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智社會”與21世紀社會主義文化領導力

高世名

從剝削到剝奪：21世紀的資本主義危機

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造成了21世紀人的危機。經過漫長的20世紀，在金融資本、信息科技的數度迭代中，資本主義不斷呈現出新的升級版本和運作形態——從剝削發展到剝奪，從壓迫變成置換，從占有轉為支配。而人的本質、人民的命運，在21世紀資本主義的狀況下，正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在全球范圍內，當代人身上內在的能動性、人之為人的可能性，以及人民自我創生、自我更新、自我想象的能力正在被逐漸地剝離開來。這是一種對人之本質性的“剝奪”。

被剝奪的，首先是歷史感。在當代媒體的“開放空間”中，一切事件都迅速變得過時而被拋諸腦后。實時媒體時代，集體在場的現場感取代了歷史感。后真相時代，世界和事件隨時被刷新、被顛覆，社交網絡提供的“現場感”和“參與感”是如此輕易、廉價——今天我們歡呼“我們正在參與歷史”，明日“歷史”就成為舊聞與八卦。在關于當下的海量記錄與智能書寫中，我們失去了“現在”；在由無窮算力推動的“實時”與“同步”中，我們失去了歷史。

人民在帝國與民族國家的雙重結構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戰史的糾纏交織中被分斷與離散，在全球化的生產消費網絡中被分配與整合，在網絡媒體的情感操縱中被分化和極化。

被剝奪的，其次是共同性。這次全球范圍內流行的新冠疫情，讓我們深刻地感知到了國族間的分斷和人民間的壁壘。其實，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市場的供需關系中，19世紀開啟的國際主義聯結、人民的共同性早已被割裂了。原本應該聯合起來的各國勞工階級，被轉化成跨國訂單的競爭者和工作上的敵對者。我們眼睜睜看著，人民在帝國與民族國家的雙重結構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戰史的糾纏交織中被分斷與離散，在全球化的生產消費網絡中被分配與整合，在網絡媒體的情感操縱中被分化和極化——我們看到，今天的“后真相時代”也是一個“后共識時代”。人民在這個“后真相-后共識”時代中重新部落化，在智能技術和科技金融的共謀中毫無知覺地走向一種“新種姓主義”。我以為，這是21世紀上半葉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與此同時，我們也在網絡媒體的自我數據化中“被個性化”，在“朋友圈”與“眾籌經濟”的網絡互動中“去社會化”，在越來越自動、越來越便利的服務系統中陷入一種“功能性愚蠢”。萬物互聯，眾生孤獨，人們在日益智能的技術迭代中日益低能，在“社交媒體的深淵”中陷入網絡的隔絕與憂郁。

被剝奪的，還有能動性。數字智能技術的加速度和實時性，迅即的自動化與現成性，正在取消我們自主性的學習與生產。一方面，信息無限累積，算力無窮增長，渠道無比便捷；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消費主義使生活日漸套路化，自動技術導致人的感受力愈發貧乏，社交媒體/自媒體使人的自我越來越空洞，AIGC的各類產出讓公眾越來越淺薄。在學校里，我們教得越多，學得越少，學得越多，想得越少；在網絡上，我們點擊得越多，記住得越少，瀏覽越多，感動越少?，F代文化工業的發展，通過一系列疏導裝置和知覺復制，導致消費者感受力的貧困和感性的無產階級化。大眾正被變成普遍而單純的文化消費者。人的社會性和社會能力（sociability），以及更重要的主體性、能動性被極大地削弱了。全球范圍內新自由主義和假左翼合流的話語政治，資本主義官僚化的智能治理，以及由人工智能和社交網絡所賦能的消費主義，共同構成了當代人生命政治的“莫比烏斯環”。這是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新凝固狀態——由網絡所動員起來的億萬網民的全球鏈接，或許只是制造出了一個被凍結的公共領域，在這里時刻喧囂著的，只是社交網絡時代中“無用的多數”。

