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家庭文明建設思想的生成、定位與發展理路

戰偉平　李振東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家庭文明建設”首次被比較正式、全面地提出并逐漸上升到一種戰略高度?？疾熘袊厣鐣髁x家庭文明建設在歷史延續中的思想生成、在時代背景下的理論定位以及在世界視野中的發展理路，對于把握其重要性、推進其完備性無疑是必要的。從思想生成上說，家庭文明建設作為一種行動的思想先導，它在新中國經歷了一個從破壞性到創生性的轉變過程，而且最終在黨的十八大后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理論定位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應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體系中相對獨立的重要一環，并被置于與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社會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同樣的戰略高度。從發展理路上說，當前的家庭文明建設應秉持文明互鑒的世界視野，重視其理論層面的定位與建設。

關鍵詞：家庭文明建設 家教家風 傳統文化 理論定位

作者簡介：戰偉平/中共克拉瑪依市委黨校教學研究部主任（克拉瑪依 834000）

李振東/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共克拉瑪依市委黨校學刊編輯部編輯（青島 266237）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思想越來越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從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所作的講話中首次比較正式、全面地提出“家庭文明建設”的概念，到2017年中央文明辦《關于廣泛開展“傳家訓、立家規、揚家風”活動的通知》的出臺，再到2021年3月，《習近平關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論述摘編》（以下簡稱《摘編》）出版發行，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強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這也是“家教家風”首次出現在黨代會的報告中。這不僅意味著中央對家庭文明建設的重視更進一步，同時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的理論生成更加扎實。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家庭文明建設已經成為我國近年來從中央層面持續聚焦并致力推進的一項重大舉措。

本文旨在從學術層面探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思想的重大理論與實踐意義，主要回應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在歷史延續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作為一種頂層理念有著怎樣的思想生成史？第二，在時代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思想占據或應當占據怎樣的理論地位？第三，在世界視野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的發展理路如何，是否經得起考辨？不可否認，這些問題不是在足夠具象的層面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考察，只有從足夠高的理論視野出發，才能更好地把握2012年以來習近平同志圍繞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建設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的深刻性。因為，當家庭家教家風的建設問題被鮮明地納入國家的頂層設計并上升為一種戰略高度考量時，它便宣示了自身在構筑代表國家意志的理論大廈上的價值。

一、歷史延續中家庭文明建設的思想生成

“家庭文明建設”首先表現為一種先行的思想理念，其本身并不是近代的產物，也并不為我國、甚或更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正如吉登斯所言明的，“家庭是傳統和現代性之間斗爭的場所” [1]，所以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建設無不以家庭的文明建設作為必要踏板。也是由此，我們應該認識到，習近平“家庭文明建設”的提出必然有著它能夠被冠之以“特色”的思想前史。當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對文明的理解會有差異，也因而它們在家庭文明建設上的姿態或許有很大的差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有著基督教背景，推崇的又是個人中心主義，在家庭文明建設上往往以上帝的家主地位為尊，于是世俗的家庭就呈現為被消解的狀態?，F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家庭文明建設真正投入實踐始自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時期，只是此時它是以催產式的破壞性建設為特征。對此，曾在蘇俄和共產國際重要部門任職的亞歷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倫泰在《新婦女論》《共產主義與家庭》等作品中有過代表性的思想闡釋。特別是在《共產主義與家庭》一文中，她明確地表達了社會主義者的家庭“文明”訴求：“代替那個體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家庭的，將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世界性的工人大家庭。在那里，無論男人還是女人，他們首要以同志相稱；在那里，新的關系確立于真正平等的伙伴關系之上，它將確保人類的愛與興趣的自由發展，而這在商業社會中是不得見的?！盿這是一份飽含美好理想的殿堂級宣言，同時，它也直白地宣告了個體家庭的慘淡：它被國家拋棄了。大體來說，蘇俄及整個蘇聯，不論是在奮進時期，還是在僵化階段，都遵循了這樣一種思想歸旨。它們強力地推進或維續家庭職能的社會化。而不消說，這之中摻雜了對馬克思、恩格斯“消滅家庭”思想的激進解讀，也摻雜了迫切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心理。它是一種基于國家意志的、致力于解構的家庭文明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也延續了這種家庭文明建設。但是，鑒于國情的不同，一方面新中國在選擇“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后，傳統的家庭經濟與倫理結構仍普遍地被保留，另一方面厚植于優秀民族傳統的“家文化”始終牽絆著人們的情感認同并規范著人們的生活方式，這就使得接續于蘇俄的破壞性家庭文明建設在中國的落地并不是那樣的徹底與直接。至少表面上，家庭的形式得到了基本承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由全國婦聯發起的“五好家庭”建設工作一直延續至今，就是一個鮮明的佐證。然而，文化堤壩的攔阻愈是堅固，革命熱潮的沖擊就愈加劇烈。階級意識的強化消解了個體對家庭的認同，階級的道德規范也相應地替代了家庭的道德規范。到改革開放前，家庭的天然道德規范幾乎被破壞殆盡。它的典型表現是：“在1949—1976年的27年間，連番的政治運動，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每個人都帶著自己階級身份的明確標簽，以不同的政治等級，卷入社會生活，或承受苦難，或對他人實施身體（語言）的暴力”，于是，父慈子孝的道德律令不再備受尊崇，原本需要履行的家庭義務失去了堅實的根基，總的來說，“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侵蝕了家庭的根本價值”[2]。

