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早慧”兒童歷史記錄及家庭教育思潮的變化

摘要：中國古代“早慧”兒童的歷史記錄經歷了周期變化。東漢至宋代的近千年間，面向低齡兒童的人才選拔斷續存在，關于“早慧”兒童的記載較為豐富。其中東漢受到儒家思想影響，“早慧”兒童的記錄更關注學習能力；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不再是主流，對“早慧”兒童的記錄偏重社會能力方面；南宋后期到清代的近千年間，科舉考試漸漸取消了專門面向低齡兒童的考試，關于“早慧”兒童的記載較少，“早慧”不再被主流社會提倡。在這個過程中，“聰明伶俐”這一教育目標被“老成持重”取代，“早慧”兒童作為一種教育文化現象逐漸消失。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教育得當的“早慧”兒童有成功的經驗，但比例很小，而針對“早慧”兒童的辨別、選拔培養是一個難題，若操作不當，不僅會毀了兒童的童年生活，也是社會發展的重大損失。

關鍵詞：早慧 神童 兒童 教育思潮 童子科

作者簡介：王立剛/北京師范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講師（北京 100875）

“早慧”兒童，指一個孩子因天生能力或后天教育導致學習水平、某些能力高于同齡人，在古代有時也被稱為“神童”。關于“早慧”兒童的記載和教育是傳統家庭教育的重要話題。中國古代對“早慧”兒童的記錄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變化：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文獻中保存了不少關于“早慧”兒童的記錄，但在宋代之后，“早慧”兒童的歷史記錄便漸漸消失了。對此，有關研究已注意到漢魏南北朝時期的“早慧”兒童在歷史文獻中的豐富性，但很少注意到整個中國古代關于“早慧”兒童記錄的變化。有學者從漢末時期社會動亂的角度提出，“西漢晚期以來，社會生活中的悼夭之風日漸興盛，以至于后世出現了‘早慧者不壽’的論調” [1]。實際上，可能不同時代“早慧”兒童的數量比例變化不大，只是歷史記錄本身出現了變化，當然不同歷史記錄的可靠性差異很大，但不同時期歷史記錄出現的較大差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時期教育思潮的變遷。中國古代對“早慧”兒童的認識經歷了復雜的歷史周期，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價值取向，有關經驗教訓對于當代家庭教育來說也有一定借鑒意義。

一、“早慧”兒童何以集中開始出現于漢代歷史典籍？

我國第一部集中記載多個“早慧”兒童的歷史文獻是《后漢書》?！逗鬂h書》中記載的“早慧”兒童主要生活在東漢時期，其中的記載詳見表1。

上述《后漢書》中關于漢代“早慧”兒童的記載普遍比較粗略，沒有提及兒童在具體言行、學習中的細節，對于“早慧”的表現基本是一筆帶過。這些記錄只是為了說明這個人在少年時期學習能力十分出眾，或者學習成績優異。具體來說，上述這些“早慧”兒童在學習能力上普遍表現為記憶能力較好，對于讀過的書很快就能掌握得十分熟練。

在上述兒童之外，《后漢書》記載的“早慧”兒童還有一位是孔融?！逗鬂h書》中對孔融兒童時期的記載似乎是個例外，不同于對上述幾位兒童的記載那樣粗略，而是對具體的言行有了一些細節描述?！逗鬂h書·孔融傳》是這樣記載的：

“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 ‘我是李君通家子弟?！T者言之。膺請融，問曰： ‘高明祖父嘗與仆有恩舊乎？’融曰： ‘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娮粐@息。太中大夫陳煒后至，坐中以告煒。煒曰：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趹曉唬?‘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 ‘高明必為偉器?！盵2]