這一切都是因為，世界范圍內統治與壓迫的形式改變了，權力運作的結構改變了，變得更加隱密、更加透明。在最近三十年中，資本經由生產關系對人之勞動價值的“剝削”，已經轉化為生命政治層面對人之能動性的“剝奪”。在這種情況下，生命政治的根本問題不再是壓迫，而是置換。從壓迫到置換，就是用假肢置換并廢除我們的器官。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是生產先于需求——不是因為我們的身體有所缺失才生產出假肢，相反，正是這預先生產的假肢廢除了我們的官能，把我們變成了殘廢。

現代文化工業的發展，導致消費者感受力的貧困和感性的無產階級化

在最近三十年中，資本經由生產關系對人之勞動價值的“剝削”，已經轉化為生命政治層面對人之能動性的“剝奪”。

新世紀以來，消費主義的置換邏輯及其超高效能讓我們震驚：你要社會革命，就給你置換為社會運動；你要社會主義，就給你置換為知識左派；你要生活發展的自由，卻被置換為自由市場的自由；你要媒體自由，卻得到自媒體；你要的真相，被置換成八卦；你呼喚社會團結，獲得的是社交網絡；你本應是文化的生產者，卻變成了消費者；你想做個戰士，卻只成為演員……

前不久，OpenAI的CEO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在一篇文章中宣稱，人工智能將創造一種“所有人的資本主義”。他認為，改善資本主義最好的方法，是讓每個人都能夠直接作為股權所有者受益。阿爾特曼承認這并不是一個新想法，但他相信，隨著人工智能變得越來越強大，它將成為一種新的可行方法，因為據說未來將有更多的財富可供分配。這位“ChatGPT之父”所許諾的“所有人都從資本主義中獲益的世界”還在云端，但是GPT本身卻必須先行受到質詢：眾所周知，人們使用GPT的同時也是在訓練它，我們都在用自己的問題、資訊、知識甚至隱私來喂養它。全世界數億人都為此付了使用費，然而，卻沒有任何人收取培訓費。GPT這個知識的吸收者和信息的盤剝者，儼然裝扮成一位有求必應的超級教師、一個無所不能的超級藝術家。它掩蓋了用戶共創與使用者生產的本質，完全背離了Web3.0的基本倫理——用戶即股東。

人們使用GPT的同時也是在訓練它，我們都在用自己的問題、資訊、知識甚至隱私來喂養它。全世界數億人都為此付了使用費，然而，卻沒有任何人收取培訓費。

GPT掩蓋了用戶共創與使用者生產的本質

其實，何止是GPT，在自媒體時代，千百萬所謂的“內容提供者”將他們生產的內容甚至隱私放在網上發表，而不在意任何報酬。其內容不只是出于每個人的智性和情感，而且來自操作鍵盤的身體勞作，而利潤則歸控制這種虛擬生產之物質手段的大公司所占有。平臺化了的科技公司和社會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不清，它們無限地隱身于社會，或者說，公司已然成功地裝扮成社會本身。由科技資本和金融資本支撐起的平臺資本主義所構造出的全球治理裝置沒有外部，于是壓迫和剝削就隱于我們自身，融入我們身處其中并且樂在其中的日常生活。對于我們這些互聯網和智能工具的用戶來說，這個異常便利的自動化的數字世界是如此現成，似乎就是日常甚至自然的一部分。我們完全忽略了這個虛擬的數字世界其實是有代價的，它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譬如根服務器和海底光纜，這些都是看不見的曠世工程。我們全然忘記了“數字孿生”“元宇宙”以及整個云端系統都需要耗費大量的能源，這種能耗是每時每刻的，而且數量越來越大。數字智能科技日益發達，數字虛擬世界一層層蔓生，這一切都在消耗著這個星球的現實資源；況且，這種熵增現象還伴隨著人類自身性和存在感的巨大虧空。通過完全消除作者工作以及“非異化”的藝術和文化工作，互聯網加上人工智能幾乎已經完成了19世紀開始的人類的無產階級化進程。Web3.0宣稱的平等和解放被搶先置換為平臺資本主義的話術和戲法，在社交媒體/自媒體之欲望機制的操作下，人們正心甘情愿地投資于對自己的剝削與剝奪。