改革開放后，家庭的倫理價值迎來了恢復期。特別是1982年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出臺，以個體家庭為單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得到中央肯認與推進，相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取消，鄉鎮街道體制重建，為傳統家庭結構與規范的創后滋養提供了基本的政治與經濟前提。與之同時，在黨的十二大確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指引下，另一個重大的變化也逐漸凸顯，即破壞性的家庭文明建設開始有序地轉向創生性的家庭文明建設。當然，這種轉向到黨的十八大前還不夠明顯。但它也取得了顯著的階段性成果：其一，從1985年開始，家庭文明建設（主要是“五好家庭”建設工作）被全國各城市納入作為國家戰略的“精神文明建設”的總體規劃，它的業務歸口也在1996年由全國婦聯變為中央文明委指導下的多部門聯動，總體來說愈加受到重視。其二，20世紀90年代傳統文化熱潮興起，以之為契機，家庭文明建設不僅逐步夯實了奠基自身的民族文化沃土，同時也逐步使自己置身于一種文明視野之中，于是泛化的家庭“文明”向著專有的“家庭文明”轉變。而之所以如此，確如梁漱溟所說，“中國人的家之特見重要，正是中國文化特強的個性之一種表現”[3]。當中國傳統文化越發地受到關注時，家文化（文明）避無可避地只會越來越引發人們的關注。

事實上，也正如我們在開篇所論及的，黨的十八大之后家庭文明建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國家在中央層面已經開始對傳統文化做“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4]，目標直指家庭。在2015年2月的春節團拜會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便將家庭視為中華文明的核心載體，他強調“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家庭、重視親情”“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并認為“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5]。這里，對于家庭家教家風的表述實際上初步確立了家庭文明建設的實踐范式。其中，“注重家庭”是始基，“注重家教”是途徑，“注重家風”則是導向。對于這一思想，習近平在2016年12月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所作的講話中首次比較正式地提出了“家庭文明建設”的概念，比較全面地闡釋了家庭家教家風建設問題。在隨后的2017年，先是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要“挖掘和整理家訓、家書文化，用優良的家風家教培育青少年”，而后中央文明辦下發了《關于廣泛開展“傳家訓、立家規、揚家風”活動的通知》，其中強調，要“以傳承好家訓、訂立好家規、弘揚好家風為重點，運用生活化的場景、日?；幕顒?、具象化的載體，引導廣大家庭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家庭文明新風尚，積極投身家庭文明建設，努力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成為人們夢想起航的地方”。從思想的闡發到舉措的出臺，我們看到，家庭文明建設愈發地系統化，也愈發個性鮮明，它自覺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實踐的主要給養，彰顯民族文明特色，真正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時代背景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的理論定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中，文明建設實際上也有一個體系化的過程。最早是1979年9月葉劍英在《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6]，首次將兩個文明的概念同時提了出來。之后經過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科學闡述，兩個文明“兩手抓”的戰略方針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第一次被寫入了黨的正式文件。此時，應該說“精神文明建設”還是很寬泛的概念，它的目標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 。[7]但是到21世紀初，黨中央認識到政治文明的特殊性，遂將其從精神文明中剝離出來。在2001年1月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江澤民就明確指出：“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德治屬于思想建設、屬于精神文明?！彼?，“兩個文明”演變為三個文明。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也就有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的表述。[8]再而后，伴隨經濟轉型的加快，社會矛盾凸顯，“社會建設”問題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關注，“社會文明”也隨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體系建構視野。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其實就是對進行社會文明建設的另類表達?！吧鐣拿鹘ㄔO”加之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與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9]的“四位一體”表述可以說正相觀照。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體系的文明面相就擴展為四種，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實際上，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五種文明面相也被正式提出，此即“生態文明”。但是，“生態文明建設”被置于與其他四種文明建設同樣的戰略高度卻是反映在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這時，它真正躋身我們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10]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循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體系化的思想進路，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家庭文明建設的發展動向，我們可以也應當去嘗試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家庭文明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體系中應當或可能占據什么樣的理論地位呢？