孔融生活在東漢末年的漢獻帝時期，兒時的孔融留有“孔融讓梨”的歷史故事。（“孔融讓梨”的故事記錄在唐代李賢對《后漢書》所做的注中）?！逗鬂h書》中關于少年孔融言行的記載是我國古代第一次出現關于“早慧”兒童具體言行的記載。這則故事同樣出現在南朝宋時期編寫的《世說新語》中，但其中某些句子略有不同。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韧?，前坐。元禮問曰：‘君與仆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仆與君奕世為通好也?！Y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后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盵3]

《后漢書》與《世說新語》都編寫于南朝宋時期，時間十分接近，兩部著作中有多處提及同一內容?！逗鬂h書》的記載中，孔融對陳煒說的是“早惠”（即“早慧”），《世說新語》中說的是“了了”，可能《后漢書》中是書面語，《世說新語》中是口語，但兩者使用的史料來源類似。兩者都記錄了年僅10歲的孔融面對成年人，不僅沒有畏懼之色，反而在言語往來中能占到上風。

為什么東漢時期的歷史文獻開始出現許多關于“早慧”兒童的記載？這是因為東漢時期人才選拔的“指揮棒”出現了一些變化。東漢中期漢順帝（125～144年在位）年間，擔任尚書令的左雄對當時的人才選拔制度做了一些改革，其中一項是將人才推選分為成年人和兒童兩類，增加了專門面向兒童的選拔路徑。兒童經考試后，朝廷會授予“童子郎”的職務。成為“童子郎”意味著一個人在兒童時期就成為了朝中正式官員。

在當時的很多家庭看來，成為“童子郎”有利于孩子成年之后繼續發展，甚至對整個家族也具有重要價值。在“童子郎”制度下，很多兒童脫穎而出，比如：“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并奏拜童子郎”。[4]“（臧）洪字子源，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5] “（黃琬）早而辯惠……后瓊（黃琬祖父）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6]從這幾處例子可以看到，成為“童子郎”有幾種路徑：（1）學習成績優秀，經人推薦。（2）家中父母為國家立下功勛。（3）家中祖父母擔任“三公”（相當于名譽宰相）級別的職務。

如果沒有“童子郎”這樣的人才選拔制度，每個歷史時期雖也會有一些“早慧”兒童出現，但這些兒童的數量可能不會很多，也不會大量出現在歷史典籍中。在“童子郎”選拔制度下，很多家庭會利用自身的社會資源優勢，發掘并培養孩子“早慧”的特長?！霸缁邸眱和纱碎_始被大量記錄在東漢時期的歷史典籍中。

《世說新語》中關于孔融“早慧”的記載還有好幾條，而且孔融“早慧”的能力表現與《后漢書》中關于東漢其他“早慧”兒童的記載有明顯差異，《后漢書》中其他“早慧”兒童普遍表現為記憶能力強、學習能力好，而孔融則主要表現為言語能力突出，且更善于臨機應變。實際上，至少在三國時期，孔融可能并非是一個擁有正面形象的歷史人物。三國時期，本來生活在荊州的來敏曾在戰亂中投奔益州牧劉璋，后來，劉備奪得益州，來敏對劉備多有不滿，口出怨言。諸葛亮曾評價來敏：“來敏亂群，過于孔文舉?！盵7]孔融字文舉，諸葛亮認為來敏像孔融一樣是破壞團結的負面典型，至少并非是值得效仿的正面形象。

諸葛亮對自己的兒子也曾表達過類似的看法，諸葛亮之子諸葛瞻8歲時，聰明可愛，諸葛亮曾向人表示：“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盵8]諸葛亮是三國時期的著名人物，他的思想代表了當時一些人的看法。清代學者劉體仁在《讀通鑒札記》中寫過一篇《三國之俗以幼慧為忌》，原文說：“三國之末，離亂已久，人心皇皇，皆以茍全亂世為保身之計，幼而聰慧，人皆以為忌。令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令狐）愚必興令狐氏。族父弘農太守（令狐）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愿大，必覆我宗。諸葛恪少有盛名，吳大帝（孫權）深器重之，而（諸葛）恪父（諸葛）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赣褗^威將軍張承亦以恪必敗諸葛氏。此可以知當時之風俗矣?！盵9]令狐愚生活于三國魏時期，擔任過魏國主政者曹爽的長史。司馬懿兵變之后，令狐愚密謀推翻司馬懿控制的朝政，在失敗前已病死，失敗后被開棺暴尸，株連三族。諸葛恪生活在三國吳時期，為諸葛瑾之子，曾在吳國獨斷專權，被孫權之子孫亮誅殺。