當前，全球范圍內的生命困境是：沒有確鑿的外在的敵人，所以人們在“政治正確”的泥沼中畫地為牢、作繭自縛；沒有可為之奮斗的未來愿景，所以大家在無公害的科幻中沉迷狂熱。前一陣子，我重溫了布萊希特的長詩《致后代》，情不自禁地寫下這樣一段話：

對全球藝術界來說，創造和辯證無從談起，虛假與平庸鐵證如山。藝術同時是解藥、補藥和瀉藥，大多數時間是鎮痛劑和迷幻藥，而作品一半是癥候，一半是寓言?！接沟膼菏浅絺惱淼?，其根本是無生產性勞作和消費主義輪回，如何突破這個莫比烏斯環，重新成為精神和價值的生產者，才是“逆天改命”的大事。否則，我們這一代所書寫的《致后代》，恐怕只能是——“我們活在一個平庸的時代”。

“數智社會”與21世紀社會主義文化領導力

Web3.0宣稱的平等和解放被搶先置換為平臺資本主義的話術和戲法，在社交媒體/自媒體之欲望機制的操作下，人們正心甘情愿地投資于對自己的剝削與剝奪。

這些年，學界越來越關注過去一個世紀中被忽略了的馬克思主義技術觀，以及由此而生的倫理和解放原則——如何通過技術自動化將剩余勞動揚棄為自由時間。法國的隱形委員會（Comité Invisible）在2014年底出版的《致我們的朋友》中，有一章叫“Fuck off Google”，指出必須發展一種有倫理的技術，以回應這個算法和大數據作為治理術的時代。為此，我們需要在有倫理的技術（technique）和資本主義裹挾的科技（technology）之間做出區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學技術都是高度敏感、高度關注的。他們關心技術，以及由技術發展所導致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勞動觀念和社會理論很大程度上筑基于他對技術的思考，《1861—1863年手稿》中就有“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一節，《資本論》第1卷第13章也專門討論了“機器與大工業”；他甚至還創造性地提出了未來社會“新的技術人類生活共同體”的理想。在世界現代史的進程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始終是先鋒性的，具有高度創新性。1970年，阿連德作為第一個民選社會主義總統上臺，他開始推行一項被稱為“智利社會主義之路”的規劃，打造一個由電報機組成的網絡系統——Cybersyn。這個計劃的目的是，使用類似計算機網絡的系統來統籌管理整個國民經濟。在當時，“互聯網”一詞并未誕生。Cybersyn是一臺超級“計劃機器”，能夠實時地把智利所有國有工廠、每一條生產線上的數據傳輸到位于圣地亞哥的數據中心，輸入到一個模擬軟件中，用來宏觀預測、實時監督、合理調控全國的生產和資源。Cybersyn由此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大數據系統。很遺憾，1973年9月11日，在美國的支持下，皮諾切克發動政變，阿連德總統在戰斗中犧牲，這場數字智能社會的革命因此推遲了三十年。

馬克思的技術哲學根植于19世紀工業革命時代的經驗，經過科技大發展的20世紀，到了21世紀，事情有了很大變化。最近這二十年以來，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化之大，讓我們不禁猜測，人類的技術發展已經進入了又一次加速期，尤其是近年來人工智能的發展，使技術真正實現了日新月異，人類的生命經驗也在不斷地自我迭代。技術、資本和那些構造出“單一普遍性”（singular universality）或者“普遍獨一性”（universal singularity）的跨國企業及其金融王國，正通過技術－信息－資本－權力的社會網絡建立起一種總體性的全球治理，一種與地緣政治交錯共構的新形態的全球階級分化正在進行，一種數字智能時代的新種姓制度正在浮現。

面對上述的新局面、新命題和新挑戰，我們如何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出發，發展出一種影響全世界的社會主義新文化，這種先鋒性的新文化又如何在國內外形成真正的領導力？我認為，確立21世紀社會主義文化領導力的關鍵，在于社會主義能否創造出一種科技的新思想、發展的新倫理、創新的新路徑，能否發展出一種從“科技－信息－資本－權力”的網絡中實現人之解放的新政治。