當然，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央提出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以來，至少從表面來看，家庭文明建設一直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題中之義，甚至是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家庭文明建設”概念的在會見第一屆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的講話中，我們還能看到精神文明建設的“冠名”。但確切來說，這并不足以為“家庭文明建設”的理論地位蓋棺定論。因為我們還可以反問：政治文明建設最初不也是在精神文明建設的范疇內嗎？比如，有關家庭文明建設的內容在社會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的范疇內也都被發現了。就前者而言，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被提出后，它就開始了對“五好文明家庭”建設工作的指導。這在上海曾先期推進的《“十一五”上海市家庭文明建設指導計劃》中就有跡可循。就后者而言，202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意見》中“挖掘善良風俗、家規家訓中的優秀法治內容，倡導傳承優良家風”的表述就是一個很好的表意。它把家庭文明建設與黨風政風建設、國家的法治建設直接關聯起來。而黨風政風問題、法治建設問題無論如何也屬于政治文明建設的范疇。所以，總的來說，就目前來看，大概鑒于欠缺時間與實踐的積淀，“家庭文明建設”還沒有被賦予明確的理論定位，而這也正是我們進行學理審思的政治前提。

那么，再回到剛才的問題，“家庭文明建設”在我國應當或可能占據怎樣的理論地位呢？本文認為，“家庭文明建設”應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體系中具有相對獨立范疇的重要一環，并被置于與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社會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同樣的戰略高度。

對于這一判斷，我們有兩點基本依據：

其一，從邏輯上講，“家庭文明建設”以有著天然的自足性特征的家庭為基礎，而恰是這一基礎從根本上保證了它在總體的國家文明建設中占有一席之地。a一方面，文明的“家庭”面相呈現為社會組織的最基本存在形式，它是一種區別于其他文明面相的鮮明“結構”。在總體的國家文明結構中，不同的文明面相各有摹寫。其中，“物質文明”摹寫的是文明人維續文明的生產狀態，“精神文明”摹寫的是文明人形塑自身的道德水平，“政治文明”摹寫的是文明人權力配給的公共關系，“社會文明”摹寫的是文明人組織社會的秩序交往，“生態文明”摹寫的是文明人處身自然的和諧境界。它們縱向地勾勒出一副色彩分明的文明肌體。在這“肌體”中，有經濟基礎也有上層建筑。而“家庭文明”自有其特殊性。它是作為這文明肌體的細胞呈現的，發揮的是文明結構的基礎性作用。這種基礎性作用也即文明的“家庭”面相的另一方面呈現，其表現為文明之家庭藏存了文明之國家的“基因密碼”。當然，這是以家庭的文明自足狀態為前提的。而所謂家庭的文明自足狀態，當我們仔細地品察“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是最小國”這些常道之言時，便能獲得真切的理解。特別是在我們這樣一個以倫理見長的國家中，家庭的文明自足更是親近于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多個方面顯像自身的文明特質，并使之呈現為總體文明建設的一個縮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旨在從個體、社會、國家的整全層面去彰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性質。其二，從歷史上看，“家庭文明建設”不僅是回應傳統文化自覺與經濟理性侵蝕的戰略需要，更是新時代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彰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戰略需要。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家庭文明建設一直處于時代戰略變遷的進程中，幾乎每隔一個年代都會有一次躍進。20世紀80年代，在“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1]的時代戰略決策下，家庭文明建設自然地指向了歷經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曲折探索而破損的家庭基本功能的修復。它是以家庭生產體制的重建（也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施行）為背景的。20世紀90年代，思想大解放與蘇東劇變引發的信仰危機共同促使精神文明建設成為時代戰略的亟須，于是，為回應傳統文化的自覺，這一時期家庭文明建設將對家庭倫理文化的塑造融匯到黨的十五大確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體系中。進入21世紀，市場體制轉型發展的副作用凸顯，以構建和諧社會為戰略指南，為避免“‘經濟理性的入侵——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的發酵——侵蝕家庭根本價值’的鏈條”[12]作用在我國的城鄉家庭帶來系列后果，家庭文明建設開始著力于對家庭責任的規范。此時，“努力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a是它建設的主題背景。從家庭功能的恢復到家庭文化的塑造再到家庭責任的規范，毋庸置疑，我們對特色社會主義家庭的認知愈加深刻，建設的積淀愈加厚實，而它也愈發向著一種戰略意義上家庭文明的構想行進。事實上，在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就已經有了“將家庭的因素置于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的框架之中”[13]的呼吁，但是在下一個十年，這種呼吁才從中央的戰略話語體系中反映出來。這也就是黨的十八大之后“家庭文明建設”的重裝登場。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表明的，在“家庭文明建設”提出的這一時期，發生了“深層次的、根本性的”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它不僅意味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同時還意味著中國將給世界帶去更多現代化的發展選擇。而反觀過去四十多年每一年代里家庭文明建設的成績，不論再次面對哪一次時代戰略的選擇，新時代“家庭文明建設”的戰略都應該說是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的集中體現和高度升華。