三國時期，孔融、令狐愚、諸葛瞻、諸葛恪都出自名門之后，兒童時期都聰慧過人，有良好的名聲，但當時的一些長者卻紛紛不看好這幾個兒時就獲得良好名聲的人，除因病去世的令狐愚外，他們長大之后均死于政治變亂之中。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東漢后期“童子郎”制度引發了對“早慧”兒童的關注，促進了“早慧”兒童記錄的增加；而三國時期的混亂影響了當時兒童教育思想，很多人放棄了東漢后期以來對“早慧重視”的觀念，選擇了相對保守的兒童教育思想。此時期，中國對于“早慧”兒童的認識還比較模糊，也沒有形成一致的價值觀。

二、魏晉時期關于“早慧”兒童記錄的豐富性

自孔融生活的三國時期之后，我國進入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文獻中關于“早慧”“神童”的記載明顯變多。南朝宋時期編寫的《世說新語》甚至專門列有“夙惠”主題，共有7則關于“早慧”兒童的故事，包括陳寔的兒子元方和季方、何晏、司馬紹（晉明帝）、張玄之與顧敷、韓伯（韓康伯）、司馬曜（晉孝武帝）、桓玄。（詳見表2。）

《世說新語》“夙惠”主題之外還有一些關于“早慧”兒童的記載。單以上述“夙惠”主題下的“早慧”兒童來看，很明顯，《世說新語》中記載的三國魏晉時期的“早慧”兒童與《后漢書》中記載的“早慧”兒童有一些差異?！逗鬂h書》中的“早慧”兒童主要表現為學習能力強，而《世說新語》中的“早慧”兒童主要表現為早熟，小小年齡就有成熟的言語能力和家庭社會事務反應能力等。

關于魏晉時期的“早慧”兒童，也有一些明顯突出“神童”超常規屬性的記載。生活在東漢與三國魏過渡時期的何晏“七八歲便慧心大悟，眾無智愚，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解，試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冰釋”[11]。魏武帝即曹操，晚年的曹操閱讀兵法著作，有些內容讀不懂，而年僅七八歲的何晏卻能幫助曹操。顯然，這一記載富有傳奇色彩。

東漢時期的“早慧”兒童，普遍表現為學習能力較強，而自魏晉時期開始，“早慧”兒童開始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能力表現，比如能言善辯、待人接物能力突出等。在這背后，是魏晉時期以后社會思潮與人才選拔方式的變化。魏晉時期以后，儒家思想不再是唯一“正確”的思想，人才選拔的價值依托也出現了變化。

三國時期，建安十五年（210年），占據北方的曹操發布了人才征集消息。曹操表示：“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盵12]其中“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這句話出自《論語·憲問》?？鬃诱J為，不同人各有所長，像孟公綽這樣的人，適合在趙國、魏國這樣的大國中擔任家臣，但不適合在滕、薛這樣的小國里擔任大夫。曹操認為，不要奢望找到沒有任何缺點的人才，否則，哪怕是齊桓公任用的管仲也是不完美的。曹操認為，人才選拔要關注人才的優點，要注意發現像姜太公這樣的人，哪怕是像秦漢之際的陳平那樣，與嫂子通奸，大量收受賄賂，只要有才能，也應該“明揚仄陋”，加以任用。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三國時期，我國人才選拔標準開始脫離儒家思想的束縛，更關注個人才能，傾向于唯“才”是舉，個人道德品行的重要性開始降低。根據這一人才選拔的新取向，一個人即使不再遵規守矩學習儒家經典，也能成為“人才”。在這種情況下，魏晉時期的很多家庭便不再像漢代那樣要求孩子必須學習儒家經典，而是更關注言語表達、臨場應變、立身處世等能力，這在歷史文獻中的表現便是魏晉時期“早慧”兒童的能力也變得多樣化起來。

