響著傳統觀念與價值判斷，且具有意識形態和道德觀念灌輸的色彩[24]?；趪H通則和國家行政權力下的遺產話語體系在地方社會事件中也面臨失語的窘境，在具體的遺產保護行動中，地方群體、村寨鄉民等也未能如數家珍般地了解《世界遺產名錄》認定的土樓遺產的價值或意義，相反洪坑村民形成了一套關于土樓遺產的自我價值觀念，推動了個體化或群體化的地方遺產保護或開發實踐，卻因某些觀念與國家規范相悖而陷入了保護誤區或行動反面[25]。地方社會還借由土樓遺產身份差異而悄無聲息地消解乃至于瓦解遺產權威話語體系的地方聲音或張力，形成與之相對應的另一種遺產地方場景，在迂回中形成了一種遺產地的分類系統和裂變事實，加劇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地方性的式微和彌散。

五、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保護與再創生策略

（一）社會與融合：社區組織和集體文化的磁力培育

地方社會的主體能動實踐和外部群體的客位再生產對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的界定實構出一種同時段同地點的差異性，其本質就是城鄉不同社會結構組織體系的差異，以及不同行為主體對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文化價值取向的差異，差異性的消弭有賴于主體的地方性融合、社區感與集體文化的培育。洪坑作為林氏家族的族居地，單一血緣關系奠定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社區感和集體文化的基礎，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磁力培育要強調以血緣關系為脈絡、地緣社會為結構、土樓物質形態為載體、地方人居環境為活態背景的人居棲息地物質性建構、族群結構社會性關聯、社群信仰精神性拓殖的地緣結構創生。面對日益嚴峻的都市現象競爭性、地方知識標準化等現象，需要圍繞鄉土地緣血緣關系、傳統世俗規范體系和鄉土社會結構體系[26]，推動洪坑土樓村寨從傳統的鄉土家族社會向更高層次的現代社區社會轉型。在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社區培育中，既要強調社區作為一種地方組織單元服務現代法制管理和群體再組織的社會架構工具理性作用，還要發揮社區對于地方社會調控、集體認同和文化培育的社區磁力價值理性作用。以社區為組織載體共建一種地方集體文化和內驅動力，在不斷地吸納現代元素中自我調適，強化地方社會凝集和文化認同，吸引外部群體積極接入和優勢群體回流，整合主客塑造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發展新模式。

（二）經濟與生計：守住傳統農耕和現代文旅消費轉型

傳統農耕生產和現代文化旅游是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地主要的經濟生計模式，傳統農耕生產既作為地方社群基本生活保障，也作為一項特色旅游資源參與到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文化旅游產品供給中。因此洪坑土樓棲居景觀保護與再創生要守住傳統農耕生產經濟模式，借助農耕生產方式彰顯客家族群百余年來的生存邏輯和智慧體系，以傳統經濟形態強化人地關系，延續地區傳統農耕人文景觀場景和土樓村寨傳統面貌，依托傳統風貌留守地區人文場景和歷史原真性。洪坑原住民也面臨著從傳統自給自足的內向型供給向現代文旅消費市場的外向型供給轉型，推動地方群體從傳統農耕生產向現代文旅消費轉型、傳統村落族群共同體向村莊市場經濟共同體轉型，與時俱進地發展文旅康養、田園體驗、遺產教育等現代旅游經濟，豐富地區經濟形態和拓展經濟創收渠道。此外，針對土樓集體共有屬性，適當推廣集體經營執照、產權入股、交叉入股等集體參與模式，激活傳統村落共同體內在優勢（例如地緣、血緣的社會情感紐帶等），同時巧妙地將市場體系中的現代性因素（商業合作組織與制度等）嵌入到鄉村社會中，以經濟利益共享和互惠道義刺激商戶都參與到村寨發展與經營，增強人們對村莊的歸屬感并提高整個產業的凝聚力，促進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消費朝著更加專業化、組織化的方向發展，實現成果共享、共同富裕[27]。