三、世界視野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的發展理路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家庭文明建設正在有序推進，其主要聚焦在構建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實踐范式，并在此基礎上向具象的日用層面拓展。按照習近平關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的相關論述，實際上一種基本的家庭文明實踐范式已經出現。它指的是，以“注重家庭”為始基，以“注重家教”為途徑，以“注重家風”為導向，開展家庭文明建設工作。當然，這仍過于籠統，抑或可被認為是一家之言。但無論如何，圍繞著“家庭家教家風”，職能部門也好，知識界也好，都作出了快速反應。從前者來看，它主要表現在：一是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文件。比如《教育部關于加強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導意見》（2015年）、《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2017年）、《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2019年）等。二是開展了多樣的主題宣傳。比如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了《習近平關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推出了“家風故事匯”展演活動、《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的家庭文明建設時評、各地拍攝的清廉家風宣傳片等。三是助力家庭教育的專業化。比如組織編寫《家庭教育指導手冊》，遴選優秀家庭典型案例。四是推動地方的實踐創新。比如認定“全國家庭教育創新實踐基地”，設立家庭教育實驗區。[14]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群眾團體的廣泛動員與參與下，這項工作總體來說進行得有條不紊。

再從知識界的反應來看，自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春節團拜會上發表講話之后，有大量關于家庭家教家風建設的著述出版。它們以構筑我們文化自信的三大支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紅色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基石，或是對家庭家教家風思想資源的挖掘，或是對“三個注重”要義的闡釋，又或是對一種傳統家文化體系的整合。這其中出版的圖書超過百部，類型涵括讀本、注解、專著等，特別是還有多套叢書出版，比如大象出版社的“名人家風叢書”、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的“中華家風系列叢書”等，明顯地突出了這一時段家庭文明建設的思想動員力。其他一些即時的文章，也多有理論的探究性，像陳延斌、張琳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文化的若干思考》將家訓（家教） 文化、家德文化、家風文化、家禮文化和家學文化等作為我們家文化體系的基本構成，進一步梳理了家庭家教家風關系，對于深入推進工作亦不無裨益。[15]只是，他們將“家風”與“家訓”“家德”“家禮”“家學”置于同一層次的做法仍值得商榷。畢竟，家風是一種風貌，是給家中后人們樹立的價值準則。而對比來說，“家訓”“家德”“家禮”“家學”更像是“家風”的表現形式。當然，它們也因此更像是“家教”的文化傳承內容?？傮w而言，中國特色的家文化體系構建還需要做更多的理論探討。