可能正是在這種思潮之下，南北朝時期，顏之推在家庭教育著作《顏氏家訓》中說：“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以后，思慮散逸，故須早教，勿失機也?！盵13]“及早”對兒童開展教育再次成為當時家長們關注的重要話題，也開始為很多家長所認可，關于“早慧”的記載也多了起來。

三、唐五代時期對“神童”的制度設計及影響

隋唐時期，人才選拔制度出現了一些改革，開始實行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這是現代意義上世界各國考試制度的源頭。東漢時期的“童子郎”制度經改革后也進入科舉體系。作為科舉考試的一部分，唐宋時期，我國多次斷斷續續舉行過“童子科”（或稱“童子試”“神童試”“神童舉”等），即面向較低年齡段兒童舉行的科舉考試，影響了當時的家庭教育。

據《新唐書》記載，唐太宗貞觀（627～649）年間，有一位名叫員半千的人，“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14]。這處記載提到“州舉童子”，說明當時州一級行政單位已經可以舉行面向“童子”（即兒童）的選拔考試?！皩υt”說明是在中央朝廷參加的考試，“高第”說明考試是有排名的。關于唐代“童子科”，這是較早的記載?！缎绿茣酚涊d：“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盵15]即“童子科”是面向10歲以下兒童舉行的，參加“童子科”的考生至少需要熟悉儒家“五經”中的一種，以及《孝經》《論語》這兩種當時較為流行的啟蒙教育讀物，能背誦10篇，授予官職；能背誦7篇，授予“出身”，即免除各項賦役，獲得做官資質。

在這項制度的影響下，唐代出現了一批有學習天賦的“神童”。楊炯是“初唐四杰”之一，曾創作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其創作《渾天賦》提及，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年），楊炯考中“神童試”，“（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16]。另外，《新唐書》還記載，詩人李白“十歲通《詩》《書》”[17]，李嶠“十五通五經”[18]，高郢“九歲通《春秋》，能屬文”[19]?！杜f唐書》記載，劉晏“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20]等（南宋時期編寫的啟蒙讀物《三字經》中提及“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所說正是此事）。在唐代“童子科”的影響下，不少兒童在較低年齡段就獲得了超過一般兒童的學習水平。在各類文獻中，“正史”的記載可靠性相對較高，上述記載顯示，這一時期歷史典籍中關于“神童”的記載較多。

根據一些零散的記載，唐宋時期，朝廷對于是否要舉行面向未滿10歲兒童的“童子科”考試的態度一直是猶豫的，因為不少人曾提出過反對意見，所以唐宋幾百年時間里，“童子科”考試時斷時續。其中，五代時期后晉天福五年（940年），負責科舉考試事務的禮部侍郎張允提出：

“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成貢院，身返故鄉，但克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濫蠲徭役，虛占官名?！盵21]

張允認為，參加“童子科”的兒童，往往只知道死記硬背，沒有理解書中的內容，即使考中了“童子科”的優秀兒童，最終目的也只是為了做官。隨后，“童子科”停辦。幾年后，后晉開運二年（945年），后晉朝廷又認為，“童子科”是“前代所設，蓋期取士，良謂通規”[22]，“童子試”又重新開啟。

五代時期后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五月，當時負責科舉考試事務的禮部侍郎竇儀的一次發言代表了唐宋時期對“童子科”的一些思考和認識：

“今之童子，比號神童。既幼稚之年，稟神異之性，語言辨慧，精采英奇，出于自然，有則可舉。竊聞近日，實異于斯。抑嬉戲之心，教念誦之語，斷其日月，委以師資。限隔而游思不容，仆跌而痛楚多及。孩童之意，本未有知，父母之情，恐或不忍?！盵23]

