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 概念內涵、歷史邏輯與實踐方略

【摘要】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事業是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參與者、書寫者與推動者。就本質內涵而言，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現代化發展道路、實踐與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的總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事業接續百年奮斗完成探索、轉折、蛻變，實現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跨越，是其歷史邏輯的本質特點；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指引下的思想理論創新成果構成其理論體系的主體，現代化產業體系、生產體系、人才培養體系、國際傳播體系等共同構成其實踐體系；堅持思想引領、理論創新，堅持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釋放創新動能，堅持技術賦能、強化科技支撐，持續強化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是面向未來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繼續推進的實踐方略。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 新聞事業 概念內涵 歷史邏輯 實踐方略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1003-6687（2023）7-011-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7.002

實現現代化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必然選擇和共同愿景。憑借工業革命、電氣革命和信息革命等領域的先發優勢，歐美諸發達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引領人類現代化腳步，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及社會事業等方面取得了驚人之進步，亞非拉諸發展中國家則處于被動“跟跑”之苦境。亦緣于此，現代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被等同于西式現代化。但自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中西現代化格局發生了逆轉。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中國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制造業規模、外匯儲備穩居世界第一，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諸多事實表明：中國正在超越“跟跑”角色，在多領域開始扮演“并跑”乃至局部“領跑”之新角色，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不同于西式現代化的文明新進程，正在締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黨的二十大報告鄭重宣告：“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边@是中國式現代化首次出現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里，它不僅標志著中國式現代化正式從學術話語上升為黨和國家高度認可的政治話語，而且是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詮釋中國發展道路、解讀中國發展奇跡的一把金鑰匙，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中國式現代化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最重要的理論創新成果之一，它是包含多要素的全方位的現代化，也是涵蓋多面向、多領域的意涵豐富的現代化。我國新聞事業肩負著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提供優質新聞信息服務、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輿論支撐、為人類和平發展提供輿論保障等重任。更為要者，新聞事業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和重要手段，是鞏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主陣地，故而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題中之義。那么，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內涵及本質特征如何？其歷史演進脈絡、未來實踐方略如何？

一、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內涵及本質特征

現代化導源于西方，相關研究在西方較早萌發，取得了極為豐碩的學術成果。因西式現代化與殖民化有著天然勾連，故西方的現代化研究自誕生起就蘊含全球化視角，不僅關注西方自身的現代化問題，而且將中國的現代化納入其研究領域。文獻回顧發現，“中國式現代化”一詞最早出現于1953年，由舍頓·查理斯·大衛在《京都大學經濟評論》發表的《日本與中國現代化形成鮮明對比的經濟原因：以“前現代”海運和水上貿易為例》一文中率先提出，作者較早注意到日本與中國的現代化有顯著差異，其使用的“Chinese Modernization”可翻譯為“中國的現代化”或“中國現代化”，[1]與現今之“中國式現代化”在內涵與外延上尚有差異。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式的道路”，引起學界關注，1979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馬洪就“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行了初步論述。[2]同年6月，時任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在廈門大學經濟系舉辦的學術會議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概念并闡述了十個方面的基本問題。[3]需指出的是，最初的中國式現代化主要聚焦于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側重于經濟和軍事領域，后來逐步擴展至文化、教育、出版等社會事業領域。