具有戰略意義的新理念的推進總是從一種中觀的中間層面向兩端發微，一方面向它的日用端落實落細，另一方面向它的道理端看清看重。只有當兩端同時進取、相互磨合，新理念的成熟才能夠厚植根基且不至于多走彎路。當前的家庭文明建設，不可否認，在向日用端落實落細方面算是有條不紊，但在向它的道理端看清看重方面則單薄很多。即便是一種傳統家文化體系的整合，也很難說達到了堪稱家庭“文明”的戰略高度，至少它還缺少了道理端上所必要的哲學厚度與觀感。因為，“文明”無論再怎么以“家庭”為局限，它“涉及的不是人類生活的某一個部分，而是它的全部”[16]。所以，從整體上看，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還需要拓寬視野，在發展理路上做考量，重視理論層面的定位與建設。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的道理端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理論土壤。這是官方與學界的共識。但是，它的關鍵還在于：一者，這種哲學化的過程需要在“文明”的視野內圍繞“家庭”呈現；二者，這種呈現出來的家庭“文明”需要確當地切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的理論架構。就前者而言，如果是觀念性的表達與簡要述說當然可以追溯到很早。且不說早期新儒家對于“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定位，即便是在更早的西方思想家著書中也有精辟的言說。比如18世紀的孟德斯鳩就講道，“在表面上似乎是最無關緊要的東西卻可能和中國的基本政制有關系。這個帝國的構成，是以治家的思想為基礎的”[17]。又比如19世紀的黑格爾也曾總結：“中國純粹建筑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盵18]如果撇開這種斷片式的表述，近些年來這方面的理論自覺很值得收攬到家庭文明建設的道理端發展中。還在20世紀末，即有學者著書立說將中國的文明定位為家道文明，將中國的哲學定位為家源哲學。像旅美學人楊效斯即認為這種家道文明與家源哲學是源于中華智慧的東亞國家的文化優勢，其“長期避免了宗教和強權式國家政治對人欲的過分束縛或放縱，為解決全人類的宗教迷信問題作出了榜樣”；為此，從文明互鑒的角度，他提倡東方人應該“拿出東亞自己的理論結構，建立東方人評說世界的立場”[19]。而就這種立場，趙汀陽描摹的與傳統世界體系有本質不同的“天下體系”應該說是理論結構的一種嘗試。它建基于以家庭為核心的哲學審思上：“‘家、國、天下’這個政治/文化單位體系從整體上說是‘家’的隱喻，所以，家庭性（family-ship）就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理解和解釋政治/文化制度的原則?！盵20]或許是逐漸擺脫了近代以來我們在文明建構上自卑而自立的緊迫感，在家庭“文明”的探索上我們也變得愈發沉穩，不再一味地爭執西方文明抑或中華文明的優越性，而是致力于兩者的互濟與互動。新近學人孫向晨是這一方面的代表，他認為，無論是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還是以“家”為本體論象征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在長期發展中都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價值體系，而現代中國的文明建構就是要“使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文明的核心觀念相銜接從而完成自身的轉型”[21]。這也是一種“雙重本體”的理論建構姿態。

再就后者而言，從切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的確當性來說，顯然一種文明互鑒與互濟的立論是更優的選擇。一方面，“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充滿希望，也充滿挑戰，特別是隨著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抬頭蔓延，文明沖突、文明優越等論調不時沉渣泛起，加強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重要性更加凸顯”a。另一方面，正如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所表明的，不同的文明都有它面對挑戰而選擇應戰并得以存續的智慧，而當人類面對共同的社會問題，文明的鏡鑒自然也就變得更有現實意義。

事實上，在全球范圍內，家庭問題已然成了一個需要從戰略層面作出回應的普遍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已預言家庭結構的痛苦轉變，而1994年聯合國開始推行的“國際家庭年”也表明這一轉變在世界各國普遍發生。當然，發達福利國家首當其沖，也是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它們的改革方向不只是簡單地將政府原來承擔的責任轉移給家庭，而是從戰略發展的角度給予家庭積極的支持。[22]像英國政府在1998年以“支援家庭”為題目發布家庭政策咨詢書的行動、韓國在2007年通過世界上第一部《孝行獎勵資助法》的舉措等，都是其具體表現。所以，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正確地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在世界范圍內“家庭”建設中的地位是必要的。中國特色的家庭文明不可否認有著自己的優勢，但它的缺陷我們也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比如習近平總書記曾直言，“我國是個人情社會”，圈子文化濃重，“如何正確對待和把握是對領導干部一個很現實的考驗”[23]。正是如此，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的進程中需要堅持以我為主、取長補短的原則，而不是自我封閉、唯我獨尊。

總而言之，從實踐自覺到理論躍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家庭文明建設還有不少工作要做，特別是在道理端上，它的理論切入問題還沒有完結。至少從表面看來的確當性上說，除開橫向上文明比較的世界視野，我們還有一個縱向上無法撇棄、無法割裂的“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未做考量。當然，這是另一個需要探究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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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Generation，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Family Civilisation in the New Era

ZHAN Weiping LI Zhendong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Family Civilis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en form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as gradually risen to a strategic level. Examining the ideological generation of socialist family civilis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its historical continuity， its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and its path of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is undoubtedly necessary for grasping its significance and promoting its completeness.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gen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civilisation， as a kind of ideological precursor of action， went through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destructive to creative in New China， and event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family civilis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come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ivilis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e placed at the same strategic leve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political， spiritu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theory，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family civilis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a global vision of civilisational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s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 Building Family Civilization; Family Ethic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oretical Positioning

（責任編輯：李 宇）

收稿日期：2023-04-19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黨內法規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及其實現機制研究”（20BZZ030）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