竇儀認為，部分兒童學習能力超過了一般兒童，確實是“神童”，但對于“神童”的培養，應該尊重其發育的自然過程，不能人為加以限定，尤其不能壓制兒童時期游戲娛樂的自然需要，不能依靠體罰來敦促兒童學習。

實際上，我國一直有關于“早慧”的反思。戰國時期思想家孟子就講過“揠苗助長”的故事。西漢時期的著作《淮南子》中說：“長大早知而不壽?！盵24]到了唐代，名醫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關于兒童部分的結尾這樣說：

“兒三歲以上，十歲以下，視其性氣高下，即可知其夭壽大略。兒小時識悟通敏過人者，多夭，大則項托、顏回之流是也。小兒骨法成就，威儀回轉遲舒，稍費人精神雕琢者，壽。其預知人意，回旋敏速者，亦夭，即楊修、孔融之徒是也?！盵25]

總的來看，進入唐代之后，對“早慧”兒童及其相關考試制度開始有較為深刻的反思，不同人分別從社會制度、醫學、教育等視角出發，仍有不同看法，有人認同“早慧”的價值，有人否定“早慧”的價值。

四、難度加大的宋代“童子科”帶來的變化

宋代之后，“童子科”仍處于時辦時停的狀態，總體上十分謹慎，但北宋時期與南宋時期有明顯差異?！端问贰みx舉志》記載：

“凡童子十五歲以下，能通經作賦，州升諸朝，而天子親試之。其命官、免舉無常格。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撫州晏殊、大名府姜蓋始以童子召試詩賦，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尋復召殊試賦、論，帝嘉其敏贍，授秘書正字。后或罷或復。自仁宗即位，至（宋徽宗）大觀（1107～1110年）末，賜出身者僅二十人?！盵26]

從《宋史》的記載來看，北宋時期，我國政府對于舉辦“童子科”是十分謹慎的，100多年間，只有二十多位兒童被“童子科”錄取。從歷史文獻來看，宋代“童子科”錄取的兒童中有不少人成為歷史名人?！端问贰みx舉志》記載：

“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后皆為賢宰相、名侍從。今郡國舉賢，問其能，不過記誦，宜稍艱其選……

（南宋）寧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命歲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闕下。先試于國子監，而中書復試之，為永制焉。

理宗（1224～1264年在任）后罷此科，須卓絕能文者，許諸郡薦舉?！盵27]

北宋時期，“童子科”只錄取二十多人，其中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四人長大后成為宰相，李淑為宋真宗時期的宰相?！端问贰穼Α巴涌啤变浫∪藬档挠涊d可能相對保守。有文獻對宋代童子科做了一些總結：

“淳化二年（991年）十月十日，賜泰州童子譚子卿出身。雍熙（984～987年）得楊億，咸平（998～1003年）得宋綬，景德（1004～1007年）得晏殊，祥符（1008～1016年）得李淑。

自淳化（990～994）至嘉祐三年（1058）二十七人。仁宗（1023～1063年在任）時，童賜出身者凡十人。

寶元元年（1038年）六月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

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賜饒州（今屬江西省上饒市）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至政和四年（1114年），賜出身者七人。

紹興七年（1137年）五月，賜處州童周智出身。高宗（1127～1162年在任）時，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授官者五人。乾道八年（1172年）二月、淳熙二年（1175年）十一月呂嗣興、王克勤（克勤秘書省讀書）賜童子出身。孝宗（1162～1189年在任）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盵28]