我國學界從現代化視角對新聞事業發展問題進行審視的研究起步較晚。1986年5月，中宣部新聞局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預測組聯合牽頭設立新中國成立以來新聞學界最大的科研項目“新聞事業與現代化建設”，該項目于1987年被列入“七五”期間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設置了13個子課題，國內數十所新聞傳播研究所、高校新聞院系及新聞單位人員參與了該課題研究，對新聞媒體功能與結構調整、受眾調查、新聞事業技術手段現代化、新聞事業發展的指標體系、新聞傳播與人的觀念現代化等前瞻性課題進行了集中攻關，[4]在讀者、觀眾、聽眾調查及輿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成果，[5]拉開了我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研究的序幕。在課題組織者看來，我國新聞事業現代化不僅是新聞業務、新聞媒體結構與功能調整、新聞事業經營和技術手段的現代化，還涵蓋受眾和人的觀念的現代化。1986年年底，裘正義率先提出“新聞事業現代化”的概念，強調引進前沿技術與設備及先進的工作方法相對容易，但新聞工作觀念的變革則異常艱難，而這恰恰是新聞事業現代化中最重要的因素。[6]隨后，相關學者圍繞晚清新聞事業現代化、近代外來報紙與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研究。[7]雖然上述研究未直接提出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概念，但其理論探索為當下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進入新時代，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新要求，面對新聞事業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任務，迫切需要我們以全新視野對新聞事業現代化概念進行重塑和升級。所謂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現代化發展道路、實踐與理論體系及其方法論的總稱。其核心要義有三。其一，它準確回答了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問題。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首先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現代化，是堅定中國特色新聞事業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是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根本立場和基本原則。其二，它科學回答了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要干什么”的重大問題。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任務是構建基于中國國情的新聞事業實踐與理論體系，建設中國特色新聞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其三，它科學回答了中國新聞事業“怎么干”的重大問題。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套中國特色的新聞事業現代化的方法論，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指導地位、堅持以正面報道為主、鼓勵輿論監督的新聞實務方法體系，是堅持黨管媒體、扎根中國大地、服務于中國新聞事業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概言之，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理解中國特色新聞事業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一把金鑰匙，是新時代推進中國新聞事業高質量發展的行動綱領。

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與西方新聞事業現代化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它表明世界范圍內的新聞事業現代化道路是多元化的，除了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代表的西式新聞事業現代化以外，還有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的道路。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新聞事業現代化既有共同之處，又有巨大差異。就共同點而言，在根本目標上，兩者都服務于各自的國家傳播戰略，致力于為國家現代化提供新聞輿論支撐；在手段上，兩者都主張以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推動新聞事業現代化；在媒體形態上，兩者都主張用好傳統主流媒體，積極布局新興媒體。但是，由于中西新聞事業發展道路不同，兩者也有巨大差異。首先，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超大受眾規模的現代化，CNNIC最新統計顯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67億；德國Statista調查數據表明，2020年中國智能手機用戶量位居全球首位，比第2至4名的印度、美國和印度尼西亞的總和還要多?；诖?，我國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黨媒體系，建成了全球覆蓋最廣的融媒體傳播體系，有世界上最復雜、最多樣的新聞應用場景。其次，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兼具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現代化，是致力于消弭信息鴻溝、促進信息平等的現代化。再次，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堅持社會效益為首位、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的現代化，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是中國特色新聞事業管理體制。最后，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高揚和平發展旗幟、致力于構建人類傳播共同體的現代化。

從全球視野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為在話語層面破解西方現代化迷思提供了中國智慧，為在經驗層面開創新的現代化模式提供了中國方案。[8]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當下，重構全球信息傳播秩序、推進新聞傳播理論的范式革命已成為全球新聞傳播學界的共識。中國新聞事業在百年的現代化探索進程中，形成了中國特色、中國方案、中國思想和中國道路，中國新聞事業實踐和理論研究應該有足夠的自信，與西方范式進行平等對話。從中國實際來看，推進新聞事業現代化已成為一種歷史必然。從現代化階段論看，推進新聞事業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是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新發展戰略；從現代化模式論看，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是中國基于自身社會制度、資源稟賦和發展經驗而探索的同西式現代化保持差異性、富有特色性、具有替代性的一種新聞事業發展模式；從現代化動力論看，推進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是我國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新聞信息需求的必然要求。