（三）環境與生態：維續傳統人居智慧和人文景觀意境塑造

林氏先祖的擇地、宅居和農耕等地方建構奠定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優越的區域山水形勝和景觀生態圖底。對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的生態保護要注重對地方傳統人居智慧體系的傳承，延續人地和諧的自然觀、家族相親的居住觀、山水田林的維育、生態環境的修復、生活元素的保存，保護山體植被、小溪水道、石橋巷弄、場埕庭院，使之呈現原有依山就勢、沿溪落成的山水格局[28]?；谧匀簧剿h境的空間范圍和生態承載來約束村寨人居環境范圍和文旅消費規模，充分挖掘洪坑棲居景觀的人文底蘊和藝術內涵，結合地域山水環境、道路骨架、軸線朝對、區域風貌、節點與標志物等可控要素塑造山水空間意境，提高山水景觀要素的形式感與表現力，強化現有景觀遺跡、構筑物、空間形態等工程物質系統的保護，以及山水文化、風水環境、地方信仰等人文價值系統的傳承，追求一種自然合一、人文介入的山水自然環境觀[29]，彰顯洪坑土樓棲居地山水特色景觀風貌和村寨人居環境格局，實現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空間的可觀、可望、可游、可居。

（四）遺產與治理：公共政策和公共價值的地方話語實踐

遺產保護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其目標在于建立一種遺產保護的共生機制，通過利益的表達、引導和調節，保障各主體從自身的利益訴求出發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30]。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兼具林氏家族祖居地和世界文化遺產雙重屬性，在遺產保護與治理中既要強調其集體屬性、集體利益，也要兼顧公共屬性、公共利益，擺脫國家行政管轄或世界遺產話語影響下純粹的管理與被管理、灌輸與被灌輸等觀念誤解。圍繞洪坑土樓的家族集體性質，將土樓文化遺產視為一種地方期許和價值體認，圍繞土樓集體產權和地方族群公信力重建一種遺產地公共性，尋求一種遺產公共意識、公共精神和公共價值，加快產權（所有權）與管理權部分分離后監督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建立建筑遺產綜合價值評價基礎上的“遺產分級保護”管理方法[31]；走出專門化、利益化和行政性的壁壘，推動遺產管理社會化和建構一種跨越主體、類型的廣義遺產觀和利益共同體，拓展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建筑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框架和話語秩序。此外，地方社會哺育了景觀文化遺產的生成，同時地方意識也奠定遺產保護合理性、內生性、自覺性的基礎。在遺產治理地方話語實踐中，通過地方行動來維護自我話語，依托地方遺產體系表達自我和實現自我價值，以時代發展為主流、地方族群為主體、村寨生活為主線，積極培育村寨或村民自我內生力量和驅動機制，既是當前土樓遺產保護的客觀需要，也是激活鄉土建筑遺產及其地方社會內生發展、自省意識的基本立足點。

六、結語與討論：錨固于地方性之上

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地方建構也是林氏家族繁衍、生產和進步的發展史，移民社會的自我生存剛需和累世發展傳承賦予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強烈的主體性、家族性和地方性特征。本研究從景觀人類學視角切入，從地方社會的主位場所建構和外部群體的客位空間生產兩個視角探討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建筑形態、民眾生計模式、地方社會關系和遺產保護治理等。無論是地方社會主體場所建構還是外部群體的客位空間生產，都對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說早期的洪坑土樓是一個地方社會自我主導下的封閉、內向發展，那么中后期的洪坑土樓則圍繞手工業和農商經濟形態主動地融入區域市場交流中，而隨著外部群體的客位空間生產，使得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呈現出益發開放、立體和動態的景域環境面貌，二者之間形成的默認映射關系或潛在的矛盾沖突也充分實證了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環境實踐不但是一個地方社會空間化的自我建構過程，還是一個鄉土空間社會化的擴散生產過程。

基于景觀人類學分析，圍繞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展開的地方社會主體能動建構和外部社群的客位空間生產，不僅揭示了生存驅動下的地方社會族群如何根據自我生存實現展開棲居地建構，而外部社群的客位介入及其對洪坑土樓這一特定景域環境的識別、定義和再生產，也體現出不同程度和方式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策等對地方社會的不斷調整和塑造符合它們期許的景域環境形態。形態塑造的過程和意義也是全球化、城市化進程中民間環境所彰顯出來的地方固有特色，以及不斷地方化和被地方化所呈現出來的多元現代性，還滲透著地方社會和外部群體等不同文化體驗對于洪坑土樓遺產地棲居景觀現代性的催化和塑造，根植于地方社會傳統、引導地方生活實踐、回應地方族群生計、理解地方發展需求等，進一步推動地方社會的現代適應和城鄉關聯無疑對其具有特殊意義和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