可以看到，南宋時期“童子科”比北宋時期錄取的人多，到了南宋晚期，童子科成為一種固定的制度，每年錄取3人。但自宋真宗之后200多年時間里，直到南宋滅亡，宋代“童子科”錄取的兒童再未有成為宰相的人?！巴涌啤变浫r，大部分兒童都是名震一時的“神童”，但這些兒童長大之后都成為普通人，沒有再像兒時那樣發揮出超出一般人的能力。北宋時期王安石寫的《傷仲永》可能正是當時人對這些“神童”的普遍認識，先天的“神童”仍需要后天教育來培育、愛護。如果缺乏后天作用，“神童”本身往往無法有所成就。

元代之后，科舉制度一直存在，科舉考試一直舉行，但“童子科”卻基本消失了?？赡苁窃谀纤螘r期，我國各地對于“童子科”已經不再那么認可。在王安石《傷仲永》中描述的情況之外，南宋時期的一些文獻也能更具體地說明當時人對于“童子科”以及“早慧”兒童的認識。茲舉一例，上文王應麟編寫的《玉?！分刑峒?，北宋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饒州兒童朱天錫考中了“童子科”。朱天錫的經歷在饒州當地引起了轟動。據南宋時期葉夢得《避署錄話》中的記載：

“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中間此科久廢，政和（1111～1118年）后稍復，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饒州出神童，然兒非其質，苦之以至死者，蓋多于中也?！盵29]

饒州一帶的家長們看到朱天錫考中了“童子科”，有了前途，于是紛紛讓自己的孩子刻苦讀書。有的家長制作了一個竹籃，把竹籃吊在樹梢上，讓五六歲的孩子終日坐在竹籃里，以免周圍的環境影響到孩子讀書。在這種情況下，輔導功課的老師們也坐地起價，提高輔導費用，甚至按書收費，教一本書可得多少錢。葉夢得認為，這一切最后只能以兒童受折磨為終點。葉夢得表示，社會上雖然流傳著饒州多神童的言論，但實際上，因受折磨而死的兒童遠多于考中“童子科”的兒童。

為什么參加“童子科”考試的兒童會如此受苦，甚至被折磨致死呢？從文獻來看，宋代“童子科”與唐代“童子科”相比，難度提高了不少。唐代時期，“童子科”出現不久，知道的家長不多，參加“童子科”考試的兒童也不多，所以“童子科”的考試內容相對來說不算難，只要能背誦四書五經中的10篇就算達到要求了。到了宋代，知道“童子科”的家長多了起來，“童子科”考試的難度也水漲船高。據《宋史·選舉志》記載：

“（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始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六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一道、詩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通一經，為中等，免文解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試不合格者，與賜帛?！盵30]

宋代的“童子科”考試將考生分為四等，只有進入第一等才算真正考中。第一等的要求是：能全文背誦儒家“六經”，以及《孝經》《論語》《孟子》，同時還要能根據題目要求寫出應試的文章，其中關于“六經”的3篇，關于《論語》的1篇，關于《孟子》的1篇。如果達不到這樣的要求，只能背誦，只能寫出1篇文章，則屬于第二等，不會被錄取，但可以“免文解”2次，即免除地方考試2次，直接參加中央朝廷的省試。如果只能背誦，不能寫文章，則屬于第三等，可以“免文解”1次。第四等為不合格，沒有任何優待。

從現實來看，宋代“童子科”考試的內容對于一個十來歲的兒童來說難度過高。如果當代一個兒童在十來歲的年齡就要承受如此高難度的學習、訓練，必然會出現各種問題。古代的兒童并不比當代兒童更聰明，宋代參加“童子科”考試的兒童承受著這樣大的壓力，自然會有問題出現。宋代有人在文章中這樣說：“予比歲每見童子，大抵神氣憔恍，膚血不充，往往后日成就缺如也”。[31]