二、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邏輯

近代以降，新聞事業現代化一直是中國新聞人孜孜以求的夢想，一部新聞事業發展史也是一部現代化的探索史?？疾煨侣勈聵I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演進脈絡，主要聚焦各個歷史階段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面向和理論面向，且從兩者的互動關系中探尋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和內在動力，由此勾勒中國式新聞事業現代化由各個歷史橫斷面所串聯成的歷史圖景。將理論與實踐的二元互動作為一種分析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方法論，從系統論的視角出發，把發展階段、實踐探索、理論創新三者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內涵。關于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起點，學界有不同觀點。陽海洪等認為，美查于1872年在上海創辦的《申報》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貢獻。[9]周蔚華認為，我國出版現代化始于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四個現代化”建設。[10]蔡雯則以中國1994年全面接入互聯網作為中國主流媒體現代化轉型的起點。[11]本文認為，嚴格意義上的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起步于新中國成立初?；赝麣v史，我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經歷了曲折的演進歷程。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后，地主階級開明派和民族資產階級先后開啟了我國新聞事業現代化進程的艱難探索，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背景下，舊式新聞事業現代化宣告失敗。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開啟了我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的新紀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聞事業新式現代化，是指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進而開創了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新聞事業現代化之路。從歷史溯源看，我們黨在蘇區時期與延安時期已經在局部地區探索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特別是在延安時期探索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新聞事業發展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新聞事業的理論雛形，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全方位、立體化的新聞事業改革探索，正式開啟了完整意義上的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從思想脈絡上看，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思想初步確立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本形成于改革開放時期，總體成熟于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1.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聞事業現代化的思想日漸明晰，發展方向逐步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黨開始全方位規劃設計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路徑。一是完善新聞事業領導體制，在堅持各級黨委宣傳部全面領導的基礎上，增設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負責領導全國新聞事業的行政管理工作，建立新聞機構登記管理制度；二是引進并借鑒蘇聯辦報模式，完成私營新聞機構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國有新聞事業體制機制；三是構建覆蓋全國的新聞事業體系，縱向上包括中央級、省級、地市級和區縣級（含大型工礦企業）的新聞媒體，橫向上包括綜合類黨媒以及面向工人、農民、青少年、婦女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業性媒體，1957年后又開始創辦滿足人民群眾文化娛樂需求的通俗性晚報。這一時期新聞事業現代化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新聞思想，它的誕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歷經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兩個時期，我國初步建立了同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體系，形成了新聞事業國有化管理的基本框架，豐富了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現代化的建設經驗。

2. 改革開放后新聞事業現代化思想基本形成，發展道路逐步確立，發展路線逐漸清晰

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提法，且重申了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這一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迎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國新聞事業破舊立新，對內深化改革、對外加強合作，“既要講導向，也要走市場”成為發展主旋律。新聞事業與企業化管理同向而行，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取得均衡發展。這一時期，我們黨對新聞事業實施全面改革，探索制播分離、采編與經營兩分開等管理模式，新聞事業向品牌化、專業化、集團化方向發展，迎來了新聞事業發展的黃金期，拉開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聞事業現代化建設之大幕。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相結合，推動新聞事業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耦合，誕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理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

3. 新時代以來，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思想總體成熟，新聞事業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態勢已形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高度，不斷深化對新聞事業發展規律的認識，推動新聞事業加快向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發展。以融合發展為主線，以建設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為方法，以增強主流媒體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為方向，把握互聯網和新媒體發展規律，推動融為一體、協同高效的全媒體格局快速形成。在數字技術驅動的智能媒體大變革中，我們黨統籌線上與線下、事業與產業、內宣與外宣、傳統主流媒體與新興商業化平臺媒體的關系，全面實施媒體深度融合發展戰略，通過新型主流媒體建設不斷夯實新聞媒體“國家隊”在輿論場中的主力軍地位，通過縣級融媒體建設不斷筑牢面向基層、服務群眾的新聞媒體體系，打通新聞傳播的“最后一公里”，探索出一條新時代新聞事業現代化之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成為新時代新聞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思想指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的第三次飛躍。

三、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成就與經驗啟示

考察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的偉大成就，有兩種觀測向度：一是從世界現代化的進程看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成果，二是從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看世界現代化進程。前者立足世界歷史脈絡的觀察視野，將現代化作為世界進程來看待，可稱為由外而內維度，這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發展方向，有助于從中國性與世界性的二元關系中確立對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觀察視角；后者立足中國新聞事業發展軌跡，將新聞事業現代化作為近代以來新聞強國的實現路徑看待，可稱為由內而外維度，這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進程的獨特歷史規定性和發展開拓性，探明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實施路徑及對世界的影響和作用。