在現實層面，最近十幾年來，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創新正在中國發生。伴隨著數字經濟、智能技術而形成的“數智社會”正在逐漸成形，我們身邊出現了太多的試驗和嶄新的探索。隨著未來社區、未來鄉村、未來工廠的推進，許多未來生活場景正在迅速成為現實。隨著數字智能社會的深入建設，一種新的發展格局正在全面展開，連帶出現的是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混合現實時代的新生活經驗、新社會意識、新感性和新倫理。

21世紀，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這或許是人類文明的一次新的開局。誰更能把握住新科技的演進和生產力的最新發展，誰能夠克服信息科技、智能技術和金融資本所建立起的總體性治理，提出人類社會的新議程，誰就能在這場新的文明競爭中勝出。

確立21世紀社會主義文化領導力的關鍵，在于社會主義能否創造出一種科技的新思想、發展的新倫理、創新的新路徑，能否發展出一種從“科技-信息-資本-權力”的網絡中實現人之解放的新政治。

拋開西方世界形形色色的左翼理論不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和現實斗爭中，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和社會治理學說正逐漸趨于成熟。這些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在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精神，對社會治理、政黨政治、市場經濟進行改造，其核心是伸張一種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模式；在“資本-社會-國家”的不對稱結構中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動力機制和組織機制，從新的技術和生產力狀況出發重新建構社會關系。十年來，新時代的中國實踐總結出了許多原創性思想貢獻，比如：（1）“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國際主義的最新發展，在格局和道義上蘊含著對西方中心主義、地緣政治和“新冷戰”思維的超越；（2）“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實踐，蘊含著對殖民式全球化/現代化的“資本空間再生產”的克服與超越；（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理念，蘊含著對西方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話語和壟斷資本主義、平臺資本主義的超越；（4）“五位一體”發展理念、“共同富?！卑l展目標，是社會主義社會理論和實踐路徑的創新，蘊含著對西方“資本-市場”二元驅動的發展邏輯的超越；（5）“生態文明”“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是對中國傳統天人觀、自然觀的繼承和發展，克服西方狹隘的“環保 vs. 發展”二元困境，蘊含著對西方現代性觀念和“人類紀”（Anthropocene）話語的超越。

第一個民選社會主義總統阿連德試圖打造一個由電報機組成的網絡系統

以上五個方面都是21世紀社會主義的最新發展，其中所蘊含的“共同價值”，是對西方諸種“普世價值”的克服和超越，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這十年，黨的理論建設全面開動，綱舉目張，但要真正形成感召全世界、影響21世紀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形成文化領導力，依然道阻且長。在未來十年中，我們需要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觀念和創新理論進行更為系統的研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理念，蘊含著對西方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話語和壟斷資本主義、平臺資本主義的超越。

先說發展。西方主導的現代化只是讓全世界8%的人得到發展，卻讓80%以上的民族經受了殖民之痛。而以中國為首的金磚國家，帶領65%以上的人得到發展。近年來，中國的脫貧攻堅更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這幾年“金磚五國”被分而治之，其影響力逐漸衰退，而科技金融以及平臺資本主義等新界面，使得后發國家的優勢被迅速瓦解，南北差距越來越大。根據樂施會（Oxfam）2018～2019年的年度報告，在2018年，全球前26名富豪所擁有的財產，約等于全球一半（約38億人）較貧困人口所擁有的財產的總和。隨著科技金融資本的擴張，隨著美國的“脫鉤”與科技封鎖，在三年疫情之后，這個數據會更加夸張。中國如何面對這樣的世界問題？能否提供超越性的解決方案？