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參加“童子科”的負面效應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自元代之后，理學思想的傳播，傳統儒家倫理開始被更多人接受，教育思潮開始出現了反轉，以“聰明伶俐”為追求的教育目標被以“剛毅木訥”為追求的教育目標所取代。元明清時期，我國各地開始流傳這樣的說法：“早慧”的兒童容易早夭。元代儒家學者吳澄在《題習是病中所書字后》中說：“人言早慧者不壽，豈其然乎？顏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一藝絕人而亦不能久于世，何哉？”[32]明代思想家劉基在《擬連珠六十八首》中說：“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子，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盵33]吳澄、劉基分別是元代、明代最優秀的思想家之一，他們的看法代表了當時社會思潮的重要方向。從這些文獻中可以看到，明清時期的人們對于“早慧”的認識與漢魏南北朝時期相比，有了明顯變化。

五、小結

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早慧”兒童一直存在。對國家來說，對有一定天賦的人才早發現、早培養，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對家庭來說，“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是一種美好的期盼。那到底該如何看待“早慧”兒童現象？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古人經歷了不同的探索，先是積極肯定“早慧”兒童現實的價值，之后又開始對“早慧”的價值存疑。

從歷史記錄的變化來看：自東漢到宋代近1 000年時間里，是我國關于“早慧”兒童或“神童”記載較為豐富的時期；自南宋后期到清代的近1 000年時間里，我國關于“早慧”兒童或“神童”的記載較少。漢代之前，我國存留的關于兒童的文獻較少，宋代及之后，“神童”的記載雖然也不斷出現，但總的來看已經漸漸變少。實際上，宋代之后的歷史文獻數量龐大，宋代之后的“早慧”兒童雖然也偶爾出現在歷史文獻中，但不再像魏晉南北朝時期那樣在歷史上被廣泛傳播。宋代之后即使有個別“早慧”兒童出現，大部分也是默默無聞，最終消失在歷史視野之中。

歷史記錄的變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史實的變化，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古代家庭教育目標的變化：漢代至宋代，家長們對于“早慧”將信將疑，但受到人才選拔制度的影響，部分家長較為熱衷于培養“早慧”兒童，因此“早慧”兒童的歷史記錄較多；自元代之后，家長們普遍不再認可“早慧”的價值，而是以追求老成持重、厚積薄發為主流，“敦厚”“老實”成為主要教育目標，因此“早慧”兒童的歷史記錄較少。

從兒童成長的角度來說，古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看法、做法未必可以簡單地用“正確”“錯誤”“迷信”“庸俗”這樣的標準來評判。從較大尺度的歷史范圍來看，這種歷史性變化的出現與我國不同時期社會思潮、人才選拔制度有密切關系。東漢時期，我國開始了“童子郎”選拔制度，刺激了一部分家庭開始關注兒童的“早慧”或及早培養。到了宋代，“童子科”的難度變大，備考“童子科”對兒童成長的積極作用不那么明顯，反而開始有了很大副作用，越來越多人開始反思“早慧”及是否要對兒童過早培養。此后，科舉考試中的“童子科”不再進行，而“早慧”也不再成為中國家庭教育追求的價值目標，反而被認為是“果樹在冬天開花”的不健康現象。

在過去近2 000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國家庭教育目標經歷了面向不同方向的探索，既有對良好記憶能力、學習能力的熱衷，又有對語言能力、應變能力的肯定，也有對應試教育的瘋狂追求；曾肯定過要“及早”教育，越早越好，也曾對聰慧過人的兒童表達過謹慎的姿態，甚至曾建立起“早慧”容易“早夭”的文化認知。當然，即使在同一時期，也有不同看法。這些不同的認識留下了一些經驗，也曾鑄就過一些歷史教訓，是歷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國家庭教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每個時期都有“早慧”兒童，如發現及時，教育得當，會成為全社會的“財富”，也是時代的榮耀，這在歷史上有過不少成功的案例；從歷史的教訓來看，針對“早慧”兒童的辨別、選拔培養是一個難題，需要有與不同特點的兒童相適應的教育機制，而操作不當，不僅會毀了兒童的童年生活，也是社會發展的重大損失，這在歷史上也有過不少例證。