1. 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成就

（1）基本建成了世界規模最大、層級最全、用戶數量最多的新聞事業體系。從傳統新聞媒體機構數量看，根據中國記協2022年5月發布的《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報告》，截至2021年年底，全國共出版報紙1 810種，“三級”黨報發行數量保持穩定，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黨報發行體系。全國共有廣播電視播出機構2 542家，其中縣級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含廣播電視臺、縣級融媒體中心）2 106家，占播出機構總量的83%，地市級以上廣播電視播出機構401家，教育電視臺35座。共有地市級以上廣播電視播出機構開辦的廣播電視頻率頻道2 366套，其中廣播頻率1 166套、電視頻道1 200套，另有各級教育電視臺開辦的38套教育教學類頻道。從節目播出時長看，全國廣播電視節目制作時長超1 100萬小時，其中新聞資訊類廣播電視節目制作時長超250萬小時。[12]從網絡新聞媒體數量看，截至2022年年底，經各級網信部門審批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有3 466家，共計13 543個許可服務項，含互聯網站1 904個、應用程序3 182個、論壇98個、博客17個、微博客3個、公眾賬號8 269個、即時通信工具1個、網絡直播22個、其他47個。

（2）初步建成了新一代數字信息技術支撐、人工智能技術驅動的現代化新聞生產體系。我國在全球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領域已占據一席之地，產業規模全球領先，部分技術已占據產業技術制高點，作為信息通信技術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我國新聞事業在數字化傳輸技術（5G）、全媒體生態智能技術、媒體平臺聚合技術、智能算法分發技術、（超）高清視頻技術等領域已實現規?；瘧?，如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已通過5G+4K/8K超高清技術實現了我國首次8K超高清內容的5G遠程傳輸，首次全球萬米深潛4K超高清信號直播傳送。在2022年北京冬奧會和殘奧會期間，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奧林匹克頻道成為全球首個以4K超高清和高清標準24小時上星同步直播的專業體育頻道。中國新聞社推出全球數據同步傳輸服務DTS，使得跨境數據傳輸可以滿足高清視頻等大數據容量的文件傳輸需要。目前人工智能技術在新聞媒體領域的應用日趨成熟，《人民日報》上線“智能創作機器人”，集成5G智能采訪、AI輔助創作、AI主播、新聞信息跟蹤等智能創作功能。央視網依托深度神經網絡算法AI等技術，推出數字虛擬小編“小C”，完成多場全國人大代表采訪直播，數字虛擬人技術應用正在提升新聞報道的新鮮感、趣味感和科技感。以《人民日報》自主研發的“創作大腦”為代表的智能化媒體平臺，已經實現了對新聞制播中采編審播的全流程自動化監管。前沿技術應用在提升我國新聞生產力、新聞表現力、新聞傳播力的同時，極大地豐富了我國新聞產業生態、新聞事業業態、新聞產品形態。

（3）基本建成了面向國家戰略需要、涵蓋各種能力需求的全媒體新聞人才培養體系。以1918年北京大學開設新聞學選修課和成立新聞學研究會為開端，新聞學教育在中國的發展已逾百年，如果把1978年傳播學引入中國算作傳播學在中國高等教育的開端，那么傳播學教育在中國的發展亦超40年。在學科建設過程中，中國新聞傳播學形成了以新聞史、新聞理論、新聞業務三大板塊為主體的知識譜系，且在各專業分工領域垂直深耕，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學科陣列，從當前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來看，新聞傳播學類包括新聞學、廣播電視學、廣告學、傳播學、編輯出版學、網絡與新媒體、數字出版、時尚傳播、國際新聞、傳播與會展10個專業，幾乎涵蓋了新聞傳播領域所有的專業人才需求。我國目前已有超過700所高校開設新聞傳播類專業，年招生人數超10萬，已經形成了文科為主、文理兼修，以應用型、研究型、專家型人才培養為主，涵蓋?？?、本科、研究生等多層級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

（4）初步建立了融通中外、面向世界、服務全球用戶的國際傳播體系。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隨著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的提升，我國正在積極參與全球媒體技術創新和信息治理，在智能媒體平臺研發、算法推薦技術、國際傳播基礎設施建設、區域媒體合作等領域發揮著建設性甚至引領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著力打造以中央媒體為主體的外宣旗艦媒體平臺，依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歐洲、拉美、非洲和太平洋島國五個重點區域的媒體伙伴機制（聯盟），加強國際合作，持續提升自身面向全球的供稿能力和信息服務能力。截至2021年2月，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國際視頻通訊社（簡稱國際視通）已經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40家媒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湖南廣播電視臺以芒果TV國際APP為主打造芒果國際傳播平臺，截至2021年年底，海外用戶超過3 100萬，擁有1 500部節目容量，共計15萬小時的節目內容庫存。此外，以華為、阿里巴巴、騰訊、抖音為代表的中國民營媒體平臺在海外上線運營且擁有超大規模國際用戶，成為我國新聞事業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支柱，且愈發成長為不可忽視的國際傳播公共基礎設施。新聞服務國際合作內容形態日益多元化，與東盟國家、阿拉伯國家合作實現常態化，通過舉辦中國—東盟電視周、中阿廣播電視合作論壇等多種形式拓展合作渠道。