再說創新。長期以來，社會主義更強調集體協作、集成創新，對于熊彼特所謂的個人英雄主義式的企業家精神和壟斷性超額利潤并不鼓勵，甚至還有所限制。當前，在“熔斷”“脫鉤”體制之下，無論是科技創新還是社會治理、政治運作的創新，都需要直面挑戰，自主思考、自主實踐。在近年來對全球知識經濟、創意經濟產生巨大影響的AI科技領域中，華人科學家的人數最多、貢獻最大，但中國卻依然在這個領域被“卡脖子”。這個令人痛心的現實背后，是國內科研和教育體制長期存在的系統性問題。在此背景下，社會主義如何超越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創造性假設？如何培育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創新聯合體，激發起“從零到一”的原始創新能量？如何營造出體現社會維度和共同價值的創新生態？這些都成為21世紀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思考的重大命題。在當下這個數字智能時代，智能被重新定義，人被重新定義，創造性被重新定義。社會主義的人學和創新理論必須要在這個全人類的大困境、大命題上發力。

在當下這個數字智能時代，智能被重新定義，人被重新定義，創造性被重新定義。社會主義的人學和創新理論必須要在這個全人類的大困境、大命題上發力。

21世紀正在迎來史無前例的AI革命

在21世紀，我們經歷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和前所未有的兩極分化，經歷了數字經濟與科技金融的大爆發，經歷了從社交媒體到“元宇宙”的迭代，更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同時正在迎來史無前例的AI革命。這一切，不但改變了我們對國際政治、社會倫理以及公平正義的看法，改變了人們對生產和消費的理解，更改變了我們對日常生活的感覺、對社會進程的體認以及對未來的想象。這些改變，很可能是一場持久而深刻的變革的開始。不遠的未來，似乎已初露端倪。如果說在文化創造的意義上，“19世紀”始自革命浪潮洶涌的19世紀40年代，“20世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那么“21世紀”的精神奠基，可能就始于過去這三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此刻正在發生的AI革命。

21世紀已經過去了近四分之一，我們看到，現實加速迭代，歷史激進前行，人的發展卻瞠乎其后。在藝術領域，今日的蔚為大觀或名存實亡，全球市場的巨大慣性和乏善可陳，創造與行動的“力比多”經濟已是難以為繼。在設計領域，曾經作為現代生活之發明者的設計，曾經建構宏大社會想象的設計，曾經作為革命和解放力量的設計，已經被窄化為全球制造業鏈條中的一個生產環節。甚至，它已經被異化為全球資本“空間再生產”和“創造性破壞”的力比多、催化劑，成為消費主義品牌戰爭的“白日焰火”。創造新生活的設計原動力，被置換為功能的優化、花樣的翻新、品牌的包裝推廣，以及成本和利潤的精明算計。藝術和設計越來越淪為一種服務業，越來越文創產業化，它所生產出的不再是新社會的愿景、新生活的方式，而是單純的利潤和算計，以及一個在AI面前瑟瑟發抖的“創意階層”。

面對技術和資本主義的自我迭代，面對從占有到支配、從剝削到剝奪、從壓迫到置換的治理與宰制新方式，我們對于文化、藝術和創造的理解已然改變。跳出藝術界和知識界的小圈子，重新回到馬克思及其后繼者們的敏銳感知、寬廣視野和遠大抱負，我們是否可以試著發展出一種文化斗爭與精神生產的新方式？是否可以開辟出通往自由和創新的新路徑？是否可以形成一種開放包容、以民為本、共同富裕的發展新模式？

我們身處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科技的迅疾發展、大國之間的博弈正將我們帶向不確定的未來。讓我們拋開一切狹隘和割裂，超越所有紛爭與鴻溝，以我們的誠意和善意，擁抱最新的科技、最前沿的產業、最挑戰的知識、最遙遠的他者，匯聚社會思想、藝術設計、智能科技、數字經濟的全球力量，打造一個多方協同、多元開放的“創新聯合體”，一個思想、藝術、科技、產業共生共創共享的新文化的“反應堆”。因為我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只有創新才能讓21世紀的社會主義生機勃勃，只有發展才能形成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化領導力。為此，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直面最新的科技、最激進的現實，進行不斷的理論創新，必須對人的當代狀況做新的解釋，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描繪新的愿景。

藝術和設計越來越淪為一種服務業，越來越文創產業化，它所生產出的不再是新社會的愿景、新生活的方式，而是單純的利潤和算計，以及一個在AI面前瑟瑟發抖的“創意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