在當代社會，無數家長也在為兒童教育問題感到困惑，到底要不要“及早”對孩子開展高強度的訓練，孩子們在“起跑線”階段是不是就要勝人一籌？盡管不斷有人提出，父母要給孩子提供一個溫暖的、穩定的家庭教育環境，不要讓孩子過早接受高強度學習和訓練，尤其不能超出孩子能力，但許多家長的焦慮卻從高考一路下沉到小學，以至于幼兒園。對于一些家長來說，“贏在起跑線上”已經成為一種文化心理。與此同時，也有人認為，教育不是“百米沖刺”，而是貫穿整個人生的“馬拉松”，“贏在起跑線上”對人生的意義沒有那么大。

對于這些問題和不同說法，當代可以通過實證研究從兒童未來發展的結果尋找答案，也可以從過去“早慧”兒童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中尋找答案。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低年齡階段家庭教育焦慮問題與中國古代的“早慧”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古人關于“早慧”兒童的歷史記錄和思考中可以看到，家庭教育中的許多問題是千百年來長期存在的，每一個歷史時期的人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不同歷史時期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價值取向，針對同一問題做了符合該歷史時期社會價值傾向的某種選擇，但這些問題一直沒有出現過立竿見影的“靈丹妙藥”，而有的研究也無法向家長們提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錦囊妙計”。這意味著，許多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問題不只是現實問題，也是歷史問題、文化問題，是長期以來傳統家庭教育文化思潮的變遷和歷史問題積累之下的問題。對于當代廣大家長來說，從更大的時間段看待家庭教育，站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審視兒童的培養目標，其中一些令人糾結的問題可能會變得清晰許多。

【參考文獻】

[1] 崔建華.秦漢社會對早慧現象的認知[J].社會科學戰線，2014（11）：68-77.

[2][4][5][6][南朝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 1965：2261，2021，1885，2039.

[3][10][11][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7：66，690-699，694.

[7][三國]諸葛亮.諸葛亮集[M].北京：中華書局，1960：49.

[8][12][晉]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 1982： 932， 31.

[9][清]劉體仁.讀通鑒札記[M].卷四，民國石印本：21.

[13][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 1993：172.

[14][15][17][18][19][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4161，1162，5726，4367，5070.

[16][唐]楊炯.楊炯集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6：1.

[20] [后晉]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3511.

[21][22][宋]薛居正.舊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979，1980.

[23][清]徐松.登科記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4：1015-1016.

[24] [漢]劉安.淮南子集釋[M].何寧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352.

[25][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M].卷五上，清光緒四年影刻北宋本：6.

[26][27] [30] [元]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653.

[28][元]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020-1021.

[29][宋]葉夢得. 避暑錄話[M] //全宋筆記：第二編.鄭州：大象出版社， 2019：52.

[31]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M].第297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65.

[32]李修生主編.全元文[M].卷四九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526.

[33][明]劉基.劉伯溫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260.

Historical Records of “Precocious” Children in Ancient China and Changes in Family Education Trends

WANG Lig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 status of “Precocious” children in ancient China underwent cycles of change.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 a period spanning nearly a thousand years – talent selection for younger children existed intermittently， and records of “Precocious” children are abundant.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uch records wer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which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learning ability of precocious children;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Confucianism was no longer the dominant ideology， and the records of “Precocious” children also placed emphasis on their social abilities. From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 another thousand years – it gradually became less common to hold imperial examinations for younger children， and thus there were fewer records of “Precocious” children， and the concept of being “Precocious” was no longer advocated by mainstream society.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smartness and intelligence” was replaced by “maturity and prudence”， and “Precocious” as an educational culture gradually disappeared. Historical records indicate that there wer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providing “Precocious” children with a “precocious education”; however these successful examples represent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attempts at precocious education. It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o identify， select and cultivate “Precocious” children， which， if not done properly， will not only ruin childhood for the children in question， but also lead to a major lo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Precocity; Child Prodigy; Children; Education; Boy’s Imperial Examination

（責任編輯：李 宇）

收稿日期：2023-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