（5）初步建立了適合黨情國情的中國特色新聞學理論體系。新聞業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成功的根源在于堅持以科學理論為指導，理論體系的核心便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理論體系的主要構成就是依據中國國情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所孕育出的諸多理論成果。正是這些理論成果的陸續出現，才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完成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讓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從零碎到系統，從抽象到具體，從淺表到深入，最終形成了包括新聞事業性質與功能、黨性、人民性、新聞文風、國際傳播等內容的一個有機整體。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在百年新聞事業的探索實踐和改革發展中，圍繞解決“為什么辦報”“為誰辦報”“辦什么樣的報紙”和“怎樣辦好報紙”這幾個核心問題不斷創新、發展并豐富、完善，形成了獨特的理論內涵與思想精髓，形成了“黨管媒體”“人民中心”“正確導向”“典型報道”“正面宣傳”和“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等經典話語，堪稱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思想的精髓。[13]經過百年發展，中國共產黨新聞理論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根本原則、以黨報理論為主體內容、以中國特色新聞學為核心框架的理論體系，成為指導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事業建設的重要理論支撐。

2. 中國式新聞事業現代化的經驗啟示

跨越百年歷程，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新聞事業現代化的探索從未間斷，其思想演變和發展軌跡有著清晰的歷史邏輯，從早期萌芽探索到黨報思想成熟，再到執政后破舊立新、改革前行、新時代融合發展，一代代共產黨人帶領廣大新聞工作者帶著共同的信仰和堅定的理想，前仆后繼，勇毅前行，譜寫了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的光輝篇章，也為新時代踏上新征程繼續推進新聞事業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經驗。一是堅持黨對新聞事業的全面領導，是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成功的根本政治保障，是確保發展道路、發展方向正確的根本前提。二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為指導思想，堅定推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國化是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根本依據。中國共產黨在推進新聞事業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斷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接續傳承，吐故納新，不斷深化對新聞活動規律的認識，最終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如中國特色新聞話語、新聞實踐、新聞制度等，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是對我國新聞事業的先進性、合理性、科學性、有效性的確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指引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邁向新征程的思想指南。三是立足中國、面向世界，以全球視野推進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是贏得充足發展空間的根本方向，順勢而為，創新思路，以統籌國際國內輿論場、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多邊合作等為依托開創中國國際傳播新紀元。四是擁抱技術變革、強化技術賦能是推進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動力。面對以元宇宙、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傳媒產業變革的蓬勃興起，新聞事業只有與先進技術有機融合，才能真正引領時代潮流。

四、面向新征程的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方略

新征程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新聞事業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基礎性公共設施，傳播和引領主流思想輿論，服務于黨和國家治理，其本身也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革之際。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建設落后于中國現代化建設，傳統主流媒體仍處于變革轉型的深水區，“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發展境況沒有根本改變。從國內媒體結構看，傳統主流媒體雖有黨和政府的強力扶持，但體制機制改革乏力、資金投入嚴重不足、科技創新動能不足、人才流失加劇等問題凸顯，而民營企業主導的商業化智能媒體在科技研發投入強度、市場占有率、人才吸引力等方面處于明顯優勢地位，商業化智能媒體和傳統主流媒體之間的博弈更加復雜尖銳。[14]從國際輿論場來看，中國依然處于被動局面，中外輿論博弈更加劇烈，亟須構建與綜合國力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以應對西方世界的話語霸權，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新聞事業，這也是新征程的迫切需求。

1. 深化管理體制機制改革，推動媒體融合向更高水平發展

傳媒管理體制是涉及政黨、政府、社會與媒體關系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決定著新聞事業的性質、宗旨和發展方向。[15]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傳媒體制已經形成了包括領導體制、行政管理體制、運營體制、職能體制、社會體制在內的兼具宏觀與微觀的多層次復合體系。只有持續深化管理體制改革，才能不斷釋放政策驅動紅利、政策引導紅利、政策監管紅利。深化新聞事業體制機制改革要重點做好以下兩點。

一是引導傳統主流媒體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建設新型主流媒體步伐。啟動新一輪新聞媒體改革的行動計劃，加快融媒體經營管理創新、融媒體技術創新和新型內容生產創新，鼓勵各級融媒體大膽探索試驗“政務+商務+服務”的融媒體經營模式，依托現有各級融媒體內容資源打造一批多模態、跨行業和跨地區的新型融媒體平臺，健全媒體融合背景下新聞人才使用機制，完善人才激勵機制、考核評價機制、薪酬分配機制等，形成同我國媒體融合發展相適應、相促進的新型管理體制機制。二是完善商業化智能媒體管理制度，不斷壓減負面清單，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堅定不移支持民營智能媒體做大做強，引導視頻媒體、社交媒體、電商媒體和專業平臺型媒體等增強核心競爭力，推動國內龍頭智能媒體平臺“走出去”，擴大國際傳播市場占有率，構建符合新興媒體發展規律、確保信息安全、保持發展活力的新型傳播業務管理機制。

2. 加快前沿技術研發，搶占全球新聞傳播產業制高點

隨著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大規模實時動態大數據和算法推薦機制的耦合正在推動智能傳播的崛起，信息傳播容量、傳播速度、傳播精準度實現了指數級提升，舊有的傳播模式正在經歷顛覆性沖擊。烏克蘭危機中涌現出的“認知域作戰”“算法認知戰”見證了傳統媒體主導的圖文信息戰向社交媒體主導的算法認知戰的迭代，在戰爭和非戰爭狀態下都已成為跨越國界的大國博弈新方式。只有牢牢掌握新一代媒體技術研發的主導權，才能獲得世界新聞產業競爭的主動權，才能贏得國際傳播話語權。因而，我國必須加快基礎性、支撐性、前瞻性媒體技術的研發投入。

一是引導傳統主流媒體加快研發黨媒信息分發專屬算法系統，用主流價值觀賦能算法，其算法設計框架既要遵循常規的市場化信息傳播邏輯，又要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媒介信息推送要求，增強黨媒科技創新能力。[16]二是鑒于元宇宙正成為繼互聯網之后國際輿論戰和話語權爭奪的新領域和制高點，需搶占元宇宙、智能算法等前沿前瞻技術陣地。元宇宙作為一個更高階的媒介融合系統，需要底層技術、前端設備和場景內容的強力支持，需要協同政府、企業和科研機構共同發力，要在元宇宙的基礎設施、技術標準、實踐應用層面加大投入，努力在下一代互聯網和物聯網的技術競爭中占據先機。三是設立智能媒體核心科技攻關重大專項，依托龍頭媒體和重點院校做強一批智能媒體技術領域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推動新聞事業與信息產業融合發展，引導地方媒體建設“媒體大腦”，通過新一代媒體通信技術賦能新聞事業加快向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轉型發展。

3. 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以文明交流互鑒構建全球傳播新秩序

在全球化程度不斷深化的網絡社會中，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業已上升為關乎中國發展與生存的國家戰略問題。[17]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全球傳播能力還處于弱勢地位，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的不同和西方國家強勢地位的壓制，也有我國國際傳播能力不足導致的傳播效果不佳之局限。要破解中國在國際傳播中“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僵局，需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加強頂層設計，整合多方力量，全力打造多主體、多層級、立體式、協同聯動戰略傳播體系。對內統合主流媒體、社交媒體、民間組織、企業、高校、智庫等多方力量，打造多元力量構成的傳播主力軍，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集群，創新傳播方式，打出外宣“組合拳”。對外要以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指引，推動全球傳播共同體或區域媒體聯盟建設，擴大主流媒體全球“朋友圈”，提升主流媒體在推動全球傳播新秩序構建中的競爭力、引導力和合作力。二是創新傳播策略，優化傳播路徑，提升國際傳播精準性和有效性，充分利用我國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推薦中的技術優勢，形成針對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分眾化、差異化傳播策略。三是創新對外話語設計和表達，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以講好中國故事為依托，以準確闡釋故事背后的理念為著力點，回歸中國文化、中國精神和中國經驗，通過中國理論、中國話語深刻詮釋中國制度、中國道路、中國成就中蘊涵的道理、學理、哲理，向世界展示五千年中華文明所孕育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四是重視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積極參與全球網絡空間基礎設施建設。要充分利用我國民營涉媒企業在通信設備、智能終端和智媒平臺等領域的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全力扶持龍頭民營企業參與全球網絡空間基礎設施建設，以增強網絡硬實力、網絡軟實力、網絡傳播力以及網絡外交力為發展方向，堅持多邊參與、多方參與，加強對話協商，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

結語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聞事業是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參與者、書寫者與推動者。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歷經了百年探索，取得了偉大成就，又迎來了踏上新征程、創造新偉業的歷史機遇。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尚未完成的歷史方案，是百年來中國新聞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是指引中國新聞工作者繼續奮進的行動號角，也是面向未來我國新聞事業終究要實現的發展目標。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是開放的現代化，不是封閉的現代化，在指引中國新聞事業更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致力于增進不同文明間的對話。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既是中國面向未來的發展圖景規劃，同時也是中國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促進文明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式新聞事業現代化是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的現代化范式。把握當下歷史契機，樹立開放思維，立足全球視野，找準自身在國際傳播格局中的位置坐標。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地位不動搖，遵循新聞傳播規律，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新聞事業在市場化、專業化、法治化發展道路上繼續邁進?；诖?，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一定能夠行穩致遠、終達理想彼岸。

參考文獻：

[1] Sheldon Charles David. Some Economic Reasons for the Marked Contrast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Seen in Examples from "Pre-modern" Shipping and Trading by Water[J].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1953，23（2）：30-60.

[2] 馬洪. 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J]. 經濟問題，1979（1）：1-19.

[3] 李成瑞. 關于國民經濟調整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若干問題[J]. 中國經濟問題，1979（3）：2-8.

[4] 《新聞事業與現代化建設——“七五”“八五”期間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趨勢與對策》研究選題[J]. 新聞戰線，1986（9）：3-4.

[5] 碣石. 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新聞科研項目取得突出成績? 中國的現代新聞學正在誕生嗎？——《新聞事業與現代化建設》科研項目述評[J]. 新聞記者，1989（7）：4-6.

[6] 裘正義. 實踐的多元化與觀念的變革——關于新聞事業現代化的一點思考[J]. 新聞大學，1986（13）：3-6.

[7] 鄧紹根. 新聞史研究的三重維度——評《〈湘報〉與晚清湖南新聞事業現代化研究》[J]. 青年記者，2019（30）：87-88.

[8] 肖政軍，楊鳳城. 論“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的歷史生成、現實構建與未來展望[J]. 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6）：47-64.

[9] 陽海洪，陽海燕. 美查時期《申報》與中國新聞事業現代化[J]. 長沙大學學報，2007（1）：76-78.

[10] 周蔚華. 中國式出版現代化的時代內涵、本質特征與動力機制[J]. 編輯之友，2023（1）：21-28.

[11] 蔡雯. 主流媒體引領中國式新聞傳播現代化的實踐探索[J]. 編輯之友，2023（1）：14-20.

[12] 中國記協. 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報告[EB/OL].[2022-05-16].http：//www.zgjx.cn/2022-05/16/c_1310592108.htm.

[13] 鄭保衛，王青. 論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百年發展的歷史經驗[J]. 現代傳播，2021（7）：1-11.

[14] 吳鋒. 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報刊發行事業的創新進路[J]. 編輯之友，2022（4）：96-102，119.

[15] 郝雨，王銘洲. 新制度經濟學體系下的傳媒制度成本控制理論及方略[J]. 當代傳播，2017（2）：56-60.

[16] 吳鋒. 中國共產黨報刊發行事業的百年歷程、偉大成就與經驗啟示[J]. 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5）：136-156.

[17] 胡正榮，王天瑞. 系統協同：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基礎邏輯[J]. 新聞大學，2022（5）：1-17.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報刊發行事業史綱”（22FXWB025）

作者信息：吳鋒（1977— ），男，湖北鄖西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高校新型智庫新媒體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文化軟實力與國際傳播、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史。